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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讨中的核心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5日 转载)
    
    引言
     (博讯 boxun.com)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速度加快。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同传统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以批判自由交换经济为基本功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同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和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在此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出现了深入反思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质疑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解释和指导能力的观点。由此,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地位为焦点,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劳动价值论研究和争论,尤其是围绕谷书堂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谷书堂,柳欣,1993)、钱伯海的社会劳动价值论(钱伯海,1995)和晏智杰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反思(晏智杰,2001)展开的三次大的争论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提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促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讨的高潮。
    
    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讨的文章和专著难以计数,论题深入到价值本质、价值实体、价值尺度、价值决定、价值实现、价值形成、价值分配、价值与价格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同经济运行机制、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非公有经济地位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研讨中形成了各种观点交错纵横的复杂局面。一些学者相继对此做了述评(吴尚云,1996;冯春安,2001;郭京龙,李翠玲,2003)。这些述评侧重于按所涉及问题分类或按观点差异分类阐述和比较,呈现了研讨的概貌,但缺乏对研讨的核心问题的总结和评析。为此,本文从研讨中择取研究较为成熟、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的五种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讨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分歧。
    
    观点一:财富与价值二分论
    
    财富与价值二分论是当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讨中较为主流的观点,其中卫兴华的研究较为系统,具有代表性,其观点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区分价值与财富,在本质层次上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把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重大变化对经典原理提出的挑战归结为处于表层的财富问题,借此回答一些与劳动价值论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反驳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卫兴华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严格区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财富),历史上混淆这两者的观点的都是为了否定劳动价值论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当前国内存在的许多价值论(包括下述四种)也都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区分价值与财富的基础上,卫兴华认为价值的源泉是活劳动一元的,而财富的源泉则是多元的,当前在社会生产中地位日益提高的科技、信息、管理等生产因素应当归之于财富的源泉,而不是价值的源泉。(卫兴华,2001)
    
    在价值决定问题上,卫兴华反驳了“所谓”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只是要说明商品按价值交换的根本条件,是“价值实现”而不是“价值决定”问题。(卫兴华,1984)
    
    在分配问题上,卫兴华认为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根据不是各要素都创造价值,而是“要素的所有权”。因此,“可以避开有关价值论的争论探讨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问题”。(卫兴华,1999)
    
    对于剥削问题,卫兴华认为界定的“剥削”的标准是“单纯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收入”。他认为应当承认现阶段私有企业主的收入的剥削性质,只不过这种剥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宜多加宣扬。他将是否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剥削”含义视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如果脱离了经典的“剥削”含义,那么要不要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共产党、建立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等等都将成问题。(卫兴华,2000)
    
    不难看出,财富与价值二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社会性质的基本职能,在财富增长的层面上承认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通过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观点二:物化劳动价值论
    
    以钱伯海的观点为代表的物化劳动价值论的特征是: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表述,但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大大突破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将劳动的内涵扩大到物化劳动突出了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地位。
    
    钱伯海的观点强调使用价值的地位,认为价值离不开使用价值,财富也是价值的一种表现,是以实物计量(即财富计量)的“实际价值”。在此基础上,钱伯海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并论证了这“归根结底”仍然是活劳动创造价值,与马克思基本原理不矛盾:
    
    作为物化劳动的先进设备、材料和工艺能够同科技劳动一起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表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简称创造价值”。这些物化劳动作为存量、流量在不断运行转化之中,上期作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留下的,形成“期初存量”,留到本期投入到生产周转,但到期末必须进行实物补偿与价值补偿,形成“期末存量”留到下期去,以保持起码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样,上期留下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物化劳动,并没有被本期耗用,而是在本期生产的,是本期活劳动的物化。“因此讲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归根结底还是活劳动创造的。现代生产高科技,依然确保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真理和永恒光辉!” (钱伯海,2002)
    
    钱伯海也坚持只有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但认为价值实现必须引进需求因素,劳动价值论规定“价值决定”,而效用价值论和供需价值论影响“价值实现”,各种价值论能够“各得其所”。基于此,他一方面反对效用价值论侵入到“价值决定”领域,另一方面,也反对“不考虑市场供需的因素,把效用看成是主观唯心并加以排斥和批评”。 (钱伯海,1999, 第130-131页)
    
