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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化的共和党与讲政治的民主党/薛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2日 转载)
     忘了哪位评论家概括道:美国的自由派所信奉的真理是政治改变文化;保守派所信奉的真理是文化改变政治。我由此演绎,称民主党是政治党,共和党是文化党。这样的传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本次大选也不过是遵从既往潮流而已。
    
     2005年,一位民主党评论家Thomas Frank写了一本书,题为《堪萨斯怎么了?》,他开篇就指出:这个州广大的农场是美国最穷的地方。这里的人在2000年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在2004 年又以80%以上的优势投了布什的票。从经济政策上看,民主党旨在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共和党则出卖了他们的利益。但令人惊异的是,每次大选,共和党都绕开经济政策问题,大谈堕胎、同性恋、上帝等问题,仿佛民主党一上台就将建立一个自由派的帝国,彻底摧毁这些普通百姓祖祖辈辈所信奉的价值。结果,这些最该投民主党票的穷人成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基地,每次选举都齐心协力地走向投票箱去反对自己的利益。一句话,政治本来是具体政策的竞争。但是共和党总在关键时刻借用堕胎等文化问题劫持选民,掠夺了民主党的政治果实。 (博讯 boxun.com)

    
    此书出版在克里刚刚败给布什之后,迎合了民主党的挫折感,立即成为畅销书,被民主党人争相传看。当一位民主党人两年前向我谈起此书时,我直言相告:“这种论断值得小心。作者的意思是说:堪萨斯的老百姓太愚蠢,不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利益,需要像作者这样的聪明人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这在民主政治中,实在是居高临下、充满了优越感、对选民不敬。”老实说,这本书分析透彻,但不免让我联想起鲁迅的小说《药》。你如果把选民看成吃人血馒头的愚民,民主政治就全没有了道理。
    
    今年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奥巴马和希拉里决战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时,奥巴马在加州的捐款会上失言,说这两个州的选民平日混得不如意,只有从宗教和枪支中寻找安慰。此话一出即被希拉里抓住大做文章,而且至今还是麦凯恩的攻击目标。奥巴马一直被其对手描绘为高高在上的精英、和普通百姓缺乏感情纽带、不值得信任。奥巴马自己叫屈,说他一时失言,被人断章取义。可是,你只要看看《堪萨斯怎么了?》就明白这不是失言,而是他不小心说出了许多民主党、特别是那些教育水平高的民主党自由派几年来憋在胸口的心声。
    
    保守派经常讽刺这些民主党人是“豪华专车中的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生活在巨富的真空中,一天到晚要居高临下地为穷人谋利益,却不能设身处地体会穷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肯尼迪这种巨富政治家,大概算是一个活例吧。追根溯源,民主党的这一传统还要从“新政”讲起。罗斯福推行“新政”,大大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创立了像“社会安全”等等一系列基本的福利政策,带领美国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他能这么大张旗鼓地改革,关键是靠了一批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相信政府能动性的“新政知识分子”。“新政”的成功,奠定了民主党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政治主导,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华盛顿官僚集团,当然也加深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政府改造社会能力的信心。那种通过税收把资源集中到政府、让训练有素的“专家”治理、以政治手段改造社会的做法,就渐渐变得天经地义了。
    
    可惜,过度相信政府,过度依靠政府,最终难免走向极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消耗了不知多少纳税人的钱,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美国很快进入了高通货膨胀、高税收、低增长的时代。政府在上面指手画脚,规定你的孩子按照肤色配额到指定的危险学校就学,以实现社会正义,而下这种命令的法官则从来不把自己的孩子往那种学校送。“豪华专车中的自由派”的绰号也变得响亮起来。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自由派喜欢给老百姓制订规矩,自己却不遵守这些规矩。难怪到了卡特任上,全国上下怨声载道。等里根出来高喊“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滚开”时,顿时一呼百应。美国政治进入了保守主义主宰的时期。
    
    不过,民主党今年很可能峰回路转。有人计算美国的总统政治是36年一个周期,两党轮流主宰。罗斯福1932年赢得大选后的36年,白宫基本被民主党占据,只有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8年例外。等尼克松1968年赢得大选后,政治风水轮回,后来36年共和党主宰,只有卡特的一任和克林顿两任这12年例外。不过,这36年到2004年为止,现在的政治风水正在民主党的周期中。
    
    今年大选到了节骨眼上,华尔街股市坍塌,美国面临着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又在呼唤新的罗斯福了。这时的选民,比较倾向于能动的政府,容易接受民主党的政治哲学。更何况,克林顿8 年的一大政绩,是搞好了经济,去除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只会花钱搞福利、不会发展经济的恶名。自2000年以来,共和党虽然赢得两次大选,但在这两次选举中选民在经济政策上都更同意民主党。布什8年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衰退告终,更使共和党在经济问题上无信誉可言。天时地利,都更符合民主党的传统优势。这也怪不得奥巴马的竞选紧紧盯住经济,并不断指责共和党回避这些基本的政策问题、转移老百姓的视线。
    
    应该指出,如果奥巴马轻易获胜,可能会使民主党丧失了在文化劣势上的紧迫感,被权力再次惯出那种自以为能替老百姓做决策的大政府的傲慢。共和党还可能借文化牌而复兴。
    
    2000年以来的两次大选,美国选民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都倾向于民主党,却让布什两连胜。在华尔街风暴之前,麦凯恩提名佩林为竞选伙伴,一下子支持率反超奥巴马。共和党几乎又一次故伎重演。
    
