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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改革/邓聿文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中国改革要以大众的权益为旨归》一文中,提出中国下一步改革若要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将民众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作为改革的核心目标。但是,以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并未做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此做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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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方面看,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由此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也可以看作过去30年改革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因此,今后的中国改革,若要实现上述目标,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我认为也很简单,就是进一步放松政府对各种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管制,让民间社会的活力自然地、自动地发挥出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市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因此,市场所追求的效率不应该按效用而应按个人自由来衡量。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改革的起点看,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政府是严格控制经济政治各领域。但当共产党决定进行改革时,选择了一条以“松绑、放权”为特征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之路,后来又引进竞争的市场机制,让公民很大程度上有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而使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得以充分释放出来,民间经济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减少了2亿多,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成就。这说明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
    
    具体来说,中国30年来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放开价格,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定价,也即价格自由化,到今天,商品市场的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二是实行经济的非国有化,在国有经济之外,允许非国有经济成长,并在国有经济内部,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同时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对社会,则逐步放开对言论、结社的控制,允许社会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也允许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通过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管制,由此造成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主要“特”在这一点上。
    
    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但可惜的是,这条经验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越到改革的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也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时有反复,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管制甚至有加强的趋势。
    
    比如,政府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把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股份化,这本是对的,但是,政府后来又明确提出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国有经济要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惜动用国家财政来扶持这些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设置进入壁垒。另一方面,“非公经济36条”虽然已经颁布几年了,但是,实施细则一直没出,条例所规定的给予非公经济的各种待遇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再如,由于去年以来的物价高涨,政府在今年初对多种涉及到百姓生活的商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一直到11月底才解除管制。油价更不用说,油企没有定价权,其价格升降都由国家发改委控制。出租车行业也存在政府的过度管制。出租车市场本是一个准入门槛低、适合于个体经营的市场,但在这个市场里,恰恰实行的是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将经营出租车业务的资格授予少数与管理部门有关系的公司,这些公司再出售给广大的出租车司机,这就是出租车司机“份钱”高的根源。不仅经济领域存在着广泛的政府管制,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都还保持着高度的政府控制。
    
    中国政府强化管制,常常打着社会利益,或者市场失灵的旗号。某些行业和领域加强监管是必要的,比如食品行业,就应该强化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多数被管制的行业和市场,特别是垄断领域,就不是加强管制的问题而是放松管制。事实上,很多管制并没有实现管制者所宣称的目标,相反,还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比如,对油价的管制使得中国的油价至今比美国的油价还贵,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导致最近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对医院的管制也使得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等等。
    
    经济学早已证明,政府过度管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危害,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形成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滋生腐败;加大市场交易成本,压制企业家精神,社会的创新严重不足;等等。就中国来说,管制导致的最大危害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方面。这些年来,民营经济虽然有比较大的发展,但生存环境并未见得比十几年前宽松多少,几个影响民企发展的关键问题——市场准入门槛高,企业融资难,权益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障——一样都未能解决。特别是,民营企业要想进入被政府管制的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举步维艰。因此,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民企尚有一息生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受伤最严重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如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很多中小企业就因融资难而纷纷破产倒闭。
    
    从中国未来面临的几大挑战来看,包括就业压力、致富的需求以及社会稳定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民间社会的活力以及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事实上,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也最好地说明,什么时候民间经济比较活跃,发展空间比较大,社会也就比较和谐稳定。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改变管制的方式,取消多余的管制,开放市场,打破各种所有制歧视,给个人和企业更多的选择自由。极端一点说,只要政府严守自己的边界,不去干预民众自治范围内的事以及经商自由,中国老百姓自己就会办事情办好,无须政府“操劳”。但当前,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对管制的危害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其向公共服务型角色的转化亦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要求。因此,对中国政府的“管制变革”还须要有紧迫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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