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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郎:论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批评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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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既体现在他的思想倡导上,也体现在他对时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上。本文以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鲁迅在反复古、掊物质排众数和破恶声三个方面对清末时代思潮的批评,由此归纳出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及意义。 (博讯 boxun.com)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主要在日本留学时期,当时清朝末年随时代而激荡,由中西文化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新思潮蜂起和争鸣,而日本又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聚集之地。满怀启蒙救国理想的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成为当时的独特而新锐的言说,既体现在他的思想倡导上,也体现在他对时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上,而立足时代语境和问题来思考正是鲁迅思想的特点。鲁迅对时代思潮的主流观点,主要来自复古派、洋务派、维新派和部分革命派以及一般的知识界,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反馈。本文以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鲁迅在反复古、掊物质排众数和破恶声三个方面对清末时代思潮的批评,由此归纳出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及意义。
    
    一 反复古,辨国粹
    
    在清末的中国危亡的困局中,传统守旧派在时代思潮中的声音仍然很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的曾经辉煌,以及传统的华夏上国观念的影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击,他们失去睁眼看世界和正视现实的勇气,如鸵鸟遇到危险而埋头沙中一般,躲进传统文化的虚幻光影中麻醉自己。鲁迅在五四时期针对这些人作了尖锐激烈的批评,正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最大成绩。实际上,早在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在对清末社会思潮的回应中,就对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并且相应地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落后面的批判更加全面和彻底,而青年鲁迅与晚年鲁迅较多地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优秀面。青年时期的反复古,辨国粹的精神被后来的鲁迅一直延续。
    
    时代思潮中的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一味排斥新思潮,坚持守旧。鲁迅在《人之历史》中批评他们对近代进化论先进思想的排斥:“中国抱残守阕之辈,耳新声而疾走”,“病侪人类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鲁迅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们的守旧与偏见:“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另一种复古主义是虽然看到世界和新事物,但却毫不求进步,以中国“古已有之”,化新为旧。正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所指出:“震旦死抱国粹之士”“惟张皇近世学术,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鲁迅质问他们“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已”。
    
    鲁迅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感情,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历史,回顾历史不是美化过去借以逃避现实,而是为了现在的发展进步,辨国粹的精神在他青年时期非常明显。在《摩罗诗力说》中便说明:“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返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而当时中国的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思潮与鲁迅的传统观相反,拒绝现代世界文明,“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且更为忖度其言,又将见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这样必然阻碍中国的救亡要求和民族进步。
    
    青年鲁迅在早期文言论文中对复古主义思潮进行了直面的批评,与此相应,他也在对“国粹”的辨析中,对所谓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糟粕一面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当时的民族救亡所需要的进取精神相一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抓住传统文化的“不撄”的性质进行了批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诸学派,鲁迅最为批评体现上面特征的道家思想:“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这样必然导致民族的退化和积贫积弱。相反,鲁迅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美学精神,“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人心之撄,激发民族进取和进步。
    
    二 掊物质,排众数
    
    清末的中国民族危机,迫使更多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如何学习西方,新派的各种思潮有着分歧。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将流行的这些时代思潮概括为三方面的思潮:一为“竞言武事”,发展军事力量;一为“制造商估”,发展工商业;一为“立宪国会之说”,即建立近宪政民主制度。它们“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对于这三方面的时代新思潮,很难说鲁迅从完全意义上反对,但鲁迅的确给予了批评性的回应,他主要是指斥一些提倡者的不良动机和以“根本之图”来对各家思潮纠偏。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首先批评了偏面强调发展军事力量的观点。“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这些军事强国论者以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单纯地体现在军事侵略力量的强大上,鲁迅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印度波兰虽然是被西方军事力量所征服,但不能推导出任何的军事强大即文明先进,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宋朝败于蒙古族和女真族,失败者的文明程度实际上更高。因此战争的胜负不能成为民族文明间的落后或先进的标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根本地体现在“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如果中国人不如此学习西方,反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只能“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他们“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必然是错误的认识。再加上他们一些人存在的谋私利的不良动机,“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鲁迅所批评的这股思潮与洋务派的单纯发展军事力量有关,而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中国惨败,洋务派的惨淡经营宣告破产,但作为文化思潮还在延续。鲁迅不是完全地反对发展军事,只是指出在正当的动机下要以“立人”作为根本支撑。
    
    其次,鲁迅对“制造商估”的批评也是从提倡者的不良动机和以“根本之图”对之纠偏来进行的。鲁迅指斥了他们一些人的自私的不良动机:“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⑾,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认为,片面地发展工商业,所谓“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救国的根本之图在于人的解放以获得“诚善美伟强力”。
    
    再次,鲁迅对于鼓吹近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潮也进行了批评。这方面使许多当代读者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深入青年鲁迅面对的时代语境来理解鲁迅。对于鲁迅来说,一是不久前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接下来的总结失败的教训应该从宪政民主运动的背后来找,而不是在失败了的宪政运动上空谈宪政,就是社会进步力量会还很弱小,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进步得不够,这需要精神启蒙,鲁迅的药方是“立人”,正是针对宪政民主运动失败的“治病之药”。二是后来清朝政府被迫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预旨,企图以假立宪维持腐朽崩溃的清政权。进步人士遭到清政府打击,能参与“钦定”宪政的大都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人和外来投机分子,这样的情况下,在民间进步人士中,革命派比维新派更受欢迎,鲁迅当然羞于迎合清政府的“宪政”吧。就是从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来看,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有着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特征,而袁世凯扭曲政体,废除约法,又一次宪政梦想便宣告破灭,倒是应合了青年鲁迅的诊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补上这个药方。当然,与批评“制造商估”一样,鲁迅“立宪国会之说”也除了质疑不良动机外,也是从“根本之图”上来纠偏,这使他成为最早的西方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介绍者和鼓吹者。
    
