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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金融危机是生活方式危机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3日 转载)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成为这段时期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针对这场危机,有人强调其并不表明美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机制出了问题,而只是美国靠借钱发展的模式出了差错;正当此时,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人却认定,这场金融危机已证明“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破灭了”。他们强调,目前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相继采用“国有化”手段,将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政府掌控,这种手法与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论》“热”了,马克思“火”了。在西方许多地方,人们争相购买和阅读《资本论》,试图借助《资本论》来理解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说明马克思的“幽灵”再次在西方世界游荡,由《资本论》奠定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又“出场”了。
     在我看来,把眼前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仅仅说成是“美国靠借钱发展的模式”出了差错,只是窥豹一斑之言。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理所当然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离开了美国的经济制度,单纯地谈论什么借钱的多少、借钱的方式妥当与否,是片面的。 (博讯 boxun.com)

     从哲学眼光观察这场美国金融危机,我更愿意把它视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危机,当然也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危机。我们透过借债危机看到了经济制度的危机,同时也透过经济制度的危机看到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危机。
    
     一、“占有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了极致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随着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思潮的广泛流行,人越来越被看作是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获取最大限度的物质享受似乎成了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和最高享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顺利地从“生产型资本主义”调整为“消费型资本主义”,无论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就单个的个体而言,都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消费”作为宗旨。消费主义的流行、消费欲望的放大,是与人的风险意识的减弱成正比的。人们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钱去无节制地消费,走上了以下两条途径:其一是“赌”。人们完全成了一个投机者,企图通过投机使自己在短时期内暴富。当代资本主义也就成了“赌场资本主义”。而社会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一切就变得不确定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投机的社会。在金融狂的影响下,工业也不得不过分地集中于短期收益上,正是这种谋取短期效益的理念,又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其二是“借”。人们为了让自己在今天尽情地消费,就想方设法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也就是说向他人、特别是向银行借钱。“明天的钱”就是还没有挣到手的钱,而其中大多实际是“ 根本不可能挣到手的明天的钱”。这些人尽管并不具备可以赚到“明天的钱”的能力,但就是敢于花虚拟的“明天的钱”。当然,由于把生活的富裕寄托在借贷上,当今的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积蓄。纽约市议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纽约20%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积蓄,45%的纽约人虽有积蓄,但只够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销。当今在美国,不仅是个人靠借贷来超前消费,而且整个国家也是靠举债过日子。美国的发展是建立在靠借别人的钱的基础之上,美国是世界上空前的债务国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可以说,美国整个国家就是这样存在着,而单个的个人也是这样存在着。我们可以把这种存在方式简单地描述如下:通过“赌”和“借”去进行“超前的消费”、去满足永无止境的“物欲 ”。关键在于,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在助长这种存在方式,一直在说明这种存在方式是合理的、正当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已构成了当今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
     美国思想家弗洛姆曾经提出,当今人类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to be”(存在),另一种是“to have”(占有)。当今美国人把弗洛姆所说的“占有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可以在这种美国人的存在方式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间看到其内在的联系。
    
     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不仅联想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且也联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不满,不是因为这种社会形态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那种以对物的依赖为特征,即以“占有”为特征的存在方式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而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来使之得以实现;而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强烈不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否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马克思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带来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存在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规定了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可以说,资本是现代的本质范畴。在资本对存在的规定中,活动着的人本身却失去了独立性和个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是就工人而言,即使在资本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似乎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有产者,其实也只获得了一种人的生存的外观。在资本规定中,不仅人、而且自然也成为“纯粹的有用性”,从而失去了诗意的感性光辉,发生了普遍异化,而不是以其丰富性和全面性展示给人。资本驱动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亟需改变和超越的存在悖论:这就是进步与衰退、富裕与贫穷、全面与异化、文明与野蛮的共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解放时代,但它只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过渡时代,是为人类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时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07-108页)认为资产阶级统治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只是暴发户们愉快的想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41-42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就是对现代人类存在状态之基本架构的分析,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就是揭示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发展所具有的无法自我逾越的界限和片面性。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以对物的依赖为特征,即以“占有”为特征的存在方式也将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
    
     三、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美国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社会危机,能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其创造性就在于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以前有人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将计划与市场相互对立的观点,摈弃了那种死水一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从而“拯救”了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拯救”了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也“拯救”了“市场经济”。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相互结合,这种结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市场性”与“计划性”的结合,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是给“市场经济”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不仅仅体现在“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的结合,更体现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结合。英国工党智囊机构费边社的理论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编著的《市场社会主义》一书给“市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简洁明了,广为流传:“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按照弗洛姆的说法,马克思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从而是自由的能动性,使人获得解放,并达到那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参见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2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经济”这一手段运用于建立一种能使人充分发展的存在方式这一崇高目的。我们只有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才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而如果我们把如此加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付之实践,那么我们一定既能由于把市场与计划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陷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而且又能由于给“市场经济”赋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变成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创建的过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我看来,这一段关于人的存在的经典表述,完全可以运用到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如何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改造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进一步倡导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平发展,引领整个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于克服人的当代异化,扬弃资本原则规定的冲突型社会演进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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