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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献辞--应该欢迎农村土地私有化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1日 转载)
    
    来源:中国观察
     亦文/我历来反对政治垄断,一党专政,主张把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但是,渐进式的政治的民主化,有赖于经济民主化的养育。而经济的民主化,也就是竞争机制下私有化。只有经济私有化,才能使执政党形成不同利益的派别,由多派政治,转向多党政治。所以,我对中共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任何步骤都是赞赏,并乐观其成的。 (博讯 boxun.com)

    
    去年9月30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回到当年联产承包,迈开改革开放的第一步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与农民对话时承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说明,中共高层已认识到,经过三十年的联产承包,仅仅局部否定公有制,把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农民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农民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的需求了,农村经济改革有进一步向私有化前进的必要。
    
    尽管农村的进一步改革,与当年推行联产承包一样,受到了许多指责和攻击,但是并没能阻挡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的审议通过。决议明确指出:要“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去掉这个决定中一些为了意识形态,遮遮掩掩的废话,可以看出以土经营权的流转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将会是下一阶段,改变农村经济平面运动的突破口。
    
    在经济改革三十年后,及时地把联产承包推向土地私有化,无疑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将超越当年的联产承包。
    
    
    
    一.经营权的流转或买卖是仅缺名分的私有化
    
    
    
    联产承包承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农民,为了对抗公有制的创举。它一出现,就遭到了批判和取缔。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出现后,为了生产自救,中国农村的许多集体社队,又自发地推行各种类型的联产承包。当生产有所恢复,鉴于它对公有制的威胁,马上又遭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无情封杀。尽管如此,中国农民还是从中看到了在体制内,脱公有制束缚的希望所在。
    
    毛泽东死后,联产承包制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起点,向全国推广,在农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后来又进一步把这一方法,引入城市公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经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成就,都得益于联产承包制的突破。
    
    联产承包,是在公有制框架下的一种私营管理形式。它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运作原则。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设计或定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决策的高度集中和计划。正是对后者的否定, 使联产承包制在运行过程中, 把国家或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被限制在:禁止土地的买卖和对土地产出的一定比例征收上。农民取得了土地经营的权利,既承担对土地投入的风险,又可以自主的经营,获得更大的利益。风险机制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农民的脑力和体力的极积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但是,联产承包还不能等同于私有制,集体和国家的所有权并没有完全被架空或被虚拟掉。虽然后来国家对土地产出的征收改成了农业税,几年前农业税也被取消,但是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还是受到所有权的制约。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和交易成了阻碍土地私有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现在,确认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强调经营权可以进入流转市场,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仅可以交易,如转包、出租、互换、入股,继承,而且可以买卖。进而它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在各种交易活动中,所得的收益,完全归经营权的所有者。这样一来,农民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联产承包时所获得的那种只能单纯使用的经营权,而是一种完全架空或虚化了所有权的特殊经营权。国家或集体的所有权只剩下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名分了。得到了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虽然名义上还不是所有者,但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架空或虚化成了土地的实际所有者。
    
    即使赞成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人,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今不敢承认允许土地经营权的买卖和交易,实质上就是土地私有化。其理由是,这种经营权的买卖或流转,只是在一定时期的让渡。国家或集体最终还是土地的所有者。因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还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土地流转的法规细则,到底是五十年还是七十年不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土地经营权以一种特殊的产权形式进入了市场,不管限定多少年不变,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就像泼出去的水,基本上难有收回的那一天。
    
    
    
    
    
    
    
    
    2.有助于农民走出自产自用的小圈子,改善生产和生活状况
    
    
    
