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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金熙德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3日 转载)
    
    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之间徘徊。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倒变得更加浓厚。这种局面在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中达到一个高潮,而在福田内阁时期重新进入低潮。21世纪日本的对华外交究竟将做出何种抉择?目前日本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之间动摇和彷徨。
     (博讯 boxun.com)

    
     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掀起了“价值观外交”的高潮。在这一动向的背后,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国际背景,也有日本试图拼凑意识形态集团来牵制和诱导中国崛起进程的外交思考。本文拟对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演变进程做一概观,对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表现形态进行分析,就21世纪日本外交抉择与中日关系的前景进行展望。
    
     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演变
    
     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到国际格局、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渊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二战结束前,日本经济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二战后,在被美军占领前期,吉田茂首相曾出于恢复对华贸易的考虑,力图保留与新中国复交的可能性。从吉田首相 1951年10月的几次国会答辩及日后其所著《十年回忆》的内容看,直至1951年底,吉田的对华政策构思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在新中国和台湾之间保持“ 等距离”;第二,与新中国开展经贸往来;第三,期待着中苏关系破裂。
     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改变了初衷,按照杜勒斯提供的底稿于1951年12月向美国发出了承诺选择台湾的所谓“吉田书简”。在该书简定稿过程中,日方力图把台湾当局的“管辖范围”限定在台湾岛以内,以免造成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印象,但遭到美方拒绝。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当天,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日台和约”。日本与已丧失合法政权地位的台湾当局“缔约”,由此关上了中日复交的大门。
     关于台湾当局的“管辖范围”,日本在“日台和约”签署当天的照会中沿用了“吉田书简”的说法,即主张“日台和约”适用于在台湾当局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之下的全部领土。吉田首相于1952年6月2日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主张,“日台和约”只适用于与台湾的关系,并希望今后进入“与中国全体的条约关系”。自岸内阁以来,日本政府抛弃了上述保留,确定日本通过“日台和约”已结束与全中国的“战后处理”。
     20世纪50 、60年代,日本与西方各国一起采取了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日本追随美国,极力反对驱逐台湾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进入70年代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变。美国的国力和自信在越南战争中遭到重创。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在安全助理基辛格的协助下调整了亚洲战略,决定把中国这个主要“敌人”之一化为“友邦”,以达“联华制苏”之目的。1971年7月,美国背着日本同中国进行秘密接触,打开了改善美中关系的大门。佐藤内阁尝到了被美国的“越顶外交”背叛的苦涩滋味。日本各界惊呼受到了“尼克松冲击”。
     然而直至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佐藤内阁依然追随美国充当了主张把驱逐台湾问题指定为“逆重要事项” (需由联大2/3 以上通过) 的程序事项案和主张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继续保留台湾当局代表权的“双重代表权”议案的“共同提案国”。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 届会议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美日的“逆重要事项”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 国赞成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提案;美日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被自动否决。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外务省官员们深感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能落在美国后面。1972年中日得以复交,从日本方面说,首先是美国默认的结果,其次是地缘安全考虑起了作用。田中角荣首相曾说:“日中问题对日本而言,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国内问题。回顾明治以来百年历史,这一问题对任何内阁都是最大难题。……日中问题解决了,国内问题的三分之二就消失了。……第二,中国的八、九亿人口和日本的一亿加在一起,就是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解决如此日中关系,日本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第三,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作为日本,不仅有日美安全条约,也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美中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成为比在亚洲建立北约更强的安全保障。”这一时期,大平外相曾表示,要改变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
     1972年中日复交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从意识形态、阵营政治转到了和平友好和经贸关系上来。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决定对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资金。其决策动机包括:第一,促进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的邻国;第二,促进日中经贸关系;第三,对放弃战争赔偿的中国报答。
     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美国家发动了对华制裁。日本政府一方面与西方各国一道采取了冻结对华ODA、停止高层往来、召回在华日本人等举措;但另一方面又反对重归意识形态、阵营政治,在对华制裁问题上采取了保留态度。宇野首相6月7日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完全不同。我们以往曾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翌日,他在参议院会议上说:“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也主张“不要孤立中国”。海部俊树8月9日出任首相组阁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对华正常往来的措施。1991年8月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访华,中日关系恢复正常。从总体上看,二战后的最初30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动机,主要不在于价值观因素,而在于对国际格局、经济与地缘安全利益的现实主义思考和历史负罪感、文化亲近感等感情因素。
     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一度呈现“摆脱意识形态”局面。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反倒开始带有更加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失去”苏联这个强敌后,把中国视为21世纪的潜在对手,制定了“扶日制华”政策,日本亦随之制定了“挟美制华”政策;
     第二,日本国内“革新势力”衰退和“政界总体保守化”的结果,主张对中国“说‘不’”、摆脱“二战战败体系”、走向“普通国家”的“新保守派”上升为主流势力;
     第三,随着日本经济陷于萧条、中国国力快速增强,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挟美制华”的主张在日本决策层中占了上风,而“价值观外交”日益成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牵制和诱导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
    
