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李嘉曾:高校发展规模与质量效益之间差距明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1日 转载)
    
    我想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来做个发言。我认为在谈高等教育改革的得与失之前,先得把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高教改革的大体进程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不是权威的说法,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高教改革发展大体是这样三个趋势。第一是从宏观改革逐渐向微观改革深入,第二是从高等学校的外部改革向内部改革深化,第三从内部来说,是从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向教学改革转变。
     (博讯 boxun.com)

    要回顾20年改革历程,我们必须提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三组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是指导高教改革的纲领,指出了高教改革的方向。最早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办学主权在哪些地方,没有活力,统得过死,所以要改革,但是没有具体的计划和打算。1993年2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二年6月全教会后,7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纲要的实施意见,这两个文件是配套的。在这组文件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确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特别提出了中国将来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是两级管理,以省级管理为主。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规模要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当时人们归结为8个字“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工作方针也很明确,也是8个字“共建、调整、合作、合并”。1999年1月1日,高等教育法实施以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很好的文件,包括1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的《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以及后来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把高等教育的改革推向了深入,继续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但是要加大力度,加快步伐。
    
    我是一个教育研究工作者,不是领导者,我想从四个方面谈高教改革得失。第一个是宏观性,我希望能把握整体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而不是拘泥于细节或是一个具体学校。第二个是客观性,我希望从高等教育战线的角度超脱出来,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第三是从学术性的角度去研讨,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更不是从从政的角度,不能跟参政议政结合得那么紧。第四是从相对性角度来考虑,得和失是辩证的,没有绝对的得与失,少得便为失,少失便为得。下面就是我对高等教育改革得失关系及原因的思考。
    
    第一,高等教育改革给我们带来了较快的发展、较大的规模,同时也产生了较次的质量和较差的效益。建国以来,我国高教规模有两次飞跃,一次是1958年,1955年至1957年我国的高等院校一共有229所,后来大跃进,加上中共中央在那时已经有了把高校办学权力下放的思想,所以1958年中国高等院校发展到1289所。到1965年,调整后变成434所。经“文革”的摧残,到1977年拨乱反正后是404所。1985年、1993年关于高教改革的纲领出来以后,加上教育主管部门的操作,中国的高等院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90年代后期,高等院校一直保持在1000所上下。据吴启迪副部长在今年夏天一个国际研讨会上透露的数字,到2004年为止,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2236所,在校生2000万。吴副部长非常自豪的是高教毛入学率达到了19%,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从这几个数字对比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共中央纲领性政策的指导和教育主管部门卖力的工作,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大的收获。但是,我们得承认跟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相比,高教的质量和效益是不尽如人意的。我看到2003年的资料,全世界500强高校中清华排在第240多位,北大是第287位,中国大概只有五六所进入前500强。还有人说过,中国高校别太得意,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比不上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还踢出亚洲了,不管怎么样有一次还踢到奥运会去了,还踢到世界杯去了,虽然吃了零蛋回来了。但中国的高等院校能进世界杯吗?进不了,说得很俏皮,但我觉得很形象。高校跟香港、日本比没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发展规模与质量效益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依据的失误,或者理论依据之一的失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津津乐道的一个数字是毛入学率,全国19%,有的省是30%、40%、50%,很高兴。那么究其根源毛入学率是谁提出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把它奉为经典来看呢?我相信有相当多的教育部门领导不知所以然。毛入学率提出者是美国的一个社会教育学家或者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1973年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根据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数据,大概只有三四个案例,总结出一条规律,假如高校毛入学率达到15%,那么就应该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到了50%,就是普及阶段。这个观点提出后在欧洲和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观点移过来要推敲。我认为其中有四个问题要考虑,第一它是绝对比较还是相对比较,即使马丁·特罗当时提出这个观点都不是绝对比较,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绝对标准是不行的。第二他提出的大众化更着重强调的是质变,而不是讲量变,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它的职能等许多东西都变得跟精英阶段不一样。第三它是用来衡量国家集团或一个地区大面积的指标,而不是用来衡量一个局部的小国家或一个省一个市。最后,它不是惟一的指标,而是指标之一。欧洲国家差距很小,而我们国家差距很大,19%的毛入学率对一些落后地区根本没有意义。
    
    第二,较多的统一步骤和操作规范与较少的办学特色和内部活力形成对比。合并、升格、改名一窝蜂,其实美国的许多大学,比如哈佛、耶鲁都不是万人大学,现在中国200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1000多所高等院校,2000万学生,校均达到2万人,机构均达到1万人,这个状态绝对不是好事。我在澳门看到澳门护理学院,只有240多名学生,但办得非常好,它申请澳门基金会的课题,澳门老年社会的发展,一个课题100万就批下来了,所以,并不是万人大学才能办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运作机制失妥。为什么失妥?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改革的主体是什么没有解决,到底是高校呢,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现在改革的方向是自上而下呢,自下而上呢,还是上下结合?改革的直接影响者也就是受惠者应该是谁?到底是政府?是官员?还是学校教师或学生?这几个问题上我们较多的是政策、空话,较少的是办实事;较多的是领导和管理,较少的是服务。
    
    第三,要让学生成为高教改革的直接受惠者,现在我们没有做到。把学生当作产品来对待的观念是非常落后的,高等学校的产品是服务,学生是顾客,是上帝。加入WTO,教育是服务业,学生交费,学校提供服务。最近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在中国访问,他说耶鲁有250个社团,学生们干什么校长管不了。有一个骷髅会,两任总统都参加过,可是校长去不了。
    
    第四,改革给高校带来的较大的吸引力也造成了较强的社会压力和矛盾。原因是社会导向失衡,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有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没有能够淡化高考意识,高等学校大规模的发展没有能够让考生和家长各得其所,还是不满意。现在我们都捧高考状元,官员们到了高考就如临大敌,好像只有通过去视察高考,才能体现他们对教育的重视,这种做法加深了社会的高考意识。某报纸曾让我谈谈对高考放在6月第一个周末的看法,我说你先不要谈具体的,要谈应该淡化高考意识。所以,我觉得要自主招生,要改变统一高考的格局,让学校和地方有各自的主权。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