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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矫形:调整结构、匡正价格与拉动内需/刘斌夫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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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斌夫 (博讯 boxun.com)

    
    金融风暴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正在由沿海向西部蔓延。在虚拟经济领域,自去年4月萌动、7月滥觞的美国次贷危机,对密切关联的中国股市和汇率强烈冲激以来,中国进入国内股史上第二次大暴跌。祸兮福所倚。这种灾难性的股市困局,使原本泡沫重重、股价虚高的中国股票,水份真正得以彻底挤干,基本完成能量释放,回归价值本位,始渐进入历史大底部。使股市将于明年初,先于实体经济领域,进入复甦期和牛熊轮回良性循环(美国股市历史大底部,就出现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来临之后)。而实体经济领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江苏、广东等省的外资企业倒闭风潮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江苏最大钢材企业负责人因资不抵债投湖自尽。广东公东莞即有117家企业老板人间蒸发,导致工厂停产、2万人失业,同时地方政府垫资数千万元为倒闭企业的工人补发工资以消除不稳定因素。据悉,近来东南沿海近万家中小企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在内地,一些企业窘况亦始显现。四川有的生产型上市公司和省属国企已处于时产时停状态,工人工资收入下滑20%。据国内外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7%左右,经济形势将可能进入1998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复甦期可能要在2009年下半年或岁末才将见端倪。
    有幸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重尚未失衡,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约在30%左右,进入WTO序列的对接 步调也较徐缓从容,故而面对国际金融颓势能够履险不摧,保全主体骨架,免于负增长风险。
    中央两年斥资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铁路建设预算就占了两万亿),各地方政府纷纷拟出巨资(如广东2.3万亿、四川3万亿)应对危机,拉动内需,投资规模相当于GDP的14%,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1.5%~2%,无疑对经济现状是一注强心剂或增长激素。但是,仅靠政府强刺激资金推动经济增长和局面扭转,只能临时救急,治标而不能治本;况且,这些刺激性资金投用在哪些方面致关重要,其结果可能喜忧参半。
    中国经济面对危机,应当既解近忧,又谋远虑。发挥中央集权和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国家干预手段进行危机解救,同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经济多年积弊实施矫治整形,调整长期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匡正长期扭曲的价格要素机制,校订短期增长成本与长期发展效益之间的价值取向,把控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出口增长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平衡杠杆,从而,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增长方式。这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危机外置的当务之急,更是中国经济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举。
    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校和拓展投资角度、产业方向
    国家客观调控从“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改变不到一年时间。
    实际上,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非只能仅靠财政政策的“稳健”和货币政策的“从紧”。关键问题是经济结构总是未有得到重视和解决。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压力至少有三:一是“政绩饥渴症”所驱使,从中央到地方皆片面保增长,潜意识下不愿将步调放缓;二是以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量,来消解大量企业亏损和国有银行巨额坏账等不利存量,以达到政府财务帐目每年度短期平衡;三是以高增长、快速增长和增长预期,通过实体经济(特别是沿海“三来一补”、 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巨量廉价出口)和虚拟经济(财务名盈实亏的多数上市公司溢价发行股票、权证及股指期货)两条路径,刺激增长率,同时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显然,不保增长,“政绩政府”颜面无光,财政账务盈亏不平,巨大就业压力难以缓解。但按既有增长模式,形若吸收大量激素而快速增高增肥但缺钙软骨的肥胖驱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禁不起外感风寒,多年来主要靠资源透支的“土地财政”增益和廉价出口的巨大外汇顺差收入作为支柱的中国经济,加之汇率上升和成本增浮的双重打压,在迅速恶化的国际经济态势下骤然冷却、下滑就难以避免。
