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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就别口口声声什么党内民主了吧/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1日 来稿)
    
    咱就别口口声声什么党内民主了吧
     (博讯 boxun.com)

    何必
    
    昨日下午,长沙市民政局举行机关党委换届选举大会,与以往不同,此次选举首次采用“公推直选”的方式,由机关党员和群众通过海选提名产生候选人,并由机关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机关党委会成员,这也是本市在机关单位首次试点“公推直选”。……充分体现党内民主……见证这一民主进程后,市直机关工委书记黄如瑾也感触颇深地表示,过去机关党委班子采用党代会的形式由代表选举产生,而现在采用有选举权的机关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充分体现了广大党员的意愿,也是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开创了机关党委选举的新局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公推直选’的试点,其目的是发扬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选举现场指导工作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黎明如是说。(2008年9月11日星辰在线)
    
    当下的中国,各地衙门都在花样翻新着各式各样的公推直选,借以做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表面文章。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作古之后,自从2001年7月13日开始的奥运题材离中国而去,使得2003年亲政的本届委府没有了一个资源调配模式,而在权威递减的趋势当中,执政能力差这种有目共睹的事实,使得统治日趋艰难。于是乎,借助于党内民主来维持击鼓传花,也是成了度日如年光景里的得过且过之举。
    
    王未名从美国发来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10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43北京时间 20:4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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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七大引起英国媒体关注
    
    十七大的开幕会上,跟随胡锦涛进场的是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中共十七大昨天在北京开幕,英国各主要报纸今天纷纷做出反应。
    
    《每日电讯报》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开幕式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统治 的失败,形容一些官员"腐败",并且说共产党的统治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他同时要求全党肃清腐败,并改革政策,以服务穷人,保护环境。
    
    《卫报》说,胡锦涛强调除了经济增长外,可持续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也是政府工作重点。但讲话没有太多触及政治改革。他在讲话中谈到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环境恶化,政治腐败,以及东西部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政治改革上仅仅提到加强"党内民主"。
    
    《金融时报》说,胡锦涛强调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仍然是首要任务,同时承认在建立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机制方便要 加强力度。他说,经济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和建立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版另一片文章指出,胡锦涛的讲话强调要在党内引进更多民主,同 时提醒党员必须时刻与领导保持一致。
    
    《独立报》指出,根据胡锦涛承诺的党内民主政治改革,他本人和政治局成员将对更广大范围内的党员行为负责。这一承诺是为了遏制腐败,但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一党执政。
    
    此外,据《华尔街日报》网站中文版分析,胡锦涛的讲话主要围绕整体发展策略,而没有列举新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房地产价格和股市飙升等短期经济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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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谈中国
    
    2007年10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46北京时间 21:4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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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的寡头政治
    
    中国 毕文稼
    
    新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产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结束了,这场既不用支付人民大会堂房租、也花不着代表个人路费的党代会,既让当年自费 出席中共一大、二大的创党领袖们羡慕的死不瞑目,也让现代自掏腰包开会的外国政党领袖们嫉妒的口水直流,难怪,CNN在报道中共十七大时,总是用 "weird"(怪异)来称述这个现代社会的古老政党。
    
    10月22日,新当选的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海内外媒体介绍了所谓"新当选"的九大常委: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这场打着民主名义、黑箱操作出来的选举获胜者,其实早在十七大开会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已经被海外中文媒体曝光出 来,现已被印证为100%精确。"民主"的旗号怎么那么好听?竟使中共妓女立牌坊,以名相许?
    
    这场黑箱操作的政治舞台剧,其实早就在半年多前开始排练,在几个互不相让的幕后黑手的高超导演之下,比较顺利地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眼前;9个主角的最后亮相,为这场"暗战"画上了"胜利的、团结的"句号。
    
    大陆这厢十七大演员凯旋回家、新贵们准备搬家之际,海外中文媒体的评论接踵而至,对新当选的常委名单,普遍报以"折衷交易 "的看法。绝大多数的媒体认为,新出炉的政治局常委,其实既不合胡锦涛的初衷,也没能让江泽民满意,最失望的恐怕是李鹏,为儿子李小鹏能够进入中央委员 会,以近80岁高龄半年多各省奔波,竟然连个候补委员都没能捞着。
    
    作为各方都不太满意(海外民运对中共"党内民主"也不满意)的十七大,恰恰由于各方都不太满意、也都不太失意的结局,最终将中国推进了寡头政治时代。
    
    "寡头政治"(Oligarchy),是指政治权力被社会中极少数精英所瓜分的一种政治格局,这少数精英既可能是高干后 代、财阀代理人,也可能是政治传统代表或军方将领代表。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构成,基本上是寡头政治的组合,他们有高干子弟,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更有 实力强大、影响波及党、政、经、军领域的几大家族代理人。
    
    从毛泽东的暴君独裁,到邓小平的垂帘独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半个多世纪之后,籍由开国领袖政治权威的逐代递减,终于走 进了各方精英分割权力的寡头格局;一场十七大,更是一场寡头们政治分赃的切蛋糕Party。在海外政治家眼里怪异和落后的中国寡头政治,却是中国半个世纪 以来一点一滴蜗牛般进步的一个台阶;一场值得讽刺的大会,引出了一个值得期许的时代。
    
    其实,早在政治寡头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籍由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寡头家族,中国的能源、电力、 电讯、金融、保险、证券、军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很早就被幕后政治老人的家族瓜分完毕,政治精英迅速完成了与财阀的结合或者实现家族化;近几年来,潜 于水面下的寡头力量,早已开始试着挑战政府的力量;十七大的权力分赃,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某些寡头力量的承认,并把它纳入到政治体系之内而已。
    
    相对于独裁政治,寡头政治无疑是一个进步,由于它坚持共同分享权力和收益,因此它极有可能打开向其他社会力量分享权力和收 益的大门,并因此成为社会变革的酝酿期。古典英国民主的起点,就来源于1215年英国贵族的联合并迫使英国国王签署的"大宪章";最近的例子,则是 1994年民主化之前的南非白人寡头政治。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经由江泽民"资本家入党"的推动,早己经变成全民党,共产党的社会构成和贫富差距,跟中国社 会一样,悬殊较大、矛盾很多。同时,由于寡头成长的家族化因素,也导致了许多党外力量常常比党内力量更强大,这将造成在未来的某个时机,当寡头们与党出现 利益纷争或形成对立时,寡头们将有可能推动党内民主的完善发展,或者直接挑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作为政治转型和过渡时期的寡头政治,并不必然推动民主进程,它仍然有相当大的机会,籍由政治强人的崛起,将中国重新沦陷为独裁的黑暗。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不得不常常警醒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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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的党报则对党内民主有着自身的解读与宣示。
    
    政府体制创新要直面既得利益
    
    王长江
    
    □既得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
    
    □建立超脱于部门之上的、对改革进行通盘设计的机构
    
    □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设计出把权力和利益分离开来的机制,势在必行
    
    政府体制创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受到普遍关注。同时,人们也看到,切实推进政府体制创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既得利益越来越对改革起着阻碍作用,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政府体制创新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摆脱既得利益的干扰,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
    
    既得利益阻碍政府体制创新
    
    什么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不是一般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人的一般利益。和正当利益不同,既得利益是一种特殊的利益。这种特殊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既得利益有三个特点:一是它所依托的是不科学的权力配置,二是它使少数人利用公共权力获得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私利,三是它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
    
    在我国,对于一些经济、社会组织和个人傍靠公共权力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对于公共权力行使者本身的既得利益,人们却往往讳莫如深。既得利益的出现是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造成的,和政权的性质并无多大关系。权力不受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政府权力和利益挂钩等,都会催生出既得利益。概括地说,它和体制设计密切相连。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应该承认,我们的一些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在不少方面,我们把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它们的利益连接在一起,结果使得部门把管理行为变成了逐利行为,由此而产生了既得利益。例如,允许有收费权的部门从收入中提成,给一些部门用收费来弥补办公经费不足的政策,把国有企业的改革、管理、经营、收支等权力分配到各个部门进行等,这些都成为形成既得利益的重要基础,成为必须革除的政府行政弊端。
    
    我们承认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并且对政府体制创新起着阻碍作用,但不是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这个角度讲,政府体制创新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免除这种危险。
    
    把既得利益干扰降到最低
    
    在政府体制创新过程中,保持对既得利益的高度警惕,把既得利益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对于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做到这一点?
    
    第一,建立超脱于部门之上的、对改革进行通盘设计的机构。这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它从大局思考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现在我们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是根据内容抽调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临时班子。这些人员通常还会回到原来的部门,因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原来部门的角度思考问题。造成的客观结果是,要求这个临时机构立足全局,事实上它却成了各部门利益代表讨价还价的地方,难以摆脱“部门思维”,也难以避开既得利益的影响。
    
    第二,加快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发展的步伐。虽然我们要尽可能防止既得利益的干扰,但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终归是难以避免的。民主政治本来就建立在各种利益博弈的基础之上。由此而论,既得利益打着各种名目进行运作,恐怕也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如果让既得利益在各种决策中占了强势地位,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必然遭到挑战和质疑。要防止这种前景出现,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扩大公众的参与。
    
    第三,大力支持、鼓励、引导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创新。这些年来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创新,往往同时会触动一些部门墨守成规的权力运行体制,对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因而往往遭到排斥和冷遇。这种情况,严重打击着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创新积极性,必须予以改变。应当肯定实践中取得的进展,应当宽容失误,为改革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
    
    第四,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权力和利益联姻,是既得利益产生的主要根源。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设计出把权力和利益分离开来的机制,势在必行。首先,要改革财政制度,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由国家统一供养,杜绝自收自支。特别是惩罚性的收入,必须和执行机构的经费脱钩,不以收入定奖惩。其次,实行政府及其部门经费统一支付制度,所有收支都列入预算。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都应置于公众、人大代表、媒体的公开监督之下,尽可能减少管理部门在资金使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再次,应改变“基数+增长”的财政预算方式,逐步实行“零基预算”,严格确定编制和收支项目。最后,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从市场自身可以解决问题的领域退出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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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执政党的代表大会也被洋鬼子密切关注。崔之元发来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8年1月18日 22:09
    
    英国内阁成员集体研读中国十七大报告
    
    英国内阁成员集体研读中国十七大报告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6日11:24 环球网
    
    环球网环球时报讯 唐宁街10号今天迎来一名中国客人———在英超联赛上有出色表现的中国球员郑智将与英国首相布朗一道品茶。这是布朗为即将启程的中国之行所做的热身活动之一,而专家则从中看到英国政界对中国非同寻常的重视。本报记者还了解到,布朗曾带领内阁成员集体阅读中共十七大报告,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对策。在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方面,英国的态度正变得积极而清晰。
    
    媒体上的中国热刚刚开始
    
    上周,路透社的奥运博客专栏开张,路透社全球总编辑史进德为其撰写了开篇辞。在这篇题为“奥运尚未开幕,中国已赢得世界尊重”的博文中,曾担任路透社北京记者站站长的史进德写道,1993年,他亲历了北京落选2000年奥运会申办的全过程,并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当年想获得世界认可的那种渴望。然而,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前几年以创纪录的姿态高歌猛进,令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羡慕的对象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文章说,虽然中国在未来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但中国再也不缺的一件事是:世界的尊重”。路透社总编的这篇文章,代表了2008新年伊始大多数英国媒体对今日中国的基本评价。
    
    上周末,记者浏览英国的互联网时看到了这样几条报道: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马洛克—布朗勋爵近日在议会上院辩论时说,“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并非易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改善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但这些进展被西方国家低估了”;另一篇出自《独立报》的题为“中国掌握开启市场的钥匙”的报道说,“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4,但其增速却是美国的4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对英国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类似这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在每天的英国媒体上都能看到。点击《每日电讯报》网站,输入“中国”一下子能跳出2000多条有关中国的新闻。倒退几年,如此频密地报道中国的现象在英国媒体上是很难见到的。还有越来越多的英国媒体选择对中国进行长期固定的连续报道,路透社、《金融时报》有中文网站,《卫报》、《独立报》则有固定的中国新闻报道版块,除英国广播公司以外的英国当地电视媒体独立电视台以及第四频道也陆续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不过,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英国媒体上还有很多指责环境污染、虐待动物这样的负面报道,就在去年12月初布朗即将访华的消息发布后,英国传媒还掀起了一轮炒作“中国商业间谍”的浪潮,但不得不承认,这类报道的总量正在减少。对此,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卢宜宜博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英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再是单一的非黑即白,他们慢慢开始反映中国的复杂性,这种变化是持续、冷静和自然而然的。因此可以说,英国的中国热是逐渐升温,并且刚刚开始。
    
    政府内阁会议上阅读十七大报告
    
    其实,媒体只是国家以及政府的话语管道。英国媒体对中国积极关注的更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英国政府对中国的积极态度。《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听说,布朗领导的新一届工党政府十分关注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他甚至带领其内阁成员专门研读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这不禁令记者想起了3年前布朗首次访华时说的话,当时身为英国财政大臣的布朗说,“中国的发展帮助我们理解何谓变革,英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否则就可能落在中国之后”。研究十七大报告,是否是布朗向中国学习的一部分呢?《环球时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英国工党对外关系主任奥利夫弗莱。   据奥利夫弗莱介绍,英国政府的智囊机构经常会在每周一的内阁会议上,向首相及内阁成员提供一份有关世界动态的“内参”。不久前,英国著名思想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将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以及民主建设的内容汇编成“精华版”,布朗内阁研读的就是这份精编版的十七大报告。“一般来讲,智库提交的内参大多是针对英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很有借鉴意义”,奥利夫弗莱说,在工党很多同仁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其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因而受到工党很多人的赞同,而针对英国农村日渐衰败、城乡差距拉大的状况,英国政府正考虑学习借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精神。
    
    智库想在报告中找“解药”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马克•菲茨帕特里克,是参与向布朗提交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详细研究了中共十七大报告,他们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建设“和谐世界”。他说,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在近两年里一直被党务资费管理混乱的问题所困扰,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彼得海现在就因为利用私人政治捐赠竞选工党副主席而受到质疑。在马克看来,虽然工党一直标榜自己代表中低层民众的利益,但英国民众却感到工党正在渐行渐远,这种信任缺失令工党在过去3年里支持率步步下滑。“而现阶段建设现代政府的主要策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很详细的阐述。第一是发扬和发展基层的人民民主,第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建立执政党的民主体系,第三是建设现代政府,报告对于实现现代政府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透明机制等有关内容还指出了很具体的方向”,马克说,他将研究结果递交给了布朗内阁,希望工党政府能够从中得到启发,找到英国工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详细研读十七大报告的绝不仅仅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一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目前都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各大研究机构近年来还纷纷聘请中国学者加入,希望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中国。这些熟悉中国的英国专家们将所收集整理出来的资料和意见汇总后提交给政府部门作为重要的决策参考。而近两个月来,他们研究成果最丰富的就是落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会议内容。在英国各大思想库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最能反映出中国的政治走向”,因此,从去年10月中共十七大落幕至今,在英国众多研究机构里召开的有关十七大的讨论会就没有间断过。去年11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周”专题研讨活动,首日开场的讨论主题就是“2020年的中国:中共十七大的关键政策后果及其影响”,演说者则有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在内的多位国际知名“中国通”,受邀参加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则成了讨论会上的焦点人物,听众们不仅非常专注地聆听他的演讲,还在休息间隙将李君如团团围住,与之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辩论中国股市有没有泡沫等等。本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将有一场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政党发展的研讨会。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则在议员间讨论十七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机会与中国合作”
    