    如今佩林风暴似乎已经过去,但其政治深意却值得玩味。佩林是个肤浅的政治家,却代表着深刻的政治传统。
    
    这一传统,最早大概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党在“新政”中硕果累累,“新政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渐渐生出了“专家治国”的心态。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上台,其背后的社会潮流也有对这种“专家官僚”的质疑。知识分子被讥笑为“鸡蛋脑袋”,保守人士声称市场经济是以家庭主妇为主体的经济,而不是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以依靠常识的“平民治国”对抗“专家治国”。霍夫斯塔特为此还特地写了一本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对这种反智主义进行批判,1960年代初,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榜。
    
    这种反智思潮推动了1960年Berry Goldwater的保守主义运动,到了里根则登峰造极,布什、佩林仅是其余韵而已。“新政”后政府职能不断扩大,“专家”不断参与决策,老百姓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政府和“专家”不停地介入,觉得正在失去靠常识来经营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从Berry Goldwater到里根,保守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反叛运动,是对“新政”的反叛,也是对“专家”主宰的政府的反叛。但是,布什上台之后,维持这种反叛精神就不容易了。因为已经被极右翼主宰的共和党,长时期内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和大部分州的政府和议会,是地地道道的执政党。在朝当政的人再演反叛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麦凯恩打佩林牌,道理也正在这里。他要回到保守主义的反叛精神,就必须和当政的布什政府拉开距离,找个华盛顿的圈外人。同时他也看到民主党脱不去自“新政知识分子”以来那种精英主义情结,以及老百姓反叛这种精英主义的潜能。佩林被拿出来,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或者家庭主妇的文化象征。她一出场就触动了自由派精英的神经。在这些人看来,国家是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有资格治理的,佩林这么一个没有我们这样的背景的人怎么也配?于是,大家对她口诛笔伐,什么五个孩子的妈当不了总统呀,她十七岁的女儿怀孕是她的政治哲学的失败呀等等言论都纷纷出笼。殊不知,反精英主义是现代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之一。对佩林的这种攻击,使许多选民觉得自由派精英又开始欺负老百姓了:佩林就是我们中的一个,你说佩林不配,就是说我们不配。你要想仗着你读书多来压迫我们,那自然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要让我们的人主持政治,就是不投你们的票。结果,共和党在占据白宫八年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摆出一副受压迫的样子,又一次打起反叛的牌来,使奥巴马一度告危。
    
    由于民主党的“捧场”,佩林成为历史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副总统候选人。她和民主党对手拜登的电视辩论,收视人口竟然接近七千万,不仅超过了麦凯恩和奥巴马的首场辩论,而且成为仅次于1980年里根-卡特辩论的历史上收视率第二高的大选电视辩论。可惜,在这场辩论中,佩林表现得如同一个临场考试答不出问题的高中生,有时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似乎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政策把握这么低的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也许你一生只能见识到一次。
    
    不过,虽然民调显示拜登辩论获胜,许多保守派仍然对佩林的表现大加激奖,很多下层选民也跟着激动。这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魅力所能解释的,而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文化现象。一些保守派政治家一直强调,选民投票时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具体政策,而是文化。比如你是否尊重生命,你是否能不妥协地捍卫自由。2004年大选时正逢经济消沉,俄亥俄是受打击最大的一个州。有记者问失业的选民:“民主党的政策能够帮助你找到工作,你为什么投共和党的票?”对方回答:“工作丢了以后还能找到,但是信仰丢了就找不回来。”
    
    这其实也是美国保守派那种文化改变政治的逻辑。199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布凯南就大声疾呼: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文化战争!他的文化战争的信念在1992年没有成为共和党的主流,但到2000年和2004年则两次帮助布什入主白宫。对许多美国的选民而言,政策是发生在遥远的华盛顿的事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实在不可捉摸。难道民主党的政策真比共和党更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吗?这一点连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定见。老百姓怎么能凭这个自己都捉摸不清的问题选总统呢?相反,文化问题,比如对上帝的信仰、对生命权利的捍卫等等,则是每天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更能调动选民的感情。美国现代保守运动的祖师爷Berry Goldwater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个人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社会要给这种个人行为创造最大的自由,并使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换句话说,政府的责任是给个人创造最大的选择余地,保守主义的精神是要鼓励最大限度的个人责任。
    
    把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政府移到个人层面,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文化问题。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所以,佩林懂不懂政策,不是这些选民关心的核心。他们关心的是“她是否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念”。麦凯恩要靠她来调动保守主义的政治热情,稳定自己的后院。
    
    可惜,一场金融风暴,把这种文化战争的战略吹得阵脚大乱,也显示了这种文化性的保守主义已经成了强弩之末。Berry Goldwater也好,里根也好,其政治口号虽然简单,但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并能够将这种哲学落实到具体的政策(至少里根是如此),在政治上有创造性。布什和佩林,则几乎只能作“草根秀”了,模仿一下里根,却丧失了政治上的创造性。他们的成功,并不是靠他们自己,而是因为自由派精英不能放弃“新政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是的习惯,下层百姓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也许布什和佩林都是不称职的代言人,但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还在,而且颇为深厚,日后更加称职的代言人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涌现。要知道,即使是经济大萧条最多也就持续几年,文化周期则比经济周期长得多。一个政党如果在经济政策上赢而在文化上输,则难以高枕无忧。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保守主义政治依然是塑造美国的重要力量。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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