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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达赖时代将临:西藏会发生“新文化”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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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2日 转载)
    
    来源:科学网
     8月27日,达赖方面宣布72岁的达赖由于胃部不适,取消访问墨西哥与多米尼加的计划,进孟买医院治疗。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对于“达赖后”的种种猜测。 (博讯 boxun.com)

    
    从短期看,如果达赖死亡,西藏的僧尼必然要按照传统仪规举行大规模宗教活动纪念达赖,那就会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之中。如果允许他们纪念,必然会引来大批藏民参加。大批藏人集中在宗教场所,又处在宗教迷狂中,只要有一个僧尼高喊“西藏独立”,就会引发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就像314事件一样。而如果不准他们纪念达赖,西方与流亡藏人又会指责政府干涉宗教自由、侵犯西藏人权。
    
    可行的办法也许是:第一,从现在起加强对寺庙僧尼的监视,利用僧尼内部矛盾,安插眼线,揭露达赖派来的间谍、寺庙内密谋闹事的僧尼,提前将他们逮捕或拘留,还要驱逐各寺庙超编的僧尼,使他们闹不起来。
    
    第二,允许部分大寺庙举行纪念达赖的宗教活动,对其时间与规模做严格限制,届时派警察包围寺庙,不准外人参加或围观。第三,加强对藏族干部、职工、学生、居民的管理,警告他们不得去任何宗教场所,更不得参加或举行任何纪念达赖的宗教活动,否则立即开除工作籍、党团籍、学籍,并禁止农牧民进城参加宗教活动,可允许后者在当地小庙参加这类活动。第四,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方案与准备,对付可能的突发暴乱。
    
    从中期看,达赖死后,藏独运动失去了国际公认的领袖,必然陷入低谷,以藏青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必然铤而走险,希图像阿拉伯人那样靠恐怖活动引起国际瞩目。对此除了做好应对措施外,还有一个妙计,那就是先让藏青会制造一、两起恐怖事件,轰动世界后宣布藏青会为恐怖组织,要求尼泊尔、印度政府取缔他们。尼泊尔一定会照办,印度一定会阳奉阴违。中国政府可以问印度政府:如果印控克什米尔独立分子在中国境内建立恐怖活动基地,你们将作何感想?印度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马上照办。
    
    我在拙著《阴谋与虔诚》指出,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达赖死后,流亡藏人一定会在境外寻找达赖的转世灵童,也可能达赖在死前就指定其继承人。政府可以告诉国内藏人,寻找达赖要在神湖察看神意,而神湖在中国境内,被政府严密监视,流亡藏人不可能去,所以他们发现的达赖灵童是假的。
    
    如果达赖指定成年人为其继承人,更打破了藏传佛教的基石----灵魂转世说(详见拙文《达赖喇嘛自毁藏传佛教》,《环球时报》2008,7,10),完全是假的。同时中央可利用现世班禅在国内寻找达赖灵童,最好在青海、四川等汉藏混居区寻找,并抢在流亡藏人之前公布,这样的灵童从小会说汉语,亲近汉人。
    
    从长远看,达赖死后只要借尼泊尔、印度之手取缔了藏独恐怖组织,国内藏人又有了中央认定的达赖崇拜,藏独运动就会逐步消沉,流亡藏人就会逐步被当地人同化。千万不要允许流亡藏人大规模回藏定居,那等于在拉萨埋下定时炸弹。
    
    我在拙文《314后见》里简述了对藏治本的三项措施,即建立一支扎根西藏的汉干队伍,改变目前的教育、卫生政策。对此我还要作两点补充。一是要认清藏干的两面性。我在《阴谋与虔诚》指出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他们相信来世,信奉藏传佛教,崇拜观音化身达赖,就像阿拉伯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认同“圣战”一样。即便是加入了中共的藏干在潜意识中都保留着这样的认识。
    
    他们的逻辑是“现世靠中共包养,来世靠达赖超度”,所以他们会在白天表现得像党的好干部,晚上却顶礼膜拜达赖的相片。特别是年龄大后,随着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对超度来世的渴望与对达赖的崇拜有增无减。即使是对党非常忠诚的藏干,也会在宗教迷狂时同情、支持藏独,甚至吃里扒外、恩将仇报。至于藏族知识分子,不管是否中共党团员,满脑袋“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的口号。所以要指望西藏长治久安,一定要用扎根西藏的汉干控制他们。
    
    二是不能无限制地吹捧西藏文化。我在《阴谋与虔诚》里指出,西方与达赖为了坐实“中国毁灭西藏文化”的罪名,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西藏文化至上论,任何东西只要沾上一个“藏”字就神圣不可侵犯,那怕早已被历史或现代化进程淘汰。例如藏人爱点电灯不爱酥油灯,爱烧煤气灶不爱烧牛粪,爱穿西服不爱穿藏袍,爱跳迪斯科不爱跳踢踏舞,爱看影视不爱看藏戏,爱喝啤酒不爱喝青稞酒;政府不准不事生产的僧尼无限增加,不准僧尼干预政治宣传藏独,不准藏人在拉萨市区随地大小便,拆毁石木结构的藏式危房建造供藏人免费居住的钢筋水泥公寓等等,都被他们说成“毁灭西藏传统文化”。
    
    可惜胡耀邦、赵紫阳看不出西方与达赖的阴谋,从1980年起与达赖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从而使国内藏人更加狂妄自大、无法无天。在1980年代的骚乱中,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最积极,被称为“藏独系”。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甚至在1988年骚乱中用刀刺死了武警班长袁石生(四川藏人),这就是西藏文化至上论导致骚乱的典型例子。
    
    时至今日,中国所有的官方宣传与学术研究,包括所有的出版物与领导讲话对西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都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甚至无限吹捧,否则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于是造成了藏人这样一种心态:当他们享受着中央用汉人的血汗提供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时,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精神上比汉人还要优越、伟大、高贵、神圣,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红汉人(藏人对中共的称谓)没有资格统治他们。这不是自挖墙脚吗?
    
    有些1982年进藏的大学毕业生曾提出西藏需要一场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启蒙运动,用科学与理性改造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反科学非理性的西藏文化,可惜得不到政府支持。反科学就是迷信,即神秘主义的灵魂转世说,非理性就是盲目崇拜菩萨及其化身达赖,盲目崇拜西方人权卫士特别是美国。虽然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不信教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但似乎西藏并无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只有信教与宣传并迷信宗教的自由,这是西藏暴乱的思想根源。
    
    此外,我以为还要加上藏文的白话文运动,因为藏文类似汉语的文言文,离口语距离极远,无法承载科技知识,难以启发民智,是非理性反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民族性格的得力工具。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否则旧的意识形态会损害新的经济基础与新政权。旧西藏的农奴制经济基础早已变成了社会主义,但建立在旧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却纹丝不动,其后果不言而喻。
    
    其实在民改与文革期间,旧西藏的意识形态已被摧毁。1980年后,胡耀邦与赵紫阳在西方与达赖的压力下复辟了旧西藏的意识形态。后者一旦复辟,必然要按其本性破坏新的经济基础与新政权,这里的教训非常深刻。当然,达赖死后的内外宣传还要继续批判达赖的谎言与谬论。因为西方与流亡藏人及民运汉奸还会继续宣传这些谎言与谬论,这是不言而喻的。
    
    2008,8,29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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