    “现在,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多的机会与中国合作,如果做对了,将拥有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并从中受益;如果做错了,后果无法计算。到时候,可能不仅仅会失去中国,还会失去整个世界”。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在去年8月撰写的题为“正确解读新中国”的文章中认为,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胜利和失败也会成为西方的胜利与失败,英国必须了解在哪些领域可以和中国合作,在哪些领域需要抵制中国的冲击,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真正了解和你打交道的这个中国。
    
    “对于中国,英国官方及智囊机构都认为,英国应当在这个世纪把握住同中国合作发展的机遇,这对于英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再度崛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博士说,布朗首相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兴趣点在经济,这也是他希望在任期内着重开发的领域。在这种务实的对华方针政策下,布朗政府能够比较坦然地将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看作是对英国的“机遇而非威胁”。因而在不少欧洲国家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人权等问题说三道四时,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显得比较“友好”。在卢宜宜博士看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正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层次和长远的影响,英国政府已经认同,无论是国际机制的改革,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发展等国际议题,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与中国密切合作。
    
    伴随着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发展,2008年,中英两国民间交流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据报道,大伦敦市政府将联合英国多家企业、博物馆、画廊等不同行业机构,举办连续三年的“中国在伦敦文化秀”活动,庆祝中国新年的到来,届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有20多个城市先后举办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由汇丰银行、普华永道等40多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英国企业发起的“时代中国”大型中国推介活动也将同时启动,并持续到北京奥运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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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的自由派也就是右派们则对于党内民主的目标给出了路线图。
    
    有限责任政府
    
    吴稼祥
    
    在美国听一个做律师的法学博士朋友告诉我,不久前,罗德岛州政府宣布破产。这事听来新鲜,政府和公司一样,居然宣布破产。不过,美国的州政府和许多大公司一样,破产是为了寻求保护,而不是马上倒闭。从历史上看,没有听过中国政府自我宣布破产,但却经常看到整个政府倒台;而美国,可能常有某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但没有听说政府倒台。
    
    1、主权的三种形式
    
    中美两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是“有限责任政府”与“无限责任政府”之间的差别。有限责任政府一般是“股份制的”,而无限责任政府则是非股份制的,在皇朝时代,中国政府是私有独资政府,在今天,是公有制政府。
    
    如果把国家主权看做是一种政治所有权的话,它也有私有、公有和股份所有三种形式。美国的联邦制度,是主权的股份制形态;中国现行的“人民主权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主权的公有制形态,或国有制形态。在主权股份制下,各级政府都是独立运作的子政府,权力和责任都有限,下级政府破产,上级政府不用为它还债。全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参“股”的关系,这个“股”,就是公民转让的有限主权。在联邦政府,既有公民转让的部分主权,也有州政府转让的部分主权,州政府的主权,实际也是公民转让的,公民分两次转让主权,一次给全国政府,一次给州政府。而州政府的股份则主要来自公民的直接转让。公民转让有限权力,州政府也转让有限权力,这样组成的政府,责任和权力必然是有限的。
    
    而在主权的国有制下,各级政府都是上一级政府的“全资”子政府,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同时也享有无限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向中央政府一次转让了全部权力,如果不是契约行为,你也可以说是一次被剥夺了全部主权,剩下给公民的,就只有“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生物性的“权利”了。具有有限责任的省政府或州政府是“自治省”或“自治州”,全资子政府,则是中央集权制下的“行省”。我在上文提出首先在广东和福建搞政治特区,就是要把这两个省由“行省”变成“自治省”,由国有制的全资子政府,变成股份制的有限责任政府。
    
    2、政府有限责任化的四个步骤
    
    这种转变有点类似于国有企业的改造,不是先把国有资产先变成全民资产(平均私有化),然后再由全民合股组成新的股份公司,这样做非乱套不可;而是让中央政府先做全民资产的代理人,实行国有公司股份化,第一步让国有公司(中央)和国有公司(地方)相互参股;第二步募集法人股,主要是其他各种股份公司或集体所有制公司,但国有公司控股;第三步,上市,股份公司向公众个人开放,公民个人成为股份公司股东;第四步,国有股逐步减持。
    
    在责任化或联邦化的改造中,也是先让中央政府做公民主权的看护人,在试点省先让地方政府参股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说,让试点省的政府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合股政府,在第一阶段,让中央政府控股:地方政府首脑的候选人(至少两名)由中央政府提出,由地方议会投票选举;下一个阶段,候选人由地方选举团提名,当选者要由中央政府批准,但选举团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由中央政府指定;再下一个阶段中央政府放弃对省政府行政首脑选举的掌控,把对地方政府的制约主要放在开放省级以下政府首脑的选举上,也就是让地方政府“上市”,由公开股市(选举市场)制约政府行为。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即中央政府完全控股阶段,联邦化改革和党内民主化改革同步,是一党执政条件下政治改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保留了执政党对省政府首脑候选人的提名权和审批权,另一方面,改善了选举过程,把过去唯一候选人的象征性选举变成竞争性选举。此外,在立法权方面也可以划分出类似的过渡性改革步骤,使改革既稳妥又不停滞。
    
    3、起草省级责任政府基本法
    
    试点省的改革可以港澳基本法为蓝本,在改革之前先搞省基本法起草。省基本法起草要比港澳基本法好起草些,第一,有了蓝本,第二,没有驻军问题,第三,没有地方货币和护照问题。可以肯定,试点省基本法将不会有香港基本法所特有的邦联主义的色彩。如果香港没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我们就更不用担心试点省会有这种倾向。
    
    可以预期的是,试点省责任化计划一旦启动,台湾岛内的民意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主张独立的民意比例会下降,主张统一的民意会上升。这不是算命,而是逻辑推理。从现代正义理论看,有限责任化或联邦化改革是分次还政于民的改革,既是对政治自由(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追求,也是对平等的追求。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看,得民心者得天下,欲得台湾而兼治天下,不先得台湾民心,不先示己之诚意,而诉诸于武力恫吓和外交围逼,不可得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陆人民既然不喜欢看到美国对华的围堵政策,台湾人也不愿意看到。最后,即便从纯战略的角度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取台湾的有限主权,必先予试点省有限主权。不能为此者,谁敢与之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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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这无非就是联邦制的雏形。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zhoujd
    
    2008年8月9日 15:39
    
    供参考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doc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郑永年] (2008-08-05)
    
    早报导读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
    
    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各种制度方法来反腐和防腐败,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都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一个最大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
    
    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而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则变成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是《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了。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却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天安门事件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
    
    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的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功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当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的时候,党就演变成为直接行政组织。
    
    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到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但一旦当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低下和党政冲突增加等。
    
    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成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成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
    
    同时,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
    
    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两者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形式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必不可少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实际上至少要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行政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强势状态。
    
    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就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
    
    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入党,再参选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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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的李宪源则对人们攻击毛泽东忿忿不平。
    
    李宪源
    
    2008年3月9日 5:50
    
    “冒继东”开始露形
    
    大家注意一下,海外民运把不久前还在吹捧邓小平成功实行"小资社会主义"高论、目前正起劲鼓吹"多党制"的"毛继东(王士杰)"公开捧成"毛派新生代""突出代表"了。混淆视听推出"冒继东"类假毛派的动作,是否是为搞乱左翼阵线和群众思想认识、为中国叶利钦发动"杀开一条血路"政治体制改革总攻,进行侧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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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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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弄不清楚,什么叫多党制!!!new - 实言 [空]〖点击:16〗2008-03-02 11:13
    
    多党制就是在法律上允许符合宪法的多个政党存在的制度,new - 毛继东 [420字节]〖点击:20〗2008-03-02 11:35
    
    消灭私有制是目的,至于是否允许多党存在是手段。党外无党是皇帝思想。new - 毛继东 [74字节]〖点击:18〗2008-03-03 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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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编辑:张伟国 Zhang Weiguo 《新世纪(英文)》《新世紀圖片》
    
    2008年1月26日 星期六
    
    吴庸:一分为三的毛派述略
    
    中共毛派曾是当权派,"四人帮"是这一派的代表。毛死后,"四人帮"在宫廷政变中垮台,毛派遂沦为在野派,与党内改革派、民主派并立,成为党内为毛的主张和体制招魂的左派。这一派在原执政者中有广泛影响,号召力较强,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要求发出的呼吁能够博得社会同情,在制衡当局政治走向方面有不容轻视的作用。这派势力可分3部分:原生代,新生代,基本群众,试分述之。
    
    图为在审判席上的四人帮,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
    
    (一). 毛派基本群众
    
    毛泽东以"农民革命"着称于世,但他其实并不代表广大农民利益,他所依靠的是社会游民阶层,即流氓无产者。湖南农民运动是农村被称作"痞子"者的造反活动。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印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看作是革命先锋。这个考察报告最早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披载时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些人就是毛掀起"农民革命"的基本群众。毛逃到井冈山后,依靠抢劫为生,当时"全军五千人","仅仅发油盐柴菜饯,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毛选1卷64页)1931年毛率军打下漳州,仅这个小城就"筹款"百万银元,还洗劫了陈嘉庚开的商店。搞地区割据时,毛推行烧杀政策,他就带头烧过农民房屋,目的在于变小有产为无产,强迫他们"革命"。土改则是平分土地,搜刮"浮财",打死地主,消灭富农,总之,绝对平均,暴力横扫,这是流氓无产者的爱好,而不是生产者的发家要求。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中的"共产风"更是游民阶层打家劫舍、共吃共喝的意识大暴露。"文革"时,毛竭力鼓惑打砸抢抄抓,扇动人们祸乱社会。毛的游民意识集中于他的"斗争哲学",他的逻辑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斗争哲学"的体现者,他们的反社会性和肆意攻击性造成一场旷古浩劫。
    
    如今,毛派已失去往昔权力和威势,经过后起当权者对"三种人"的打击,造反派和打砸抢分子已分化和销声匿迹,但其残余力量仍在,还会时有折腾。而且,社会既然存在孳生游民阶层的空间,新的游民分子必然会不时冒出来游荡。新旧游民成为当前毛派基本群众。这些人既无必要的文化水平,更无一般的毛氏理念,他们以愚昧为荣,以斗殴为乐,对新的社会现象充满怨恨,认为追随毛派发泄不满是便宜渠道。于是,那些混迹江湖,勇于恶斗,长于投机,行无定轨的一伙经常为毛泽东的一套兴风作浪。
    
    不妨举一事例加以验证。学者吴敬琏撰文《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涉及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分歧,对有些人指责改革的领导人"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批评。"他们的指责是不是真有道理?回到'左'的路线重拾'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很有必要给予明确的回答。""对于他们引为口实的社会问题到底是由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受到种种阻碍因而不到位或不彻底造成的,也需要正面讲清楚"。这两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平心静气展开讨论的。不想,得到的回应却是劈头盖脸一顿"驴唇不对马嘴"、"能力低下"、"水平太凹"、"老胡涂"、"野心勃勃"、"刁声浪气"、"不是省油的灯"等等,不讲文明的泼妇骂街。吴敬琏在文章中提议进行5方面改革:党政分开;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就是这么一份平实的建议,得到的回应是:"他说的'党政分开',实际指的是'共产党下台'。""人家给'民主'的定义是:共产党不下台就不是'民主',下了台就'民主'了;共产党不下台就没有'言论自由',下了台就'言论自由'了"。"'改革'更是如此:只要共产党没下台,那就是'改革不到位'。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改革'什么时候'成功'。"据说,这是"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稍微推敲一下就能一目了然"的。没有分析,没有论证,不讲道理,不懂逻辑,不具备起码的辩论水平,只是乌马长枪,乱刺一通,颇像"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纠斗,与这样的人怎么能坐在一起讨论呢?找不到可以探讨问题的愿望。还有进一步的指责:说吴敬琏"要共产党下台"受到美国副国卿佐利克的支持,吴敬琏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看来,如果不把水搅浑,弄得谁都无法作声,他是不甘心的。这是谁?黎阳:《"党政分开"还是"共产党下台"――吴敬琏的"研究成果"》。
    
    (二)毛派原生代
    
    毛泽东说,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是3本书: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这3本书为基础,演绎出毛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都不会承认"造反有理"是马恩的思想。毛对自己的胡诌毫不脸红,这句语录在"文革"时大行其道,使一场浩劫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造反有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曲解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此,不得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作一番认真检查,看看有无假货。事实上,只要不回避毛泽东思想的现实表现,只要不刻意为它涂脂抹粉,一查就会看出破绽:1980年中共组织4000党政军干部议论毛的主政史,与会者纷纷指出他的"帝王思想浓厚"、"帝王思想非常严重"、"他虽然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封建帝王那一套"、"本人有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如对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就是如此"、"毛泽东在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帝王的形像加上神的形像"、"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当了领袖之后还要当唯一的领袖,也很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等等(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66-75页)可以说,帝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统率。
    
    从中共七大到"文革",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成为绝对权威,而且高度神化。他鼓励"三忠于,四无限",认同"早请示,晚汇报",使大陆建立起超越皇权的绝对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有不断更新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文教人士追随毛,服膺毛,成为毛派。毛的形像是毛派的心灵图腾,毛泽东思想是毛派的精神指南,共产党是毛派的组织归宿。这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大厦就巍然矗立起来,毛派成为这座大厦的支柱。在毛派心目中,领袖至上的观念是牢固的,党管一切的制度是确定的,社会主义价值是永恒的,专政的威力是无比的。这样一批人构成毛派原生代。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深入毛思想的理论研究水平,有维护自己信念的坚强意志,有深入下层调查民情的良好风尚,因而,他们是理性的一代。同他们可以展开平等辩论,也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必要的社会信息,了解左派的思维特点以及他们的生存动态。这对于研究社会转型是不可缺少的观注点。
    
    这里展示一个最近的毛派与改革派搏斗事例。《炎黄春秋》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新的一年新的期待》,郑重昭示:期待中国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开放,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它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够公正","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分享不够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往往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收益较少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还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失衡",需要强化对资本的制衡力量。文章认为,纠正社会不公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关的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所以,推进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我以为,该文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相关民主制度,改善社会不公,对社会是有益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却对该文作了严厉批判。奚文《评〈炎黄春秋〉的新年"卷首语"》发表于1月13日乌有之乡网。奚攻击如下两点:(1)炎黄说:"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奚批评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所谓'世界主流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就等于'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呢?"这里暴露了奚教授在理论上的孤陋寡闻。"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杠杆的商品交换体制,它本身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市场经济体制"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官方权力操控市场的实质,特别是为了掩盖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行市场掠夺的实质。奚教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2)炎黄说:"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奚批评说:"所谓'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些比较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用以美化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因此,指责炎黄和"那些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是一鼻孔出气的"。这一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说"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专有,"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显示奚教授的偏狭。官方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使用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概念。"民主",概言之就是主权在民,人民作主。这一普世价值也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这才是性质不同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民主"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官方权力以"中共领导"的名义对人民主权的侵害和剥夺的实质,是为了掩盖名为民主、实则专制的实质。奚教授硬要区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替专制权力打掩护罢了。从这两点攻击看出,毛派执着于固有理念而不肯研究外界的丰富性,一味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为多样形式,它的内涵早已超出马列的规范,毛派对此毫无研究兴趣。"普遍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较之"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要宽泛多了。这起码提供了扩大视野的机会,研究研究新观念何以产生,它的效果如何。要知道,公有制由于所有者缺位而难于融入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只是空想从未兑现过,毛派诸公对这两个问题毫不理会,只是闭着眼睛喊:公有制、按劳分配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保守派的思维特点。
    
    奚教授在评论《炎黄春秋》的文章中表现了毛派必有的政治警觉性。炎黄提出"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奚马上回驳:"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没有很坚决地按照四项原则办事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回驳虽然气势汹汹,却是无的放矢。不过,由此看到毛派念念不忘的是"上层建筑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他们的镇家之宝,须时刻保卫,勿使损伤。不过奚教授于此处有一疏忽:上边提的是"四项基本原则",这里却丢了一项"社会主义道路",这项原则大约让邓小平出卖或典当了吧?
    