    鲁迅更多场合是将二三两个方面放到一起批评,所谓“黄金黑铁国会立宪”,又与“物质”、“众数”两个词对应,有着更广大的视野。鲁迅立足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即文化偏至理论,认识到西方在19世纪工商业的物质文明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得到极大的发展,发展有偏至,结果“物质也,众数也,19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因此,抓住现代文明的最进步动态,赶超世界,也是做“根本之图”,鲁迅批评“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不过是“抱枝拾叶”,最重要是“立人”。当然,“枝叶”也自有其本有价值。还有,现实中的宪政民主制度虽比封建等级制度先进,但仍有缺陷,不能理想化,特别是近代宪政民主也有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也会变形为比封建专制更加禁锢的现代极权制度,因此鲁迅下面的两段话不能不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警告:“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呜呼,古之凌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针对它们的偏颇的“根本之图”是“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尊个性而张精神”,“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三 破恶声,去伪士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直面时代思潮,有破有立,有着深刻的见解。除了对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和封建文化的国粹糟粕批评外,他当然更多精力用在审视批判种种新思潮上。如果说“掊物质,排众数”所针对的“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主要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时代运动主潮的观点,他们在宪政理想上虽有改良与革命,君主制与共和制之分,“国会立宪”上是大同的;那么,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对一般的非主潮的新派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很遗憾的是,鲁迅这篇文言论文没有写完,我们看到的只是原计划的小部分。
    
    《破恶声论》首先向我们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可怕的现状。首先是“寂漠境”:“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里并不是“无声”,只是“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其次,也是“扰攘世”:国门被打开之后,新思潮蜂起,“胡寂漠之云云也。若如是,则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寂漠境”与“扰攘世”之所以是同一个当时中国,是因为在鲁迅看来,“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黑甚]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而不得。接着鲁迅分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如此现状的原因和解救方法。时人的扰攘议论既不高明,“灵府荒秽”;许多人也存在不良动机,以“新”谋私:“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故假是空名,随其私欲”。结果便“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而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则其增悲,不较寂漠且愈甚与”。这样的时代中国需要“心声”“内曜”俱佳,“苏古掇新,精神闿彻”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阝少马]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破人界之荒凉”,使“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在青年鲁迅看来,这样的最为时代所真正需要的人只能“大冀于方来”,但他自己正是这样的时代先觉者。
    
    青年鲁迅写作《破恶声论》,主要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和一般思想界的错误的言论。文中他将这些错误的思潮归纳为两大类:“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它们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并且专制霸道:“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筍,攻击迫拶,俾之靡聘。” 这“灭裂个性也大同”的两类“举其大端,则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乙之说曰,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非然者将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他们说着所学来西方的词语,并不能真正理解,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动机上主要为谋私利。
    
    《破恶声论》未完稿中,鲁迅只批评了“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的前两个。首先是关于“破迷信”的言论。鲁迅认为宗教、神话和民间赛会习俗活动所谓“迷信”有其存在的意义:“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至于多神的中国古代宗教和西方一元神基督教,“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不能以此判优劣。“破迷信”者出于落后国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对西方科学的浅薄理解,“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所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中便指出:“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青年鲁迅辨析民族文化传统,有明显肯定的方面。其次是关于“崇侵略”的言论。鲁迅反对西方列强恃强力侵略压迫弱国并以庸俗的进化竞争说美化侵略为爱国,称之为“兽性爱国”。
    
    而中国却是爱和平的国家和弱国。那些“崇侵略”的国人对西方兽性爱国的推崇,对于像中国一样被压迫国家如印度和波兰的敌意,“崇强国”,“侮胜民”,真是“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而成因是“故总度今日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鲁迅的人类共同繁荣的理想是:“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鲁迅对上面两种错误言论的批评,见出他对时代思潮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并很早就对唯科学主义崇拜有警惕,而他的爱国主义是与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人类各文明的共同繁荣的美好理想结合在一起的。
    
    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回应和批评,在他的早期的文言论文中涉及面非常广泛。就以上文所概括的三方面来看,鲁迅对时代思潮的认识和把握是准确的,批判是深刻的,而自己的独立见解超越众思潮之上,就是“立人”思想,精神界的改造。鲁迅将个人的时代选择落实到文艺的运动和使命上。就鲁迅的具体观点来说,有些已经随时代的变化而不觉新鲜,有些与当下的人的侧重面有不同,但整体上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刻启迪人处,特别是里面的思想如对传统文化的辩证看法,对宗教神话习俗活动的尊重,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背后的人自身的精神文明的强调,对唯科学主义崇拜的警惕,对现代极权主义的预告,将被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反侵略的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理想相结合等。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青年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首先,鲁迅看问题的全面性、辩证性。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看法,强调“苏古掇新”,既有对不撄人心的国粹的批评,也有对古代宗教神话风俗的肯定,不同于复古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对科学、战争等问题的看法,鲁迅也是如此。其次,鲁迅看问题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对清末种种社会思潮的批评,鲁迅看到它们共同的缺陷,就是不尊重个人,甚至“灭裂个性”,而鲁迅的时代问题方案批评、涵盖又超越了它们,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再次,鲁迅看问题的针对性和考察动机。鲁迅的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立足于时代语境,与之开放性对话性地进行思考,很少做书斋里空洞的思辨和抽象的议论,由此,他批评时代思潮,也质疑思潮提倡者的动机,改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所谓明于义理也精于知人心。鲁迅的思想后来有发展和阶段性的偏重,但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变化,不存在如一些学人所阐解的青年时期思想被后来鲁迅从本质上否定的情况,这是笔者坚持的。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批评的内容和方式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仍有着启示的意义。
    
    2008年9月10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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