     安倍“价值观外交”三部曲
    
     在安倍内阁时期,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明显含有针对中国的意图。这一“价值观外交”经历了三段式发展。
    
     (一) “挟美制华”战略扩展
    
     2006年9月上台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其竞选阶段就一再强调,将致力于促成有着“共同价值观”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执政后,这一思路被清晰化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构想。
     出任首相后,安倍一度收敛“价值观外交”锋芒而提倡日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一旦中日“政冷”僵局被打破,日本亚洲外交获得暂时的平稳局面,安倍马上又祭起了“价值观外交”的大旗,急欲拉拢各国修筑围堵中国的意识形态围墙。
     2006年11月30日,安倍内阁的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 ——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说。麻生指出,日本在外交上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要以“价值观外交”来把欧亚大陆外延的东南亚、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还要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麻生称,这应是“ 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以外的“第三外交基轴”。
     安倍倡导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意在从东南部海洋方面对中俄形成钳制之势。麻生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意在由日本主导一个欧亚大陆中小国家的“价值观联盟”。这两套“价值观联盟”的地理分布,对中国形成完整的包围之势。
    
     (二) 初试锋芒“拉澳入瓮”
    
     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了《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其中规定:日澳将在安全、维和、军控、军演、情报、反恐、救灾、防扩散、打击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为此,双方将建立外交、防卫首脑“2+2”协商机制。这是日本同美国以外国家签署的首份安全合作文件。
     早在2001年7月30日,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曾提议建立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如今,澳大利亚一边半推半就地跟着日本,一边声明“毫无针对中国之意”。美国对日澳“准结盟”乐观其成,但表态却十分谨慎。韩国寻求在美日中俄“四强”间扮演游刃有余的“均衡者”,反对驻韩美军发挥“战略灵活性”而被投入干预台海局势的战事。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日澳宣言”,是把美日、美澳双边同盟连成美日澳三边同盟的一个中间环节,因而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进攻性。如该宣言称:日澳美要基于“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致力于强化“三边合作”。
    
     (三) 再试刀锋“拉印围华”
    