    这次博弈略显不足的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锋。思想只有交流才便于相互认识,各取所长;只有较量才便于互见短长,寻求真理。如果有气魄的话,可否彼此转载对方文章展开论战,算是对"言论自由"的门坎有所突破?乌有之乡网1月14日载"梅俏"短讯:太原市迎泽公园每周六、日均有拥毛派与反毛派辩论,拥毛派还将马宾所着《纪念毛泽东》拿来销售,一便衣买走一本,说是"给老爷子看"。
    
    (三)毛派新生代
    
    老一代毛派会逐渐走完历史之路,新一代毛派正不断补充。新生代较原生代的知识面宽,吸纳新思想能力强,敢想敢干,引人注目。突出的代表者是王士吉,笔名毛继东,今年63岁。他提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和新生民间资产阶级中急速暴发户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集中代表。"他认为:"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党救国"。他说:"毛泽东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他多次提出重建中共的主张,将重建纲领简化为"反腐反修反复辟","我们相信,重建后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在普选人民代表中再次得到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核心地位"。他还提出建立若干党内民主机制:(1)"建立党内争鸣报刊,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不得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保护少数。"(2)"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可以召开本派别会议,在党内会议期间可以提出副报告参加讨论,付诸表决。"(3)"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可以分离出去另行组建新工人党。"(4)"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多个工人政党。各个党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联合行动,也可以联合为一个党。"(5)"党内各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均由基层党员直接选举的党员代表中逐级产生,取消指定制、委任制、协商制。"(6)"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应接受党员的直接监督,定期回原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接受询问质询。"(7)"中央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竞选产生,以得票最多者当选。"
    
    最近,毛派原生代与新生代筹办联合话动:原中央统计局长李成瑞和毛继东等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建议中央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公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布法》,并附上代拟的该项法律草案。他们认为,"财产申报公布法"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制度,是培养良好党风政风的重要举措。他们建议成立"最高廉政监察院",此院由现有国务院监察部升格而成,归全国人大领导,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地方亦建立相应机构。申报人范围,主要是担任县处级以上各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申报内容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和已另立家庭的子女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
    
    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光是百万人签名,没有相当人力、物力投入是拿不下的。如何打通渠道,争取中央立项,批准通过法案并着手实施,更是繁难事情。就选项说,以当权派的财产申报为标的,正好碰到大批官员致命处,以前当权者搞过几次均告失败,这次毛派欲兴师动众再次进攻,能取得几何成果,令人担心。初次进攻,缺乏经验,宜选取薄弱易破之处,比如签名呼吁废止劳教法。而且,这类大规模活动最忌单枪匹马上阵,为什么不考虑联合各界志者一起发动呢?(2008.1.18)
    
    ……………………
    
    李宪源
    
    2008年3月17日 2:25
    
    “辛子陵故事”的三点重要启示
    
    祝东力王晓川等:
    
    此文有两大重点,值得各位关注。
    
    一是继张戎反毛大作《不为人知的毛泽东》在海外华人圈痛遭质疑批驳后,辛子陵又一反毛"重拳"《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却在一个外汇细节上,一跤摔断了无以立足的股骨。人们难免要问:作者连在这类历史距离较近、事实真相辨析相当简单容易的小事上,都敢如此蓄意"搅浑水",对时间比较久远、事实真相远为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作那些"客观真实"描述分析,还能靠得住么?当然了,党外右派有这份百折不挠冲天干劲,那么不择手段一心要涂黑毛时代,靠的自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党内权力的幕后鼓动怂恿。从"党内民主派元老"谢韬公开题词作序,到什么"大"的官方文件再次重申"经济崩溃边缘",这些才是谣言谎语迭出和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是文章点明了毛时代正确外贸外经方针做法对促进国强民富的重大意义,以及回归这条路线的紧迫需要。最近在多伦多见到家乡一位主管外经贸中层领导,其提起原来以"统一对外经营"为基本原则之国营外贸系统和企业荡然无存情形时,那副理所当然的自豪模样,似乎中国这样的后起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竞争时,面对西方跨国资本财团"航空母舰",就应这样把原有"巡洋舰""驱逐舰"之类,分拆成"渔船舟板",越小越好,才是聪明、开放、先进的象征。对这类极为愚蠢的"败家子"做法,真是无言以对啊。
    
    问题是,如果没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改变,这类似乎是具体操作层面的经济方针决策,能够在现存框架下得以纠正么?这,就是我跟那些相信小打小闹、"全新思维"和"大道中庸"……等等之类可以改变中国"政治二奶"与"血汗打工仔"现状之左中翼朋友,存在的一大思想分歧。
    
    --
    
    李宪源
    
    也批一下辛子陵和疯僧
    
    争辩"辛子陵故事"真实与否,是必要的。不过他那个故事的要害,不在三万八千美元,也不在外汇储备,而在于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服青年人相信"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辛的原话),是要恶心一下毛泽东时代。
    
    想要恶心一个时代,你辛子陵行吗?
    
    我猜他是看到了1974年前后国家外汇储备的数字,即73年赤字和74年零储备,于是就编出了那个故事,就说是经济崩溃。能够用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推而广之,对外外贸和外汇储备这些,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崩溃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众所周知,储藏外汇的目的,如不是投机,那就是用来和外国做生意,获得奢侈品(必需品就不必了,自己会生产)。极端言之,如果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够自给自足,又不想奢侈,那么对外贸易就是多余的了,外汇储备也是不必要的了。农业时代都过来了,也没见经济怎么个崩溃。可见,这些并非什么标准,也不是经济崩溃的什么证据。
    
    零花钱少了,可能有多种原因。很多情况下是把资金投向了回报率更高、更能把蛋糕做大的地方。这太有可能了,这恰恰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简单的经济常识,辛子陵不懂。不懂不要紧,问题严重之处是辛子陵在颠倒黑白。多少数字以及网友们的论证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比之当时国家外汇的运作规模,不过一毛之于九牛,是不值一提的。
    
    辛子陵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说这话要有标准,三万八千美元作标准吗?开国际玩笑。以前我有一篇帖文《"经济崩溃标准"刍议》谈到过一个国际通行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一国经济在数年内如果工业生产落到此前水平的50%之下,则可视为'经济崩溃'。"根据小岛叶丽教授给出的数字,1929年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4年内工业产值下跌了69.5%,历经9年才恢复;日本战败前后3年内工业产值下跌了54.2%,历经12年才恢复。此外,林毅夫教授提到前苏联在休克疗法后GNP下降了一半以上,历时10多年才得以恢复。美国、日本、俄罗斯这三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发生经济崩溃,是三个最著名的案例。
    
    辛子陵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边缘,有根据吗?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工业产值除1967和68两年负增长(与66年相比累计下降了7.7%)外,从69年到"辛子陵故事"发生的74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高达14.3%!此后,75年14.9%、76年2.2%,整个文革时期工业产值年平均增加率高达8.8%
    
    —— 谈何崩溃?
    
    (在此亦望媒体今后在做相关宣传时尽量做到科学一些,讲究国际标准一些。流于情绪化是很不好的,只会贻笑大方)
    
    既然工业生产发展如此迅速,那么文革到底祸害了谁?祸害了外贸事业、以致造成连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都拿不出的后果了吗?
    
    我们来看广交会。1957年到1977年,广交会是我国创汇(硬通货)的主要来源,有"半壁江山"之说。根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数据:1957年至1965年(文革前),广交会共出口创汇29.87亿美元,占我国外贸出口比重17.81%;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6年至1977年,11年间广交会创汇214.39亿美元,是前8年的7.2倍!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53%。其中,"辛子陵故事"发生之际的72-74年,短短3年间就创汇72.04亿美元,是文革之前8年创汇总和的2.4倍,是1957-1970十三年的总和!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祸害外贸创汇,相反,她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掘得了宝贵的第一桶金,并直接引发了建国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设备和技术引进。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即"156个项目")总规模约40亿美元,在为我国打下初步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欠下了债务,直到70年才最终还清。文革期间,仅广交会创汇就达214亿美元之巨,是第一次引进规模的5倍多。不仅还了债,搞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担负了打开外交局面后庞大的涉外行政开支,至1977年还留下了9.5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广交会的成绩会更好。遗憾的是,广交会逐年成交额的递增数字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同样以11年为一个比较区间:1966-1977年13.2%,1978-1989年8.7%,1990-2001年9.0%,结果一目了然。
    
    为什么着重提广交会呢?很简单,因为辛子陵提到了美元现金,而在封锁年代,只有广交会,才是我国获得大宗美元现金的唯一来源(友谊商店什么的可忽略不计)。
    
    批完了辛子陵,再来批一批疯疯癫癫僧。
    
    疯疯癫癫僧网友说:"帐户上的现金余额完全可能是只剩1万美元",因此无论怎么说都"不是驳倒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元余额的依据。"
    
    请问疯疯癫癫僧:"只剩1万美元"是 "经济崩溃的边缘"的依据吗?如是,请给出论证;如不是,你还为辛子陵辩解什么?岂不是在打他的耳光吗?
    
    疯疯癫癫僧说;"大量的是以美元计算货价,用实物交换,……并无美金汇进汇出。"
    
    这话对又不对。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实物交换和延期付款确实是主要的交易方式,但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交易就不成了。道理很简单,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我们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之间是没有贸易协定的,因此,贸易手段不太可能以物易物,而只能是现金支付(由于不存在联行缔约,恐怕支票也难通行)。这个知识我想疯疯癫癫僧应会有的。广交会是作为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唯一渠道而开辟的,大宗的外汇现金都来自那里。时至今日,广交会仍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1/4强。
    
    疯疯癫癫僧说:"除武器之外,中国并没有遭到西方全面封锁。"
    
    这是胡说。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中明确规定:"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
    
    疯疯癫癫僧又说:"特别是粮食,从来没有对中国进行过禁售封锁。"这是不懂外贸。进出口的基本原则就是交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本身就是粮食大国,美国禁售粮食,又奈我何?给人家不需要的叫倾销,人家想要的不给,这才叫封锁。
    
    最后说一下外汇储备。
    
    建国之初,我国毫无外汇存底,侨汇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数量非常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于是在1957年开辟了广交会。"156项"让我国成了债务国,外汇自然不可能有结余,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国常年外汇存底一直维持在仅1亿美元上下的水准>。并非原来有很多很多,到了文革给搞没了。这一点必须澄清。
    
    外汇储备和外汇运作规模是两码事。虽然外汇岁余不过1亿美元上下,五六十年代运作的总规模达到数十亿,到七八十年代,则达到百亿至到数百亿美元之多。九十年代后,运作的总规模在数千到万亿美元之间。在毛泽东时代,外汇管理提出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对外汇既要赚够、又要用足,做到年底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事实证明,对一个毫无外汇家底又遭受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及时地大进大出,规避金融风险,是最佳的选择。
    
    其实毛时代可以换一种策略,这就是只出不进或多出少进(如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到70年代中期搞到500亿美元左右的储备水准(相当于1994年)是没问题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初级产品,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90年代以来外汇储备一路飙升,这是政府提出的利用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战略的成果。政府的口号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成绩自不待说,也有不少后果,包括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巨大的金融风险等。粗放型的竞争增长几乎全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造成利益与规模极不相称,产品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对大为降低;同时,拼命出口也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高腾,因为值点钱的都倒腾到国外去了,造成国内稀缺。事实上,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主要体现在进口而不是出口上。普遍认为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多了,改变过去那种"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回到毛泽东时代进口与出口维持基本平衡的战略,是时候了。
    
    铃兰台
    
    200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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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拒绝承认自己是香港学者而只认为是中国学者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则对中国的左右派争论有着自以为是的高屋建瓴。
    
    甘阳:评“谢韬张勤德之争”
    
    作者简介: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誉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研究领域遍及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近年论着包括《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中国大学改革之道》、《古今中西之争》。
    
    首先很高兴谢*韬先生与杜*导正先生能到香港大学来,让大家有机会作交流。我个人以前对共产党内部的思想争论不太了解,这次因为要作评论才看了谢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以及相关文章,也算是一个补课机会。以下我就简单评论一下谢*韬与张*勤德之间的这场争论,因为谢*韬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张*勤德的《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一文,而谢*韬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张又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响应谢文。我并不了解张*勤德是谁,但谢*韬文章只引用了张*勤德的文章作为目前中共党内左派的代表,而张*勤德文章也把谢*韬作为党内右派的代表,因此两人的争论可以看成是目前中共党内左右之争在十*七大之前白热化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谢*韬文章引起很大反应的背景。我以为只有把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看,才能了解谢先生的文章,也才能了解目前中共党内左右两派的争论。
    
