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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郎:鲁迅与苏曼殊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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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8-10-28] 来源:参与 作者:槟郎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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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和苏曼殊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优秀人物。两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清末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道路之争中,都参加了革命派阵营,并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现实非常失望。两人都以从事文化工作为主要志业,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将鲁迅与苏曼殊放在一起比较论述1918年是不能不提的年头。苏曼殊死于这一年,只活了35岁,完成了他多彩又多难的短暂人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他的“革命和尚”和“情僧”的传奇。比他大三岁的鲁迅在这一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巨人。本文对鲁迅与苏曼殊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他们在时代志士、文化选择和文艺创作三方面的特征,时间集中在1903年到1918年的清末民初,或世纪之初时期。鲁迅和苏曼殊在这一时期走过一段相似的道路,但两人的差异也很明显,由此苏曼殊定格在近代史上,而鲁迅走进了现代。两人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时代志士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近代社会革新运动的中心从国内转移到邻国日本东京,以众多的留日学生为主体。在20世纪之初,维新派和革命派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两个进步政治集团。由于在维护满清君主制与追求反满共和等方面政见的分歧,两派势力难以联合,由接触到争论,最终成为互相嫉恨的政敌。革命派比维新派获得了更多的欢迎,势力更加壮大,终以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传统君主专制和二百多年的满清异族统治。鲁迅与苏曼殊的青年时代都在日本读书求学,心怀抱负,敢做时代的弄潮儿,走进革命派的阵营,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时代志士。
    
     在走向日本东京的革命派活动中心的道路上,鲁迅与苏曼殊都有各自复杂的经历,这对他们在革命中的表现都有重要的影响。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通过家里的雇工和母亲家族所在农村的影响,熟悉和关怀农民的苦难,由于“科场案”和父亲的多病造成的家道的衰落,他饱尝社会的世态炎凉,激发了对社会上层的痛恨,在私塾接受了多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之后,于1898年到南京洋务派办的新学堂读书。苏曼殊的身世和经历更为奇特。他比鲁迅小三岁,1884年出生在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香山人,在横滨的英资商行做买办,母亲是日本人,却是父亲的大妾的胞妹,在生下后不久,亲生母亲便离开,由姨母抚养,六岁后被送到国内家乡香山,由于特殊的身世而在父系家族里受到歧视和虐待,有浓厚的悲观厌世情绪,也受到私塾的传统文化教育,又去上海接受外国牧师的英文教育,1898年到日本横滨的一家由华侨开办的大同学校学习。如果说鲁迅来自封建士大夫家庭,与农民有着密切关系;苏曼殊则是中日混血儿,出身买办家庭,更熟悉新兴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这从他们后来的小说中也可看出来。如果说1898年是两人求学道路上的一小转折,那么,1902年便是两人的一大转折,两人都来到日本东京,鲁迅到弘文学院学习,苏曼殊也到早稻田大学预科部留学。
    
     日本东京成为清朝末期中国近代革新势力的大本营,在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争论中,鲁迅与苏曼殊都加入了革命派阵营,反对维新派。在革命活动上,两人有交集也有不同。苏曼殊1902年便参加了革命派的团体“青年会”,1903年在成城学校学习时,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由此改名发展的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并在本年弃学回国,投身国内的革命斗争,又参加了光复会、华兴会和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同盟会,还参加了亚洲和亲会。鲁迅对拒俄运动等革命活动热情关注和参与,但对参加激进的政治组织并不热心,只在1914年参加过光复会,但几乎不为人知,后到仙台医校学习,又弃医从文回东京,主要是从事文学活动,到1909年才结束留学生活回国。鲁迅结交的革命派朋友没有苏曼殊多,革命行动上也没有苏曼殊果敢。鲁迅被光复会的头领派往国内搞暗杀,他拒绝了,但也在宿舍里藏过革命者的文件和物品;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鲁迅在绍兴组建纠察队维护秩序,迎接李金发革命军来接收政权。苏曼殊参加了当时他能联系上的所有政治组织,甚至在香港期间主动去刺杀欺骗会党的康有为,反映了他的激进、冲动和毫无顾忌的性格。由此可见到两人的差异。鲁迅尽家庭长子的孝道,为老母、朱安和两个弟弟承担着家庭责任,故对实际革命破坏行动有所保留;而苏曼殊特殊的身世使他与家庭决裂,写遗书给表哥,父死也不奔丧,又成了出家和尚,他革命起来便毫无家庭牵挂。另一方面,鲁迅是冷静而多思的性格,在实际人生道路上比较踏实;而苏曼殊相当冲动,情绪波动大,好走极端,个性浪漫,生活作风不严谨,这也是他被后人当作谜的出家的一个原因,也能从他的亦僧亦俗、有狂癫行为、招妓和吃花酒上看出。
    
