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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大一统”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甄爱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2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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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无一例外,都拥有两个最基础的条件:县镇自治和市场经济。这早在十八世纪的中叶就已经被人类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托克威尔,在其著名社会学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充分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最显著特点,即县镇自治。
     美国的县镇,英文中称为“市”(City),其实是比中国的“市”小得多的和中国的镇或者乡差不多。总之是可以在日常交往之中相互了解的那种地理范围。在这一级的政治活动范围内,采取了直接选举的方式,但被选者并不在自己的政治管辖范围拿薪金。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和道德上的角色。市议员也是直接选出,同样不拿薪金。市长和市议员共同决定聘任市的管理者和公务员。这样,这一级的政府就成了卢梭所说的道德主体。并且和上级的政府只有税收比例分成上的一点联系。除此之外,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于是,这就类似于人类最早的民主制度的实验场,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最杰出成就和最有力保证。
     相比之下,法国的民主建设就不那末幸运了。托克威尔一生就写过两部书。除《论美国的民主》之外,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在后者中具体论述了法国到大革命之前的时候,大革命所要实现的一切政治要求几乎都在路易十六的政治实践中有所体现。大革命并没有给旧制度增加任何新鲜货色。托克威尔所要阐明的问题当然不是给路易十六翻案,只是告诫人们,民主的建设如果不把握好权力的张力效应,就会掉入乱用权力的漩涡之中。罗伯斯比尔之所以能够大开杀戒,把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杀戮竞赛,就是因为权力的失控。当代法国大革命研究最杰出的学者傅勒所著的《思考法国大革命》,则在更高的学术层次上把这其中的道理阐述得越来越清楚了。美国与法国的对比,让我们明确了一个事实:基层权力的道德约束必须先于整个国家的权力制衡关系的确立。这是人类的道德建设的最好方式。人类有了道德,才是脱离开动物丛林法则水准的唯一标志。
    但是,道德不能产生效率和效益。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在其著名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具体阐述了效率与平等的相互关系:效率与平等必须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发挥作用,缺一不可。现在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产生效率的最佳手段。市场既可以合理的配置资源,让人最大效率的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又能最大效率的发挥自己的交换价值,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佳配置;同时,市场又是交易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对此给出了一个最简洁数学证明:在市场交换中,交换双方都希望自己交换回来的商品价值大于或等于自己提供的价值,于是,双方成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双方提供的价值正好相等。这是一个不需要有人监督的过程。这同时就宣布了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交易成本大得惊人,在交易中就会有大量的价值损耗。于是,市场经济就成了民主建设的另一个基石。
     世界上的许多政治家都看到了市场的效率发动机作用。特别是那些在世界的竞争中暂时落后的那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家,他们想急功近利,迅速解决自己的落后面貌,就更是对市场经济青睐,总以为只要把市场引进来,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忽视县镇的民主建设,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在基层的道德主体建设问题,只是一味搞单向度的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社会拉美化现象: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猖獗,政府黑社会化,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社会成员道德沦丧,等等。不光是拉美如此,亚洲国家走这条道路的也完全如此,如印尼,菲律宾。而今天的世界上最典型的要说是中国了。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只是想在经济上市场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政治上如何改革的问题。一旦触及到政治改革问题,他就火冒三丈,非要杀二十万人不可。他留下了这个单向度的撇脚改革直到今天还是那种老样子:只抓经济的市场化,千方百计捂住政治问题的盖子。保护了那些把权力的触角伸到了经济利益中的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在把金钱揣进自己腰包里的时候,他们同时就是在挖政治大厦的墙脚。最终造成了皇帝和诸侯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诸侯的数量级效应和诸侯们的行为更符合人性的本质,所以,最终胜利者必然是诸侯的团队。当然到了那一天,不仅是亡党的问题,更是亡国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种既要亡党又要亡国的边缘。
     中国这个国家有它的特殊性。从秦王朝统一后形成的大一统观念,一直在腐蚀着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大一统不光是在变革之中尾大不掉,而主要是维持大一统就必须使用独裁和极权。独裁和极权就就不会有效率和效益,就不可能实施民主政治。不实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就只能是官僚经济,市场只能是官僚的提款机。死亡是早晚的问题。没有其他种可能。政治家到了今天还幻想会有其他出路,走出诸侯贪腐和官吏抢钱的困境,是绝无可能的。在作这样的美梦,不是白痴就是下愚了。
     中国应该从大一统中解困。给每一个省以更多的权利和权力,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解决自己问题的过程中就会增长责任意识。我们在今年的四川地震中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对于国家的责任心。这就是因为他在那种位置上。其他地方官吏仅仅是给胡温打工的马仔而已。他们只有权力而无义务。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的本质条件就是没有义务和责任。所以实施地方自治应该成为中国改革日程上的重中之重。像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给其高度自治就更为重要。大一统是绝对不可能拿出对哪一个地区和省份都适用的政策来的。由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来实施对于各个省和地区的管理,那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只知道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知道对于人民负责。因为人民对于其升迁和解职毫不相关。他自然只会增长依靠权力给自己谋私利的野心,根本不会有对于自己的管辖范围负责的职业道德。看来政治机构只能有两类:一类是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必须经过道德约束而又不拿薪金的管理者;一类是必须经过全民选举产生但有对于自己管辖的范围全面负责的拿薪水的管理者。还要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必须切断道德约束的管理者和上级的管理者之间的权力脐带。只有这样的政治结构才能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贪。
     在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最高统治者皇帝表面上是所有臣民的主宰。实际上那些拥有地方权力的封疆大吏却是皇帝的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诸侯杀皇帝的事件充分证明这一点。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是一种零和博弈。地方拥有自己的权力空间,中央拥有自己的权力空间。把地方权力完全设想为只是皇权的附庸,是一种十分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次三鹿毒奶粉证明了 两个真理:第一,只有市场没有乡镇建设的道德约束,人就变成了野兽,社会就变成了暴力法则横行的丛林。三鹿集团其实心知肚明是自己为了争夺农村市场不得不恶性竞争,降低成本,使用低廉材料提高蛋白含量,蒙混过关。这不正是人变成野兽的明证吗?第二,它充分暴露了地方权力与皇权的博弈。河北省并不是不知道三鹿奶粉会导致婴幼儿肾结石和肾衰竭,只是地方利益驱使必须要要隐瞒。不解决皇权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博弈关系性质,这种事件将层出不穷。其实质就是诸侯在和皇帝斗争。而最后的结果毫无异议是诸侯战胜皇帝的改朝换代。因为每一个身处皇帝之下的权力拥有者,都是皇帝的敌人。假如今天的中国最高权力当局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那真有点遗憾了。其结局将十分悲惨。
     夫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卒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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