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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就是个狗尾续貂的垃圾货色/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9日 转载)
    
    劳动合同法就是个狗尾续貂的垃圾货色
     (博讯 boxun.com)

    何必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18日公布,《条例》规定:13种情形下劳动者可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2008年9月19日中国新闻网)
    
    这个劳动合同法,终于又出来个实施条例啊。
    
    看上去,这又是个各方博弈后的结果。
    
    其实,该法颁行前后,相关的现象与说辞何其多也。
    
    王未名发来国外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的相关内容。
    
    东莞租霸 假租厂真敲诈
    
    【本报广州十三日电】在中国投资的港商透露,近两个月来,广东东莞出现一群「租霸」,专向出租厂房的厂商下手,假藉租厂的名义,付订金后诸多刁难,甚至诬告厂商违约,再索赔双倍或以上订金,至今已有多人受害。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东莞厂商面对中国新劳动法等政策及不景气的压力,不少工厂搬迁撤走或缩减规模,部分厂商为补贴开支,将部份厂房分租出去,没想到惹来「租霸」觊觎。
    
    香港中小型企业国际投资交流协进会会长赵志雄表示,这类「租霸」看准外商息事宁人的心态,专挑外商来敲诈。
    
    报导说,「租霸」会成群结党出动,先由一人假扮有意租厂的商人,察看过厂房环境后,立即表示没问题,并爽快支付人民币一万到两万元的订金,然后要求厂商写下一张临时租据。
    
    接著,这名「商人」会带著两、三名声称是公司管理阶层的人士到工厂,表示要再看看厂房环境。期间,假扮管理阶层的人士会开始批评、挑剔厂房,务求制造借口与厂商起争执,使得双方不欢而散。
    
    隔天,「商人」会带著几名大汉,以及自称公安的男子再到工厂与厂商谈判,由自称公安的男子先出面,指厂商食言违约,必须支付至少双倍订金做违约? 獬ァ?/div>
    
    赵志雄说,东莞最近发生几起假扮租客敲诈的事件,手法类似,猜测是同一伙人所为。
    
    200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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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员将示威者送返工厂内,并逐一登记工人资料。
    
    【本报广州十四日电】春节长假过后,广州惊传台资厂倒闭,数百工人上街抗议事件。
    
    位在广州番禺大石的这家台资厂经营十多年,昨天上午工厂数百工人突走上附近的洛溪大桥抗议工厂倒闭,并将整座大桥堵死,往来交通全部中断瘫痪。当局接报后出动一百多名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到场,期间发生零星冲突。
    
    报导称,混乱中有三人被警员打伤,半小时后才控制局面,当局派出四辆大巴将示威者带回工厂,并将带头抗议的十多名工人带走调查。
    
    员工不满表示,工厂拖欠五百员工近两个月工资加上多年的社保金,至少超过100万元。
    
    据了解,这家从事制鞋模具的台资企业为利昌鞋业,因借贷被台湾的银行追债,公司负责人已被限制出境,不过公司已通知广州厂方将生产好的模具尽速交付客户,所得款项应够付员工1月份薪资70万人民币与厂房租金140万人民币。
    
    广州台协前会长吴振昌指出,近来广东台资厂一连串的倒闭是这三、四年来累积爆发的,从全面缺电、缺工,到退税问题、保证金缴纳、物料上涨、土地租金上涨,再到新劳动合同法等都是原因。他听说至少10家以上台资企业已做好关厂的准备,且最近就会陆续浮现。
    
    200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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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迁厂补偿 工人威胁跳楼
    
    【本 报广州五日电】昨日上午9时许,广东白云区一大型鞋厂的十多名工人爬上厂房楼顶,作势跳楼,要求工厂按照《劳动合同法》补偿支付他们多年来的加班费以及辞 退补偿费。大批员警和消防队员赶到救援,三个多小时后这些工人被劝下。新快报报导,今年年初该厂曾两次发生数千工人堵路讨薪的事情。
    
    昨日上午正门口 厂房三楼的楼顶边沿危坐着十多名男女,其中一名男子坐在高出楼面50厘米的护栏墙上,双腿伸出墙外,其它工人游离在护栏墙附近。据报导,消防员已在楼下铺 设了两个安全气垫,消防员和员警不时对楼上人员进行劝导,另有数名保安也大声吼著,警告楼上人员情况危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告,十多名工人陆续走下护栏 墙。中午12时20分,楼上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报导指出,危坐楼顶的十多名工人都来自诚达集团下属的一家鞋厂,该厂有员工4000多人。据 该厂几名员工表示,三个月前,该厂负责人透露将把工厂整体搬迁至东莞,所有工人可自愿随厂前往新址,不愿意去的员工辞职后可一次领取三个月工资作为补偿。 「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工人说,但工厂又不接受辞职,许多老员工同意辞职但不愿意只领取三个月工资的补偿,由此引发工人不满,至今仍有43名老员工未签 字领取补偿。
    
    200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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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职业沪女 公私难兼顾
    
    【中央社上海七日电】中国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部昨天公布「上海高学历女性群体状况调研报告」显示,高达九成的高学历、高职务、高收入「三高」职业妇女面临事业、家庭压力与困扰,事业家庭难兼顾。
    
    调查发现,在上海职场,许多妇女当前面临要生产还是要升官的两难选择。尽管中国「劳动法」和「妇女保障法赋予了女性在生育期间享有的权利,但现实中,不少女性在怀孕期间仍面临调职降薪的遭遇,使得许多育龄三高女性谨慎对待生育,甚至不敢生育。
    
    调查显示,有25%的三高女性将事业发展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此外,超过七成的三高女性想趁著年轻,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身价值。
    
    而一旦生育,就意味著要暂时离开职业发展较好的职位,不得不中断事业的发展。调查中,不少三高女性表示,如果将生育一事延后,又无法面对家人对下一代的期待,也会影响家庭和谐。因此,职场发展与家庭责任的冲突让她们深感为难。
    
    此外,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女性表示,过去五年间生活有所改善,但仍有近九成的女性感受到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当被问及「目前最大的忧虑」时,有23%的受访者认为房价太高,没能力改善? 》浚?7%的人感到竞争激烈,自身素质难以适应;12%的人认为报酬太低,难以改善生活;9%的人担心失去工作;4%的人感到找工作越来越难等。
    
    关于工作,多数受访女性表示压力有的来自职场竞争,有的来自办公室的技术更新,有的来自工作节奏快、任务繁重等。
    
    此外,调查发现三高女性短时加班现象较为普遍。
    
    三高女性有时加班的比率是65%,经常加班的达13%,工作压力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以完成任务。
    
    200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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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副校长提6小时工作制
    
    【本报杭州二十日电】中国从1960年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建议,有必要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内容、需要等分时段、全国统一的六小时工作制。中通社报导,姒健敏认为,随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加快,目前八小时工作制已带来一些问题,影响到劳动时效性和生活质量。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已自行调整工作制,实行错时工作制,实际上已打破八小时工作制。
    
    姒健敏认为,六小时工作制可以保护劳动力资源和人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缓解交通压力,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改善社会生存环境,提高工作效能及改善工作及节约成本。
    
    他认为,调查显示,在中国有效工时仅占制度工时的七成左右。缩短工时,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劳动效益将增加25%。
    
    六小时工作制如何实施?姒健敏认为,劳动管理部门要成立专门课题组展开调查研究和论证,做出科学分析,分别按大的工作种类、工作性质和内容、工作需要,提出每天六小时工作的具体建议方案,并透过媒体广泛征求意见。
    
    200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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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网召员工 薪资给Q币
    
    会员专用 可换虚拟道具、网络服务 「视同法定货币」 法界指违法
    
    【本报北京一日电】虚拟货币也可以当薪水?大陆的腾讯QQ网日前发布人才招募启事,预计招聘15名记者和美工,给的薪水则是腾讯会员专有的Q币。
    
    根据腾讯网的声明,腾讯会员记者团负责报导腾讯公司QQ会员核心产品的最新动态。而记者团和美工人员每月完成任务后,将保证获得一定数量的Q币。
    
    有网民认为,腾讯向兼职员工发放Q币作为报酬,是变相承认Q币是法定货币;更有人质疑,腾讯自己创造一个虚拟王国,而在这个虚拟王国中的虚拟货币,却能成为现实生活中一种等价的报酬,这将对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法界人士也表示,这种招募人员的条件和方式,违反了国家劳动法。
    
    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瑛表示,只要有雇佣关系,都必须要以法定货币做为报酬单位。
    
    同时,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或有价证券代替货币支付。而Q币并非法定货币,腾讯的作法,严重违法。
    
    上海市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游云庭则认为,如果腾讯没有将兼职人员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将造成国家税务损失。
    
    他认为,腾讯作为实物Q币发放人,在法律上属于代扣义务人,应向相关的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为这些兼职人员按照Q币的实际价值交税。
    
    但也有人抱持不同的看法。计世信息总经理曲晓东指出,目前不需要对此一事件过度反应。首先需要厘清腾讯的上述招聘行为,是集团层面有计划的行为,还是仅仅一个部门小范围的尝试作为,影响层面尚须持续观察。
    
    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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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卧底 揭工厂压榨黑幕
    
    【本报北京七日电】中国「血汗工厂」恶名昭彰,一农民工为揭发工厂剥削劳工恶行,今年初潜入广东省汇晟制衣厂「卧底」,不仅仔细记录工厂侵犯劳工权益情况,更将自己出勤纪录扫描存证,在本月初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举报工厂违法。他的行动获大批民众支持,大赞「好样的,社会就需要你这种人。」
    
    南方都市报报导,这名来自广西省的农民工黄伟木,自称「为了把劳工权益被侵犯的黑幕披露出来,让更多人关注农民工生活状态」,于今年4月应征入广东省番禺区汇晟制衣厂,开始「卧底计画」。
    
    他发现这家工厂没有基本工资,除周日外几乎每晚加班,但加班费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每小时2元,仅有0.5元。黄伟木曾在一个月内每天工作11小时,最后拿到的薪资仅有约1300元,却是全工厂最高的薪资。
    
    此外,工厂也违背今年初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不仅未和员工签定劳动合约,也未加保社会保险。经5个月卧底后,黄伟木于本月1日向工厂辞职,将自己的工作证及出勤纪录,及其它工厂违法证据向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举报。
    
    他的卧底纪录「史上最黑马农民工疯狂维权」的文章立刻在网络走红,但也有网友担心他的安全,说「该不会过两天就在报上看到,广东番禺一男子溺水身亡的新闻吧。」
    
    2008-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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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笼换鸟 广东要均富
    
    【本报系记者华英惠广州报导】东莞市中心的东城中路,是当地最繁华的路段,这条车水马龙的道路,笔直画出两个世界。
    
    街这边是新开发的步行街,有麦当劳、牛排馆、家乐福超市,二、三十层的社区大楼;另一边则是外来民工租住的低矮老房舍、打一通电话五毛钱的公共电话亭、贩售一元商品的杂货店。
    
    站在马路中间,向左、向右看,看到的是贫富差异。东莞仅一街之隔,就有这样的差异,更何况是广东省,中心城市与边陲城市、特区与周边城市,发展天差地远。
    
    贫富差距大 将近10倍
    
    特区深圳都是国际化的建筑,但广东省的两翼,不论是肇庆市、湛江市,乃至河源市、韶关市、梅州市,映入眼帘的是成片山地,点缀著几户砖瓦房,溪流所经之处,可见到担著水桶,挑水回家的小朋友。广东贫富差距之大,难以想象,以深圳、梅州人均所得为例,相差近10倍。
    
    广东省的富裕,拜改革开放之赐,深圳成为第一个受惠城市,从一个五万人的小渔村,成长到今天一千多万人口、人均所得中国排名第一的特区。深圳富了,周边的东莞市也富了,但经济成果却无法推向两翼的城市扩展。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任不久,就去看了广东省东西两翼,认为广东要均富,必须把产业自中心移往两翼。这种策略除了让经济发展成果让周边城市可以「雨露均沾」,东莞、深圳等早年发展起来的城市,透过传统产业往外移转,可纾解饱和的限制,也让产业往高新技术层次提升,才能突破瓶颈,脱胎换骨。
    
    传产移两翼 冲击外商
    
    但是,这种不欢迎传统产业、打开大门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腾笼换鸟」政策,狠狠冲击在广东已扎根20年的外商。
    
    「走还是不走」,是多数外商彷徨的心声。早年进来的业者,多半是投资传统产业,产业集群已形成、人脉网络已固定,能不走最好。但当地政府新推出的环保标准、劳动合同法、取消外商税赋优惠、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稳定的电力供应,都让传统产业面临极大「内忧」;加以国际不景气冲击的「外患」,外商已开始思考往两翼或内陆移转的部署规划。
    
    200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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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也用别样的心态乜斜着劳动合同法。
    
    新劳动法──焉知非福?
    
    2008年01月25日10:45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而言通常不是什么好事。但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新实行的劳动法实际上会间接提振电子巨头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和世界最大的运动鞋厂家裕元集团(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等大型生产企业的股价。
    
    鸿海精密和裕元集团这样的生产商目前一直在努力降低成本。鸿海精密分别为苹果公司(Apple)和任天堂(Nintendo)生产iPod和Wii游戏机,其股票在台湾证交所上市;裕元集团则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同其它大多数或全部生产都在中国大陆完成的公司一样,它们也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油价上涨和美国经济放缓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打击公司的股价。去年,裕元集团股票的表现逊于恒生指数,其股价全年仅上涨了13%,而恒生指数则上涨了39%。
    
    中国的制造商还需要不断提高工资以吸引生活越来越好的工人。
    
    根据不同行业的估计,本月开始实行的新劳动法会使雇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5%至40%。这是因为新劳动法规定雇主需要提供遣散费和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但荷兰银行(ABN Amro)驻台北分析师曾绪良(Steven Tseng)说,从长期来看,这会将那些试图以低价取胜的小企业淘汰出局,因此对大型生产商而言是实质性利好。他主要跟踪鸿海精密和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广达电脑(Quanta Computer)等在中国设有大型制造厂的台湾电子企业。
    
    鸿海精密和裕元集团总共聘用了数十万名中国工人。曾绪良称,新劳动法对这样的大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严重,原因是为了稳定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基本上已经提供了高于规定的工资待遇。他预计,中国的新劳动法仅会使他跟踪的这些科技公司的劳动力成本上升3%至5%。
    
    曾绪良自去年11月以来对鸿海精密的评级一直是买进,当时该公司公布第三季度未考虑全部子公司的未合并报表净利润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32%,至新台币199亿元(合6.143亿美元)。鸿海精密的股价在10月8日创出新台币254元的高点,此后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跟随大盘走低。周四,该股下跌1.6%,收于新台币158.50元,比曾绪良11月份为其设定的目标价272元低了42%。
    
    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分析师莫汉•辛格(Mohan Singh)主要跟踪在香港上市的消费类公司,如裕元集团、方便面生产商康师傅控股(Tingyi Holding)和卫生纸生产商恒安国际(Hengan International)。他估计新劳动法将使这些企业在通常每年5%-10%的工资增长之外再增加5%-15%的劳动力成本。这对裕元集团这样的大企业而言并不是很大的问题,该公司一直在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尼和越南的工厂中。辛格说,假如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被逐出市场,这些企业将成为行业整合的受益者。
    
    不过,裕元集团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工资上涨问题。该公司在香港股市1月17日结束交易后公布,在截至去年9月30日的这一财年,公司收益的增长低于预期,增幅为1.6%,至3.594亿港元(合4,600万美元),而Thomson Financial所调查分析师的平均预期为3.79亿港元。该股在此后两个交易日中下跌了20%以上,从1月17日的收盘价26.40港元跌至周一的21港元。周四该股下跌1.7%,收于23.40港元。
    
    在裕元集团公布业绩后,辛格将该股的评级从强于大盘下调至与大盘一致,同时维持27港元的目标价。他说,该股的上涨潜力不大。
    
    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CLSA Asia-Pacific Markets)维持对裕元集团弱于大盘的评级。里昂证券分析师Forrest Chan在研究报告中写道,鉴于裕元集团无法回避出口市场低迷、油价高企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几乎所有负面因素的影响,2008年对该公司而言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他正在重新评估为裕元集团所定26.40港元的价格目标。
    
    据当地媒体和劳工组织称,中国的新劳动法已促使华南地区的许多工厂或是关闭或是将业务迁到了越南等低成本地区。由于对成本的担忧,总部位于加州的Plantronics去年11月份关闭了中国南方的Altec Lansing扬声器厂,裁员800多人。
    
    广东东莞市台商协会估计,新劳动法将使当地台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20%至40%。当然,要想看出新法的真正影响还为时过早,具体的执法力度也有待观察。
    
    跟踪鸿海精密的里昂证券分析师Vincent Chan将密切关注春节后的劳动力状况。他认为可能会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扭曲现象。在假日期间,许多工人会返回内地老家过节,通常一些人会选择节后不再返城打工。
    
    今年重返工作岗位的人可能比往年更少,因为新劳动法让工人们担心他们的加班时间可能会被减少。Vincent Chan说,许多工人都习惯了每月加班80个小时左右。在新劳动法之前就有限制加班时间的规定,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现在,由于监管的加强,许多雇主都害怕违反限制加班时间的规定,而这可能会打消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积极性。Vincent Chan说,真正的考验将是在春节之后。
    
    Mei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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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上涨威胁中国出口企业
    
    2008年07月02日07:18
    
    在浙江洪合镇,主干道的一快广告牌上写着“中国毛衫名镇”。然而,这个毛衫镇的经济正在滑坡,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步入中年期的初步迹象。
    
    过去20年来,这个距上海90分钟车程的小镇在全球经济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宜的位置。在不久前,当毛衫行业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时,洪合的10万名居民有逾半数在当地的100余家毛衫工厂和8,000余家商店工作,每年生产及销售约2亿件毛衣。当地政府称,这些企业每年创收达6.5亿美元。
    
    而现在,许多出口商和工厂都关门停业。其他一些闲置了部分产能的企业也正在削减成本。许多来这里打工的外地工人纷纷打道回府。
    
    生产商表示,由于原材料及能源成本上升,他们的利润有所下降。人民币走强令洪合出口至美国等重要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据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统计,今年5月,中国商品的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4.6%,这是创纪录的涨幅。习惯了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同时又担心本国经济疲软的外国买家通常拒绝出更高的价钱。
    
    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也导致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缩减:公司说,政府加强对工人和环境的保护令其开展业务的成本更高了。外国买家也表示,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让他们难以来中国参观工厂或参加交易会。
    
    全中国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些压力,只是玩具、家居用品、鞋类和服装等低价产品生产商们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而正是这些产品满足了全球各地的大量需求。低成本产品生产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帮助中国成为了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多年来,这些公司一直靠增加产量、压缩利润空间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增长。随着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增加及人民币走强,这类制造商成为最难消化上述成本的企业之一。
    
    这样的变化在依靠某种廉价产品致富的新兴城镇身上最为明显,从华南的广东省到长江三角洲的洪合县都是如此。行业管理者说,最近几个月,许多这类制造中心都有数百家、甚至也许是数千家工厂关门。在位于上海附近、号称领带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三分之一的嵊州市,生产商们试图联合提价。广东省东莞市也有许多玩具、鞋类和刷子生产商关门大吉。
    
    Marketing Management Group Inc.驻香港的时装行业顾问彼得•谢伊(Peter Shay)说:“这是情形终于发生变化的一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价格首次出现上涨。”
    
    对嘉兴伊尚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河荣等企业家来说,命运的转变来得太快了。伊尚美是洪合最大的出口商之一。2005年,姚河荣找到了一家最大的客户──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 Inc.),这家家族企业由此繁荣发展。姚河荣说,不久之后,美国市场就占到了公司业务的20%。
    
    但他说,来自沃尔玛和其他美国客户的大订单正在渐渐枯竭。最近的一天,他办公室楼下的车间里,数十台针织机闲置着。沃尔玛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公司目前没有从洪合的工厂采购,但拒绝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姚河荣说,我们非常担心这块业务。
    
    这样的困境虽然令人痛苦,但可能会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中国的毛衫行业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说已经过剩:至少有6座城市号称毛衫年产量上亿件,洪合只是其中之一。在这类低成本领域,分析师们预计将会出现合并大潮,从而提高效率。他们表示,各公司还将被迫进行革新,以便能在价格之外的其他方面具有竞争力。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中国过度依赖节省成本和简单生产模式来推动出口。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驻北京研究员余永定说,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贸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事。他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左右,而中国约为75%。
    
    当然,中国肯定还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充当出口大国。由于中国还生产不太容易受工资上涨等因素影响的工业机械及其他高价值产品,因而出口数额依然庞大。此外,中国的交通网络,以及大量为制造厂商提供支持的供应商和企业,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而对于既想出口、又想在中国国内销售产品的公司来说,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也极具吸引力。在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和博思艾伦咨询有限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 Inc.)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83%的受调查公司表示计划继续在中国生产。但随着上涨的成本削弱了中国作为制造地点的吸引力,约有17%的受调查公司表示至少会将一部分业务转到印度和越南等低成本国家。
    
    数百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人们一直从事丝织行业。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前夕,当地政府在嘉兴市下属的洪合镇开了两家大型毛衫厂。嘉兴位于上海西南70英里,下辖许多工业镇。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企业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纺纱机,实现了设备升级。它们在北京设立销售代表,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邻国的经销商开展贸易。到90年代末,姚河荣等业内老手开始离开洪合的国有企业,创立自己的公司。1999年,姚河荣和两个兄弟招了20名员工,开始生产针织衫。两年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国买家因此对中国供应商更有信心。姚河荣说,到2002年,他已接到意大利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定单。
    
    四年前,姚氏兄弟实行扩张,在新工厂配备了能织出更复杂花样的进口机器。他们与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将针织衫年产能提高至300万件。拥有400名员工的姚河荣说,他把从染羊毛到针织衫成品运输等各个环节外包给了100多家企业。
    
    洪合的各家店面堆满了一卷卷线纱、一摞摞松紧带。送货的人蹬着满载棉质、晴纶、羊毛等针织面料的三轮车穿过狭窄的街巷。在洪合镇中心,巨大的蒸气机正在给纱线染色。这个镇的成功吸引了做中国内地贫困省份的移民,他们在这里打工能比在家种地赚得多。打工者在镇上附近的村子里租房居住,通常还会把孩子也带在身边。
    
    三年前,总部远在美国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沃尔玛定购了160,000件针织衫,这标志着姚河荣事业顶点的到来。他说,美国买家不断光顾,促使他提高效率。姚河荣说,他们的定单数量多、价格低,做起来很难。
    
    然而,就在洪合的商业蒸蒸日上之时,来自北京的政策转变却让他们面临着新的障碍。2005年7月,中国在国际贸易伙伴的压力下同意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控制。此前十年,虽然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但人民币一直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出口商及外国买家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但也激怒了一些西方人士,他们批评说,这让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从而享受到不公平的价格优势。
    
    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一开始十分缓慢。但去年开始人民币加速升值,至目前已经上涨了20%。另一方面,人民币兑欧元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在欧洲价格更为低廉。但对许多制造商来说,这方面的好处不足以抵消它们面临的困境。
    
    与全球许多出口商一样,洪合的出口合同也以美元结算。随着美元走软,这里的出口厂商表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签定合同三、四个月后发运时还能赚多少──或是赔多少。姚河荣说,我们要对美元订单极其谨慎。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些政策,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速度。今年,政府颁布了新劳动法,限定工厂的加班时间,限制临时工,并将最低用工年龄提高两岁至18岁。新规定使洪合等地的小企业受到打击,这些企业通常会根据生产周期招聘和解雇工人。中国还加强了环境监管,这意味着洪合的印染企业现在必须为它们所用的化学品支付处理费,而不是直接排放到穿过镇上的小河。
    
    姚河荣拒绝透露新成本对他的业务有何影响。但美国一家大服饰公司的采购员说,中国生产商在每件羊毛衫上的利润空间已经从几年前的2美元下降到30美分左右。
    
    今年50岁的姚河荣说,他目前在寻求其他一些规模小、利润也不高的出口市场 ,同时也会尝试将销售转向他一直忽视的国内市场。最近,公司大仓库的包装工人正在将“Mr. Price”品牌针织衫装进塑料包,等待运往南非。上面标注的零售价是:每件49.99兰特(约合6.25美元)。
    
    对洪合来说,今年本来会是特别兴旺的一年。耗资16.8亿美元、长22英里的杭州湾大桥上个月建成通车,使当地车辆去往宁波集装箱码头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在距洪合市区仅几分钟车程的地方,沃尔玛正在修建一个大型配送中心。而到12月,复杂的纺织品配额制度即将到期,中国对美国等国家的年度纺织品出口限制将被解除。
    
    洪合镇政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当地产业还抱有希望;减少的职位主要是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工厂。政府称,2008年头5个月,该镇最大的几家针织衫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约25%,不过利润空间大幅下降。
    
    据当地人说,许多工厂在2月份春节假期之后就没再开工。还在运转的公司也在削减成本,包括许多印染企业,其主要员工现在只在夜间实行波谷电价时工作。在一家接待过采购人员的宾馆,当记者问及入住情况时,宾馆经理邹着眉头,随后回过去亲自擦起了地板。
    
    据洪合镇中心小学校长张国佩说,学校入学人数一度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到来而大大增加,现在全校有大约2,200名学生,比2006年最高峰时的数字下降了5%。在张国佩办公室里的一台空调机上,学校扩建工程的模型积满了灰尘。根据扩建计划,学校打算将教室数量增加一倍。
    
    已有外来务人员开始离开。20岁的曹久琳来自安徽,最近几年,她说服自己的姐姐、兄弟和父母来到洪合跟她一起。他们租了一幢不大的农家房子,买了五台针织圆机和一辆送货用的三轮摩托车。他们在老家另外雇了农民替他们种地。
    
    经营洪合数千家小作坊之一的曹久琳一家可以说是中国出口行业规模分散化的一个缩影。每天早上,家里会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去镇上的主要市场,如果有活的话,他就会载着针织衫需要的材料回来。他们在房间里干活,一边是床,另一边就是电动针织机。他们将针织衫的袖子缝到衣身上带回工厂,每件能挣大约23美分。曹家人说,由于订单减少、竞争激烈,最近这些活的报酬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
    
    今年春季,曹久琳的父母回了安徽,解雇了之前请的农民,多年来第一次自己下地收割。已在安徽的父亲曹明富在电话里说,洪合没什么生意,每个月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身为针织厂老板的姚河荣午饭时一边吃着蒸鱼、喝着黄酒,一边说,为了美国等不断疲软的市场之外找到新销路,他都得高血压了。他说这是“老板病”。
    
    姚河荣说,一个想法是在国内销售更多的针织衫,但他在中国零售商圈子里没什么熟人。他说,自己一直是做出口的。
    
    James T. A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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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 江南危矣?
    
