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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民主政治与强力政府的最佳平衡方式/汪智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9日 转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使得各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联合起来全力应对。在这场危机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中国的强力政治,使得中国至少在目前避免了陷入危机重灾区;二是西方国家纷纷陷入灾区与中国近乎独善其身的巨大反差,使得全世界不得不反思民主与强力的优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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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出资7000亿 “救市”,引发了美国人对本国政府推进“金融社会主义”的担忧,也引发了全世界对自由经济固有缺陷的思考,更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争论归争论,各发达国家在危机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形成一个共识: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只要能化解危机,“洪水猛兽”也可以拿来一用。于是他们终于形成一项意见,即为避免主要银行倒闭,各中央银行联合起来,“需要多少给多少”。
    
    西方发达国家的举动,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低头吗?是!但不完全是。西方国家是不会向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低头的,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掺杂了大量封建主义意识余孽的伪社会主义。他们不得不选择低头的,是通过9.11与汶川大地震中两个政府的表现对比,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性危机面前,发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比他们坚信的资本主义优秀得多的社会管理方式——社会主义制度应对突发或复杂重大社会危机的社会管理方式。
    
    邓小平在世时曾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当时的人们不以为然,也的确有理由不以为然!因为人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使得人们所理所当然地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优点,而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共同缺点——遏制了人们的太多个人自由、压抑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优点——经济的繁荣、人的个人自由和政府对社会日常管理服务的优质。当危机来临时,人们终于看到了强力的好处,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也包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危机管理。
    
    有着强力政府的中国社会主义,在世界陷入全面危机的周期性时刻,当然有理由炫耀自己的优势。但当危机过后,世界发展又进入平和轨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又会回来。
    
    由此我提出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找寻民主政治与强力政府的最佳平衡方式。展开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平和时期社会发展的优点与社会主义危机时期社会管理的优点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从中找寻到政府管理国家、服务社会的最佳切合方式。
    
    被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的,无疑是如何构建强力政府;庆幸似乎避免了危机的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如何让政府成为反映民主法治的政治实践者。二者需要共同探讨的课题,都是如何找到民主政治与强力政府的平衡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一次关注了“三农”问题,引人注目地做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在认识“三农”问题上的高层次跃升,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在处理三农问题举措上的重大突破。尤其在全球面临遭遇自1929年以来最大经济危机的风险关头,中国执政党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无疑是及时的、能够给人以新的信心的。
    
    但是,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农村土地“流转”的背后会潜伏什么样的危机?是如中央全会所期待的那样,让8亿农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还是象城市改革让“老工人阶级”纷纷下岗那样,成为改革发展的祭品?是以某种好的方式使土地集中起来,构建成大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还是为新时代潜在的“大地主”,在农村新造一批与城市一样的少数土地暴发户?
    
    两种可能性都客观地存在着。各种特权利益者无疑已经把目光盯住了中国最后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这块处女地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足以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足以让他们丧心病狂地巧取豪夺!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并未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不懈努力而彻底改观。这个并不能有效保护农民正当利益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不足以制约各种特权利益者们以“合法”方式进行的圈地野心——因为在这个“法”的制定过程中,主要的参与者就是各种特权利益者。
    
    防止出现中央所不愿看到结果的最有力措施,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通过民主政治实现符合全民意志的法治,通过法治保障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
    
    毫无疑问,我的命题就在于:第一,必须进一步强化以中央政府为龙头的政府系统管理社会发展的权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而各级政府权威的确立,必须来自立法机关的公正立法。第二,建设充分反映全民意志的表达平台、议事平台和定事平台,使得土地的“流转”在公正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这就是说,各级政府行使权力的依据必须是法,而不是自己制定的政策。
    
    因此,在中共中央做出这项历史性的战略决策之后,中国的立法机关肩负着维系改革成败的历史责任。任何立法的失职或怠惰,都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犯罪;任何立法的偏颇或不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伤害。
    
    为了保证立法机关能够正确地肩负起这一使命,我向将在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土地流转”的立法工作,确保“土地流转”依法进行。在“土地流转”立法未完成前,任何流转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都是要被后面的立法所追溯的。
    
    2、加大“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力度。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先期召开全国各级人大代表都参与的“土地流转”人大联席会议,商讨“土地流转”的立法问题。这个会议,最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组织,全国的人大代表按级别就地集中,统一以视频方式召开。
    
    3、号召全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们进行“土地流转”的立法调研。人大代表们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分别在自己的选区展开“土地流转”立法调研工作,以期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立法案、议案等。
    
    4、要求各级人大代表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依法监督好各级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不断发现立法漏洞,及时亡羊补牢。
    
    5、颁布一项特别法,规定某些土地流转行为受后面的立法追溯,防止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
    
    为了保证中国政府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寄望于中央政府,硬起你的强力手腕,让各级政府不敢违背法律、不敢违抗中央政府的政令。不仅确保江西全省“围剿中央1号文件”的历史笑话不再重演,而且让所有敢于或阳奉阴违地对抗中央的地方官员都得不到好下场。
    
    “土地新政”,堪称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自成立以来载入史册的最大手笔。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这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后的执政地位,而且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历史前途。
    
    我们有理由坚信,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能力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全国人大有能力完成好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中国政府有能力完成好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相信,随着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也随之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拥有政治民主和强力政府平衡力的新中国,将诞生于世界人民的面前,成为世界人民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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