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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中国新闻界带着五大耻辱度过08记者节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3日 转载)
    
    2008年的记者节颇不寻常,因为中国新闻界是在“封口费”的耻辱中度过的。
     (博讯 boxun.com)

    
    
    耻辱之一是,在哪一个国度,你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奇观: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
    
    在哪一个国度,你会听到挺身而出曝光此一奇观的记者在网上不断更换“马甲”,向同行发问一个新闻业的ABC问题:“在矿难发生后,是抵挡不住利诱,违背良心去排队领取‘封口费’,还是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哪一个国度,记者比传说中十恶不赦的煤老板还黑,以至于被煤老板奉送这样光荣的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在哪一个国度,记者会有真有假,更会因这种身份的真假遭遇冰火两重天,“如果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们”?(还记得2007年被活活打死的《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吗?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耻辱之二是,你知道“封口费”其实早已不是什么具有新闻价值的猛料吗?就在山西这个地面上,早在6年之前,2002年的繁峙县金矿特大矿难中,就曾有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他们在得知矿难后,不去现场,先去县委、县政府,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金矿”。
    
    曾经在网上读到过一篇为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而作的纪念文章,题为《我们记者》,写得文采飞扬,曰:
    
    
    
    作为行业性的节日,全国只有三个,那就是: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记者节作为全国仅有的三大行业节日之一,可见党和国家对我们新闻工作的重视,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我们值得自豪!
    
    
    
    “新闻记者”,是金子铸就的字眼。
    
    
    
    反讽得真好。新闻记者,是“金元宝”铸就的字眼。
    
    你知道除了封口费之外,还有更多的封眼费、封耳费和封手费吗?你知道除了封口可以收费,开口更能收费;开口后再封口,封口后再开口,都可以像高速路上的收费站,要钱要个不停吗?当然,地球人都知道。
    
    
    
    耻辱之三,新闻记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马”(请原谅我用这个滥词),其恶迹又怎抵“奥革阿斯马圈”(篡改一下希腊神话,原为牛圈)?繁峙矿难中出事的山西一些报纸的记者,两年前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兰成长,后来都被他们供职的报纸否认为报社正式记者。的确,他们不是我们在新闻教科书上所喜闻乐见的“记者”,他们是广告员、发行员、采编员,“一肩挑多职” 的报社“能人”。谁逼得“马”们除了会跑以外,还得会跳、会捞?当然是“马圈”——那些不良的媒体。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假记者群体已由个别媒体最初的广告、发行、通联人员扩散到无业游民。“他们有的人一年不写稿,不拉广告,就要媒体一张工作证。”假记者的背后是什么?“假”媒体。不知有没有人调查过,全国有多少媒体罔顾自己的社会责任,顶着媒体之名而拿自己的垄断身份(每一家媒体都是有关方面核准才能运行的)行商业交易之实?这在行内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假”媒体是公关公司的客户,承担印刷按字数收钱的软文的任务,且无需药监部门、食检部门等第三方组织对内容进行审核。它们是广告公司的客户,将每年要完成的广告额层层分解到部门,可以视广告商投放量的多少组织内容,记者不能拉广告的职业底线早已变成一堵纸糊的墙。它们是积压物品摊派商,每个记者有年底前必须完成的硬性发行任务,和记者的工资相挂钩,订阅大户能享受到相应的宣传奖励。如果你是一位新记者,认为会写东西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严峻的现实很快就会给你上一课:单位会通过压任务、支付提成的办法,诱惑记者利用职业之便为单位赚钱,只要你稍微懂点算术,马上就能算明白,拉广告、搞发行赚到的钱,要远远高于和快于写好稿子的报酬。
    
    这一次的“封口费”事件中,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确认,发生事故以来,煤矿给6家媒体支付了总计125700元的费用。这些费用是怎么列支的呢?订报费、宣传费、广告费、购买安全教育光盘……你知道“马圈”的肮脏是怎么积淀了的吧?
    
    
    
    耻辱之四,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主流媒体的真记者因为深怕踩“红线”、触“地雷”而不作为,这才给了假记者大行其道的空间。中国新闻之软骨症,中国新闻人之无尊严,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还是不说也罢。
    
    
    
    耻辱之五,新闻界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丧失了耻辱感,这不仅仅是新闻界的耻辱,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哪有钱买不通的事情?政府官员是可以贿赂的,现场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可以通过公关搞定的。清人顾亭林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又说,“ 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7页)我们的新闻传统中,这种士大夫情怀尚且存在,例如,新记《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现在,我们却毫无廉耻地“卖”了。由此观之,新闻界的无耻不是国耻又是什么?
    
    
    
    就在上面提到过的《我们记者》那篇文章里,作者列举了一些新闻记者的榜样,其中有邵飘萍,他提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自己的报社大书“铁肩辣手”四字作为办报的座右铭。可是,作者是否知道,这位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生前却一直有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不检点的名声,就连他那壮烈的死,也有人回忆说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拿了奉系的钱却不为其说话,最终毙命于张作霖之手。
    
    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飘萍遇难第五天就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才气焕发的新闻同行之死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然而他也称飘萍“行为不检”;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中说,邵飘萍以言论“尽力赞助”政治势力,“因此获得利益极大,高楼驷马,睥睨报界”。
    
    飘萍抽上等雪茄,章士钊云,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王之英回忆:“飘萍老师在北京,始备洋车夫代步,车上每边有三盏灯,共六盏,很漂亮。旋换马车,豪华一些容易进中南海采访。后又添置了小轿车就更气派十足,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便能直进中南海而不受阻了,给采访带来了许多方便。”
    
    那个年代,飘萍自备小轿车,堪称豪举,且看他换车之速,积累财富的手段不可谓不快。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
    
    龚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就连当时的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
    
    其实就是说,做有偿新闻,也是我们的新闻传统,连无与伦比的采访、评论和办报天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邵飘萍尚且如此,夫复何言!
    
    
    
    本人不是假道学,做过十余年记者,也深知从事这行的不易,峣峣者不折,皎皎者不污,还怎么在这行里混呀。问题是,过了这十多年,茫然四顾,发现记者面对的世界更加奇怪和陌生了,进而,不由得不对新闻这个职业怎样安身、如何立命产生深切的怀疑。
    
    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中,有个警察叫做老邢。“天天都在找坏人,坏人永远也找不完;找来找去,有些疲了,心就自然慢了。……天天抓坏人,坏人就在自己身边呀。只抓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认识的坏人,让老邢心里又有些郁闷。怎么老抓生人呀,该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该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处两处;这种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个人两个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转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记者跟警察一样,想不通,白想不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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