    刚刚从镇江、苏州、南京归来,每到一地,都听到公司倒闭破产的传言。那日在苏州金鸡湖畔,看灯光朦胧妩媚的夜景,突然想到,过去三年每到这个月份,城市景观灯都因电力紧张而关停,现在的灯火辉煌,却证明了工业用电的宽松。今年,电厂的效益肯定大大滑坡。
    
    这个夏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倒闭企业将数以十万计。
    
    三十年,每隔四到五年必有危机周期,这一次的惊恐确乎是大了一点。年底之前信贷恐无调整的时间了。
    
    悲哀的是,2004年,进入重化领域的民企成打压对象,这次支撑了10年"中国制造"神话的中小企业成了牺牲的对象。  政府不救企业也许有它的道理,比如,产业调整云云,那么,失业的工人怎么办?没有听到一点帮助的声音,他们是新的"汶川难民"。从"粮食剪刀差",到廉价劳工,到土地剥夺,再到无情失业,中国的农村人民一直为中国的进步一次次"献血"。
    
    靠强势的紧缩手腕,危机可能在2009年两会之后就会过去的,但是政府的调控手段之单一和高成本模式不改变,下一次付出的代价会成倍增加。
    
    靠政府的输氧,中国的民间资本集团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需要工会,需要民资银行,需要真正为民间资本发言的学者阶层。
    
    浙商的惊恐
    
    又一个来自浙江的企业家潜逃新闻。本月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图)突然失踪,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 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 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
    
    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民间借贷成本持续上扬,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 制造工厂也喘不过气来。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 落17.8个百分点。有1 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展望下半年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 为底"。
    
    在三十年的历次宏观动荡中,浙江民营企业是最顽强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轮重大的景气打击下,它们都没有出现过溃不成军的惊恐景象,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此次出现的倒闭潮和无所适从的沮丧景象是前所未见的。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依此规律,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次大调控并非意外之事。而棘手的事情是,此次的宏观景象跟之前 有很大的区别,与最近的两次相比,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的方式,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 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的那次,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 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
    
    2008年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15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 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更陌生的是,此次调控突然失去了"假想敌",刺激什么或压制什么,都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这也许是决策 层最感困扰的地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外向型制造产业的企业――就成了最大的牺牲群体,在过去十年里,它们是"中国制造"的真正创造 者,正是在它们和地产业的双方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成长,而如今,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各项成本的持续上涨,变成了两股压迫的力量让它们的呼吸变得越来 越艰难。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外贸企业已经出现了疲软和外逃的景象,特别是鞋革类工厂,它们当年就是从韩国、台湾等地"漂"到中 国来的,现在又从这里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家"漂移",并不是一个太让人吃惊的情况,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一直麻木地没有做出任何的对策和准备,他们不 知道如何留住这些企业,或者如何填补它们离去后的产业空白。这股出走的潜流在今年年初被新颁布的《劳动法》所刺激,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浪潮,据称,仅广 东东莞一地就先后出走了将近2万家中小企业。
    
    在过去的改革政策逻辑里,民营企业是不需要政策扶持的,它们是野生经济,或者说,只要不去打压,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官员也善于"垂拱 而治",以发挥民间力量为最佳的治理之术。然而,随着民营企业的规模庞大,它们已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种"不打压就是扶持"的政 策思维确实已经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候。从1981年到2004年的历次调控,遵循的都是"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可是在此次危机中,造成的因素并非民 企与国企的能源争夺矛盾,而是因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危机等内外原因所构成的。面对这一前所未见的形势,政策制订者的智慧面临空前考 验。
    
    在某种意义上,广大的中小企业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它们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部。
    
    近月以来,中央高层密集调研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省,与当地民营企业座谈,探讨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是否表明,政策正在寻找释放的方向?此外,浙江 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从9月份起,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这可能是在灰色地带潜伏了二十年 的浙江地下钱庄群体有可能冒出地面的一条缝隙。不过,人们担忧的是,由于政策面的不确定,它也可能是暂时的,或者竟是一次更强势的收编?
    
    【FT中文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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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劳动者权益问题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奴隶想双赢,主子要斗争——烟台澳利威工会抗争事件述评
    
    小孟
    
    事件梗概[1]
    
    2006年1月,刘美珍等一批工人应聘到外资企业澳利威(烟台)电子有限公司上班[2]。公司招聘时承诺进厂后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劳动保险,试用期两个月,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530元/月)。但工作一个月后,她们的工资降到480元,十几天后又降了30元钱。公司也不签订劳动合同。2月10日,女工们向福山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室举报,后来又多次电话催促,但该局史主任只是口头承诺,始终不予结案。
    
    4月28日,澳利威公司毫无理由地宣布开除58名女工,还要女工签字承认是自动离职,其中57名女工都拒绝了。第二天她们到福山劳动监察室举报,工作人员却声称她们没签劳动合同,权益不受保护。下午,澳公司又无理辞退了十名女工。
    
    在劳动局主持的调解过程中,澳方代表被激怒的女工们围困在监察大院里,最后答应给每人300元补偿金,并给女工缴纳3个月的劳动保险。之后却反悔了,不肯给工人缴纳劳动保险。
    
    女工代表和张军(刘美珍的丈夫,电工,有过3年法律专科学习和打过维权官司的经验)多次前往劳动局,还到信访办投诉,终于在6月初迫使澳利威公司通知7名工人回去上班,但其他50名工人仍被辞退。之后,公司继续肆无忌惮地辞退工人,也不及时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保险金。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工人产生了成立工会的念头。在福山区总工会看来,这或许可以当作自己的“政绩”吧,因此工人起先还得到支持。公司则一再推托,区总的调解无济于事。
    
    9月29日,公司宣布国庆节7天假期中有4天要用10月份4个星期天的加班来顶替,工人们强烈不满,坚定了成立工会的决心。她们拒理力争,并发动罢工,又于10月8日向公司和区总工会递交了由110名员工签名的、要求成立工会的书面申请,历数了公司管理制度上侵害工人的做法。公司则贴出公告,开除刘美珍等人,要工人赔偿和承担罢工责任。在区总工会和劳动局调解之后,公司仍于13日再次解雇她们,威胁其他女工们复工。
    
    工人联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总的介入下,工会得以成立。而在申请成立工会的签名信上排在前列的刘美珍等6名女工则被阻挡在厂门外。
    
    因此,新成立的工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为这6名女工的复职而奔走,还到劳动局投诉澳公司拒绝同工人签定劳动合同以及交纳劳动保险金等问题。工会领导则屡遭公司刁难,仲裁不断碰壁,工会经费也一直被扣,公司以降低待遇要胁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主席和副主席被迫先后辞职,工会工作由递补为副主席的女工姜仟秋接任,但姜仟秋和6名工会委员也在2007年6月7日因为要求公司改善有毒的作业环境而被强令开除。尽管4个月后,法院认定澳公司此举系打击报复,但女工们仍无法复职,待业在家,并在马拉松式的抗争中心力交瘁。
    
    2008年1月,公司擅自组织“工会替增补委员选举”,强迫工人选举人力资源部门经理李玉兰为工会主席。同时,政府部门开始调查工会顾问张军和工会副主席姜仟秋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尽管澳工会抗争事件被中央到地方的媒体所披露,但这只是引起“地方有关部门的极度恐慌,并多次告戒澳利威工会:不准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不利于对澳利威工会的维权。”由于工会及领导被排除在工厂之外,工会成员也从120多名降至40名。
    
    从官方工会、法律程序和媒体报导看中国工人的“维权”空间
    
    2006年6月,当工人们第一次想到组织工会时,福山区总工会一度表现得颇为积极,多次到公司调解,帮助成立工会。但从地方工会主任后来的表现看,很难说他对工人的权益有什么兴趣。是啊,如果这个新工会是工人自己要求成立的,既能“双赢”又有一些“维权”事迹可供宣传,对官方工会头子来说,显然是件脸面有光的事,或许因此荣升也未可知。
    
    不管是碍于面子,或出于“毛主席思想”教导的“团结大多数”的需要,工人们起先在谈到区总工会的文字里,几乎没有什么批评。直到后来,地方工会和劳动局越来越明目张胆和霸道地站在老板一方来打压工人时,他们的愤怒才开始形诸文字。最后,在2008年4月8日公布的《08年3-4月份答各媒体记者问的部分内容》中,工人比较全面地揭露官方工会的所作所为:推诿卸责,不肯援助和保护工人;非法扣押澳工会的经费;拒绝工人签定集体劳动合同的要求,声称“会激化工会与公司的矛盾”;一再诱劝工会领导“拿双倍赔偿离开澳利威公司”;等等。从一开始,官方工会的意图就非常明白——
    
    福山区总工会从我工会成立至今,不但不给我工会以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反而,却一直向我工会灌输错误的思想,并欲消极的引导我工会走向堕落之路。……在我工会成立之初,福山区总工会就一直告诫我工会,不要与公司“对抗”。否则公司就会调动我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干部的工作岗位,比如让我工会主席去打扫厕所、满园子去拔草等等,这样我工会主席自身难保、威风扫地,还如何去给工人维权?……
    
    当福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吕祖光向《齐鲁晚报》的记者抱怨澳工会“领导层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时,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工人看来,那不叫“成熟”,叫“堕落”。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似乎不一样,2006年10月16日,工人告急求助时——
    
    全总工作人员答复说:我国宪法上以前规定公民有罢工权,但后来宪法虽然删除了罢工权,但法律也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如果剥夺了工人为了成立工会而举行的罢工,那么工人丧失了这最后的一项权利还有何办法呢?所以你们的此次罢工活动不违法。同时他也同意工人代表将他的观点向媒体和工人转达。[3]
    
    并且第二天,“全总工会徐主席和陈国瑞处长以及王处长已经在早晨5点坐飞机来烟台”,促成了澳利威工会的成立。
    
    2008年2月,针对拖欠工会经费问题,全总建议他们到法院申请支付令。之后又“向我工会提出了如下工作指导方针:坚持依法争取权益,坚持到底,一定胜利。”一定程度上这是给工人打气,但形式胜于实质,而且更糟,它单方面给工人们套上了“依法”的套索。两年来令工人“心力交瘁”的斗争恐怕已给了工人足够教训:所谓“依法争取权益”对工人来说是何等艰难漫长的折磨,成果又是多么地小。
    
    “地方职能部门”可以踢皮球,可以“行政不作为”或“非法行政”而不必负上丝毫责任。公司违反劳动法,对工人实施蛮横的打击报复、威胁和辞退,也得不到任何处罚和纠正。工人为了自保,却只能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的雷池。甚至仅仅为了“保护工会”免于夭折,她们便不得不把争取6名因申请成立工会而被开除的女工复职的斗争纳入劳动仲裁渠道,历经四个月之久的仲裁、诉讼后,终于裁决获胜,老板却可以不执行,使得裁决结果等同废纸。工人不仅不能回厂工作,而且有三名女工因为劳动关系和档案被扣在公司里而无法正常就业。
    
    在澳利威工会代表和顾问发布的文章里,诸如此类的词句数不胜数:
    
    “在我工会成立之初,我工会的缔造者就已经正确的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所以才敢于领导工人组织罢工,并经过艰苦的斗争最终使我工会得以诞生。因此,我工会背后的力量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这是最坚强的后盾。”
    
    但现实很明白:(至少基层的)“党和政府”不仅从未成为工人的“坚强后盾”,而且对受害工人极尽推拖、阻挠、诱导、打压之能事——他们是老板们而不是工人的后盾。上层的“政府”给予工人的支持则相当无力。那么,到底“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工人政权?还是赤裸裸的老板政权?或是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良主义老板政权?
    
    当然,“地方职能部门”直接执行着压迫人民的任务,因而备受憎恨,更高级的“职能部门”看起来跟基层的被压迫者没有利益瓜葛,相反,在奴隶眼中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的冤大头。比如针对“沃尔玛南昌八一店工会抗争事件”,全总就下达了“鼓舞人心”的《关于基层工会要牢牢把握工会领导权的通知》,并且似乎促成了基层员工的胜利。撇开是否有未经披露的内情不说,从工人斗争的整体形势来看,全总和其它“中央或省级职能部门”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这也是肯定的。《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挑战张茵,辩论劳动合同法》的风波还没过去多久,《广东省总工会称“玖龙纸业绝对不算血汗工厂”》的报导就接踵而来,变色龙们“成熟”的行为模式可见一斑。
    
    从2006年4月底开始,当地记者便已介入事件。5月1日的《烟台晚报》在头版刊登了《57名女工劳动节前遭辞退》的新闻。
    
    2007年6月起,澳工会顾问张军开办了“澳利威工会”博客,后改名“忧郁的中国人”[4],在博客上发布了大量有关工会抗争事件的消息和视频。致力于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援。
    
    此后,“《今晨六点》、《齐鲁晚报》(每日新闻)、《中国妇女报》、山东广播电台(新闻焦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齐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烟台水母网站、中华全国总工会官方网站各大互联网站等众多媒体纷纷予以曝光披露……”影响可谓不小。结果如何?——
    
    一方面,“现在从我们省总到全总包括烟台市总正在做着工作,我们省总的态度始终非常积极,一直在责成烟台市总来协调沟通这个事,原则都很明确:积极地为职工着(想)一块去协调争取得到更好的解决。就这个事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已经委托他们区的一个副区长牵头正在处理这个事”[5];
    
    另一方面,1月和2月间,市政府部门着手调查工会顾问张军和工会副主席姜仟秋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澳公司某管理人员则威胁工人“以后不要跟姜仟秋在一起,并让该工作人员转达其她会员,以后都不要跟姜仟秋在一起,小心以后挨揍都不知道是谁干的”[6],“近期,又有众多媒体对澳利威工会进行采访报道,已经引起地方有关部门的极度恐慌,并多次告诫澳利威工会:不准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不利于对澳利威工会的维权。”[7]
    
    可以说,澳利威工会的工人已经尽其所能地运用了当前的“维权”手段,比起千千万万被“压制于无形”的抗争事件来说,已经颇为“幸运”了,然而工人的权益仍然没有任何保障,(局部的)胜利也非常渺茫。工会已变成“流亡工会”,面临着会员因退会或被迫离开公司而人数锐减、工会几乎无法接触和影响厂内工人的困境。
    
    澳利威工会的策略小议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是我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天下,任何敢于对抗人民利益的势力和人,必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8]
    
    这样的文字,是很让人惊奇的。但澳利威工会的这类言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理解工人代表和顾问试图为自己“壮胆”和“争取舆论同情”的需要,但从客观上看,它在制造幻觉,滋养“虚假意识”。“共产党的天下”等于“工人阶级……的天下”?明明中国的工人阶级——不论原国企工人还是农民工——到处备受官商的残害践踏,怎么被说成在“当家做主”?这不是笑话吗?
    
    工会代表把自己的工会定义为“中国的赤色革命基层工会”。这一定义,首先在于将自己跟老板们操纵的“黄色工会”区别开来,其次是强调工会的斗争性和工人阶级立场,最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力图以此取得政府及外界的接受与同情。用工人的话说,这个工会“由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子构成”,因此我们更加不能苛责。相反,我们首先要为她们勇敢而不懈的斗争精神致以敬礼。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相当程度地非政治化了,缺乏分辨能力,政治上非常幼稚。这也是为什么她们竟然在博客上转载自由派教授何兵的文章《谁是劳动合同法的最大受益者?》。此文表面上攻击政府(部门),事实上则在攻击受雇劳动者(作者宣称“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工政策”)。然而,恰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攻击政府、甚至攻击“黑心资本家”的、表面上激烈的言辞引起了工人的共鸣(“真正的黑心资本家们是无视任何法律的,他们是一群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连刑法都无法制约他们,何况一部劳动合同法?……本法最大的获益者既不是劳工,也不是企业,而是劳动部门!”)。尽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理论”日益沦为浅薄的八股,在劳资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也日益暴露出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色,但在宣传经验方面,这些文棍却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很懂得推卸老板的罪责,让被压迫工农的矛头尽量只针对政府及官僚体制,以便在将来可能的话,让工农为老板们争取政治分赃前途的斗争担当炮灰。
    
    因此,对革命者来说,帮助工农揭穿自由派的险恶用心,澄清阶级立场,仍然是重要任务。
    
    澳利威工会打出“赤色工会”的旗号,虽然在当前中国是特例,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可利用和较有影响的首先是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符号(“革命”语言、“阶级斗争”、毛思想等等,在现实中,政治语言通常变成幌子,实际行动和言论则沦于机会主义,比如“以斗争求团结”之“团结”,正是“双赢”的意思),其次是“民间”意识形态(比如“维权”),最后就是“法律渠道”。工人们的思想,正是上述种种意识的大杂烩。她们也利用过爱国主义的武器,比如《洋大爷的淫威震慑住中国的法律》、《我工会会让公司知道我中国工会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及“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等等。虽然她们不是不明白:欺压工人的并不只是洋老板。
    
    “双赢”的幻想和斗争的现实
    
    尽管成立工会属于工人自发抗争的范畴,但在中国,工会意识的成长在工人中间还相当缓慢。不过,澳利威工会仍不能算是“中国首次通过工人罢工成立起来的工会”,深圳日资友利电公司的工人就曾经多次发动大规模罢工要求成立工会。据网上资料,友利电工人对工会的理解大致是——
    
    “因为员工是弱势群体,我们现在要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工会来保护我们的员工,来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目的是将友利电建设成劳资关系和谐、员工同管理干部关系和谐、工人同社会关系和谐的三和谐工厂。”
    
    “因为工会是连接公司和员工的纽带和桥梁,能够起到稳定员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作用,还能帮助企业发展生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澳利威工会代表及顾问也一直抱持着这种“和谐”、“双赢”的幻想。当那位名叫PREBEN的丹麦人2007年3月被派来澳公司,工人们起先“还抱有信心,因为他们是欧洲人,应该是讲法制的人”,结果呢?“面对我们软弱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即使是一只欧洲绵羊来到我们这里,它也会变成一只凶残的豺狼!”[9]
    
    要澄清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尽管对“欧洲绵羊”表现得十分“软弱”,对工人却并非如此。当福山区总工会一再扣押工会经费,当澳公司“投诉”工人,区总便“立即打电话把我工会的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都叫到福山区总工会,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我工会主席什么彪子、二百五之类的言辞!给我工会带来极大的伤害!”的时候,你能说它软弱吗?当劳动局的郭广志主任不耐烦地叫澳利威公司的警卫马上把被开除的女工们“清理掉!!”,或是“驱赶到劳动监察举报的工人”时,又何尝软弱了?
    
    “要是政府职能部门能为工人撑腰就好了……”现实中,很多受害工人会这样想。这跟“要是老板和管理层对我们不那么苛刻蛮横,那就好了”本质上没两样。此外还有:“要是法律、法官能够公正地对待我们……”等等。普遍的现状却是:官商勾结,老板和官员共同骑在工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根本上,它们是利益共同体,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而在“保护工人”方面,法律不仅对官商没有什么约束力,对“维权”的工人倒是障碍重重,或是一场场耗时耗力耗财的马拉松赛,甚至动辄被官商扣上“非法”的大帽子。
    
    幻想归幻想。在题为《澳利威工会08年4月11日答网友的提问》的网文中,工人总结道:
    
    “如果能够双赢就好了,工厂得到更好发展,同时也提高的职工的利益。正所谓你好我也好”,对于这个观点,长期以来我也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从我澳利威工会长期的维权遭遇来看,资方和劳动者的矛盾的确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不可调和的……
    
    奴隶的反抗,总是从“迫不得已”开始。奴隶主的权力,则从来被有意识地加以自我巩固和保持。对这种权力的侵犯,意味着老板对工人的控制能力的削弱,工人想创建自己的工会就更是如此。而假如工会无力维护工人的斗争成果,那么对工人来说,它就只是公司增设的管理部门而已,或者跟不仅无用甚且欺压工人的“政府职能部门”没两样。尽管典型的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经济权力来控制工人,但老板对待自己拥有的“超级权力”正如对待“超额利润”,一样会紧抓不放。“树欲静而风不止”,工人一厢情愿地为“双赢”而斗争,在老板和官爷的眼里,则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我们不是在否认工人抗争时往往做不到甚至不应当“和盘托出”,有说“门面话”的需要,“虚张声势”的需要,以及采取种种机动灵活的策略的需要,也不是在否认工人需要利用来自各个方面的帮助。但我们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工人出谋划策之余,还应当帮助工人走出真正的思想上的误区。而在策略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更多地运用暗示、点到为止、以控诉和提出要求为主、强调和突出某些方面等等做法。但必须避免给其他工人制造幻觉,降低其他工人的觉悟。相反,应当结合实际,不断强调“工人阶级的事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来管”,同时帮助工人清除“双赢”、“和谐”的幻觉——这只会增强,而不是削弱工人的力量。
    
    (2008-4-29)
    
    注释:
    
    [1]详细经过参见《烟台澳利威工会斗争和成立至今的经过》一文。
    
    [2]该公司位于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永福园路551号。据公司网页介绍,澳利威系香港独资企业,总部在丹麦,在韩国设有研发中心,在深圳、香港,在美国、英国、德国、芬兰等国设有销售处。“我司设计、生产、销售手机扬声器、听筒,在此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产品供不应求。”在中国的深圳、东莞、浙江等地有分公司。
    
    [3]《澳工会斗争的历史(这里只涉及2006.7—2007.7)》(2007年8月14日)
    
    [4]烟台澳利威工会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youyudzhongguoren)
    
    [5]《外企女工艰难维权路》(2008年3月17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关于澳利威工会的新闻
    
    [6]《澳利威工会:来自人民警察对我工会的人身威胁》(2008年3月7日):“李姓管理人员以前对工人说她的丈夫是某刑警大队的队长,经我工会了解,此人丈夫的确是现任的人民警察。”
    
    [7]《澳利威工会公布08年3-4月份答各媒体记者问的部分内容》(2008年4月8日)
    
    [8]《澳利威工会:论对我工会维权的迟延,将带来严重的灾难》(2008年4月2日)
    
    [9]《洋大爷的淫威震慑住中国的法律》(2008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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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如何看待这种个案背后日趋普遍性的趋势?于是乎,中国各式各样的派别与人士都争先恐后地对此进行着立场选择,从而昭示出在现如今的中国思考的主儿们身份识别与角色认同方面日益加剧的困惑。
    
    中国劳动争议案为什么大幅增加?
    
