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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传唤”之后的杂感/綦彦臣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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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说一件“大事” (博讯 boxun.com)

    我不否认自己与当地公安国保人士保持着较为良好的沟通关系,甚至说我也“传唤”过他们——为农行377名下岗职工上访的事情,约他们紧急到我书房商谈。当时的情况是:全沧州377名农行下岗职工群情激愤,我作为他们的维权代理人已经向他们申明“只替写递材料,不负责组织上访”,而恰在此时有人传出消息说当地公安对上访的要“见一个抓一个”,我约见公安国保人士要求他们出面澄清。
    稍后“见一个抓一个”的说法被证实为谣传,而我帮本市农行去北京的保定驻京办去接访,看到唐山的警察特别客气,让唐山农行一位上访的老大姐坐在警车副驾驶位置上,似乎还递给了药品…
    沧州方面去否警察,我没问,但是我们这个隶属沧州管的县级市确实没去警察。我和农行的正副行长还有司机,一行四人,到了保定驻京办,由我出面说服泊头的几位上访者,并且农行专雇一部金杯面包车将几位上访者请回。对于这件事,警方没插手,至少我认为对事件的平缓化有莫大的好处。不久,劳动部以红头文件形式对我进行专项答复,认为应当到沧州劳动仲裁部门为这377人立案。但我与377人的约定为“有了初步结果,就止住,由律师介入”,同时,农总行经河北分行委派沧州分行与我面谈,交待农总行五项答复——核心点仍然是找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解决。
    来与我面谈的人是沧州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姓庞,我的中专校友,也就是说,以私为公的色彩较为明显——这算是和谐社会的一大特色啦。谈完后,师兄要求我有新作要签名送他一本,我诺然。
    整个谈话过程,有国保人士在场“旁听”。按国保人士的说法:“这个事儿不敏感,是你人敏感。”这些话都是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说的,我则“反驳”那位私人关系已经不错的赵老兄:“你太小瞧兄弟了,我有政治目的,也不会利用这些人。”
    我为人家服务,又“贬低”人家,这不是矛盾吗?不是的,那377个人大部分是与农行旧时各级领导有关系的人,否则难以以“协储员”身份进入农行并与正式干部(那时银行职员通称“干部”)混岗的。
    他们多少是“花了点钱儿”进银行的,因此最后“闹事儿”无非是多要些钱而已。最有趣的是,当初,一位副市长的外甥闺女还特别对我说:“綦哥,我们是因你人品好才敢请你,但你不能把这件事给政治化了哇!”我当然守诺,不过这让某级政法委很不快,他们托人给我带话,说知道我给沧州农行下岗职工两次讲维权课程的事情。我则回答说:“都是按国家法条讲的,要调查,可传讯任何一个听课的人。”
    谁在政治化此事?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嘛!
    二、奥运之后,形势依然“严峻”?
    奥运前,地方国保一位副局级干员两次以好友身份来我书房,要求我承诺奥运期间不外出、不写东西,等等。我答应了,其中尤以“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一条为紧要,整个奥运期间,我遵守得很好。在我记忆中,我尚欠这位好友的太太饭店的一张单子,多少钱记不清了,估计是二百块钱以内。十年前的事了。若不是1999年被抓,年底我照例会清了那单子。我开玩笑地说:“过了诉讼时效了,你要钱我也不给了。”
    奥运后,我的心情有些放松,但这毒奶粉事件让人太气忿了,尽管我一向以温和著称,何况我太太又长期饮用三鹿红枣液态奶呢?说来惭愧,她有甲亢,医生说喝高档奶为好,为了既增加营养又省钱,三鹿红枣奶成了她的“特供”,我带头不喝,也不允许两个孩子喝。结果,为保护一个病人的健康,却用高档食品来害她。这个细节,在9月24日的公安“礼貌传唤”时,我着重讲了一番,以至于做笔录的与我同岁的警官老韩也有些受感染,生起气来。
    公安国保传唤我,是因为昨天我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事情。
    9月23日早晨六点,我在卫生间正想冲澡,太太有些慌忙地跑来:“电话,国际长途。”我尚穿着短袖睡衣,抖瑟着过来接电话。那头的成功先生说:我在《议报》上的《五问毒奶粉事件》短文由《议报》主编推荐过去,由于我是河北人,又是知名学者,自由亚洲电台希望谈一下后续的事情。
    我想:奥运结束了,承诺主动失效,再说《参考消息》上几乎每天都有国外的批评文章转译,我侃一番没什么的。
    太太给我套上运动体闲服(——9月23日很冷),我与成功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完后,他说分两次播出;我说:“播就播吧,反正我也信守了奥运期间不接受采访的诺言,不过有些话语激愤的地方要删下去。”我指的激愤之处是说,中国孩子不如美国的宠物狗,因为后者吃中国奶制品出了毛病,美国人提出了抗议。