     2007年8月19日,安倍启程对亚洲三国进行了访问,其重点在于印度,其目的在于拉印度进入其心目中的“弧”中。
     8月22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做了题为《两洋的交汇》的演讲,其主线就是渲染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安倍称,日本和印度是两大“民主主义国家”,太平洋和印度洋是“自由与繁荣之海”,日本外交正在欧亚大陆周边推动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如今日印要成为其“核心”,共同建设“大亚洲”和“自由与繁荣之海”。按他的定义,“日本与印度相结合,‘大亚洲’将成长为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巨大网络”。
     早在2002年11月28日,小泉纯一郎的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的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该报告特意指出,“印度有10 亿人口,从其国力和地缘政治立场看是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实际上,在小泉当政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积极诱导日本企业把资金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日本对印度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资金迅速增加,从而使印度上升为日本ODA 的第一大受援国。
     安倍在演讲中称,对日印两国来说,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准备由双方外交与防卫负责人之间就加强安全合作问题进行磋商。显然,积极推动日印军事合作,是其对印“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内涵。日本一部分政治势力推动的“价值观外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意在于欲以意识形态为手段遏制中国,以达到争夺地区主导权之目的。
     那么,日本果真能构筑起围绕中国的一个“弧”吗?由于这个“弧”带有露骨的对华冷战色彩,在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下,其他与中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国家都不能不三思而行。
     2007年8月9日,日本防卫相小池百合子曾对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加强日美澳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赖斯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这有可能向中国发出意想不到的讯号,应慎重推进合作”。2007年3月日澳首脑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前后,澳方再三声明,这一合作并非“针对中国”。在日本政府的一再倡导下,日美澳印首轮战略对话终于在马尼拉举行,但其余三国对于继续举行此种对话并不热心。
     近年来,印度欲在中美俄日之间的复杂竞争中享受渔翁之利,也很想利用日本来提升自身地位。但若设想印度会欣然加入安倍之“弧”,未免低估了印度人的智慧。近年来,美日“新保守派”把印度视为推进“价值观外交”进程中加以拉拢的“重点对象”。美国一些政客主张把北约扩大到全球,把印度也拉进“北约大家庭”。美日与印度之间任何合作的进展,特别是2007年9月印度参加美日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都被它们渲染为印度加入了其“共同对付中国”的阵线。对此,印度显然感到十分尴尬和不快,因为这并不是其外交战略和需要,也有违印度的不结盟政策。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2007年8月20日告诫日本,不要和中国展开“一方获益则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9月中旬先后在泰国和韩国举行的外交与国际安全问题会议上发表演说,纵论印度外交战略和“东向”政策,其中有关中印关系部分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中国仍然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也是印度‘东向’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印度“确信”它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成熟并稳步发展”。
     其二,印中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正在不断加深,“我们相信在本地区以及更广的范围内,印度和中国都有足够的空间和机遇共同发展”;“印中伙伴关系是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在国际新秩序下亚洲崛起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三,贸易和投资是印度与中国之间“新关系的重要驱动器”。他对印中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感到高兴。
     其四,印度和中国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之间还“存在尚未解决的分歧,其中包括边界问题”。印度的基本出发点是“寻求与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不让这些分歧成为双边关系议程上的重点”;印度将继续致力于“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和平对话途径积极主动地”解决分歧。
     印度总理辛格在2008年1月访问了中国。对此,印度政府人士指出,印度领导人访华不仅是为了充实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更是旨在传达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 ”,也就是印度不会参与任何联盟或“围堵中国”的战略平台。如此看来,美、澳、印都有心防范中国,但更有与中国加强合作的需要。
     近年来日本围堵、绕开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恰好成为其地区与联合国外交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安倍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使其倡导的“中日战略互惠”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使中日相互信赖再受伤害,因而也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外交利益。
     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在其国内遭到了尖锐的批评。2007年3月,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组建四国战略同盟“绝非是高明的外交政策”。一些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示,反对开展与中国相对抗的“价值观外交”。
     2007年9月,安倍在内外交困中黯然下台,福田康夫“临危受命”,出任首相。福田首相将为“战略互惠”赋予哪些新内涵,提出何种更高、更新的概念,对“ 价值观外交”将采取何种态度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2007年版的外交蓝皮书预定2008年春季发行,原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方针将不会被写入该蓝皮书,因为此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高村正彦外相挑明了其意图,认为不应摆出这种“举刀过头”的咄咄逼人姿态。这一举措可视为福田内阁向中国发出的友善信号。
     种种迹象表明,福田执政,中日关系将得以进一步排除“历史问题”和“价值观外交”的干扰,有望在更加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日本外交抉择与中日关系
    
