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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14日 转载)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学从一门抽象的人文学科成为影响力甚广的中心学科。美学热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反省,引发了对于革命思维、革命时尚和一些不革命的如衣着、家庭装饰的讨论。中国社会的解冻和复苏是从这些讨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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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随后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这些著作里李泽厚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锋芒。美学热的不断加温演变为后来的文化热,思想力的辐射照耀了文化、艺术、影视领域激进的实践者,最后汇聚成20世纪80年代涤荡中国社会的新启蒙运动,李泽厚以他的自由思想、理性激情和诗意的表达确立了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领袖位置。李泽厚的美学和思想史论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积淀、异质同构、儒道互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救亡压倒启蒙等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资源,也成为文学和艺术家们进行创造实践的思想资源。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士林说,李泽厚是在一个不能出现思想家的时代中出现的思想家。“20世纪中国真正产生具有创发性思想的哲学家只有两个,上半世纪是冯友兰,下半世纪就是李泽厚。上半世纪有更宽松的学术自由的环境,诞生了鲁迅、胡适、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产生了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20世纪下半叶则是很难出现哲学家的时代,东西方的冷战,斯大林主义的盛行,严酷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社会长久呈现出凋敝之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了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李泽厚和美学权威蔡仪、朱光潜的思想交锋显露了他作为一个年轻思想家的锋芒。李泽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状态中开始他的思想之旅。在那个集体癫狂、思想禁锢而生活凋敝的“文革”年代里,李泽厚艰难地进行着他的思想探索,他研究康德、尼采、叔本华,研究革命、宪政和政治体制,保持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
    
     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进程被概括为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李泽厚不同的思想命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受到不同的刺激而提出,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不同的评价。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对民主化、对革命的思考引起了左右两边的围攻。李泽厚坚持自己得出的结论,不被时髦的学说所左右,不因为被批评而改变思想的路径。
    
     李泽厚说:“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们用什么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捧中国或骂中国,我们都只管面对事实负责任地思考。我的口头禅是我只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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