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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诺斯鲍姆:印度的民主恐惧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8日 转载)
    
        2002年2月27日,萨巴尔马提(Sabarmati)快速列车进入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高德拉(Godhra)火车站,车上是一大批印度教朝圣者,他们从被认为是从罗摩神(Rama)在阿约迪亚(Ayodhya)(几年前,愤怒的印度教暴徒毁掉了巴布里(Babri)清真寺,因为他们声称这个清真寺建在罗摩神出生地的遗址上)的出生地朝拜后返回家乡。这次朝圣旅行和最近的其他许多次一样,目的是在有争议的地方建造寺庙。因为政府和法庭挫败了他们的目标,这些返回的旅客情绪低落、激动、窝火。当火车在车站停下来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旅客和小贩发生了争吵。至少有一个穆斯林小贩因为拒绝说(Jai Sri Ram (向罗摩致敬)被暴打一顿。火车离开车站后,有人往火车上扔石头,显然是穆斯林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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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钟后,火车的一节车厢突然冒出浓烟,大火中58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烧死。死亡者中多数是印度教徒。因为接近铁路线的地区居住着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暴徒聚集在这个地区抗议穆斯林在车站月台上的遭遇,火灾的起因很快就强加在穆斯林身上。许多人被捕,有些人没有经过指控就拘留,尽管成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机构的事实,通过认真详细分析法医证据,火灾很可能是悲惨的意外事故,由于旅客携带的藏在列车座位下面的厨灶的燃烧引起。
      
        在这次事故后的日子里,一拨又一拨的暴力冲突在这个邦蔓延。攻击者是高度政治化的印度教徒,他们高呼印度教右派的口号,同时歇斯底里叫嚣"杀,摧毁,消灭"。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暴力报复行动是在这个突发事件前计划好了的,印度教极端组织已经在等待时机的到来。没有人能够幸免。小孩子连同家人被扔进大火中烧死,胎儿从孕妇的肚子中拉出来。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大量妇女被奸淫,被割掉四肢,有时候被大块金属物体折磨,然后烧死。在几个星期的暴力活动中,大约 2000名穆斯林被杀。
      
        最让人担心的是法治的彻底破坏,不仅在地方,在邦政府甚至在中央政府。它们命令警察不要干涉暴力活动,有些甚至怂恿这种活动。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Narendra Modi)合理化甚至鼓励谋杀行动,后来还因为宣扬宗教仇恨而连任。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表现出应受到责备的冷漠。总理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暗示只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处,宗教暴乱就是不可避免的,讨厌的穆斯林肯定是罪魁祸首。
      
        尽管美国人注意力集中在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伊拉克,中东问题上,民主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直受到围困。印度这个民主社会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其宪法中对人权的保护比我国还全面的国家一直处在危机中。直到2004年春,它的议会制政府越来越多地被右翼印度教极端主义者控制,他们容忍有时候甚至积极支持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的暴力活动。
      
        在印度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民主的未来是个严重的威胁。它还没有出现在美国人的雷达屏幕上的事实是因为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转移了我们对重要意义的事件的注意力。如果我们真想了解宗教民族主义对民主价值的影响,印度现在提供了让人忧心的例子。没有对印度的了解,任何更普遍现象的认识都是危险的不完成的。印度还显示了民主如何能经受宗教极端主义的攻击而幸存下来。
      
        2004年5月,印度选民大批到投票箱投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让印度教右派惨败。与他们结盟的许多右翼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仍然特别强大。法制和民主已经显示让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和弹性,但是未来仍然不明朗。
      
        古吉拉特邦事件是个镜头,我们通过它可以观察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著名观点"文明的冲突"的批评性考察。他提出的西方民主价值和进攻性的穆斯林庞然大物冲突的世界对我们理解当今印度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我反而觉得印度教右派的暴力价值论是从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学来的,作为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居住和平民主的,尽管极端贫困,和其他不公平待遇。
      