    2008.03.15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企业内劳动争议数量急剧上升,每年增幅超过百分之二十。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劳动争议数量急剧上升?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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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劳动争议数量每年大幅度增加,路透社星期五的报道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并没有解释原因。对此,中国劳动仲裁网首席律师、劳动合同法网顾问、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部负责人李迎春律师表示:
    
    “这跟企业在实际用工中的不规范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不一定会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某些时候他肯定会强行解雇你,你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律依据。那么劳动者肯定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就会告你。这就会增加劳动争议的数量。”
    
    李迎春还说,劳动合同法书面签订率不高,有调查显示,中国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不足百分之二十;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越来越短,有的企业甚至每个季度与员工签订一次劳动合同,这样企业在终止劳动合同时不必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劳动者的职业稳定却没有了保障。这些都是导致中国劳动争议数量有增无减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能否缓解问题?广州岭南集团信阳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治国表示,不太可能:
    
    “中国的劳资纠纷肯定不是因为《劳动法》,如果用政治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的话就是阶级斗争。《劳动法》只是起到协调作用,而书面的协调拿到实际当中来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法律条文在中国都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绕过这些问题的。”
    
    针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李迎春也认为,至少短期内不会有助于减少中国的劳动争议数量:
    
    “因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对于企业来说会增加很多成本,比如说《劳动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关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订立的条件,鼓励企业跟劳动者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但是作为企业来说,他就不愿意签订这种长期合同。所以,当合同到期的时候他会采取一种终止的手段,这种情况一出现可能就会有劳动争议。”
    
    中国学者仲大军认为,新的《劳动合同法》将是一个杠杆,它将“翘动劳动者弱势和资本强势的不平衡地位”。然而,余治国和李迎春两位都表示,至少短期内无法实现。那本应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呢?李迎春表示,中国工会目前在实际中的作用不明显:
    
    “因为目前的这种工会组织,象工会主席基本上都是由企业的副总经理或者是副职来担任的。你说他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吗?还有就是中国现在有一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5月1号就要实施了。这部法律规定,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是不需要缴纳仲裁费的,是免费的。就是5月以后,估计劳动争议的数量会大增。”
    
    许多学者和相关人士一直认为,中国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是因为它不独立,但余治国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又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工会组织:
    
    “因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必然也是处在他之下的,怎么可能再出来一个独立工会对抗他们呢?这不可能。”
    
    中国有学者认为,国际公认保障劳动者利益的“三权”在中国都缺失。这第一权是结社自由权,即组织起来的权力,第二次权是罢工,即与资方不合作的权力,第三是集体谈判的权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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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会争取改变形像但力不从心
    
    记者: 张楠 北京 2008年3月14日
    
    中国工会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
    
    面对日益增长的劳工问题,中国工会力图扮演一个为工人说话的更加强硬的角色,但是又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会组织,常被西方媒体称为“官方工会”。长期以来,中国工会从事发放电影票、组织郊游、安排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近年来,全工总试图改变形像,提出了“工人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
    
    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星期五接受了报导人大、政协两会的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对有争议的《劳动合同法》做了强硬表态。针对有人提出要修改或缓行这部向劳工倾斜的法律,全国政协委员、全工总副主席张鸣起说:“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这一重要法律的贯彻实施,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增长。”
    
    全工总副主席张鸣起
    
    *劳动争议案件*
    
    《劳动合同法》今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该法引起争议较大之处是有关企业与工人签订无限期合同的规定。
    
    据了解,合同问题正是劳动争议案件剧增的重要原因。张鸣起说,近年来企业内部劳动争议的数量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急剧上升。数字显示,2007年,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所受理的案件有40.6万件,而劳动争议的实际数量可能会更高。
    
    全工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对中文部记者说,导致劳动争议案件剧增的主要有3个因素,那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签劳动合同、只签短期劳动合同或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
    
    全工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
    
    刘继臣说:“从用人单位来讲,主要地就是为了减低劳动用工成本,该给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不缴。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使用劳动者的青春期。实际上,这次制定劳动合同法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的也是这3大问题。”
    
    *中国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工会*
    
    刘继臣说,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都有中国工会的参加:“工会在里头一些主张,80%以上都吸纳到劳动合同法里面去了。在制定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我们和美国的商会、欧盟的商会、我们国家企业方面的一些代表、代表他们的律师和学者,就进行过若干次的交锋。”刘继臣说,国外一些媒体对中国工会不了解,有些误解。
    
    其实,对中国工会有异议的不只是外国媒体,也包括中国自己的工人。一些中国工人并不认为工会能真正代表他们,为他们撑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工会。
    
    河南打工妹小黄想在工资问题上跟老板讨价还价不知道找谁帮忙。她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肯定轮不到员工跟老板商量工资问题。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他想减就减,想让加上去就加上去,大部分只会减不会加。哪里会跟老板吵啊!”
    
    *河南女工不知有工会*
    
    当记者问她工会的作用时,这名在南方6个工厂做过活的女工干脆表示,没听说过。也有维权人士对中文部记者表示,工会基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如果工人对现有工会不满,他们是否有权自行组织“非官方工会”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刘继臣的回答也很干脆:“不是合法的。工会法里头明确规定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你说的这个情况涉及工会多元化问题。各国的国情不一样。作为工人劳动者统一的工会组织,有利于维护他的权益。”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在星期五的集体采访中提到,一些来自工会的政协委员说,企业现在把抓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对工会的工作不够重视,导致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的时候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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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右派或者自由派舆论阵地的南方都市报评论认为:从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拯救市场经济。毫无疑问,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来取代国民收益的普遍提高,以垄断企业的效益来取代市场的公平,反而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基石。在此前提下,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修订《劳动法》与《工资条例》,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劳动者以成本更低的博弈权力。
    
    而中央党校所办的《学习时报》则明知故问:“带薪休假”会否只是“纸面上的权利”。事实上,“带薪休假”制度12年前就写入了我国《劳动法》,之所以实施情况不理想,一方面是“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迟迟未能制定,从而导致执行的软约束;另一方面,则是面临的各种现实压力。
    
    新《劳动合同法》并非迫使港资撤退的罪魁〖何清涟〗
    
    ◎何清涟
    
    有时候,一些看来主题鲜明且颇为热烈的讨论,其实可能已偏离论题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考虑到这类讨论可能引致的政策后果,这种偏离值得重视。最近一场有关广东百万港资大撤离主要缘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讨论,就属于这类讨论。这场讨论有意模糊港商被迫撤资的两个主要原因:新《企业所得税法》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丧失信誉的困境。
    
    其实,与新《劳动合同法》一道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还有一部法律,即新《企业所得税法》,其要点是将外资与内资税率并轨,让内外资企业最终站在税率的同一起跑线上。新税法不仅改变了税率,还将区域优惠转为产业优惠,而广东港资投资集中的几大产业基本不在税率优惠范围之内。由于“两税合一”的讨论在新税法出台之前已长达几年,诸多跨国集团与地方政府一直施加影响,主管外资的国家商务部更是力主税法改革延后,但最后新税法还是获得通过。广东港资的命运,其实早在新税法获得通过之时就已经决定。新税法将外资税率由15%左右提高到25-30%左右,而此前绝大多数港资厂利润来源于税收优惠这一块。试想想: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行业能够获得10%左右的利润率?对此,广东省政府知道无力回天,只得声称“新税法将促使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广东省将“放水养大鱼”,意即实行新税法之后,中小港资破产撤资之势已成,广东将想方设法吸引更有实力的外资(大鱼)来广东这口“水塘”。但这次讨论“百万港资大撤退”的原因时,几乎少有媒体提及新税法对港资存活的影响,充斥媒体的竟是新税法实施之后企业如何受惠的消息,想必事关国家财源,宣传部定了主旋律。
    
    还有一个政府与厂商都不愿意提及的原因,即以港台资本为主体的“中国制造”2007年在国际市场上信誉严重跌落。以廉价为吸引顾客亮点的“中国制造”如今在欧美市场成了“劣质品”的同义词。在中国厂商信誉处于半破产状态之时,早先源源不断的订单自然会减少甚至断流――只是这一结局,既属众多厂商咎由自取,也关系到国家体面,加之处于北京“奥运”前夕,必须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食品安全放心,因而将报导纸包子事件的记者訾北佳判刑惩罚,以堵塞国内对产品质量的批评。同时还将这种因产品质量引起的退货说成是欧美国家“构筑贸易壁垒”,以敷衍国民。这种情况下,哪有媒体敢再讨论国际市场阻击假冒伪劣的“中国制造”?
    
    于是,只剩下一件事情还有讨论的空间,那就是新《劳动合同法》。在这部新《劳动合同法》还未生效之前,它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兽”。一些企业主对新《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工事件,尤其是华为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所做出的“请辞”后再竞聘上岗,就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似乎也并未真将这部法规视为“保护神”,反而引发了拒签潮,比如2007年12月,顺德一家大型企业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
    
    新劳动法无疑需要完善,但保护劳工权益却不可因此废止。实际上,以透支劳工生命福利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占领市场的方式已难以为继。但因为中国政府从不认错,许多事情连亡羊补牢都难以做到,更遑论未雨绸缪。去年世界市场对“中国制造”提高了质量门槛,本应迫使中国政府与企业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但如今这种反思竟成了“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提高员工工资福利,迫使港资大撤退”,那么政府最后多半会以此为借口保护资本而放弃提升劳工福利。
    
    ……………………
    
    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秋风
    
    《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就是目前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使之适当地向劳工倾斜。近几年来,政府其实为此还采取了别的一些措施,显然,政府已经认识到,劳资关系失衡已经到了必须矫正的地步了。
    
    不过,如同围绕《劳动合同法》的争议所显示的,政府所采取的这些矫正措施,存在一些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在《劳动合同法》争议中,有些人坚决认为,这些措施相对于中国的现实过于超前了,反而会损害政府本要保护的劳工的权益;有些人则坚定地相信,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发挥政府所意图发挥的作用。
    
    这些争议恰恰揭示了:这是政府在劳资双方之外单方面采取的措施,而不是对劳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博弈的结果的一种确认。政府把自己置于劳资双方之上,未必真正切合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政府在劳资双方之外、之上强行设计劳资关系的制度,导致了目前的劳资关系失衡。
    
    这样的制度形成于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计划体制时代。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十分强调劳资关系,由此形成了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基本认知:劳资关系很重要,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能任由社会、市场自己来确定,而必须由国家来设计。
    
    另一方面,政府又建立了大量国营企业。在国营企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资方消失了,因而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转化为劳政关系,即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工人也被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层级体系中,成为单位人。这样,企业的组织就是工人的组织,工人不再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独立组织。政府已经习惯于工人的这种非组织化状态。
    
    最为奇怪的一个事实就是,上述两点在上世纪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仍然延续:只不过,发生了严重的倒错。私人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载体。而政府关于工会的两项认知依然支配着法律、政策。于是,国有企业的那一套劳资关系制度安排,被复制进市场化的私人企业。尤其重要的是,政府仍然像对待国营企业工人那样对待私人企业的职工,尽管这两者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国营企业工人是单位人,具有政治上的存在意义,而私人企业工人纯粹是一种生产要素,是自由人。但国家仍然替私人企业设计了本来只适合于国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职工不得与企业集体博弈。
    
    这样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在中国,企业在劳资关系中享有很多特权,尽管作为一个整体,企业也许并不享有多少法治意义的自由。正是这样的特权,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放大了所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单纯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因素,确实会形成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但是,一种保障劳工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安排,是有可能防止这种低成本优势极端化为对劳工的严重剥夺的。但在中国,却缺乏这样一道自由、权利的堤坝,于是,劳资关系失衡就溢出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现在,政府试图矫正这一失衡,但问题是,政府自己又如何清楚地知道劳资关系的平衡点何在?在具体的语境中,劳工的权利包括哪些,经济维持一定增长所需要的低成本优势与劳工的容忍度的交叉点何在,劳工权益提高的节奏应当为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现成的,而需要置身于其中的劳资双方通过平等的博弈来发现。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答案也可能不同。因此,恢复劳资关系平衡的恰当方法是一种个案的做法。当然,这并不排除政府为此提供某种框架性规则,进行某种价值的引导。但是,如果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具体地对劳资关系进行安排,很可能既过又有不及。
    
    归根到底,要矫正失衡的劳资关系,政府固然需要态度积极,但前提是国家清楚自己的恰当角色。具体而言,就是政府需要放弃基于惯性而坚守的那些关于劳资关系的理念,不要再把本来只适合于国营——计划体制的劳资关系,强加于私人企业。相反,应当让劳工真正地以自由人的身份与企业博弈,而政府则充当中立的仲裁者。
    
    (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
    
    ……………………
    
    (老潘注,这种说辞,说穿了就是限制公权力,让政府最小化。“让劳工真正地以自由人的身份与企业博弈”!哈哈。自由派们总是这么高谈阔论。他们的政治正确在于,说人类大同是个趋势,因此不管现实情况如何,也必须按照如此路数去操作。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三鹿奶粉事件当中,三鹿、地方委府、卫生部等,都把罪过推到了毫无话语权的奶农身上,并且还是在把涉案人员拘留的情况下如此定论的,而实质上的罪魁祸首三鹿却可以成为受害者。自由人,啊呸!或许,右派们可以喋喋不休什么,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所以这才是追求的目标。问题是,这种自由人在现如今的中国是不是可能、以及这种自由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别的不说,自由派封杀不同声音,就可以看出他们丫所谓自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的恶果
    
    冯兴元
    
    善意的决策往往可能带来无意的恶果
    
    在社会生活中,善意的决策稍不注意,往往就会带来无意的恶果。这种恶果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比如说,德国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结果它也属于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听说德国有一个小型木料加工厂都是男性工人,只设有一个厕所。后来加工厂老板想新雇一名女工,但根据德国当地法规,男女厕所必须分设。于是乎,工厂不得不忍痛割爱,打消新雇女工的打算。
    
    德国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实现了“经济奇迹”,其动力来源是竞争。战后西德首任经济部长艾哈德早在1957年就写过一本书,指出繁荣来自竞争。艾哈德第一个要反对的就是福利国家。70年代之后,由于德国社会富足,政府出台了大量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法规,导致劳动力体制刚性化,社会安全网过度膨胀,经济活力今不如昔。
    
    与德国相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迄今已30年,也实现了 “经济奇迹”。但是我国近几年不断出现的社会、劳动和环保法规,使得劳动力市场大步刚性化,社会安全网也在广为铺撒,俨然有了 “福利国家”的大致模样。而且,与德国70年代类似,经济原则遭到漠视。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德国当前的 “福利国家综合征”,是否有朝一日、甚至很快也会落到中国的头上?我国的经济是否会因为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的过度管制而负荷过度?高速经济增长期是否会因为这一因素以及其他成本提升因素而提早终结?
    
    新的劳动合同法导致劳动力市场刚性化
    
    上述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今年年初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方和需方到底有什么影响?直观上看,广大工薪阶层得益匪浅,属于最大的制度保障。但是,事实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刚性化,导致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增强,不但不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明显倾向于影响就业。在新劳动合同法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上述效应:一是最低工资制,二是有关无限期合同的规定,三是行业性和区域性集体劳资协议。
    
    首先,新的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此前即已存在的最低工资制。这种制度不利于对不熟练劳动者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雇用。美国和德国实行最低工资制,由于法定最低工资定得较高、解雇职员难度大,很多雇主不愿通过合法途径雇用本国雇员,而是以较低的工资成本非法雇用非法外国移民或者非法打工学生。这样,最低工资制其实减少和限制了对劳动力的合法雇用意愿。立法部门出台最低工资制,其本意无非是更好地保护雇员的利益,最终却对之造成了损害。
    
    法定最低工资定得较低,对一些非熟练工人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最为有利:一方面法律保障其一经雇用,其报酬高于这种法定最低工资;另一方面,雇主也对这一工资水平不怎么计较。这样,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一国的经济将充满活力。我国也有最低工资制。在2006年底之前,属于这种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这种情况最适合于组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2006年底之后,一方面农业比较利益由于农业补贴的增加而增加,许多农民工回乡劳动,另外一方面在行政干预下企业不得不保证提供更高水平的最低工资支付,企业的工资成本大幅上升。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使得我国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传统战略走上了绝路?
    
    其次,制定无限期劳动合同规定的极致结果是:雇员最后能够炒老板的鱿鱼,老板不能炒雇员的鱿鱼。但是这样一种状态恰恰是不正常的。这是因为:企业家之所以掌握企业决策权 (包括用工权),是因为他为自身的资本投入承担着风险,无论其最终是否获得回报,均需要支付所雇用劳动力的成本。而且按照现在的惯例,雇员工资构成企业的负债,是按月结算的。
    
    赶在新劳动合同法于今年年初生效之前,劳动力市场上的调整频频发生。最早轰动一时的事件是华为集团要求所有雇员新订用工合同,而且据说此前工龄清零,作废不算。另外一种劳动力市场调整行为是,一种用工派遣机构 (相当于北京的外企服务公司)接收企业的全部员工,改由该组织派遣员工。由于大量企业做出市场调整反应,目前已经爆发了大量的纠纷。各种新的市场调整对策行为仍在出现。
    
    其实,我们不是不要劳动法规,而是要什么样的法规。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度管制可以构成经济赖以运行的授能环境,但是过度管制则是导致经济失去活力的 “去势”行为。其结果是不仅企业倒霉,劳动力也倒霉,整个经济倒霉。
    
    再次,行业性或区域性集体工资不仅是对企业家用工权益的侵犯,而且是对雇员本身权益的侵犯。它使得单个的企业和单个的雇员全面丧失对工作方式、时间、报酬、能力利用的自由决定权。而且与最低工资制一样,行业性或区域性集体工资对失业人员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的损害最为严重。
    
    产业升级成为必由之路,职业教育和自主创新将成为助推器
    
    鉴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化,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一般会转向意在降低雇用数量,增加替代性投入,比如资本的投入。企业将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逐渐退出,走产业升级之路。那么,我国是否已经准备好走产业升级之路?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美国、德国的不一样。美国在高科技、信息、金融、军工等许多方面有其竞争优势,其经济地位保持世界第一。德国有着大量高质量的技工,加上德国工程师的精湛技能以及大量创新活动,德国的经济地位仍然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我国缺乏大量的技工 (其背后是缺乏职业教育),也缺乏自主创新。我国每年需要解决800万人的新就业岗位,今后10年内还需要解决近1.5亿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业。放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共同走产业升级之路,这相当于亿万大军过独木桥。更为甚者,我国劳动力市场刚性化时机并不成熟,而且过度管制还需要永远避免。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过河,就开始在拆自己的桥。
    
    鉴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化会产生一种只上不下的棘轮效应,这一政策可能导致我国经济活力的丧失。既然棘轮业已存在,我国将被迫走上一条提早推行全面产业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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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还是管制?《劳动合同法》的模式之争
    
    张千帆
    
    据《南方周末》8月1日(“绑在劳动合同法上的劳资博弈”)报道,《劳动合同法》自今年元旦实施后,不少企业正在寻找规避这部法律的方法;劳动法律师则办起了“企业管理者应对新劳动合同法策略”培训班,帮助企业老板们钻这部法律的漏洞。老板和律师两相共谋、一拍即合,规避法律成为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选择:对于律师来说,要价不菲的培训意味着可观的个人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区区培训费相对于法律实施带来的成本根本算不了什么。老板省钱、律师赚钱,《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前景却令人担忧;如果老板和律师赢了,那么劳工和政府就输了,《劳动合同法》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势必落不到实处。事实上,规避法律的措施早已层出不穷,空白合同、员工看不懂的英文合同、一份工作两份合同等前所未闻的“新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现象,深圳打工者安全健康中心披露的各种规避招数更是五花八门。
    
    恰好7月12日那个周末,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以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联合举办了“2008深圳劳资对话会”,为期一天半的劳资双方面对面协商也凸现了同样的忧虑。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从这次活动得到的经验出发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思考。我不是劳动法专家,也没有研究过劳动法的宏观经济后果,因而没有资格谈论这部法律本身的优劣,但是我和许多法学同行一样关心这部法律的实施效果,关心这部法律的立法程序和公民参与,也关心这部法律背后所体现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许多法律用意是良好乃至良苦的,但是收到的效果却不那么明显,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待这种现象的正确方式恐怕不是责怪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素质不高,也不是指责老板和律师的自私自利;在市场经济时代,理性利己是人性的正常体现,我们已经不能纯粹依赖道德说教强求人们守法,而只有通过提高立法水平让自私的人自愿守法。
    
    事实上,一部良好的法律本身就需要兼顾相互对立的不同利益,即便要求某一方做出牺牲也必须事先征求其同意,而不能由立法者单方面强加义务,否则必将引起义务承担者的抵制,而他们的自愿服从恰恰是法律实施的关键——实施《劳动合同法》的障碍显然不是得到权利的劳工,而是承担义务的老板。因此,在民主与法治国家,立法程序必须由代表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充分参与;各种不同力量相互碰撞、交锋、谈判、妥协,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出台立法,法律实际上只是纪录了多数人的共识;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多数人的表决压倒了少数人的反对,面对面的协商和交流也增进了相互理解、同情和体谅,从而化解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因此,如果一部法律确实是“良法”,那么它就理应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自愿服从,因而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它的实施;反之,如果一部法律用意良好却实施不了,乃至实施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
    
    没有人否认,劳工基本权利是需要法律保障的,而中国劳工目前所得到的保障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从深圳劳资对话会上看,劳资双方对这一点并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究竟如何保障劳工权益?对于劳资关系,权利保障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劳资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实行企业自治和劳工的自我保护;另一种是通过国家立法干预或管制,从法律上保护劳工权利。在逻辑上,这两种模式未必是非此即彼的:任何国家在理论上都可以“双管齐下”,在实行企业自治的同时通过立法保护劳工的某些基本权利,只不过如果劳工已经可以通过有效的工会组织实现自我保护,那么就没有必要过度依赖立法保护,而不必要的立法保护往往构成对企业自治和市场自由的过度干预。因此,诸如美国等国没有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一说,有的企业甚至根本不和雇员签合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雇员的利益得不到适当保护,而只是说明保护机制不同而已——雇员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迫使老板不得随意裁员,否则可威胁采取集体罢工等法律允许的对抗手段。
    
    在企业自治不健全、劳工不能有组织参与企业决策的地方,劳工权利只能依赖国家立法的强制保护;如果工作多年的工人因为手脚稍慢就面临被老板一脚踢开的命运,而工人不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那么似乎只有通过国家规定无固定期限合同加以保护。然而,立法保护机制至少存在以下几点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作为一部全国性的立法,《劳动合同法》难免在各地区、各行业、各工种产生“一刀切”的后果,尤其是具体规定不可能完全适合不同性质的企业和不同需要的工种。例如第37条要求员工提前30天向雇主提出离职申请。即使假定这项要求对于大多数企业是合适的,对于某些特殊行业或企业也未必合适;即便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工种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企业在三天之内就能找到一位清洁工,因而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很可能三个月都无法找到一位满意的高管,因而一个月的提前申请又显得远远不够;深圳企业可能十天能找到一个替代的技工,其它地方则可长可短;某些行业、某些工种的技工供不应求,其它行业的技工则可能供过于求……诸如此类的地区、行业、工种差异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而是不可能通过一部法律详尽规定的。限于篇幅,法律只能在细节上“点到为止”,无法根据工种需要、企业性质、地方特点事无巨细地分门别类、对症下药。即便有可能一一罗列不同情况,这样的立法也成了条条框框的“巨无霸”,必然严重妨碍经济活动自由。更何况立法者不仅不可能在事先掌握千变万化的企业信息,而且也无法预料法律实施后可能发生的诸多情况。因此,“一刀切”的立法规定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进而在实施中打折扣。
    
    其次,立法可以通过模糊宽泛的一般规定保证一定的自由空间,遇到具体情况再根据立法精神灵活适用,这样既可以避免“一刀切”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又给市场留下了灵活适用的自由度。《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等于“大锅饭”,因为企业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若干种情况下解除合同,而法律规定不可能细化到每周旷工几次、迟到几分钟、每分钟生产的零件不满什么数量,公司才能解雇;法律只能表达一个大概的“精神”,譬如公司可以在工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况下解雇。这一条的精神显然是公司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只有在工人确实“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或“不能胜任”的时候才能解雇。然而,在法律实践中,这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只是问题的开始——什么叫“严重违反”或“不能胜任”?因见义勇为而不能上班是否构成“不能胜任”?为了向劳动局反映问题而没有上班是否构成旷工和“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究竟由谁解释这些模棱两可的术语?在目前情况下,当然首先是由老板解释,老板认为你去劳动局告状构成严重违规,向工会说明情况后就可以“炒鱿鱼”了。作为利益相关者,老板的解释当然是不可靠的,因而劳动者可以申请仲裁,进而向法院起诉;我们显然更信任仲裁机构和法院的解释,最高法院也会通过司法解释澄清立法中某些引起争议的模糊地带。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上面遇到的问题:就和立法机构一样,司法机构也无法事无巨细地一一澄清什么构成“不能胜任”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那么一目了然;有些老板的做法是显然违法的,例如长年不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而有些做法则在表面上未必违法,譬如《劳动合同法》并没有规定合同必须是中文的,有些外资企业采用英文合同甚至很正常,而用在没有受过外语训练的农民工身上当然就不正常了,那么可以用在大学教师身上吗?中小学教师又如何呢?……要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法律界定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存在各地法院针对同样性质问题的判决不一致、对同样的立法条款解释不统一的问题,而就和我们只有一个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一样,我们也只有一个最高法院,不可能对一部法律的全部细节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注定了许多问题得不到司法解释,即便法院解释了也未必在劳动关系实践中得到执行,最后仍然主要是老板说了算。
    