    在价值分配方面,钱伯海将按劳分配看作市场经济中与“价值规律”并列的两大基本规律之一,或“两只看不见的手”之一,因为在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中必须靠按劳分配去激励劳动者。(钱伯海,1999, 第3页)关于资本收入的剥削性质问题,他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是生产要素,没有资本形不成现实生产力,没有回报资本不能形成,因此,按资分配是必须的,资本“分取”一部分价值并不是剥削,但这种“分取”如果超出了界限就是剥削了。
    
    钱伯海的物化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特征是尊重现实,要求理论反映现实,解释现实,服务现实,在经济分析的实质性内容上脱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又表现出保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规定的强烈主观愿望,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坚持这些规定。
    
    观点三:生产力价值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之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使用价值生产和生产力(率)问题的地位上升,价值的生产关系本质和阶级斗争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价值理论研究中,以生产力取代生产关系作为分析核心的观点兴起,我们称之为“生产力价值论”,其基本特征为:1)以客观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主观效用)为经济分析的对象;2)基于恩格斯对价值的“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以生产费用(成本)与使用价值的对比关系,即劳动生产力(率)作为基本的分析变量;3)相应地主张劳动生产率同价值量成正比,而非传统劳动价值论中的反比关系;4)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尤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为基本依据。生产力价值论虽未颠覆以生产关系为基本内涵的传统劳动价值论,但因其适应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价值论研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生产力价值论”之说,但谷书堂和柳欣提出的“新劳动价值一元论”较为全面地包含了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而蔡继明的“广义价值论”则是以此为内涵的较为完整、具有创新性的价值理论。
    
    蔡继明认为经济学中价值一词的 “特定内涵”就是“调节价格运动的规律或价格围绕波动的重心”,也就是说,价值论的基本问题甚至唯一问题就是价值(价格)决定。蔡继明分析价值决定的关键思想来源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认为生产者在生产不同产品生产力(率)的相对差异使分工和交换能够产生“比较利益”,当比较利益在交换双方之间按照“比较利益率相等的原则”(蔡继明,1999),即按照相对生产力的对比关系进行分配时,交换比例就能够确定下来,这个比例也就是“价值”或“自然价格”。蔡继明对这个价值决定原理进行了严格的数理推导和论证,显然,这里的分析核心是“生产力(率)”。
    
    蔡继明认为按照以上价值决定原理揭示的价格运动的一般规律就是“广义价值”。他借用了马克思交换必有“共同的东西”的基本逻辑论证了广义价值的实体是“劳动时间的耗费”,即“成本 ”(但不是“产品的绝对成本,而是比较成本”),其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不过,这个劳动时间并不特指活劳动的劳动时间,而指生产时间,可以用资本时间、土地时间等代替。(蔡继明,李仁君,2001,第161页)
    
    蔡继明认为广义价值是“价值一般”,在以劳动的生产力或资本的生产力为主要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时期,又会存在以劳动时间或资本时间为尺度的“价值特殊”。此外,当相对生产力的差别消失,绝对劳动耗费或绝对资本耗费成为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时,绝对劳动价值或绝对资本价值会发挥调节价格运动的规律的作用,在这种个别情况下,广义价值又表现为 “价值个别”。他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古典要素价值论中的“价值”都是由耗费在商品中的绝对成本(劳动、资本或土地的绝对耗费)决定的“价值个别”。(蔡继明,李仁君,2001, 第102页)
    
    蔡继明认为除劳动以外的多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各种要素应当按照其贡献获得价值分配,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应当是统一的。但这个主张并没有严格地建立在以上广义价值论的逻辑基础上,主要原因在于广义价值论以相对生产力为基础,这要求交换双方都是具有独立生产某产品能力的生产者,这就难以分析相互严格依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
    
    蔡继明的广义价值论主要是一种价格理论,没有深入探讨价值的生产关系本质问题,这也是生产力价值论的共同特点。
    
    观点四:主客观综合价值论
    
    主客观综合价值论是对马克思的客观劳动价值论与新古典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在西方经济理论大量引入和运用的过程中,这种综合是经济学领域十分普遍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樊纲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樊纲认为,马克思和新古典的经济理论都具有“片面性”,在理论基础上表现为价值理论的片面性。他认为新古典价值论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社会规定性,而马克思价值论则忽视了使用价值的作用,因此应当进行综合。但是,他认为这种综合应当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因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理论结构的宽广程度和发展前途上有“无可质疑的优越性”,为此他将这种综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樊纲,1990,第161-166页)
    