        真正的"文明冲突"不是在"伊斯兰"和"西方",而是在几乎所有现代国家内部,在那些愿意平等与不同民族的人和平共处的人和那些竭力保护单一"纯粹"的宗教和种族传统的霸权和支配地位的人之间的冲突。在更深的层次上,正如甘地(Gandhi)宣称的,它是个人自我之间的冲突,是在支配和破坏他人的冲动与根据仁爱和平等尊重他人的愿望之间的冲突,这样的生活隐含着所有的脆弱性。
      
        这个印度观点为我们看待被两个不同自我形象困扰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视角。一种认为这个国家美好,纯粹,它的敌人是外来的"邪恶轴心"。另外一种形象,内部自我批评的结果,显示美国的复杂性和缺陷,在屈服于控制和征服的力量和追求民主平等的力量之间搏杀。我认为甘地的印度论点向美国人显示他们自己作为个人都能尊重别人和进攻别人,既有民主包容也有征服欲望。美国人从了解印度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思考它的最杰出的一些政治思想家泰戈尔(Sir Rabindranath Tagore)甘地(Mohandas Gandhi)的思想,其中甘地的民族主义思考和暴力根源理论仍然扎根于今天的冲突的深处。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每个" 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观,印度教可以作为独特的"文明"。如果我们考察印度教右派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传统的印度教是没有核心的,多样的,高度宽容的,以至于能够为1947年从大英帝国获得独立的新国家提供强大意识形态支持的一个统一的"纯粹"的印度教的形象不得不从欧洲进口。
      
        印度教右派的历史观非常简单。像所有简单故事一样,它基本上是编造的,但是它对运动的重要性可以从成员跟随学者的亲密程度看出来,学者们给出更细致入微,更准确的描述:不仅有更刺耳的公共批评,而且有组织的威胁和恐吓的行动,有些时候甚至包括身体上的暴力。下面就是具体描述:
      
        从前在印度河谷里居住着纯洁和平的一群人。他们说上帝的语言吠陀梵语(Vedic Sanskrit)。他们有丰富的物质文化,平和的脾气,虽然他们准备对付外敌入侵。他们的领地广袤无垠,从北部的克什米尔到南边的斯里兰卡锡兰(Ceylon)。他们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团结统一。他们称自己是印度人,脚下的土地为印度斯坦(Hindustan)。他们之间没有阶级矛盾,也没有让人痛苦的不平等。女人的条件很优越。
      
        这个和平的状况持续了很多世纪。虽然时不时有强盗出现(如匈奴人the Huns),但他们很快就被赶跑了。突然,霸道的,挑衅性的穆斯林入侵打破了这一切。早在16世纪初的时候,莫卧尔王朝的创始人巴布尔(Babur)扫平了印度斯坦北部,肆意破坏印度教寺庙,掠夺神圣的宝物,在寺庙遗址上建立清真寺。印度教徒在长达200年的漫长岁月里生活在奴役之下,直到马哈拉斯特(Maharashtrian)人的英雄希瓦吉(Shivaji)起来重新恢复了印度王国。但是他的成功非常短暂,很快英国人就接管了巴布尔和他的后代留下的地方,对印度及其人民实行专制。他们只有通过一致努力消除自身中间的异己分子才可以恢复他们的自豪感。
      
        这幅图画有什么错?怎么说呢,首先,说梵语的人几乎肯定是从外部移民到南亚次大陆的,那里有不同的人,可能有印度南部德拉威族人(Dravidian)的祖先。印度人并不比穆斯林更是本地人。其次,它忽略了印度社会的问题,甘地和泰戈尔都认为是印度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种姓制度,阶级和性别的明显不平等。(当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内容的证据时,印度教右派把他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好像这样一来,他们的观点就失效了)。第三,它忽略了印度教内部巨大的地区差异,教派之间敌对有时候侵略的事实。第四,它删掉了印度教和穆斯林在莫卧尔帝国大部分时间内和平共处和汇合的事实,包括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著名的宗教多元政策。
      
