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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果然会让普世价值发扬光大?/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1日 来稿)
    
    奥运会果然会让普世价值发扬光大?
     (博讯 boxun.com)

    何必
    
    8月9日,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郎平执教的美国女排顶住压力,以3:1击败日本队赢得奥运会的开门红。比赛结束时已经是深夜23:30左右,但是现场中国的球迷不停地呼喊郎平的名字,甚至发自肺腑地高喊“郎导,郎导,我爱你!”郎平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特别强调:“今天晚上,我感觉非常幸福!”“郎导我爱你”,“我感觉非常幸福”,球迷的热情依旧,郎导的魅力依旧。这一幕,让人想起了24年前,郎平和队友们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夺冠的激动场景。这是一种回归,完美地诠释体育精神的真谛。体育是不分国界,超越时空的。从中国女排辉煌五连冠时的主攻手“铁榔头”,到中国女排的郎指导,再到美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的职业角色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乃至各种非议之声。甚至就在不久前,棋圣聂卫平还对郎平带领美国队参加奥运会颇有微词。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声音越来越稀少,这样的观念已经明显陈旧。开放的中国,使我们拥有了开放的视野,懂得了包容与共进:一个成熟的球迷和观众,首先要为优秀而鼓掌,为精彩而呐喊,无论你身处何方,代表哪国,只要你足够强大,能够奉献高水平的比赛,我们都会为你骄傲和自豪。现代体育已经走出了狭隘的胜负观,进入了文明与文化彼此交流融合的更高层面。竞技体育无疑是讲输赢,争胜负的,甚至是优胜劣汰的残酷对决。但是不要忘了,这并非竞技体育的唯一目的。奥运赛场的短暂角逐,固然是国家与国家,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综合实力的体现,但在赛场之外,我们却面对一个共同的追求:如何通过体育这种和平的竞争方式,使我们人类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友爱,从而打破狭隘的地域和种族限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人类的文明程度更进一步。体育人才的走出去,引进来,向世界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信号。郎平带领美国女排征战北京奥运会,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传递文明的使者,她打开了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人文跑道。事实上,我们在女子曲棍球,男篮等项目上,也通过聘请外籍教练而迅速提高了成绩。他们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体育层面,成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动人符号。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狭路相逢,作为中国球迷该为谁喝彩?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女排卫冕成功,但如果美国女排胜了,我们也决不应吝惜祝福。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这场比赛,那一刻,无论结果如何,体育的精髓都将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奥林匹克精神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2008年8月11日《燕赵晚报》)
    
    吼吼。
    
    这就是现如今中国官方媒体的基本立场。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官方媒体,早就被中国的右派们给把持得昏天黑地的啦。
    
    “体育没有国界”,多么动听的说辞。那么,什么有国界呢?人权无国界,这是现如今被炒得不亦乐乎的概念吧。人权高于主权,我也希望如此。但问题是这样吗?还在北京的小布什来之前在泰国表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中国当局立马表态说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被越来越多的人共识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五大要素(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里,有哪一个在中国能够被认为是内政以外的呢?如果“体育没有国界”,那么教育呢?医疗卫生、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议程设置、黄赌毒、泡妞……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这般呢?没有国界,牵涉到主权国家的边界问题,更是在当前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麻烦。洋鬼子认同北京共识时,认为中国应该以文化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取代江河日下的美国佬别有用心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但是是可能的吗?今年藏独风波之后,民族国家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偏执,让国内外左派们很是热衷于讨论多民族荣辱与共的多元文化系统的生成与繁衍的规定性、决定性与历史性。
    
    所以,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编辑们的职业素养,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当然啦,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也不甘人后。
    
    与世界接轨
    
    台湾资深媒体人张作锦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8月11日 星期一
    
    八月,到北京看奥运。但一票难求,除了沾朋友的光,要到“鸟巢”看一场田径比赛之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在住处“看”电视转播,跟在台北没有两样。
    
    但场外也有可“看”之事,不在北京未必能注意和体会得到。譬如,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大败中国的《读书》月刊。
    
    中国百年灾难,从曾李左胡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孙中山的“革命维新”、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以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目的都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用中国大陆当前的语法来说,是要“与国际接轨”。
    
    这次北京奥运会是与国际接轨的好时机,当局的各种设计,都针对这项目标。既然万邦咸来,除中华美食之外,洋人的各种精神食粮也自应一体供应。7月21日官方宣布,100种平常看不到的外国报刊,奥运期间将准许进口,在奥运村及70家酒店出售,中国人也可以购买。但奥运结束,即行停售。
    
    中国记者立即瞄准一份“敏感”的杂志发问:“这些报刊中包括《花花公子》吗?”发言人的答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要看市场需求和国家法律的规定。”虽然这样的回答甚不“与国际接轨”,大陆新闻界仍极有兴趣,互联网“网易”当天就作了民意调查。
    
    在问道:“《花花公子》上市,你会买吗?”有效访问了10433人,其中:
    
    会,很期待呀——2292人,占21.95%
    
    不会,看不懂——4733人,占45.32%
    
    不看也要收藏——279人,占2.67%
    
    我禁止老公看——3139人,30.06%
    
    在问道:“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花花公子》(与四本大陆知名的杂志作比较)?”有效访问了2384人,其中:
    
    比《男人装(订价20元)》贵5元(即25元)——970人,占40.69%
    
    比《知音(订价3.5元)》贵10元(即13.5元)——551人,占23.11%
    
    比《读者(定价3元)》贵15元(即18元)——500人,占20.97%。
    
    比《读书(定价6元)》贵20元(即26元)——363人,占15.23%
    
    换句话说,弃《读书》的人最慷慨,愿花人民币26元读《花花公子》。而《读书》是大陆最有知识性、文学性而又受人敬重的杂志之一,现在碰到“未见好德如好色”的这群读者,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想占《花花公子》便宜的读者且慢高兴,在中国26元人民币绝对看不到《花花公子》。这本杂志在美国订价美金14.95元,以一美元折合6.8元人民币计算,即使不算运费,也要卖人民币101.66元。
    
    奥运期间,大鸣大放之事甚多。“性学家”潘海倡议在珠海庙湾岛设立“裸泳岛”,藉此让中国人“解放思想”,并“与世界接轨”。这事自然是赞成与反对者都有,倒是平时对性问题甚为前卫的教授李银河女士,指裸体海滩“不符合国情”。参与讨论的另一学者徐贲,文章的标题更直截了当的问:“裸泳有助于思想解放吗?”
    
    民间鸣放,官不后人。奥运期间,政府设立若干“合法集会场所”,准许人民申请游行、示威和抗议,这当然也是“与世界接轨”的意思。但奥运明天就开幕了,还没见有人申请的消息。
    
    一位学术界人士私下说:要与世界连接的,是先进国家的典章制度、文明规范、人文精神的轨道。这些事物,都不是即兴表演能获得,更不是“奇技淫巧”能够取代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嘻嘻。
    
    奥运会给咱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从电视转播的角度看,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国家里,竞技运动项目是仅有的不受到太多限制可以直播的节目。因为,仅仅从赛程本身而言,距离政治最为遥远。全世界都服从于一个游戏规则。不得不提到令人作呕的中国足球,其中存在的假赌黑,也是要在现行规则当中进行私下里见不得人的交易,而米卢的特立独行才使得中国足球有过那么一次幻象中的走向世界,其他的,杜伊科维奇忙着与中国女记者弄宫外孕,而国字号教练,则无一不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戚务生干脆由于中国足协的颐指气使而昏招迭出。可以说,权力是中国足球惨不忍睹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
    
    由是,或许我们可以说,奥运会给咱们带来的是在全人类都必须遵从的游戏规则下的盛宴。换句话说,是个普世价值在中华大地上的浮光掠影?
    
    中国右派里的领军人物对于普世价值很是喋喋不休。
    
    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刘军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1949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7年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中国的关键词是“改革”。
    
    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下去了。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问题,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的,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渐进改革有其固有的特点,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触及其骨架;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东西,而不触及旧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中央认可,作为中央的决定层层贯彻下来;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积累和加速。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下一步的举措需要动结构。显然,中央现在还没有决定动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后,中国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
    
    “改制”有几个尺度:第一是从命令走向市场,从国有企业走向私有。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从南方和广东关于油供应的报道可以看出,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中国的经济只是披上市场经济的羊皮罢了。第二是从专政到民主,中国宪法表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宪法上还写着坚持某种专政,无论是什么专政,我都觉得中国的制度转变没有成功,中国不能生活在一个专政之下。其三,中国要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走向以公民为本的国家。“人民”在很多国家是一般性的、没有特别明确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语,而且非常抽象,是集体本位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属于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30年,至少需要从以上几个尺度进行改制。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改制将是信仰驱动的。不是科学、制度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目前制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它能让信仰者获得一个更高的标准,信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有人认为决定国家差异的是经济、科技、政治,这只表面现象,事实上,制度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执政党认为,中国的优越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制度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同样认同制度差异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本文系作者2007年12月11日在南航ICON年度精英论坛上的演讲)
    
    ……………………
    
    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刘军宁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本某些土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又很大的差异,制度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多,价值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少,甚至被遗忘。
    
    超验价值在中国的两难境地
    
    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宪政制度载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超验价值基础之上的。有关超验价值的形上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共有的自由大传统更是离不开相关的形上学支撑。易言之,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最高层面的正当性来自于形上学的超验价值观,来自于人们的根本信念,而不仅仅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理性论证。在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中,超验价值和共和宪政的正当性都是来自当地的本土超验价值,那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中被发掘出来的自然法传统。没有这种传统资源,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不可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
    
    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脉络中,从近代到当代的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中都大量使用诸如人权、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生命权、财产权、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被视为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而无论使用者的初衷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概念被公认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价值观念常被看作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字面上被不加论证地写入了所有时期的中国宪法(甚至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物的1975年宪法)。然而,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要被写入中国宪法?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修成“正果”,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现实生活中,甚至所有的宪法都须臾离不开那些“舶来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自身传统至今没有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发放通行证。
    
    本土传统资源提供超验的支撑
    
    在中国,人们对本土传统资源能否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的支撑一直争讼不已。今天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的两极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上述争论也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尚未对中国是否需要落实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传统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达成广泛的共识。
    
    为什么普世价值必须有本土传统中超验资源的支撑?因为,若是没有这样的支撑,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来自民众在信仰层面的认同。难道对普世价值的经验和逻辑的论证还不够吗?中国不乏对普世价值的经验论证,但是至今仍然得不到落实,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于缺乏来自本土的超验性价值资源的支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成功地为普世价值在西方的落实提供了形上的正当性源泉。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离不开来自中国本土的超验传统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资源至今未能给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形上的正当性源泉。 有人把对普世价值的超验层面的支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上。其依据是既然在西方是由基督教及其自然法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支撑,如果把基督教变成中国的本土资源,那么对普世价值制度载体不就有了来自本土的超验支撑了吗?这个道理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基督教变成本土资源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所以在短期内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中国的基督教身上,更何况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碰到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所以,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的。
    
    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
    
    上述必要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其文化传统有义务为普世价值提供超验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借助本土的超验资源也成功地落实了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他们也是大国,也有其文化传统。中国与印度不同之处在于,印度已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英国殖民传统,而中国没有也这一传统。日本变成宪政民主国家是由于其战败,美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普世价值并实行宪政民主。中国没有这样的经历,未来也看不到这样的可能。况且像日本、印度、韩国这样的国家都有从其他国家移植文化的传统。所以,中国作为与这些不一样的大国只能像英美一样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所以,本土的传统对于在中国落实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自由主义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所以,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各个朝代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相信人性的普遍性,相信人同此情,心同此理;只要信奉作为人类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只要承认中国人像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向往自由,企盼公正并为之而努力,这样的信念和努力就一定会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留下积累与沉淀。中国人对自由、平等、争议的追求,不可能不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中国人追求自由,这条道路非常曲折。这种曲折不说明,中国人不向往自由,只能说明中国人更迫切需要自由。不论这些印记和积累是多是少,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并有可能加以发扬广大。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是普遍人性的共同要求。这样的转型不是把期望完全寄托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的一支一脉,而是寻求中国的某些本土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在现时代的结合。
    
    变局,还是变天?
    
    ……………………
    
    我肏,刘军宁最后的发问很是惊天动地吧?
    
    中国新左派们对此却从来不进行正面回击,而是以其艰苦卓绝的信息发掘找到对普世价值嬉笑怒骂的材料。崔之元发来王绍光转发的相关内容。
    
    Cui Zhiyuan
    
    2008年6月5日 13:18
    
    Fw: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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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08-06-05 00:36:34
    
    收件人:
    
    抄送:
    
    主题: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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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戏迷(巴.镇.青.鸟) [159926:2512], 12:02:44 06/03/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2008-06-03 10:16:53 点击:1264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然是……
    
    章陶陶/zhangtaotao
    
    2005年灭国新奥尔良风灾,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然是谁?别急,停我慢慢来告诉你。我敢打赌,在我告诉你之前,打死你也不知道。而我呢,要不是查了一下,打死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问题跟“普世价值”有关,那就先说说它吧。强国论坛天天讨论“普世价值”,我觉得“普世价值”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谁是实践“普世价值”的先锋和典范呢?哈灭族们一定会告诉你,是阿(发音e)灭痢坎人(American,)或者他们的西方盟友。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正好相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好,现在回到灭国2005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纳飓风灾害这个问题来。新奥尔良这个地方主要住的是黑人,风灾发生后,死者遗体在水中泡了很久都没人管的,在这样的国度里,你能说他有什么“普世价值”吗?我看他是臭名昭著的反“普世价值”的典范!灭国政府反映缓慢,救援无能,国内外骂声一片,也堪称世界反面教材的典范!还有暴徒趁火打劫、强奸掠夺,这样的国民,还好意思说“普世价值”?我看也是反“普世价值”的典范!不要以为我瞎说,看看后面这张照片吧!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说半天还没说到正题上来,请别骂我,马上就说。我偶然在网上查到了《维基百科全书》(哈哈,英文原版的,不上哈灭族们的当。因为他们虽然英文都了得,但他们总是唱:“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不告诉你!”),有“卡特里纳”飓风的词条,关于国际援助有这么一段,拷贝如下: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Over seventy countries pledged monetary donations or other assistance. Notably, Cuba and Venezuela (both hostile to US government themselves) were the first countries to offer assistance, pledging over $1 million, several mobile hospitals, water treatment plants, canned food, bottled water, heating oil, 1,100 doctors and 26.4 metric tons of medicine, though this aid was rejec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Hurricane_Katrina)
    
    我来翻译一下:
    
    超过70个国家答应捐款或提供其他援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和委内瑞拉(两个都敌视灭国政府)首先提出向灭国提供帮助,答应支援100多万美元,数个移动医院,水处理工厂,罐头食品,取暖油料,1,100名医生,以及26.4公吨的药品,但是,这些都被灭国政府拒绝了。
    
    哈哈哈,原来是共产主义古巴和社会主义委内瑞拉首先向灭国伸出援手,原来这两个长期被灭国敌视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实践“普世价值”的先锋和典范!他们竟然向他们的头号敌人伸出援手,不可思议,又可钦可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外,从这段文字我还发现:灭国政府竟然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拒绝最早的国际援助,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都是“地球村”的时代了,还搞闭关锁国,进行残酷阶级斗争和武斗(参见下图),反对“普世价值”,真是可恶之极!嘻嘻,不过这关我P事,只是灭国的人民真可怜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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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帖目录:
    
    这些王八蛋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做美国人的奴隶 - 过客某某某某 22:10:41 06/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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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帖 [ 0 ]
    
    这些王八蛋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做美国人的奴隶
    
    凡是美国支持的就要支持,凡是美国反对的就要反对,这就是“一夜美国人”的洋奴哲学,无耻之极。
    
    [ 1:90 ] 过客某某某某(张.县.银.桑) - 22:10:41 06/03/2008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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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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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文 责 自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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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左派著名网站则对普世价值直截了当地给予了抨击。
    
    zhoujd
    
    2008年5月12日 14:37
    
    供参考
    
    政改思考.doc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作者:云舟子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22
    
    云舟子
    
    1. 引言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其中以全民选举的民主政治被作为政治全球化的典范,认为没有全民选举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政治,甚至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症结归结为缺乏民主,并认为解决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民主化,从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 [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翻了具有终极决定权力和意志的皇室王朝。可是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层认识,使得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多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
    
    此外,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石头就退回来,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当找不到石头的时候就退不回来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理论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融合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道德文化理论体系和稳定的有别于终极决定特点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问题。
    
    2. 民主的历史及含义
    
    民主的理念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了一种有别于寡头政治和君主统治的民主制度。在经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公民的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任期有一定限制,因而选举需要定期举行;对于重大的国家事物需要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为了开拓市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人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痛定思痛后苦苦思索和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药方,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源。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先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真正实现,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民主革命,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果却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发展成为四大家族对整个中国的垄断,人民不但对民主的诉求无望达到,而且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不可能根治了。
    
    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民主的追求没有知识分子那样迫切,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深恶痛绝的,因而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谈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轮回的历程,这个朝代更迭往往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而在朝代更迭之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毛泽东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
    
    所以,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为了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路线之争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彻底整顿干部队伍,解决深层的政治经济问题。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放手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却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毫无疑问,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深痛的悲剧,然而就在这个悲剧刚刚结束不过十年,另一场悲剧又在中国上演了,那就是“63+1”。63+1产生的背景是反腐败,由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采取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产生了中国独有的腐败形式——官倒。“63+1”学生最初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但是学生们认为,单纯的反腐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竖立了这样一个标竿,于是反腐败上升为求民主。鉴于文革中惨痛的民主经验,中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酿成了建国后的第二次民主悲剧。
    
    3. 民主的局限与困境
    
    为什么中国人对民主追求的结果总是一次次的悲剧呢?是我们的人民愚昧不化,人种低劣吗?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强不息的民族,这个解释显然不合情理。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进行反思。
    
    第一、民主的理念虽然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真正发扬光大,并取得今天在政治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为反对君主君权而提出了公民的人权,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其中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强调这些人权是公民生而具有的,即天赋人权。
    
    人权真的是上天赋予的吗?如果一个人出生后就与人类社会隔离,他只能成为诸如狼孩之类的人,或许他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管他,但是这个自由是上述的自由吗?他怎么可能会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呢?因而上述所谓的人权不可能是上天赋予的,而只能是社会赋予的。
    
    另外,我们知道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是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如果讲天赋人权,为什么一定要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说未成年人没有辨别力,需要社会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种人权到底是社会赋予的还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了人吃奶的能力,人一生下来就会,不需要社会甚至母亲的教育。
    
    国王在其出生时就拥有了当国王的权力,因而天赋君权比天赋人权更符合逻辑和事实。我们认定天赋君权的错误,却用同样的逻辑再造一个天赋人权,难道不是同样的荒谬吗?
    