    樊纲综合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的中间环节和核心概念是“交换价值”,他对价值论的“新综合”主要是将主客观两方面的“效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统一于“交换价值”。他认为“交换价值是价值形式与使用价值形式的对立统一”,但是从古典派之后,混沌的“价值”(交换价值)就分裂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新古典的效用价值,(樊纲,1995)仅仅把交换价值看作价值形式是“马克思交换价值理论的一个根本的缺陷,也是其价格理论的缺陷的根源”。(樊纲,1990,第179页)
    
    在量的分析中,樊纲从以上基本认识出发,推导出交换价值的量(价格)由劳动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共同决定的结论。首先,按照劳动价值论,A、B两种商品等价交换,则商品A相对于B的价格Pa=La/Lb(La为A产品的劳动耗费),这里没有表示出商品之间使用价值的关系;其次,按照效用价值论,产品A的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Pa=Ua’(X)/Ub’(Y);最后,两式联立:Ua’(X)/Ub’(Y)=Pa=La/Lb,这样,“价格(交换价值)作为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形式的对立统一性质,便以这种确定的方式得到了直观的表现”。(樊纲,1990,第189-194页)
    
    在分配问题上,樊纲认为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配“仅仅是由于所有权在起作用,是所有权这种排他的社会关系的结果”。“因此,在分配问题上,起作用的只是社会关系,即基于所有权的分配权。”(樊纲,1990,第231页)
    
    主客观综合价值论也主要是从价格决定的角度考虑价值问题,纠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在价格决定上排除主观和需求因素的片面性,但没有深入分析这种片面性与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生产关系本质之间的关系。
    
    观点五:主客体关系价值论
    
    近年来,在经济学领域价值论争论中,出现了借鉴哲学价值概念重新思考经济学价值概念的尝试,其中晏智杰的主客体关系价值论相对成熟,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价值论在较深层次上反思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涵。
    
    晏智杰赞同价值哲学中对价值的一种较普遍定义,认为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与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是指“商品的效用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这里,使用价值(效用)是经济学价值关系中的“客体”,“是价值关系的起源和前提”,“交换价值不过是使用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人的需要”是价值关系的主体,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是可以主观随意决定的,主客体关系并不等于主客观关系。(晏智杰,2002a)
    
    基于这种主客体关系价值论,晏智杰反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把商品价值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并归之于单一的抽象劳动凝结的“实体”。他强调价值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只是桥梁与中介,是第二位的,交换的动力和目的还是在于以商品满足人的经济需要。而且,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也不单单是人的劳动,还有生产资料,还有整个自然界,是多元的。他认为新古典主观效用价值论将价值理解为人与物的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对劳动价值论时走了另一个极端,把主观感受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将价值关系的主体归结为主观,抹杀了价值关系所固有的客观的社会的性质,陷入了唯心主义。(晏智杰,2002a)
    
    在主客体关系价值概念基础上,晏智杰提出了多元多层次的价值论。首先,在“最广泛的层次”上主张“天人合一”的财富价值观。其次,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张“供求均衡论”,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市场供给价值和需求价值的均衡或相等。存在垄断的情况下,供求均衡论应视垄断的程度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最后,从供求的某一方面看,“市场供给价值”和“市场需求价值”各自有一系列决定因素。现阶段决定“市场供给价值”的是劳动、土地、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或知识)五要素,这些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晏智杰又称自己的价值论为“生产要素价值论”;“市场需求价值”的决定因素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综合体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阶级与阶层结构是基本的因素,其他因素还有收入水平、风俗习惯、心理活动、地理气象条件等等。
    
    晏智杰关于价值分配的主张是上述价值含义、决定与源泉的逻辑一致的推论。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价值论”是分配的理论基础,“要素贡献论”和“合法产权收益论”是必然的分配原则。根据这个基础和原则,剥削“无非是指对社会财富或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是对要素贡献和合法产权的侵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认定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特例”或“极端的情况”。现阶段,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是滥用手中权力,侵吞国家资财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传统的“剥削”理论对这些真正的威胁无能为力,却会不加分析地将矛头指向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这是传统“剥削”理论双重的错位和悲哀。(晏智杰,2002b)
    
