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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茨:社会主义需要怎样的经济结构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1日 转载)
    
     期待市场力量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找错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错位问题可分为两类。其一,通常人们所谓的市场经济优势其实只存在于非现实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模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的市场体系中。其二,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构建于市场力量之上,市场经济的运作最终将清除其中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个竞争的市场体制被认为能带来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源最佳的有效配置”。这意味着该体制能使用可获得的劳动力、土地及资本货物的资源,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限度的满意。尽管个人追求的只是私人利益,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从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中,使经济达到最优。因为生产者在寻求自己利润的同时,不得不迎合消费者个人的愿望。 (博讯 boxun.com)

     战后几十年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不断试图为上述观点寻找有力的证据。虽然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但可以肯定的是,理论家们尝试的结果使他们一致认为,该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除非对经济做出某些不可容许的假设。譬如,需要有这样的假设前提,每一个经济行为者不仅要拥有大量信息,而且必须拥有无限多的信息。如果这一假设是真的话,会促使传统的中央计划毫无阻碍地顺利运作。
     即便是西方经济学入门教材里浅显层次的经济理论,要证明竞争市场的有效性也必须有一长串不现实的假设。这些假设包括:不存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每一个人对所有可利用的商品都有完整正确的信息;不存在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效应,例如污染;并且不存在如教育、消防或公园等的公共服务产品。所以,认为个人在市场中追求私利的行为会导致全社会经济最佳状态的观点,若要成立,必须假设经济行为者之间的任何相互关系都不存在,否则必与命题自相矛盾。
     实际存在的市场体制的确具有某种杂乱的效率。这便是,竞争的压力促使生产者寻求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途径,并且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产品。然而,该怎样降低生产成本呢?它可以通过改善劳动过程的组织来实现;也可以降低工人工资,并迫使他们加强劳动强度或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把废料废气排放到江河、大气中,把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区,等等。后面的这些例子不是真正的成本节约,而是将工人或他人的福利再分配给公司的所有者。再者,要生产消费者所愿意购买的商品,既可以通过满足消费者的现存需求,也可以通过广告把消费者的需求塑造成对公司最能赢利的消费方式。
     尽管现实的市场体制具有上述杂乱的效率,但它们也具有浪费和无效率的特征。这包括以下方面:(1)在一个现代的,相互依存的社会中存在的主要外部经济效果;(2)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不可避免的预测错误所导致的浪费;(3)市场经济对大规模销售以及金融、保险部门的需要;(4)公共服务产品如教育、医疗保健、公共运输以及公园的供给不足(这意味着资源的配置不当);(5)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失业率随经济周期波动,失业状况在衰退时期急剧恶化。市场体制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竟争的压力致使生产者以长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尽管政府规制的多种形式能够增进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如果政府规制的对象是市场经济,那么,要使之真正地达到可持续发展则是很难的,很有可能是办不到的。
     认为市场体制内在的就是技术进步的理论观点,明显不同于认为它是效率进步的观点。市场效率的观点把生产过程和产品视为既定的,而市场技术进步的观点则涉及到新的生产过程和新产品的创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从来就没有一个经详实论证的,关于市场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技术进步的理论。它只是对以下观点有过粗略的论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会促使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公司发掘以及迅速引进新的生产过程和产品。
     可是这一观点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因为任何技术创新很快就会被竞争者仿效,结果在一个竞争性的行业中创新带来的利润很小。只有当国家授予专利(一种暂时性垄断)或是垄断在私人行为中得以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对技术创新产生强烈的利润刺激。尽管如此,垄断包括专利也会阻碍创新的发展并限制它的社会效益。例如,以赢利为生产目的公司对其生产的能够挽救人类生命的药品所维持的垄断高价。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并非明显地拥有技术创新上的整体优势。在计划经济下,技术创新由政府资助,不依赖于赢利的目的,并且创新的效益很快为所有人共同分享。古巴的制药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随着信息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计划以及公有制的潜在优势也因之增强了。有些人提出,信息是当代经济最重要的资源。例子遍布多个领域,包括生物工艺学、计算机、娱乐产业以及通讯传媒。信息实质上是公共产品,一个人对信息的利用并不会阻碍他人利用同样的信息。这类产品在市场原则下无法有效率地生产和消费,因为使用的边缘成本为零。在市场准则的基础上,企图把信息作为私有财产并以此组织信息的生产和销售,将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关于市场经济的最优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理论主张没有事实根据,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案例还有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该案例认为市场经济是中立的体制,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的确,不能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者不拥有生产资料,为了工资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
     然而,历史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赋予市场力量起主要作用,最终将导致对社会主义的背离,后退到资本主义。这不是一个历史意外。它源自市场力量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作用。