    第二、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决”,讲少数服从多数,事情的是非曲直由人数的多寡决定。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可是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用“多数决”的强权否决少数人的真理,岂不是让真理埋没,谬误横行?
    
    “多数决”的结果就是多数强权[2],尽管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为避免这种多数强权所带来的弊端而对全民选举制进行了很多修正,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全民选举的多数强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能依靠金钱。因为选举的白热化必然使得候选人尽最大可能地动员社会资源为自己和其政治主张进行宣传。而在竞选双方或多方的竞争性社会动员中,缺乏金钱支撑的一方必然落败,因而当今社会全民选举的基础必然是金钱选举。
    
    以民主的典范——美国为例,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届届增高,早就远远超出了任何候选人和政党的财力能力,这样候选人对资本家进行募捐就成为必然。尽管在美国的很多资本家同时捐助竞选的双方,但是如果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甚至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绝对不会为其买单。这样,资本家仅仅因为他的金钱财富就拥有了对候选人的初选权,而全民选举无论如何公平、平等都是对资本家初选结果的二次选举。天赋人权的平等权哪里去了?民众手中选票的神圣性岂不要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黯然失色?
    
    “多数决”可能会引起、激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多数决”最终的判决标准不是真理,而是人数的多寡,使得不同利益趋向的人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帮派,乃至产生不同的政党。帮派之间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真理、正义、道德和人民的利益等,而只是把他们作为达到他们目标的一个手段,当这些手段妨碍了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忽略、隐瞒甚至抹煞。
    
    世人常把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作为根治腐败乃至其它社会陋习的药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政党政争非但不是解决腐败等社会陋习的药方,反而产生新的社会陋习,比如说贿选、族群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等问题。很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走到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否则依据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难预料全民选举在中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台湾民主的发展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
    
    第三、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不是体现在“多数决”,而是体现在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意思是说,民主是个教育的过程,投票只是一连串公开、沟通、消除偏见之后的最后呈现。持续不断地交换资讯和意见才是寻求人类福祉最坚实有效的途径。
    
    这个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就是通过自由来达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给金子发光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所谓的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通过自由言论可以分辩清楚的。例如对于科学的真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宣传,把科学定理和公式推导过程讲解给所有的公民,然后让所有公民判定真伪,投票决定呢?而事实上,我们只要通过由很多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完成真理的检验和判定,因为绝大多数的科学理论是深奥的,难于让广大民众理解。固然,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深奥的真理不会很多,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几个却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民主实际的操作中,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媒体展示给选民。那么,如果选民没有接收这种展示的物质条件怎么办?如果选民没有精力、时间、能力和素质来研究这种展示怎么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白热化的全民选举过程中,无论选民还是候选人都不可能保持淡泊平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却是追求验证真理所必须的。在这种白热化氛围中,选民和候选人更关心的是小恩小惠,选择寻求最大的利益收获,寻找利益平衡点。
    
    候选人要想赢得选票,必定要提出不同于其它候选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然而选民中的大多数对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这种业余水平不可能通过宣传教育得到根本改变,就像不可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和辩论而让普通民众真正理解掌握。这种建立在业余基础之上的政治氛围,如何才能达到沟通和消除偏见呢?
    
    第四、民主的中文字面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目的无非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全民选举中,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手中神圣的选票。这个所谓神圣的选票是否真的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首先要看什么叫当家作主,所谓作主就是对某件事情具有拍板决策的权力。
    
    其一、选民手中的选票之所以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因为选民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哪个候选人当选,但是全民选举中必然有落败的选民,为什么仅仅凭着人数的优势就剥夺了少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力?
    
    其二、选民之所以选择某个候选人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符合自己的主张,但是对大多数选民,这种符合不是完全的符合,而是大体的符合,选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大体符合自己主张的候选人,这种被迫地选择是当家作主的体现吗?再者,候选人当选后,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兑现其竞选主张,甚至改变其政治主张,这种改变是否符合选举他的选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呢?
    
    其三,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以民为本,可是选举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候选人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得选举,即以选举为本,而以民为本只成为手段退而为其次。因而我们只能将全民选举看作是对民意的反映过程。
    
    其四,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监督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普通民众可以判断一个警察是否在滥用权力损害其切身利益,可是对于一个打着各种美丽旗号的总统进行权力滥用时,他们的判断是否会有专业的理性呢?而且当政客们作为一个阶层和支持他们的财团为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时,民主选举的监督往往会失效,因为任何的选举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五,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性,即在民主选举中,人手一票,作为国家的一员,就有权力参与国家重大的决策。从表面上看,人们很难否认它的合理性,可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错误的,为什么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反而成了普世的价值追求?这种政治的平均主义虽然不会像大锅饭一样直接导致人们的惰性,可是它在建立了普通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平台的同时,却使得这个平台庸俗化和非专业化,从而为政客们操纵民意谋求私利乃至外国势力干涉国内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政客们对民意的操纵和外国势力的干涉,无论其口号多么动听,其根本目的不可能是为了国内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其六,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个方式是公民投票,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如果这样让人民当家作主,那还要政府作什么?对于那些重大的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和全局性,专业的政治家尚且难于抉择,仅仅通过几场辩论会或者其它形式的宣传,就把责任推脱给普通选民,要他们凭一时激情和偏见来裁决。这样的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无能就是在推卸责任。当今世界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平民由于选举权所要负担的政治责任。
    
    第五、民主国家把全民选举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甚至将其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谁赋予了全民选举的这种法律属性?我们已经知道不存在天赋人权,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呢?对此,我们看一下法律的产生。法律的制定除了为维护社会的正义、稳定和有效运作外,它还体现了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文化取向。西方文明有民主的传统,把民主作为一个法制原则并不为过。但是民主不是法制的根本追求和基础,因为它并不能根本体现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把全民选举作为执政合法化的基础,而只能把选举看作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美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它不会因为历史、民族、地域和国别等因素的差异而改变和存废,这就是普世的含义。然而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却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差异甚至有无,这样的价值追求怎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呢?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将民主作为一个价值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将其上升为普世价值就大错特错了!
    
    第六、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原则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并且坚信,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民选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民选给了民众改正错误的机会。既然承认全民选举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和建立比其更好的政治制度?民选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因为民众的业余和偏见而造成的,即非如此,民选的错误真的能够由下一次民选改正吗?对于一个无能、无知或无为的当选人,民众会有机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选者在执政期间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通过选举得到改正吗?人民选择统治者的目的和希望是什么?如果整个政界已经堕落,选举成为在一筐烂苹果里选一个相对不太烂的,任何可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在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2004年的大选,布什并没有因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而下台,陈水扁仍然能够逃避因为两颗不光彩的子弹所应该受到的惩罚。我们当然可以以台湾的民主不成熟为借口,但是美国的200年的历史还没有使民主成熟吗?所以问题的核心是由民主理论的根本缺陷造成的。
    
    4. 民本与民主
    
    在我们经历了文革和“63+1”的民主迷信后,这种迷信依然在当今世界盛行,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后鲜有成效者[1],可是很少有人将其归咎于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只是归咎于对民主制度的实行不够完美,甚至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人们对某件事物的迷信不是因为它的错误,而往往是因为它的正确,至少是表面上的正确,例如对“权威”的迷信。
    
    民主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推崇个人的平等,并试图在制度上予以保证,这就是世人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上述的种种民主弊端和理论缺陷产生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形式不能真正切实保障个人的平等,使民主成为一个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完善的理想,让我们难以否认和改变现实中民主的虚假性。从平等的基础出发,得到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个人平等”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问题,即“多数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条件。而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产生民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就引出了对民主进行中国化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民主思想”相应的价值取向——民本思想。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认为“民惟邦本”[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夏勇就认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国粹。” [5]梁启超也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6]。确实,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的形式,但并不是没有民主的精神。
    
    然而在古代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内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在物质技术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以君权为最神圣和崇高的情况下,民本的实现形式就是文武大臣分列两班议事、向皇帝进谏,民本思想沦落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很难得到真正地落实,以至于演变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但是与“人民当家作主”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民本思想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一种可实践的理想,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难以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虚伪性。
    
    从形式上看,民主制度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通过选举人的选票外在地约束被选举人的言行。民本思想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它的实行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一个外部约束选拔制度,但在本质上促使当政者通过对治国理论的学习和人格的修养而建立起内在的约束机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乃至毒害了知识分子,使得读书的目的单纯化为当官治天下,但是也对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建立起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维持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原因。
    
    因此,民主的中国化就是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的结合,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民本的目标,用西方的新瓶装中国的老酒。
    
    5.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考
    
    那么,中国的老酒是否值得装进西方的新瓶装中?为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查中国的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易经、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命相学。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易经和阴阳五行则是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学运算体系,它与一般的数学运算不同,它研究的是事物之间质的运算,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各自本身性质的运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医的有效性已经很少有人质疑,但是我们仍然把算命看相看作封建迷信。正如对民主的迷信一样,命相迷信的产生不在于命相学的错误,反而显示出它在某些方面的可取之处,南怀瑾就认为:“中国算命卜卦的这套法则,里面包涵了很大的科学和哲学的道理 [7]”。在实践上我们很难否认命相学的有效性,它毕竟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反映,当然这并不表明它的完全正确性和任意的适应性,这正如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
    
    命相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不在于它能够多么准确地计算你的过去和预测你的未来,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的差异性(包括先天和后天的)。这种差异性包括性格、能力和智力等人的内在素质,以及后天与不同的时空作用产生的差异性。在我们选择某个价值取向标准时,这种差异性就表现为不平等性,例如由于能力素质的不同,使得公司职工的收入因人而异,如果以工资收入作为价值取向的衡量标准,就体现出职工间的不平等性。这种差异性或者不平等性是客观存在而不可弥平的,我们常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即在于此。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否认个人人格的平等性,并且个人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这可以认为是上天赋予的。这种人格的平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法律上的平等。
    
    这种个人的差异性为社会的功能性分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知道,越高级的有机系统,其内部的功能性分工越复杂和精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工是功能分工而不是专业分工,参与分工的组成单位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不是某个专业职能而参与分工的。我们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命相学为我们研究个人的差异性来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命相学的研究方向做某些调整。
    
    阴阳五行的理论为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的和谐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五行理论首先从一个有机系统中提取五个相互关联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五个部分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定性为水、木、金、火、土(图1)。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分都与其它的四个部分有相互联系和作用,这种作用分为两类:生和克,图中所示,生为实线箭头,克为虚线箭头。每个作用都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这样每个部分与其它四个部分的联系和作用有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如果生为阳,克为阴,主动为阳,被动为阴,则由这两对阴阳组合而成的四种作用就可以称为四象。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循环相生, 又循环相克,没有一个绝对的主宰,但是又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正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特点,因为对任何一个有机系统而言,在根本上不需要一个绝对外在的控制力量,而能够自生自灭。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任意两部分之间存在的生克关系导致事实的不平等的存在,但是各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现实中,如果某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得到过分提升,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崩溃。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是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组成的,与此不同的是,五行中的水、木、金、火、土不是物质的组成元素,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联系性质和属性的抽象概括,也可以将它看作一套符号,类比于数学的1、2、3、4、5等。就像算术中的加、减、乘、除对1、2、3、4、5的运算操作一样,五行中的生与克,对水、木、金、火、土进行的也是一种运算操作,只不过五行之间的运算规则与1、2、3、4、5的运算规则不同,它不是量的运算,而是属性的运算,而且与数字不同的是,水、木、金、火、土没有大小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五行理论具有科学的属性。所谓的科学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或者假说,而模型假说科学性的验证就是看它们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确切的预言和指导,即科学的理论和规律是可以重复验证和利用的。以五行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医学和命相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验证。由于五行理论的属性运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更适合用于分析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
    
    如果将易经和阴阳五行看作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和命相学就可以看作是技术应用层面的东西。南怀瑾[8]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佛学像百货店,道家则像药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儒家自汉以降,向来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且成为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所以民本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其巨大的理论价值。
    
    6. 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立
    
    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老酒装入新瓶中。
    
    一、左右共生
    
    分析西方两党或多党制的民主,他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左、右派的共生和平衡。左右共生是合于阴阳理论的,左派主动而未形为阳,右派主静则既成为阴,阴阳相化、相生、相克而共生。
    
    这里所讲的左右派是相对于所处社会当时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而言的,而不是由其所坚持的理论来判定。左派就是激进的改革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右派是保守派,但不是为现行政府,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稳定进行辩护,剔除左派的偏激情绪和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成分。这样左右派的划分不是以他所坚持的思想,因为当一个左派的思想成为现实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右派。左右共生的平衡不是绝对的静态的平衡,两边相等,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如果政治清明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较少,左派的力量会小一些,相反,左派的力量会大一些,但无论如何,左右派的力量都要有,都要成熟。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右派会酿成悲剧,如果缺乏左派就是最大的悲哀!
    