        在印度教右派的历史观中,连续的主题是屈辱的男性。印度人被奴役几个世纪,他们的男性尊严受到侮辱,尤其是因为他们不够攻击性缺乏阳刚之气。印度教右派的两个意识形态领袖用不同的方式呼应了血性印度教男人的要求。萨瓦卡(V.D. Savarkar)(1883-1966)是个自由战士在安达曼群岛的英国监狱度过了很多年,是刺杀没有参与独立斗争的精神领袖甘地戈尔瓦卡(Gandhi. M.S. Golwalkar)(1906-73)的密谋者之一,悄悄帮助成立全国志愿者协会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现在是印度教右派的主要社会组织之一。萨瓦卡的《印度人什么样?》(Hindutva: Who Is a Hindu?)首次出版于1923年,目的是要确定新国家的印度教实质。他的定义是排斥性,强调文化一致性,和使用武力确保印度教至高无上的必要性。
      
        戈尔瓦卡的《我们,民族性的定义》(We, or Our Nationhood Defined)出版于1939年。它写于独立战争期间,戈尔瓦卡认为他的任务是描述新国家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寻求西方政治理论,特别是德国的,那里他所说的"种族自豪感"帮助整个地区来到最初被德国人控制的支配地位。他写到,通过驱逐犹太人"德国显示有根本区别的种族和文化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是印度斯坦的我们应该学习和获益的一个教训。"
      
        最后,戈尔瓦卡的国家统一观点和纳粹德国的不完全一样。他不是很在乎血统的纯正,但是在穆斯林和基督徒团体是否愿意"放弃他们的区别,彻底融入全国种族"中是非常一致的。他坚决反对保持自己宗教和种族特征的人的平等权利的观点。
      
        在独立的时候,印度教至高无上的观点还没有流行。尼赫鲁(Nehru)和甘地都不仅坚持全民的平等权利,而且在新宪法中坚决保护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甘地总是特别在他的运动的核心包括一些穆斯林。他觉得对人平等的尊重体现在所有真正宗教的核心,给印度教强大的理由不仅驳斥种姓等级制度,而且追求和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尊重和和谐关系。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阿卜杜拉・阿扎德(Maulana Abdul Kalam Azad)是甘地和尼赫鲁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正是因为他,甘地才同意接受食物,当他开戒到死,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偏执纯粹和污染观点的攻击。但是甘地的多元思想观点总是受到挑战。
      
        1948年元月30日,甘地被印度教政党印度大会党(Mahasabha)成员和全国志愿者协会前成员纳斯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近距离射击枪杀,此人与萨瓦卡有长期密切的恭敬的关系。在1949年11月8日的宣判中,高德西宣读了自我解释的书一般长的声明。虽然那时候不允许出版,它很快被流传开来了。现在可以很容易在网上阅读到。印度教右派的网站上把他尊敬为英雄。
      
        高德西的自我开脱,就像萨瓦卡和戈尔瓦卡的历史描述一样,用印度几个世纪的"穆斯林暴政"的背景看待当今事件,中间穿插18世纪希瓦吉的顽强抵抗。像萨瓦卡一样,高德西把他的目标描述为创立一个可以摆脱奴役的强大的,自豪的印度。他对于甘地拒绝古典印度教史诗的战争英雄感到震惊,反对甘地把穆斯林当作新国家中的平等公民。他认为甘地让印度人低人一等,受到羞辱。尼赫鲁相信甘地被谋杀是印度教右派夺取政权的"普遍阴谋"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情形相当于法西斯分子夺权前的欧洲。他相信全国志愿者协会是这个阴谋背后的力量。
      