     作为近代的革命志士,鲁迅和苏曼殊胸怀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国的壮志,热情参与当时的中国救亡运动,与革命党人交往,参加革命派的团体,也做了或多或少的革命实际活动。但相比于更纯粹的革命者,他们都没有到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冲杀,也没有进入革命派的核心和决策阶层。为他们赢得近代史上地位的是由于他们在文化创造上的成就。鲁迅与苏曼殊一样从小喜爱绘画,但鲁迅除后来在收集介绍古代和外国绘画以及支持木刻画运动上有实际贡献外,在本人绘画创作上并无作为,而苏曼殊在绘画上很有成绩。两人在文化上的贡献更在诗文创作和翻译上。鲁迅和苏曼殊都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介绍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以拜伦的反抗精神和支持弱国反侵略的事迹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与苏曼殊的《惨社会》都发表于1903年,都可看成翻译加改写,从参与时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充满了特定时代斗争的热情。《斯巴达之魂》歌颂了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反抗侵略、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惨社会》的成就和影响要大,它以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部分章节为翻译底本,又改写加入明男德的虚构故事,对满清官僚统治者的罪行予以揭露,也批评了上海新派文人的清谈误国,而明男德关心人民疾苦,为民除恶,图谋建立民主政治,最后亲自去炸死独裁大总统未遂而自尽,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丰满的革命者形象,他与孔美丽的悲剧爱情写得感人,为后来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先身。鲁迅写了一系列论文,对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以“立人”为核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苏曼殊的论文《呜呼广东人》、《南洋话》、《讨袁宣言》具有更激进的政治内容,反对国人的洋奴化,关心东南亚华工命运,抨击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的专制独裁。相比较而言,1918年前,在近代文化创造上,苏曼殊比鲁迅成就要大,影响也大,但他因为去世而终止了创作;鲁迅诗文创作上不如苏曼殊,但早期几篇《文化偏至伦》、《摩罗诗力说》等文言论文在文化思想上更深刻,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在进入现代以后。他们都是在近代社会革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战士。
    
     二文化选择
    
     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在时代志士的文化选择上产生深刻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近代的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成分大于西方文化,或者说大都是以传统价值为内核本体,西方现代文化为表面之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形势遭到挫折时,许多人都缩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中寻找精神寄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才真正出现全新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不再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避难所。近代时期的鲁迅和苏曼殊都广泛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价值又有所留念,但鲁迅以他的深刻体认和顽强的求索精神积累着现代性的因素,终于在五四之后成为传统文化彻底的批评者和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典型代表;苏曼殊相比于鲁迅,传统的名士文化和佛教影响深重,被传统文化限制的缺陷特别明显,他最终被传统文化吞噬,像许多近代伟人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一样,思想上没能走进五四新时代。苏曼殊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他1918年便去世了。
    