    争夺胡温新政解释权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共党内这场最新的左右之争,是从中共十六大胡温上台以后开始,而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愈演愈烈。这个争论的实质首先是双方争夺对胡温新政的解释权。大家知道胡温上台以来有很多新的提法, 例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说法可以被不同地解释,从而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例如胡温提出"科学发展观",自然可以被理解为隐含着批评他们上台以前的发展观是不科学的,这正是张*勤德的《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一文的意思,张所指的"庸俗发展观"正是相对"科学发展观"而言,亦即认为胡温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改革的反思,是要纠正"庸俗发展观"。但在谢*韬看来,张*勤德对胡温新政的这种解释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之嫌,因此谢*韬感到忧心忡忡,说"党内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改变中央内政和外交的路线"。反过来,张*勤德则认为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实际是要把中共引上前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之路,因为戈巴卓夫就是以提出"民主社会主义"而导致苏共和苏联瓦解的,因此他认为谢*韬等人就是中共党内的"戈派"( 戈巴卓夫派)。我个人感觉,"谢*韬︱张*勤德之争"的背景之一可能是最近中共内部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
    
    析"庸俗发展观"
    
    我们这里有必要看一下张*勤德所谓"庸俗发展观"是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对谢*韬文章的报道似乎都不了解谢*韬文章本来是批判张*勤德的,这就无法了解谢文的针对性,也无法了解党内左右之争到底在争什么。从张*勤德文章看,他对邓小平改革是认同的, 强调说"改革作为任务,作为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他所谓"庸俗发展观"似乎主要是指江泽民时代,特别是江时代后期。他的《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一文开头说,"中共十六大以前的八、九年"亦即胡温上台以前的"八、九年时间"是中国改革的"大灾之年",这个提法的潜台词显然是说,江泽民执政十三年时间的前期仍以邓小平主导,但邓小平淡出而江泽民全面主政的八、九年时期是"大灾之年"。也因此,张*勤德这个文章据说在大多数内地网站都被删除,也就是不奇怪的了,他这个文章显然也不可能在中共正式刊物上发表。相比较之下, 谢*韬文章特别强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改革乃完全一致,强调胡锦涛并没有改变江时代的改革方向,因此可以在党内杂志《炎黄春秋》上正式发表。这大概表明,中共党内现在是党内右派比较得势,而党内左派则基本比较边缘化。但从谢*韬文章的忧心忡仲看,他显然仍然很担心党内左派夺权的可能性,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仍然要回到张*勤德的文章看,他们到底提出了什么问题,让谢*韬先生等如此担心。
    
    简单讲,张*勤德文章提出的实际是现在中国社会普遍感到的对改革往何处去的焦虑,张文引用内地网上流传非常广的一个帖子说:"如果医改的结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的结果是老百姓的子女上不起学,房改的结果是老百姓买不起房,企业改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没了饭碗, 那还要改革干啥?这样的改革只能是少数人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大多数人的血汗养肥了少数老板。"这个说法和感受,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非常了解,也是内地老百姓非常普遍的情绪。张*勤德的文章认为,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江泽民后期的改革不是"科学发展观", 而是"庸俗发展观",他指出这种"庸俗发展观"主导的经济发展有如下九大特点:
    
    一、是社会成本最高的一种发展。他引用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在生产力以及卫生保健方面大约损失一千七百亿美元。"
    
    二、是整体效益最差的一种发展。他引用《中国现代化报告二○ ○ 五》指出, 中国"全员劳动生产力、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国际贸易、农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等六个指标仍排名世界第八十以后"。
    
    三、是泡沫水份最多的一种发展,他引用国家统计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40据就有百分之三十九以上的水分"。
    
    四、是欠内债外债最多的一种发展,引用《改革内参》说中国是"全球最高的不良贷款水平"。
    
    五、是贫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种发展,引用联合国开发署数字说"中国目前基尼系数为百分之零点四五"。
    
    六、是对外商外资依赖性最大的一种发展,"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为全世界之最。
    
    七、是受国际垄断资本剥削最重的一种发展,引用《中国工商时报》报道说中国出口的利润是"外国人拿走了百分之九十二,中国最多拿到百分之八"。
    
    八、是腐败最严重的一种发展:"官方统计的一九九九︱二○○一年十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至十四点九"。
    
    九、是留下隐患最多最大的一种发展,引用温铁军说现在"一年大的群体性事件就有六万件左右"。
    
    张*勤德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大家这些年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张的特点是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共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出了问题,因此他大谈要认真落实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彻底纠正"庸俗发展观",要用胡温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来纠正"物本主义"( 资本主义)。而这里的关键在他看来是要进行"党内民主改革",因为在他看来,"庸俗发展观"导致中共党内现在是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搞乱了党的组织路线",结果是有"四种人"在中共党内最得势:腐败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资改派。他认为这"四种人"正在阻碍胡温新政,其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反对要对改革进行反思,强调胡温只要"照前人既定的做",而张则要指出,胡温的发展观有别于江时代。可以认为,张*勤德这样的文章是想影响中共十*七大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谢*韬先生觉得是"党内左派要夺权",从而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批判张*勤德,其目的自然同样是要影响中共十*七大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谢*韬理论令人费解
    
    但谢文并没有正面响应张文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而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中共是否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谢先生的很多说法实在不是很容易懂,他提出的主要论点似乎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 马克思主义正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 冷战结束表明马克思主义正统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
    
    第三, 不但欧洲全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且美国现在也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第四, 苏共垮台和苏联瓦解就是因为没有走"民主社会主义"。
    
    第五, 中共没有在苏东欧剧变中垮台,就是因为邓小平改革实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只不过"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在江泽民主持下,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胡锦涛主政……标志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谢*韬先生这一系列断言都非常令人费解,不过我理解他的真正目的实际是要说,如果张*勤德等党内左派得势,那么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中断倒退,如果这样,那么中共就会像苏共那样因为没有走民主社会主义而垮台。但谢*韬的说法实在很难自圆其说,说苏联垮台是因为苏共没有搞"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是站不住的,众所周知戈巴卓夫改革的旗号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戈巴卓夫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当然要比谢*韬的说法要更系统,更精致,更有理论,唯一的问题是戈巴卓夫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能拯救苏共和苏联,而恰恰导致苏共和苏联的全盘瓦解。谢*韬先生现在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这个"救"的意思应该是希望中国能避免苏联那样的全盘瓦解,如果这样,那么他就应该说明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戈巴卓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比戈巴卓夫更高明的地方。至于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说美国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我想没有什么人会当真,我就不评论了。
    
    政治改革并不具体
    
    外界报道谢文给人印象其主要论点是主张"政治改革",但我看了谢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这篇文章,发现全文对政治改革其实只有一句非常笼统的老生常谈即"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明报月刊》广告上说谢*韬主张"党内三权分立"等等事实上并不见于《炎黄春秋》文章。(编按:谢*韬主张"党内三权分立",见《民主社会主义与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网上完整原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原句为,"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与此相比,张*勤德文章提出的党内左派对政治改革的主张似乎比谢*韬的主张更激进、更迫切, 而且也更具体。张*勤德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核心是推进平民民主,反对以精英民主否定平民民主,反对"戈派"像苏联的同行那样由以权谋私发展到以国谋私,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让绝大多数人陷入灾难之中"。为此他提出九条党内政治改革措施,以及七条党外政治改革措施。张提出的党外政治改革特别强调要恢复宪法上"罢工"的权利,以及人民上访的权利等等,而他提出的党内政治改革要求则包括:
    
    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都要大幅增加第一线普通党员代表的比例,要切实使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应在部分地方、单位试行有指导的党代表竞选制;试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扩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重大问题比如十*七大报告草稿,即使不像越南共产党那样交由全国人民讨论,至少应交党内县团级干部(包括离退休干部)讨论;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都要带头公布家庭财产;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都要采取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有普通党员参加的民主测评,及时撤换不称职者,等等。
    
    正统地位之争毫无必要
    
    总的来看,目前中共党内左右两派都主张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内政治改革,这当然是好事。但遗憾的是,双方的语言都有文革语言的味道,都有党内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双方都力图争得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我个人以为,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的第一条就应该是不要再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 要争唯一"正统"的话,就会又趋向党内残酷斗争的老路。此外,为了争夺这种意识形态正统,往往导致不顾学理和事实,例如把美国、欧洲和中国,都说成是走向瑞典化民主社会主义,这只能把一切都搞得毫无必要的混乱。我希望,中共党内的思想争论能够正常化、学术化,不要再采取那种极其老套的大引马克思、恩格斯语录来证明自己是正统的做法,例如谢*韬文章用了很大篇幅引用恩格斯语录来证明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这实在毫无必要,因为即使恩格斯晚年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我们也可以很简单说,邓小平比恩格斯高明多了,中国改革早已不需要恩格斯来指导,唯一需要的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附录〕
    
    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节录) 张*勤德
    
    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等,在十六大之前的八、九年这段时间为什么会急速加重, 成为恶性循环的"老大难"?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在于受庸俗发展观的影响特别大, 属于"大灾之年"。庸俗发展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面极大。发展观是对一切事物发展问题的总看法,是关于发展目的、动力、标准、道路、战略等等的基本理念。所以,它是纲领、路线及方针政策的反映和体现,能统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在这个意义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党全国全军工作的总纲;坚持和推行庸俗发展观,是资改派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纲领。
    
    它的欺骗性极大。由于现阶段人民群众企盼富裕起来和国家强大的愿望特别强烈;由于马克思主义确实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美国把推行新自由主义、实行经济上的和平演变作为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因而以"最重视经济建设"面目出现的庸俗发展观,自然很能骗人。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相信庸俗发展观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一套,就说明了这一点。
    
    它的危害性极大。和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反,庸俗发展观所主张的是以物为本,单边、畸形、泡沫式的发展,所以它必然逐渐滑向以资为本, 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必然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论点即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根基。因此,如果用庸俗发展观统揽全局,它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全面的、带根本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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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在与吴思、王力雄、杨鹏、陈敏、杨恒均等诸多人士会面当中,也见到了蒋兆勇。他以前就给我发来了他的相关文字。
    
    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
    
    ——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蒋兆勇 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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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间传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是接近中共最高权力层的“文胆”。我们带着探访“文胆”的心情来到中央编译局,操着一口浙江普通话的俞可平在他明亮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明确否认自己是“文胆”,且不认同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有存在师爷、“文胆”的必要。他说:“师爷啊、‘文胆’啊,我认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产物,应当慢慢通过中国现代的民主决策体制来替代,决策不应当依靠几个‘文胆’的个人行为。那样才对呢!”他的话让我们心生感动,进而感到这位身材瘦削、书卷气十足的学者的可爱。
    
    大公报记者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谐社会下的稳定观、中国社会转型等热点问题独家采访了俞可平。
    
    大公报记者:请您谈一谈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瞻性看法。
    
    俞: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作为一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我当然对此也十分关心。从总体上说,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比较乐观,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海内外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发展了巨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甚至没有什么重要变化。有人甚至把这一点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例如,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条先经济而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反之,前苏联改革的失败是因为奉行了一种相反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策略。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确实,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如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确当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正如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所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被称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变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是由政治改革启动的,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它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政治生活至少在以下这些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公民社会开始出现;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扩大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政府和企业分开;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比如,《大公报》在海内外都有影响,但是即使像《大公报》这样的媒体,以前像我们这种身份、这种机构,接受你们的采访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民主范围越来越扩大。即使按照西方的直接选举标准,选举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我们最初搞村级直选,现在有些乡镇已经开始直选了。公民的权利也更加得到重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民主,没有抓住民主的要害。民主真正的目标事实上要落实到公民权利的保障上,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覆盖的领域宽了,实现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几年前我们提出人权,还是把它当作西方的口号,可现在已经把它写进宪法。早些年,我写宣扬人权的文章,我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更应该讲人权,当时还有人批判。现在把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也是很重要的进步。
    
    当然,毋庸讳言,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比较,我们的政治体制在不少方面还严重滞后。例如,我们的民主和法治程度还不高;政治制度还相当不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决策过程不够科学,政策失误过多;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同时并存;政府行为不规范,依法行政水平不高;一些政府管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行政成本过高,而行政效率则偏低;政治过程不够透明,公民的参与程度不高;政治生活中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相当严重;官员个体的腐败和单位集体的“公共腐败”同时并存;缺乏科学的政绩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比较普遍。正因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这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至少像重视经济体制改革那样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我觉得有几点是不可变移的。换个角度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做到:1)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变得更民主,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使社会变得更加法治,使政府行为给公民带来有多的公共利益;2)在充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式民主制度。它既包含人类共同的政治发展规律,又具备在中国有效推行的现实条件;3)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公共利益,走一条增量政治改革的道路,或者说增量民主的道路。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千头万绪,但突破的重点应当放在以下这些方面:第一,发展党内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政治权力核心,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有实质性的发展。第二,积极推动基层民主,特别是县乡两级的民主,为民主政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让广大公民切实感受到改革不仅带来经济利益的增加,也带来政治利益的增加;第三,加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益政府和透明政府;第四,积极培育公民社会,要更少一些统治,更多一些治理。即更少考虑政府自身的利益,而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
    
    大公报记者:您怎么看和谐社会的稳定观,跟以前的“稳定压倒一切”有没有什么不同?
    
    俞:我一直在倡导“动态稳定”。市场经济要求动态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我们现在应当追求的是动态的稳定、现代的稳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维持一种静态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堵”就是,你对上级不满,你要抗议,我不让你抗议;你不是要反映么,我不让你反映,要不就采取措施处罚你,让你不敢。动态的稳定就是,如果公民对政府不满,你可以向政府说出来,只要你有道理,政府就改正。如果你没有道理,或者违法对抗政府,我就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哪怕你闹得很凶。总之,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就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如上访啦,发发牢骚啦,说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我讲的动态平衡是一种过程中的平衡,这对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过去维持稳定的办法对政府官员来说比较简单,现在就不一样了,政府也要跟公民谈判,政府也要妥协,要满足公民的要求,要进行体制改革。这就是执政为民,执政为民就应当是这样。如果政府的政策真正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要不怕麻烦。所以,动态稳定对政府是一个现实的考验,我觉得大概真正的稳定也只能是动态的稳定,那种传统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软着陆,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政治震荡,出现了不可预期的社会大冲突,对谁有损害啊?对整个民族,对每一个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我认为,我们在社会和谐方面正面临着五个方面的挑战:一、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二、在中国目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实条件下集中反映社会利益冲突的信访数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年均增速近年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三、公民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抵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相当严重。四、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开始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合作。五、刑事犯罪率持续上升,人们日益明显地感到安全感的缺乏。
    
    如果没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没有基础的,如果政府和公民没有合作,和谐社会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如果政府和公民对着干,社会就没有和谐,所以政府要和公民合作,即要实现善治。我们古人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和善政,用英语说是good government,这主要是讲政府自己要好;而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整个社会治理状况要好,其前提就是政府要和公民合作。什么是和谐社会?从现代民主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和谐社会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含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合作和宽容的社会、民主和善治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社会、公平的社会、诚信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大公报记者:有人说,中国应该从传统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您作何评价?
    