    最后也是最难的是,任何法律都是有漏洞的。立法水平固然是影响执行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水平再高的立法也无法避免漏洞。这或许是法律和文字的本性决定的,即使一部标准的“良法”也是有许多漏洞可钻的。《劳动合同法》没有禁止空白合同、外文合同或在合同上盖两个公司的章,即便弥补了这些漏洞,也会出现更多其它的漏洞。法律表达了一种意志,但是这种意志表述注定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不断体现、充实、拓展。司法固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目前司法资源有限、司法实践不完善而作用不彰显的情况下,老板在律师的帮助下肯定能找到《劳动合同法》的诸多漏洞,从而以表面上合法的形式规避这部法律的实施。换言之,在这场老板和律师对劳工和政府的“战争”中,前者的胜算要大得多。
    
    因此,我认为国家立法保护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收效注定是有限的。对于像劳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立法保护固然是一种捷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工龄长的工人似乎立刻受惠了,但是现实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劳动合同法》规定工龄十年以上的工人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老板完全可以在第九年开除这名工人,因而法律对劳工的保护很可能蜕变为人为损害劳工利益的理由。其实孟子早已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一部法律本身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法律是否获得如实有效的实施,取决于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条件是否得到满足:立法是否充分代表了民意?立法过程是否经过不同利益的参与?是否存在有效和独立的仲裁与司法解释系统?弱势群体能否利用有效的制度渠道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民主与法治国家不仅具备有效的实施体系,而且代表多数人意志的立法本身带有巨大的道德权威。在某种意义上,弱势群体在其保护措施上升到法律意志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弱势”,因为它可以有效利用对其有利的法律和道德资源以及一整套国家制度保护自己。
    
    反之,如果上述条件不满足,那么即便法律强化了实施机制,例如《劳动合同法》对违法企业规定了双倍罚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弱势地位的群体也未必能有效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行政诉讼法》对于改善中国行政法治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是迄今为止行政诉讼仍然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在走投无路之后不得不选择的最后一步;不敢诉、不愿诉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原告在起诉后又“自愿”撤诉。为什么?不仅因为官司赢得艰难,更因为只要“现管”将来还继续管着你,那么即便赢了一场官司,对你长期来说还是得不偿失。只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强民弱的状况,无论如何改善《行政诉讼法》恐怕都无济于事。《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更大,因为劳工就在老板眼皮底下,老板对员工的管束远甚于政府对平民的管束。《劳动合同法》单兵突进,依靠公权力量强势介入劳动关系;但是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强劳弱的情况下,劳工是否能有效利用这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我看来,立法保护最终还是离不开弱势群体的自我保护;国家管制要发挥作用,最终离不开企业自治,而在企业自治走上轨道之后,国家也就没必要管制那么多了。作为公法学者,我对“管制”(regulation)并没有什么成见。现代国家其实就是管制国,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经济要调控、福利要保障、环境要整治,……而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积极管制。然而,某些问题是不适合国家管制的,或者说国家管制必须谨守一定的分寸。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不是计划不好,而是计划不来: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法预测广大老百姓的具体需要;没有人知道今年下半年中国需要多少台海尔冰箱,但是究竟需要多少以及哪款冰箱,消费者自己比谁都清楚,因而不如让广大消费者替自己做决定——他们去商场买了多少海尔冰箱,海尔不就生产多少台冰箱吗?同样,除了企业自己之外,也没有人确切知道哪个企业的哪个工种辞职需要多少天之前打招呼合适、员工是否需要并愿意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旷工三天是否应该构成“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对于几乎无穷多个因人、因地、因企业或工种而异的问题,国家即便要干预也无能为力——套用一句行话,就是政府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根本无法知道成千上万个企业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这也正是老板和律师得以合谋规避法律的原因。既然如此,何不就让企业自己去解决这些本来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
    
    当然,这里的“企业”不单指老板,员工也是“企业”的一部分;企业自治显然不等于老板“自治”,而是老板和员工共治,而要实现劳资共治,劳工必须组织起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发点是对的:劳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供求关系,劳动力市场是天然不平等的;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普遍情况下,资本总是强势,劳工总是弱势,因而立法有必要抑强扶弱,对劳工体现出适当倾斜。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倾斜?《行政诉讼法》也对公民原告体现出一定的倾斜,譬如让政府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行政诉讼的实践表明,这种有限的立法倾斜改变不了官民相对地位,因而也不能实现这部法律的初衷。同样,《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倾斜也改变不了资强劳弱的现状,因而要真正保障劳工权利,我们所需要的远不只是立法倾斜;我们更需要“制度倾斜”,也就是允许劳工有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抗衡资本的力量,进而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和人事安排上发挥实质性作用。道理很简单:只有从根本上实现劳资力量的相对均衡,允许劳工通过组织维护自己的权利,劳工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无论是合同格式、合同期限还是解雇标准等规章制度,最终只有通过劳资共同协商决定,才能既保护劳工权利,避免国家因资源有限和信息不对称而保护不力,又照顾具体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避免国家立法“一刀切”;否则,《劳动合同法》不仅难以有效实施,而且即便实施其效果如何也值得怀疑。幸好,《劳动合同法》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沉默,例如第4条要求用人单位在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在多处肯定了工会的作用。建立在工会有效参与的劳资共决基础上,以上许多不适合立法“一刀切”的安排可以通过企业规章制度加以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目前工会代表的产生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大多数工会都不能有效代表工人的利益,少数积极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代表则屡遭打击、步履维艰,而得不到国家法律的应有保护。因此,《劳动合同法》的贯彻落实要将工会维权、劳资公决、企业自治作为重中之重。不错,这些方面并非原先制定《劳动合同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的“长线”方案,因而有人或许会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然而,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劳动合同法》恐怕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当前,国务院正在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如果要让《劳动合同法》确实成为保护劳工权利的有力武器,而不只是立法部门的一个“政绩”或“亮点”,决策者有必要利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契机,完善企业工会和共同决策制度,让劳工广泛参与工会选举,让工会真正代表广大劳工的利益并有效参与影响劳工切身利益的企业决策。如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改革工会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可以首先在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企业进行试点,成功的试点经验可以逐步推广到全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改革很可能受到劳资双方的普遍欢迎。我们从这次深圳劳资对话中出乎意料地发现,不仅劳工代表对依法组建工会表达了强烈兴趣,而且几乎所有资方代表都表示愿意支持真正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问题自始至终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立场看似和老板的个人利益背道而驰,但是仔细想想,一个有效的工会确实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老板也有利。工会通过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化解了企业内部矛盾,营造了和谐的企业环境,有效制止了消极怠工乃至罢工等对企业发展不利的行为,从而维护了企业的长期利益。归根结底,劳资是在同一条船上:老板需要勤奋工作的员工,员工也需要开得出工资的老板;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共同决策,劳资才能营造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国家就可以做一个放任不管的“甩手掌柜”。恰好相反,工会只是企业自治的起点,而远不是终点,工会组织必须依靠国家法律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与规范。虽然深圳劳资对话会上的资方代表对工会表达了普遍善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劳资双方必然会在工会问题上产生诸多纠纷。在没有国家法律保护的自然状态下,即便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工会在资本面前也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譬如老板可以通过开除积极维权的工会代表迫使工会就范;反过来,工会也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不正当地损害企业利益。因此,工会的权利保障与合法运行仍离不开国家法律的有效规范。但是和“管制”立法根本不同的是,这种规范的目的非但不是限制企业自由,而恰恰是保障企业在劳资公决的基础上理性自治。
    
    总之,劳资关系和劳工权利保护需要国家立法干预,但是适当的干预并不是让国家立法直接代替企业决策,而是通过法律建立起保证劳资平等公决、企业理性自治的制度。只有在此基础上,“绑在劳动合同法上的劳资博弈”才可能是公平和共赢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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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这位海归还是拿着西方人的模式试图套在中国,与前面所谓自由人的鼓噪异曲同工。)
    
    再谈新劳动法
    
    张五常
    
    拙作《新劳动法的困扰》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供应的行为》与《制度的选择》。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顿记》*那套旧科幻电影,经改会停顿下来。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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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张五常
    
    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像我这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制。我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用英语,是为高斯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条,那任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甚微,历来对旧法忙顾左右。超时工资不超,假日工资却假,等等,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大家有工开工,有饭吃饭。看来有点那个,然而,就是在这种若有若无的旧法处理下,中国的劳苦大众——包括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经改的奇迹主要就是这一点:什么高楼大厦、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等,皆次要。新劳动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顾数手指,漠视旧法的行为,面对可能被炒的员工不难旧「债」重提了!这样一来,新劳动法的大名不胫而走,大家得过且过或忙顾左右的日子是过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过且过的日子中,贫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得心安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做生意赚钱,谈何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扼杀了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严重是新劳动法的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苦耐劳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般用于地大物博或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还不大,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后,你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过瘾的。
    
    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在中国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
    
    赵 磊:张五常凭什么恼羞成怒?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改革30年以后,面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甚至两极分化问题,大多数国人基本上已经能够理性正视,官方也不再刻意回避。这说明人们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已经越来越理性。然而,有些人直到现在也拒不承认这个地球人都早就知道的事实。
    
    比如,在年前一次新闻对话中,张五常不仅拒不承认,而且还恼羞成怒。当记者问到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是否过大时,张五常急了:
    
    “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做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是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无可置疑的。”
    
    “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是什么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当记者提供有关的基尼系数时,张五常勃然大怒:“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韩福东:《改革存在问题,但可以打100分》,《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7日)
    
    张五常的说法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张五常的恼羞成怒在逻辑上看,几近于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1)“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并不等于“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两个问题;
    
    (2)在更科学的数据公布之前,有关方面提供的基尼系数就是权威,就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何况这个计算已经得到了反复的印证;
    
    (3)你不同意公认的权威数据,你可以从新计算并公布出来,用“谁算出来的”、“念过书没有”、“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之类的恐吓,就想推倒贫富差距过大的结论,这才真是“胡说八道”,更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见过不讲理的教授,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教授。
    
    有些人虽然承认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但却拒绝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关联作用进行起码的检讨,比如朱学勤和张维迎: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朱学勤相当激动地说:“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此‘手’‘脚’颠倒,鱼目混珠,还很有舆论‘市场’!”(朱学勤:《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31日)
    
    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当然与政治体制的某些缺陷有关——比如腐败问题,就是人们最为诟病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或许只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但是,把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都一股脑地归咎于政治体制,未免天真的让人觉得有点可疑。即使是在“好的”、“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按新自由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其它国家应当模仿的榜样),贫富分化也并没有因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人间蒸发,很不幸,它照样存在。
    
    比如美国国内税收署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继续扩大,最富有的少数美国人占有的国民财富超过1990年代的股市泡沫时期,贫富差距创下二战后的最高纪录。2005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大大高于前一年19%的水平。处于收入分配天平另一端的50%的低收入纳税人的收入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百分之13.4的水平。
    
    没办法,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与市场经济的确有着某种内在的天然联系。因此,不要一检讨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就扣上“反市场经济”的大帽子。朱教授说左派“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其实是朱教授自己在拿“政治体制当市场经济之替罪羊”。
    
    面对贫富差距,张维迎倒是十分“理性”,他说:“对于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为什么是一种误解呢?张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理由:“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产品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张维迎:《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学习时报》2007年12月17日)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技术扩散能使普通人受益,这当然没错。然而,张教授就此得出市场经济不会造成贫富差距,甚至能缩小贫富差距的结论,就太令人喷饭了。
    
    按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说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优化资源配置。怎样“优化”的呢?“优化配置”的本质就是优胜劣汰。看过《动物世界》的孩子们都知道,优胜劣汰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一级是强大无比的食肉者胜出,另一级是弱小无力者被无情地撕碎。
    
    在人类社会,优胜劣态的结果同样没有任何悬念:两极分化。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优胜劣汰只有通过两极分化来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才能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盼望的效率的源泉之所在,而且也正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不过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只承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却又否认市场经济拉大收入差距、促使两极分化的作用,这样“美好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恐怕还没有出现。
    
    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如果没有政府的调控,就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这不仅是经济学的常识,也是被反复证明的经验事实。张维迎之所以把这个常识看作是“一种误解”,就在于,他把“贫富差距扩大”与“普通人受益”截然对立起来,将两者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事情;换言之,他把“普通人受益”等同于“差距缩小”了。
    
    其实,“普通人受益”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差距会“缩小”。在“普通人受益”的背景下,贫富差距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比如,封建社会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原始社会的酋长要高得多,但封建社会的贫富差距比原始社会也要大得多。
    
    回到现实中来: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受益)的情况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相对拉大,这难道不正是中国今天的事实吗?
    
    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应当尊重起码的事实吧。否则,不论你是著名的什么“家”,还是知名的什么“教授”,都只能让人耻笑。
    
    (200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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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称中国“未富先娇” 众网民唏嘘不已
    
    张五常称中国“未富先娇” 众网民唏嘘不已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1-14  发表评论>>
    
    最近,经济学家们频频发出惊人之语,令众多网民唏嘘不已,乃至怒火蔓延。茅于轼呼吁“大学应该涨学费”,众多网民义愤填膺,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最近因批判刚刚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被推到了媒体的风口浪尖上,他就是认为《劳动合同法》“维护懒人”,会把中国经济拖垮的“狂人”张五常。
    
    从张五常的《新劳动法的困惑》、《再谈新劳动法》两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教授意指中国“未富先娇”,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企业家的赞同。柳传志也说《劳动合同法》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样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而年前的“解聘潮”更是体现了企业对新法的恐慌,特别是其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让企业主们恐惧不已。这种恐慌的背后是对《劳动合同法》的极大误读,如把“无固定期限合同”当成“终身合同”。
    
    关于这一点,《劳动合同法》出台至实施期间就有过很大的争论,只是可惜,把“无固定期限合同”当成“终身合同”的声音淹没了“正确理解”的声音。事实上,在 “第二届中国劳动力论坛”、易才集团“第二届新人力高峰论坛”上,劳动部、有关专家、学者等作了明确解释,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终身合同,更不是铁饭碗。建议张五常及企业家们还是好好研读《劳动合同法》,而不是以讹传讹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理解,便大发言论。
    
    抛开“无固定期限合同”不说,就想问张五常先生中国是不是未富先娇?“未富”能达成共识,但是“先娇”呢?中国目前不是要“娇”,而是连正常过“生活”都困难。当然,这里的“生活”指的是劳资之间的关系。《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背景是解决原先的《劳动法》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改善《劳动法》下恶劣的劳动关系环境。目前,大量的短期化劳动合同,甚至根本没有合同,导致了劳动纠纷,更有黑砖窑那样的违法用工存在。再举个事实,就是张教授在博客中提及但未发表意见的“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存在着大量的转派遣、再派遣现象,复杂了劳动关系,导致劳动纠纷,而这次新法对这一行业的规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新法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是一种进步,而撇开积极因素就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其实是曲解了立法精神。
    
    而关于“娇”的问题,笔者比较赞同炮轰张五常的翟继满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应该以提高效率、技术革新、改善经营来降低非人工成本或者提高产品附加值,而不能追求低价的人工成本为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张教授所谓的“娇”,指的也正是中国目前并不富裕,中国的企业大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廉价的劳动力是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停留于此,虽说《劳动合同法》短期内确实断了一些企业克扣盘剥劳动者的生财之道,增大了企业运营成本,但绝非养懒人,用更长远的眼光看,通过法律和行政调控的手段,使得中国企业尽快回到正确的成长道路上,这有助于打造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笔者看来,“未富先娇”的逻辑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则未富不能娇,也就是说不能有如此束缚企业的《劳动合同法》出现,致富的过程就是要付出“血腥”的代价。无论是劳动者的权益被侵犯的如何面目全非?那张教授所言“我的心脏长的位置没有问题”如何解释?可见,《劳动合同法》涉及的不是张五常所说的市场经济自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下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没有规则的游戏是玩不转的,经济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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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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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doc
    
    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陈志武教授访谈;作者 李利民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争议,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请您结合这段时间你的调查和了解,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
    
    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汽车行业,没有这么多的私人汽车,如果没有1930年代在美国建设的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没有很多私家车的话,对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第二,飞机是另一个对石油业的推动力量,但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汽车烧油的程度、海运、空运的规模,都已非常高。到那时为止,全球汽车业的规模、空运业和石油业规模的发展,客观上讲,跟中国没有太多关系。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对于中国人均GDP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人们觉得这是“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要“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办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提高很多,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可以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在全球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那么多国家都同时进行私有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的全球化发生突破性变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老的从事快递的物流公司,单单从这家快递物流公司的变迁就能看得出来过去30年发展机会的变迁。1909年UPS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去年这个公司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到这个水平的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如果没有这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私有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UPS的情形我们也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经济观察报: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要完全民营化
    
    经济观察报:前些年大家还强调“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不是“后发劣势”的表现?
    
    陈志武: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认识是“后发劣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
    
    以前关于国企是否应该民营化、私有化的讨论,只停留在国企和民企谁的资产回报率更高、谁的效率更高这些标准上,好像只要国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样高,就行。
    
    但,那是一种非常狭窄的标准。比如,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
    
    如何理解这点?以美国为例,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等,把所有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你发现,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初步算,到去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
    
    经济观察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把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减少,多少可以避免“第二次国有化”越来越强化的趋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这样做从根本上不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这种分红并没有把任何一分钱分到中国公民的手里,对内需没有影响,是换汤不换药。财政部不是没钱花,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涨了31%,到5.1万亿元,他们的钱太多,而老百姓的钱太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公有土地和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把这些财产权分回给中国公民,让他们不只从劳动收入中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能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这样才能纠正目前“国家越来越富、民众相对越穷”、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关于私有化的问题,我们感到不只是在认识上会有障碍,而且在这种改革的迫切性上目前会有相当困难。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要想决策层进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行得通?
    
    陈志武:这就得看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了。的确,正由于我们谈到的“后发优势”,决策者会难以主动进行这种改革,但为了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这种改革是十分必要、也是有远见的。实际上,现在的压力或说进行这种私有化的必要性很高。第一,由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问题可能使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滞涨或者萧条,这对高度依赖出口市场的中国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必须想法刺激内需的增长。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从根本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顺利地走出来,这次,如果能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分到老百姓个人,必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也将进一步带动新的产业高潮。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转型,重型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以前苏联为例,在国有计划经济下,苏联经济也曾经增长很快,只是它增长的是制造业和军工,而不是服务业。今天的中国还基本如此,当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的绝大头都属于国家的、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去花费时,他们当然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相比之下,如果通过资产私有化把国有财产、土地还回给老百姓,资产增值后老百姓家庭的消费会跟着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必然更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会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第三,国有经济份量越重,对法治建设的威胁就越大。换言之,为了法治发展,中国也应该私有化。如何理解这点呢?根据对几十个国家的情况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别想有平等竞争,也别想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一旦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你说法官会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吗?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呢。
    
    比如,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是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业中,国家发改委规定十万马力以上的轮船发动机,必须经发改委的审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发改委批,那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发改委这些年的做法是,把这种大型发动机的制造和造船机会基本只留给大型国企,不给民企。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但不能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呢?
    
    陈志武: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股份,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路径,而不是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在中国做私有化基金在操作上不会有问题。
    
    财政民主、《劳动合同法》与后发劣势
    
    经济观察报:当年建立国有经济主要是基于让人民共同富裕、基于福利国家的理想。那么,现在如果将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今后国家如何为社会提供生活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呢?
    
    陈志武:这中间有很多误区,甚至是误导。首先,我要强调,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这又回到了“后发劣势”的问题。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展,使得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上面提到的这些与《劳动合同法》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国家财政税收5万亿,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线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引出来一些问题,“后发劣势”就表现出了了。本来,应该通过宪政改革强化国家对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让国家不能只征税、只控制土地和资产而不对国民的社会保障负责,但这条路的难处较大,所以,就有了新《劳动合同法》这条更容易过的捷径。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当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是否有太多条款从本质上是把政府没有尽到的社会保障责任推到企业身上?比如,在跟一些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专家讨论中了解到,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所以,他们就规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还有,企业跟员工签约了两次以后,就不能再把他解雇,等等。《劳动合同法》也规定所有劳动关系都必须有劳动合同,否则,超过一年没合同的就自然认定雇员为终身雇员。
    
    虽然立法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技能特殊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有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岗位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因为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它国家转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会很大。
    
    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权益就必然受到随便的侵犯。在美国,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业都没有劳动合同,雇用关系是随意(employment at will),也就是说,雇主在任何时候想解雇谁,都行,也不需理由。这么听起来好像劳动者在随时被侵犯了,但实际的情况正相反,因为解雇人是件很严肃的事,虽然你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但你还得考虑到如果你随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员是否会有安全感呢?他们见到你的行为是否会全部另找公司呢?这样一来,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国企业里,没有看到随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尽办法把人留住,美国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改进的。不用担心如果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动力市场就必然对劳动者不利了。反倒是限制性过度的劳动法会阻碍整体就业机会的增长,让更多人没有工作。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后发劣势”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中国过去回避了实质性的宪政制度改革,到今天,虽然财政税收占GDP比重比美国的高,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公有土地,但是,中国却照样没有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到后来,就想通过《劳动合同法》把社会保障和生活安全的责任推到用人单位身上,往企业身上转嫁。没想到转嫁的结果是,把中国更多的就业机会往别的国家送。
    
    我觉得,中国现在必须进行实质性宪政制度改革,为法治打基础,让政府承担应该的责任,而不是让“后发劣势”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将土地、将国有资产分回到私人手里,让中国老百姓除了工资收入外,也能享受到土地升值、资产升值的好处,带动内需的增长,使中国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目前“国家太富、老百姓太穷”的局面。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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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潘注,去年,郭宇宽群发邮件,说是陈志武到北京,希望与大家会面讨论,征询谁愿意前往。郭宇宽的广告词说,谁要是与牛逼的人接触,自己也会变得牛逼。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与牛逼沾边儿,也就退避三舍。实际上,我周围很多收到郭宇宽如此邮件者,似乎对如此威风凛凛都望而却步。郭宇宽、陈志武都能够收到我如此邮件,希望海涵则个。言归正传。陈志武的这篇专访,被转载得一塌糊涂。其实,我看过陈志武太多的文字。这篇内容,与他接受南风窗就中国是不是还可以保持高增长的内容也差不多。中国左派把陈志武等国外学者称之为“美国鹦鹉”。俺本人无非是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想加入哪派都不会有人搭理俺这等一文不名的垃圾,因此也就只能孤身一人作为局外人隔岸观火看空唱衰说风凉话。陈志武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私有制的顶礼膜拜。本周闹得天翻地覆的华尔街危机,雷曼兄弟、美林、AIG、高盛、摩根斯坦利……一时间弄得全世界风雨飘摇。美联储接连出手救助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米国人如何评价?国有化。这个被中国自由派认作是市场经济典范与模板的祖师爷轰然倒地,让言必称美利坚的中国右派们张口结舌。很重要的问题的,陈志武所谓的公有制或者叫做国有制,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存在?对此,俺七嘴八舌过太多啦,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共财产、公共财政、公共空间、公共选择、公共话语……所有可以涉及到公共的,充其量只剩下公共场所,而其惨不忍睹臭名远扬是举世闻名的。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最为惨烈而凶恶的存在。如此,陈志武推论的基石就是不存在滴;换句话说,陈志武所谓的公有,实际上不过是在一个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当中的从1993年全民所有制向国有资产的名义上的变迁,然后就是国有资产的党产化、部门化、个人化。看看现在中国所有城市里面的强制性拆迁,就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了。王炼利大家赞同土地国有化,而我则直截了当地发问,在中国有那片土地是真正为国家所有的?如此,中国根本不存在公有与私有财产的区分,而只存在权力对权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宗教、历史等各个领域的压榨、侵害、剥夺与蹂躏。这就是陈志武论的欠缺之处。)
    
    谁养活谁?——评《劳动合同法》争议中的自由派八股
    
    零下
    
    2007年6月29日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简称“新法”)尽管基本上没有触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是一个局部的、极有限度的改良,但在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当今中国,却招来一场轩然大波。
    