    做好一个右派并不比左派容易。左派固然有遭受打压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而右派则很容易被人骂为汉奸、走狗、御用文人。挨骂或许算不上什么,然而一个合格的右派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否则天天被人骂就真的成为御用文人了。原北大校长严复的作法可以称为右派的典范,最初他反对辛亥革命,支持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后来张勋复辟时找到严复,请他出来写个讨伐檄文之类的东西,他说他过去反对革命,但是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就不要再反革命了。所以右派不能定位于一个政府的辩护者,而是定位于一个社会的辩护者,右派和汉奸、御用文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其立身处世,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从阴阳五行的理论出发,一个社会不应该存在一个终极性的决定力量和集团,政府当然也不能成为这种力量和集团,因此右派辩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而只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辩护的最终目标。
    
    中国人从五四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摒弃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人一个新的传统,就是好于、善于、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传统,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现尤为突出。中国人的这种勇于破旧的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而扫清障碍,但是后来,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最初的目标。文革和六四的民主悲剧虽然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文革的民主缺乏法制,六四的失败是政府的镇压等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民主悲剧产生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就是左右共生。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听到的口号都是打到走私派,打到右派,打到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某某走狗等等,一旦出现意见相左的就口诛笔伐,人全都被打到了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六四前夕也几乎听不到右派的声音,而按照自由的原则,只要合理,反民主也是一个人的权利。没有了右派的冷静制衡,这些运动都成了一边倒的狂热运动,这些运动甚至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损失。这就是一种阴阳失调。
    
    二、体制内民主
    
    西方民主制由于“多数决”而产生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参与者的非专业性导致的。从命相学的角度来看,由时空的非均匀性[9]导致的个人的差异是不可避免和后天不可弥平的,因而无论通过教育、宣传还是辩论等等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民主政治的所有参与者达到需要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划分民主政治的参与群体,使不同的群体具有大体一致的背景和利益关注点,这就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划分。
    
    共同体的界定是,在这个团体中,各种信息知识能够得到充分深入地交流、沟通,团体内的成员能够相互协作和竞争,共同体是由紧密相关的人员或者专业人员组成。这样,社会不但要划分出许多的政治共同体,还会划分出学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等。
    
    在共同体内部,民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不同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由于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责任和权力,其民主运作的根本原则是民本原则,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领导人选举过程是依据民本原则“选贤与能”,“贤与能”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基础。同时,制度化定期选举的目的是使得领导人的更换常态化,破除权力终身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真正回归到民本。我们可以称这种制度为“体制内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对于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其民主的原则和形式会有所不同,然而,民主只有在体制内进行才能真正切实有效,才能克服民主的弊端,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划分不同的共同体和确定其政治责任和权力?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共同体是否应该是全体国民呢?这要看全体国民是否具有上面提到的共同体的特性,首先他们不全是专业的政治人员,其次又不是紧密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相关的信息和问题不能得到深入交流和沟通,根本的目的要看是否能够达到“选贤与能”的目标。对于一个大型国家,全民选举一般只能看作是体制外民主,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外民主才产生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是产生文革和六四民主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具体运作时,共同体的划分会因为时代、物质条件或人民素质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称体制外民主为大民主,体制内民主为小民主。
    
    小民主的目标是要理性,要心平气和、深入贴切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到“选贤与能”,而不是上街喊口号、拜票。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民主就是美式快餐,看起来时髦,很讨小孩子喜欢,虽然能吃饱,但是却不能吃好;小民主就是中国宴席,费时费力,可是做工考究,色香味形器俱佳,其目的是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小民主并不是几个人的小民主。
    
    三、五界制衡
    
    由于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性,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存在,把整个社会划分成许多共同体。不同的共同体内依照不同的民主原则而实行体制内的民主,那么共同体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这就是如何协调不同共同体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运作问题。
    
    笔者认为,社会系统不应该被看作一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系统,因为社会的运作不需要社会之外的绝对控制力量,而阴阳五行理论对有机系统的诠释中是没有一极独大的职能部门的。遗憾的是,古代中国建立的是一种君权绝对统治下的社会体制,并将仕凌驾于其它阶层之上而形成官本位主义,这种体制就是一种阴阳五行失调,从五行的理论讲,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绝对强势集团(这是民主原则的平等性基础),因此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维护其统治,都难免其朝代更迭与社会动乱的命运。而这种体制模式依然在当代中国留有难以消除的影响。
    
    社会共同体的划分方式是很多的,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和完备,笔者依照五行理论将整个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划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政治界、军事界、知识界、企业界和舆论界,简称为:政界、军界、学界、业界和媒界。五界的划分不是人群的划分,而是角色的划分,即功能性划分,所以一个人可能扮演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角色,例如媒界的人可以包括扮演业界、学界等角色的人。
    
    要建立和维持一个清廉、高效并且深得民心的政府,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运作,除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为此,除了基础的阴阳五行理论外,还要“去三纲取五常”,即抛弃终极决定意识的三纲,重新定位思考五常:仁、义、礼、智、信,在此为对应于五界,我们用“勇”取代“信”。
    
    五界之中,学界相当于人体的大脑,是精神和知识生产系统。政界相当于人体的小脑及神经系统,是管理控制系统。业界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物质能量生产供给系统。媒界相当于人体的感觉系统,是反映认知系统。军界相当于人体的免疫、运动系统,是暴力安全系统。政界属木,性主仁,即以仁为先,强调仁政,生业界;业界属火,性主礼,即以法律道德为基,否则经济运行将瘫痪,生军界;军界属土,性主勇,军威无勇不立,生媒界;媒界属金,性主义,是社会正义最根本的维护者,生学界;学界属水,性主智,负责社会知识的生产,生政界。这里提到的仁、义、礼、智、勇是当一个人在扮演某一社会功能角色时所必备的与之相应的基本道德素质,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当然还应该具有其它的道德素质。
    
    人的大脑有时候会进行激烈的内部思想斗争,表现为激进和保守的冲突,没有激进的人缺乏创造力,没有保守的人缺乏稳定性,因为善变而难以取得社会的认同,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当然大脑的很多想法未必都付诸行动。在学界里可分为激进的左派和保守的右派,这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对于学界生产的高深理论学术知识,老百姓很难辨别其真伪和价值,这只能由学界自己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在共同体内部鉴别运作。学界经过论证产生的理论思想最终要由政界实现运作,而不是相反的由政界制造的思想要学界学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很多学习非常好的人未必适合做学问,却适合于从政,所以学界生政界。学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真”。
    
    业界包括现代经济学领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业主,他们拥有和支配社会的财富,是经济运作的直接决策阶层。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水平,政界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取得经济的繁荣发展,所以政界生业界。
    
    业界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财力、物力和工业技术的支持,即业界生军界。业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利”,即保持各方面的利益平衡。
    
    军界的职能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国家和社会的组成个体就可以合称为媒界,所以军界生媒界。军界中,民主的原则是“求智”,即达到所谓的智勇双全。这里的智与学界的“性主智”不同。
    
    媒界不是单指媒介实体,它包括最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媒介实体只是作为他们的舆论代言人,因此,媒界就是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媒界的民主原则是“求义”,这个义包括正义和义务,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学界不可能产生于政界,军界和业界,而只能生于媒界。媒界需要自由的思想,这也是学界所必不可少的。学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这种智与知识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这种智虽然有后天培养的成分,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先天具有的,其根源是由时空不同所引起的不同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是五界划分的理论基础。另外,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往往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种开创性很难通过教育的途径获得。所以很多的思想家自学成才,直接自发地从民众中脱颖而出,即媒界生学界。
    
    但这并不是否认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教育能够使已有的知识得到传承,为思想家的产生提供肥沃的土壤。可想而知,如果前人的知识和思想得不到传承,后人所进行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是重复的。这种土壤对学界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它各界除了尽力培育肥沃的土壤之外,应该尽量避免直接对学界的干预。土壤里会长什么草是土壤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地设定一个标准,清除所谓的杂草或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如果要实现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不同界别之间除了相生还要有相克。我们古人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五行之中金为贵,木为轻,这样媒界属金,政界属木,所以媒界克政界,而成为监督政府的无冕之王。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媒界克政界是治疗官本位主义的一剂良药,也是社会五行体系能否良性运行的关键。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跟政府对着干,这样做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扮演了媒界的职能,并没有违反五行生克的原则。
    
    由于其职能属性的要求,政界必须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媒界克政界是否意味着通过更高的权力来约束政界呢?即媒界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想。我们知道,五行相克的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的,金因为它的锋利而克木,火克金不是因为火的锋利,而是因为它的温度能将金属融化。所以相克不是因为你高,我就要比你更高,而是换个角度来进行克制,这就是有机系统的特点。至于如何保证拥有权力的政界不肆意破坏媒界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即当我们建立起这样的政治文化后,需要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执行,而不是通过更高的权力(例如选举)胁迫政界。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的 [1]。
    
    政界克军界,即所谓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公产党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后得到的经验总结。而在国家体制下,军界只能受制于政界。
    
    军界克学界,“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肥沃的土壤里长几棵杂草、毒草在所难免,但是如果杂草和毒草长得太多,乃至于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只有军界的力量才可能重新获得社会的稳定。固然,军界清除的未必就是杂草和毒草,但是当社会陷入混乱后,无论其行动是进步还是反动,都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自动稳定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有时会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这样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学术自由,甚至会造成非人道的灾难,但是五界中的任何一界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必然需要另一方对其进行克制。自由对于学术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学界的自由泛滥失衡而导致社会紊乱的时候,媒界、政界和业界是不可能对其进行克制的,只有军界的暴力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保障。当然,这种克制作用不能经常启用或滥用,它只是特殊情况的一种应对。
    
    由五行生克关系(图2)可以推断出学界克业界。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在这个五行系统中,为满足其完备性,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只能是这样,其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业界克媒界,媒体最终都是受经济的操纵,无论在经济萧条或者繁荣时期,人民的生活都受制于业界。
    
    媒界与其它四界的关系是:生于军界,生学界,克于业界,克政界,但在本质上四界最终服务于媒界,即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媒界对政界的克制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制,使得政界的外在约束过于弱化,从而成为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全民选举作为一个外在的约束机制,我们不能用它来直接产生最好的领导人,因为媒界是克政界的,而生政界是学界。
    
    每一界与其它四界都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关系,如政界由学界生,生业界,受媒界克,克军界。这样五界的关系既有相生又有相克,最终达到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共生和谐关系。当然,从易理上讲,这种生克关系不是绝对的,而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常态,这种生克会随具体的时空的变化而变通,同时这些生克关系只是对复杂的社会抽象的一个简单模型。还应该注意的是,五界之间的生克方式和途径是不同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得以协调。
    
    四、三权分立
    
    在五个主要部分内部,依据体制内民主原则的指导进行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依照五行理论进行制度的设计安排,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对于体制内的民主运作,更需要一种高效高质的制度。对于政界高层的民主运作,西方发展起来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权分立的思想可能来源于三足鼎立的思想,三足是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稳定体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三足的作用不只是分担物体的重量,而且还要相互支撑,没有了任何一足的支撑,体系就会崩塌。即三足之间不仅需要相互制约,还要相互协助。
    
    如果从阴阳八卦角度来看,一个主体再加一阴一阳,就可以形成三行理论,我们还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建立九行、十七行、三十三行等理论,不过这些理论的复杂度必然增加,未必能够适合实际的应用。
    
    三权分立制度可以看作三行理论的一个应用,但是由于三行理论过于简洁而使得其中的生克关系难以区别。例如甲与乙相克,与丙相生;作为乙,为了在体系内的稳定存在,在与甲相克的关系的情况下,与丙只能是相生的关系,这样,丙与其它二者的关系都是相生的,从而使得由这三者组成的体系失衡。三者组成的体系要想维持稳定的平衡,其任意两者之间必须同时存在相生和相克的关系。这虽然增加了现实中操作难度,但是在体制内的民主中,由于相互之间的紧密交流和沟通,还是有实现的可能,从而形成稳定高效的制度。
    
    但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实际操作中,由于三权只讲均衡和制衡,不讲协作,而且其制衡的手段也单一化为人事、法律的形式,从而造成了权力的掣肘和牵制,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难于形成和保持统一的意志。在学界和媒界中,我们可以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左右共生,可是对于政界和军界,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意志,就难以高效地完成其所承担的职能。另外,司法权的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是否应该将其纳入三权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司法权所包含的政治性因素不多。
    
    三权的划分与分离的目标不止在于分权制衡,还要注重相互的协作,因此中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应该有别于西方的,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7.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就是政界的运作机制。政界作为社会系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评判政治体制优良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健康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
    
    西方的理论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解决政界的健康问题,也就是政治腐败问题,建立了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度。暂且不谈由选举所引发的种种弊端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即便是执政党在在野党的监督下能够高效运作,但是社会必须为实现政党轮替至少要备份一套执政体系,这就为了健康而损害了效率。
    
    这种现象是在任何一个高效的生物体内所没有的,没有一个生物会为自己的神经系统备份。组成社会的人比组成生物的细胞要灵性得多,我们能否把这种备份看作是比生物体的高明呢?由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使我们难以得出肯定得结论,相反,社会和生物体在系统的性质上是相同的,这两种系统都是有机系统,而备份的思想源于和适应于机械系统。
    
    没有备份和分权,如何才能解决健康问题呢?这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外方和内方。所谓的外方是体制外的方法,就是五界制衡,政界作为一个整体处于五界生克的关系中,由此取消其终极性的决定地位。内方是体制内的方法,包括左右共生、小民主和三权分立。其中小民主的运作落实是一个关键。
    
    一、小民主的落实
    
    小民主在政治体制中的应用分为两个类别,即分为中高层的小民主和基层的小民主。中高层的小民主的实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平台,基层小民主就是全民直选基层领导。处于基层社区、村落和单位企业中的人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之间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可以看作政治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内的竞选平台可以由上级政府统一公平搭建,以避免金钱对选举的控制。人大代表的优点是根据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区、不同岗位按比例分配名额,可以充分体现其代表性。另外,人大代表只是一个职能性职位,而非职业性职位,这一方面降低了竞选的白热化程度,避免金钱的操控,另一方面可以全面反映社会民意。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最高民意机构,还是最高权力机构,民意代表不是代表民众的具体政治意见,而是代表社会的正义诉求。
    
    基层小民主的选举不是为了对某些具体政治观点进行表态和决断,而只是对候选人道德、素质的评判,后者相对于前者要容易和有效的多。选举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民众虚无的当家作主的感觉,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良性的政治氛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根源。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小民主的完善和深化。推行小民主是因为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人权具有相对性,如果将人权绝对化而推行大民主,必然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相对而言,基层的民主自由应该相对宽松,高层的民主自由相对严谨,因为基层官员处理的直接与利益相关的事务较多,人民直接的民主参与和权利相对较大,而在高层恰恰相反,官员的精力主要放在处理全局性的问题上,因此要在制度上体现出这种差异。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政治构架,所以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选举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共产党的领导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如何改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某些西方人士主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少应该取消其一党执政的局面,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根本改变当今中国的困境,使得民主得到真正发展。
    
    笔者对此类言论不能苟同。为此,我们需要在此理清有关政党的理念问题。在中国古代就有“君子不党”的政治理念,这里的“党”就是结党营私,西方多党制中的党的理念就是这个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多党制中,组建政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竞选,一个没有政党的包装推销的独立候选人基本上没有可能赢得竞选。在多党竞争选举过程中,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对选举人的包装只能以选民的喜好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的真理性和是非曲直。以选举为本的多党制一方面必然导致利益纷争的白热化,另一方面,这种白热化的纷争是以不损害政客阶层和其支持的财团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所以多党制中的政党只能沦落为立党谋私,不管其立党的宗旨和纲领多么动听,因为这种体制必然促使其做这种演化。
    
    多党制不能做到的“立党为公”,一党执政就能够做到了吗?这虽然不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其可能性要比多党制大,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因选举而产生的功利化竞争机制。可是一党执政很容易产生权力的集中与腐化,如果要把“立党为公”真正操作起来,而不是流于口号,就必须理清一党执政和多党制中“党”的理念区别。
    
    为此,我们首先看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在军队中,政委和党实际上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最充分地调动起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通过党的组织动员民心,推行民主集中制,使整个部队团结凝聚成一个勇敢、有力、智慧和富有成效的团队。党指挥枪,并不是直接指挥具体的战斗,凌驾在司令员的头上,而是对司令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所以,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依据民本的思想发展、完善和领导体制内民主,而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赢得选举为主要任务。在战争年代,由于敌对势力的压迫,党组织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人民团结起来,在和平年代,由于缺少了这个外部的压力,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变得突出,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组织领导的小民主一方面要协调处理好这些矛盾,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领导人民做好对权力的监督。所以党组织应该和权力机关分离,因为相对于权力而言,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只有有效地组织团结起来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民众感觉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凝聚力。从根本上讲,执政党执的是以民本为指导的民主之政,而不是权力之政。
    
    作为一个执政党,共产党如何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监督实质应该是民众的监督,虽然执政者是党员,可是党组织相对独立于政权组织协调民众的监督。
    
    这样很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的虚化,然而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后,阶级和政党都会消亡。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程得以完结,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民主的程式完善有序,共产党的组织就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另外,共产党员入党不能为了谋权谋利,而是要甘当绿叶,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就是辅佐各个职能机关的健康运作,维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进行权利的集中,这样反而在实际上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逐渐地失去民心。
    
    8. 结语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工程,涉及了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开创性的事业,不仅需要我们用探索的精神去努力开拓实践,还需要我们做整体的理论构架和布局,而后者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所限,难免有方方面面的不足和漏洞,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慰平生了。
    
    原载:阅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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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乌有之人
    
    ……………………
    
    崔之元发来了司马南的义愤填膺。
    
    Cui Zhiyuan
    
    2008年6月15日 5:46
    
    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
    
    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
    
    2008-06-08 23:15:05
    
    大 中 小
    
    标签:杂谈
    
    过而不改,恶莫大焉
    
    ——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
    
    这就好比您的电脑里突然接到一个可疑邮件,起名“普世价值”,问题是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或木马病毒,或陈冠希照片——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
    
    中国的道路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尤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标准,美国政要尚且一时不知如何给中国定义分类,陷入迷茫之中,您如何取得了理论突破,毫不要犹豫地将中国归入“专制国家”的行列中?
    
    这封信未及发出,即见到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匆匆翻阅一遍,没找到关于普世价值的再宣传,不禁遥望南天,欣然诵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南报双棒儿(北京土话孪生兄弟之意),听说过“全场紧逼盯人防守”的足球战术吗?
    
    《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勋鉴:
    
    素未谋面,冒昧修书,讨扰之由,兹事体大。祈仁兄阅毕,再做判言,如之何也?
    