    不是不保增长,更不是不增长,而是应以什么方式、怎样的结构来推促增长,是矛盾的焦点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廉价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务成本、低廉的售价和微薄的利润所积累的来之不易的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应该坐待汇率升贬,恰恰应当先见先知地投入到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反哺三农和民生福利补给。同时,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科技产业和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掘文化与自然资源价值,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是须依靠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双重投入,才能完成的重大任务。不仅是推进西汽东送、西电东输、西部矿产开发等重大工程,还应着力开发西部大农业和农产品深度加工与国际贸易。并且,国家重大基础建设,应当着眼于西部。四川以地缘经济地位十分重要的成都为支点已规划动工建设11条铁路,无疑是大手笔。若在北新疆伊犁河谷和南新疆喀什,规划建设“欧亚大陆桥”亚欧国际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将使中国同欧盟的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格局大改变,较海上运输缩短数千公里路程和数十天日程,开创亚欧多边经济合作新局面。
    许多地方官员误以为旅游产业只是富民惠民工程,于政府财政收入裨益不大,故而积极性不高。实则,旅游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激活群体,强力拉动多元相关产业勃兴和区域品牌价值升位;政府主导发展旅游,引导全社会办旅游,实现政府和百姓双赢。国家旅游资源的门票和缆车收入,应牢牢掌握在政府及直属国企手中,其他诸如餐饮住宿接待、游乐、商品消费等收益应当放手给民企、个体工商户和广大民众。以九寨沟—黄龙为例,景区门票年收入约7亿~12亿元,分别上交州、县两级财政,拉动相关产业综合年总收入30亿元以上,致富老少边穷地区一方百姓。一般的大型工业企业可能不仅造成环境压力,未必能有这样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地方品牌效应。
    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开发肇始至今,一直是地方政府支持开发商多以“空手道”方式运作,其风险以按揭方式转嫁给国有商业银行,从而开发商赚取暴利,政绩政府赢获出卖土地和房产的双重GDP,前期创收巨额土地款,中后期收缴较高税费。房地产企业为保资金链和与政府官员的利益链不致断裂,倚重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提前占有土地储备,以新的土地存量抵押来填补已开发项目的资金短缺,进入不能自拔的资本履险循环。政府不断拔高地价,房产商不断拔高房价,实施土地存量和价值双重透支,加之国际游资偷袭和炒房团推波助澜,酿成房地产价格虚高的经济泡沫。结果,居者无其屋,广大普通老百姓沦为“房奴”或望房兴叹,望而生畏。
    房地产业一旦误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把双刃剑。过去日本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曾一度占居GDP70%左右,其结果是泡沫经济导致全面危机;美国本以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旅游实体经济等作为支柱产业,其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文化创意产品,但近年来不再注重制造业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占了国民经济主导地位,以“房产多层次贷”等别一种恶性透支形式酿成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危及全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海南、北海的房地产同样出现过经济泡沫危机;几年前的上海房地产价格暴涨怪圈幸以强制调控勒马悬崖。若因应对危机保增长而再次把房地产推向高危境地,必将铸成大错。前事不忘,历事之师。近年来,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出售土地的收入高于甚至远高于税收。“土地财政”诱使官员坐享其成,难思进取,急功近利,严重透支资源,而不努力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多元产业,导致地方经济结构失调。一些地方已然竭泽而渔,无地可征。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房地产业,应当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政府直属的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着力开发建设让城市常住与“暂住”居民购买得起的第一套免税平价房和供给无力购房的居民长期居住的公产廉租房。同时,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限量适度分阶段开发商品住宅,杜绝居民个人以投资手段抢购商品住宅。
    全国主要是沿海地区出口增长过大,而国内消费增长不足。许多产品在国内销售利润其实高于出口利润。这个矛盾恰恰应当调控。投资增长不能只盯住房地产,许多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强势拉动上下游产业。拉动投资增长必有多条路径。
    在出口增长方面,以轻工日用品为主的出口商品不仅同质化、低价格恶性竞争,其品种结构也十分不合理。这种状态亟待逐步改变。我国久负盛名的茶业,而今仅占全世界年产量300多万吨的30%和268亿美元的年营销额的10%;丝绸产品也仅占全世界30%的市场份额;在年营销额160亿美元的中药材及中成药国际市场份额中,我国仅持有5%。这些产业从优势已变为劣势,其产业链却关涉农业、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具有较强的拉动效应。为换取高额高利润外汇收入和寻求国家文化竞争力,我们茶业大国、丝绸大国和中医药大国的地位应当倾力重塑,茶、蚕丝、中医药的品牌价值应当着力提升。
    二、匡正价格扭曲,消除价格垄断和价格操纵,创设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
    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就必要把控价格要素的关键影响。
    房地产价格的超常上扬,根本上是政府土地炒卖所致,同时加之开发商和炒房团对房产价格的垄断或操纵。既然国家对建筑工程早就有定额限利,为什么对商品住宅房地产业不可以制定利润定额?