    俞: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个利益主体并存,国家不可能把所有事务都管理起来,这样做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我们现在倡导政府要降低成本,轻装前进。政府要从一些原先由它管理的领域中退出来。那么,当政府不去管理时,谁来管理这些必须管理的领域呢?让老百姓和社会去管。如果政府从管理中退出来了,但没有人去进行必要的管理,那就乱套了。所以,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不是政府替公民做主,而是让公民自己参与政治生活。公民社会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依托,公民社会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将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实现公民有效而又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必然要发生的过程,对此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前面我说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实现的理想政治状态是善治good governance,所谓善治,其实质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的最佳关系。国家要实现善治,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善治,最多只有善政。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刚刚开始发育,还很不成熟,其作用也十分有限,并且深深地带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若按照典型的西方标准,目前的中国几乎没有公民社会。西方的东西要借鉴,政治学的公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但中国政治确实会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公民社会也一样,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并且对民主政治日益产生影响,这是普遍性。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有什么特征,它怎么样兴起,如何发挥作用,它的制度环境又是什么,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大公报记者:你在电视上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这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而言的,是对执政为民的政府和政党而言的。但对自私自利的和短视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仅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所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定要站在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实现民主需要现实的条件,它是一个增量的进步过程,必须采取极其审慎的策略,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推进民主政治,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极高的智慧。
    
    来源:大公报 来源日期:2005-3-14 本站发布时间:20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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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平被认为是胡哥的高参。“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及他对党内民主的喋喋不休、对民粹主义的不屑一顾,都表现出他作为高参的真实面目。
    
    前不久我写了“党代表任期制无非避重就轻的花拳绣腿”的内容后,李延明给了我如此回复。
    
    liymbj9206
    
    2008年7月17日 15:33
    
    Re:潘祎的稿子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doc
    
    李延明:
    
    仲大军先生涉猎的方面相当广泛,入世的精神相当强烈,值得赞许。对于国学,我不是很了解。现在仅就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主持人今天再次提到的中国古代的“民主”问题,说一点看法。他们所列举的中国古代的“民主”,说来说去,不过就是“纳谏”、“兼听”、爱民,以及所谓的“民权”之类。我认为,如果这些东西就算是“民主”,那么当代中国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民主”。如果“纳谏”、“兼听”、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实行群众路线,就是民主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不管做得够不够,好不好,都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的任务就不存在了。
    
    我认为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很多误解。除了以上所说,还有“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企业民主”、“党内民主”、“学术民主”,以及“民主作风”,即“让人家讲话”,等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民主?我觉得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的误解。
    
    徐景安:政治民主。
    
    李延明:“政治民主”没有错,民主本来就是从政治上讲的。
    
    什么是民主?我认为民主的“主”,指的是仅仅主权,即在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中本原的、原初的权力,其他的权力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在人民主权制度中,因为全体公民只有集合在一起时才是主权者,所以公民只有全体集合时才能够行使主权,行使主权的途径只能是通过表决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在这个场合之外,公民只是被管理者,必须服从国家机关的管理。公民全体集合起来选举时,无疑让渡给了代表一定的权力。这就像主人让渡给管家或仆人一定的权力一样,全体公民所让渡出来的只是治权,而不是主权。
    
    我们只要用“主权”概念加以对照,或者“测试”,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民主”究竟是不是民主?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目了然。所谓“经济民主”,不过是账目公开。所谓“军事民主”,不过是在军事问题上允许大家发表意见。这些都同主权在哪里没有关系,因此都不是民主。“学术民主”,不但于学术无益,而且于学术还有碍。因为真理并不以认识它的人数的多少为依归。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有可能扼杀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只能实行学术自由,而不是学术民主。
    
    现在有些人主张“用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这事实上是一种缓兵之计。因为国家民主不民主的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由选民挑选,由选民决定其命运。而不在于被挑选的党在自己内部实行什么样的组织制度。只要你执政不执政,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你自我决定,那么你在内部是什么制度,与国家民主不民主就没有关系。再者,民主制度中主权者的利权是原初的利权,不需要另外的主体授予他。而在政党中,党员是经过契约获得利权的,这种利权是先行组党的人赋予的,是通过放弃公民的部分利权以后,向党换来的,因此并不具有原初利权的性质,只不过是在一定限度内发表意见的利权。何况党章中从来没有“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的规定,党员在党内并不是主权者。鉴于政党滚雪球的生长方式,“党内民主”的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
    
    如果一个党执政不执政,不由选民决定,而是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传宗接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民主的。
    
    所以我说,中国古代的所谓“民主”不过就是毛泽东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说的那种“秦始皇的群众路线”。让人讲话,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讲了以后,采纳不采纳,并不由讲话的人决定,而是由“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或者“兼听”、“纳谏”的唐太宗决定。因此,这不是民主,而是主民的方法之一。
    
    前面有人说我国现行制度中含有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深厚影响,带有封建制度的严重痕迹。我认为,我们现行制度的来源并不是中国古代,而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建立的那套集中制。只不过是这套制度正好同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相契合,因而能够比较稳固地站立在这片土地上。我只讲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
    
    后来,李延明又给我发来了此次会议全部发言纪要以及他人的评价。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詹奕嘉发来的许允仁的相关内容,把前面蒋兆勇所采访的俞可平的说辞奚落了一番。
    
    詹奕嘉
    
    2008年4月5日 0:14
    
    近期网文共享^_^
    
    许允仁:宪政民主而非人民民主.doc
    
    许允仁:为什么是“宪政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
    
    ——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俞可平先生商榷
    
    标签: 宪政民主 政体改革
    
    ● 许允仁
    
    近日在新华网上读到了俞可平《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1]一文,以及新华社记者采访俞可平等政治学专家后所撰写的《中共十七大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2]的报道。 ( http://www.tecn.cn )
    
    俞可平先生作为目前执政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途径的主要解释者之一,向我们勾画了这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即以人民民主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而以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推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则是,通过渐进的增量民主,以不断扩大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带动人民民主。 ( http://www.tecn.cn )
    
    近年来,执政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对党内民主的强调。就如俞先生在文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 以往谈到民主,总是只讲以村长选举和村级财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结果推动基层民主推了几十年都未见有大的成效,现在执政党开始公开谈论“核心权力层的民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 http://www.tecn.cn )
    
    而且,我们确实看到,党内民主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谈论上,在推动决策过程、财务管理,特别是人事安排的制度化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比如,干部任期制的全面推行,领导职位(包括最高权力职位)最多连任二届已逐渐成为制度,许多级别较低的行政管理职位,通过聘任制的方式引入了竞争机制。在决定由谁担任领导职位的人事决策过程中,一定范围内的民主评测和咨询协商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和逐渐制度化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然而,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取得了上述的种种进步,俞先生在文中也提到了人民的选举、权力的监督和公民的参与等现代政治文明的各种基本要素,他的增量民主,循序渐进的现实路径的提法,从原则上说也完全没有错。但是,在认真地阅读和分析了相关的文本之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从总体上看,透过俞先生的解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一条执政党如何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明晰的道路。 ( http://www.tecn.cn )
    
    更准确地说,不仅仅是没有指明达到目标的路径的问题,而是连一个真正明晰和可验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都根本没有提出来[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俞先生将“人民民主”这个在学理上既含糊不清,而在实践中已反复证明会带来众多危害的概念,当作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http://www.tecn.cn )
    
    在本文中,我们想要论证的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宪政民主”,而不是什么“人民民主”。当然,我们也深知,将“人民民主”确立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方向,并非仅仅只是俞先生的个人观点,而是执政党高层的集体决定,而且执政党做出这样的论断,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一个在其创立之初就加以信奉的政治传统的重申和传承。 ( http://www.tecn.cn )
    
    但是,正因为如此,本文将要做的学理上的澄清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看来,在执政党完成自身的政治哲学转型,用“宪政民主”替代“人民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发展的目标,并使之成为朝野的共识之前,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很难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突破。 ( http://www.tecn.cn )
    
    对俞先生来说,也许他的本意只是,在大的提法上先顺应传统和主流,在此前提下,悄悄地加上一些现代政治的元素,以此寻求政治现实和政治思想上的渐进。这种做法作为一种现实的策略本来并没有错,但是,当俞先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却高调地为“人民民主”这样含糊而又危险的观念背书的时候,不能不对整个朝野的宪政民主共识的形成产生某种负面的影响。当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目标都无法形成的时候,又如何谈得上渐进呢? ( http://www.tecn.cn )
    
    一、“宪政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核心差异何在?
    
    在政治思想史上,让•布丹首先将主权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霍布斯进一步将公民的权利阐释为国家主权的根据,不过,他们二人都相信只有将主权赋予君主才可能使其得以行使。是被哈贝马斯称为“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奠基人” 的让•雅克•卢梭首次系统阐发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的理论。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卢梭全盘保留了布丹和霍布斯赋予君主的主权的那种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只是将其从君主那儿拿过来,交给了一个神圣而又抽象的概念——人民。 ( http://www.tecn.cn )
    
    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在政治哲学上,普遍信奉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绝对论的继承和发展。卢梭认为人民主权有三个基本特征:不受任何限制、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因而也就不能被任何他人所代表。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前二个特征上,全盘继承了卢梭,在第三点上则作了自己的发展和修正。它认为人民是可以被代表的:顺应历史规律,因而“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可以代表人民的意志;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前锋队可以代表无产阶级;而久经考验、功勋卓著和品德高尚的党的领袖集体,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则代表着党。 ( http://www.tecn.cn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主权学说,一方面通过用执政党和党的领袖来代表人民的做法,解决了卢梭因宣称人民的主权不可转让,不能被代表,而导致的在直接民主制下,难以构建有效政府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又将一种在专制君主制下授予君主的不受任何限制和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赋予了执政党的领袖。而且,由于传统的君主制是建立在家族统治的基础上,而这种绝对权力则建立在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力统治的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因而,它更加坚固,并且具有更轻易地穿透一切自然的屏障和壁垒,介入个人权利的全部领域,直至灵魂深处的强悍力量。站在宪政主义的立场上,这种以人民的名义,使公共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介入个人权利所有领域的政治制度,被称为现代极权主义。而十七大政治报告和俞先生文中的“人民民主”正是这种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简称。 ( http://www.tecn.cn )
    
    卢梭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和落实了他的绝对的人民主权理论的同时,从贡斯当到哈耶克,200年间,一系列宪政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卢梭将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赋予人民的做法,表示了疑虑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人民主权有限论的宪政民主的思想。由于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和英美以及大量的后发宪政民主国家的正面示范,宪政民主主义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在实践上不断扩展,目前已成为全球政治文明的主流。 ( http://www.tecn.cn )
    
    概括地说,宪政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认为国家的主权应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主权和如何构建主权的问题上则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分歧: ( http://www.tecn.cn )
    
    一是人民的主权是有限的还是绝对的?宪政民主主义认为人民主权是有限的,因而,一个当政者即便是真正地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他的权力也必须受到外部强制性规则的限制和约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则认为,人民的意志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因而,一种按照人民的意志构建起来的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它可以运用自己掌握的强制力去统治自己愿意介入的一切领域而不受任何的限制。 ( http://www.tecn.cn )
    
    二是国家的主权是否可以分解?宪政民主主义认为主权不仅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必须加以分割,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构建起来的国家主权,只有分别交给执行立法、行政、司法等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机构共同承担,才可能实现它的初衷。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则认为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它只有交给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最后集中体现在最高领袖的意志中才可能实现自己。 ( http://www.tecn.cn )
    
    三是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委托-代表”关系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建立?宪政民主主义建立“委托-代表”关系的制度安排是,法治前提下的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用多数人的真实的同意来建立人民和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表”关系。而在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下,则以一种结果完全预定的仪式化的选举来建立这种“委托-代表”关系。 ( http://www.tecn.cn )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阐明宪政民主主义之所以抱有上述立场的理由。我们认为宪政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之间关于人民主权问题的上述三大分歧,绝不仅仅只是学究气的学术争论,而是集中反映着转型期中国在政治领域最核心的价值冲突,它们之间的争论结果,将影响和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和公民权利的实际消长。 ( http://www.tecn.cn )
    
    二、人民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
    
    宪政民主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只有经过人民的授权和同意之后构建起来才可能是合法的,但同时又认为即便是一种经过人民授权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权力也依然只是有限的,根源来自于人民的权力同样需要接受强制性规则的限制和约束。 ( http://www.tecn.cn )
    
    宪政的本质就是公民们通过契约的方式构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来统治自己。宪政民主主义认为公民们在建立构成国家的契约时,向国家主权让渡的只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权利。上帝(或者说自然)造人的时候就先天地决定了,每个人比任何他者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而,每个人在有关自身的幸福和成长的事务上,比如在决定对自己来说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所以值得追求的问题上,就有着先天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只是在他自己的外部行为关涉到他人权利的领域里,每个人都无法做自己行为的公正的法官,因而,需要建立一种中立的统治权。 ( http://www.tecn.cn )
    
    因此,一个宪政国家的权力,由于其构建方式决定了,只能限于保护人权的需要,对每个公民关涉他人权利的外部行为加以统治。对公民的内在信仰和思想,以及不妨碍他人权利的追求自身幸福的行为无权加以干涉。 ( http://www.tecn.cn )
    
    宪政民主主义之所以强调人民主权的有限性,还因为任何一个现实的国家都是人的造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所有人造物都有的缺陷,权力源于民意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民主只是防止国家权力沦为少数人私产的一种方法,它本身丝毫不能保证出于大多数人意志的权力必然是公正的和无害的。 ( http://www.tecn.cn )
    
    在宪政民主主义看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因而应该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人民”概念,也就是卢梭所说的反映着伟大圣洁的人民意志的“公意”概念,纯粹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虚构,在经验世界中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其现实的对应物。在现实政治中,只存在着特定地域和特定时代中的具体的人民,而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民;只存在针对特定议题的代表特定的多数人意见的民意,而不存在什么代表着绝对正确和不会犯错的“人民”的意志的“公意”。 ( http://www.tecn.cn )
    
    存在于特定地域和特定时代中的具体的人民,是有限的、可错的和具有罪性的,而不是像卢梭所说的那样是神圣的和不可被腐蚀的,相反,人民可以被煽动、被蛊惑,在某些情形下,人民可能因诱惑而陷入普遍的堕落状态,乃至犯下伤天害理的巨大罪行。[4] ( http://www.tecn.cn )
    