    日前,仁兄同僚某君悄悄透信于我:《南方周末》本报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一文,执笔者,笑蜀也;对笑蜀之大作,即便在南周内部,人们认识也不不尽相同。
    
    谁为这篇文章的具体执笔者,并不重要,既然以“本报编辑部”署名,文重近社论也,文责当公负也,其为《南方周末》报社之观点,无人否认,执笔者某君不过是具体执行者而已,且未必其本人就是这个观点——我对捎信者如是说。
    
    笔者80年代曾在一家报舘主司评论逾八年,后杂志社复三年余,深知社论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本报编辑部文章代表报社观点立场,并非个人意志之产物。故此,拟文批评《南方周末》社评,并非批评社评执笔者本人。
    
    况笑蜀何许人也,属哪方神圣,我盖无认识,更没有个人恩怨,犯不着哈拉人家,老夫今天只对事不对人——此为当时真实心理活动。
    
    【1】力求做到真诚、尊重、逻辑,杜绝调侃
    
    然而,阅读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特别是看了笑蜀先生的博客空间(尊兄博文附后)之后,心里顿生矛盾:若提及笑蜀仁兄之大名,不符合本人“对事不对人”之私则;不提及笑蜀大名,实难认同其在博客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更重要的是,笑蜀君在博客中一些观点的直白表述,与那篇编辑部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对照,似更易解读作者的真实想法,厘清人们在普世价值等问题上的困惑,回答某些人对笔者的误解。
    
    思衬再三,笑蜀君,不得已冒昧讨扰,兹决定把对您执笔的社评文章及博文的若干看法一并写下来,公之于众。
    
    既然您的博客公开挂出,料无他人迫您这般,料博文悉为仁兄真实意愿之表达,想必仁兄愿意让自己思想为更多人所接受。倘若仁兄并不认为君之思想等同于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还有讨论商量的余地,那么,不才司马诚意请教几个问题。
    
    当我在此写到“您”的时候,既是公民陈敏之您,也是《南方周末》评论员之您,亦为文人笑蜀之您,加之永远比我年轻的青年才俊之您,更是我的骨肉同胞之您。故此,我力求做到真诚、尊重、逻辑、守法,在行文中避免使用嬉笑怒骂的调侃语言,以期减少话语歧义与误解,以求得真正思想上的沟通。
    
    【2】南报的“中国情怀”和“普世价值”是什么?
    
    笑蜀君
    
    发布于2008-04-17 09:38的一篇博文,核心阐释关于“南方周末从街头小报,迅速成长为一张全国性大报”的原因,笑蜀君认为,最重要的无非是《南方周末》的“中国情怀”和“普世价值”水乳交融,而“中国情怀”约等于“中国议程”加上“问题意识”。
    
    谢谢笑蜀先生如此明晰梳理,让我得以明白《南方周末》选题立意之核心、之习惯、之谋略。
    
    不知道如此理解得是否准确:“中国议程”即盯住中国发展每一步,“问题意识”即在中国发展进程中,您及其您的同事随时找出问题、发现问题、给予评论,而是否成为“问题”的判定的标准,则由仁兄根据“上游法”——“普世价值”标准,合议后审慎确定。此过程或可类比于现实各级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每一个案件自行做出判决?
    
    此方法,历史上多人用过,戏言之,南报或是拿不到“发明专利”了。经过一些风浪的中老年人依稀记得,在那个年代里,有一个特殊名词——上挂下联——本来无事,叫某些人上挂下联一番,问题立马凸显出来,尽管“利口伪言,众人恶之”,奈何当年那些口诛笔伐之徒,不容许被批判者说话,谁试图解释,便是态度不老实。
    
    当年那些人如此,南报双棒儿在“反体制”的冲锋中,置对手于不义时亦如此。盖自认为“普世宝剑”在手,于是禁不住恣肆汪洋雄风浩荡舍我其谁。
    
    【3】人家有话语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
    
    不知笑蜀君是否接受下面的说法:今日之世界,有人非但掌控话语霸权(文化霸权),而且还雄握经济霸权、军事霸权。
    
    村口的大喇叭是他们家的,这叫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村里村外好田好地好山好水他们家占着,集市交换规则由他们家制定,这叫经济霸权;长枪短炮他们家最多,想灭谁灭谁,逮着谁灭谁,这叫军事霸权。
    
    ——咱们家里有几根老辈儿留下来的,打狗用的烧火棍,他指责咱家“军事不透明”;而他炸了咱的使馆,来咱家院子边上偷窥撞毁咱飞机,揪着银河号小船强行检查,咱自知惹不起,只好每每做忍气吞声状。
    
    ——咱家穷,孩子太多养不活,人家骂上门来,指责咱家没人权;咱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家动不动就说咱经济要崩溃,要“闹黄祸”,耸人听闻质问“谁来养活中国”。
    
    ——咱刚刚经济上发展好了几年,经济总量超过了几个村里大户,人家又声言“中国威胁论”: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坏事,都是中国干的,谎话编得有鼻子有眼儿。
    
    ——咱本来跟邻里关系还凑合,人家把咱邻居一个个争取过去,给枪给炮给面包编织反华包围圈,处处防着咱不说,还制造谣言陷我于不义。
    
    ——咱们家兄弟妯娌因为历史原因闹别扭,人家这边跟咱说“关系正常化”,那边卖进攻性武器给咱兄弟,诡称是为稳定台海和平。
    
    ——咱家那个穿紫袍子的老汉,历史上闹分裂武装叛乱,今日策动拉萨烧杀,捆绑奥运闹事。人家偏偏看上这个“政治和尚”,还用公关手段打造出“慈祥父亲”的商业形象,发给他一枚“诺贝尔和平奖”。
    
    ——咱家出了个靠耍嘴皮子,卖弄|真|善|忍辞藻蒙人,恐吓患者有病不吃药的祸害,还有一批又一批“吏滑如油”的贪官携款外逃,人家都替咱把这人攒起来,且好吃好喝招待着,反过来说咱家“没有宗教自由”,咱家“人权状况恶化”。
    
    ——咱家人祖祖辈辈老实本分勤恳干活儿,叫人家欺负急了,无奈也喊两声“怨啊”“为什么呀”,这次火把传递就是例子,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下不得了了,西村乡邻一片斥责声,楞给我们本来被动的、反应式的、正当的爱国主义,妖魔化化成“民族主义”。
    
    ——村里垃圾成堆,气味难闻,天气越来越热,大户人家受不了,开会签《东京议定书》,各家掏真金白银,村长家“人均能值用量”是世界平均7倍多,垃圾排放老大,但是,村长拒绝签字,反迫使我们穷大户为他们过去挥金如土的日子欠下的债买单。
    
    ——好不容易,签了WTO,咱们按人家的规则做生意,大多做些低附加值的、吃苦受累的、高能耗费资源的、人家不稀罕干的活儿,二亿条裤子才换一架飞机,如是,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人家一会儿技术壁垒,一会儿反倾销,说敲打咱就敲打咱,想怎么敲打咱就怎么敲打咱。
    
    ……
    
    【4】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
    
    亲爱的笑蜀先生,知道您不耐烦了,这些本来也是常识,地球人都知道,岂有您不知道的?之所以唠唠叨叨重复一遍,意在强调,论证普世价值之前,事实上有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地球村的“村情”摆在那里。
    
    同为“村情”,站在咱家的立场上去看,和站在村长家看,结论和感受是不同的。就象看武打片一样,把自己假想成痛扁别人的武林高手,会享受到功夫片的极致快乐,可是,如若把自己假想成被人家痛扁的倒霉蛋,您的快感一定会骤然降低。
    
    笔者当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笑蜀君还记得吗?100多年前,美国是怎样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下对待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的?美国又是怎样以8700万美元“转让费”加上战争威胁,攫取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跃蹿升为世界大国的?
    
    您还记得吗?为了民主和自由的实现,65年中美国让小小的巴拿马政府连续换了38届总统,并悍然附之以军事行动。
    
    冷战以来的事情,大家都记得了,40年间,美国先后出兵朝鲜、越南、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空袭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在南联盟、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美国大兵玩得更是花样翻新。
    
    数落这一堆陈芝麻烂谷子,意在请笑蜀君告诉我等,如此“村情”之下,到底什么是你们景仰的普世价值?拿到中国来能干啥?
    
    我们不是感受不到整个世界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对于中华文明复兴的理解、接纳与友谊。但是,我们同样强烈感受到的是:中国很不公平地被人家锁定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经济上的竞争者、军事上潜在的敌人、文明冲突中不驯服的一极,试问,如此对待中国,公平何在?那个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见发挥一丁点作用?
    
    对所谓普世价值,我的朋友们与尊报同仁感受迥异,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崛起的过程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复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此间普世价值非但帮不上什么忙,反倒要留心提防着它。这就好比您的电脑里突然接到一个可疑邮件,起名“普世价值”,问题是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或木马病毒,或陈冠希照片——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也许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
    
    【5】坦白地告诉您,我有一种担心……
    
    在巨大的文化强势渗透下压力下,中国被某些国家有预谋地置于道德被告地位,中国迫而向人家一遍一遍地解释自己和平崛起的诚意,告诉人家我们无意挑战别人的地位,我们的武力不针对任何人,我们的文化理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做生意是为了寻求与你们双赢,咱们的经济正好互补……即使如此,大户人家依然强盗派头十足,一副丛林法则高端动物牛B架势,动辄震怒,动辄责怪,动辄惊诧,对咱们家里的事情指手画脚,这边无数弹道导弹瞄准中国目标,那边谈判桌上软硬兼施逼我让步攫取暴利,某国议会频频做出关于中国一个省内部事务的决议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外交部发言人只能例行“表示不满”,仅此而已。
    
    笔者一种浅薄的理解是,至少在“全村一体化”时代的现行阶段中,只看到村民的共同利益,忽视各家各户的不同利益,顺着村长和大户人家的话口儿,抽象地宣传“人类共性”与“普村价值”,对于我们这样家底比较薄,人口很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长时间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穷大户来说,也许没有尊报标榜的那么重要的意义,更不会让中国的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兑现普世价值”“痛出一个新中国”,未免过于浪漫,俨然神话。
    
    笑蜀先生,容我坦白地告诉您,我和我的朋友存在一种担心(但愿仅仅是担心)——有些精英,灵魂被人家收买了,他们把语焉不详的概念捧得这么高,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完成村长家某下人布置的一项具体任务。
    
    当然,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村口大喇叭长年累月喧嚣(朱学勤君反感“赤县喧嚣”,岂知普价也很喧嚣)之下,某些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跟着人家跳钢管舞,并非是“自觉行动”,不过是人家洗脑的一项成果,或心理暗示技术的运用到位罢了。
    
    笑蜀君,您这样的智者,当然不会犯这样低级愚蠢的错误,但是难保别人不会,您说是吗?
    
    【6】没听说中央政治局要给大政方针另起新名
    
    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货色?主要成分有哪些?性状若何?主治什么?适应症有哪些?辅料是啥?毒副作用?不良反应?禁忌?警告?……从未见两家南报认真给我们讲过,但是,真真见尊报毫不犹豫地近年来在几乎所有的言论中高高举起这把锤子,无情地抡向一切自定义的“中国问题”。“普村价值”行不行得通?仁兄打过保票拍过胸脯,卖命喊破了嗓子,但是,从未见尊报有任何像样一点的论证。
    
    遥想当年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前后脚进中国,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的空前活跃,那时主义纷呈山头林立,到处话语滔滔,跟菜市场听到的叫卖声一样。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倘普世价值是个更好的东西,无论其怎么好,想让人接受,最低要求应该把货凉出来让人看看,象当年那些思潮和主义一样。但是,尊报躲躲闪闪扭扭捏捏顾左右言他颇令世人猜忌,故而,不才极而言之“疑似江湖大力丸”。笑蜀君,此说看似不敬,责任尊报也有一份,并非完全在我。
    
    若望文生义,普世价值酷似抽象之人性,不具体下来,似无从论起。某君释例,譬如“不杀人”这一条,或可作为一项普世价值(仁兄想必一定同意的)。但是,一边在国内讨论废除死刑,一边在南联盟、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肆意开枪,使用重磅炸弹、贫铀炸弹、F117,动用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而毫无愧色的主儿,大家难道没有见过吗?整个人类历史上,自定义的杀人的理由又何止成千上万——普世价值这美丽的辞藻,一旦沦为兵家谋略进入政治权术,它就像妖冶的罂粟花与无色无味看似洁白无暇的甲基苯丙胺一样。
    
    在民族、国家没有消亡的现实世界里,从个人审美角度欣赏罂粟花,甚至尝试迷幻效果都无碍大局,撑死了不过搭上一条人命。但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转型期、超大型、发展极不平衡的后进国家,无论任何人,以什么漂亮的理由,引诱威逼我们贪爱罂粟花的美丽都可能使人民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
    
    笑蜀君,基于这样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晾晒您的货色之前,在没有毒理试验等结果出来之前,恕我不敬,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对两份南报品牌的熟悉跟着您翩翩起舞。
    
    即使晾晒的结果出来,普世价值可供选择,我们也要拿他与既已有之的“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对照一番,掂量掂量哪个更好,南报诸君应当有涵养尊重人民的自由选择权。
    
    有人辩说,“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就是普世价值啊,这是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啊!噢,是吗?谢谢你告诉我。那很好,那就不麻烦您了,不麻烦诸位了,怎么好像没听说中央政治局要给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起新名儿啊?
    
    【7】“精神软骨综合症”和“食洋不化综合症”
    
    我们的民族,灾难够多了,我们的人民,痛苦够深了。倘尚存一点点恻隐之心,有一点点对中国负责的态度,都不该胡乱地给中国服用未经检验的药物,更不能学胡万林乱打保票,声称包治百病一服就灵。
    
    即使是在村长说在他家里检验过有效的灵丹,我劝笑蜀君也三缄其口慎言灵验。村长家里人尿溲发甜,红烧肉不敢吃,咱血糖不高,难道今天也非得按糖尿病菜谱下饭?那个被许多人迷信的要死的票式民主,在许多国家里试验的结果,不是照样腐败横行,经济凋敝,政治动荡吗?
    
    不错,村长家里实行“民主制”,眼下正在总统大选,象湖南卫视“超女”决赛一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美国国力强盛真的是实行民主,擅玩这种富人游戏的结果吗?笑蜀君不会不知道,以国家为主体的强盗的嘎活,作为国家行为的商人的贪婪,作为国家行为的帝国政治权术残酷的运用,没这三条,该村长可能在村委会都呆不住。相信美国民主导致美国富强,这和相信会登山造就企业家王石,会开车造就董事长马明哲一样,您蒙谁呢?。
    
    简言之,在村口大喇叭高分贝的噪声中,充斥着对咱家的敌视、不满、指责、谣言,这是我们热脸贴人家凉屁股,也短时间无法改变的事实。此时此刻,唯有全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唯有复兴中华文明的坚定信念,唯有以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为纽带13亿人众志成城,中国方有光明之未来。
    
    那些由于缺乏民族自信,缺乏文化自信而导致的精神软骨症和由于生吞活剥食洋不化而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于民族整个机体发育有大害,这一点,在今天讲清楚,比将来当事后诸葛亮,要对国家有好处;明火执仗地讲,要比委婉含蓄地讲有作用;自报家门指名道性地讲,要比隐身埋名地并无实指地讲,更能引发人们的严肃思考。
    
    笑蜀君,很多人心里把南报双棒儿看得很重,我亦如是,但若以祖国利益作比,尽管尊报每年上缴利润不少,尽管背后有微妙平衡存在,但越位、出圈儿、过格、冒尖儿、裸进,超越“底线共识”(姑且借用您一个词),两报依然可以忽略不计。仁兄勿忘,生态平衡,固为好词也,而生物入侵,平衡必为所破也。老子告诫过我们:“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知笑蜀君以为然否?
    