    新法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解除进行了详细立法。其中最让老板们头疼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第14条规定了三种强制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情形: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跟《劳动法》[1]的规定相比,不仅具体得多,并且大大增加了强制性。而要解除无固定期限合同,除了劳动者自愿之外,要符合第39条(劳动者失职等)、第40条(劳动者不能从事工作等)、第41条(企业有裁员需要)规定的条件。对老板来说,这些要求是太过苛刻了。继“华为辞职门”事件之后,各地企业纷纷刮起解雇、重签合同和劳务派遣之风。老板们抱怨连天,自由派文棍也纷纷执笔讨伐。
    
    尽管这些讨伐的“价值”在于制造舆论攻势、逼迫政府减弱改良力度,但这些立足于老板利益的观点——我们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大多早已盛行于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和街谈巷议之中,甚至以其“反政府”的表面姿态吸引、迷惑了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一些遭受过政府凶狠打压的工人。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批驳。
    
    董保华:底层工人只需要计件工资制
    
    为了安抚先下手为强的老板们,官员和律师学者纷纷拍胸脯表态和澄清:“不要误读劳动合同法。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铁饭碗,企业仍有绝对的用工自由;新法只是加大违法成本,守法者还能降低成本;你们要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话会很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更应该听听董保华教授的意见。这位董教授是《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成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参与了草案修订过程,算是够权威了吧。他坦白地、毫不客气地把无固定期限合同“误读”为铁饭碗、铁交椅、终身用工制:
    
    “实际上制定终身用工制对员工是灾难,最后很多人要为此丢饭碗。总有一天会最后证明,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2]
    
    他预言会发生三波裁员,当前是第一波,“第二波是指第一次的合同期到期的时候;第三波是在要转成固定期限劳动关系的时候……企业具有趋利本性……在第一波裁掉,成本最低。”董教授还把新法称为“贵族法”,抱怨制定新法的人“不了解劳动者,思维太简单”,劳动者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是最强势的总经理、董事长,第二层是一些白领员工、科技人员或者是较高层次的员工根本不需要保护。要保护的应该是第三、四层,即工人和没有就业或者半就业的人”[3]结论是:劳动合同法不仅没有保护底层工人,还帮了倒忙。
    
    那么,该怎么保护呢?是不是针对企业的“趋利本性”,加强政府执法,厉行禁止企业的这种裁员方式?或者帮助受雇的底层工人组织起来抵制老板们的进攻?……
    
    恰恰相反,把新法指责为“贵族法”,不过是董教授声东击西的手腕罢了。对他来讲,底层工人其实不用保护,“只要一个计件工资就解决问题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工作日”[4]。它不仅是资本家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法宝,还能节省监督工人所需的费用。
    
    在现实中,工人对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普遍感受是:计时工资太低,但轻松一点;计件工资要高些,但是非常累。两者经常都跟产量定额挂钩,做不到定额要扣钱,也就是实行双重控制,使工人尽其所能地工作。而计件单价和产量定额是掌握在企业手里的,企业通常按照预先测算好的每月产量和工资总额来制定计件单价,从而保证全厂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会超出既定水平,结果无非是把产量较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转到产量较高的工人手中。工人的竞争加剧,老板则不仅坐收“效率提高”之利,而且显得处事公平,因为他使工人真正做到了“多劳多得”——当然,老板所得最多。
    
    此外,计件工资还跟工作外包制度结合起来。比如制衣厂把钉钮扣、串珠子等工序交给没有正式工作的工人拿回家里做,按件计酬,从而免除了社保等费用,也不必提供厂房和车间。
    
    董教授没有告诉我们:计件工资解决了工人的什么问题。张五常教授做了补充:计件工资可以帮助老板破解劳动合同法,解决“新法养懒人”的问题。
    
    张五常:老板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接连发表了《新劳动法的困扰》等多篇文章,声称“新法养懒人”,有可能“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而中国经济一旦走下坡,老板要炒员工就会激起反弹,导致“工会林立,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
    
    他传授给在广东设厂的老板朋友用以对付《劳动合同法》的妙计,跟董教授为工人设计的出路一模一样,就是计件工资制:“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这样一来,“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5]
    
    老板及其走狗的逻辑很简单:工人一旦衣食无忧或有所保障的话,就会变懒,失去积极性、上进心;应当随时把饥饿和失业的鞭子舞得噼啪响,他们才会卖命,老板才能赚更多钱(利润、“租值”等等),企业才会发达……然后,就能“养活更多工人”,或给工人加薪。
    
    如果你以为张五常天生与工人有仇,那就错了。相反,他催人泪下地表白:“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6]!表白完毕,这位善人就撇开劳苦大众——因为他们“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奴隶们!该知足了!)——转过头为“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即老板们喊冤开脱:这些接单工业的老板们“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甚微,历来对旧法忙(罔)顾左右……”。[7]
    
    常凯教授,这位有“劳方代言人”之称的温和改良派,起而反驳他“非常尊敬的这位经济学家”。他举印度为例,那儿的劳动法制比中国严格(还有人拿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法规来对比);有些企业转移是正常现象,至于低效率、不规范的企业本来就该转型、升级,等等[8]。常凯还以富士康、上海西门子积极配合新法,同大批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例,劝诱其他老板:“老职工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9]。
    
    常凯也许当真不懂:不论中外的资本家还是自由派的八股先生们,假如他们办得到的话,别说取消中国的劳动法和新法,就是印度、越南、欧美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劳动法、福利制度和工会,在他们眼里都要取消掉才是。这些统统妨碍市场,妨碍企业,妨碍老板。总之,市场万岁!
    
    且不谈“自由市场万岁”论,先说说所谓“有些企业转移是正常现象,低效率、不规范的企业本来就该转型、升级”的见解。在资源和能源紧缺的背景下,政府早已下决心通过各种措施(禁止600种商品的加工贸易、优惠税收取消、人民币升值等)直接或间接淘汰缺乏效益的小型血汗工厂,以便营造本土企业升级换代的环境。因此,后者经营日益困难,主要是生产过剩、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政府政策造成的。
    
    政府也一再强调:推行劳动合同法不会对大企业和“守法企业”造成什么额外负担。至于效益不高的小企业,如果负担不起而要关门和转移,就由它们去吧。老板们并非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某些记者的报导中,劳动合同法只是被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云云。至于工人,自然没有义务去牺牲自己,搭救这些小企业。
    
    在单个资本家看来,他们当然自以为是“不可破产”的:“企业不赚钱,员工喝西北风去”——这是老板经理训斥工人的口头禅。用张五常的话说,他们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但“常识”明摆着:“你破产了,我另外找份工作,总不能跟着饿死。”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本身就是大鱼吃小鱼,必然迫使部分资本(尤其是小资本)破产。工人对企业既无所有权,也无控制权和管理权,没有权利谈何责任,凭什么要工人对企业负责?企业盈利或破产,并不取决于工人,甚至不取决于工人“勤劳、奉献”的程度(即单个老板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既然只有劳动的义务,能够领取相应报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没有理由因为企业不赚钱,就该压低我们工人的待遇,来填补你的利润。
    
    工人没有义务牺牲自己去搭救那些面临淘汰的企业,那么,对政府和垄断资本正在大力推销的“争取产业升级换代,加强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工人又该怎么看待呢?应当支持它们“做大做强”,并争取“劳资两利”?这种想法也是一厢情愿的。大企业或许有能力提高工人待遇,但不等于愿意这么做。华为难道不是大企业?但为了逃避新法,照样强迫工人辞职再返聘。东莞玖龙纸业的老板张茵名列中国女首富,难道不也宣称“劳动合同法是企业发展的障碍”,并加入变相裁员的行列?也许有个别企业会大大方方地遵守新法,但关键在于——不管企业多大,老板发了多少财,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机制,可以自动地把企业的扩张和老板的不断增多的利润,转化为工人的福利。资本家发了财,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花天酒地,怎么去再投资来发更大的财。我们只知道:200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10],2007年又跃居第二,占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18%[11]我们还知道:二十多年来,官方和民间资产阶级从劳动者身上榨取了大量剩余价值,在扩大生产之外,还形成了大量剩余资本,炒楼,炒股,炒煤,炒油,炒国企……或输出到境外。至于工人,仍然是“安定有份,繁荣无缘”!
    
    此外,产业升级(包括采用新技术等等)的结果,往往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人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省,也就是说:创造同样多的财富,花费的时间更少了。这本来是好事,但资本主义是利润挂帅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节约必然转化为劳动人手的裁减,再从节省的劳动成本中转化为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总之,技术进步往往是裁员的先兆,工人基本上不会直接得益。只有在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时间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减少,闲暇时间则不断增加。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劳动者所有,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地安排生产、积累和分配消费品。所以,工人阶级应当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升级换代,却不能支持资本主义工业的升级换代。
    
    何兵:当局,请不要点燃劳动者的欲望之火!
    
    另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先生,因为和景教授一样喊出民企老板们的心声而赢来大片掌声。何教授抨击新法“以普通企业为假想敌”,赋予劳动者太多自由,搞得企业没法控制他们。他念着官方早已念了二十多年的经:“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工政策。”轻轻松松一句话,就判了中国劳工的无固定期限徒刑。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才是“低工资,高就业”。邓时代呢,则是典型的低工资,低就业!据亚洲发展银行一份报告,中国在1980年代,每3%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1%的就业增长,到了1990年代,要8%的经济增长才能有1%的就业![12]所以毛时代没有失业,现在则有几千万人失业。这也是衡量社会是否资本主义的一个尺度!总之,何教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何先生倒不像张五常那样瞎吹工人怎样受益,相反,他承认“劳动者辛苦终生却与住房、教育、医疗保障无缘”的不合理现状,但认为普通老板无利可图,应该让“超额利益所得者”(房地产开发商,煤矿主,官僚阶层,电信、电力、医院、大学等“垄断经营者”)来割肉补疮,改善工人待遇。我们不禁要问:假设这些“超额利益所得者”真的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从而水涨船高的话,“普通经营者”岂不更要破产?
    
    新法带给劳动者不切实际的幻想,何教授说:“当法律点燃劳动者欲望之火而实际又无法兑现的时候,很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西方工会的发展史读起来惊心动魄,当权者应当仔细研读。”[13]在此,我们听到了跟张五常教授同样的“忧虑”和威胁:当局,你们不怕劳工为争取权益而发展起自己的工会来吗?……
    
    某些资产阶级辩护士倒是承认工人应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当然,这跟要求“超额利益所得者割肉补疮”一样,都是明知兑现不了的便宜话。既然全体老板一向漠视劳动法,又千方百计抵制新法,不难想像,假如工人要组织自己的工会,老板们的反应将会何等疯狂!
    
    反社会的资本主义市场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倒不羞于承认自己的贪婪自私,“人性恶”也成了知识分子的共识。自私甚至被吹捧为发展的动力,市场竞争则是进步的泉源!自由派教授们上述的拙劣言论,不愧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卑劣本性——任何妨碍老板和企业谋取私利、妨碍市场自由竞争的东西,不管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工人的自主工会,都要打倒。资本剥削劳动、剥削自然环境的自由,则应当绝对保障。这样才能为社会带来进步!
    
    但历史的结论恰恰相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不予以大大限制乃至废除的话,不仅劳动人民得饿死一大片,整个社会还要陷入经济恐慌、动乱、战争和生态毁灭的深渊里。
    
    在工业革命时代,资本家的剥削曾经达到这种程度:工人还未到中年,健康已经坏得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以至于最亲资本家的政府也感到非要限制资本的剥削自由不可了。
    
    美国一位研究工业革命时代的学者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大改变》中写道:
    
    无限制的市场“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非笔墨能形容。真的,如果不是后来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使它的自我毁灭的机制在行动上受到掣肘,那恐怕人类社会早就绝灭。”[14]
    
    不是任何一种“市场”都具有上述那种破坏力。当市场还限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它的破坏力还小得多。但资本主义市场和历史上其它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只是交换产品,不只是把产品变为商品,而是第一次普遍地把人的劳动力也变作商品。南极的另一面是北极。劳动力商品化的另一面,就是资本买入劳动力的使用权的自由,就是资本的剥削自由。不仅是资本剥削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大资本剥削小资本的自由,于是小资本纷纷破产,大资本发展为垄断资本及其最新形式——跨国公司。在这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凶恶到连地球生态也要剥削净尽。
    
    这种疯狂剥削最终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解体和自相残杀。它的第一个恶果就是经济危机。市场竞争会迫使资本家设法压低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时和采用新技术、新机器,让自己的产品能卖得更便宜(这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人买得起),从而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过度剥削工人的结果,是工人增加的购买力远远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结果加剧了“生产过剩”,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今天中国也越来越接近一次经济危机。老板们对此心知肚明:“现在是哪个行业有钱赚,资本就纷纷涌入,最后弄得大家都没钱赚”。
    
    历史上,资产阶级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战争、危机等手段,消灭这些“多余”的财富,并凶残地打压工人运动,才得以继续运转。远在当今的“晚期资本主义”以前,资本主义体制就已经不能负荷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也早已消失。在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执行着生产、管理、监督职能的是受雇职员和工人。资产阶级成了纯粹的寄生虫[15]。并且由于这个制度的全部动力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对人类的需求和未来弃之不顾,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根本已经成为社会的祸害。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恰恰在于——工人阶级只有把生产资料全部接管,按照人类的需求来生产,才能消灭这个祸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的统治阶级的开明派一方面鉴于世界工人运动和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多少吸收了三十年代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大战的教训,开始实行“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也就是Karl Polanyi所说的“掣肘”,指对资本剥削自由加以限制,例如八小时工作制立法,其它劳权立法,福利国家,资本管制等等。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则根本取消资产阶级剥削(虽然存在着其他剥削和压迫)。如果两大阵营的工人在战后到1990年代之间的生活水准好于战前,部分原因正在于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自由,或是根本取消了这个自由。
    
    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走资,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使得“新自由主义”一时间甚嚣尘上,流行于全世界,也席卷中国。“市场经济”成了社会的无上命令,老板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词。大展拳脚的中国资产阶级,把劳动人民剥削得喘不过气来。面对着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不断增加的工人抗争,政府是感受到危机的,也开始了一点点的小改良。不论新法的制订包含有多少改良成份,颁布之后所遭到的普遍抵制表明,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根本没心情去跟你搞什么和谐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客观上只是激化了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也是必然的。
    
    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全面落实新法中保护工人的条款,并且强调以工人自身的力量迫使政府和资本家落实。但也应该看到,即使落实了新法,工人的待遇所能得到的改善也将非常有限。工人阶级真正需要的是争取全面的社会改革,争取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根本限制以至废除资本的剥削自由(详见《〈劳动合同法〉风波面面谈》)。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资产阶级把自己一手造成的经济及社会灾难转嫁给劳动者,才能争取到有尊严的生存。
    
    谁养活谁?
    
    在现实中,不管是出台限制剥削自由的措施,还是工人发起抗争,资本家往往以撤资来应对。深圳友利电(日资)曾经因为菲律宾工人罢工而搬来大陆,在深圳工人多次罢工要求组织工会之后,就威胁要搬离大陆。自由派枪手们在助阵时,则善于搬弄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没有效率哪有公平;越是保护工人,就越是害了工人;“铁饭碗”只会弄巧成拙,让更多工人丢掉饭碗……总之,不能妨碍企业,是老板给了工人饭碗!
    
    复辟进程的深刻,旧体制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地位提高并脱离底层劳动人民……使得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真正站在劳动者立场上的声音。即使拥护新法、“保护弱势劳工”的意见(包括所谓“左派”的意见),也大多以“双赢”为目的,也就是以不损害部分或全体资本家的利益为目的。“谁养活谁”?这个在早年的工农革命中曾被用以启发劳动者觉悟的问题,也有了颠倒的答案,并且几乎为整个社会——包括许许多多的工人——所接受。
    
    对老板们“没有老板哪有工人”的说法,也有人这样回应:“没有工人哪有老板?”[16]后者显然更接近劳动者的立场。但还不够。
    
    “没有工人哪有老板?”说得对。“没有老板哪有工人”,也对,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对的。“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中国的资产阶级建国初期就已经相当弱小,1956年以后根本被消灭。而工人阶级不但一直存在着,而且从1949年区区几百万,增加到1980年的1亿1千万。任何社会都需要劳动者,工业化的社会则不能没有工人,资产阶级却并非如此。中国的例子尤其突出。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工农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奠定了庞大的工业基础。而在走资进程中,官僚通过把这些公有财产陆续私有化,才变身为老板。因此,从中国当代历史的演变来看,“没有老板哪有工人”只是笑话,“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家”才是正确的说法!
    
    “但也有老板是靠自己的努力致富的啊,甚至还受到政府官员的盘剥……”有人会这样说。但这并不能否定我们的上述说法。姑且不谈官商勾结问题。试问,如果没有权力资本为私人资本鸣锣开道,为它——也为自己——死死镇压劳动人民,又为它——也为自己——不断打开更多市场机会,这些可敬的“民间”资本家会有今天吗?
    
    最后,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创造世界。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17],所有这些劳动,每天创造着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养活了官员、中外老板及其雇佣文人,而不是相反。
    
    老板及其自由派枪手则惯于这样反应: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吗?你们想搞大锅饭、铁饭碗、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咳,平均主义就是大家一样穷!消灭资本家……咳咳,消灭企业家就是消灭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公有制就是大家拿,拿大家!所以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是对的!明晰产权是对的!社会尊重企业家是对的!历史的车轮岂能倒转?
    
    自由派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转移视线了。我们现在谈到的只是这样一个道理:世上可以没有资本家,但不能没有工人。这跟我们如何评价毛时代没有必然关系。我们主张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但不等于要恢复毛时代的社会制度。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只想讲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资产阶级普遍漠视劳动法,对劳动合同法也群起抵制,这足够表明你们的嘴脸和你们的本质,先下手为强的老板们是不折不扣地在向工人发动阶级斗争,你们的存在就是社会和谐的最大障碍。你们以为现状将永远保持,也应该永远保持,而同时,你们对劳动者,对环境,对资源统统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你们在带领人民走向危机,你们在毁灭这个社会。这一切——包括此次的新法之战——正在从反面教育劳动人民另谋出路。在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中国不会再回到毛时代那种“社会主义”,但不表示现在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青春永驻。新的社会将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出来。
    
    2008年3月
    
    注释:
    
    [1]《劳动法》仅在第20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2]《董保华:中国将为〈劳动合同法〉付出代价》,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1月,作者:陈小瑾陈磊
    
    [3]同上。
    
    [4]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篇工资》《第十九章计件工资》(P609-610)
    
    [5]张五常《中国经改的致命伤》(2008年2月17日)
    
    [6]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2008年2月
    
    [7]张五常《中国经改的致命伤》,2008年2月19日。意思是:老板们利润少,所以顾不上《劳动法》。
    
    [8]《法律界人士研讨:外商撤资是因为〈劳动合同法〉?》,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9日
    
    [9]《常凯驳张五常:劳动法有利中国》,中国青年报2008.2.1
    
    [10]“除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外,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已增长至1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高盛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9日
    
    [11]《中国成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仅次于日本》,新华网武汉2008年1月24日,记者:熊金超
    
    [12]The challenge of job creationin Asia,Felipeand Hasan,ERD Policy Brief,Series44.
    
    [13]何兵《真正的黑心资本家们是无视任何法律的》,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24日。
    
    [1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y Karl Polanyi,Beacon Press,1957,P.76.
    
    [15]详见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阶级》。
    
    [16]在有关《劳动合同法》风波的新闻后面,有许多站在大小老板立场的评论(回帖),“没有企业哪有工人”的说法颇为盛行,也有很多明显是受雇劳动者的回复和回击。可以说,这场风波让更多工人对阶级立场有了更加明确、尖锐的认识。
    
    [17]所以,多数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
    
    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
    
    卢周来
    
    2008.5.1
    
    在最近的两会上,一些企业家代表对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提出批评,认为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支持。的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企业运营成本急剧提升,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尤其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因此出现了企业倒闭与外商撤资现象。但我们需要仔细加以甄别的是,出口加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程度上与《劳动合同法》有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答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真是超出了国际惯例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企业运营困难与《劳动合同法》到底有多大关系?
    
    客观分析导致出口加工企业运营困难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至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因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本来就是微利,对成本上涨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制造业。所以,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制造业及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第二,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这给这些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特别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化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最大,而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第三,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影响。且不说人民币升值对市场占有份额的影响,仅考虑兑换因素,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直接意味着出口加工工业最终以人民币衡量的利润被抵消的程度。以出口导向最为明显的纺织服装业为例:2006年纺织服装业为抵消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提价幅度为7.37%,人民币升值幅度为3.35%,简单计算,纺织业利润仍然可增长4.02%;而到了2007年,纺织服装业出口提价幅度为7.26%,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达到了6.85%,纺织业利润增长速度竟然下降到了0.41%。
    
    第四,融资成本提升。一是在股票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出口加工企业的投资利润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以收益率为惟一标准的资本,更快地从利润率很低的出口加工企业流出,转而流入股票与房地产业。二是央行逐渐缩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商业银行本来就预期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将由于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等原因前景并不乐观,因而调高了这些企业的信贷风险;而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为了维持利润,商业银行更有积极性收缩对这些企业的贷款。
    
    第五,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次贷危机重创美国经济,也重创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去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纺织服装业来自美国的订单大为减少,一些出口美国占全部产品80%-90%以上的企业因此而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2008年1月,我国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仅增长5.4%,比去年同期增幅大幅回落22.7%。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出口加工型企业运营困难的确还有一个因素: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必须清楚地指出,这种上升并非是由于2008年元月1日才开始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带来的,而是由2002年开始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在内普遍蔓延的“民工荒”导致的需求不足型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以珠三角为例,农民工紧缺其实在2002年就出现了苗头:当年进入珠三角的农民工竟然首次出现了零增长。2004年,“民工荒”在珠三角集中爆发。仅东莞一地,农民工缺口就达30万人,而尤其以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行业缺工最为严重。2005年以来,“民工荒”进一步加深,其中,2006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缺口达到了200万以上。为了能够留住或新招到农民工,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纷纷调高工资。近三年中,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呈现“三级跳”,平均每年增长100多元,有的省份涨幅接近20%。也就是说,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了2004年以来出口加工型企业劳动力工资与待遇的上升,这与2007年5月通过、2008年1月才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没有任何关系。
    
    正因为上述因素,出口加工型企业从2006年年中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败象。仅以鞋业为例,2007年9月初,《中国鞋类贸易发展报告》指出,由于企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一系列问题,我国鞋业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一部分鞋业企业甚至被迫停产倒闭。部分外商撤资也早在2007年年初就已经开始,香港《大公报》2007年3月28日就以《珠三角地区港商外迁成大势》报道港资大规模撤退至长三角或内地情况;韩资撤资则更早,2006年上半年,部分韩资就关闭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型加工工厂或撤走资金的总额超过2亿美元。因此,企业倒闭与外商撤资绝不是《劳动合同法》实行之后才出现的。
    
    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
    
    从长远看,中国必须过《劳动合同法》这道关。因为提升劳动者待遇几乎是目前可能化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惟一途径。
    
    从解决内部失衡看,提升劳动者待遇首先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我国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越来越严重。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资收入者因其收入提高很慢导致实际消费能力很低。如果提高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同时按《劳动合同法》要求落实了劳动者各种保障,社会总需求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也就不需要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外贸。
    
    从解决外部失衡看,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不足,因而所生产的产品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消化所引起的。而消费需求不足,又是由于劳动者相对收入较低。也就是说,外部失衡的根子在于内部失衡,内部失衡的原因却在于劳动者相对收入低。而且,目前看来,在劳动者相对收入低、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之间已形成恶性循环:劳动者相对收入低导致社会购买力低,社会购买力低导致内部需求不足,内部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依赖出口,产品依赖出口必然导致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为了压低价格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只能在国内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者相对收入进一步走低,内部失衡更为严重,产品只能进一步依赖于国际市场消化,导致外部失衡更加加剧……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只能靠提高劳动者相对收入,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即:“提高工资收入”—“工人富裕”—“购买力上升”—“社会总需求上升”—“内部平衡”—“产品不再依赖外部市场消化”—“外部平衡”。一旦这种良性循环局面形成,从微观层面看,对企业也极为有利,因为一旦依赖于内部需求的经济繁荣局面形成,社会总需求旺盛,企业利润也才会有持久保证。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国颁布实施《劳动合同法》还有世界性意义。国际范围内普遍有一种观点:中国凭借其不断压低劳动力相对成本获得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仅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待遇普遍下降,而且也使得发达国家相对低端产业工人待遇下降。中国珠三角地区不少血汗工厂,降低了世界劳工的福利与保障水平,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权利。而这与“以人为本”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浪潮显然是相悖的。中国发展模式如果要真正实现对人类进步的贡献,通过《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工以更多的自由与更高的福利,追求一种“有人性的经济增长”,是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在于有一个平衡的利益表达平台
    