     鲁迅和苏曼殊都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并且在介绍西方文化和文学上有成绩。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由严复介绍和鼓吹的进化论在鲁迅的思想中打上了深刻烙印。为了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而到日本学医,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终于弃医从文,由自然科学转到人文学科,从事文艺运动和精神启蒙,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苏曼殊在上海时从西班牙教师那里“治欧洲词学”(非锡《〈潮音〉跋》),在日本大同学校学习中英文,到成城学校则学习军事,时间很短便辍学回国。青年鲁迅的思想构成里,科学进化论成为他的价值观的基础,而来自西方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张扬个性精神成为他救国方案的核心内容。而苏曼殊主要受英法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翻译了雨果的小说和拜伦等人的诗歌,他还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除了他曾与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何震夫妇及《天义报》一度联系密切外,他还写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女杰郭尔曼》。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确立了科学进化论到文化形态论到文艺救国论的较成系统的世界观(笔者的《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里有详细论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相互补充起着作用,因而对拜伦的个人浪漫性有所抵制。而苏曼殊片面地接受西方的浪漫文学和政治思潮,缺少鲁迅那样的广博而深厚的现代西学价值观。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的片面接受强化了苏曼殊的传统的名士文化,文人的入世和退隐的二元对立结构的浪漫性格使他既能一往无前地参加革命活动,也能因为凄凉身世和对现实的失望而颓废放荡。苏曼殊入世可为革命者,退隐可为禅僧,而本性为喜文弄墨和放纵情爱的文人名士,亦僧亦俗,两极摆动两不彻底,因而被人们看成是“情僧”与“革命和尚”。而鲁迅受西方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的影响,张扬个性又崇尚理性,生活作风严谨,现实感强烈,不务玄虚,也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传统退隐文化和宗教的诱惑。
     鲁迅和苏曼殊都长期生活在国内传统文化环境中,并在私塾接受了传统文化系统教育,他们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学。鲁迅与苏曼殊一样有旧体诗和文言小说创作,鲁迅后来还有《中国小说史略》等卓有成就的国学研究成果。两人都写了不少旧体诗,继承了传统诗学文化,苏曼殊由此成为近代著名诗人;在文言小说创作上,鲁迅只有一篇《怀旧》,在一生的创作中微不足道,而苏曼殊有《断鸿零雁记》等六篇,确立了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曾在东京作为章太炎的亲炙弟子,鲁迅和苏曼殊受国学大师影响,有复古思想。鲁迅的《反恶声论》与苏曼殊的《告宰官白衣启》,都带有章太炎思想的痕迹,后文还经过章太炎修改,两文反对世俗事务侵占宗教场所,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为中国民间习俗和朴素的宗教辩护,反对盲目崇拜西学和民族虚无主义,以国粹文化激发爱国热情。鲁迅最终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对自己的国粹复古思想进行了清理,并对复古文化思潮激烈地批判鞭挞。苏曼殊死于1918年,终生没有走出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思潮的阴影。苏曼殊的落后传统思想在他的生活方式上、旧体诗和小说创作中得到集中表现。
     虽然成长于社会变革时期,是革命时代的慷慨悲歌志士,但鲁迅和苏曼殊都不是单纯的革命政治人物,他们的文化人格更为丰富,他们的人生价值追求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复杂。鲁迅和苏曼殊都有对家庭变故的不幸,有世态炎凉的体会和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鲁迅由早期的自然科学学习确立了进化论的信仰,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两个方面都确立了乐观主义的深层理念,这使他在现实的绝望中也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他执着于现实与现在的奋斗,虽然有退化淘汰和进化优胜的两种可能,即使是绝望的反抗也含着进化论中对未来的可能性希望的乐观。苏曼殊却由于身世和经历的的不幸和对现实的绝望心理,有特别的逃世思想,终于出家为僧,毕竟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和革命时代的感召,他并没有枯坐庙宇,而是亦僧亦俗的“革命和尚”和“情僧”,主要以僧人身份生活于尘世中,但他始终没有走出在世和逃世的两难处境。一袭僧衣成为苏曼殊相异于同时代的鲁迅和他的其他众多革命志士友人的另类特别身份的见证。
    
     三文艺创作
    
     鲁迅和苏曼殊都有诗文创作。小于鲁迅三岁的苏曼殊在近代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足以奠定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鲁迅在苏曼殊去世的1918年才由《狂人日记》开始他真正的文学创作,他的巨大文学贡献主要在现代史里。将鲁迅和苏曼殊放在一起谈他们的文学创作,虽然不能回避鲁迅在现代时期的贡献,但他在近代的创作为我们更为关注的。从近代文学来看,苏曼殊的成绩比鲁迅大得多,但鲁迅的几首旧体诗和一篇文言小说也自有其价值,而他在文艺理论批评上的成就是苏曼殊缺乏的,也是近代文学史不可忽视的。
    
     先来看诗歌,都是旧体诗,鲁迅1918年前有8题14首(周振甫《鲁迅诗歌注》),苏曼殊有52题103首(马以君《苏曼殊文集》),数量多很多。鲁迅早期的旧体诗以赠别兄弟怀念朋友、反映自己生活和思想为主要内容。《别诸弟三首》有庚子年和辛丑年二题共6首,主要内容都是对兄弟的思念和励志;有《哀范君三章》,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后社会黑暗现实的憎恨和不幸死去的朋友范爱农的悼念。他的《自题小像》是优秀的名篇,抒发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抱负。苏曼殊也有象鲁迅的《自题小像》一样的爱国主义诗篇,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等,但这类诗不多,他的诗歌有许多首是赠送友人的,也有反映自己生活和情感的,诗多也内容广泛。相比于鲁迅旧体诗突出的亲情内容和现实感,苏曼殊诗歌特别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诗中充满空灵的佛教的禅静味,与他的和尚身份与佛教修养有关,如《住西湖白云禅院》等;二是反映他与烟花女子的交往和情恋的诗歌在诗作中占很大比重,这类诗成就最高,最打动人,他也因此被称为“情僧”,如《本事诗(十首)》、《东居(十九首)》和《海上(八首)》等,反映了他的亦僧亦俗的放荡的花酒生活和对烟花女子的热爱和思念,感情真挚缠绵,却又发乎俗情止于佛道,最能体现他僧俗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矛盾的悲剧性格,有脍炙人口的诗句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鲁迅的旧体诗有绝句、律诗和楚辞体如《祭书神文》,苏曼殊则诗体形式比较单一,全是绝句,体现了各人的诗体偏好。
    