    在我们当下的政治文化中,绝对神圣的人民概念依然被高调地提及,为了解构这个作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基础的虚幻概念,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思想实验,来考察一下,当下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13亿人民的德行,看一看,它是否是不可被腐蚀和诱惑的。 ( http://www.tecn.cn )
    
    让我们来设计一些全民公决的议案,交给当下的13亿中国人民中,18岁以上拥有公民权的人们,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形下,不具名地自由投票,设想一下它们是不是可能被通过。 ( http://www.tecn.cn )
    
    首先,我们来设计这么一个议案:全民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不难想象,议案将欢天喜地地被通过。
    
    接下来,假如有人提出:为了筹集免费医疗和教育所需的资金,将所有拥有亿元以上私产的富人的财产充公,只给他们每人留一百万,并发给一个慈善勋章。虽然,少数人会发出愤怒的抗议,但无疑议案将会被高票通过。 ( http://www.tecn.cn )
    
    再接下来,假如有人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议案:强制剥夺全国所有千万元以上富人的私有财产,将这些被剥夺的富人驱逐出境[5],所获得的财产立刻由其余的人平均分配。在这个议案中,不再有留一百万和发勋章,以及为了全民社保这样的安慰剥夺者的良心的东西,所以,无疑会引起普遍和强烈的道德上的反感,但另一方面,千万富翁即便算上他们的亲属,也只是不到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的“一小撮”,而它给投票者带来的利益却是如此的直接和巨大。依凭笔者的也许太过悲观的判断,我倾向于认为,这样的议案假如目前立刻付之公决的话,很可能会获得50%以上的票数。 ( http://www.tecn.cn )
    
    再进一步,让我们设想一下最极端的情形,(因为人类的德行只有在各种最极端的情形下才会被得到验证,或被摧毁。)假如让全体中国人民面对这样一个公决议案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结果。该议案提出:将全国所有拥有5百万以上私产的个人的财产全部暴力剥夺,交给其余的人平均分配,为了防止被剥夺者反攻倒算,实施阶级报复,索性采取斩草除根的方式将其彻底从肉体上加以消灭[6]。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由于哪怕三流的政治家也懂得,怎样将自己想要追求的利益和对他人的伤害包裹在漂亮的词句之下,所以,不可能有一个政治议案真的会以这么一种赤裸裸的恐怖的方式被提出来。但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像希特勒式的“超一流的”狂人,以一种坦率的邪恶,击中了亿万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之心,当他掌握了权力之后,将这么一个议案提交给人民公决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 ( http://www.tecn.cn )
    
    显然,处于不同的政治传统中的人民,对此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我们无法想象,有着尊重私人产权习惯的英国或美国人民会通过这样的议案,因为,他们所有的道德和法律传统都要求他们反对这样的邪恶,而他们的经济学则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长远和稳定的利益和福祉之所在,从而培育出一种理性来抵制唾手可得的当下利益的诱惑。相反,在将资产阶级看作是“牛鬼蛇神”和“害人虫”,将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作道德信条教导全国人民,和公开倡导“红色恐怖”的文革时期,类似这样的议案则很容易地将被通过。问题在于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当下的中国人民将会怎样对待这一议案呢? ( http://www.tecn.cn )
    
    显然,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不确定因素:
    
    一方面,30年来,拥有5百万私产的人层出不穷,已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许多人虽然目前没有达到,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下,认为自己将会进入这一阶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与此相关的价值信念开始流行和普及;保护私人产权的《物权法》已经通过;在公决之前,会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向人民痛陈利弊,召唤他们的良知与理性。 ( http://www.tecn.cn )
    
    另一方面,拥有5百万私产的人,即便算上他们的亲属也远远不到全国总人口的5%,是绝对的少数派,绝大多数人知道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进入这一阶层;由于这个阶层拥有的私产至少占全国私产总数的50%以上,因而,95%的人只要轻松地投下一票就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倍增,越是无产者就越是可以获得激动人心的财产增加;投票是匿名的,也许绝大多数投赞成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自觉到自己行为中的恶,但是,一个无人知晓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恶行,却能带来即刻的利益,人们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吗?;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分化的扩大,刺激了人们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统计调查表明,有70%-8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大量的人认为自己受到剥削和社会的不公正对待,我们看到,许多群体事件中,大量的群众在还没有弄明真相的情况下,就一涌而上,去砸烂汽车和捣毁他人的财富,他们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都愿意冒着触犯刑律的危险去宣泄自己的怨恨,他们会放过这样合法的伤害自己的怨恨对象的机会吗? ( http://www.tecn.cn )
    
    最关键的是,在我们最深层的道德和政治传统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样的通过共产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暴力革命行为。相反,我们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革命的伦理学都依然在鼓励而不是阻止这样的革命。因而,这些文化基因会导致无数的知识分子英勇地站出来,希图充当这场人民革命的领袖,他们会以“社会良知”的身份,控诉有产者的罪恶,指出这些财产要么是贪污腐败所得,要么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所得,而剥夺剥夺者正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他们还会向人们描绘革命之后的美好蓝图,最后,号召人们为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为了彻底清除罪恶和垃圾,为了一个公正和纯洁的社会的降临,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7] ( http://www.tecn.cn )
    
    不难想象,人们本来由于天生的良知而产生的罪感和内疚之心,在这些“大义凛然”的控诉和召唤面前,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8] 。当人们被反复告知:利润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就是万恶之源时,他们素朴的道德感还能够支撑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自欺地相信,合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东西就是合乎正义的,对缺乏神性维度和罪感意识的中国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容易和自然的事吗?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当这么一个议案被提出来,交给全体人民来公决时,面对二边知识分子同样充满激情的呼吁和召唤,匿名的大多数人究竟会倾向于哪一边呢?在笔者看来,由于在“文革”之中,以及近百年来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犯下的罪错,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教科书和整个人文科学的现状,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可以确定,当下的中国人民一定不会受到这一邪恶的议案的煽动和诱惑,从而犯下滔天大罪。 ( http://www.tecn.cn )
    
    通过上述的思想实验,我们希望彰显的是:人民是可错的,以及一种不受限制的人民的权力在政治上的高度危险性。和个体一样,作为个体的集合体和政治力量来源的人民,既是各种明智的判断和创造性行为的源头,同时,也是各种非理性的激情、错误的信念和伤害个人权利的罪行的源头。 ( http://www.tecn.cn )
    
    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只能是一个为了追求某种共同利益而集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民族、阶级或某种价值信念)集合起来的,他都拥有属人的存在物的有限性和有罪性。当这样的人民充满激情地去追求权力,并运用权力去实现自己的利益或理想时,无可避免地会被遮蔽在其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图式的洞穴之中,从而随时可能犯下伤害共同体内外的个人的权利的罪行。 ( http://www.tecn.cn )
    
    也许,有人会用卢梭的“公意”和“众意”的区分,来为神圣的人民概念辩护。卢梭认为:“众意”作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可错的,但是,却有一种真正代表人民普遍利益的“公意”,它作为真正的“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神圣的不可分割和不受任何限制的。而一种现实的权力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作为“公意”的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基础上。 ( http://www.tecn.cn )
    
    在这儿,卢梭犯下了一个典型的混淆超验的世界与经验的世界,宗教的领域与政治的领域的错误。确实,在政治领域中,就像在任何一门经验科学和实用技术中一样,专家的意见,常常比多数的门外汉的意见更接近真理。有时候,有经验的政治家确实会比大多数人民更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政治利益之所在,特别是他们常常比一般人更了解达到某种政治目标的现实途径,这也正是代议制政体得以建立的理由。但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具有某种超凡的神圣性,因而获得了可以以“人民的公意”的名义,不受任何限制地统治其他人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政治上的经验和知识,本质上就和工程技术性的知识和技能一样,它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就像一个人善于设计大桥,或者善于设计一个便利的交通系统,那么,我们应该让他去设计大桥和交通系统,这绝不能构成我们放弃自由,将自己的人生也交给其设计的理由。所以,掌权的政治家宣称自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人民意志,因而要求对其他人实行不受约束的绝对统治时,这是一种危险的僭越。 ( http://www.tecn.cn )
    
    纯粹在宗教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自我教化增加了自己的神性,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具神性(,就像天主教将某些人封为圣徒一样)。但是,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性,丝毫不意味着一个人在现实世界里拥有统治他人的权利,宗教意义上的神性,只能是在完全非强制的前提下,通过一个人的言传身教展现出来的自发的影响力。 ( http://www.tecn.cn )
    
    卢梭以及建立在卢梭主义基础之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人民与神性这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只是特定条件下的多数人的意见的反映,它是现世的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政治力量的来源,但是,作为多数人集合体的人民,并不具有超验意义上的神性;相反,神性作为某种神圣人格的体现,是个体只有通过孤独和幽深的内在体验才能与之沟通的,与群众在现实世界中的共处,非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削弱一个个体的神性。假如说追求政治权力的逻辑要求个体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话,那么,追求神性的逻辑则要求个体退避群众,回到内心。 ( http://www.tecn.cn )
    
    混淆人民和神性这二个属于不同领域的概念所导致的政教不分,一方面使作为个体道德基础的,真正的神性的维度被遮蔽了,将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替代了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作为个体良知的终极基础,事实上就是从根本上剥夺了个体通过和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对话,来独立地判断善恶的良知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使政治不再受责任伦理的逻辑,而是受宗教的心志伦理的逻辑的支配,政治不再是实现保障个体权利的有限的经验目标的手段,而变成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神秘而又狂热的超验理想的方式。在这种只受心志伦理支配的政治活动中,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而践踏他人的权利,就成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神圣的人民概念正是一切现代极权主义的秘密的思想基础。 ( http://www.tecn.cn )
    
    一方面,任何一个人只要代表人民的意志,他就可以拥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民的意志又不是简单的多数人的意见,某些伟大的天才人物可以比多数人更明白人民的意志。这样的政治哲学必然导致人们争相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并以这种方式来展开对绝对权力的争夺。在文革的武斗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双方都高喊自己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宣布对方是“帝修反”,然后展开生死决战。 ( http://www.tecn.cn )
    
    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彻底实践的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会造成如此普遍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其斗争的激烈和持久的程度,最后连发动它的毛泽东也难以制止。就是因为一方面它宣称,一种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是神圣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可以对它的敌人实行彻底的专政,而一旦被宣布为“反动派”,成为人民的敌人,就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丧失了任何属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又是民主的,并且是一种彻底的大民主,即每个人都有权利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动手对自己判定的敌人实施专政。这就使得不仅仅是具有政治野心和抱负的人,而且是每一个人为了自保都不得不去积极地追逐权力和参与政治斗争。因为,不再存在任何受到法律保护的固定的私人权利空间,一个人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主流中去,他的权利和利益的边界就可以无限地膨胀和扩大,而一旦被边缘化或成为政治主流的敌人,他的权利空间就被大大挤压乃至彻底剥夺。 ( http://www.tecn.cn )
    
    文革中的小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孩子,经常反复地玩这么一个游戏,二个人或一群人比赛着谁先登上一个小山坡,最先登上高坡的人,就立刻回转身来,用手比作枪的样子,对他的同伴大声说:“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这个幼儿的游戏,传神地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情形下的政治游戏的精神实质,任何一个人只要夺得政治权力的制高点,同时也就夺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判他的敌人在道德上、政治上和肉体上的死刑。 ( http://www.tecn.cn )
    
    在这样的争夺绝对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无疑只有那些心灵最为狂热,意志最为坚强,对敌人最为残酷,最能煽动人民的非理性的激情,同时又最具有不加反省的道德自负[9]的人,才可能登上顶峰。同时,这样的政治游戏还培养和训练出一大批具有“权欲狂”人格的积极分子,他们除了想登上权力的高点,可以不受限制地统治他人之外,不再有任何固定的价值理想。 ( http://www.tecn.cn )
    
    所以,我们看到,作为普遍践踏人权的巨大灾难的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得到充分实践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想要“当家作主”,都想要去追逐那个代表人民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神圣权力,结果,所有的人都沦为这个权力的对象而遭到悲惨的践踏,因为,每一个想要“当家作主”,想要分享无限的人民主权的人,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的“暴君”(或者说“暴民”)。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缺乏反思平衡教养的人们,希望通过以大多数人抱团,构建一种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的方式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性,结果,反过来使自己被这种权力所奴役,并且,使人对人的危险性以最充分方式展现出来。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地反思导致文革的原因,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文革的悲剧,深深地植根于倡导绝对的人民主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之中。 ( http://www.tecn.cn )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倡导了一种类似宗教崇拜的“人民崇拜”。真正的宗教崇拜,是个体在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对一种自己神往的超验人格的崇拜,而“人民崇拜”则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个体粗俗的自我崇拜的心理基础上的,指向一个无法无天的现世权力的偶像崇拜。在普遍的“人民崇拜”的氛围下,我们有了“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医院、人民中学,乃至人民商场、人民理发店……,一切事物恨不得都要冠上“人民”二字,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分享“神性”,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 http://www.tecn.cn )
    
    在这一系列以“人民”命名的事物中,大约要算“人民法院”最能反映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特征,从而也最能印证这种粗俗的“人民崇拜”的荒谬性和危险性。从“人民法院”还派生出了“人民法庭”、“人民法官”、“人民陪审员”等等,这一切都是想要宣示,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下的法院,完全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判案的。 ( http://www.tecn.cn )
    
    但是,就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一种不会受欺骗和不会被腐蚀的永远正确的“人民意志”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作为大多数人意见的舆论,或在权力操控下的政治主流的意见。所谓按“人民的意志”判案,事实上,不是按照当权者的意志,就是按照舆论来判案。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有限性和可错的。 ( http://www.tecn.cn )
    
    而宪政主义则认为,就像物与物之间在质量和运动速度方面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样,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是否侵犯对方权利的问题上,存在着同样客观的先天法理。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将“无产阶级”、“穷人”、“大多数人”和“全体人民”的意志,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和神圣的,因而,可以无视任何的法理规则来行动相反;宪政主义坚信:有一种先天的法理超越于人民的意志之上。法官只有依照事实和法理学上的先天原则判案,才可能是正义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相反他必须退避群众,并在积极扩张的行政权面前保持独立,他所能依凭的只能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良知和经过训练的法律理性。 ( http://www.tecn.cn )
    
    为了要现实地降低人民的危险性,显然,仅仅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存在着一种先天的法理规则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法哲学的原则还必须现实化、物质化,也就是说,这些规则还必须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使全体人民处在其现实的统治之下。那么,这样的强制性规则由谁来构建呢?宪政民主主义对此的回答是:人民自己。 ( http://www.tecn.cn )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最大悖论之所在,即它要求人民自己构建统治和约束自己的强制性规则。显然,破解这一悖论的惟一可能就是,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遵循先天法理才可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和相互间和谐相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先天存在的有限性和危险性。苏格拉底将“自知其无知”看作是一个个体获得道德上的觉悟的标志,一个共同体中的人民的政治德性起始于,他对自身先天存在的有罪性和危险性的自知,对自身不适合掌握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必须接受某种外部强制性规则的捆绑的自知。 ( http://www.tecn.cn )
    
