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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與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較研究/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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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選駿 (博讯 boxun.com)

    
    
    
    一、五胡時代的馬列主義
    
    
    
    就現代中國社會的重構來說,馬列主義發揮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功能。主張鬥爭的馬列主義與主張和平的佛教不同,發揮的不是遠離塵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壟斷塵世的專政功能,其特徵因此不是虛無主義的,而是野蠻主義的,雖然虛無主義和野蠻主義在古今兩個南北朝時代都是以反對傳統、取消傳統為特徵的。
    
    
    
    對比研究一下,西元338年兇殘的蠻族首領石虎下令准許漢人出家為僧的歷史意義,和孫中山1924年宣告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等“三大政策”、毛澤東1949年下令“一邊倒向蘇聯”,可謂異曲同工,都是引入外來勢力、大亂中國的社會縱火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馬列主義,猶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縱佛教淹沒中國、嶺南人孫文勾引蘇聯淹沒中國,異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過引入外來勢力壯大自己的顛覆行為,以便亂中取勝。但這兩者也都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具轉型意義的重大事變。
    
    
    
    正是殺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這一驅使漢人出家的決定,為佛教的廣泛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並給予了強有力的經濟上的保證。後來,基於復興中國要求的周武帝與唐武宗之滅佛,實際上主要是針對石虎的這一命令給予佛教的特權而發的,而主要不是基於敵視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態度。因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權,中國社會的解體過程才會中止、社會重構才有可能。否則,大批社會寄生蟲就會假借“皈依佛門”的名義來偷吃洋教,不僅偷稅漏稅、拒服兵役,逃避社會義務;而且自娛自樂、斷子絕孫,逃避種族義務。而所有這一切,正是兇殘的蠻族首領石虎之類所期待的結果,他們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漢人的力量,讓外來民族成為中國土地的主宰。
    
    
    
    二、漢人政權不准漢人出家
    
    
    
    為什麼東漢與三國(魏、蜀、吳)都不許可佛教獲得這樣的特權?因為他們深知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國將不國”。下面我們簡單考查一下其相關政策的來龍去脈。
    
    
    
    漢、魏時代,官方不准漢人出家。“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高僧傳》卷四)。當時佛教如同黃老學說一樣,只是在社會上層和知識份子中流傳和崇信,“沙門不入王者”,沒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漢人出家雖因信佛而修道,但畢竟是些孤立的事件。漢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為官府擔心社會秩序受到影響,因此限制漢人出家。只是當決心摧毀漢人社會的五胡掌了權,才開始鼓勵漢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對立面。338年,後趙石虎廢止了不讓漢人出家的傳統禁令。以石虎的貪婪、殘暴,再加上這個命令對中國傳統家族社會的致命瓦解作用──這一切使五胡之亂出現了一個轉折,從此之後,十六國的分裂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並將進一步惡化下去。所以,我意以為304年(至316年間)的西晉滅亡到苻堅南侵的383年之間的這七十九年間,就是以這個西元338年石虎廢止漢人出家禁令為轉捩點的。猶如1900年八國聯軍至1949年兩個中國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間,就是以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聯俄容共為轉捩點的。在這兩大轉捩點(石虎的允許漢人出家與孫文的三大政策)之後,傳統社會才開始徹底瓦解了。不要忘了,冉閔的大肆報復即是對石虎的反動。
    
    
    
    三、野蠻的國有化事業
    
    
    
    在古代南北朝,所謂國有化事業經常是野蠻化的代詞。古代南北朝的野蠻化是鮮卑化,現代南北朝的野蠻化是蘇聯化、布爾什維克化。野蠻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機,也反過拉加劇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間國有化事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時代的蒙古人曾經計畫,要把漢人完全滅絕,把中國的農地變成牧場……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擁有“國營畜牧業”也扮演了野蠻化的推手。
    
    
    
    這與哥薩克化的、半軍事化(“軍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國家所推行的“剝奪有產階級、確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難道毫無共同之處?在國有化事業的規模上,中共遠比北魏龐大,且不是作為戰亂的後果,而是作為既定政策來推行,因此造成更加嚴重的社會破壞性。
    
    
    
    古代的野蠻化雖然有益於生態環境,但現代的野蠻化卻不利於生態環境。例如1958年的大煉鋼鐵、集體化運動,以及後來的工業化過程,雖然效率極為低下,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都是毀滅性的。這個特點甚至一直延伸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
    
    
    
    四、北魏的社會主義經濟
    
    
    