    【8】有人像美国大尾巴鹦鹉叽叽喳喳
    
    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人怕没有自知之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那真是傻到家了。但是,偏偏有人天天像个美国大尾巴鹦鹉一样叽叽喳喳哈拉个不停,早晨哈喽,晚上拜拜,全天“普世普世嘚吧嘚吧”没完没了。
    
    仅仅鹦鹉学舌倒也罢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把持媒体,把舆论公器视若家私,挟“一纸风行20年”凛凛威势,借助市场化手段,传销声称可以包治百病的村西头来的灵丹妙药,确实误导了一批年轻的后生。他们有时已经不屑于喊喊口号指桑骂槐,而是处心积虑地寻找突破口,技术性地切入“负30度”,拿我们根本的体制制度开刀,一切惟可疑的被唤作普世价值的马首是瞻。
    
    所以,他们总是凌空翱翔,慧眼独具,他们总是能够寻猎到社会制度的恐怖缺失,他们总是大胆地讲出怪味豆的警句,他们总是话里有话暗示其他。
    
    咱们村的大伯(阿拉伯)家,流传着一条著名的谚语:一个人手里拎着一把锤子,他满眼睛都是钉子。
    
    仁兄供职的《南方周末》与姊妹报《南方都市报》正疑似那“一个人”,“锤子”自然是无坚不摧的“普世价值”了,而“钉子”就是被“问题意识”格式化之后的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
    
    笑蜀君,我的疑问在于,凭什么人家迫压下来的“普世价值锤子”占据了“一揽众山小”的道德制高点?凭什么“普世价值的锤子”说砸下来就砸下来?说砸哪里就砸哪里?说砸几下就砸几下?凭什么共和国、执政党、政府、人民,被置于道德屈从地位,成了人家眼睛中的钉子?我们不断地被人家随意拷问,不断地被人家无端质疑,不断地被人家信手捉弄?真的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笑蜀君,笔驰至此,我心里愤愤不平者,惟尊严也。
    
    仁兄对此的解释虽然文字充满浪漫,道理却野蛮得可以:“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笑蜀君啊,您似不食人间烟火。照您的说法,“底线共识”是因为咱的原因过去没达成,所以和解的“伦理基础”没有,所以咱命该如此。这话,听着像是给咱们支招儿,帮咱解套儿,可是调调儿还是“你错啦”为音乐主题。这个音乐主题的形象下,“锤子”上下翻飞,不知何时何处落下。
    
    【9】您是一个思想进入痴迷状态的好人
    
    笑蜀先生,您本心善良,疾恶如仇,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勤于思考,兼具横溢才华,只是对中国事情的复杂性,缺少足够的认识,对一个民族历史进程的要求,性子急了一点,对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得以改变,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变化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中共的核心作用未加以特别注意,对转轨变型期的中国社会千头万绪的事物中,政府事实上的主导作用有强迫性遗忘,所以,您及其您供职的报纸常常主题先行,抨击错了的对象,评论得不是地方。
    
    笑蜀君,别急,我看到了您此刻鄙夷的神情,听到了您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但容我把话讲完,在我的眼里,您是一个思想进入痴迷状态的好人——这个评价不高,但是,不乏善意。
    
    作为一个年长于您的平庸报人,说出这些您极不愿意听,也听不进去的话,有点不合时宜,也有点倚老卖老,但是,多年苦苦思索后的一份心得,真心想与仁兄分享。
    
    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仁兄的思想。因为我虽然才情平庸,但也曾经年轻过,曾经急躁过、盲动过、偏激过、简单过、缺少防范之心地瞎混过、食洋不化假装明白地忽悠过,今天,我为自己当年的幼稚感到愧悔,但是,我一颗深爱中华之心,诚愿祖国文明富强之心从没有改变过。
    
    无论看到这封信,您取什么态度,我都会坚持说,笑蜀君,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10】“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究竟道理何在?
    
    这样说,并非一笔勾销了我们的原则分岐。
    
    下面是通过您的同事给我发来的一个链接,从您的博客中引来的一篇文章,您在痴迷状态下惊世骇俗的高论,我确实不敢恭维。
    
    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华人爱我中华的民族精神的大释放,全球华人空前的大团结,您看到的却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表演”,而且您“深受刺激”。
    
    这里边,有立场问题,也有有情绪问题,或许还有受什么人影响,接受什么信息的问题。我打字太慢,夜已经深了,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展开细节讨论,以后有机会当面再讨教。
    
    您骂那些海外的护卫火炬传递的爱国人士,说“他们反对别人搞分裂,可自己已经分裂了出去,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建起中国城”。您认为在他们这些人在“毛太祖时代(这个词的用法,很伤害热爱毛主席的亿万百姓的心)是投敌叛国”。您建议他们“真要爱国,就应该废掉他们洋国公民身份,撕碎绿卡,回国来”。
    
    您认为“他们中有的人是双重的背叛:先是背叛了生养他的祖国,投奔了被他们所视为的敌国;然后又背叛了他们所属的洋国,声称爱他们所属的洋国的敌国”。
    
    还有更多的指责在您这篇博客里,兹不再赘引,我在这封信里,不想对您的荒唐观点加以具体反驳,相信被您无端指责的那些海外华人,他们不但会因为您的粗暴语言而寒心,而且他们也会有机会告诉您,告诉世人,“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是多么赤诚、多么坦荡、多么无私、多么高贵的情怀,这一切,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多么重要。
    
    【11】看得出您的当时的文字挟雷裹电
    
    我想略作一点澄清的是,就在这篇文章中,您指责“他们生活在文明的环境里,他们享受着自由民主,却为专制唱赞歌,要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承受专制的苦难。他们享受着西方的福利,为西方国家贡献着GDP和财政税收,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勒起腰带搞军备,好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
    
    尊敬的笑蜀先生,看得出您的当时的文字挟雷裹电怒不可遏,可是怒因何在十分莫名,现在清醒冷静下来之后,您是否意识到,您的愤怒并非建立在一个报人,特别是评论员须臾不可离开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在您眼里,西方是“自由民主”的,现实中国是“专制苦难”的,您认为“父老乡亲承受专制的苦难”,您不满“家乡父老被勒起腰带搞军备”,您的话除了口号,还是口号,除了糊涂,还是糊涂。
    
    笑蜀先生,我宁愿您说的这番话,是一时激愤之词,没有走过脑子,但是,看过您的博客全篇,连同那篇让我们结缘相识的编辑部文章《痛出一个新中国》,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笑蜀君,您的思想倾向决定了您的社评出偏。
    
    【12】,身为南报评论员,怎可如此信口雌黄?
    
    作为一个社会模式,不是西式“民主’的,就一定是“专制”的吗?
    
    如何说生活在西方社会必“民主自由”必“享受”?如何说生活在中国必“专制”,必“痛苦地忍受”?
    
    笑蜀君,您这是在对自己祖国的社会性质做出裁判吗?您知道这是白纸黑字公开发表出来吗?您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和负面效果吗?倘若您是一个普通人,囿于认识局限,源于情绪冲突,这么发发牢骚,随便说说便也罢了,但是,身为《南方周末》评论员,拥有众多粉丝的笑蜀君,怎可如此不负责任?怎可如此信口雌黄?
    
    911后,急了眼的小布什总统说过,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在他的逻辑语境下,似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完全是打着反恐旗帜强词夺理的大嘴逻辑,您什么时候跟着学会了这一套呢?中国的道路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尤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标准,美国政要尚且一时不知如何给中国定义分类,陷入迷茫之中,您如何取得了理论突破,毫不要犹豫地将中国归入“专制国家”的行列中?
    
    须知,即使今天在那些奉行意识形态挂帅的其他西方国家里,除了那些极端的反华势力代表人物外,无论学术界,还是政治界,抑或经济界人士,您很难找出谁公开地将中国列入了专制国家的行列。即便有人心达而险地诬陷您的祖国,您也不该顺非而泽,对吗?
    
    笑蜀君,您的果敢判词,可能轻易抹杀掉的是含您的父辈在内的几代中国人为争取解放过上幸福生活而浴血奋斗的历史,您的愤怒和决绝,完全无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实践活动。
    
    笑蜀君,我的意思很明白,并非“别语不许出”,更非“行裾动遭牵”,今天讨论这类问题,没有任何框框。如果笑蜀君认为这是个可以讨论的理论问题的话,我并不持异议。但是,在公开的媒体上,《南方周末》评论员竟然如此无知地诽议中国社会,我除了心痛,还能说什么呢?
    
    也许还可以说一句:南周编委会大人们,如果非要这样思想基础的评论员代表《南方周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们修改他的文章,终审把关,切切慎重再慎重,以免谬误流传。
    
    笑蜀君,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此刻,我愿意仿照那些有信仰者,祈求,祈求上苍原谅笑蜀——让我们原谅笑蜀君吧,他是无心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13】请您打开普世价值的锦囊百宝箱,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个究竟吧
    
    我不知道是否应象原谅笑蜀君一样,原谅《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假如两张南报听到批评意见后,从善如登,秉着良知理性与新闻从业者的操守,谨慎从事的,我们为什么不原谅他?假如两张南报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在“反体制”上愈战愈勇,我们原不原谅,又能怎么样呢?笔者的文章只能发在自己的博客里,不似仁兄巨擘雄文洋洋洒洒一纸风行。
    
    交疏自古戒言深,交浅言深君子所戒;好为人师,兹生大讳。两个错误,今天一并犯下。对仁兄的意见,这封信来了个大锅起底。先生有耐心读完我的文字,颇有古君子之风。据称英国绅士奉行“可以不讲道理,但不可以不讲礼节”,此举固为虚伪,但是见多了网上我们的朋友们那些胡乱谩骂,我宁愿接受英国绅士虚伪的优雅。
    
    我相信,即使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严格的阵营观念,有势不两立的声讨之词,但只要尚存沟通诚意,亦即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就一定会有共同语言。此共同语言,虽并非普世价值同义语。即使我等无甚共同语言,也可做到“恶言不出口,苟语不留耳”,如是,岂不快哉?岂不君子哉?岂不近人兄所倡自由哉?
    
    倘笑蜀君愿意,我倒是很高兴把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普世价值引发的的一些浅薄思考,特别是仁兄大作带来的冲击性思考,写下来与先生交流。粗粗拢了一下,发现个中情况相当复杂,不知或您及您的同事,抱定高举普世价值旗帜之前,是否对普世价值有过深入研究?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不过做做表面文章而已,这玩笑可开大了,“道听途说,德之弃矣”;如果确实有过深入探究,那就请您打开普世价值的锦囊百宝箱,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个究竟吧。
    
    就尊报编辑部文章及阁下博文,我业已指出的那些明显的错误,凡“毁誉之语”,君可听可不听,但末尾我还是要中肯地劝仁兄一句,那些“无经之谈”,切望仁兄珍惜名节,勿予轻信,勿予轻传,勿予轻论。
    
    匆此布意,言犹未尽,脖颈酸痛,不写了。
    
    即颂大安。
    
     北京读者 司马南(2008-06-04)
    
    这封信未及发出,即见到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匆匆翻阅一遍,没找到关于普世价值的再宣传,不禁遥望南天,欣然诵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南报双棒儿(北京土话孪生兄弟之意)听说过“全场紧逼盯人防守”的足球战术吗?司马南又及。
    
    ……………………
    
    嘎嘎。
    
    司马南与笑蜀,我都见过。2000年时,我(与马丽珍)还在司马南主持的节目里作为嘉宾。
    
    感觉上,司马南就像是中国古代小说里描写的战场上的人物,在敌人城下“叫骂”,以求对方能够出战,刀枪剑戟大战几百回合。
    
    到现在我没看见南报们对司马南有任何回应,也没看见笑蜀老弟对司马南有何公开表态。
    
    北京人讲话,臊着丫挺的?
    
    嘿嘿。
    
    我担心的是,如果双方真是真刀真枪地干上了,以司马南这把岁数、特别是其老化了的知识结构,充当被坊间称之为“五毛党”的旗手或者急先锋,是不是会力不从心?在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战当中没有两个回合就丢盔卸甲败下阵来?
    
    李延明发来了试图寻找普世价值解释的内容。
    
    liymbj9206
    
    2008年6月26日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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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20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二稿).doc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刘利华
    
    哲学时常被人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空无内容的知识;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在任何一门知识或科学里按其内容来说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也只有当它由哲学产生出来的时候,才配得上真理这个名称;人们完全没认识到,其他的科学,它们虽然可以照它们所愿望的那样不要哲学而只靠推理来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哲学,它们在其自身是不能有生命、精神、真理的。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面引为题记的黑格尔的这段话,意思是哲学作为一门人类学问,在最普遍意义上为所有其他人类学问提供理性不再能上推的第一环合理性依据。没有这一环,就等于知识在超出自己有限领域之外,没有存在的理由。然而这只是哲学要担当的人类理性大树之根的“责任”,要承担这个责任,它还有“义务”首先证明自己何以能承担这个“责任”。本文着眼处虽然不是论证哲学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时代民族乃至人类新文化和哲学面临的迫切的建构需要。可是,对“和谐哲学铁三角”的论证,却以对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反思为前提。
    
    “和谐哲学铁三角”是在“哲学铁三角”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哲学铁三角”――即堪当一定文化灵魂的哲学必由内在统一的本体论(Ontology)、价值论(Axi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三角”构成――虽然有哲学和文化史实作为根据,然而对其理论的论证却不能只限于举例。这个由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哲学铁三角”,必须通过理性的建构,使其一方面与哲学归根结底不得不以之为有用性根据和哲学存在最终理由的人类存在基本问题相连接,另一方面要对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这三个角缺一不可且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作出逻辑的论证,才能成立。在“哲学铁三角”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加上“和谐”规定性的“和谐哲学铁三角”,则是针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中华民族面对的新问题提出的一种哲学解决方案或一种哲学基础。而本文所要阐述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则涉及了其“体”、“用”两个方面:即一是指它的内容和构造或内涵,二是指它的作用或功能。
    
    几个相关概念及“哲学”定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本文的几个关键词。台湾哲学家刘述先指出:“传统哲学习惯采用一种三分法,把哲学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门:(一)知识论(Epistemology),(二)形上学(Metaphysics),(三)价值论(Axiology)。”他提出未来哲学改造的方向是“保留这种三分法,而实之以不同的内容。” 翻翻中国大陆以外的哲学写的哲学概论类著作,几乎都会有意识地以三个方面为纲展开其对哲学的论述。中国大陆习惯于将Epistemology译为“认识论”。虽然“知”与“识”在汉语中都是代表人的认知活动的动词,但是“知识”在现代汉语日常用法中一般是作名词用,主要指称理性认知的成果;而“认识”虽也常与说明性质、范围、程度的定语结合在一起作为指称特定认识内容的名词使用――如“主观认识”、“感性认识”、“片面认识”、“微观认识”等等,但是“认识”在通常的用法上,作为动词和动名词更为突出了认知的活动,相应地强调的是认知的过程和获得知识的机制,因此本文采用“认识论”的译法。Metaphysics在中国大陆哲学界通常被译为“形而上学”。刘述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哲学家――如张岱年都把西方哲学“形上学”或“形而上学”概念涵盖的范围理解为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根据笔者对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形上学”或“形而上学”(Metaphysics)大致有三种用法。一是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的内容渐渐形成的用法,指以超越具体实在、超感觉、超经验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学问。这种用法与《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是刘述先所谓“系统哲学”,或其他哲学家所谓的“基本哲学”所具内涵的经典表达。这一广义的Metaphysics概念其实就是中西传统哲学,或西方前现代的哲学,它包含了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内容。笔者称其为“大哲学”以与当代西方非实在论的语言哲学,以及侧重强调意志、或欲望、或情感、或直觉因素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区别。相对于这种广义的Metaphysics而言,被理解为涵盖了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内容的Metaphysics,就是这一概念的狭义用法了。按照笔者的理解和用法,传统西方哲学的宇宙论和传统中国哲学的大化论 ,都属于本体论的范畴,笔者对此在下面的论述中会给出更详尽的说明。以往不少哲学家未加区分地在上述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使用了Metaphysics概念。比如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论证的不可能成为经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指的是本体论――属狭义的形而上学;而他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所论证的“道德形而上学”则是道德的超验根据,而不是道德的终极实体承载,是属广义的形而上学。自康德以后,特别是在黑格尔、马克思之后,形而上学――无论是广义的以超越具体实在、超感觉、超经验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形而上学或大哲学,还是以研究超验本体为内容的狭义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在西方哲学界都遭遇了贬值、冷遇或边缘化。除了上面两种用法,Metaphysics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有的方法论用法,用来指称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机械主义认识方法。在此意义上Metaphysics一般被译为“形而上学”,而不被译作“形上学”。
    
    要论述“哲学铁三角”首先需要对“哲学”加以定义,即说出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是两个看似一样,实际上差异很大的问题。回答“什么是哲学”只要举出一种具体哲学为例,比如,伦理学是哲学、老子的思想是哲学,就都不为错。但要回答“哲学是什么”则要求给出一个能体现哲学本质规定性的判断。这个判断要能涵盖所有具体的哲学形态和内容。
    