     市场力量只能通过激发利润目的,使其成为生产活动的动力,才能完成资源配置的任务。要使市场运作,应该允许成功的经济行为者获得其成功的金融报酬,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最终认识到,如果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引入要获得成功,提出“致富光荣”是必要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个新的富裕阶级。如果起初公司不被允许被私有化,经济上的成功人士初期将以其他形式握有自己的财富。然而,财富会来带政治势力。新兴的富裕阶级必定会施加压力,要求拥有生产资料,一旦拥有生产资料,他们的财富便能迅速积累并且使财富更安全。他们将拥有劝诱政府支持他们这一目的的金融手段。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富裕阶级,越来越富,他们与致力于劳动人民的经济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无限期地被盖住。最终,要么是新的富裕阶级达到其目的,获得拥有生产资料的合法权利,因而成为资产阶级;要么市场体制将不得不被废除,由另外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一旦一个资产阶级完全形成,它会向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前进,直接地或是通过与政府官员的结盟来达到政治目的。在上述过程的某个时点,公有企业会因所谓的“低效率”而遭到声讨,并顺理成章地提出将它们私有化的要求。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进程接近上面的分析。引入市场是为了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以便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市场被认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正如中国的许多理论家至今依然宣称的那样。最初,除了合资企业外,私营企业在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富裕阶级出现了,并伴随着在政治上要求将私营企业合法化的压力。在这一时期内,共产党的官方政策声明也逐渐表示接受私营经济了。1999年修改后的中国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2002年“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被允许加入共产党。据说中国富有的资本家与党的官员有着亲密的关系,有些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系。鉴于党和国家在经济中继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出现这类现象并不奇怪。所以,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上中国的演进并非偶然,不管引入市场一举背后的初衷如何。中国所谓的“腐败”,其实不是源自党和政府的官员在个人品质上不幸的蜕化变质,或党组织缺乏警戒。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释放市场力量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论以及历史都表明:在政府强有力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如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它最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即便最初的制度不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或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它们是特殊形式的计划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最早出现在苏联,后来也在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出现。以上第二部分列出的所有经济问题,都出自于社会主义这种形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在经济和国务的决策过程中缺乏大众的参与。政策问题很多也复杂,但是这一结构性特征是导致经济问题的根源。
     任何制度下的经济活动都要为该制度中拥有权力的阶级服务。市场经济下,普通消费者拥有有限的权力,即决定不去购买某些商品。所以,生产者必需关注消费者想要买什么。因为这是他们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尽管可能试图去控制。
     在苏联式的计划下,那些有权力的行为者可以得到为他们生产的高质量的商品。从来没有人说苏联的武器质量不好,尽管它们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产的。苏联的军事领导人以及掌管军事装备生产的部长们是有权力的,可以要求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一些工业部长们同样也有权力要求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实际上苏联的一些工业产品是世界级的。还有特殊的企业为高级干部生产住宅,它们的质量也很出色。
     如果产品的质量不令人满意,权力很大的苏联官员们有能力通过训诫或是降职,对企业领导实施他们的权力。这种刺激很有效。相比之下,普通家庭在苏联计划体制中几乎没有权力。企业经理不会因是否满足了普通家庭的需要,而受到奖励或惩罚。苏联式中央计划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来自不可问责的领导者人对经济增长的一味关注。大众民主权利的缺失阻碍了环保运动的出现,否则就可以坚持要求改变计划的优先次序,把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优先地位。
     要使经济计划有效地实施,权力必须分散在经济中所有相关的群体间,而不能被不可问责的高层官员所垄断。一些作者已经对民主参与式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做了详尽论述。这些模式涉及经济和国务的民主参与,两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模式有五个共同的特点:(1)受决定影响的人能广泛地参与决策过程;(2)作为人口的代表性群体,工人、社区成员和消费者应成为决策机构的成员;(3)决策过程要建立在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解决不同群体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对立;(4)公平地分享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利益与负担;(5)体制的建构目的在于促进人民的发展,丰富他们作为工人、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的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提高产品的消费水平。
     如果消费者代表能进入企业管理机构以及地区甚至是国家级的计划机构,拥有奖惩的权力,他们便能以此为手段,要求企业生产人民愿意购买的高质量商品。如果最高层政治官员的职务要依靠民众的支持才能维持,他们就会在压力下使体制的运作满足普通民众的需要。民主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总是受到富人强大的政治权力的限制,但是在没有富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极有效地运作。
     对致富的允诺并不是建构一个有效益的和创新的经济所必需的。“创新机构”可以为新思想、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测试研制提供资金。有意新建饭店或是服务设施的人可以申请资金并且获得把想法付诸实施的权利,用不着背离生产资料公有的原则。适量的物质奖励,就足够鼓励创造发明以及新鲜多样的服务的涌现,因为社会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倾向于创新。
     通过在资源配置决策上所有选民代表的广泛参与,参与式计划能够为所有群体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渠道。参与式计划承认,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利益的冲突,并提供了能使各个群体进行协商并达成妥协的机制。例如,拥有工人、消费者和社区的代表的企业管理机构能够在以下方面做到合理的平衡:保障工人的利益使其免于过度劳动;满足消费者的利益,生产质量好但同时他们也负担得起的产品:还确保社区的利益,避免空气水源遭受污染。在一个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通过民主决策把资源用于投资和促进科技进步,参与式计划使大众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得以实现。它能对以下二者的关系做出适当的平衡;人民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要求经济增长的需要;人民对节约不可再生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需要。
     要使经济计划有效地运作,经济决策应尽可能地分权,以利于受决策影响的各方最大限度地参与。过去的中央计划集权过多,一定的经济决策必须由中央制定,但是许多决策应由地区或地方来制定。近年来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巨大的进步,将会极大地提高参与式计划的有效性。
     那种认为基于自由市场的制度在效率和创新方面比其它制度更优越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带来部分人口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历史表明,它无法构建一种能够满足所有人口需求的文明。更不用说,市场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每个人的物质享受、安全以及参与生产劳动的机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设一个基于人性善良方面的社会,而不是基于人性卑劣方面的社会,最终使人类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但是,社会主义只有把包纳民主和大众参与作为其体系的基础,才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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