    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戰禍相尋,政局動盪。商品經濟遭到破壞,特別是北方,受到蠻族入侵,經濟思想回到原始狀態,商品交換處於低迷狀態。野蠻化的過程不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體特性上升、國營事業取代民營事業,而且使得商品經濟倒退為自然經濟,貨幣流通大為降低,物物交換成為時髦,而在現代南北朝中的中國大陸,還衍生了統購統銷和票證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書·食貨志》就說“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這很有些近似毛澤東時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會退化與野蠻化現象。在流通領域裏金屬貨幣有消退的跡象,但代之而起的是穀帛等實物交換,在北魏時期這十分活躍;很有些近似中共統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場”、“農貿市場”。
    
    
    
    北魏時期的貨幣流通萎縮,而穀、帛等實物貨幣卻廣泛使用,甚至牛馬等牲畜也曾發揮交換仲介的作用。政府對於貨幣的管理職能日趨低下,但也有一些明顯的幹預活動。《魏書·食貨志》說“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因為拓跋氏起源於西伯利亞,遊牧為生,對錢陌生;這與經歷了廢除家庭、財產充公等“共產主義革命”等野蠻化洗禮的蘇聯,可以說是殊途同歸。鮮卑與蘇聯,對中國的影響都是災難性的,是野蠻化潮流的不斷源泉。
    
    
    
    在某種程度上,北魏的野蠻化程度可能還不及蘇聯,據《魏書·食貨志》記載:“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韌膳府。”面對廣大的新占領土,北魏並沒有實行蘇聯那樣的“黨的一元化領導”,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經濟制度仍在繼續沿用之中,傳統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廢除傳統文明的野蠻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說走得比其宗師蘇聯走得更遠,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甚至讓史達林感到過分。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開放
    
    
    
    拓跋集團在南遷過程中經歷了由部落、酋邦、國家三個形態的轉化。這和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經歷了地下黨、根據地、邊區政府等三個形態的轉化不無相似之處。
    
    
    
    遷都後的孝文帝,採取了一系列徹底漢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鮮卑等北方諸族服裝)、停止說鮮卑話,一律講正音(中原漢語)。代(山西平城及周圍地區)人已遷洛陽者,全部葬在洛陽城北邙山。漢化過程最徹底的一步是,將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為元氏,所有功臣舊族也都統統改為各種漢姓,並以行政手段促使鮮卑族人與漢化人群通婚。可說連接漢-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降低統治集團的野蠻化程度,並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改革,使得野蠻的軍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協調起來。孝文帝就承擔並且實施了這樣的改革使命。孝文帝認為,要鞏固北魏政權,一定要向中國傳統讓步,讓鮮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廢除外來政權的野蠻風俗。
    
    
    
    通過這樣的中國本土化改革,鮮卑作為一個民族雖不存在了,但是已經和漢化人群融為一體,而漢朝意義的漢化人群也因此不純了,逐漸演變為混雜了五胡血統尤其是鮮卑血統的“唐人”。
    
    
    
    從南北朝歷史演進的觀點看來:孝文帝的改革開放這段史跡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國活動的尾聲:自西元306年西晉為代表的“第一期中國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國文明”尚未興起時,是漢化的鮮卑人或鮮卑化的漢人,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對現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國可能的再統一,中國共產黨人這種蘇聯化的漢人,也發揮了主導作用。
    
    
    
    六、門閥體制與黨的先鋒隊
    
    
    
    在我們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門閥體制”與現代南北朝的“黨組織先鋒隊”具有可比性質。
    
    
    
    “先鋒隊”是列寧建黨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列寧強調馬克思主義政黨不僅僅是工人政黨,而且指導思想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幹部是一批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職業革命家,黨員隊伍是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其他階級、階層的成員要成為黨員,首先要用工人階級世界觀即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自覺地為黨的綱領和路線而奮鬥,成為具有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進分子。凡此種種,都是一種變相的門閥觀念的體現。
    
    
    
    “三個代表”初次提出雖是2000年的事情,但據說概括總結了中共八十年的歷史,反映了中共發展的進程和經驗教訓。新黨章強調中共始終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意思至為明顯:中共不僅是工人階級的特權門閥,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特權門閥。
    
    
    
    所謂“先進性”和“階級性”都是其特權的理論基礎,就像門閥體制血統優越論一樣。而共產黨的先鋒隊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間就被明確表述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其極端表現,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統論。這種血統論在中國已經絕跡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蠻的蘇聯和蘇聯化的漢人把它重新輸入中國,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野蠻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
    
    
    
    七、南北朝結束於復古運動
    
    
    
    鄧小平的改革,類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陸]向南朝[臺灣]模式的投降,其結果必不可免地導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隨著這一改革一起來臨的,不僅有經濟的暫時繁榮,還有社會的全面腐敗;不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會綱紀全毀。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緊接著全面腐敗的就是廣泛的社會危機與持續的政治混亂,還有北周官制的重構和楊堅時代的統一──南北朝終於在孝文帝開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運動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敗和滅亡;1978年開始的鄧小平改革最後可能也是這個結果。
    