     再来看小说。都是文言小说,鲁迅只有一篇《怀旧》,写于1912年,苏曼殊有六篇,写于1911年到1916年。鲁迅的《怀旧》,写难民几十人过境,引起小镇人恐慌,误认为将出现如许多年前太平军长毛袭击该镇造成的悲惨景象,终是虚惊一场,揭示了秃先生和财主金耀宗的反动势力的狡诈,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愚昧,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这篇小说受到发表刊物主编恽铁樵的称赞,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称赞这篇小说的“突出的回忆录性质和抒情性质”,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可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苏曼殊的小说承继了中国的文言小说传统,也加上了西方小说的抒情和心理描写技巧,总的来说近似唐代传奇小说和《聊斋志异》,强调情节的严整和传奇性。苏曼殊的五篇小说(《天涯红泪记》已完成的篇幅太短,情节未能展开,可忽略)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趣味的才子佳人模式,书生与女子恋爱,一见钟情,感情缠绵,常常又是书生同时被两个美好女子相爱,无力选择。《断鸿零雁记》的男主人公三郎,被雪梅和日本女子静子所爱,虽对两位女郎的感情都非常留恋,但终究在心理上被出家人身份所限,相继逃离。《碎簪记》中的庄湜有自由恋爱的灵芳再先,却被封建家长反对,强迫他娶爱着他的好女子莲佩,男主人公无力抉择,三人都以死亡为终局。二是爱情都是悲剧,或者是封建家长的反对,或者是主人公像作者一样的和尚身份的自律,出家也成为悲剧男女的主要归宿。《绛纱记》中昙鸾与五姑的爱、梦珠与秋云的爱都遭到女方封建家长(不是父母,而是叔婶或其他亲戚)的反对,秋云因为船灾又病而死,梦珠出家而卒,而活下来的昙鸾、秋云的结局都是出家。《非梦记》与《碎簪记》太相似,燕海琴有自由恋爱在先的薇香,封建家长又强迫他与爱着他的好女子凤娴结婚,在薇香死后,男主人公也出家了。三是小说语言清丽,情调哀婉动人,带有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焚剑记》中孤独粲为报友仇忍心离开了爱着他的阿兰,仇报了,阿兰却死在了逃难的途中,凄楚感人。最为人称道的为《绛纱记》中梦珠坐化死去却袖间仍珍藏着定情物绛纱的细节描写,有无穷韵味。苏曼殊的小说因为这三个特点,被周作人当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答芸深先生》),而确实又成为该派学习的范本,包天笑是苏曼殊的朋友,周瘦鹃很推崇苏曼殊,编有纪念他的《紫兰花片》和《紫罗兰外集》(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但显然苏曼殊的小说比鸳鸯蝴蝶派小说更有先锋性,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更高。
    
     早期鲁迅在文论上提倡浪漫主义诗学精神,诗歌和小说创作都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特色,五四后的鲁迅在现代白话小说创作上又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苏曼殊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性情,他的诗歌和小说偏向于浪漫主义色彩。早期鲁迅和苏曼殊的创作都是旧体诗和文言小说,既继承了古代文学的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总的来说,苏曼殊受传统的限制更多,成为近代文学的高峰,而青年鲁迅受现代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以上就时代志士、文化选择和文艺创作三方面从比较角度分析了鲁迅和苏曼殊的同异的特征。作为同一革命阵营里的文化战士,鲁迅和苏曼殊也是认识的朋友,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里谈到这点。鲁迅在东京筹办《新生》杂志,苏曼殊也是参加者之一;鲁迅认为苏曼殊“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是精辟之论;鲁迅送给增田涉的赠书有《苏曼殊全集》。鲁迅的确如增田涉所说,文章中很少谈及苏曼殊。虽然鲁迅在《坟·杂议》谈到苏曼殊翻译过拜伦,“译文古奥得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小说“都是文言”,说得都很简单。由此可以推测鲁迅和苏曼殊的交往很少,友情也不够深厚,原因很可能是两人的出生阶层和文化性格有许多相反处。实际上,1905年,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候就认识了也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员的苏曼殊(马以君编《苏曼殊年谱》),那么,苏曼殊参加《新生》的筹办,很可能是周作人拉来的。
    
     在鲁迅和苏曼殊中间还通过第三者发生了一个好笑的事件,记在《三闲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中:杭州的一个教师冒名鲁迅,在孤山苏曼殊墓旁题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鲁迅为此特撰文声明,自己并非那个杭州鲁迅。那个杭州教师能将在鲁迅和苏曼殊拉到一起,而本文也将鲁迅与苏曼殊放在一起谈论,或者有共同的特别兴趣吧。最后附弄风雅,也做一首旧体诗《附论鲁迅与苏曼殊文后》为本文收尾:
    
    
     敬爱鲁迅久愈浓,偶读曼殊也喜甚。
     入世如鲁应严厉,出世学苏可隐踪。
     虹口鲁坟早拜祭,孤山苏墓当掸尘。
     槟郎忧苦谁能解?能读鲁苏不悔生。
    
    
    2008年10月27日于江宁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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