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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中国特色的“一奶同胞”/周新京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21日 来稿)
    
     1、连续在几个场合聊起派别的问题,愈发觉得应该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加以深究。尽管人们不否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与世界通行的左派和右派不是一个概念,但就像在其它话题上一样,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呗,只要用着习惯和舒服就行。看来不管执政不执政,不管身在庙堂还是江湖,玩儿“中国特色”都是一个习性。“普世 ”只是吆喝一下而已,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别扭。冲这一点,左派和右派也不应对立,因为都是中国特色这个母概念化育出来的一奶同胞。但这个奶不是通常所说的党的奶、国的奶、民的奶,而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复杂激烈的嬗变流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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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的派别划分,运用的标准很简单——只要反政府的就是右派,骂得厉害的是极右派,与政府“死磕”因而受到“特别关照”的,是右派中的英雄。相反,替政府说话的就是左派,坚定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是极左派,为政府开脱历史“罪责”的,便是“左爷”、“左棍”、“暴左族”等。当然这只是民间标准或网络标准,却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
    
     那么,什么是“普世”的标准呢?从起源来看,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当时在塞纳河左岸,分布着大量的廉价住宅和咖啡馆,是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右岸则是高尚住宅区,聚集着达官显贵、保守派人士和新兴资产者,由此分出左右两个阵营。另一个说法是,英国宪章时代,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开会时,保守派通常坐在右边,改革派坐在左边,右和左便相应地成为政治观点的代名词。
    
     在此基础上,形成较明确的概念,右派维护的是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现存秩序和传统文化经典价值。左派维护的是社会中下层,并对传统文化和既定秩序提出挑战;右派强调集中资本和社会资源,提升国家在国际领域的整体竞争力。左派宁愿分散资本和社会资源,改善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右派主张市场自由,左派倡导计划干预;右派趋向务实,国家至上、利益至上,左派趋向理想和批判,反对国家专制和资本极权,推崇道义、人权、环境保护等等。
    
     将这些内容罗列出来,结论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当今流行的右派,其实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右派的对立面。但是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在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却一直沿用着最初的划分,将来恐怕也不会因为中国人不这样划分就改变标准。为什么在中国,左和右的概念会同世界“满拧”呢?
    
     2、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二十世纪左派浪潮的一个分支。蒋介石代表的达官显贵、大地主、大资产者,也无可争辩地属于右派。那时,中国的左和右还没有弄混,还是很“普世”的。共产党获取政权后,逐步剥夺有产者,消灭私有制,缩小社会差别等,奉行的也是正宗的左派政策,这种政策在文革当中被推演到极致。
    
     然而,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却使中国政治陡然右转,虽然后来有一些反复,仍在右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为右派和地主资本家平反,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持私人资本、对国有资产进行股份制和私有化改造,承认股市、期货等商业投机,松动户籍和人才管制,取消生产资料审批,引进境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约束计划干预、全面让位于市场调节等等。几乎将前30年左派的革命实验全部作废,使中国社会还原到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期发展的自由状态。
    
     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个口号是,“一个开明君主比一百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更能够把社会推向前进”,而一个由开明君主组成的专制集团,功能当然更强大。只不过,这是一个将改革意图专制化的集团,如同历史上的抗灾和治水一样,政令一律、不容分说。而且,那个被极左观念荼毒的时期,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时至今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将中国政府列入极右的范畴。比尔盖茨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没有工会抗衡、没有福利掣肘、没有法规钳制,只求利益最大化,这样的资本坦途,的确举世罕见。短短30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增长近10 倍。
    
     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反专制的。废除专制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变革都来得比较晚。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都要经历一个新权威主义的过渡期。看一看中国近代以来的专制史——晚清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的训政或军政专制、毛泽东的乌托邦式革命专制、邓小平务实的改革专制等,惟有后一种专制,是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这也正是亨廷顿区分旧权威与新权威的首要标准。
    
     3、以专制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新权威主义本身就带有极右的色彩。只不过,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不是从中世纪的旧权威那里直接蜕变来的。30年的极左专制,为中国社会打下深刻的烙印,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利益格局上,都无法轻易改变。中国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小农,对资本主义也是持抵触态度的。当年中共正是借助这种抵触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打着非资本主义的旗号,也就是“亮左灯、向右拐”,不如此便不能从红色江山监护人那里,领取专制机器的“驾驶执照”。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就诞生了。
    
     所谓极右,就是在政策体系中,左的含量较少。而左的含量越少,右的含量就越纯粹。资本的大行其道,必然引发多种负面效应。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福利薄弱,劳动者群体在各方面缺乏保障等,以至形成难以逆转的贫困积累,许多现象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情形十分相似,而这正是民间左派产生的土壤。由于政府 “智慧地”打着左派旗号,以反政府为简单宗旨的民间左派,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
    