    中西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定义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从静态的视角着眼于对哲学内容的把握。比如冯友兰的哲学定义 ,以及诸如将哲学定义为系统化的世界观 、以及将哲学定义为关于人生的学问、关于认识方法论的学问的,都可以归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从动态的视角着眼于对哲学功能特点的把握,诸如将哲学定义为一个询问的过程、或寻求理解现实之谜的努力、或对事物存在的原因做追根求底式研究的,都可归属于这一类,它强调的是哲学思维的活动 。第三类是从构造性或建构性的视角着眼于哲学构成元素和形成机制特点的把握。如黑格尔将哲学定义为借“思想的形式”而“对于事物的思维式考察”,强调的是,哲学的构成元素是高度抽象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而其形成机制则是反思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三类定义各有其不同的视角和道理,也各有其不足。第一类的不足是外延过窄,顾此失彼,难以将哲学分支全部涵盖。比如,把哲学定义为系统化的世界观,伦理学、美学等等就都不能算作哲学了,因为它们有可能是美的表现、美的认知、美的创造的系统化的观点,系统的道德观,却够不上系统的世界观。第二类的不足是无法对抗或区别否定哲学的怀疑主义,即根据哲学的这种定义,哲学有可能正当地被哲学的置疑消灭。实事上,20世纪“形而上学终结了”的哲学时髦就是这种没有界限的置疑的一个结果。第三类的不足是,中西方哲学构造元素和建构机制十分不同。如果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抽象性为标准,会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因为中国哲学不是以高度抽象的概念来建造其哲学大厦的。很久以来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执,起因之一就是,完全以西方哲学构成元素和形成机制作为“是不是哲学”的标准。反过来,如果以中国哲学形式作为标准,比如以中国哲学的务实圆融性为“是不是哲学”的标准,也会否定西方哲学的合法性,因为西方哲学是思辨的。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有助于克服上述三类哲学定义不足,又包容它们各自所长的哲学定义:哲学是以理性的方法研究道或揭示道的学问。理性的方法相对于非理性的方法而言,指包括西方还原论公理化的思维(形式逻辑)和中国综合整体地务实的思维(辩证逻辑)的逻辑思维的方式。“道”指反映存在(既包括无限的终极实在,又包括有限的经验存在--人的存在是经验性存在中的一个特殊领域)的本质、存在的状态、和存在之关系中的普遍性规律。就其反映的是现象之后的本质而言,道具有超验性,涉及的是形上问题。就其能提供终极意义指导而言,至高之道是合真善,或实然与应然于一体的。各哲学分支,因为都以形上或超验之道为研究内容,所以都可以存在于哲学大家族之中。伦理学要揭示的是人伦之道;语言哲学要揭示的是语言之道;艺术哲学或美学要揭示的是美的存在、表现、认知与创造之道;科学哲学要揭示的是包括科学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一般方法论的科学之道。按照这个定义,中西传统哲学无论就其整体而言还是就其各特殊分枝而言,甚至当代的非理性主义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求“道”的学问,都可以自称为哲学。只不过这些西方现当代哲学分支或哲学流派不足以担当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中西哲学作为哲学的特殊形态,其共同性是在最基本层面上,而其相异性则是在次级层面上,是理性地求道时在理论期望、思维方式、构造元素、表达形式、形成机制等等方面的不同。比如,在理论期望值上,西方哲学以思辨的逻辑的真理为期待,特别强调语义的合乎逻辑;中国哲学以生活的实用的真理为期待,特别强调语用的合乎实际。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哲学习惯于概念分析、舍异求同地理论抽象、要素还原、非此即彼、形式逻辑地推导;中国哲学则习惯于思想综合、在关系中把握要素、取象比类、亦此亦彼、辩证逻辑地概括。在构造元素及表达形式上,西方哲学多是以自圆其说的概念逻辑体系来表达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则多是通过形象生动的象、格言、警句、寓言、散文传达微言大义。在形成机制上,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程式化或范式化地想或理论思辨达成,而中国哲学则主要是通过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地悟达成。
    
    “哲学铁三角”
    
    然而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所追求的最高或最基本之道,却都是由本体论(ontology)、价值论(axi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揭示出来的。中西哲学无论有多少不同,整体地看,它们都拥有这三个角。不过,如上所述,在建构这三个角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经历了不同的历程,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西方哲学总的来说,是分别地解决这三个角的问题的,其表述遵循的线性思路。这三个角有机统一最为完备的形态,是由中世纪哲学家托玛斯(Thomas Aquenas, 1224-1274年)作出极大贡献的基督教哲学。它“从知识论入门,走向形上学;然后再从形上学下来,落实到伦理学中,就成为哲学进路的标准模式。”“这种以知识作为入门,走向哲学的‘体’的形上学,再到哲学的‘用’的伦理学,也就达成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合一的境界。” 而我们在先秦时代的中国老子哲学和儒家易哲学中就已经可以同时看到对高度有机统一的这三个角的完整内容,而其阐发也不是从A-B-C的线性思路,而是三角相互为证,三足鼎立的。西方哲学在托玛斯哲学之前和之后,三个角都没有达到过完美的统一。不少伟大的西方哲学家都自觉地以三个角为研究对象,但是对这三个角的有机统一却没有自觉地加以积极建构。比如康德,他深入地研究了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问题,但却逻辑地否定了本体论的合法性。比如黑格尔,他在其《哲学全书》中全面地研究了三个角,将它们有机地统一于绝对精神既作为实体能动的辩证发展又作为主体不断地在认识上走向完满的过程中,然而他同时也把西方哲学的思辨性特点发展到极致,而将价值论的实践问题消解于认识论化的哲学思辨中,即相比于托玛斯,他把真实的人的知行合一,代换成绝对精神内部知与自己的合一,“行”变成了“行的概念”,规范“行”的价值则成了对价值的范畴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三个角,然而却是以科学实证的认识论立场,以辩证认识方法确立起统一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此世界观基础上论证了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站在今天的时代坐标上,我们当然已经可以发现儒家哲学、基督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时代和文化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三种哲学曾分别胜任过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文化核心或灵魂。它们之所以能堪当此文化大任,就其内在品质来看,是因为它们都含有有机统一相互支撑的“哲学铁三角”。
    
    下面我们来分别地考察一下“哲学铁三角”每个角的内涵。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这里的“存在”(即是名词又是动词)不限于具体的人类经验范围内的有限存在,而是指包括了人类存在的一切曾有、已有、现有和将有的有限时空形式在内的无限的存在――即“终极实在”。哲学本体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的本源即存在的“第一因”,即世界从哪来的问题;二是存在的本质或本原,即世界本质上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什么的问题;三是存在的样态,即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前面提及的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宇宙论”及与其对应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大化论”,内容讲的是世界的演化,都可归属于“世界是怎样存在的”这个范畴。本体论涉及的这三方面问题,都超出了人的经验范围,对其的解答也都无法得到经验的确证,但是它们却是人类认识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人的真实存在和世界的真实存在这种有限经验,理性地推出并肯定最终本源或第一因的真实存在,然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无法像对经验领域的有限认识对象那样去精确地界定最终本源是什么,怎样存在的。由于对最终本源是什么及怎么样的回答具有不确定性,对存在的本质或本原以及存在的样态的回答相应地也就具有不确定性。对存在的样态虽然可以做描述,但是却无法准确地回答为什么会如此。即对于终极实在的全体,人类永远不可能获得确切的经验性或可确证的知识。
    
    那么哲学本体论是不是一种没有任何理论及实际意义,可有可无或可任意编造的思辨游戏呢?不是的。哲学本体论对存在本源、本质和样态的论断,实质上是人由经验性知识出发,通过一步步推论和抽象工夫而对终极实在的认识达到其无法跨越的边界时,无法经验地确证但对于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又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一环部分地具有理论假设的性质。但是这是必要的假设,是有限的人类在面对其归根结底生于斯并无法脱离其怀抱的无限的终极实在时,其认识能力在其极限处真实遭遇不能绕过也不能回避的一种无奈的理性回应。这个极限的圈内,是人不断深化扩展着的经验知识领域。这个人类知识圈儿实事上也在不断地扩大着,但是圈外永远有人无法给出确切认识的无限。比如,即使有一天人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或“大爆炸”是我们所居住的宇宙的起点,“是谁创造了上帝”?“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或“是什么制造了大爆炸?”这类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可以无穷无尽地被提出来,而不会有最终的确切的解。对于具体的人类个体而言,本体论问题可以不成为问题,而不影响他的生活。然而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其理性却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人的理性有不断地超越有限的要求,所以人类的哲学必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中作为第一环节的真实性。这也就是此篇文章题记中所引黑格尔的观点,――如果没有哲学,其他人类学问在其自身不能有完满的生命、精神和真理的深刻内涵所在。还有,就是人对自己生命或生活的终极意义的确定,是以对终极本体的体认为根据的。
    
    在“铁三角”中,本体论是价值论的基础,是认识论的前提,提供着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根据和人类认识对象成立的终极实在根据。而本体论的内容,虽然不可能经验地确证,却也不可以任意编造。它必须满足下述三个条件才能使哲学承担赋予其他知识以完满生命的“责任”。一是本体论在以其为理论起点的哲学系统中要逻辑地自洽,不能在其哲学体系内导致自相矛盾;二是作为对终极本体最终的解释,对终极价值最终的证明,它通过一系列理性的环节要与人类的具体经验和体现这些经验的常识相符,即不能与人有限的实然真理和被人类经验已经证明了有利于人类个体和全体健康存在获得幸福的价值真理相悖;三是它代表的是无限的终极实在,从而给人类追求在实然知识和应然境界上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预留出思想的和精神的空间。
    
    价值论是关于价值或意义的学问。价值是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对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或对与其有一切直接间接关系的存在中的积极性质的肯定。人们依照价值判断而对善恶、美丑、利害、爱恨、圣卑、贵贱等等作出取舍。价值的任务是赋予人类创造性活动及全部生活以真、善、美、圣、利的意义和方向性。它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肯定什么否定什么、选择什么拒绝什么,保留什么抛弃什么,珍爱什么厌恶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凡是需要我们自作主张的事情中,都不能没有价值判断。“价值”可以指可量化的有用性、功利性。具有物质实用性、实践工具性或客观知识性的内容,在此意义上都可说是有价值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界定的商品价值属此范畴。然而“价值”不止于可量化的有用性,还包括满足人自我超越的精神需求的无法量化的人文价值。一些在实证的或科学的或实然的视角看没有用处、没有功利、零效益甚至负效益,属纯粹牺牲的事情--比如林昭、张志新等之选择为真理而献身,然而在人文意义维度上却是有价值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属于应然的范畴。应然以人的期望、理想为尺度,体现着主体选择性;而实然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不受人的主观取舍的影响。 
    
    在一种三角齐全的大哲学中,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统一的对应关系,即本体论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该哲学所认定的终极价值提供着终极根据。比如,台湾辅仁大学邬昆如教授从基督教哲学本体论论证的最高存在,即上帝所具有的四种性质“真”、“善”、“美”、“圣”引伸出四种基本价值:知识价值--真;伦理价值――善;艺术价值――美;宗教价值――圣。而陈立夫先生则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最高存在,即天道中发掘出了五种基本价值。他说:“人从天道中学到了五个字,即‘公’、‘诚’、‘仁’、‘中’、‘行’。”所谓“公”即“‘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没有对谁好一点,也没有对谁坏一点,完全是天公地道的。……人应以此为准则有包容和协之德”。“诚者天之道也”。“‘诚’用之于人道有几种含义:所谓诚者明矣,就是说无诚不智;所谓成己成物,就是说诚通于仁;所谓至诚无息,就是说唯诚乃勇;所谓至诚如神,就是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至于整个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执,可解释为信仰,所以‘诚’是道德之源泉。”“‘仁’,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地间每一事物需要共生共存共进化,彼此应该互助互爱,所以‘仁’用之于人道就是‘仁者爱人’”。所谓“中”“指天地间每一事物随时在行动中自我调整,使之不会冲突,各得其所而恰到好处,称之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用于人道就是‘允执厥中’,……后儒称‘中’为‘天下之正道’,并称‘庸’为天下之定理。”“‘行’即乾卦所谓‘天行健’是也,……故有‘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人道,……人生之意义与责任在‘成己成物’,不论‘成己’之修身,还是成物之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力行始有成,可见‘成己’是体,‘成物’是‘用’,‘体’大则‘用’宏,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养其‘体’,是故‘行’为道德实践。”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内容、方法、功能的学问。它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途径、方法等等的考量,对人获得真理的认识活动给予支持。一方面对特定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给以认识合法性、可靠性的确证,即证明它们有道理,符合事实和逻辑,不是虚妄的想象,不是只具有个体在特殊时空情境下体验的特殊性,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哲学本体论和价值论要通过认识论才能理论地建构起来。如果不说明达到本体论、价值论的认识可靠性,本体论、价值论就不可能被有说服力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认识论也把对本体和价值的认知转化为认识方法和行为方式,比如把对世界辩证存在的实际状况的肯定转换成辩证地看世界的方法,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论证转换为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给人们追求真理,实践善行提供认识方法论工具和行为方式指导,成为本体论、价值论对人的认识和行为发生影响的中介。而认识论本身的合理性证明却又在认识对实然本体和应然价值的符合程度上。相应地,认识论也以它能否对本体论和价值论具有建构性和应用工具性证明其自身作为哲学三角之一角的功能。我们发现“哲学铁三角”每个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是一“解释之环”。
    
    哲学的大家族中的许多分支--美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根据如上提出的哲学定义,都具有被称为哲学的资格,但是这些不同的门类在哲学中都是“二级”或“三级”学科,它们或是可归属于铁三角中的某一角--比如伦理学可归属于价值论,逻辑学可归属于认识论,或是以“铁三角”为其形成的逻辑前提,即它们是“铁三角”之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分别或综合地在特殊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还有人曾提出“辩证法往哪儿摆”的问题。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的辩证法,一般既包括世界观上的,又包括认识方法上的。当我们讲世界的存在状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发展变化的”等等时,我们所谈的是世界是怎样存在的,即世界存在的状态或样态,是属本体论问题。而当我们强调要辩证地、联系地、整体地、系统地、发展地看世界时,我们所谈的是认识方法问题。所以辩证法在这里已被包括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中了。
    
    上面论证了“哲学铁三角”对穷尽大哲学内容的充分性,即这三个角足以从最高层面涵盖所有哲学内容,不必多于三个角。接下来我们会问,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文化的核心或灵魂必须由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铁三角构成?或为什么不能少于三个角?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本文所用的“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意指一切被人化了的东西,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而狭义的文化,则指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对而言的限于精神文明范围内或精神形态的文化现象。本文所说的以“哲学铁三角”为核心或灵魂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人的精神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其结构有内核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内核层――核心或灵魂――即是由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中层是自觉地贯穿了一定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并被系统表述出来人文价值理想、社会行为规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及承载并体现它们,有着价值指向和意义规范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处于文化中层,它是祛人文价值的,属实然知识范畴,但是它不得不体现并会应用文化核心层的认识方法论一角作为认识方法指导。作为狭义文化的内容,自然科学在发展应用的宏观决策上也受文化核心层的价值论一角的制约和影响。表层是与上述两个层次相关联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活、民俗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精神活动。内核层和中层,属雅文化层,对其的掌握、建构、推行和运用通常是有意识地进行。而表层则属俗文化层,既受到理性自觉的雅文化的影响,也存在着透过群众非理性行为或流行时尚表现新的文化趋势并对整个文化的发展趋势发生影响。
    
    不同文化的区别,无论是地域性的――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还是时间性的――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区别,还是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化,如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其最根本的本质不同都会反映在哲学内核层,即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不同上。如果两种文化只在中层和表层有所不同,而在核心层没有区别,那么这两种文化属于同质文化。要自觉建构起一种新的进步文化,则一定要先找准原有的旧文化在核心部位存在着的弊端是什么,取而代之的铁三角应具有怎样的新内涵。当然,文化中层和文化表层的建设同样不可忽视。文化中层起着沟通内核层和表层的作用,新文化的中层如不能自觉地建构起来,文化核心层的创建不会真正渗透到文化表层;文化表层的新的进步趋势也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铁三角在文化中的核心或灵魂地位,须明了,哲学要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存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可概括为三大类关系:第一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或人的内向度关系。涉及:信仰与理性(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价值与真理(德与道、善与真、美与真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心理与生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思维与欲望、情感、意志、直觉、灵感、想象等等非理性精神活动)。第二是人与外生存环境的关系。涉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第三是人与人的关系。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并不只是哲学家和哲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三个层次,包括所有人类学问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比如三大类关系也是宗教所关注的,但是宗教只告人不容置疑的终极本体,教人不容置疑的“应当”,它有本体论一角和价值论一角,却不需要认识论这一角,因为它不必对“应当”做逻辑的论证。这三大类关系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学科所关注的。比如自然科学不但有许多学科直接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也有一些学科如医学、心理学涉及人的身心健康的问题,社会科学则偏重于研究和揭示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人际关系中的实然规律。历史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就更是把三大关系都纳入自己关心的范围之内。它们都有具体的价值选择的论证和认识合理性论证,但是它们都不在对终极本体的关照中,对终极价值作出论证,也不会提出康德那样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认识论问题来。哲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对人类存在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是理性地或逻辑地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这一人类理性最普遍、最抽象的层面来切入,而其解决也是最基本并最具普遍性的。
    
    作为人类文化核心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铁三角”虽然是在中西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哲学最不可或缺的内容丰富起来的,然而归根结底这一“铁三角”结构却是由人类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人要存在和发展下去,就要不断地解决三大类基本问题,就要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是他主动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以获得使自己肉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的前提,也是他成功地协调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以及获得自身身心平衡的前提。哲学认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途径、方法,认识可靠性的检验等等的论证,提供了所有更具体领域认识的理性合法性的根据,从而使这些具体知识能具有真理的“生命”。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灵魂的哲学不能没有认识论。而人不是猪,不会只求生理需要的满足,除了要延续其肉体生命外,还必然地会有不断地超越有限性的精神需要,必然要对意义或价值作出判断和取舍。而哲学价值论对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范围、功能的论证,为人的,特别是体现在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具体的和终极的价值选择做出论证,从而使各种人类学问中的意义追求得到确认,因此在哲学中不能没有价值论。而人具有的理性上不断超越的要求,又一定会使人在认识上沿着经验存在的链条一步步地追根溯源,直到追问到认识论的终极实在依据和价值论的终极意义依据。人类理性渐渐地就发现,认识论与价值论最终都必须要以人处于其中的无限世界或终极实在为整体关照,即人类需要把自己对具体的经验世界的认识,对生活中意义的选择与其处于其中的无限的终极实在发生关联,从而给出一个人类能信服的自身的实然地位的判断,能做出一种统合人生全部意义的终极意义的抉择。前面已经论述了人类的知识体系不可能没有本体论牵挂着的第一环,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存在不可缺少本体论,还由于其支撑着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价值论和认识论。如果没有本体论提供的终极性的支持,就等于把认识论和价值论都置于可这样也可那样,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断线的风筝,无根的浮萍)。认识论和价值论要能成立,就必须有本体论的支撑。这是哲学铁“三”角对于人类存在“一个都不可少”的必要性。
    