    
    
    對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禮復興”,決不能簡單地視為復古的兒戲、宣傳的伎倆等等,實在說來,其中有遠為深刻的原因,其最淺顯的一條就是:“中國精神的回歸”。在經過了數百年的斯文掃地之後,有一種復興的的要求自會興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復古代的光榮與威儀”。當然,根據一般的歷史經驗,這種過分的要求不會完全得到滿足,可是歷史的發展卻也因為這種強力的衝擊而改變了航向。最後,歷史的航道將落在“古代的想像”與“亂世的現狀”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某一處──於是,一個新的場面就此開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來規範現代的創造……
    
    
    
    無疑,結束第一期中國文明、開創第二期中國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時代,已經昭示我們:結束第二期中國文明、開創第三期中國文明,就是我們這個斯文掃地的現代南北朝時代。要有效結束現代南北朝的混亂,正如有效結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亂,必須有某種程度和某種形態的復古運動。這種復古運動,既不是恢復已經飄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復古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復古運動的效用在於結束南北朝的分裂與混亂,在世人心中重建一個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無不託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國的未來主義也要託名於憲法精神和五月花號;甚至要到聖經原理和希臘政治中去尋求思想支援。蘇聯的未來主義還要託名於原始共產主義,還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貝夫小組去尋求先行者的樣板。
    
    
    
    我看到,現代南北朝的結束,已經為時不遠,那時也必伴有一場類似的復古運動。因為若不經過一場復古運動的重行約束,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很難形成,更難確立的。我再次強調這復古運動的可取之處,就在於它所提供的“範式的力量”。範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復古運動的魔力在於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啟動人們的潛意識。心理學揭示的潛意識及隱意識所孕藏的能量,遠遠大於意識的表層,這就是復古運動的魔力所在。
    
    
    
    
    
    八、社會公平化運動蓄勢待發
    
    
    
    根據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後古代南北朝時代才告結束這一既成事實,可以推測現代南北朝的結束時間,也要在毛澤東文革和鄧小平改革的將近一個世紀以後。而在我看來,北周六官制的復興以及種種漢化文明的建樹,都是發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時代的改革,於是最後就導致了隋唐盛世的來臨。當然在運動的性質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鄧小平改革。毛澤東的文革是排外的,鄧小平的改革則是媚外的;但在我看來,一個同樣明確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實就是:文革的“鬥批改三階段”的“改”,最後竟陰錯陽差地落實為鄧小平這個走資派的“改革”。就其反諷的意味講,“鄧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完成”──這就是當代中國的最為戲劇性的事件。
    
    
    
    現代南北朝已經進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經在望了。這時,雖然已有類似孝文帝改革的鄧小平改革在幫助中國大陸也就是現代北朝在推進其的文明化過程,然還缺乏類似六鎮起義那樣的社會公平化運動,故中國的全面復興,尚需時日。就社會嚴重腐敗和不公這一點來說,中國若不經過一次類似六鎮起義那樣的社會公平化運動洗禮,則絕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統一、唐朝的繁盛。因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國積弱不振的,已經不是野蠻而是腐朽!由此可見,不論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險是社會的腐敗而不是社會的停滯。
    
    
    
    在當代中國,類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種危機,就是啟導了六鎮之亂的鮮卑集團內部的分化,也同樣威脅著現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那就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的極端不公,道德沉淪並喪失了是非標準。在這種條件下,六鎮起義的號角也許會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再次吹響。尤其考慮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別的,正是一次結束革命的革命!若要這一曙光成為真正的黎明,而不僅僅是一道轉瞬即逝的曙光,那就還需經過一次卓有成效的“光榮革命”。
    
    
    
    在沒有貴族傳統的漢人社會所構建的中國,光榮革命只能是對社會偏頗所進行的激烈糾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維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國的光榮革命那樣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預示的,由於中國沒有一個類似英國的封建貴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樣的中間階層,所以作為社會調節器的革命集團的重要性,就變得極為突出了。
    
    
    
    九、附記
    
    
    
    作為這道“南北朝曙光”的發現者和總結者,我們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們的學說既然先於這一時代的結束而完成,就不免會有種種“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後聰明者那樣求全責備。但我們既然做了發現者和總結者,就準備讓後來居上的人們可以從我們思想、行為上踩踏過去,從而幫助人們可以更加便捷地越過這個時代的深淵巨壑。我們因為填平了或僅僅試圖填平這一現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淵,而感到一種滿足。
    
    
    
    2008年10月
    
    (“大躍進50年和改革開放3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7日下午开始在美国新泽西举行,会期三天,于19日在纽约结束。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合作主办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探讨。研讨会有60余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专程前来的中国大陆学者。]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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