        情况发展迅速,很快来到最近的几年。虽然曾经是非法团体,全国志愿者协会最终重新复兴,悄悄建立了庞大的社会网,通过游戏或者歌曲的巧妙使用吸收了大量年轻人被称为"枝杈"(shakha),向年轻人灌输该组织对抗性和印度教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绝对服从和忠诚,放弃批评性思考是社会连带主义者运动的核心。每天,在成员升起战争英雄希瓦吉的金黄色旗帜,该运动更愿意印度国旗三色旗(佛教徒法轮提醒公民皇帝阿苏迦(Ashoka)对宗教宽容的坚持),他们背诵一个誓言,开头是"我宣誓永远保护印度教的纯洁,印度文化的纯洁,为印度国家的前进而奋斗。"该组织还巧妙利用现代媒体,一个面向全国的电视台播放古典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在1980年代末期,用编造的旨在信仰单一的上帝罗摩的统一的印度教故事让全印度的观众兴奋不已。1992年印度教徒暴乱,显然有全国志愿者协会政治势力的纵容,被称为国民党(BJP(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政党摧毁了阿约迪亚市的一个清真寺,他们认为它占据了印度教上帝罗摩出生地的遗址上面。
      
        从政治上说,国民党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强大起来,归因于普遍的公众对于后尼赫鲁时代国民大会党经济政策的不满。(虽然实际上印度是在国民大会党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时期开始经济改革的),以及总是打仇恨和恐惧的牌。在它不断壮大,在阻止联合政府实现自身目标中,发生了破坏阿约迪亚清真寺的事情。古吉拉特邦的暴力事件是印度教右派一直试图在阿约迪亚遗址上建造寺庙遭到法院驳回后,越来越愤怒的朝圣者达到高潮后的结果。虽然2004年的选举给了国民党政府负面裁决,它仍然是主要的反对党,控制着几个关键邦的政府,包括古吉拉特邦。
      
        我研究古吉拉特邦的暴力活动已经几年,它的基础和后果,试图寻找观察世界宗教暴力的启迪意义。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每个事件都必须按自身的事实真相来研究,密切关注具体的历史和地区因素。。所有的冲突都可以用简单的假设"文明的冲突"来解释的观点在古吉拉特邦证明是非常不充分的,这里欧洲人的观点被借用解决所谓的羞辱并创造一个导致针对和平的穆斯林的暴力活动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文明的冲突"观点是施暴者最好的朋友,因为它给了他们盾牌让其意识形态免受仔细考察分析。在和印度教右派领袖的访谈中,他们常告诉我作为美国人,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知道穆斯林到了那里都会制造麻烦。
      
        我们在古吉拉特邦看到的不是简单的,让人舒服的内容,而是非常担心:在一个兴盛的民主社会,许多个人不能与不同的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事实。他们寻求绝对的征服是获得安全和自豪的唯一手段。这是世界各地的民主社会非常熟悉的现象,它和所谓穆斯林的庞然大物一点关系没有,和宗教也没有多大关系。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必须向内观看,询问自身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否存在类似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我们如何战胜它们。除了普遍的观点外,我对暴乱的研究揭示下面四个具体教训:
      
        法治:古吉拉特邦事件中最让人震惊的事情是执法部门的官员的共谋关系。警察袖手旁观,邦政府最高官员鼓励纵容屠杀,中央政府给邦政府提供资助和安慰。
      
        但是印度民主的机构和法制结构最终证明是强壮的,在为受害者求得公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推迟新的选举,鼓励穆斯林返回家园,命令重要发生暴力事件的审判地的改变。首先,2004年举行了自由的全国大选,那些选举中,贫穷的农村地区选民的参与非常关键,表达了对于仇恨和恐惧政策的强烈否定判决,以及对于BJP经济政策的不满。曼莫汗・辛哈・锡克(Manmohan Singha Sikh)领导的现任政府和印度的第一个少数党首相已经宣布结束教派冲突的坚定承诺,集中注意力争取穆斯林在印度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权利,任命穆斯林担任重要职务。公平地说,甘地和尼赫鲁设想的多元民主好像取得了胜利,部分因为印度政府的设计者留给印度聪明的,机构和宪法结构,对于结构体现出的基本政治价值和承诺的传统。
      