    这种价值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突破较为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价值本质,主张价值是人与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价值源泉、价值决定、价值分配提出了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本不同的观点。
    
    劳动价值论研讨的核心问题
    
    这五种价值论观点涉及了价值本质、价值实体、价值尺度、价值决定、价值实现、价值形成、价值分配、价值与价格等一系列问题,不同观点在不同问题上认识各异,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实践的产物,具有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首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问题的价格(价值)决定问题,这也是一般的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讨决定了价格决定问题不是唯一的核心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价值本质问题。
    
    价格决定问题是首要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建设直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决价格决定问题上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对象虽然是商品经济,但它并不以指导商品交换活动为目的,而是以揭示商品生产与交换中对立的社会关系本质为目的,所提出的价格决定原理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回到现实的价格现象中做实证的检验,只留下了两个未加验证的等式。计划经济的长期实践表明,劳动价值论提供的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原理无法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表明,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相关应用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建立在劳动价值论提供的价格决定原理基础上。因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决定成为价值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难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承认活劳动的耗费决定价值,而价值又决定价格,实际上排除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因素决定价格的作用,这是它同市场经济实践发生矛盾的焦点所在。在非劳动要素和消费需求因素是否决定价格的问题上,以上五种价值论观点的具体主张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价格的决定不是活劳动耗费一元的,而是多种生产要素和需求因素多元的。这种共识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现实。这种认识在第三、四、五种观点中是明确的,在第二种观点中也是理论创新的重点所在,只是论者做出突破之后又不协调地强调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区分,重申了价值决定的劳动一元论。第一种观点通过价值与使用价值(财富)的二分和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二分,虽然在本质层次上不承认价值决定的多元论,但在非本质层次上,在使用价值(财富)形成和价值实现的意义上,承认了价格决定的多元论。坚持本质层次上价值决定的活劳动一元论正是第一种观点批判其他观点,甚至指称其他观点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依据。这就超出了价格决定问题的边界,进入到价值本质问题。
    
    价值本质问题简单说就是“价值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价值论的深层次问题,在马克思理论中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商品(包括劳动力)交换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具有对立与剥削的根本性质,分析价格决定机制也是为了从表象背后揭示出这种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是实现共产主义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长期经验与教训表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但不能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必须依靠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消费资料要成为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必须普遍地成为商品。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根本突破,是各国改革的关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走到了这个关卡前,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系列新的论述,打开了改革迈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大门。主导思想和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激励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问题——价值本质的反思,形成了不同价值论观点的激烈冲突。
    
    在前述五种价值论观点中,除财富与价值二分论之外,其他四种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价值理论分析生产关系或社会性质的功能,用“使用价值”取代以生产关系为本质的“价值”在价值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这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马克思的价值本质,从而在价值创造、剥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等具体问题上突破了经典原理。正因如此,在坚持马克思的价值本质的第一种观点看来,其他四种观点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四种观点中,前三种都没有深入探讨价值本质问题,而是着力解决价格决定问题,回避了与马克思价值本质的直接冲突。第五种观点,即晏智杰的主客体关系价值论,则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入反思(晏智杰,2001)为基础,否定了价值的人与人关系本质,代之以人与物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价值论争论的最激烈之处是晏智杰与卫兴华两种对立观点的冲突。
    
    结论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讨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价格决定问题,这个问题的要点是非劳动要素和消费需要是否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二是价值本质问题,它与理论界对社会性质和剥削问题的认识紧紧相连。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价格决定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价值论的中心问题,但近年来劳动价值论研讨的焦点、难点和前沿问题已经不在于价格决定,而在于价值本质问题。晏智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思,及其同卫兴华等人展开的争论使价值论研讨的这一方向凸现出来。不过,对价值本质问题的研讨并没有全面深入展开,因为价值本质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它同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紧密联系,涉及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并关系到对一些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认识。这也是劳动价值论研讨中价格决定问题同价值本质问题的关系模糊不清,研讨局面错综复杂的根本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矛盾凸现期”,社会关系的协调成为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论研讨从价格决定问题全面转向价值本质问题,深入到价值的社会关系属性中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种转向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和抽象的概念之争,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既定前提下,通过社会科学多领域的交叉研究,探索缓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隔阂、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和谐社会关系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劳动价值论研讨提出的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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