     21世纪初期,日本进入了新的外交抉择进程,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和中国。
     在现阶段,日本依然以日美同盟为其外交的“基轴”。日美同盟是一个“美主日从”的框架,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架,日本力图取得“日美对等”地位。在战术上,美国力图促使日本在不突破“美主日从”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各界精英一直在就其未来外交抉择问题进行战略论争,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日美关系和亚洲外交,其主要派别有以下几种:
     第一,“脱亚入美”派。亲美派、右翼势力以及对亚强硬派的一些人士持这种立场。其思想基础是,对曾打败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畏惧,对美国维护日本安全作用的迷信,对美国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追崇。
     第二,“脱美入亚”派。左翼势力、新亚洲主义者以及经济界人士中一些人持这种立场。这一派认为日本必须逐渐脱离美国,成为亚洲的真正一员,致力于完全恢复外交自主性。其思想基础是,对美国的历史怨恨,对美国地区作用的怀疑,对亚洲合作的期待。
     第三,“亲美入亚”派。知美派和稳健派中的一些人士持这种立场。这一派认为偏颇亲美、入亚这两种极端都有弊端,强调尽力搞好两者间平衡的必要性。其立论依据是,排除意识形态因素,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优先标准,注重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四,与“亲美入亚”派相似的还有“入美入亚”派。各派中的一些现实主义者持这种立场。
     第五,“脱美脱亚”派,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中小海洋国家论者持这种观点。
     在日美同盟拥护论者中也存在着若干种“修正派”倾向:第一种是主张在对美关系中也应坚持一些独立主见,如日本在废除核武器的主张中应把美国的核武器也包括在内。第二种是主张逐步改变日美同盟的性质,当地区安全框架确立之后,以假想敌为前提的日美安全条约应朝着日美友好条约转变。
     在坚持日美同盟优先的条件下,日本外交始终面临着“美主日从”与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例如,在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中受到美国的强烈牵制,在处理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时也陷于两难困境,在对朝关系上也总是要视美国的眼色行事。
     日本的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路线与结盟外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日本而言,要想真正成为普通国家,实现军事独立是其前提条件之一。而美国能否容忍日本脱离美国、实现军事独立还是一个未知数。
     身居“美主日从”框架中,日本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陷于“不对称同盟的困境”,必须始终面对双重恐惧:一是对中美“越顶外交”的恐惧,二是被卷入中美冲突的恐惧。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放弃对华防范战略而彻底转向对华友好合作战略,有赖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和谐外交”的进一步成功以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长足进展。
     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日本试图遏制中国的成长势头,再夺“亚洲盟主”宝座,以免遭受被边缘化为“亚洲大不列颠”的命运,为此不惜两败俱伤“,多少带有几分悲壮的色彩”。
     近年来,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目前日本正在受到“中国的冲击”,表现出对“中国地位上升、日本地位下降”的现实尚不适应,“尚未摆脱日本=优者、中国= 劣者的固定观念”。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学者认为:“近代以前的‘大中华世界’重建的潮流正在出现。日本是挡回这一潮流呢?还是被这一潮流卷入呢?亦或保持孤高呢?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抉择。”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孤独地推动亚太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加速,特别是中国也从更加偏重双边主义转向越来越重视区域合作。对此,日本既喜又忧。喜的是,其一直推动的区域合作正在从理想变成现实;忧的是,区域合作开始超出日本所能掌控的范围,特别是中国在其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日本的亚洲外交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表现为既要推动区域合作,又要处处围堵中国。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亚洲中的日本》中认为,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在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以来已过了30年,现今的亚洲已变成全然不同的亚洲,“ 亚洲正在一体化”。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得到了良好评价,而在东北亚、特别是中、韩得到的评价却很低,这就等于存在着两种“亚洲中的日本”,今后日本应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日美同盟和与欧洲各国的良好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但是,努力构建能够得到肯定评价的‘亚洲中的日本’,也是为安全与繁荣打基础的重要课题。”
     近来,日本媒体纷纷对日美关系“步入深秋”、美中关系日益升温表示担忧。2007年11月26日,《朝日新闻》以二战时中美联手打败日本为例,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对中美接近的焦虑。《外交论坛》2007年11月号刊登题为《美国对日本失去兴趣了?》的文章,认为美国正与日本渐行渐远,美国智库没有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浓,“今后美国既要保持日美同盟,也要和中国一道封锁日本”。据2007年11月25日《读卖新闻》报道,近年来英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研究机构持续增多;派驻日本的外国记者人数已从1991年的515 人减至目前的275 人,外国报道机关也由337 家减至201 家,而派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人数则由2003年的380 人猛增至2007年的705 人,报道机关由214 家增至351 家。2007年11~12月间公布的各种民调结果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
     面对中日两国国际影响逆转的趋势,日本各界精英正纷纷提出各种对应方案。其中,不乏以“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包围的呼声。但有的专家则主张:“ 必须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和构筑与亚洲的良好关系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两国应当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
     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的外交结构。其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
     对日本而言,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美、对华外交定位,将是其必须做出回答的课题。
     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快速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这一变化,是导致小泉“参拜”路线破产、推动安倍打破对华僵局、促使福田继续改善日中关系的社会潜流。
     从历史上看,东亚地区曾出现“华夷秩序”、“列强秩序”和“冷战秩序”等三种秩序,冷战后则进入走向新秩序的过渡期。冷战后十几年间,这一地区出现了美日同盟得到强化、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地区合作不断进展的混沌而又相对稳定的局面。
     东亚地区将走向何种新秩序呢?就目前趋势看,东亚秩序的未来面临四种可能前景:一是美国主导东亚秩序的前景;二是中美实现亚太地区合作的前景;三是中日韩携手推动东亚合作的前景;四是中美日俄竞争与合作的前景。中日战略和解与合作如何发展,将对这四种前景的此消彼长产生重要的定向作用。
     近年来,中、美、日三国都将到2020年为止的时期视为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内,日本能否走出一条兼顾西方和亚洲、平衡美国和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总体而言,日本似乎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中动摇和彷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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