    在今年两会期间,一些企业家代表对《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声音之大、之激烈,引发了社会诸多议论。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这些企业家代表从企业家的利益出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有没有相称的劳工阶层的代表,来充分表达劳工的利益诉求。显然,与部分媒体热捧企业家代表以及经济学家代表反对《劳动合同法》的言论相比较,劳工阶层对《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却很少有表达的公共平台。
    
    可以预期的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的运营困难还会进一步加深。其原因是,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速度还在加速;美国次贷危机在进一步发酵与扩散;从紧的货币政策才刚刚开头。面对内外夹击,一些企业主以及某些经济学家会更起劲地推动《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或变通。这是因为,上述那些造成企业运营更为困难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所无法左右的,即使他们想攻击谁,也没有具体地可攻击对象;而在中国立法与执法仍然受到行政等多方面影响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就成了他们惟一可能有所作为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任何条文或法律解释的修改,都必须同时听取资方代表与劳方代表双方的看法,使双方有一个平衡的利益表达平台。否则,在资本强势的背景下,单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任何变动,都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不仅仅是对国家与立法机关权威的一次挑战,更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劳资对立从而影响社会和谐。
    
    ……………………
    
    老周发来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3月17日 15:02
    
    供参考
    
    张茵提案争论与.doc
    
    张茵提案争论与“两会”机制改革
    
    (2008-03-17)
    
    ● 邱震海(香港)
    
    中国全国政协日前举行大会,正式选出了新一届的政协领导人;本周,中国全国人大也将闭幕,并选出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此次“两会”有几个值得关注的亮点:除了舆论普遍关注的“大部制”改革外,“两会”中所谓“新阶层人士”的增加,也是另外一个亮点。
    
    所谓“新阶层人士”,就是指私营企业主,更有民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受聘于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体户、律师、会计师和自由职业人员,还有从国外回流的“海归”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新阶层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使用着全中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总量中占四成(引自《联合早报》3月14日《中国社会的“新阶层”一文》。
    
    “新阶层人士”作为代表或委员的增加,自然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因此也得以反映到作为权力监督机构的“两会”之中。“两会”期间,全国政协还专门举行了一个“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的记者招待会,折射出官方对新阶层人士的重视,以及希望新阶层人士在进入体制后,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今年“两会”,新阶层人士制造媒体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曾被评为去年中国首富的张茵女士提案认为,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是铁饭碗,应该取消。消息披露后,不少人认为这是为富人阶层说话,并倡导富人阶层的政协委员应该为劳工者说话;但也有人议论,富人委员为本利益集团说话反而是好事,可以不戴虚有的“公共利益”面具说话。笔者认为,张茵的观点是否正确是一件事,但争论反映的却是政协内部的机制性问题。
    
    代表、委员遴选与利益集团博弈
    
    实际上,作为私营企业主,张茵委员从其利益集团立场出发提出上述提案,撇开其观点的正确或完善与否,从理论上无可非议;要求富人阶层的委员为劳工阶层说话,属于道德上的要求,而非机制上的要求。通过这一事件及其争论,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政协内部没有来自劳工阶层的声音?若有来自劳工界的代表发出本集团的声音,那么人们希望看到的“两会”内部所谓“依法辩论”的情况就能成为现实,“两会”作为权力监督机制之一,也就能够开始发挥其作用。
    
    这样说,实际上已经切入“两会“的某些机制的改革或完善问题,也涉及人们呼唤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从“两会”机制的改革找到雏形。正如笔者在《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走出瓶颈和困境》一文中所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权力监督已经刻不容缓,而每年例行的“两会”,若每年都能架构一些新的元素,假以时日,相信可以为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个方向。
    
    从现实情况来看,如上所述,中国社会结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得以反映到作为权力监督机构的“两会”之中,这是中国社会变化到政治变化的一个必然现象。用学术语言来说,“两会”内部应有利益集团代表的平衡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平衡,这实际上涉及到未来“两会”机制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及“新阶层人士”在进入体制后,究竟为现有体制所同化,还是能够带进一些新鲜的血液和思维,在实现自我政治抱负的同时,也能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完善做出一些实际上的贡献。
    
    “两会”机制:每年架构一些新元素
    
    笔者之前曾有论述,每年例行的“两会”,从机制上面临代表和委员遴选机制的完善、“两会”内部表决和辩论程序、“两会”委员的适度专职化问题,以及“两会”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等。其中,与执政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从更大框架来思考,也需更为缜密构建和操作的问题,但就“两会”内部运营而言,实际上涉及到四个问题:一、代表和委员遴选的机制化、公开化和平衡性;二、代表、委员监督的程序化;三、监督的专门化;四、监督的有效化。
    
    这其中,遴选机制的平衡性和公开性就涉及到“两会”代表、委员的来源,必须最大程度地覆盖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社会结构的广泛性,不然监督就失去了基础。其间的操作如何展开,还有监督程序化和专门化,尤其是最后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落实,都值得人们思考和探讨。
    
    当然,“两会”机制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只要目的明确,每年都能架构一些新元素,假以时日,几年后也许就是一大步。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联合早报
    
    ……………………
    
    而正是这个张茵,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驳,特别是在劳动合同法的遵守方面。
    
    于方强
    
    To: [email protected]
    
    Sent: Wednesday, April 16, 2008 11:34 PM
    
    Subject: 【权利】 香港学生会曝前首富张茵“点血成金”
    
    日前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大专师生发表五间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其中三家是上市公司,而玖龙纸业更被称为"港企之耻"。
    
    网易财经讯 日前,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大学师生发表五间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其中三间是上市公司,而玖龙纸业更被称为"港企之耻"。
    
    该份由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指出,玖龙纸业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及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
    
    发生工伤事故后,玖龙更会对受伤工人以及其他同部门的工人罚款,由300元至3000元不等。而且报告指出08年之前玖龙全厂近半工人是临时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员工福利;当合同法实施后所有临时工成为外判工,给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工资大幅减少、全年没有休假,合同签订年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该份报告亦指出另外受查的四间港企,当中有三间都有违反《劳动合同法》。鸿兴印刷在1月强迫400多名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签三年固定期限合同,更将其中一个拒绝签署的工人降职。发布会播出该名工人的访问片段,该名工人说:"经理误导其他工人,说要签两次固定的才可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另外,黄田正润塑胶五金玩具厂的母公司为德林国际有限公司,去年年底也曾因工厂要求买断工人工龄而发生罢工。新生顺景制品厂去年强迫工人改变合同期限,由无固定期限改为一年,以逃避工人追讨之前拖欠的加班费。
    
    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叶楚茵表示:"香港企业在中国赚了那幺多钱,如玖龙纸业靠在香港上市集资,现在市值近千亿,但原来都是靠外判、工伤发财,作为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耻!"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林嘉嘉更扬言学生会会全面杯葛玖龙纸业,更会要求其他学生组织、校方及其他教育机构和部份停用玖龙纸业的纸品。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发言人丘梓蕙,更要求张茵立即引咎辞去"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更会去信要求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如Fidelity、HSBC Asset Mgt、JP Morgan Investments等,沽出和拒绝购买"玖龙纸业"股票。
    
    --
    
    益仁平
    
    就业歧视法律援助中心:于方强
    
    电话:0371-67956079
    
    传真:0371-67956745
    
    维权邮箱:[email protected]
    
    ……………………
    
    崔之元发来的相关内容。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25日 10:30
    
    东宾转发:韩资企业不满新劳动法规,大批撤离中国
    
    以刻薄对待打工者著称 华南韩资企业不满新劳动法规,大批撤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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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星岛日报网(郑.县.黛.草) [157866:543], 18:37:43 12/24/2007: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星岛日报/因对中国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有关税收、劳动合同的法规不满,或不适应,被指一向对打工仔非常刻薄的在华南韩中小企业,近期纷纷撤离中国,南韩政府准备组成特别小组来应对。
    
    据统计,至今年九月,南韩在华企业有一万九千五百多家,其中九成五是中小企业。有调查显示,中国打工仔对南韩老板的满意度远低于来自欧美等地的外企老板,原因是南韩老板较刻薄,不仅工资不高,还经常克扣,南韩老板殴打中国打工仔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报道说,南韩将组成“应对擅自撤离中国特别小组”,从下月下旬起分别到青岛、广州等韩企较集中地区展开实地调查,希望有效阻止撤离企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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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Zhiyuan
    
    2008年4月2日 21:29
    
    山东成立首个劳务派遣员工工会保护派遣人员权益
    
    山东成立首个劳务派遣员工工会保护派遣人员权益
    
    2008年04月02日 09:04 新华网 
    
    新华网济南4月1日电(记者王志)针对劳务派遣人员通常“两不管”的实际,4月1日,山东省首个劳务派遣员工工会正式在济南万家盛世人力资源公司成立,将劳务派遣人员正式纳入工会维权体系,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作为一种“企业用人、社会管人”的全新用工模式,近年来,劳务派遣在我国迅速发展。由于用工形式灵活,用人单位可根据自身需要,短期或长期选择相应专业和数量的人员,有利于缓解企业的用工短缺矛盾,被建筑、机械制造、服务业等行业广泛应用。
    
    但由于劳务派遣人员不在派遣单位出勤上班,用人单位又不是他们法律意义上的“东家”,无法被纳入用人单位的工会体系,经常出现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两不管”的问题,导致劳务派遣人员“维权难”。
    
    从事机械加工铆工工作的郭其伟,是济南万家盛世公司派遣到一家机车车辆厂的普通员工。他告诉记者:“过去由于劳动关系不在用人单位,对自己所属的人力资源公司又不了解,总觉得两头没人管。现在加入了派遣员工工会,心里有了归属感。”
    
    山东省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谭建国认为,劳务派遣员工工会的成立,使得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共同置于工会组织的监督之下,并帮助派遣人员进行应聘、岗前技能培训,促进用人单位实行同工同酬、按时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等,随着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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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Zhiyuan
    
    2008年7月15日 7:05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
    
    请你参与:
    
    你有多了解劳动合同法,请参与调查》》
    
    “劳动合同法•劳资面对面”
    
     ——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
    
    《劳动合同法》自草案出台到公布、实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泛、观点之尖锐、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所罕见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法对经济发展、劳资双方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这些争论和分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加以疏导、缓和、解决,必然会对该法的实施带来消极影响,也不利于该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宗旨的实现。
    
    根据调查,有关《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四个焦点问题上:1.《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2.《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3.《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4.《劳动合同法》客观上是否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我们的讨论、协商和民意调查将围绕这四个大的议题,对《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进行讨论。【详细】
    
    主办方: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承办方: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协办方: 深圳大学法学院宪政与人权研究中心 信孚教育集团   
    
    独家网络直播:网易财经 时 间:2008年7月12日-13日 地 点:深圳罗湖区富丽华大酒店
    
    讨论总结会议实录 │7月12日上午《专家畅言劳动法》实录    返回顶部
    
    “劳动合同法?劳资面对面”
    
    ——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
    
    根据调查,有关《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四个焦点问题上:1.《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2.《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3.《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4.《劳动合同法》客观上是否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我们的讨论、协商和民意调查将围绕这四个大的议题,对《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进行讨论。 [详细]
    
    主持人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演讲人
    
    王向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吴海宁 深圳南山区民营企业商会副会长
    
    黄小圆 兴宝风帆厂工会主席
    
    议题一 第一组讨论实录 │第二组讨论实录   返回顶部
    
    《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
    
    反对观点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实为终身雇佣,企业再也无法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剥夺了企业解雇员工的自由,导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主义,致使用人单位无法有效地 管理 劳动者,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支持观点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仍是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它不是铁饭碗或大锅饭。《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单方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多种情形,可以满足用人单位正常管理的客观需要。提倡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有助于保障劳动关系的稳定,减少劳资双方的短期行为,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 [详细]
    
    主持人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参与讨论人员
    
    主持人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参与讨论人员
    
    议题二 第一组讨论实录 │第二组讨论实录   返回顶部
    
    《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反对观点认为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往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劳动者提前解除合同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规定对用人单位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将导致劳动者随意解除合同,合同对劳动者缺乏约束,难以保障劳动合同按照预先的约定正常履行,不利于用人单位维持正常的运作。
    
    支持观点则认为如果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缺乏广泛工会活动、劳动者处于弱势一方的情况下,这种约定的违约金往往对劳动者非常不利,进而容易对其带有部分人身自由性质的择业自由构成了妨碍。用人单位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与劳动者相比,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公平合理的。用人单位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保障劳动合同的稳定履行。 [详细]
    
    主持人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主持人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议题三 第一组讨论实录 │第二组讨论实录   返回顶部
    
    《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
    
    反对观点认为,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削弱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些企业面临倒闭危险。有人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明显结果是,企业劳动力成本将上升,中国制造企业的人力成本将提高10%—50%。
    
    支持观点认为,实施《劳动合同法》企业增加了部分成本,但非常有限。从新法的制度设计看,因法律规定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项:一是企业主动终止期满的劳动合同或者因企业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只涉及企业一部分劳动者。另一项是企业支付给试用期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但这涉及的仅仅是试用期劳动者,影响不广泛。 [详细]
    
    主持人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议题四 第一组讨论实录 │第二组讨论实录   返回顶部
    
    《劳动合同法》客观上是否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反对观点认为,由于《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成本,为了规避这些成本,用人单位更多地采用劳务派遣,反而导致劳动合同更加短期化。
    
    支持观点则认为,滥用劳务派遣以规避法律义务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可通过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防范劳务派遣的滥用。提倡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能够留住一批技术精良的员工,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要求企业必须有完善的奖惩制度,鼓励职工向上和进行创新。 [详细]
    
    主持人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讲座教授
    
    主持人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现场图片
    
    何包钢教授发言 对话会现场 张曙光教授发言 张曙光教授发言 王向前教授发言
    
    段毅律师发言 参会全体人员合影 资方代表吴海宁发言 劳方代表黄小圆发言 劳资双方代表
    
    A组讨论者积极发言 A组圆桌讨论 B组讨论者段毅发言 B组讨论中 张千帆教授倾听发言
    
    会议资料
    
    对话目标 核心议题
    
    1.通过劳方和资方代表之间的深入协商对话,消除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解,在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争议点上,促进双方达成谅解、共识,增进彼此的信任,推进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和发展。
    
    2.将协商对话的成果提交给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有关部门充分掌握民情民意,使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制定更加民主、科学、合理。
    
    3.测试协商对话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典型争议事例上可能具有的实际效用。
    
    4、检测中国民众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意识、协商理性、利益表达与协调能力。
    
    1.《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
    
    2.《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
    
    4.《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劳动者的利益总体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话形式 参加人员
    
    1.劳动者代表和用人单位代表面对面,就上述议题,直接开展对话、沟通,从各自的价值立场、经验知识发表意见,并由专门人员记录在案,归纳整理。
    
    2.在协商对话之前和之后,劳资双方的代表分别接受两次问卷调查,以检验协商对话的实际效用。
    
    共邀请36位会议代表,劳方代表18人、资方代表18人。正式参加会议的劳、资代表各16人,另有4人为候补代表,以防个别代表临时有事不能到会。
    
    劳资双方代表的选择要具有代表性。
    
    5名专家:一位律师,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会代表,一位商会代表,一位参与劳动合同法起草制订的专家。【专家名单】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 议程
    
      议 题 内容
    
    7月12日-周六
    
    上午会议
    
    08:30 签到 劳资代表签到时,直接将会前填写好的第一次问卷交给会务人员。
    
    9:00-9:30 会议开幕 (1)张千帆教授或蔡定剑教授介绍会议的目的、议题、形式和日程安排。
    
    (2)何包纲教授介绍公民陪审团的运作方式和要求。
    
    9:30-11:30 专家发表意见 每位专家用15-20分钟从不同方面对《劳动合同法》发表意见。
    
    11:30-12:00 提问与回答 劳资双方的会议代表提问,5位专家回答。
    
    下午会议 
    
    13:00-14:00 提问与回答 劳资双方的会议代表继续提问,5位专家回答。
    
    14:00-15:00 分组讨论 《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
    
    15:15-16:15 分组讨论 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16:15-17:15 分组讨论 《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
    
    7月13日-周日
    
    上午会议
    
    9:00-10:00 分组讨论 《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劳动者的利益总体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0:00-10:30 大组讨论 两组汇合在一起,共享协商恳谈的成果,并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专家对此也作出更深入的回答。大组讨论的目的是扩展每一位会议代表的视野。
    
    10:45-11:45 填写第二次问卷和讨论 (1)其中一组填写第二次问卷,领取会议补助后即可离场。
    
    (2)另一组填写第二次问卷,然后再进行60分钟左右的讨论,并就四个核心议题达成一种共识,提出他们的建议。
    
    11:45-12:00 总结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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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Zhiyuan
    
    2008年7月21日 17:02
    
    Fw: 广东劳动争议案件井喷 华为万人辞职被认定无效
    
    广东劳动争议案件井喷 华为万人辞职被认定无效
    
    2008年07月21日 08:22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珠三角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 广东出台措施保护劳动者权益
    
    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被认定无效
    
    本报记者 林洁
    
    迫使劳动者辞职后重新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使劳动者“工龄归零”;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名称;通过非法劳务派遣;明显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等规避行为——统统被认定是无效行为。
    
    近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在广东省实施。由此,广东省的劳动争议纠纷不需要仲裁就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有效解决了仲裁和审判中容易出现的“脱节”问题。
    
    这次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施的“裁审联合发文”和“裁审统一标准”,在全国首开先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凌祁漫表示,《指导意见》起到了“三种衔接”的作用,即审判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审判程序中案件管辖的衔接和新旧调处机制之间的衔接。
    
    珠三角劳动争议案件占全省的96.5%
    
    黄保开是东莞市南城华裕制罐加工厂的一名工人,他和另外42名工友罢工、堵路,目的就是要求老板支付两年的加班费,经劳动仲裁被驳回后,他们把老板告上了法庭。
    
    在东莞市东城人民法庭的调解下,黄保开拿到了5000多元的加班费。律师严伟告诉记者,43名工人一共拿到了近20万元的加班费,比实际应该支付的还多了 7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
    
    负责该案审理的法官罗简荣认为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他说:“案件如果判下来,无论是谁赢,都会将矛盾尖锐化,让双方满意很难的。”
    
    新出台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加班工资的举证责任及追索时间。根据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否认有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未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以已经劳动者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证明劳动者未加班的,对用人单位的电子考勤记录应予采信。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原则上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如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数额确实无法查证的,对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一般不予保护。
    
    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部分企业存在的用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关系不清楚等问题逐步暴露,劳动者维权意识提高,广东省劳动争议大量上升。特别是5月 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随着劳动仲裁取消收费、申请仲裁时效延长、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扩大等新规定的实施,广东省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面临更加严峻形势。
    
    今年1~6月,广东省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已达到去年全年总数的107%,仅5月与去年同比增长250%,增幅超过 100%的地级以上市有11个,珠三角部分地区出现案件“井喷”,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惠州6市处理案件数占到全省劳动仲裁处理案件总数的 90%。
    
    截至6月30日,广东省法院上半年新收劳动争议案件39767件,同比增加了24338件,增幅达157.7%;其中,珠三角地区上半年新收38381 件,同比增长160.1%,案件数量占到全省的96.5%。
    
    “东莞塘下镇上半年审理的4988件案件中,3000件就是属于劳动争议的案件。”东莞市人民法院院长叶柳东向记者透露,这类案件“飞涨”给办案人员带来极大的压力,他们接下来会借助电脑网络、常规案件模块、到“对口”法院借调书记员、通过人大认命人民陪审员等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行为无效
    
    在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前,在媒体上热炒的莫过于“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大批华为员工被要求重签劳动合同,工龄从零开始计算。紧接着,华为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工龄在8年以上的员工可辞职后再上岗,从老员工变成“新人”,同时获得一笔补偿金。
    
    华为认为,这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让员工重新签合同也是为了理顺劳动关系。
    
    此前,劳动部门对此事认定是“劳资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公司的新《规定》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无违法之处。”
    
    如今,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虽然《指导意见》不是专门针对该事件,但恰恰是对类似华为的做法进行了限制和无效的认定。
    
    据介绍,《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提供了具体办案参照,对该省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仲裁终局案件认定、恶意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处理、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支付期限和举证责任,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效力认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参保和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请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等社会热点作了具体规范,统一执法尺度和处理标准。
    
    按照以前的做法,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才可以进行诉讼,如果过了仲裁时效是不能诉讼的。在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下,无论对于终局裁决案件还是非终局裁决案件,都存在审判与仲裁程序的衔接问题。
    
    《指导意见》对于因仲裁逾期直接起诉的案件、劳动者申请支付令程序、终局裁决与非终局裁决区分标准、劳动仲裁过程中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决的移送执行、调阅仲裁案卷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加强了法院与劳动仲裁委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的程序衔接。
    
    让决策者从“GDP至上”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最大限度发挥劳动仲裁的作用,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张凤岐告诉记者,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将利用《指导意见》出台的契机,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调、配合,共同研究应对解决的办法,提高劳动仲裁透明度和公信力。
    
    记者了解到,《指导意见》不仅针对广东省劳动争议纠纷处理中普遍存在争议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还对涉及退休人员、外国人、外国企业代表机构等特殊主体的用工关系作了特别规定。
    
    其中,对用人单位可能出现转移财产、负责人逃匿等情形的,《指导意见》提出劳动者可以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理通知书》,向用人单位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符合规定的,人民法院在48小时内应作出财产保全裁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用人单位财产等强制措施。劳动者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提供财产担保的,可提供保证人担保。
    
    特别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是,《指导意见》对《劳动合同法》一些重要条款的理解。对于民主议定程序、劳动者拒签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行为的效力、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是否并用等问题,统一了该省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执法尺度。
    
    目前,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将坚持按照该《指导原则》中明确的“平等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充分利用劳动仲裁资源和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合法公正及时、法不溯及既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发挥劳动仲裁和司法审判调整劳动关系的导向功能,继续实行快立、快审、快执原则,依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继续为劳动者提起和参与诉讼提供便利条件;继续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举证制度和诉讼保全制度。
    
    有评价说,《指导意见》让决策者的思想从以往看重招商引资、从“GDP至上”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把维护社会公平、理顺劳资关系、防止 “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继续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等纳入了自己的视野。
    
    也有人认为,一个被自己员工所敌视的企业,是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一个不被自己所处的社会所认同的企业,也不可能有真正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悉,《指导意见》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级法院、劳动仲裁委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制定的第一部指导性意见,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最高法院制定有关司法解释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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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Zhiyuan
    
    2008年9月4日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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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人: 许惠英
    
    发送时间: 2008-09-04 22:01:12
    
    收件人: Cui Zhiyuan
    
    抄送:
    
    主题: 之元:这是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材料。同庆
    
    冯同庆:第一财经日报《劳动合同法》个案争论不能喧宾夺主.doc
    
    冯同庆 南方都市报访谈:无固定期限最易遭解雇.doc
    
    冯同庆 学报:《劳动合同法》实施.doc
    
    冯同庆四月论坛发言及答问:劳动合同法应解决权利规范问题.doc
    
    冯同庆 学报:劳动合同立法:寻求适用的立法取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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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同庆:《劳动合同法》个案争论不能喧宾夺主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08年01月02日 07:36 http://www.china-cbn.com
    
    赵杰
    
    伴随着尚未平息的争议,《劳动合同法》昨日正式实施。
    
    去年下半年围绕《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一度激烈,立法机关等也分别组织了深入的相关培训、讲座和宣传等,力争为该法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氛围。
    
    但是,围绕其实施的“三方性”问题并未解决清楚,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予以理顺。
    
    对此,《第一财经日报》昨日专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冯同庆。
    
    《第一财经日报》:昨日,《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同时开始实施,在你看来,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冯同庆:过去几个月围绕《劳动合同法》的各种争论和研讨中,包括有关部门本身在内,社会各界较大精力放在了具体的某些或者某个企业案例上,而忽略了相关法制环境的建设。在这种氛围中,劳动者当事人的状况实际上得不到改善。
    
    劳动法律的实施特别讲究“三方性”,也就是政府、企业、劳动者(工会)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营造适宜的法制环境,促进法律的实施。对企业个案的讨论是必要的,可以从中理清有关问题出现的前因后果,以便总结经验教训。但这种讨论显然又不可能是全部,不能喧宾夺主。
    
    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劳动合同是一个环节,同时还涉及到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就业保障等。这些方面工作的改善或健全,直接影响劳动合同问题的解决。而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所以,接下来应该加大这两部姊妹法的配套制度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企业认为新法出台之后对经营管理不利,在具体实施中,如何才能防止企业依法办事而不是简单寻求对策?
    
