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吴稼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5日 转载)
    
    一, 导言:一个该问而没有问的问题
     (博讯 boxun.com)

    有一个该问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中国当前运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体制?”
    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的回答如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种回答,来自三个不同的观念系统。第一个回答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谱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可能不错,但对于问题来说,帽子太大,政治体制太小,帽子底下找不到人,问题被淹没了。这个回答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权力来源,权力配置、授权方式与授权时限等核心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就描述不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特征,因而也回答不了上面那个问题。
    第二个回答的背景观念,来自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把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区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体制,归入此类的主要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行的政治体制;二是全权主义,或者叫极权主义体制,所有当年被纳入苏联阵营或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归入此类;三是威权主义体制,它与第一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与第二类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
    不难看出,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方法。说中国当前运行的是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既有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肯定:经过改革,中国有了经济自由,它推动了政治体制进步;也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留:全权主义意识形态虽然缓慢退出对经济的控制,但还保留着对“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控制。
    第三个回答所依据的观念,也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但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评价也比较高。在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看来,被接纳为威权俱乐部成员国,应该都通过了三个方面的资格审查:“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
    第一个回答用的是中国标签,遗憾的是标签太大,没有贴到穴位上;后两个标签都是外国的,虽然便于推销,但低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价值和创造性。在我看来,把中国当前运行的政治体制称为“新权威政体”比较得体。
    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体,有任何外国标签标示不出的新意,新在哪里?20年前,新在它的市场经济导向上;当前,新在它既有当代民主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权威成分上。因此,它是一种变动状态的过渡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政体”:它实行的任期制、弱两院制和各种各样的选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它实行的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最高领导职务不受弹劾和质询的惯例,是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模仿。对民主的模仿是为了自由和平等,对权威的模仿是为了效率和稳定。没有对民主的模仿,中国的改革会失去航向;没有对权威的模仿,中国的改革容易翻船。
    今年是中国鸣笛启航改革开放30周年,是邓小平把自己的改革主张与新权威主义联系起来近20周年,在“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早春时节,回顾并思考一下20年前那场围绕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大论战,或许是有益的。这里所谓的“回顾和思考”包括:回望一下背景——尽管背景已逐渐模糊;重理一下思路——虽然思路未完全清晰;探讨一下问题——即使问题才冰山一角: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什么类型的理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改革,是什么阶段上的改革?新权威作为一种政体,是不是具有终极合法性的政体?
    
    二, 背景:三只葫芦一根藤
    
    1986 年,中国改革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中国改革的主要策动者邓小平决定于次年召开的中共13大上退休;第二,邓小平10次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参阅《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三,一场以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为诉求的学潮从南向北席卷全国。
    这三件事看上去似乎是水面漂着的三只葫芦,各漂各的,其实,水下有一根藤蔓把它们牵在了一起。这根藤蔓的根部,是邓小平决定退休。他早就意识到,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仅仅涉及经济体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1980年8月,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核心,是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这项任务想必十分艰巨,一直到他决定退休的前一年,邓小平发现,权力没有真正下放,民主没有真正扩大,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绊马索。
    邓小平是一位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深重责任感的伟大政治领袖,他不想把如此重大、艰巨而又很难有好下场的任务留在自己身后,恶人他要自己做,果子留给后来人。他要赶在退休之前,把政治改革的机器发动起来。“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86年6月10日,他这样对中央负责人说。
    邓小平每谈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就如沐一次春风。但春风并没有很快融化官僚体制的坚冰。1986年12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人大代表选举即将开始,而该市西城区分配给中国科技大学6名左右的候选人,却未经学校师生选举,被校方事先“钦定”。
    上面春风浩荡,下面悬冰百丈,这种巨大反差,超出了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以大字报、集会和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潮从科大迅速向全国蔓延。尽管科大校方在当时政治改革的大气候下迅速向学生做了让步,开放了人大代表候选人选举,但学生并没有见好就收。街头与广场政治提供的集体兴奋,像毒品一样,吸得越多越上瘾,看见别人吸了,自己没有吸到,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越吸剂量越大。科大12月9日的游行队伍里,已经打出“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 东南七省自治”等大幅标语。
    面对事态的不断扩大,当时的中央最高决策层是镇定的。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相继发言,坚定地表示,“学生上几回街不可怕,天掉不下来。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建设现代化。”但是,在当时的领导层里,第一,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他们能平安度过危机;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现代化要在中小动乱中建设。
    事件的结局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无庸赘述。值得一提的倒是,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的国家。大革命导致大专制,大跃进导致大破坏,大民主导致大混乱……这个事实不仅再次引起邓小平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反思。中国政治思想界渐渐兴起了一股反对改革激进主义的改革保守主义思潮。邓小平是这个思潮的主要源头。1986年,他10次强调政治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 “稳定”和“安定”;1987年,他至少9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同样也不少于10次提到政治改革。不同的是,提到稳定安定时,浓笔重彩;提到政治改革时,点到为止。他既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还要突出改革策略的保守性。
    改革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保守性,这就是当年新权威主义思潮的两个最重要的特性。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吴稼祥:中国爆发“南北战争”?——价值的冲突
  • 邓小平改革的根本措施之一/吴稼祥
  • 【特稿】吴稼祥:决战六中全会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