    此外“哲学铁三角”对于哲学自身的发展也意义重大。自觉的“哲学铁三角”意识提供给哲学研究一种必要的边界,使它的向广向深的研究具有了一种“收敛性”,而不至于形成枝蔓野长找不回主干与根基的局面。实际上,现、当代西方哲学被边缘化,不能充当其文化的灵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稀里糊涂地抛弃了“铁三角”之本体论,导致了价值论上五花八门的光怪陆离,非理性主义过度膨胀,认识论上走入一种在语言内部研究语义和语言自身逻辑而与实在和人类生活脱节的狭窄胡同,流于细枝末节,难有大的出息。人类任何一门学问中对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理论上都有无限深化的可能,任何一门人类学问理论上也都有提出无限多的具体问题的可能。但是以对人类有无积极意义为度,这些学问及其提出的问题都应有其边界。超出这个边界提出的问题就可能无意义或近乎无意义。意识不到这一点,会导致人类的智慧和其他资源的浪费。西方哲学在当代表现出来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放弃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或广义形而上学的珍重,放弃了哲学充任文化核心的使命意识。被认为十分有影响的哲学家在置疑以往哲学的偏执时,不知不觉地走入了更加有害而无益的偏执,做着解构(广义)形而上学的反哲学的事情。而恰恰是大哲学之有机统一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三个角赋予了哲学一种十分必要的收敛性,使其成为一种能体现并把握人类存在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存在中,实然与应然、绝对与相对、一般与特殊、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有限与无限统一的理性的学问。
    
    “和谐哲学铁三角”之体
    
    “和谐哲学铁三角”之“体”或其内涵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在世界观或本体论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多元合法化。第二句话: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第三句话:在认识方法论上承认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各有其价值,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
    
    首先,为什么要在本体论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世界观上的多元化呢?因为在世界观问题上,真理不是唯一的。这一点是由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决定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是我们对无限的终极实在的理论把握,或有限的人以无限的终极实在为对象的一种认识。当我们以有限的认识能力去面对无限的认识对象时,其实就进入了“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状态。中国哲人早就知道人的认识的终极有限性:“六合(天地四方,三维世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斯维德勒教授在《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中论证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之间对话的必要性时指出:人在试图把握终极实在时,面对的认识对象是无限。这就像是站在圆周的一个点上,去看处于圆心位置的一个巨大的对象,每个主体看到的都是他所站的角度使他能够看到的部分。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世界观看到的世界,实际上看到的都是无限的终极实在的有限部分。这就像是佛陀讲的“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一样,每个盲人摸到的象的部分是真实的,然而如果硬是坚持这个局部就是全体,那就一定会导致片面荒谬的结论。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持不同的世界观的人需要对话,相互学习,而不是坚持我对他错,有我无他。我们需要意识到,哲学本体论或世界观上的“唯……主义”应当只是其作为对世界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哲学体系的带有假设性的起始一环,其他的解释模式对起始一环可以有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假设会有不同的体系侧重,也会有不同的忽略,应当寻求长处互补,而不应当以短处抹煞长处。更不能把自己认同的世界观视为绝对真理,而把与自己不同的世界观视为旁门左道,甚至于歪理邪说。在人类历史上奉行“唯……主义”之绝对主义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在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和思想一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60年来人文学科发展的萎缩,其重要教训也是在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和思想一律。虽然实行专制主义的国家未必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都奉行“唯……主义”之绝对主义,例如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的皇权专制,在世界观上都取了包容性极强的天道观,但是,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奉行“唯……主义”之绝对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前提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要以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为配套。所以在世界观的维度上坚持真理是一元的,已经是一种落后甚至愚昧的观念。
    
    第二,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人类已经和正在形成共识的底线人权普遍价值和伦理普遍价值。
    
    人类普遍价值,亦可称为“普世价值”,指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和不同范围的人类整体的积极性质或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普世价值的合理性根据在于承认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以及人性具有趋善的可能。
    
    中西思想史上人性本善的主张,都有深刻的本体论根据。比如,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以及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由于其发源于同一地区而被统称为“闪米特”宗教)都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上帝的创造出于爱,因此人要爱上帝并彼此相爱,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善的,“原罪”是人背离上帝后犯下的,人性向善或可能向善的最终依据是上帝。再比如,中国老子哲学,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以天道作为终极实在,而天道是“利而不害”,有“好生之德”的,作为天道的一种承载或一种具体体现的人,其天性从本然状态上说也是善的,人性向善或可能向善的依据是天道。但是人性这种“生来之善”实际上只是作为终极本体的天道的“利而不害”、“好生之德”或上帝大爱的经验证明,证明的是“成大于毁”的“生生之德”。尽管天有种种“不测风云”,人有种种“旦夕祸福”,但是,从宇宙的形成过程,到人类形成的过程,到人类个体及所有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到人类文明的积累,我们都可以体会出,如果害大于利,如果死亡、毁灭的力量大于成全、生长的力量,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宇宙、世界和人类。如果把这种成全、存活的趋势归为一种生存论意义上“善”的话,这种人的生来之善其实只限于人的求生意志。作为天地“生”之大德的产物,人的生命与其他一切生命一样,都会有求生避死的本能,即它会秉承或体现天地“生”之大德,而努力地将人类的生命在个体及群体的意义上延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人性是善的,因为它是天地之善的产物。但是人类延续生命这种本能之善,不能排除他采取在伦理学意义上不善的或自私的方式。也就是说,当生存之善体现为伦理学意义时,既内涵了善端,也内涵了恶端。人所受惠于天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能发展出理性能力来,使他有可能超越因果必然性的制约,自觉地理性地择善或择恶。在伦理学意义上人生来之性中就有的善端和恶端,或天使性和魔鬼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是后天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那么存在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呢?这需要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进而人的根本属性――即人的本质的考察来回答。
    
    思想史上对于人有共同的人性的认识,大致上有四种:性善论、性恶论、性无所谓善恶论,性兼善恶论。人性无疑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在伦理学意义上,性善论是以人的精神性,且是以人有向善的自由意志选择,甚至人生来之性中有善端来概括全部人性;性恶论是把人的生物性或生理欲望的实现,甚至把受制于动物性的“恶端”当作了决定人性的最有力因素;性无所谓善恶论(如告子之“食色性也”)是将人性等同于人的生物性,而在生存论意义上承认其为实然存在;性兼善恶论则在社会性参照系中肯定了人性的复杂性。但是人类思想史上论证人有共同人性的思想家,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前现代西方思想家,无论怎样界定人性,几乎都有明确的趋善避恶或扬善抑恶的价值取向。他们所扬之善,其适用性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或特定个人,实质是人类普遍价值。换句话说,人类普遍价值是对人性向善建构的成果。
    
    思想史上主张人性不同的认识,大致上有四种:天生不同――如“性三品”说;生后不同之存在决定――如自然环境决定、家庭背景决定,或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决定论;生后不同之意识决定――如教育决定、存在主义之自由选择决定;以及先天后天两种因素导致的不同――如基因决定论,认为人自己不可能改变的基因先天地决定了人性取向,而现实的人性则是在基因决定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其他多种主客观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性三品”、“基因决定”和“自然环境决定”却并不在根本上与人有共同的人性的主张发生矛盾,因为它们所强调的人性不同,似主要是人类个体智商、能力、心理人格方面的生而就有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可能影响到对善恶的分辨能力,却并不等于承认生来注定了其伦理人格方面的人性惟善、或惟恶、或善恶比例一定。生后不同之意识决定的观点同样给人择善或择恶留下了自主决定的空间。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存在决定论,把人性善恶与阶级地位直接挂起钩来,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或一个地主,一般就注定了是“吸血虫”。
    
    对人性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就要涉及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人性”指人的各种属性的综合,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有机统一。其中表现了人之为人,而与一切非人存在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与马克思主义否定人具有共同的社会性的主张是一致的。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界定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按马哲教科书的诠释,这个定义一方面揭示人与动物的区别,另一方面说明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不同阶级的人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在本质上就不同,也就没有共同的人性。相应地也就根本不可能有适用于不同阶级的人类普遍价值。这一人的本质的定义是社会存在决定论思路,与西方自康德之后近现代哲学强调“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思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西方哲学把握人的本质的两种思路各有可取之处,又各有片面性。“人的本质”属性中人的自主决定性――自由意志选择,与人的被决定性――受客观因果规律性制约,是对立统一的。笔者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如下:
    
    作为一种受其求生本能和欲望制约而有物质、生理需要的社会动物,作为一种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而有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会存在,“人的本质”在于:能根据对于价值或意义的领悟和追求,对自身需要和客观规律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把握,主动地处置、驾驭(包括顺应、利用和马克思主义实践意义上的“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有意识地协调、处理(包括合作与斗争)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并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在为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地在物质层面(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社会层面(人与人的关系)和精神层面(人与自身、人与神或人与道的内向度关系)自觉地实现对自身有限性的突破,表现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倾向。
    
    在历史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正常的、心智成熟的个人身上,都有上述人的共同本质,而任何其他动物却决没有上述规定性。人的本质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共性。这些共性是寓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特殊或具体的人身上,并通过他们不同的特殊性而表现、实现出来的。智力残疾的人属于非正常情况,因为他们是人类延续过程中不幸的悲剧,正常的人应当以人道精神小心照顾保护。人类的幼童处于心智不成熟阶段,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会成长发育为符合人的本质规定性的人。
    
    人的本质,人之为人的共同人性提供了建构人之为人共同的,或人类普遍认可的善,即普世价值的客观基础。首先,人有共同的生理构造,共同的感知能力,共同的感情体验,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教训。由于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这些人人具有的共同性,既是建立善良人性的基础,也是建立邪恶人性的基础。我们对于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本身可以成为我们同情和关爱其他人的经验基础;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转嫁痛苦,争夺有限资源的经验基础。但是毕竟上述这些共同性,使我们从自爱上升到爱他人成为可能。其次,以人类相同的生理构造和社会生活为基础,人类有着作为人(而不是其他动物)的共同的多层次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所有这些需要都是合情合理的,都可视为天道的惠予或上帝的恩宠。但是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定立并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既保护每个人的合理需要能正当地争取和实现,又不侵犯和妨碍其他人的合理需要的正当地争取和实现。这就需要提出一些最基本的人类生活必须遵守的规则,即度线人类普遍价值。
    
    在人类的成长过程中,不同时代的圣哲或思想巨匠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探索、追求和建构。这一工作的实质,是建构人之为人共同的精神资格标准,是自觉地养育有益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人之善性。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时代,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完成。
    
    自觉地意识到并主动地努力建构有约束力的人类共同遵守的底线普遍价值标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的。已经明确提出的普遍人权价值和普遍伦理价值,都是人类的底线价值标准。先是由罗斯福总统1942提出“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除恐惧、免除匮乏的自由,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为普遍人权价值:每个人类个体都平等地拥有信仰、思想、言论、结社、工作、受教育、婚姻、免受剥夺、免受威胁、免受恐惧等等自由权利。而普遍伦理价值则直到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动议: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以及从各大宗教都有的四项戒律中发展出的四项积极的原则:不许杀人,尊重生命;不许偷窃,正直公平;不许撒谎,言行诚实;不许奸淫,男女之间要互助互爱互相尊重。
    
    一定范围的集体主义或群体主义价值与普世价值不能相提并论。人类以往历史上集体主义或群体主义价值观通常体现为视本民族、本文化、本国家、本阶级、本阶层比其他民族、文化、国家、阶级、阶层拥有更高价值。这种本群体或本集体价值至上观,是反普世价值的。其在历史上最突出也最丑恶的例子是在社会领域以达尔文主义为公理,在民族或国家之间推行弱肉强食的从林规则。其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作为反其道而行之的不得已,受害于这种规则的被侵略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以血还血地奋起反抗,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特别强调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群体的价值优越,可归为“以直抱怨”,也可归为矫枉过正,并不为过。然而,这种以本群体价值拒绝普世价值的做法却在现实中被绝对权力者变成了堂而皇之的伎俩,在现在人类文明达到的水平上看,已经是一种绝对的历史反动。其实际表现,就是以一定范围的群体价值与其他群体价值不同,而这个范围的群体价值要高于这个范围的个体价值,而在实际上拒绝普世价值。如打着所谓的“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旗号保持着权贵者腐败集团的即得利益,又如以所谓的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剥夺一些公民的信仰、结社、言论、游行、罢工等权利甚至于人身自由。可见,一定范围的集体主义可与非普世价值在两种意义上并行不悖:即既以特定群体的价值特殊性否定普世价值,又以其特定群体价值贬斥其范围内的个体价值。而普世价值坚持的是,每个人类个体的价值都应当平等地得到尊重。原则上,一定范围的群体价值应当以底线的人类普遍价值为基础,对外,要尊重并维护其他人类群体与本群体拥有平等的价值,对内则要追求使个体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就人类大多数而言,直到今天,人类在精神上正处于而立之年的摸索中,人类整体在精神上还未达“不惑”的年龄段。人类对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自觉认同,与以往历史相比,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和普及程度;然而如果与人类历史上少数早已达到普世价值之高标的人――如耶稣及其门徒、孔子及其后传人比,则相差甚远。对于这些先哲先圣,底线的普世伦理价值早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实现了。但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第一,首先要坚持,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普世人权价值与普世伦理价值共同的最基本或最底线原则。第二,不能把高标普世伦理设置为基准,因为将无法普及。高标普世伦理的意义在于提供给人在精神境界上不断超越以一种参照系。第三,任何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规范都绝对不能与底线的普世人权价值及普世伦理价值相悖。建立在拒绝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立场上的任何所谓“价值标准”或“核心价值”,要么是导致一种普遍的道德虚伪,如“文革”时期“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要么就是导致一种人性误导或扭曲,如“文革”时期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里强调的底线普遍人权价值与普遍伦理价值并不是做人的高标,认同并遵循之不是要求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天下之忧而忧”、“无私奉献”。不是要求像耶稣那样为了替世人赎罪,把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无所畏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要求像颜子那样安贫乐道,而是要求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要有作为人的起码精神标准。因此人类底线普世价值标准必须是最基本的且只能是一元的或单向的。说其是最基本的,是说不可以在无视、拒绝或反对这些底线标准的情况下标榜更高的价值,那样一定是道德欺诈、愚民。也不可以保护多元文化为口实,而容许反人类普遍价值同时拥有存在的合法性。
    
    我们今天常常讲,要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价值,要和而不同。多元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世界观层面,涉及本体论的终极实在观,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终极有限性,任何哲学和宗教信仰对终极实在的把握都只是把握了无限的终极实在的部分,因此不同世界观或信仰都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在价值观上,要区分两个维度:权利、伦理意义维度和非权利、伦理意义维度。两个维度都以“真”为前提。前者相当于垂直维度――指示善恶,后者相当于水平维度--指示美、利、有效。指示善恶的垂直维度上,是单向的、一元的,要自觉认同人类普遍价值观,特别是底线普世价值。在指示美、利、有效的水平维度上,则要允许、鼓励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风俗习惯的多样性蓬勃发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或捍卫传统。笼统地说,在水平维度上的多样性,也可以叫作价值多元。而多元文化和多样文化“和而不同”的基础是认同人类普世价值。“和而不同”是句好话,但是“和”的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底线的认同和对人类普遍价值高标的崇敬。承认文化的多元,绝不意味着肯定像法西斯文化、奥姆真理教那样的反人道,反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有存在的价值。恐怖分子要杀人,并认定其滥杀无辜为正当;国际贩毒集团要谋利,并认定其贩卖毒品为正当;无神论者认为有神论反科学,因此他们执掌了政权就剥夺有神论者的信仰自由;权力者想用权力谋私,因此就用专制的手段打压迫害揭露腐败的新闻工作者和维权的民众,诸如此类的反普世价值文化,我们能与其“和而不同”吗?我们认可尊重生命,就一定会反对滥杀无辜;我们认可诚实守信,就一定会拒绝谎言欺诈;我们认可正直公平,就一定会反对掠夺盗窃;我们认可男女间互助互爱互相尊重的关系,就一定会反对逼良为娼,就不会像畜生一样的乱伦。我们认可凡是人都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就一定会反对蔑视、践踏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一切行为。
    