     当今民间的“右派”,正在不自觉地承担起早年共产党的使命,抨击专制,反对资产者和达官显贵、呼吁社会公平、替弱势群体说话等,在思想上并无多少右派的内涵。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右派是个光荣的字眼,那是数十万人用自己的青春、才华、学识、甚至生命打磨出来的形同勋章的符号,反政府越坚决,这勋章就越闪闪发光。如此,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便各得其所,左派的外衣使右派的政策推行起来更加安全和顺利,右派的称谓也使左派听来十分顺耳,私下窃喜。尽管与世界通行的标准满拧,谁也无意更改。
    
     反专制并不能说明左派就是右派了。从原理上讲,不论什么时候,社会中下层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和话语权利等方面都受到排挤,反专制是左派的永恒话题。右派反专制却是有条件的。他们反对的只是封建专制,尤其反对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专制。对资本专制却是维护的。封建专制早已势力衰微,红色专制便成为自由资本的头号天敌。当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右派理论泰斗福山教授大呼历史终结,中国民间“右派”也跟着呐喊,但出发点显然不同。
    
     中国民间右派的非右,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翻一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会发现那几乎就是民间右派的写照。主张激烈的手段和革命速成,视平均为公正。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仅反对资本和专制,也反对自己的领袖,即“领袖专制”,反对一切约束和服从,以及一切复杂的文化。那不仅是早年俄罗斯的产物,上世纪 60年代的法国文革,美国的左翼骚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偏执实验,中国的红卫兵,以及当今的网络愤青,都有此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民间左派(或“右派 ”),往往是由小农、小资产者、青年知识分子和个体劳动者组成,不熟悉国家事务和资本运作,缺乏群体协作经验,对社会中下层的艰辛则有较痛切的感受,观点难免尖锐一些、情绪化一些。若不幼稚,何来真诚?但若要产生实际结果,仅靠幼稚显然不行。
    
     4、在中国,政治当然不仅是由形左实右的政府和形右实左的民间反对派组成的。其它派别也有各自的声音。如传统左派、新左派、务实的右派、批判的右派等。
    
     传统左派分为两支,一支坚持原有的信念,将现行改革看作对经典社会主义不可原谅的背叛,以至要另行组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搞武装暴动(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支从党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党不论做什么,都是对客观局势的策略性应对,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右派政府的显赫业绩,正好可以用来为左派以往的劣迹漂白,挽回党的声誉。
    
     实际上,当下政府最为忌惮和不愿担当的,就是这一派。前一支多为军政元老,及其遗脉。大都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宿将,对国家和军队拥有正宗的监护权,虽不能逾越现职权位,却有动摇这一权位的能力。后一支总想把现政府与传统左派捆绑在一起,也有些讨厌。现政府在国际上遇到的很多麻烦,都缘于这种捆绑。所谓冷战思维,就是用对待早期共产主义专制的态度来对待现政府,而现政府已经在开明务实、与西方联手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走得非常远了。言论管制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要与左派以往的劣迹分隔开来,“眼不见为清”。传统左派的这种捆绑,也许更多地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新左派直接秉承西方左派的思想成果,不存在划分不当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很难被右派政府采纳,他们对资本法则、自由市场、民主机制的质疑,在民间也很不讨好,处境比较尴尬。实际上,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都是一颗大心,不论实行什么制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受伤,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愉悦。对所有因素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那体现出一个民族知觉的幅度和理性的完备,想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将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也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起码的责任。只盯着眼前的实利或一逞口舌之快,注定要一错再错、并为同样的错反复地付出代价。
    
     务实的右派可以说欣逢大展身手的黄金岁月,不论以观念、学术思想还是事务的方式介入,都参与了这个资本高速积累和资本关系迅猛发展的进程,因而倾向于认同政府的决策,将时代的成就视为自己身在其中的得意之作。新中国之初,右派便采取了务实的姿态,保留农村私有制、借重城市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等,但那种意见及其代表人物,都被一个正在做梦的民族碾在疯狂的车轮下。时隔30年,历史回到当初的起点,机遇没有被再次错过,一种清醒和开阔的意识,有点侥幸地占了上风。也许再过几百年,中华民族都会为那一次选择感到庆幸。
    
     批判的右派借鉴西方自由派理论,要求政府彻底放弃权力干预,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包括将国家垄断行业全面推向股市,最大限度取缔政府审批,撤消相关管理部门等。同时在政治上,采用世界通行的民主模式,终结中国的专制史,尽管这专制为30年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但在现代世界价值观面前,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虽然一些批判者找不准位置,使自己沉浸在铁幕时期的恐怖幻象中,这批判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从自由经济走向民主政治,是右派政府在未来的道路上无法绕开的最后选择。
    
     总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或含混、或复杂、或诡异,相互依存和证明,具有很强的嫡亲性和戏剧性,理应彼此欣赏和悦纳。没有哪个派别天然高贵,也没有哪个派别天然卑贱。只要是出以公心,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每一种声音都有益于制度改善和社会进步。包括那些怀旧的声音,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在急于致富、急于向西方靠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丢掉了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即使不值得所有的人珍惜,也值得一部分人珍惜,因而应为这部分人保留一份舒展的空间。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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