        应该指出的是经受印度教右派冲击而维持下来的缔造者的承诺的关键之一是作家作为政治理想和价值统一体的普遍概念,尤其是平等权利的价值,而不是围绕种族,宗教和语言的认同。印度像美国一样,但是和欧洲多数国家不同,拒绝了这样排斥性确定国家特征的方式,在宪法中,在公共庆祝活动中,在主要的公共象征中强调统一的政治概念。政治结构不是一切,但是它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很多东西。
      
        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角色:古加拉特邦事件让人感到振奋的方面是全国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现。印刷媒体和电视台都一直不断施加压力报道和调查这个事件。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律师,非政府组织领导人集中在古吉拉特邦记录证人的证词,帮助他们提出诉讼,准备在法庭上的证词。我觉得有必要写这些事件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分析基本上没有进入美国民众的视野。
      
        我们这里看到的东西记录中有些早就被印度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讨论过。在饥荒的背景中他注意到自由报刊在支持民主机构中的关键作用。(森指出在自由报刊给公众带来基本信息的国家最近没有饥荒,相反,在中国 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饥荒能够继续不减弱,是因为农村发生的消息没有泄露出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报刊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它要求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集团控制的缺乏,和让知识分子声音从多个背景接触主要新闻媒体的便利。
      
        在我提到了帮助印度民主从准法西斯分子的接管中生存下来的因素中教育、批评性思考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是仍存在未来让人担心的内容。古吉拉特邦的公立学校非常明显地缺乏批评性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死记硬背,不加思考地学习市场上需要的技术,在没有养成批评性思考的情况下法西斯宣传的因素就很容易溜进来。众所周知希特勒在这个邦的历史课本中被描述为英雄,即便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其他地方要更好些。全国性的教材被重新编写,剔除了印度教右派意识形态化的虚假历史观,取而代之的是比较细致的观点。但是,强调死记硬背和全国性考试的机械重复记忆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焦虑的,由于培养经济上有生产力的毕业声的更大的压力,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印度的教育文化常常包含进步思想,比如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他强调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批评性思考能力的话,世界上的所有技术都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样的声音已经被全球市场上利润的简单需求而抹杀了。父母渴望孩子们学习有市场需要的技术,他们的自豪是孩子考上印度技术学院,或者印度管理学院。他们蔑视人文科学和艺术。我担心民主也走上这样的道路,当民主被古吉拉特邦模式下不能批评分析政客的宣传,不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不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的驯服的工程师管理,未来可能更严重。
      
        在美国,有人估计40%的印度裔美国人来自古加拉特邦大部分人属于印度教的斯瓦米纳拉扬(Swaminarayan)派别,其特征就是强调不加批判地服从教派领袖的言论,该领袖的称号是布拉姆克萨瓦密(Pramukh Swami Maharaj)。在参观伊利诺斯州(Bartlett)的花费几百万美元建造的漂亮斯瓦米纳拉扬寺庙时,一个最近刚从古加拉特邦来美国的年轻人带领我参观,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印度教右派的印度历史故事,特别强调地告诉我,每当布拉姆克萨瓦密说话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是来自上帝的声音,应该不假思索地服从。这时候,年轻人用灿烂的笑容对着大理石天花板问到"你知道为什么天花板这么闪亮吗?"我说不知道,我悄悄期待他涉及布拉姆克萨瓦密的精神力量的解释,我的导游笑得更灿烂了,"光缆",他告诉我,"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技术用在寺庙上"。看到没有,能够很容易破坏民主的东西:高超的技术加上绝对的服从。我担心世界许多民主,包括美国在内,都在走上这条道路,不强调人文和艺术,过分强调可以获得利润的技术。
      