    冯同庆:首先应该理解立法目标,任何法律的立法目标都具有前瞻性和指引性,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不可能要求法律的实施效果一步到位。
    
    我的想法是,要按照企业类型的不同予以不同的要求。对于各方面已比较成熟规范的大企业,它们有实力做到很快适应新法,依法办事;但我国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其中不乏经营状况差、管理不好、经营寿命短的企业,它们长期形成了自己与劳动者之间的约定习惯,如果要求它们马上严格按照新法(执行)不太现实。
    
    因此,该法在实施过程中还是要分阶段、分步骤,讲究方法和策略,甚至像以前谈及的有所分类。否则可能会导致企业以不同行为来规避法律。
    
    《第一财经日报》:或许可以希望未来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来杜绝这类问题的发生?
    
    冯同庆:不能对司法解释寄予过高期望,毕竟它只会从法律技术上解决问题,并不能超越本法。就法律本身所处的法制环境现状看,我们更需要的应该是配套制度的建设,与相关法的对接。
    
    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宣传看,片面注重行政作用的偏向,在现实中并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因此,特别需要关注该法实施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实施的步骤、阶段应该有安排,引导法律实施的自愿性,进而提高法律实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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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固定期限最易遭解雇!
    
    专家认为劳动合同法立法时征求意见过程太短,国外是立法时“吵”,
    
    而我们是实施时“吵”
    
    日期:[ 2008年3月13日 ] 版次:[ AA11 ] 版名:[ 重点 ] 稿源:[南方都市报]
    
    冯同庆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立法部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第五部法律,一个月内就收到高达19万条的意见。200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外界评论新法对劳工权益的侧重前所未见。
    
    2008年3月,《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仅仅三个多月,全国政协委员、女企业家张茵在全国两会上率先发出了修改新法、废除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呼声。而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的问卷调查,有多达七成的受访企业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调整。
    
    一部正式颁布已久的法律,在付诸实施的时候,所见却是修改调整的热议。有学者甚至认为,新劳动法将搞垮中国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绊脚石。而伴随争议进行,更深的劳资利益被搅动,更多的贫富情绪遭放大,更广的公共议题被牵扯。中国现实的复杂程度,使得劳资利益平衡与经济协调发展,必定要有一场激辩方能澄清,而《劳动合同法》引起的如潮声势,即是这场激辩之中的尖锐时刻。
    
    就法治常理而言,法律一经通过,便不能讨价还价,所剩唯有遵照执行。但深入法律运行的现实,透视法律与人的互动,却仍能从法的严格见出人的能动,正如学者有言,实践对立法的修正是残酷无情的。在此意义上,围绕法律而生的广角观察和社会分析,便不只是反对与赞成的简单归类。
    
    本期国是开讲围绕《劳动合同法》的纷扰争执,从劳动经济学、劳工研究、劳动关系诸领域出发,同题共话,贡献新知。
    
    ■本期嘉宾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公共选择与公共政策、劳动经济学。
    
    冯同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工会理论、劳动关系和劳工问题研究。
    
    刘林平: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组织社会学和劳工问题研究。
    
    “没有固定期限可以理解为期限很长,也可以理解为很短,所以美国把无固定期限合同理解为最容易解除的合同。———冯同庆”
    
    “劳动合同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企业不愿意跟职工签合同的时候,那么劳动合同法就视为签了合同了,然后到了一定极限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我觉得劳动合同法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要把企业用工的短期行为迫使它从法律上面变成一个长期行为。
    
    ———刘林平”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有一个发展历程,是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最终认同双方的博弈结局,出台相应的法律。那时候规则就比较符合双方的利益。这种争执发生在立法的过程中,而不是颁布之后。
    
    ———夏业良”
    
    新法征求意见过程太短
    
    有很多问题没有细致地讨论,比如无固定期限合同,一般的理解是,好像雇主无法解除合同
    
    南都:《劳动合同法》立法征求意见已经过去两年,已经正式实施了三个月,在全国两会上还是吵得很厉害,是不是有点反常?
    
    夏业良:因为征求公开意见的过程太短,没有充分表达民意就匆忙实施了。国内有很多类似的法律出台太快,也许酝酿讨论的时间较长,但是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时间太短,里面有很多缺陷,不成熟。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反应比较强烈的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会损害雇主的利益。一般的理解是,好像雇主无法解除合同。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需要增加一些附属条款,一些补充说明。现在既然是市场化导向,劳动法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铁饭碗的规定,它肯定是说在有些情况下是允许解雇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因为违反企业规定被解雇是很正常的,应该不受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保护。企业有解雇权,但是,解雇权的使用要特别审慎。不能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只要雇主生气发脾气,就立马呵斥赶走雇员。那是对劳动者权利的漠视。
    
    南都:张五常说,新《劳动合同法》会搞垮中国经济,有没有这么严重?
    
    夏业良:说的过大了一点。但是他提出这种担忧,觉得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细致地讨论,这点我是同意的。我觉得应该更具体地来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
    
    冯同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关键就是说,企业也不一定会完全地执法,把成本搞高了,把企业搞垮了,基本不是这样的。工人也不会因为有了权利就和企业闹,你不执行我就罢工,我就离开。不是的,他们都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企业要维持自己的经营,工人要维持自己的岗位,大体选择了互相宽容、互相隐忍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要营造一个法制环境,要培养对法律的诚信,包括在实施的技术上提供帮助,还是要让这个法律慢慢地有效地实施起来。
    
    有些地方立法标准太高
    
    在很多本来可以由企业和劳动者协商达成的标准上,都用利益规范,反而比不立法还要严重
    
    南都:您认为这些争论的核心是什么?劳资矛盾?
    
    夏业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道德的诉求占了上风。现在有一种泛道德的舆论———如果站在弱势群体考虑问题,这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法律是讲公正的,法律也比较讲究理性和逻辑,本身有法理的基础,也就是说,法律不一定要向弱者倾斜。不能让弱者遭受损失,但是也不能偏向弱者。劳资双方,我们要把他们看成一个平等的关系。虽然实际操作中,资方的话语操作权可能会高于雇员,因为雇员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本身就小,加之他们经济上也没有很强的自立能力。所以,从感情上面来说,我们可能更愿意同情雇员一方。但是,这个偏斜不能太过分。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工会,劳工关系方面的研究,无论学者专家都有很多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不能因为觉得雇主是有钱人,他们的利益我们就可以不管。在现在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一些规定,可能对中小企业雇主来说,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一些损害,或者没有得到体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击和消灭富人,而是让中国产生越来越多的富人。
    
    冯同庆:我觉得不是劳资矛盾,主要是我们立法的宣传和立法的适当性的问题。《劳动合同法》本身针对的是劳动合同短期化垄断劳工权益,在立法的时候,比较侧重的是利益标准,比如说一些具体的限制,合同要多长时间,裁员不能超过多少的最大数量,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加班一定要有补偿的工资。这些东西有一些属于基本的劳动者利益,我觉得立法强调是适当的。但是如果把利益规范扩大,在很多本来可以由企业和劳动者协商达成的标准上,都用利益规范,一个是不适合中国企业类型众多的实际情况,表面上好像强调了劳动者权益,但是客观上因为立法的标准太高,造成了逆向选择———不仅是企业的逆向选择,甚至是工人的逆向选择,他们都认为做不到。这样的话,这个立法本身客观上起不到所谓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反而比不立法还要严重。
    
    在《劳动合同法》第一稿出台时,利益规范的基本方向特别明显,后来又做了一些调整,即使这样也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除了基本的利益之外,应该更多让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慢慢建立一种制度、一种协商的程序,逐步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劳动合同的问题不是完全通过立法就能解决的,立法的实施本身要考虑到怎么便于更长远、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所以我强调权利规范。很多事情不是法律规定了就能做的,而且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互动中,实际上有很多是习惯法,是本土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东西,不一定没有效果,可能它更能平衡。
    
    刘林平:这个《劳动合同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企业不愿意跟职工签合同的时候,那么《劳动合同法》就视为签了合同了,然后到了一定极限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从组织理论和劳工权益说,有一个概念,叫做建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这个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否建立和是否完善,对于这个企业的稳定和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改革趋向是所谓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化。这个总体上来说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就是劳工的流动性太高。我觉得《劳动合同法》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企业用工的短期行为迫使它从法律上面变成一个长期行为。长期行为既有益于企业的稳定经营,有益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工人本身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最受新法冲击
    
    中国企业不平等的待遇比较明显,大型的、垄断的国企情况特别好,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南都:现在来自企业的反应似乎比较激烈,这种反应真实么?
    
    冯同庆:我长期做工人调查,尽管媒体炒得这么热闹,两会炒得这么热闹,甚至某些个案说得很热闹,但是多数工人还是用中性态度在看,甚至不看,在等待,或者事到临头再说。因为法律标准太高,或者立法取向存在问题,不能够真正适用于目前我们的企业和劳动者,很难激起劳动者和企业实施法律的动机和愿望。
    
    南都:现在超时加班,拖欠工资、讨薪无门见怪不怪,是否法制环境更应该被关注?
    
    夏业良:我觉得这个应该分两类来讨论,一个是工人正常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包括黑砖窑,奴役劳工,不付加班费,工作环境差等这类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也应该警惕对于雇主过于苛刻。不能让雇主觉得压力过大,无法继续扩大再生产规模。
    
    冯同庆:对。《劳动合同法》本身还有营造法制环境的问题。国际上的劳动立法和一般的法律不一样,强调“三方原则”,就是三方性,强调政府一方、企业一方、劳工和工会一方,三方一定要能够合作,这个劳工立法才能更有效。无论是三方中的哪一方,都不可卸责,我们过去的法制观念都比较弱。它要更好地培育法制观念,甚至要立法确定合作的程式和制度,只有这三方面具备了,法律确定的标准才能达到。
    
    刘林平:原来的《劳动合同法》有一些模糊空间,原来调查的时候,劳动局的人说,因为很多农民工企业也没和他们签合同,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或者合同是格式化的,是片面的,农民工觉得签不签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从劳动局处理劳动关系来看,不签合同处理起来没有根据。但是现在新《劳动合同法》把这点已经明确了,今后哪怕你没签合同也视为已签劳动合同,增强了劳动部门的可操作性。但即使原来没有劳动合同法也有劳动法,但是执法方面应该说做得很差,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这个新的《劳动合同法》,只是把劳工、农民工、职工应该有的基本权利还给他们,并没有把劳工放在一个强势的地位。
    
    南都:一些调查显示,现在劳工对《劳动合同法》的关注似乎并不高。
    
    夏业良:很多劳工都没有对法律的认知能力,很多法律条款他们也不是能看懂,也不是很敏感,需要别人给他们阐释。还可能很多条文会对他们的权利带来潜在的危害,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所以,需要有一些劳工法律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阐释。这个普及工作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家,因为担心自己利润降低,所以大肆叫喊以转移注意力,好像他们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甚至有人恐吓说,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企业都会跑光,说新兴的企业都会跑到东南亚的市场去。
    
    中国企业不平等的待遇比较明显,比如大型的垄断的国企,他们的情况特别好,而中小企业他们的竞争环境,税赋也比较重,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打压,如一些摊派等也让他们苦不堪言。跟其他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们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在这个方面区别开来,比如说,垄断国企雇主员工应该怎么样来加以约束,对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应给他们怎样一种激励,这个方面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没有体现出来。
    
    刘林平: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去年我们到广州黄埔的工厂去调查,发现工人们对《劳动法》和新的《劳动合同法》掌握得很好,当然也有工人不掌握。我们现在没有统计数据去评判它,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个法律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他怎么可能不关注呢?他可能刚开始不在意,有很多法律没有很好执行,他们认为再出台一个新东西也和我无关,但是如果这个法律对他有用,他绝对会关心自己利益的!关键是法律出来了,要很好地执行,如果有一些典型推动,他们自然会去了解,去利用这个武器。
    
    无固定期限最易解雇
    
    “没有固定期限”可以理解为期限很长,也可以理解为很短,美国理解为最容易解除的合同
    
    南都:无固定期限合同对于调节劳动关系作用很大么?
    
    冯同庆:《劳动合同法》特别强调以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主要形式,而且是强制性的。很多宣传也说,无固定期限合同比较稳定,世界主要国家都这样做,是一种国际趋势。我觉得这个判断有问题。我找到了将近20个国家的劳动法,包括涉及到合同期限的内容。少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对劳动合同的期限作规定,长短它不管的。但是多数国家有规定,基本是三种形式,一种叫做不定期合同,一种是定期合同,还有一种是根据工作任务确定的合同,一般都规定这三种。有的国家强调有更多不定期合同,但是它一定要基于企业和劳工双方的认同。有少数国家搞法律强制,包括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立法特别突出地强调不定期合同是主要形式,其它都是次要的。但是现在这四个国家都在调整。另外就是说,无固定期限合同,它的理解甚至是最不稳定的合同,“没有固定期限”可以理解为期限很长,也可以理解为很短,所以美国把无固定期限合同理解为最容易解除的合同。《国际劳工公约》对劳动合同期限也没有专门的规定,基本原则是更多强调劳资双方的平衡和实际上的状况。国际上的劳动合同期限立法,实际上更多是讲灵活性和规范性的结合,没有特别强调长期合同的规范,前一阶段的误解带来很多争议。但是现在已经立法了,就是怎么找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逐渐营造一个法制环境,逐步促进这个法的落实。
    
    企业原来是被宠坏了
    
    以前企业的用工成本太低了,你现在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有什么不可以呢?
    
    南都:有企业抱怨,新《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把劳工保障的代价转移给企业,怎么理解?
    
    夏业良:劳资矛盾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很多国家都有工会来保障劳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工会实际上是缺位的,往往是由政府出面来保护劳工权利,政府试图通过新的法律条款给予保护。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国家把一些责任转交到企业身上。企业需要赚钱又要承担权利保护的责任,这其实对企业的要求就过高了,企业就是竞争性的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经济体,不应当承担政府的职能。
    
    刘林平:他们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以前企业的用工成本太低了,你现在把它恢复到正常水平,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企业的赢利建立在对劳工的掠夺性使用上,这样的企业有什么必要让它存在呢?中国的劳工绝对不能预计到所谓西方工人的那种状况,差得太远太远了!去西方看看,他们的工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得到了什么保障,中国的企业还活不活,那就完全没法活了。政府的劳动合同立法只是让劳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并没有使工人变得强势,也没有使企业变得弱势,只是说中国的企业原来被宠坏了,如果他们利益稍微受损就喊受不了,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何在?
    
    立法时不吵实施时吵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劳资关系是有一个发展历程的,是长期博弈的结果
    
    南都:政府通过立法干预劳动关系,是必要的吗?或者怎么样是合适的?
    
    夏业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劳资关系是有一个发展历程的,是长期博弈的结果。在他们的博弈中间,除了劳资双方以外,还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且工会组织不是想象的以工人为代表,而是以专业人士为代表。一般工会的谈判代表都是工人问题专家,法律专家甚至大学教授,而不是普通的工人,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专业知识,有很多长期的研究。在那种情况下博弈,政府最终认同双方的博弈结局,出台相应的法律。那时候规则就比较符合双方的利益了。也就是说这种争执发生在立法的过程中,而不是颁布之后,草案公布得比较早,就可以经过人们的修改,修改到一定程度已经能够体现双方博弈的均衡状态。
    
    冯同庆:我在立法时提到权利观念,就是说政府你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多了。但现在法律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既然立法了,你还是要维护法治的威信,这也是现代社会法治建设或者说制度建设的规则。怎么更好地实现呢?我们可以逐渐营造法制环境,逐步促进这个法的落实。工商联在两会有一个提案,提出《劳动合同法》落实要有步骤、分阶段、划类型,我觉得特别好。另外,对政府而言,你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但你在立法技术上要更多地提供服务,不要动用行政手段。现在政府还是很习惯动用行政手段,就是劳动部一说怎样就怎样,其实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很多技术手段,包括方式方法上的安排,可以弥补这个问题。《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面临令人担心的局面,但如果能够注重营造相关的法制环境,培育相关的法律诚信,提供相关的施法技术,循着这样更为开放的路径,是可以避免可能的双赢导致事实的双输的。
    
    刘林平:现在总体上说是市场体制的劳动制度,政府干预其实是有限的,很多地方政府甚至是放任自流的。因为有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应该完全由市场来解决,但是这应该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基础上。现在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如果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政府又不出手干预的话,那你想会是怎样糟糕的状况?退一步说,所谓完善的市场,其实也是一个政府干预的市场,因为要在法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场,而立法、执法是政府的责任。所以说,不让政府干预没有任何道理。政府干预不是用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去干预它,而是通过立法和执法来干预它,这是理所当然的。
    
    好愿望未必有好结果
    
    由于强大工会在中国的缺位,有些学者专家充当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南都:看起来,这次是由政府代理了劳工的谈判角色。政府外力的调整能不能替代劳资双方的自发调整?
    
    夏业良:对,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能够产生比较有效的结果的话,我们就应该允许劳资双方长期的博弈。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强大工会在中国的缺位,所以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学者专家来帮助劳工一方来争取权利。有些学者专家充当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们更多的是偏重于弱势群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从保护穷人的立场出台的法律实际上是损害穷人利益的。关于这点,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有提到,比如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是损害工人利益的。这方面另有很多例子,比如纽约市在二战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政府对纽约房租的价格有一个最高限制,结果呢,纽约市住房的供给大幅减少,实际的房租反而上涨了,穷人没房租。所以有时候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未必得到良好的结果。
    
    统筹:本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采写:本报评论记者 龙科 实习生 梁嘉琳 陈刚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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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着更为开放的路径实施《劳动合同法》
    
    ——避免可能的双赢导致事实的双输
    
    冯同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北京 100037)
    
    [摘 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面临令人担心的局面,如果能够注重营造相关的法制环境,培育相关的法律诚信,提供相关的施法技术,循着这样更为开放的路径,是可以避免可能的双赢导致事实的双输的。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法治环境;法律诚信;施法技术
    
    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甚至是混乱,相关的现象令人担心。本来,《劳动合同法》赋予了企业和劳动者各自更明确的法律标准,双方如果友善合作就能消化因此而带来的法律成本,甚至实现双赢。然而,我们看到不断出现的现象则不是这样。总体上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可能的双赢有导致事实的双输的局面。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从工业化历史进程看,劳动合同与中世纪的租约、计划体制下的隐性契约不同。租约和隐性契约是某一方主体主导的。劳动合同则不同,双方当事人都具有主体性。双方之间的博弈利益化、权利(或权力)化、平等化、明晰化、显性化、法律化、公开化、普遍化、社会化、技术化。相关法律的实施,不能简单地沿袭以往某一方主体主导的路径。这就需要营造相关的法制环境,培育相关的法律诚信,提供相关的施法技术等。也就是说,应该循着这样更为开放的路径来实施《劳动合同法》。如果能够真正如此,是可以避免可能的双赢导致事实的双输的。
    
    一、认清立法宗旨,营造相关的法制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之一是,个案企业的行为被炒得沸沸扬扬,劳动者当事人的状况却没有实际的改善乃至处境更加艰难。
    
    这涉及到如何认识立法的宗旨。法律的实施是聚焦在个案企业的行为上,还是着眼于相关法制环境的建设上?
    
    劳动法律的实施特别讲究“三方性”,也就是政府、企业、劳动者(工会)之间的合作。这是劳动法律的特性要求的,是国际范围劳工立法及其实施的一般原则。其目的是营造适宜的法制环境,促进法律的实施。但是,适宜的法制环境是需要刻意营造的。对中国企业而言,劳动合同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特别要解决法制传统贫弱和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关各方的共识,没有相关各方持续的努力,企业劳动合同的问题是难以孤军取胜的。对企业个案的检讨肯定是必要的,但不应喧宾夺主。事实上,在这些热炒过的个案企业里,劳动合同的实际状况有了多少真正的改善仍然是个问题。而且,也很难因此而震慑住其他众多的企业和单位要么把劳动者工龄归零、要么继续漠视签订劳动合同等规避法律的行为。一些企业和单位的劳动合同状况,甚至比过去还差了。劳动合同问题,实质是劳动就业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劳动合同问题是一个环节,还涉及到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就业保障等。例如,促进就业政策是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就业服务的提供是否对劳动者来说是公正的有效的?就业培训的内容是否包括了相关法制方面的事项?就业保障方面是否从简单的行政管制转向了更多的技术性服务?这都关系到是否能够营造实施《劳动合同法》适宜的环境。如果这些方面的工作得不到实际的改善,就难以形成法律实施的条件。“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劳动合同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也是在2008年1月1日与《劳动合同法》同时生效的《就业促进法》,涉及到上述方面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姊妹法。遗憾的是,《就业促进法》没有那么多可以热炒的内容,其宣传特别是与《劳动合同法》结合起来的宣传就明显不足。当着法律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相互之间的配合更是不能再忽略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然而,如果一误再误,就会愈加被动。
    
    二、持守法律规范的本意,培育相关的法律诚信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之二是,法律中最富有争议性的条款被轻易地曲解,反而作为正面信息在宣传,进而诱发更多的企业规避法律的行为。
    
    这涉及到如何持守法律规范的本意。法律条款的落实是仅仅为了追求形式还是力求实现改善劳动关系现状的诚信?
    
    《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对企业解雇劳动者的规定等,都是立法的重点。相关的规定,都赋予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标准。这些法律规范也是最富争议性的条款。令人惊奇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的宣传中面对企业提问的压力,这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标准被取消了。一些解释竟然违背法律规范的本意,宣传无固定期限合同在合同解除方面与固定期限合同没有任何差别,企业可以通过完善企业的管理规章来明确有利于解雇劳动者的具体标准等。既然现在这样曲解这些条款的意义,当初为什么又提出这些条款呢?这造成极大的混乱,也有损法律的诚信。事实上,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与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是有区别的,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的具体标准不能由企业通过管理规章单方面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劳动合同的解除、企业规章的制订等,都有企业权力与劳动者权利之间的互动,包括劳动者及其工会的参与权利或共决权利。该法第三条“协商一致”、第四条“平等协商确定”、第四十三条“通知工会和工会有权要求”等,就是规定这些权利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与固定期限合同相比较,是更为稳定的心理契约、诚信契约,它被解除的权重是与固定期限合同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劳动合同法》才更强调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意义。无固定期限合同被解除,会被合理地引申劳动者和工会的参与权利或共决权利。也就是,会自然增加这些权利行使的权重。具体会体现在,对解除合同诸种原因的判断和把握上产生更多的利益关注和权利诉求。例如,对解除合同的诸种原因——违章、造成损失、严重影响工作任务、不能胜任工作、合同无法履行的条件等的判断和把握上产生更多的利益关注和权利诉求。这些利益关注和权利诉求,会使劳动者和工会的参与权利或共决权利更具行使的动机、动力和强度。由此,也约束企业在解除这种合同的时候,应该更加有理据证据、更加谨慎负责。而这正是制订相关法律规范要实现的本意。让人意外的是,在法律实施之前的宣传阶段就率先出现了曲解法律规范本意的“逆向选择”。这已经诱发了一些企业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得不到纠正,在法律的实施阶段会诱发更多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客观地说,上述最富有争议性的条款的实施确实是有难度的。据笔者查证国内已经出版的将近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法和国际劳工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在我国普遍流行的“无固定期限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趋势”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有少数国家没有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绝大多数国家,有劳动合同期限的规定,但没有强制签订不定期合同的规定,或者虽然强调不定期合同但以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自愿为条件。少数强制签订不定期合同的国家,目前有的因此陷入困境、有的因此而正在进行重大的调整。还有,在有些国家不定期合同可能被理解为风险比定期合同更大的随时可以解除的合同。有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目前劳动合同期限立法的全球趋势是把严谨性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既然我国规定了难度颇大的标准,就应有更周密的实施安排,如果退缩会招致更多的麻烦。我们看到,为了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不少企业和单位把劳动者以往的工龄归零、继续漠视劳动合同签订,已经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已经立法的情势下,就要发挥立法的前瞻性和指引性。而绝不是又轻易地放弃。正确的做法是,坚持法律规范的本意,在法律规范的实施上采取有步骤、分阶段、划类型等安排,并且公之于众。例如,劳动管理一直比较规范的企业先行,在其他企业营造实施法律的环境,乃至于在技术上提供更实用的服务等,使相关标准得到逐步的落实。
    
    三、正视规避法律的社会后果,提供相关的施法技术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之三是,了解法律的企业经营者比例远远高于企业劳动者比例,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出现了规避法律的预期乃至行为,弄不好会出现双输的局面。
    
    这涉及到如何估价法律实施的社会后果的问题。法律的实现是依靠原则的宣称,还是依靠有效的技术方面的服务?
    