    承包制适合于手工劳动和分散经营,土地承包几十年了,大多数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走出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封闭式生产圈子。虽然目前这种生产方式,比起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好了很多,过去那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绝对贫困化现象已基本消失。但是,大多数,尤其是靠耕种土地为生活唯一来源农民,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纠缠。土地的产出无法满足农民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增长。按2007年国内新提出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1147元计算,还有8000多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若按国际标准,每天人均收入低于一美元计算,这个数字将会更大。即使在贫困线以上的绝大多数农民,由于其产品基本上不参与市场交换,手里没有现金,也和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一样,买不起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人寿保险,交不起孩子进城上学的学费,也很难得到他们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各种服务和产品。
    
    社会经济的大环境已经市场化,甚至全球化了,农民要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有必要改变这种与市场脱节生产和经营方式,生产更多,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投入市场。有了可供支配的现金收入,农民才有可能从市场上获取他们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服务和产品。
    
    农民要想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产出并且能在市场中将这些产出转变为货币,或者说能赚到钱,不仅要增加对土地和以土地为平台的其他经营活动的投入,同时必须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能力。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对农民进入这个平台的要求提高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受制于过于死板的土地公有制度,既不能从土地上筹集所需的资金,也不愿意增加投入在产权不明的土地上,更不能灵活的进行土地资产的重组。走不出传统经营的小圈子,无法提升和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土地私有化,原来的承包者也就成了所有者,所有通财路一下就敞开了:他们可以根据生产和市场的需要,来决定什么时候要从土地上得到抵押贷款,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什么时候要出卖或出租土地,用所得到的收入去从事更有利可图的生意;什么时候该将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加入从事农业或农产品加工的现代化经营集团。私有制赋予农民的这种灵活性,弥补了农民在联产承包之下,资金缺乏,投入意愿不强,以及规模过小,缺乏竞争力的问题。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出现了许多有资金,有能力,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规模经营的个人和集团。在土地产权不明,无法流转的承包制下,他们无法获得土地。土地私有化后,通过市场机制,土地规模重组有了可能,农民参与这种重新组合后,将在有经济实力,有能力的个人和集团的带领下,获得重新组合所产生的更大收益。
    
    
    
    3.有助于农民管好自己的财产,防止不法贪官的侵吞
    
    
    
    国家和集体保留土地所有权,无法克服土地开发过程中政府各级官僚的腐败。土地由国家和集体所有, 决定权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各级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土地交易,农民们完全插不上手。农民的利益常常被侵吞了还蒙在鼓里,即使知道了也无能为力。
    
    随着大城市的扩张,中小城镇的打造,以及许多工商业向农村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收购或整合一些农民的土地。开改开放以来,抓获的贪官,从广西的省主席成克杰,国家国土局局长田凤山,到最近双规的最高法院的副院长,甚至到乡镇的贪官们,几乎都与土地开发有关。全国大大小小的土开发商,都有不同程度的行赂行为。不向各级政府官员行赂,公司的业务就无法开展。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的公私混合经济体制,无法避免大规模贪污腐败。土地经营权交易中的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 直接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秩序, 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前途。
    
    土地私有化,国家或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被彻底虚化,土地交易的实权回到了农民的手中。所有的交易活动,农民自己都看得见,摸得着。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以他们的眼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土地的交易。没有了各级政府官员作为中间商,代理他们买卖土地或参与其他的土地整合交易,从源头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堵上了各级官僚从中利益输送,层层盘剥,中饱私囊的漏洞。农民在土地交易或流转的中间费用将大大降低,到手的收入会有实质性的提高。被忽悠了几十年的农民才能真正翻身,名副其实地做土地的主人。
    
    
    
    三.土地私有化对整体经济的好处
    
    
    
    中国经济是一种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所谓外向型经济。造成中国经济这种畸形势态的原因,不是中国市场的人口基数不够,而是市场的纵深不够厚实,亦即人口可供支配的收入太少,有效需求不足。这既是过去经济落后,国穷民贫的遗产,也是公有制限制了资源最大化的利用的结果。
    
    
    
    
    
    
    