    对生活必需品诸如食品、副食品、菜蔬及日用品的价格,同样应当在市场调节为主的前提下,实施政府干预。改革开放之初原本很重视的“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关乎民生权益和社会稳定。
    对燃油价格、通讯费额的垄断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刻。对燃油税在油价中征收的改革已在积极酝酿,然而,征收办法莫衷一是,对燃油市场零售价亦从来只涨不降。当国际原油结算价已经从今年7月11日147.27美元/桶的最高历史纪录,下跌至而今的54.67美元/桶,各国燃油零售价迅速调整,而中国燃油价格却高居世界之最巍然不动。以北京地区为例,最近10月7日涨价的93号、97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分别为6.37元/升和6.78元/升。而前不久当国际原油价格跌至60美元/桶时,美国汽油零售价已跌至2.3美元/加仑(约合人民币4.15元/升),减去其中包含的30%燃油税,实际零售价仅相当于人民币2.91元/升。去年至今,中石油股票从48.6元暴跌至9.8元多,表面上巨亏,实际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在“巨亏”假象中利润率高达100%。国家发改委只根据石油国企的报告批复同意其涨价,而从未发文要求其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时应跌价。况且,燃油价格涨落等涉及国家重大财政政策,应由发改委多渠道广泛征集全国公众意见,同时上报全国人大专门会议讨论审议。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多年惯例以及海南省14年实践的经验,实行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运输管理费四合一统一价格收取或综合计收燃油附加费税,不再收取上述“交运四费”,即可杜绝全国普遍存在且恶性循环的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公路三乱”现象。而目前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开征意见待定方案却未触及过路费问题,燃油税费改革依然扑朔迷离。
    众所周知却又知而难言的公路长途货运,因“三乱”“四费”重负和油价高昂,只有超载、宁愿罚款才能保本,而堕入车主超载交罚金、路政罚款创收各得其所之怪胎。
    尤其特大中心城市和一小时经济圈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公路“三乱”“四费”,已严重阻碍了城际经济发展,拉大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城乡差距,阻滞了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各地正在谋求“城际突围”,却苦于交通路政条块利益掣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亟待修订的《公路法》等部门行政法规,已成为地方交管路政系统假国家公权堂而皇之牟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通讯领域,手机产品暴利正在被以台湾MTK集成芯片组装的“山寨机”洗牌而趋向价格公正,而通讯费依然暴利,尤其手机“漫游费”是中国通讯业一大发明。手机漫游与有线固定电话机长途通话迥乎有别;漫游所使用的空间属公众共同平等享有的公共资源,跨地域手机通讯几乎不增加任何成本,却被垄断行业长期设置地域阻隔而强制收取高额费用,显失公平。
    除却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外,普通行业的市场现状是:一方面,中国产品对国内销售的高价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需增长;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的低价格,加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效益而导致微利润,其倾销行为对国际制造业形成不公平挤压甚至欠正当竞争。正因为出口企业利润过于微薄,所以在一旦严格实施新的劳动管理法规、强制劳工保险和提升劳务报酬,同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压力时,就纷纷倒闭穷于应付。
    所以,国家应提升普通行业、三资企业、民营工商企业、中小企业的产品科技含量、品牌竞争力,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孵化与应用,并进行价格指导和品牌支持。同时,为有效遏止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国家权力机关和一级政府对行政部门、垄断行业收费与价格必须积极引导、公开听证和严格监管,正是“市场经济也须有计划”的政府作为,同时也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所必需,更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拉动内需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并驾齐驱拉动内需,调节投资增长、出口增长和国内消费增长比率
    拉动内需,从生产资料和基础建设角度靠投资拉动,从生活资料和民生角度靠消费拉动。
    明年全国包括中央和地方共约投入18万亿元资金应对金融危机,主要在于投资拉动。目前对内需的投资拉动,毕竟是短期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暂时刺激。在国内外消费都明显下滑的情势下,仅靠继续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内需的收效不会如以前那么大。长期内需不足的局面何以改善?