    《劳动合同法》比较以往的劳动立法,无论在利益标准方面还是在权利标准方面都提出了更明确更严格的要求。如果说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合同的期限短、不规范,那么了解了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经营是不是那么好,就可以理解实施该法的难度了。如果法律缺乏适当性,往往造成对法律的规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企业方的撤资等现象、劳动方的轻慢等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对这些现象,不是简单地宣称“不怕”就可以了结的。因为,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是使劳动者的实际状况更加困顿,也并不利于企业方的利益。弄不好,可能的双赢真会导致事实的双输。因此,无论是资方出现的现象还是劳方出现的现象,都不能轻视。否则,一部意在规范和提升企业与劳动者关系的法律,也就徒具形式了。宣传中片面注重通过行政作用解决上述问题的偏向,在现实中也并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因此,特别需要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供服务,特别是提供技术性的服务。实施的步骤、阶段应该有安排,引导法律实施的自愿性,进而提高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对企业出现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未必都是规避法律,而对确实规避法律的企业的处置应该具有可复制性;在大型国企是否可以先行,首先到位;对中小型企业,要认识到如果政府首先不提供相关的服务就没有实施的条件。劳动合同得以规范的基础是集体合同制度,这是相关立法、制度等有效实行的微观基础,这个基础能否夯实是关键。如果在这些方面不下力,劳动合同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集体合同制度是社会风险系数较高的制度,在中国的实行需要结合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协商等合作性制度。这不仅能够降低相关的社会风险系数,而且有利于集体合同制度的有效建立和切实实行。在政府劳动部门管理和监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注意改变要么行政缺位、要么行政惩戒的简单化偏向,提供易于起到示范效应的技术性服务。还应该尊重民间法的作用,对“有利于”劳动者原则的把握要注重社会后果,避免行政推动的“有利于”劳动者事实上损害了劳动者,支持企业与劳动者之间自主协商解决相关的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
    
    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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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同庆:劳动合同法应解决权利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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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28日12:19 中国新闻周刊 2006第16期
    
    [提要] 一种主张立法要保护劳动者权益,另一方强调如果过于考虑这方面权益就会丧失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劳动合同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利益问题,在立法看是权利问题,立法要解决权力规范问题。利益规范应由劳动者与企业遵循相关法律规定自行调节;权利规范为实现劳资双向的沟通、让步、合作提供规定和依据,从而有效协调劳动者权益与劳动力成本的矛盾。
    
    劳动合同争论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包括企业界、劳动界、社会各界大家都很关注。我觉得劳动合同立法大体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劳动合同立法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方考虑如果过于强调这方面权益就会丧失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这两个立法宗旨明显是不同的。但是我发现这两种争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或者说共同的取向,那就是把立法贯彻到对劳动标准的判断上,诸如,劳动标准的多少、高低、宽严等。但是如果把争论就是陷入劳动标准的争论,我觉得就是利益规范上的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因为劳动合同的立法取向,我认为不应该是解决利益规范问题。利益规范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在具体利益上的分割分配,应当由劳动者与企业在他们内部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自行调解。立法要解决的应该是权利规范问题。因为要使我们刚才说的利益分割分配有法可依,这个法就必须是一种权利上的规定,使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分割分配得以执行。当然也不是说《劳动合同法》里不能有利益规范,具体到某一个劳动标准的立法,就应该是利益规范取向的。
    
    其原因在于,劳动合同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利益问题,在立法看是权利问题。如果在立法上也陷入利益问题,就失去了法律的作用。具体来说,过去企业里面所有的利益分割分配都是利益规范,特别是在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下,由劳动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计划体制分割利益。随着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行政的计划手段实际上就慢慢要让给市场、让给合同,随即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应该再通过行政式的干预,应该通过立法和政策的引导, 越来越增加权利规范的引导、制约、限制、惩戒等,来使这个利益分割和分配能够在一个新的情况下更好的得以解决。
    
    如果是按照这么一个立法取向,《劳动合同立法(草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比如,《草案》第九条中规定,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就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种“视为”就是一种利益规范,一种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的安排。而人所共知的是,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面临重重困难。理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订立,普遍不被企业视为违法。如果权力规范不能取代经济规范,像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从法律的角度解决不签合同的问题,就要规定“劳动者有权要求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赋予劳动者权力,也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权利规范。反过来,如果用利益规范制定,不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就会迫使企业规避,造成有法不依的现象。权力规范有“弹性”,为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双向沟通、让步、合作提供了规定和依据,反而能够逐步地实现。
    
    为什么不强调权利规范,而搞这么多利益规范呢?我觉得是对权力规范缺乏信心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这个权利规范有信心,首先我们的信心应该建立在本土的社会资源上,比如说在浙江,很多民营企业里面劳资关系比较和谐,这是因为浙江的历史、浙江的文化,甚至浙江的宗教等等,对建立这种权利规范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信心还应该建立在劳动者利益主体和权利意识的成长上。我们要相信劳动者的主体和权利意识会慢慢地萌生、提升。这方面也有大量的实证的东西,刚才前面几位发言者讲到了 民工荒的问题,“用脚投票”。现在沿海在很多企业里自发地出现了民主选举工会主席,要找到我们自己的代言人替我们去伸张权利。
    
    另外,信心还应该建立在维权的制度改革上。这么多年来工会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和不足,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基层的工会。包括浙江义乌模式,利用社会化维权,超越工会本身的限制,在社会范围里面去推行维权模式,包括河南信阳的信阳模式等这样一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
    
    最后,这种信心应该建立在行政管理、社会管理、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上。上述的这些自信,前两点讲的是对劳动者要自信,后面讲的是要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使他们能够行使权利。
    
    最后,还应该说的是,中国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段。立法应该提供的是在比较长的时段里面能够适用的规范,而不应该只是短时段的权益性的安排。长时段的适用规范,比如权利规范,可以有效地协调劳动者权益和劳动者成本之间的关系。短时段的权益性的安排,比如具体的利益规范,会造成法律规避和有法不依,最后法律就只能徒有其表。
    
    争鸣一:工会与社会组织劳动维权的合理性何在?
    
    提问:我看到新的《劳动合同法(草案)》里面增加了很多条款,并且强调了工会的作用,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他并没有设立工会,而且据我的了解,可能他们对中国设立工会还是比较抵触的,现在《劳动合同法》有没有一个制度让他们在企业里面设立这样工会这样一个组织。
    
    郭军:(略)
    
    冯同庆:我补充一下,社会上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企业建工会本身他需要成本,所以投资者不是很情愿。他们往往有一个口实,说中国的工会是官办的工会,国际社会上有很多的误解。联合国可能有一些文件,国际劳工组织有很多国际劳工标准都规定了工会应该是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可以维权。中国的工会有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统一的,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在融入了国际社会后,对联合国的文件、对国际劳动标准本身做了一些保留,这都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允许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批准了很重要的一个人权方面的公约,我们政府签署了,人大批准了,现在我们也施行了,但是在批准这个公约的时候,我们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保留,在组织工会问题上我们做了保留,这个保留是公约允许的。这个公约本身一开始就讲这个公约执行起来,涉及到很多基本权利,难度非常大,在不同的国家,实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允许不同的国家在批准这个公约以后有一个逐步达到标准的过程。像这些事平常解释宣传得不够,造成了很多误解。不是现在统一领导的工会就不符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本身就允许了要考虑国情。反过来,中国统一的工会有的时候在维护职工权益上有它的好处,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组建工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你建的工会是不是替工人说话,如果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工人维护他的权益这是积极的。中国工会过去在计划体制下是工会行政化,现在正在改革,有一个过程,总的来说二十多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将来的变化会更大,越来越和国际接轨。
    
    争鸣二:廉价劳动力发展模式到底还要走多久?
    
    提问:从各位专家谈的观点来看,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员工和企业劳资双方权利没有规范起来是直接的原因,造成没有规范起来的原因是执行层面的问题。本质上企业与员工的权利地位不对等,这种权益的侵害不单纯是所谓的蓝领,包括白领实际上也有权益的侵害问题,有一个尴尬的例子,有的白领一边管理工人另一边自己的权益也没有保障,包括技术管理人员超时工作,甚至也有拖欠工资的问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现在这种状况下,好多企业没有工会,民间也有非政府组织在关注维权,从全国总工会的立场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把握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目前主要的支撑点就是廉价劳动力,这种模式到底还能走多久?得到的报酬据我的了解,在北京生存根本没有办法保障,我们劳动力廉价到基本的生存都不能够维持?说劳动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算这个成本?
    
    郭军:(略)
    
    王向前:(略)
    
    冯同庆:中国低成本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二元体制分割造成的。我当过农民,感受非常深,农民一年收入非常低,这么多农民工转化到了东南沿海以后,工资压的很低,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有些企业的很多事儿是不能容忍的。反过来说,我们要想改善涉及全国范围的劳动力状况问题,现在所谓“民工荒”是民工不愿意到东南沿海去就业。如果这些企业想寻求低成本的劳动力,有没有地方?有,到西部去、到东北去,仍然能够寻找到低成本。中国的事是很复杂的,目前的低成本除了有劳资关系不正常的因素之外也有我们本身的二元体制,很多制度障碍没有破除,城乡之间的流动不顺畅。劳动力容易流到一些有工厂的地方,或者是工厂怕成本太高向一些劳动力充裕的地方转移资本,都可以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劳动力低成本。一方面要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老板既然雇佣工人就应该按《劳动法》来执行。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下,执行《劳动法》,重点不在利益规范而在权利规范。就是前面所讲的。
    
    争鸣三:只有企业家才是企业剩余利润应得的索取者吗?
    
    提问:刚才各位嘉宾提到劳资利益平衡的时候都坚持一种看法,企业是劳方、资方共同合作、共同收益、共同分享的一种组织。现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中不少人赞同这样一种“企业家的企业”的观点,认为劳动者得到的就应该是工资,工资由市场双方交易价格所决定的,企业除成本外收入的那些利润,就是我们说企业发展的收益,那是凭企业家精神来创造的,是企业家承担风险,投入资本,运用自己聪明才智创造的财富,他们才是剩余利益应得的索取者。他们认为现在这种劳工局面失衡,甚至资本占有比例更多的局面,从经济学来看是正常。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郭军:(略)
    
    冯同庆:实际上虽然劳动关系发生在一个企业里面,但是劳动关系本身在发展,规范劳动关系的法律也在发展。最早在经济单位里劳动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也是劳动关系,这是一种物权关系,因为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物。到了工业化时代以后,形成一种劳动契约合同,变成了一种债权关系。现代社会的企业跟产业革命初期的企业又很不一样,现在讲到了劳动者的人权。实际上劳动关系的规范,包括法律的规范,走了一个从物权、债权到人权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再反过来要求我们的企业用那些原始的办法规范我们的劳动关系,如果这是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话,那也是荒谬的。
    
    王向前:看看经济学家是怎么讲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什么要拿到利润而劳动者就只能拿到自己的工资,企业不但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而且得到利润也是他的,经济学认为企业是有投资风险的,所以这个利润是有风险的。而劳动者就是一个人,没有投入资本也没有经营决策,所以没有风险因而没有风险收入。这个理论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尤其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投入跟资本一样也是投入,而且现在是投入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大。一辈子培训花了多少时间和钱,怎么说对这个企业没有投入呢?而且劳动力投入也是有风险的,劳动力是在承担了就业和专业选择的压力下投入的,劳动者必须和资方来分享企业发展产生的这个利润。
    
    冯同庆:其实企业的投资虽然有风险的,但是比较容易化解和规避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健全的股市以后,有健全的投资市场以后,它就变成一种资本流动的风险。现在股东都把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CEO或者经理人,而投资商看到哪个好就可以往哪儿转移资本。相反劳动者的风险是非常难转移的,因为劳动力有特性,劳动力不能分解,投资者的资金是可以分解可以流动,劳动力具有人身不可分解性,劳动力本身就规定了特别难规避这种风险。
    
    郭军:可能我们现在讨论劳动法时还并不是要找企业经营者去分配他的利润,而是要帮助劳动力去谈判寻求一个合理的价值。其实劳动力价值的低和高和企业应得的利润没有必然联系。没有哪些是固定的企业主应得的,但是员工的工资成本是必须支付的,你付出了劳动成本之后才会有利润。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以后不可以要求分享企业发展产生的利润。西方国家现在有些企业就是让员工持股的,欧盟公司法也规定没有投资的员工也可以对于企业的决策发言。
    
    冯同庆:这就是非股权式参与模式,我没有股权但我可以参与决策。
    
    提问:刚才冯院长的话和王所长的话都很有启发,冯院长说劳动合同法应该建立权利规范的基础上,那为什么现在不是建立一个权利规范而是建立利益规范。整个立法工作运作是不是一般都倾向不要去确定人的权利而选择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去处理社会的问题,是不是对有这样一种规避?
    
    王向前:冯院长刚才讲的观点我都赞成,他主张法律不要过多地强行地直接规定劳工和资方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而是要给双方自治留下一个空间,建立一套制度来确定具体权利义务,具体的利益关系双方自治。其中重要的制度一个是劳动合同制度,一个是集体合同制度,我认为集体合同制度在平衡过程中作用更大。
    
    冯同庆:《劳动法》要对一些基本的标准做规定,像日本、台湾等都叫“劳动基准法”。但是在《劳动法》整个体系里面,不同的子法性质是不同的,《劳动合同法》不是去制定一个劳工权益的一个量化标准,本身更多的是程序、制度的安排,所以我强调在劳动合同的法方面以建立权利规范为取向。
    
    具体到这个法的本身,这个基本草案的基础是好的,也不排除有利益规范,但是要注重权利规范。中国的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博弈需要一个过程,农民工还不懂法,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去注重他的权利。当然,现在有必要规定一些利益规范。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无论是企业或者劳动者的利益博弈还不那么容易实现平衡,很多东西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做的。是否就要因此加大政府的作用、行政的作用?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看这可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
    
    劳动合同立法:寻求适用的立法取向
    
    冯同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37)
    
    [摘 要]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中,出现了“权益保护”论者和“成本优势”论者的争论。争论陷入了利益规范的争论,即诸多劳动标准多少、高低、宽严等
    
    的争论。其实,立法应是基于“基准”利益的权利规范取向,而不应是利益规范取向。权利规范取向,还应该是劳动者权利规范取向。寻求这种取向,可能使上述争论达成共识,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而且避免丧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关键词]劳动合同 立法 利益规范 权利规范 劳动者权益 劳动力优势
    
    [中图分类号]
    
    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讨论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强调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认为属于社会法范畴的《劳动合同法》其立法宗旨就要向劳动者倾斜,《草案》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倾斜还不够。有人则担心,《草案》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过度了,可能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主张立法的宗旨是谋求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权益保护”论者和“成本优势”论者。“权益保护”论者和“成本优势”论者,在立法宗旨主张上的不同,又反映在诸多具体劳动标准的争论上。对标准的多少、高低、宽严等,在认识和评价上差距颇大。
    
    依笔者之见,这些争论涉及到《草案》的立法取向问题。寻求适用的立法取向,有助于明晰争论的症结之所在,有助于消除分歧而取得共识。
    
    立法应是基于“基准”利益的权利规范取向,而不应是利益规范取向
    
    无论是“权益保护”论者,还是“成本优势”论者,尽管分歧明显却有着共同的立法取向,即利益规范取向。诚然,两种论者在立法宗旨上存在歧义。然而,不同的立法宗旨被分别贯彻到具体的劳动标准上,在劳动标准上一起陷入了利益规范的争论。诸如劳动标准的多少、高低、宽严等。争论几乎完全陷入劳动标准的利益规范,是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草案》在立法取向上需要解决的主要不应是利益规范问题。利益规范问题,是企业内部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等问题。利益规范问题,应当由劳动者与企业在他们内部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自行调解。诚然,劳动立法需要规定“基准”的劳动标准。但是,那应该仅仅是“基准”的利益规范。而且,《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立法中的子法,应该侧重劳动合同相关制度、程序的规定,“基准”的利益规范理应是十分有限的。况且,面对实际状况千差万别的企业,利益规范难以把握,极易造成“畸轻畸重”。即使是“基准”的利益规范,没有权利规范的支持也难以实现。《草案》立法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权利规范问题。权利规范问题,不是企业内部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等,而是使这种分割、分配得以施行的权利规定。这些权利规定,是劳动者与企业在他们内部自行调解利益时能够适用的。《草案》立法应该提供的,是这样适用的权利规定。当然,也不是不能提供利益规范。但是,除去必要的利益规范即“基准”的利益规范,权利规范应该是主导的。也就是说,《草案》立法应该是权利规范取向的,而不应该是利益规范取向的。
    
    其原因在于,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从现象看是利益问题,在立法看是权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劳动管理从计划和行政方式向市场和合同方式转变。计划和行政方式的管理,运用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直达企业的利益规范。市场和合同方式的管理,政府不应直达企业,通过立法的权利规范使企业与劳动者自行调解成为通常的选择。当然,这又往往产生有些企业自行调解失范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利益之争的问题,是劳动者利益受损的问题。因此,政府并不能完全退出。政府的介入,又成为必要。但是,这种介入,应当越来越减少行政式的干预,除了“基准”的利益规范,要越来越增加权利规范的引导、制约、限制、惩戒等。也就是说,要把权利规范配置给企业和劳动者这两个基本主体;政府作为调解人也需要权利(或权力),却应该有序安排、适度介入。由此,权利规范的立法就格外重要。
    
    按照权利规范取向,《草案》的一些重要条款需要修改
    
    比如,《草案》第九条中规定“已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就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种“视为”就是一种利益规范,一种具体的利益分割、分配的安排。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就将付出更大的利益代价。换句话说,就是促使企业为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更大的预期利益代价,而要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人所共知的是,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面临重重困难。理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订立,普遍不被企业视为违法。当下,又要为“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而采取这种“视为”的利益规范,肯定遭遇更复杂的困难。其实,本款的目的在于“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为此,规定“劳动者有权要求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权利规范。这一法定的权利规范,比很难施行的“视为”的利益规范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利益规范没有“弹性”,反而迫使企业规避,致使有法不依。而权利规范有“弹性”,为实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让步、合作提供了规定和依据,有利于其逐步得以施行。特别是,随着企业管理理念的提升和劳动者权利意识的发育,权利规范的意义就会愈加明显。
    
    类似的,还有。举例如下。
    
    第十五条规定的脱产专业技术培训约定的违约时间标准,其实可以不做规定,由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自己约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数额,其实可以不做规定,由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当事人之间自己约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对裁员的说明和协商一致程序以“50人以上”做标准,显然损害了“50人以下”的劳动者的知情权和参与决定权,应该取消;第十二条、第四十条对劳动力派遣单位的制约,可能限制了“不良”单位的劣行,也伤害了“优良”单位的“善行”,立法应该考虑当事人——劳动者和企业的评价和选择,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第五条、第七条等规定了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仅仅局限在企业,而延伸到与企业相关的行业、地域、产业等的做法在实践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应该吸收到立法中,使实现权利的规范得到更有效的制度的支撑。
    
    如果能够考虑上述意见,就可以避免上述利益规范的“畸轻畸重”。
    
    当然,《草案》中有些“基准”的利益规范是必要的。例如,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第十一条)、用人单位在6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应优先被裁减的人员(第三十三条)、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十六条)等。但是,在实际状况千差万别的企业里,这些“基准”规范没有权利规范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
    
    权利规范取向的重点,应该是劳动者权利规范取向
    
    在劳动领域,权利规范的立法又要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因为,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处在从属地位,劳动力本身又没有分解性而很难规避企业造成的侵害。我国劳动制度改革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也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劳动社会问题。
    
    所以,相关的劳动立法需要向保护劳动者“倾斜”。这就是通常立法学中所说的,“矫正正义”、“利益平衡”、“义务分担”等。这样一种“倾斜”,是自然的,是需要的,是不能不为的。这样一种“倾斜”,实质不是偏向、偏袒,实质是平衡、是实现社会公正。一位著名法学家说的好:“我在提出法律的定义时,已经注意不把法律认可包括在内。不管法律认可多么重要,但它在社会法学家看来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债务并不因为没有法律认可而不合法。债务的主要特征,不在于是否得到法律的认可,而在于不履行债务时引起的群体的强烈反响。”⑴劳动社会问题呼唤文字立法,而且应该是公正的文字立法。
    
    在这个意义上,《草案》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为准”(第九条第四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纳最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第十条第六款);“应当经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或者通过平等协商作出规定的事项,用人单位单方面作出规定的无效,该事项按照工会、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提出的相应方案执行”(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应当通过集体合同规定的事项未订立集体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等,实质都不是向劳动者倾斜,而是维持社会公正。而且,这些规范不是利益规范,是权利规范。
    
    当下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权利的时代。劳动立法的权利规范取向,甚至是劳动者权利规范取向,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劳动者权利规范取向,并不排斥劳动力成本优势
    
    有人担心,劳动者权利规范取向会不会削弱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答案应该是:不会。
    
    首先,对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应该有比较宽泛的理解。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是孤立的,是与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后几者的优势,劳动力成本就无优势可言。比如说,一些非洲国家,那里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为什么各种投资很少投向那里?因为,其他环境不成。按照劳动者权利规范制订《劳动合同法》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与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可以不矛盾的。
    
    其次,劳动力成本是有底线的,是有“基准”的。除了价格界限,还要考虑道德界限、社会界限等。目前,我国有些劳动社会问题严重侵害了劳动者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已经超出了道德的、社会的容忍程度。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谈什么企业经营?什么劳动力成本优势?按照劳动者权利规范制订《劳动合同法》,有助于通过权利去保障“基准”,有助于实现劳动力成本优势与道德、与社会的平衡,进而合理地保持这种优势。
    
    最后,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不等于不改善劳动者权益状况,而劳动者权益状况的改善是逐步的,而且是可以与企业发展协调起来的。包括《劳动合同法》在内的劳动法律的完善,有助于改善中国劳动者的权益状况,而其实际的改善却是逐步的、长时段的。比如,新的法律的施行只能缓解劳动力供求的摩擦性矛盾,而不可能解决其结构性矛盾。当然,化解摩擦性矛盾是十分必要的,前面已经讲过。但是,结构性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民工荒”,有专家认为这反映出现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⑵但是,如果劳动力供给的行业限制和地域限制能够逐渐减少,继续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等仍然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保持劳动成本优势与企业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待遇,应该是能够协调起来的,而不应该对立起来。从实证研究看,我国劳动者需求比较容易平衡。这既有劳动者主观的原因,也有存在着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的客观条件。比如,利用本土习惯在浙江温岭的一些地方实行的区域集体合同、运用既有社会组织的便利在浙江义乌实行的劳动力派遣、沿用制度遗产在不少企业实行的劳资双赢的“中国式集体合同”等,都是很好的“制度法与习惯法”结合的例证。
    
    总之,《劳动合同法》的制订,如果能够注重“基准”利益规范基础上的权利规范取向,使利益规范与权利规范相协调,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法的立法宗旨——规范劳动合同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⑴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⑵王德文. 蔡昉. 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J].开放导报,2005,(4)
    
    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
    
    嘎嘎。
    
    权利规范代替利益规范。应该是其核心了吧。
    
    劳动合同法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到底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
    
    一言以蔽之,什么也带不来。
    
    为什么?
    
    海内外流传,中央已经决定,10月份就开始镇压这四种人:家庭教会人员、上访人员、维权人员、异议人员。
    
    我问穆军是不是知道这个传闻,他说早就知道;我问他是不是真实的,他答复说不是。对穆军如此判断,结合着去年十七大之前他的判断来看,我并不认同。
    
    奥运会之前,我也曾经想方设法能够再度出国。但不成想,却成了一次对我的精神要挟。于是,只能作罢。
    
    这是新一轮严打。
    
    1983年严打,我就成了瓮中之鳖,束手就擒,锒铛入狱三年半。
    
    依法执政?想得美!
    
    维权也要被收拾,这就是劳动合同法所面临着的现实境况。
    
    常凯也能够收到我如此邮件。不知道对此他如何认为。
    
    这也是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就是一曲绝唱,是行将就木进程中的一枝独秀。
    
    而现如今出台的该法的实施办法,则比起该法有了明显的倒退。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力度与范围来说,都向着资方有着恬不知耻的妥协与退让。
    
    实际上,站在中国左右派分庭抗礼的角度,北常南董,也标志着左右派的立场分野。
    
    实施办法的模样,则表现出权利对权力的再一次失魂落魄,劳动者对资本的再一次甘拜下风。
    
    所以嘛,说劳动合同法逐渐被偷梁换柱,掺杂进去太多的权力经济内容,因而变成了个狗尾续貂的垃圾货色,此言或许并不是什么无中生有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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