    
    另一种反对的理由是担心土地私有化会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当年搞社会主义,怕农民不赞成,用来恐吓农民的一个口号。那时,大家都没见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被忽悠多了,也就坚信不疑。直到今天都还在许多人,甚至许多学者的灵魂中挥之不去。好像改革,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两极分化。
    
    其实,除了最早的原始社会,部落成员把捕获的猎物平均分配,没有任何剩余,不存在两极化外,任何社会都有两极分化问题。关键在于两极分化的内容。即使在改革之前, 天天高喊反对两极分化的时侯, 中国社会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一极是处在社会底层, 缺食短衣的农民, 他们被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 限制在农村;另一级则是靠着政府强制性的剥夺农民的政策, 过着优越于农民的生活, 享受着高于农民的政治待遇, 吃 “国家粮”的工人和其他公务人员。虽然相对于发达国 家, 他们的这种生活也是低层次的。在分化的每一极中, 大家的收入又是几乎绝对平均的。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不仅工农对立,城乡对立,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这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中国社会主义实在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改革的重要原因。
    
    土地私有化,给了农民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但不能保证所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会获得一个平均的结果。若干年后,从同一起点出发的农民,也走不出私有经济发展的轨迹,势必出现两极。一极是那些有能力,有智慧,在个人奋斗中取得了成就,并能够带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另一极则是那些收入在法定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和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下,两极分化的意义在于克服了平均主义的惰性,造成了力争上游的活力。力争上游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会正处出现一个介于两极之间的中产阶级。体制内有了动力,经济这块蛋糕就能做得更大。中产阶级逐步壮大,使其可以在两极之间起到合理的平衡作用。既促使社会和经济的上层,顾及底层民众的利益,同时也制约社会底层对社会的过度依赖的负面影响,避免社会的的负担过重。由于社会经济的蛋糕做大了,社会底层所得的部分无论如何也比社会缺乏动力,整个社会都绝对穷困的时候所得到的蛋糕的份额要大。
    
    一个充分竞争,充满活力的社会,贫困线以下的个人和家庭的数量不会完全消失,但会出现越来越少的趋势。以典型的私有经济体美国为例, 1964年,年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下的贫困家庭占总人口的20%左右。按美国政府公布的标准,2006年,年收入单身为:9,800美元,二口之家为16,320美元,三口之家16,600美元,四口之家为20,000美元,五口之家22,610美元的为贫困家庭。在这一贫困线之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2.7%左右, 在此线以上到250, 000以下的中产阶级却占了总人口的86.3%。尽管美国顶极1%的家庭,占据了16%以上的总收入和40%以上的私人财富,富人越来越有钱,但并非穷人越来越穷。更重要的是, 不论贫困阶层、中产阶层,还是富有阶层,他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的,象巨富比尔.盖获, 沃伦.巴菲尔, 迈克.戴尔, 等人都是近几十年来从中产阶级家庭中窜起的。美国顶极富有的135个家庭,也都来自社会的各层。这种能够给社会经济带来动力的两极分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有的人担心土地私有化,如果土地的分配不合理,到时有收不了场的可能。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现阶段,土地私有化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但是,在一党专政,没有任何制衡机制的体制下,许多官僚,已逐渐与地方上的宗法黑势力结为一体,成了当地的恶霸。这些官僚极有可能利用权力垄断,谋取私利,多分多占公有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 从而把一件利民利国的好事引向反面。
    
    不利的政治环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民主化才能搞私有化。事实上,我们还没见过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当年马克思曾号称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是真正的或最高意义上的民主,结果所有按照他的设想建立的政权都走向了独裁。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尽管一党专政下的私有化,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但私有化却正是改变这种政治结构的重要步骤。当然,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执政党的恩赐,而是经济持续发展不得不走的道路。如果土地私有化搞得收不了场,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倒退,对执政党,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都是都是极为不利的。无论农民,还是执政党中的明白人都不愿意看到收不了场的结果。然而,怎样才能避免收不了场呢?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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