    而消费拉动,须靠平抑物价和房价、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全面提高全民收入(包括公民财产性收入和日常收入),增加企事业管职员工和党政干部、公务员、教师的工资与福利。要以消费拉动内需,还须重建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如果买不起价格高昂的住房,按揭购房又沦为“房奴”而明显削弱日常生活的幸福指数,投资股市一亏再亏,普通家庭医疗和子女教育支出压力巨大,加之物价涨幅太大太快,人民币绝对贬值,致使缺钱消费或存钱不敢用,连同步消费都不敢放开,更不敢超前消费,那么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就是一纸空谈。
    如果将中央两年4万亿元和各地数万亿元资金的一半用于改善民生,给予中低收入家庭以补贴,马上即可转化为消费GDP。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基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功劳属于全国人民,可以将剩余国有资产和庞大外汇储备的其中一部分实施“民有化”改革,给全国人民发奖金或配置可以自主兑换、变现的原始股份,让城市永久和“暂住”居民用于购买第一套平价商品住宅的首付款,让农民用于相对集中修建自住新房或投资现代农业,让老百姓获得医疗保障(不是简单购买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并对可能多年积累缺钱诊疗的顽症得以根治,真正落实全民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和缓解中高等国民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就学的经济压力。减税,改由以家庭人均收入为标尺公平核定征收个税,参按物价涨幅指数提高征税标线,并实行失业申报退税制度。这一系列积极措施,都是财富再分配,快速拉动消费内需,实质性改善民生,以新方式保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良方。
    尽管目前央行存贷利息一降再降,截止2008年10月全国居民储蓄达20万亿元,人均1.5万元左右。这些积蓄大多在集中先富阶层即少数人手里,多数家庭人均储蓄仅约6000余元,扣除购房支出预期和物价上涨因素,还远不足以维系老百姓的经济安全底线,因而缺乏民间消费的能力和动力。
    目前中国民间消费和消费内需比率已创历史最低。有关资料显示,1951年国内民间消费站GDP的68%、政府消费占16.5%,而今民间消费仅占GDP的37.5%、政府消费则占28%;现今韩国和日本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55%,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59.9%,印度为55%,最高的美国为71%。韩、日、巴、印等国民间消费即消费内需比率比较合理。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内需严重不足,很不合理。美国民间消费太多,靠出售国债等所得刺激公民过度超前透支、次贷消费,极不合理。中美恰恰相反的民间消费和消费内需比率,使前者过分依赖国家投资和廉价出口强行推进增长并极易遭受危机侵袭和连锁损失,使后者过分依靠向境外发售国债和房贷债券等获取透支消费资金而必然造成并转嫁危机。只有实现税费征收法制化,将定税定费权力锁定在全国人大而非行政部门,努力减少政府开支,尽力减少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更要使民众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倡导资源节约的同时积极引导商品消费,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重建公众对未来发展和预期收入的信心,民间消费和消费内需才能与GDP同步拉动。
    中国必须由而今的“国富民穷”向“国强民富”转变。
    
    统而言之,只有下大决心和拿出长痛不如短痛的勇气,努力消除经济结构性失调和价格扭曲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合理调控国内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的比率,实施劳动力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重新分配,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今对于中、西部地区,当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对于东南沿海,对外开放步调可能应当适当放缓。我们面临者双重任务:一边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一边矫正经济形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种丢失一部份短期利益,寻求合理结构增长,谋求长远利益的继续深化改革过程,是决策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的艰难过程,同时也是理念创新和灵魂变革的痛苦过程,正考量着我们超强的智慧与勇毅的胆魄。 _(博讯记者:刘斌夫)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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