        自由的公共文化的创立:法西斯主义怎么在印度影响这么大呢?印度传统强调宽容和多元主义,日常生活倾向于强调差别的骚动和力量,因为这么多不同的种族,语言和区域背景的人相互交流。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传统包含一个伤痛,脆弱性的核心,羞辱的男性尊严。多个世纪来,有些印度男人认为,他们被一个又一个的征服者的奴役,印度教逐渐认同性快乐和他们的传统的严肃性,受到统治者(the Raj)的嘲笑,自己的软弱和服从。所以培养男性阳刚之气和性欲驳斥好像成为最好的摆脱服从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全国志愿者协会吸引这么多追随者是普遍的男性失败意识。
      
        与此同时,全国志愿者协会填补了空白,用严格的纪律和无私组织草根阶层。全国志愿者协会不只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它还提供需要的社会服务,乐趣,引诱年轻人组织生活的许诺,比政府学校的乏味生活更团结更有想象力。
      
        所以需要的东西是抗衡力量,为多元主义公共文化提供同样高效率的草根组织,反对印度教右派散布的战争的掠夺性的男性的公共文化。"内部的冲突"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因为出生而形成的两个团体的冲突,实际上在每个人内部的冲突,有能力用相互尊重和平等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抗拒受到羞辱的意识。
      
        甘地明白这些。他教导国人说生活的真正挑战是和自我的斗争,反对自己控制别人的需要,和可能受到攻击的恐惧。他有意识集中注意力在性行为和占有欲的恶劣影响。他特别培养男女不分的母系人格。更重要的是,他向追随者显示成为"真正的人"不是攻击性和征服别人的事情,而是控制自己的进攻本能,用个人的尊严捍卫自己承受别人的挑衅。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他误入歧途,他认为性关系是内在的征服和控制,建议人们禁欲是唯一通向没有征服的途径。不过,他认为问题是本质,他建议自己生活的公众文化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非常不同的方式,泰戈尔也创造了印度自我的反形象,比甘地的形象更性感,更快乐,但是同样谴责欧洲传统中内在的征服性。在著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中泰戈尔描述了一种诗歌和艺术表达的快乐世界主义,他几乎在圣提尼克坦(Santiniketan)先驱性的进步学校中变成现实。
      
        但是,在甘地以后,多元主义项目部分遭到冷落。尼赫鲁虽然热爱和崇拜甘地和泰戈尔,但是他蔑视宗教,出于蔑视,他忽视了极端宗教提供给人民的滋养:我们是谁的公民形象,人类脆弱性和开放性根源的象征性联系,围绕这些象征的草根公共文化的形成。尼赫鲁是伟大的机构建造者,在思考新国家的公共文化上,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经济而不是文化议题上。因为他坚决相信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就让他们失去宗教的需要,总体上为了感情发展,他没有看到提供对抗印度教右派强大感情宣传的反对力量的迫切需要。
      
        因此,当今印度的年轻人倾向于认为创造象征文化的宗教是在本质上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力量,因为这是他们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当有人告诉他们美国民权运动的故事,自由宗教和强大的多元主义言论在形成反对种族的文化中的作用时,他们都非常吃惊。与此同时,全国志愿者协会的发展在任何一个邦或者宗教内都没有遭到反对,非常娴熟地弹拨仇恨和恐惧的琴弦。到现在,多元主义者普遍认识到让右派掌握草根阶层是个错误,但是重新开始多元主义运动非常困难。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外是女性解放运动,它是在草根阶层发起的。
      
        美国人谈论文明的冲突非常舒服,这个主题告诉我们罪恶是外来的,遥远的,别人的,我们本人是相当好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本色,战胜外来的罪恶。但是古吉拉特邦事件显示根本不是这回事。危害民主的力量出现在许多民主国家内部,根本不在外部因素。危险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攻击性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声音,反射到最初进攻者特别的愤怒,来自于征服和羞辱的长期经验。
      
        隐含的意义是所有国家,不管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需要用无畏的批评性能力考察自身,寻找自身征服别人的根源,设计有效的机构和教育措施来克服这些。古吉拉特邦显示甘地和泰戈尔用不同方式了解的,在更深层次上,征服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深处。美国人纯洁和没有任何毛病的想法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个幻觉是人性自恋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弱点,很容易导致不良行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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