    中国方面本该“举一反三”,在6月份调查一番。
    对于自由亚洲的采访一事,第二天我就忘了。一大早,姐姐的儿媳打来电话,要我太太去市医院给挂号,她的孩子与她嫂子的孩子要来检查,看有没有结石。
    应当说,这是件好事——全国统一行动,对三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检查,查出肾结石来,免费治疗。
    9月24日这天上午仍然很冷,太太排队冻得瑟瑟发抖,我说由我来排,她不允,我只好拍了几张照片后,回家。到家已11点,电话响了,我跑过去接。我起初以为是姐姐打来的,我好问一下她们到了什么位置。我不太记电话号码,见号码“面熟”,就接了。原来是国保大队的赵大队长,他约我到公安局,他在门口等我。到了公安局门口,没见老赵,我对门卫说了一声,就上了楼。
    见面之后,赵老兄很焦急,说我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捅了大娄子,沧州来了一位副局长,一定会训他们的。说实在的,我有点尴尬:若是沧州来人与我见面,双方辩一下,倒没什么,若让赵老兄“中间受气”,我心里“真不落忍”——按家乡话,是这么个说法。
    让小黄讯问我,小黄由于与我有些“私人关系”,极力回避;而后,任务落到军官转业回来的老韩身上,简要地问了四页。主要内容无非是我重复在《议报》文章上的观点及与自由亚洲谈话的重点。问完后,我起身要走。与我同岁的老韩说:“等会儿,我看赵大队有什么安排不?”我很急切,因为姐姐是否赶到,他的两个孙女是否安然,我很挂念。
    多说几句的是,我们姐弟关系非常好:一是,除我俩之外,家中别无兄弟姐妹,在我成长的历程中大我六岁的姐姐实际上尽了母亲三分之二的责任;二是,姐姐为了替我照顾父母,嫁在了本村,两大家子由她一个做主,所以后来当二外甥要媳妇时,我二话不说,把自己在乡下置办的一套房子白送给了姐姐。送房子,姐夫当然高兴,我拿脾气倔强但又自恃聪明的姐夫“找乐子”,说他:当年要不是我家穷,我姐不会嫁给你个“傻小子”,现在你算正式倒插门,娶我们家来了。
    姐夫舅子关系融洽,成了乡村一段佳话。
    送房子,太太不高兴,那毕竟是我们结婚后共同攒下的家业。多亏太太贤惠,不到半年,就消了气。甚至说,我的外甥媳妇与我太太的关系,比与她婆婆(我姐)的关系都好。
    话归正题,老赵与我见面说:“下午我再叫你过来。”我匆忙下楼,打车回家——实际上步行也就十分钟。回家后,姐姐来了,两个外甥媳妇还有他们各自的孩子也来了。我心里高兴。姐问:“干么去了!”
    “公安局的叫去了。我接受采访,他们不高兴。”我真地觉得没什么。
    “又是国外的采访呗!”大外甥媳妇文化程度比较高,算是替我解释了。
    中午,一大家子人进了四川火锅店,大吃一通。姐姐悄悄塞给我二百块钱,让我自己用,比方说“打羽毛球费钱,买几桶球放着”。我没留下,用来买单,省了二外甥媳妇一百五十块钱。事先,二外甥媳妇声明由她请客的。等到两点已过,她们还得去市医院,上午只领了号、交了号,下午才能正式检查。
    我很无奈,下午得听公安局的电话,没法陪同她们去医院。
    到了5点多,老赵没来电话,医院那边的检查结果很好,两个孩子均没问题。据说,整个泊头市才查出7例,不算高。
    三、我对河北政治的看法
    发在《议报》上的短文,已经说了我对河北政治的一引起看法,但是,经过9月24日一天的经历,我倒有点新想法:下次,国保人士在与我约谈,我将郑重其事地要我的选民证,让他们去街道上给要。还有,我适当的时机,我将写公开信,要求市长辞职,因为我代理的一件行政复议案,政府方面超期不作为,这不符合胡温最近再次高调的民本思想。(——除了这件行政复议代理遭到搁置外,我手头仍有充分的资料能证明地方吏治败坏)
    泊头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吏治败坏如此,整个河北也乐观不哪里去,虽然说我对胡春华实质主政河北持欢迎态度。
    对于沧州方面压给泊头的“政治任务”,传唤我到公安局,这本身从程序上没什么错,所以我无条件服从,也等了以下午的后话。但是,这个细节如果意味着河北高层,特别是胡春华本人要封锁言论,那么我有权以单个选民的身份请他离开河北,就如敦促市长引咎辞职一样。因为河北前些年让程维高给折腾烂了,至今没缓过劲来,河北不需要第二个“程维高”。如果这个细节意味着公安口儿主动维护稳定,或干脆说贯彻某级政法委的错误决定,那么,我要说一句:别再给河北添乱,别再给胡春华添乱,别没事儿找事儿地激化矛盾。比方说,拖着一个与胡总温总年纪相当的老太太并不复杂的行政复议要求,来干“闲白儿”。
    对于胡春华,河北人民应以观后效:如果在毒奶粉事件平息后,他如广东的汪洋、湖南的张春贯,重庆的薄熙来一样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大家就呼吁让他及时当河北的省委书记,乃至快进政治局;不如是,网上联名,发动“驱胡运动”。
    还有一点,作为同龄人,从同龄人的角度上我要好心劝勉胡春华一句:河北官场风气阴毒,人渣子不少,稍有不慎就会被“送进狗肉柜子听梆子响”,所以,即便有人出主意来压制关于毒奶粉事件的言论,也不能采信,采信了呢,马上放弃。相反,借着国际媒体的批评声浪,整顿河北吏治,掀起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何乐而不为!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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