    显然,只有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普遍地获得了上述的政治德性之后,在这一社会中构建宪政民主政体才是可能的。相反,要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普遍地渴望成为专政的主体,希望以此来实现某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彻底解放”,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不存在任何存活和生长的空间。事实上,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假如真的普遍地信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积极地想去参与和分享一种绝对权力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这一社会中的人民的政治德性,在极权主义者的煽动和蛊惑之下,已经被腐蚀和动摇的证明。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人民在政治上的德性,启示其对自身的有罪性和危险性的自知,启示其对先天法理和对他者的个人权利的敬重。 ( http://www.tecn.cn )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此反复强调人民主权有限性的原因。对一种即便是真正源于人民的权力,也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利,也必须接受强制性规则约束的强调,不仅仅是在宣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也不仅仅是对由于违反这一原则而造成的历史悲剧的反思,它更是在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从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向宪政民主政体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核心的价值转向的揭示。 ( http://www.tecn.cn )
    
    目前,中国的执政党也不再是一味强调超越法律之上的专政,标准的提法已经变为“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执政党已经表示出强烈的“依法治国”的意愿。但是,我们看到,只要不能在政治哲学上明确地确立人民主权有限性的信念,在宪法上明确地将个人的权利规定为公共权力不能介入的禁区,那么,在目前中国议行合一的政体下,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任何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而不受任何外部强制力的约束。因此,上述三者的统一就依然是统一于党的意志之下,这和列宁提出的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专政理念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 http://www.tecn.cn )
    
    只要没有确立人民主权有限性的信念,那么,“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就意味着执政党宣称:我是愿意遵循规则的,但是,我惟一愿意遵循的规则就是我自己定下的规则,而且,只要我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我就可以不断地修改和制定出任何性质的新规则。 ( http://www.tecn.cn )
    
    而在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向宪政民主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执政党需要确立的是这么一个新的信念:保护作为每个个体的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条件的基本权利,是政治应该追求的永恒不变的价值,为此,在立法阻止人们相互伤害的同时,还须制定一些强制性规则,以防止个人权利免受公共权力的伤害,这些规则越是获得超越于党的意志和大多数人意志之上的恒久性和坚固性,说明个人权利就越是获得了有效的保护。同时,执政党越是能够主动构建旨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强制性规则来进行自我捆绑和自我约束,它也就获得了越多的政治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我们看到,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相比,信奉人民主权有限论的宪政民主主义从根本上逆转了对最核心的政治问题的提问方法。 ( http://www.tecn.cn )
    
    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看来,人民的绝对主权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剩下来的问题是谁最有资格代表人民,以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反映人民的意志?从执政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和俞可平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代表权,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因而,执政党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就应该是: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党只要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能使自己永远反映人民的意志,那么,就可以保证自己永远执掌一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 ( http://www.tecn.cn )
    
    而在宪政民主主义看来,一切形式的绝对主权都是僭越,都是不合法的,不管这种权力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几个人手里,还是多数人手里,如何构建一种合法的绝对权力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因而,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正确的提问方式是:如何去划定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并且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这种界限明确地确定下来。更具体地说,是要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有哪些个体在追求自身的幸福和成长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要不断地去发现这样的权利,并为其构建制度化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要去发现,在目前公共权力的构成方式中,存在着怎样的缺陷,以致于使得公共权力依然有着侵犯个人权利的危险性,并且需要怎样的改革,才能从制度上给公共权力以约束,从而降低这种危险性。 ( http://www.tecn.cn )
    
    所以,只有首先确立人民主权有限性的基本信念,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真正具有建设性的价值目标,才可能提出如何从制度上为政治权力设置界限,这一宪政化改革的根本性问题。相反,只要执政党继续坚持人民主权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外部规则约束的信念(即人民民主专政理念),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谁(以及他怎样做)才能代表人民执掌绝对权力这一荒谬的伪问题,这一伪问题,除了使党内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和反对派政治变得更加激进和非理性之外,(因为,谁都希望自己有资格代表人民,而将自己的反对者宣判为人民的敌人)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使当政者热衷于通过亲民秀来证明自己执掌绝对权力的正当性,从而使得中国政治体制通向宪政化改革的真实道路被完全遮蔽,乃至陷入某种连一个最基本的真问题都无法提出的境地。 ( http://www.tecn.cn )
    
    三、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化分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宪政民主主义在人民主权问题上的第二个重要争论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可以分解。细分起来,它又可以分为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最高权力的分解是否可能;二是这种分解是否必要。 ( http://www.tecn.cn )
    
    这一问题,由于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制度的构建方式,因而,它是我们在着手从事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必须清晰地加以回答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众所周知,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秉承卢梭的思想,认为作为人民主权象征的国家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由于进一步认为,可以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来代表人民,同时,又可以由党的领袖集团来代表党。所以,专政理论事实上认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应该不加分割地掌握在党的领袖集团,特别是最高领袖的手中。 ( http://www.tecn.cn )
    
    宪政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之所以在最高权力是否可以分解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首先是由于对政治的核心职能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后者仅仅囿于政党政治的视域,而没有获得对超政党的宪政构架的领会。在这种视域中,政治只是实现某个社群和集团的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而由于一个社群或集团,在特定情形下,追求什么积极价值才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一旦将政治的目标只是定位于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自己的积极价值,那么,一个政治共同体就需要一个绝对权力去确定目标,并统筹一切,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高的效率。 ( http://www.tecn.cn )
    
    而宪政民主主义则认为,个体想要实现自己的各种积极价值的愿望,只能分别通过组建家庭、企业、教会、研究所等各种社会性共同体的方式来实现,而政治共同体的核心职能则是帮助个体实现自身权利免受伤害的消极性价值。 ( http://www.tecn.cn )
    
    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可以分解的问题,事实上首先可以归结为究竟应该将国家主权交给一个自然人,还是交给一架按规则运作的机器来执掌的问题。假如说,国家的终极职能被理解为是统治阶级和集团实现自己的某种积极价值的暴力工具的话,那么,在国家暴力的运作过程中就找不到任何体现超越性价值的永恒法则,必须由一个自然人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来做出自由的判断和裁量。一个阶级和集团追求积极价值的政治意志,只能通过领袖的个体人格,而无法通过一架按既定规则运作的机器来实现。 ( http://www.tecn.cn )
    
    反之,国家的基本职能假如被看作是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免受侵犯的话,那么,一种超越于变动不居的党派纷争之上的永恒的政治价值就被发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完全受法理学支配,就像物与物之间的运动关系完全受物理学支配一样。人们出于操作物体的目的可以依据物理学的原理来构建机器,同样,出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目的就可以按照法理学的原理来构建国家机器。国家既然是一架有着永恒不变的目标,按照既定规则运作的机器,那么,将一架机器分为几个部件,通过这些部件的功能的耦合来实现整架机器的目标,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 http://www.tecn.cn )
    
    所以,要得出国家主权可以进行制度化分解的结论,并非易事,它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国家的基本职能看作是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免受伤害作为一个核心共识。如此,人们才会认识到,只存在一个统筹一切的权力中心的话,那么,在它一心一意地要在现实世界里实现某种积极价值时,平等保护个体的权利的视域就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如此就需要建立专职的机构来对各种损害个体权利的行为,特别是对政府权力本身对人权可能导致的伤害加以防范和校正。 ( http://www.tecn.cn )
    
    这样,从原先的一个统筹一切的绝对权力中,自然而然地分解出来了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两种权力的独立,方才可能保证国家暴力对人身进行强制时,完全是出于保护人权的目的,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所以,只有在明确了保护人权的目标之后,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才可能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力边界,相互之间才可能协调合作。 ( http://www.tecn.cn )
    
    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前宪政的政权,假如没有建立起保护人权是政治的核心价值的信念,并进而认识到各个权力机构职能的边界,而是认为,三权分立就是简单地将原先集中在一个机构中的权力分解到三个机构,那么,这样的权力分解所导致后果,就必然是每一种权力都不断地想要扩展自己的疆域,甚至想攫取绝对权力。这也就真的不再是一个政府,而变成三个相互冲突的政府了。如此,我们认识到国家主权的制度性分解是可能的,但又是有着相当苛刻的条件的。 ( http://www.tecn.cn )
    
    这样一来,派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尽管权力分解是可能的,但我们何以一定要花费如此巨大的艰辛,并且冒着使政府效能降低甚至完全解体的风险去追求这种可能性呢?尽管在人类的宪政发展史上,无数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此有过汗牛充栋的论述。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必须通过自己的宪政实践,并且深刻反思自己前宪政政治中的血的教训,才会真正地领会和确信这些重要的政治真理。 ( http://www.tecn.cn )
    
    从根本上说,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植根于人性的有限性之中。歌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行动中的个体总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这是因为,一个坚定的行为总是需要某种特定的立场,而做出行为决断则必须封闭自己的视域,无视某些有碍于自己行动的他者的意见的存在。而政府的行为往往总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大规模的强制性行为,因而,一个行动中的政府总是危险的,不管它是在从事什么行为。惩治犯罪是好的,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普遍地侵犯人权;帮助穷人是好的,但很可能伤害社会的其他阶层,并破坏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孟德斯鸠在评论专制主义时曾说:专制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吃树上的果子,就把树给砍倒了。 ( http://www.tecn.cn )
    
    一个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它的根基就是个体的权利。而一个极权政府在以一种总体主义方式支配社会时,在每一个时刻都会找到它当下的要务,并在推进这些要务时,不断砍伐整个社会得以健康存在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根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和当权者的个人品德无关,而是植根于人性和政治权力得以有效推进的必然性之中。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特别列举了罗马“哲学王”马可•奥勒留迫害基督教的例子。正是这位专门沉思伦理问题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个人品格无懈可击和充满智慧的皇帝做出了迫害基督教的决断,因为,他相信基督教对当时罗马的社会生活有着危险的破坏和解构作用,而完全没有预见到基督教在未来西方文明中扮演的伟大角色。 ( http://www.tecn.cn )
    
    所以,个人的德性和智慧是靠不住的,为了降低政治权力的危险性,防止它以“砍树吃果子”的方式,果断“高效”地去实现自己的伟业,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制度性的篱笆和防线,防止整个社会的根基被其侵蚀和砍伐。在人类的宪政史上,正是出于这样的必要性,立法权和司法权才不断地生长分化出来,日益获得按其自己的价值目标和逻辑进行运作的独立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征不同,这两种权力的价值目标主要是消极性和保守性的,为捍卫个人权利免受伤害而设立的。它们不是要在积极的价值领域里去和行政权发生纷争,(就如在行政权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经常发生的争权那样),而是以一种坚韧不拔的原则性守住自己的价值疆域。只有这三种权力所捍卫的价值相互协调和均衡时,一个政治共同体才能健康地存在和发展。 ( http://www.tecn.cn )
    
    目前的执政党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悲剧之后,也意识到了用制度约束权力的重要性,但是还不能接受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鼎立的制度构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景。代替上述“三权”,“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人权、事权和财权”以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但事实上这二个“三权” 之间的协调,只是行政机构改革范畴内的事,它可以提高行政的效率,具有行政管理学上的意义,但是并不具有宪政学的价值。 ( http://www.tecn.cn )
    
    所谓的“人、事、财”三权明显只是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存在的事务性分工,我们就拿“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之间相互制约的说法来加以考察。比如,“监督权”可以监督“执行权”是否是按照“决策权”制定的目标行动,但是,当“决策权”制定的决策严重侵犯人权的状态下,“监督权”就完全无力去监督了。事实上,这三权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想到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机构的设置,比如军机处(或宰相)负责决策,各部负责执行,御史(或东厂)等负责监督。但是,它们之间要能协调,必须要以后面有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君权为前提。这种分工可以起到使政权机构变得更为稳定有效的作用,但是,却不具有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价值。 ( http://www.tecn.cn )
    
    一个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并不能一定保证自己具有效率,但是,这样的构架却是保护人权所必须的。因此,一个政治共同体一旦认识到平等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是政治的核心价值之后,就无法逃避向这样的制度构架发展。当然,除了保护人权之外,行政效率也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后者只有以前者作为前提,才对全体公民真正具有正面的价值。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真正具有宪政学意义上的价值,就无法逃避地必须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职能分解和相互制衡作为一个远景目标。但是,在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之后,具体要走怎样的路径,则必须审慎地从现实出发,尊重以往的政治经验和传统。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架只是一个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现实存在,需要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置所追求的价值,和行政效率等其他维度上的价值综合起来,而这正是政治家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的领域。 ( http://www.tecn.cn )
    
    四、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委托-代表”关系只有通过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才能合法地建立起来
    
    执政的政治家必须是人民的代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这一点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和宪政民主政体都承认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委托-代表”关系,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现实地建立起来。 ( http://www.tecn.cn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认为,一个政治家能不能代表人民,归根结蒂要看他的政治行为能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显然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人,持有相互不同的观点,而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时,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确定谁更适合代表人民去执掌权力呢? ( http://www.tecn.cn )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原则回答就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一种决策制度,在充分听取群众或群众代表的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正执掌权力的政治精英对这些意见加以集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民主集中制,事实上就是政治精英(,而且是正在掌权的政治精英)决策制。因为,在一个问题上,究竟要不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在一个怎样的范围内,以什么方式听取意见,以及最后将纷繁的意见集中成什么决策,都是由政治精英的自由意志决定的。 ( http://www.tecn.cn )
    
    实行这样的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政治精英决策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政治精英(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术语是:在政治实践中久经考验的党的德才兼备的领袖)比人民更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什么?这句话虽然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个真理。从勒邦、塔德一直到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研究始终告诉我们,从智力上看,一个群体的智力水平比这个群体中个体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因此,不要说一个才能出众的政治领袖,就是一个常人,当他认真地诉诸自己的理性时,他的判断力也要比群体高明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治组织假如没有集中决策的机制,任何决策都交给群众的话,那么,对这个政治组织来说,就不仅仅是效率低下的问题,它本身能否存在下去,都将成为问题。 ( http://www.tecn.cn )
    
    然而,虽然纯粹从智力上看,个人,特别是具有经验的政治领袖在判断和处理政治问题时要比群众高明,但这绝不能成为让群众彻底放弃自己的权利,将一切都交给政治领袖独裁的理由。因为,一旦放弃外部的强制性约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政治领袖一定会将他的权力和经验用于平等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目的。 ( http://www.tecn.cn )
    
