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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为什么?/张天蔚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3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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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先生再次成了话题人物。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天则研究所发布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报告》,引来一片讨伐之声。 (博讯 boxun.com)

    
    这份报告与茅先生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再驳“粮食危机论” 》一脉相承,其核心论点大致如下:粮食供应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世界粮食市场上有的是粮食而中国有的是钱;所以中国的粮食应该到世界粮食市场上去买,而不必非要墨守自给自足的陈规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所以中国不必实行耕地保护制度,尤其不应该划定18亿亩耕地的“红线”。
    
    我还没有看到这份报告的全文,但从其多达4章、19节,且附有7个分报告的目录来看,该报告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论证,应该是言之有据。不过其基本的结论,不出我的归纳,对此有上述《再驳“粮食危机论”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525959.htm),和茅先生这次为了回应舆论质疑而写的文章《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http://www.bullog.cn/blogs/maoyushi/archives/254837.aspx)为证。
    
    天则所的报告和茅先生的观点一出,即被网友、时评家痛批。其基本的论辩逻辑,大多首先否定茅先生“粮食供应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的大前提。大前提不成立,再严谨的论证也会随之瓦解,茅先生就这样成了众矢之的。
    
    而在我看来,这一轮的所有文章,都不如《中国青年报》于今年6月2日发表的那篇《自由派经济学家关于粮食的市场幻觉》来得有力。说实在话,就这话题本身,我再怎么写,也写不过这篇文章,所以链在这里请大家自己去看(http://news.sina.com.cn/pl/2008-06-02/081115664113.shtml)。
    
    令我始终不解、忍不住要说出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自给自足这个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常识”的观点,为什么始终不能动摇茅先生的立场;为什么经过今年年初那场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之后,茅先生仍然坚持要把中国的粮食安全建立在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茅先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信和执著固然令人钦佩,但面对他人的充分说理依然不为所动,甚至对自己的观点不做任何修正的固执,却让我颇为意外和不解。
    
    或许,学者,尤其是卓有成就和名望的大学者,有时免不了对他人的观点持有一种先验的轻蔑,由此也就屏蔽了对不同观点的接收和接受。茅先生在《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一文中,把这次批评天则所报告的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是“这个研究成果得罪了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可又讲不出道理,只好用骂的办法。”,第二部分则是“有些人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是有利害关系,而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对跟粮食安全有关的数据没有研究。” 前一群道德上有问题,后一群智力上有毛病。这种学术上的“傲慢与偏见”,在我采访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时,曾有过明显的感受。
    
    另外一种可能是,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对自己的学科有一种过度的自爱,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比如遍查茅先生若干篇谈论粮食问题的文章,对国际政治关系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几乎绝口不提。以茅先生之学力,对政治与粮食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可能不懂;而在一系列文章中都不涉及政治,显然也不可能是忽略所至。因此唯一可能,只能是茅先生有意不提。因为只要一提政治,茅先生的所有论据都可能瓦解,“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结论自然也就不能成立。
    
    譬如,对于美国政府拼命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实现粮食的大规模出口,茅先生解释为世界粮食供应如此充足,以至美国农民不得不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低价倾销,以此作为中国不必为粮食发愁的依据。但他却不肯解释,按照他提供的数据,目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2%,若仅为满足美国国内需求,则只需1%。那么美国政府何不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取消粮食补贴,放任那1%的“多余”农业人口转行?农业人口的选举压力是一个通常的理由。但1%、250万左右的选票,真的足以主导一项政策吗?再说,把每年200亿美元左右的农业补贴,直接用于250万“多余”农业人口的“再就业”基金,还讨不来这些人的欢心吗?美国政府宁肯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花那么大力气坚守农业补贴政策,以致谈判最终破裂,也不肯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取消补贴,让本国部分不具竞争力的农民转行,难道真是为了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福利?倒是一位美国人写的书《粮食危机》,道出了美国政府发动“粮食战争”的真相。
    
    至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大多指责美国等粮食出口大国的补贴政策,或以关税壁垒防止低价进口粮食的冲击,而不是像茅先生给中国建议的那样,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放弃本国不具竞争力的农业呢?这种以极大代价抵制低价粮食的政策,在茅先生看来显然极不合理,更不必要。而合理的答案大概只能到经济之外去找——以各种手段将一部分农民留在土地上,以维持本国的粮食生产不致被根本挤垮。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中国,自然以耕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的“红线”,那些土地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则是以保留必要数量的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红线”。只有那些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无足轻重的小国,才会不太在意,也根本没有能力坚守这条“红线”,而中国显然不是。
    
    上述所论,真是常识而已,可茅先生何以竟一字不提?我能理解的原因是,若把政治因素考虑进来,茅先生构筑的整个逻辑便失去了合理的大前提,其结论也就随之瓦解。而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结论成立呢?
    
    为什么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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