    所以,宪政民主主义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是,一方面通过代议制政体让人民将具体的政治事务委托给专业的政治家去处理;另一方面,又通过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让人民通过票决来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而这样的结果开放的民主选举制度能够顺利运作的前提是,一整套既限制权力的范围,同时又保证权力有效运作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建成。也就是说,这套制度能够保证,不管新当选的行政首脑或议会代表是谁,整个以保护人权为目的而设置的三权鼎立的基本政治框架的运作都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由于各个政党推荐的候选人都已是经过筛选的成熟的政治家,因此,不管民主选举的结果是什么,一般来说,都不会影响政府的有效运行。 ( http://www.tecn.cn )
    
    对于宪政民主主义的这样的制度安排,总有着来自二方面的批评。一方面的批评,总是举希特勒也是民主选举上台的为例,证明结果开放的民主选举的危险性和盲目性。但是,我们看到,希特勒上台后的极权主义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在国家的宪政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决断不管是交给多数人票决,还是少数人独裁,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冒险,考虑到宪政政治的最基本的追求是保护全体公民的人权,因此,将统治者的最后决定权交给公民票决相对而言所冒的风险要小一些。 ( http://www.tecn.cn )
    
    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则认为,由于民主选举的结果根本改变不了国家的基本制度,而且无非是在已经确定好的二个或几个候选人中选一个而已,因而,这样的民主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假民主。假如说上一方面的批评来自权威主义者的话,那么,这一方面的批评,则来自于相信“人民民主”的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宪政民主主义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基于对在投票中表现出来的群体理性的有限性的现实考量,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民主就会成为破坏法律秩序的危险的东西。而且,这样的民主选举绝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最后从二个(或几个)人中选一个的权力,真实地掌握在全体公民的手中,因此,政党在推举候选人时就必须要顺应民意,同时,竞争压力的存在,使得竞选者和最后的当选者都必须要不断做出有效的政绩来寻求人民的认同,而不是像在任命制下掌权者只须获得上司的认同即可。 ( http://www.tecn.cn )
    
    我们看到,倒是那些对于“民主”的功效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坚信“人民的意志”是绝对神圣的和不应受到任何约束的,想用“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去冲击和摧毁任何现存的强制性规则和制度。而最后当这样的追求彻底解放的革命胜利之后,在为了维系正常的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中,政治精英彻底垄断了政治决策权,民意则彻底丧失了在政治领域的任何有限的范围内做出决断的权力。 ( http://www.tecn.cn )
    
    在“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中,虽然,事实上政治精英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决策权,但是,在理论上说,政治精英必须听从民意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这一政体中,也构建了定期选举的制度。但是,和宪政民主政体的结果开放的选举制度不同,这样的选举只是仪式性的,选举的结果完全是由政治精英预先确定的。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仪式性选举,让我们联想到绝对君主制下,君主的极其隆重庄严的祭天仪式。绝对君主自称天子,将自己看作是天意的代表,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实际上,君主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暴力征服,就是来自于继承,但是,这样的世俗的来源缺少绝对权力所必需的自诩的神圣性,于是,通过规模浩大的周期性的祭天仪式,君主的意志被看作是和天意连接起来,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在周期性的仪式性选举中,执政者的当选和人民的意志之间被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之后,执政者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被看作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结果完全由政治精英预定的仪式性选举和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相比,存在的弊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投票者的意志在整个政治决策中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它就像祭天仪式一样,是一种赋予独裁的权力以象征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的礼仪制度。由于政治权力获得的真正途径,和选举,和公民或公民代表的意志毫无关系,因此,这样的仪式性选举也就起不到任何约束和规范权力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许多人都将这样的仪式性选举仅仅看作是当权者个人的欺骗和阴谋,但是当我们发现人类政治史上所有的采取“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国家,都一无例外地采用了这样的仪式性选举制度之后,就会认识到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所有相信人民是神圣的,因而应该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国家,最后都一无例外地实行了实际上人民的意志在政治决策中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仪式性选举制度呢?在这一表面上看上去充满了讽刺的悖谬的背后,其实是有着高度必然性的政治规律在起作用。 ( http://www.tecn.cn )
    
    正是由于在政治哲学上错误地相信,人民(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大多数人)的意志是神圣的和不会犯错误的,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的二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制度建设上,由于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危险性,因此不是在制度上为权力设置界限,对其加以制衡,而是只想着如何不断地扩大权力的边界和增加权力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公民的政治道德的培养方面,就如作者在《正名》一文中指出的,为了培育专政主体而进行的所谓“主人翁教育”,系统地鼓励了公民的虚荣自负和不受约束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的专断的权力意志。由于大多数人的意志被看作是神圣的和可以无法无天的,这使得任何超验的价值观都无法建立起来,从众和媚俗就成为最高的法则,而这正是培养暴民意识的温床。 ( http://www.tecn.cn )
    
    上述二方面的错误,使得一种有序的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不再可能。首先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的执掌者,是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来连续和有序地加以选择的,就像绝对君主不可能是民选的那样,因为,绝对权力中就包含着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择继承人这一最重要权力,只有将绝对权力改造成有限的,民选才有可能。同时,上述二方面的错误,也必然会使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自由选举,变得无序和危险。 ( http://www.tecn.cn )
    
    目前,执政党一方面高调地宣称要实行“人民民主”,宣称“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低调地说:民主化进程急不得,因为目前人民的素质还太差。似乎执政党是急于想要推进一种完美的彻底民主的制度,只是由于人民素质太差这一客观原因,才使得民主无法实现。 ( http://www.tecn.cn )
    
    然而,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一种有序的结果开放的民主选举得以可能的前提是,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将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元化的绝对权力,改造成按规则运作的相互制衡的有限权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教养也将迅速地被培育起来。相反,假如通过高调宣扬“人民民主”,宣称“人民主权”的神圣性和不可分割性,以此来不断强化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一元化的绝对权力,这样的话,那么一种结果开放的真正的民主选举不要说一百年,就是一千年,一万年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使这样的制度得以存在的条件,不是被逐渐地培养起来,而是正在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被不断地加以铲除。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人民主权究竟是有限的还是绝对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可以实行制度化的分解;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究竟是必须通过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还是通过一种结果预定的仪式性选举就可以被合法地建立起来?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宪政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之间的核心分歧之所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着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的演变方向。 ( http://www.tecn.cn )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假如不用任何外部的强制力去加以压抑和扭曲,那么,在仅仅对上述第三个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时,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个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比一个结果预定的仪式性选举更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在仅仅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自由争论时,虽然分歧会有所增加,但大多数人依然会认识到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假如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争辩,那么即便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确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是否会在这场自由讨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的主权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又是充满危险的,所以,来自于人民意志的权力,必须接受以暴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法律的统治,它必须被强制性地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以为个人的自由留下空间。 ( http://www.tecn.cn )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认为,我就是人民,承认人民的有限性和可错性,也就是承认了我的有限性和必须接受统治的特征,这对长期以来在“主人翁”教育下长大的个体来说,是其虚荣自负的难以忍受的严重挫伤。在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所构建起来的精神氛围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一种缺乏反思平衡教养的粗鄙的自爱,投射在狂热的人民崇拜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文中反复强调,一个神圣的应该掌握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的“人民”概念正是极权主义秘密的思想基础。 ( http://www.tecn.cn )
    
    在本文中,我们力图想要揭示的是,不管是宪政民主主义,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中,都包含着高度的政治逻辑上的自洽性。[10]也就是说,一旦你坚信人民的主权应该是神圣的和不受任何限制的,那么,你所构建的必然是一元化的绝对权力,最后,为了使这样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行,你所可能采用的只能是由政治精英操控一切的仪式性选举;相反,你想获得一种结果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则必须以构建一个权力制衡的有限政府为前提,[11] 而这样的宪政政府的建立在政治哲学上又必须以对人民主权有限性的确信和与此相对应的人性理解作为前提。既想构建一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又想获得一种有序的自由选举制度,就像是在几何学上一定要画出一个“方的圆”一样,从逻辑上看就是矛盾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 http://www.tecn.cn )
    
    所以,我们看到,执政党通过它的智囊所表达的这么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即通过高调宣扬“人民民主”,在政治哲学上强调人民主权的神圣性和不受约束性;在制度设置上,否定司法独立,否定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希望在议行合一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党的一元化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前提下,却又希望通过从党内民主到全民民主,以渐进的方式,扩大真正的民主选举的范围。这要么只是以似是而非的空话,暂缓宪政化改革的拖延策略,假如,它真的认真实行起来,那么,能够得到的结果,只可能是类似文革式的暴民运动和全局性的动乱。 ( http://www.tecn.cn )
    
    因此,要想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向着宪政民主的方向演进,自由知识界的核心使命就是在坚守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信念的前提下,不断和执政党展开耐心、理性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而要使执政党的政治视域,和由自由知识界所代表的普世价值,在宪政民主的问题上获得某种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是中国政治文明获得实际进步的前提,)在政治哲学上必须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对作为极权政治思想基础的,神圣的应该享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人民概念进行解构。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 http://www.tecn.cn )
    
    2008-3-2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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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层智囊俞可平解读十七大: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新华网,2007年11月21日。
    
    [2]《中共十七大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李斌等,新华网,2007年11月11日。
    
    [3] 与执政党和其高层智囊并没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明晰目标相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作为私人研究,在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中却描画了这么一个宪政改革的远景目标,这是笔者至今为止所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最为完整,在学理上也最为清晰的一个文本。 ( http://www.tecn.cn )
    
    [4] 就如基督教所揭示的,每个个体都是有限的和具有罪性的存在,因而,由个体所集结而成的群体不可避免地也带有这些特征。而且,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 ,和个体相比,群体更加非理性,更容易陷入颠狂状态。 ( http://www.tecn.cn )
    
    [5] 列宁时代的苏联就采取过将作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白俄驱逐出境的政策。
    
    [6] 文革中某些地区的革命人民因害怕阶级报复,曾自发地对“黑五类”采取过满门抄斩的预防措施。
    
    [7] 自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动十月革命之后,站在街头,站在敌人的坦克上,通过雄辩的演讲,号召人民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伟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就成为中国现代政治传统,以及革命美学中最崇高的象征。这一无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危险,站在高处,召唤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群众,为伟大的理想社会的降临而进行“最后的斗争”的革命雄鹰的形象,曾经穿透了亿万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会不断地再现和复活。 ( http://www.tecn.cn )
    
    [8] 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共识,在一批以社会良心自居的时评家的控诉和抨击之下,以及在所谓的“穷人经济学”的冲击下,近年来重新又变得模糊不清了。 ( http://www.tecn.cn )
    
    [9] 也就是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他真诚地高叫:我怎么可能背叛人民,我就是人民!在斯大林和毛泽东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狂热和致命的道德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抑制了其本能的道德反思,使他们能够勇猛地在罪恶和血泊中前行。 ( http://www.tecn.cn )
    
    [10] 双方的这种政治逻辑上的自洽性,都不是简单地由某个思想家在书斋里构建的,而是在各自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在对逻辑上不能相融的政治观点的不断证伪和淘汰中逐渐形成的。 ( http://www.tecn.cn )
    
    [11]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政府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不是有限的,司法也不是独立的,那么,当政者就完全可以将权力传给自己指定的人,而不是付之于人民的票决;或者他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将自己的竞争者加以逮捕;即便民主选举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举行了,面对选举结果,失败者由于认识到胜利者有了绝对权力,可以任意地对待自己,他就不愿服输,而会选择继续无限制地斗争下去。总之,没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有限政府,有序的民主选举制度的长期存在是无法想象的。 ( http://www.tecn.cn )
    
    [12] 本文的写作,始于2007年11月底,因事拖延,于2008年3月26日完稿。
    
    ……………………
    
    呵呵。
    
    许允仁如此论述,比李延明走得要更远些。
    
    实际上,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报告,在民主的论述上,还没有许允仁这般集中。而陈永苗好像没有如此系统性地涉及过。
    
    这也是我向自称为进行民主普及课的杨恒均推荐李延明(此前我曾经多次引用他发给我的有关人权与主权、人民主权、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论述)和许允仁的原因所在。
    
    当然,前面提及的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曾经使用过韦伯的“政治成熟”概念,用西方人的路径解析过中国对西方模式的顶礼膜拜与照方抓药到底是不是能够出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结局。而国内外也有不少人看到,宪政民主作为洋鬼子鼓捣出来的货色,到底在中国会成为什么样、或者说是不是存在适应性问题,则更为各方所关注。
    
    见面时,杨恒均一直对中国不少人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可行性质疑颇有微词,特别是对将这类普世价值与言必称美利坚结合起来而大惑不解:“普世价值怎么就成了美国的了呢?”其实,杨恒均推崇的普世价值,其构成究竟是什么,恐怕还应该有所界定和明晰。
    
    就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自由派主张限制权力,却对资本网开一面,在所谓起点与过程公平的主张下消解了社会公平的要义。在这一点上,新左派则显得更进一步,既限制权力(当然在此新左派走得不如右派们远,比如右派甚至要求在理想化的状态下可以取消政府),也限制资本。在经济民主(限制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政治民主(限制资本)。市场经济是不是万能的?是不是存在市场失灵?权力与市场的界限在什么地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则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内存在着内生性的自相矛盾(崔之元对此有专门论著,另当别论于此不赘)如何对待?
    
    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民主,在中国不同的派别里对此有着大相径庭的解读与界定。
    
    因此,如果说“民主”在不同人的叙述当中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内涵,具体而言,我说的民主与你说的民主晚上两码事,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有关民主讨论的公共空间,完全成了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闹剧。
    
    俞可平煞有介事地弄出了个“民主是个好东西”,马上招致了一片嬉笑怒骂。人们诘问道,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民主为什么不能是个坏东西?民主怎么就成了好东西?民主究竟是不是个东西?……
    
    嘎嘎。
    
    实际上,俞可平的文字去年招摇过市后,逐渐也成了昙花一现的火星。权威递减的大背景下,改革本身遭到了越来越广泛、深刻而激烈的质疑与抨击。最近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撰文提及,中国极左与极右人士都在否定改革。而我所看到的最坚定不移的改革支持者,则是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及其同伙们。这恐怕是很耐人寻味的。事实上,改革缺乏理论支撑,这越来越成为共识。中国的左右派对改革以及伴生类似民主、开放之类的现象与概念的分庭抗礼,反映出改革自身的合法性的严重缺失,谈特别是理论上解释描摹建构的无所作为。
    
    如此,再来看各地风风火火的党内民主,恐怕也就只能是花拳绣腿自娱自乐自摸自慰的货色,除了贪官污吏们瞄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之外,对于中国事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姑且不谈什么中国作为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签字国十多年到现在该条约竟然不能交付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只是看党内民主作为精英政治的典范,也无非是应了那句话,即现如今所有的改革都是以弱势群体利益受损为结局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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