    如上所述,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在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和认同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程度。虽然以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普世价值的国家、政党和个人仍然存在,但是人类精神达到的成熟程度已经使今天的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普世价值是大至全人类,特殊的国家、种族、阶级、阶层,小至人类个体追求并实现其不同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获得人格尊严的需要;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美与愉悦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得以满足的最重要的精神保证。在以往人类历史上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种族歧视、文化歧视、宗教歧视,与对这些歧视的矫枉过正,以血还血、歧视轮回,甚至暴力轮回,虽有其历史的具体的合理性,然而从今天人类精神达到的水平看,都是过去人类精神不成熟的表现。普世价值准衡的确立对于自由权利被剥夺的人类弱势群体,对于苦于实力悬殊而利益受损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普世价值提供给每个人类个体和群体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以道义的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实现其阶级利益的主张,这样一种以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尊严被压制作为实现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代价的非普世价值观,已经为人类的实践彻底证伪,为人类越来越认同普世价值的思想进步超越。过去我们批评一些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的主张是“虚伪”的,实质上批评的是其没有或未能被真正落实。而倡导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尊严和权利的普世价值与认为人在权利和尊严上就应当分为三六九等的非普世价值,在原则上哪一个反动落后,哪一个进步有益,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能否自觉接受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在今天,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即其配不配被称为人或人的。拒绝这些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如果是个体,就算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正常的,他在精神上却没有达到做人的资格,实际上是徒具人形或只受欲望操纵的行尸走肉,或一台能算计的机器;如果是一个政党,它就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政党,如果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不管它经济上多强大,也必然是还未真正在精神上走出野蛮状态,落后于人类文明大潮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它低于人类历史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的对人类群体和个体都有益无害的做人的底线标准。只要是拒绝这些底线普世价值,那无论制定出多少道德规范,提出多少荣辱标准,也终究走不出黑社会式的价值观。
    
    第三,在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前面在指出“哲学是以理性的方法研究道或揭示道的学问”时,我们把“理性的方法”的范围界定为“包括西方还原论公理化的思维(形式逻辑)和中国综合整体地务实的思维(辩证逻辑)的逻辑思维的方式”。两种逻辑思维方式不但分别开出了建构西方哲学之“铁三角”和中国哲学“铁三角”的认识论途径,而且影响到中西方科学文明成果的取得。
    
    有几种偏见需要略做澄清。偏见之一是形式逻辑等于形而上学僵化思维。偏见之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缺位或薄弱,甚至中华民族只有经验性思维,是一理性思维十分落后的民族。前一种偏见与“中国传统文化应有尽有论”的文化傲慢常常互为表里,认为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高于西方。后一种偏见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无可取论”的文化自卑常常相互印证,互为论据,认为西方文化方方面面都高于中国。
    
    实际上,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高度互补的。中国哲学的道本体论以及整个“哲学铁三角”也是通过认识论建立起来,但不是通过形式逻辑的概念演绎与归纳,而是通过取象比类这样一种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认识方式。这一方法深刻却并不神秘。“取象比类”之“象”是可以图像化的形象,也可以是语言表达的形象。而“比类”之“象”,不是写实之像,而是可以反映事物、系统之本质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之像。取象比类是用“象”而不是用“概念”来概括事物的共性。且“象”所概括的是动态的、联系的、复杂系统间在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上的共性。所谓“象”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系统认识的模型。“取象比类”的认识过程,就是自觉地在这种辩证系统认识的模型指导下,去深化对特殊的复杂系统的认识。比如中医,它所自觉坚持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八纲辩证就是一种理论内涵非常深刻的辩证系统认识的模型,一个好的中医在医治特殊的患者时,都会自觉耍娴熟地以这样一种系统模式为指导,却深化对特殊患者的特殊疾病的认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方法的思路,是从实际出发,寻找最有概括力的图像揭示出复杂事物和复杂系统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发展变化的共同性。用来表达这种共同性,构成辩证系统模型的“象”,我们最为熟知的有:河图、洛书、八卦及六十四卦、阴阳鱼太极图、阴阳五行说。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以及中国先秦诸子所用的许许多多生动的寓言,实际上都是取象比类思维方式的结晶。《易传》对八卦产生的记载,非常形象地诠释了“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取象比类”显然并不是纯经验或纯感性认识。它要求有极高明的抽象能力。用来比类的“象”是高度概括的、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是深刻的辩证理性思维的产物。它们因此也同样可以作为逻辑演绎的前提--“公理”、原则与方法指导应用于生活中。只不过这种“演绎”的公理是辩证系统模型,则演绎本身是非线性的辩证逻辑的演绎。这种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实践,结出了大量人类科学文明成果。这些中华科技文明成果已为著名的李约瑟博士以充分的材料记载下来。
    
    雅斯贝斯对西方理性的特点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他说:“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 从古希腊时期,希腊科学家和哲人就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形式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欧几里德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加以系统化的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严谨的规则就被清楚明白地提炼了出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从那时起就成为西方理性方法的支柱,而贯穿于哲学和科学思维中。相对于中国哲学和思维方法,西方哲学和思维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其偏爱公理化的方式。它能舍去现实存在中多种多样的复杂关系,只将其可量化内容或可还原、可理想化内容抽象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这使它一直非常强调遵守形式逻辑的演绎规范成为可能。这种在思想范围内部从公理出发演绎推理的强调,在公元500至1400年间由于和基督教神学越来越紧密结合,不但不是科学进步的助力,反而曾是科学进步的阻力,因为它的作用被神学家限定在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绝对真理性上。在这种大前提下,作为西方中世纪教会和学校必修课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演绎体系,基本上扩展不出新知识。但是,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方法,却在基督教哲学中被娴熟运用而得到保留。在走出神学绝对主义统治之后,经过培根等哲学家的大力倡导,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成了科学发现的新工具。归纳法与演绎法这本来就是同一条路线的一往一返才得以相互为用的形式逻辑线性思维方法,归纳法被当作发现新知识的认识方法在西方文化中的强调,改变了演绎、分析单腿走的穷途末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成就起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前提,伽里略、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家对物理学和数学的伟大贡献才成为可能。他们的工作证明,自然是受基本规则支配的,而这些规则用观察和实验,通过新的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提出不同于基督教教义和古代的定论的新的理论假设,借助于逻辑演绎、数学演算及实验室理想化条件下的实验等科学方法是可以确证的。因为西方哲学和西方思维有着坚固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基础,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它能将还原论的、分析的、公理演绎以及归纳的方法,用于对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所以在社会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在实验基础上、数学化的理论科学就在西方世界首先兴起了。要中国人在其传统的务实的辩证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发明出这样一种以被裁剪下来的“部分”而不是有机的“整体”为对象,“理”为上,而不是以“用”为上的科学方法来,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是实用的、圆融的、生活的智慧,因此即事言理是它的动因;其反映实际、把握实质、付诸实行、取得实效的务实思想结出了辩证思维方法的果实。西方哲学所追求的是思辨的智慧,因此它的动因是离事言理,注重的是由概念构成的逻辑体系的自圆其说。中国哲学关系地、动态地、系统地、综合地看世界,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系统性的把握,提倡解决问题的适度、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西方哲学的主流则一直是实体地、静态地、局部地、分析地看世界,还原论是其主要思维倾向,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和分析方法以及经验归纳则是哲学思考的主要程式,提倡解决问题时非此即彼的明确性。两种智慧都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近代的崛起与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搭起的台阶相关,而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则与利用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实证性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中华辩证逻辑智慧对于解决复杂性系统问题具有优势――在确定正确的全局性长远发展战略时不可缺少;西方形式逻辑、线性思维智慧对于解决精密技术问题,或量化问题具有优势,在解决局部的、可量化问题时功能强大。
    
    那么中西方两大思维智慧分别具有什么不同的适用范围和独到的认识方法论价值呢?首先,形式逻辑作为思维规则和语言表述规则与人的认识和语言能力的有限性有关,人不可能以一句话,一个观念概括出认识对象的全部属性、方面和过程,所以需要切出相对完整的一段,在此一段中以线性清晰性排除悖论因素,得到具有确定性的演绎知识和归纳知识。而通常人在生活中和具体科学领域所面对的认识对象常常是相对有限的,可被抽象为理想化、静止的、与其他因素无关的单纯问题来解决时,被期待得到的有用知识也是相对有限的、或逻辑上有清楚明白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因此形式逻辑在这样的有限范围内是必须遵守,且可以带来丰硕认识成果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规则。然而第二,毕竟人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中有许多不可以还原为与整体无关的部分,比如人的四肢、人的五脏六腑,只有在活的人的生命体上才有其真实的意义,人每天的十二个时辰的生理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社会就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整体。当人要从整体上把握这类复杂的有机体系时,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就不够用也不适用了。如果硬要以形式逻辑去解决这类整体性的复杂问题,那就会陷入用绝对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眼光去看待相对的、联系的、运动的,具有多种规定性的对象的境况,所得到的认识也一定是远离实际情况的。但是第三,人在运用辩证逻辑认识复杂对象时,由于其语言能力的有限性,他得到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概括也不得不一句话一句话地进行表达。所以辩证法的观点在以语言文字表述出来时,仍须遵守作为语言表述规则的形式逻辑。不能有偷换概念、主题和语境,自相矛盾,缺少充足论据这样的形式逻辑错误,否则其内容就根本不能得到准确的传达。还有第四,辩证逻辑在是非对错已经有确切标准的具体问题上不适用,比如法律审判判定有罪或无罪;比如依据事实追究某事故的责任人应负的责任。如果辩证逻辑要在这个它不适用的具体确定范围插上一杠子,那么不是为了替自己诡辩,就是有意地制造混乱。
    
    就中西当今雅文化层面特别是核心层面的哲学整体情况看,辩证逻辑认识方法对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都是陌生的。甚至有一些学者和哲学家把辩证思维方式直接与专制制度挂钩,波普以及顾准对辩证法都有这样的偏见。实际上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属于认识方法论范畴,而不属于人文价值范畴,都是可以恶用也可以善用的思想工具。在普世价值观指导下,它们都可以在自己适用范围发挥好的作用,而在非普世价值观指导下,它们又都可以在适用范围内助纣为虐。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通过我们现在的科学教育体系,使受过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人必然地形成起来,而中华民族独有的辩证理性却正在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中失传。
    
    而在面对当今人类存在的三大类基本问题时,回顾以往人类历史可以看到,对于人类的大多数而言,其中每对关系的解决都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人类多数在处理这三大类关系涵盖的各种矛盾时,从来没有深刻地领悟到,中华辩证智慧所认定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与和谐是人类存在的应然或最佳的状态;从来没有主动自觉地做到过中庸、不走极端;也从来还不曾自觉地认同并遵循过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原则。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原本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截然对立起来,用一方压制、支配、统治另一方,以牺牲一方来满足另一方。我们在两个极端中不自觉地弹来弹去,却总也落不到中线上来。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不包容,价值论上拒绝人类普遍价值的偏执和认识论上的愚昧,使我们在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如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公有与私有、权利与义务、城市与农村、公权与私权、男权与女权、长辈与晚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等等关系中,不断地走弯路、摔跟头、吃苦头。最为可笑的例子是,电视台以及大学校园中组织的所谓“辩论赛”,基本上都是鼓励辩者各执一面辞,将原本对立统一的问题论证成非此即彼,比如知识与理想哪个对人的自我实现更重要,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哪个更根本,诸如此类的根据非此即彼的愚蠢思路设计的“辩论赛”,最明显效果就是把圆融聪明的中国人训练成只会钻牛角尖儿的傻瓜。
    
    “和谐哲学铁三角”之用
    
    由上面论述的“和谐哲学铁三角”之体,面对当今人类和中华民族最迫切的精神需要,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到其四大用途。
    
    一是提供全球化时代人类以及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或核心。
    
    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存在状态――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与人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相对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大大缩短。在全球范围内,人与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上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紧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一方面,地球人的视域和知识领域都大大扩展,另一方面,过去地球人从未遇到过的全球性问题,也摆在了人类面前,像人类身心健康的问题――包括像艾滋病这样的致命的传染病的防治、心理失衡导致的自杀、他杀――的控制和解决、资源和环境保护、对自然灾害的抗御、对反人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对不当使用可能导致全人类灾难的核武器的控制、对可能发生的文明――包括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的化解,妥善解决由各种利益冲突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争端,……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我们,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人类需要自觉地建构起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和睦意味着人际间的互相体谅与关爱、和谐意味着多样性的丰富发展与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共进。什么样的“哲学铁三角”才能堪当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化的核心或灵魂呢?那就是“和谐哲学铁三角”――即世界观或本体论上允许多元合法存在,价值观上自觉认同并遵循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底线普世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
    
    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来说,我们除了要面对全球化的存在状态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外,还要面对我们自己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各种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局性问题。特别是由维护绝对权力的需要多年来实行思想专制主义,导致了国家意识形态体制内思想创造力的流失与萎缩,已经根本丧失了理论创新的力量。改变现存的民族文化的落后和混乱,挽救执政者思想资源告罄、思想创新能力枯竭的思想危机,“和谐哲学铁三角”的建设性意义就更大。
    
    现在中国大陆思想界是什么状态呢?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社会实践解构,在人民现实生活中被实际地边缘化。支撑了这个民族近60年的“主旋律”及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无声地坍塌,如同清末民初被架空了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当时的处境。主导意识形态面对着三大非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左派(包括“毛左”和“马左”或“新左”与“老左”)的保守主义,如果不是依托于绝对权力支撑,其绵软无力的内容空洞与形式八股根本不可能抵挡其中任何一种的冲击,更不用提整合这些思想资源了。更由于绝对权力保护下的绝对腐败,已经使国家政权丧失了道德权威的地位。而近60年的思想一律,不但造成了体制内思想资源枯竭,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疲软。执政者缺乏适应时代进步需要的坚实的哲学基础,因此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上,处于一种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为根本原则的利益权衡、穷于应对、找不到北的状态。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已经在对付实际上的人心惶惶,思想饥饿时捉襟见肘,无粮可供。中华民族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倍受轻蔑。英国的首脑、法国的外交官,以及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而毫不避讳地就像批评一个痞子成了暴发户却明显地缺少基本的文明素养一样,批评中国这个民族无论经济上怎么发展,终究没有富有感染力的价值观,成不了真正的大国。翻翻中国政要在外国各种场合的演讲,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出些说辞,有意或无意地把《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及执政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三个代表”的“执政之基”掩藏起来。这并不单是为了糊弄国外舆论与大众,而是执政者对自己的执政理念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不能征服人心这一难堪事实还没有完全丧失起码自知之明的必然。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主张都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其缺乏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基础,所以它对理论界怎么解释“以人为本”都只好听之任之。有人把它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以民为本”,也有人把它解释为“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的人道主义。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执政者能在哲学上清醒地理解并自觉认同“和谐哲学铁三角”,会马上在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别开生面,进而走出思想危机,超越马克思主义、本集体或群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克服战略构思策略化、执政理念上的短视――只顾眼前,看不到大势所趋、弱视――只看小圈子,看不到众望所归、错视――把白的看成黑的,把好的当作坏的、无视――对于日益迫近的随时可能暴发的危机视而不见。不但在实际操作的战略决策层面会克服短视、弱视、错视和无视的障碍,而且在世界观上由绝对排斥异己变得自觉包容多元;在价值观上一跃由误导变正导,由落后变先进;在认识方法论上由浅薄变深刻,由狭隘变博大;能真正实现高屋建瓴,整合各种思想资源中具体的人文价值和有用性价值,开辟出一片中华民族在现时代条件下理论创新,真正回归并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新天地。
    
    二是提供筛选、过滤、保留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参照系。
    
    我们在建构文化的方法论上,历来强调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辩证方法论,反对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本体论或世界观上,却采取的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绝对主义。对有神论的容忍,只是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对唯心主义只是在其是一种思想史实的实然意义上承认它有存在价值;对非科学的内容,只认其在艺术想象的范畴内可以存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有意识灌输给受教育者的世界观的是非标准都是:无神论是真理,有神论是荒诞;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论;科学是真理,非科学都是胡说八道。而在价值观的学校教育上,至今不能走出劳动阶级价值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在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偏激误导的价值观支配下,无论我们的辩证的认识方法论能达到多么娴熟自如的程度,我们都仍然不可能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中吸取真正的营养,过滤掉真正有害的内容,因为我们取舍文化内容的价值尺度本身就是错的。因而取舍文化的机制颇像希腊神话故事中那个“铁床匪”用来切割过路者的“铁床”的机制――短得强拉变长,长的强切为短,凡不合标准者皆死,而问题最大的恰恰是标准本身。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市场运作,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却坚决而明确地拒绝学习我们最需要学习的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宪政民主制度。我们的影视作品中有不少在底线价值观上是糊涂、落后甚至误导的,其宣传的都仍是非普世价值。比如对国内战争的描述,打了胜仗就庆功,打胜仗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是杀死了多少敌人――而这些“敌人”实际上都是同胞。暴力革命在以往历史中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从今天应当达到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再现历史,至少对在战争中杀害同胞生命的被迫性和不得已应有自觉的表现。我们的老子早就说过,“杀人之众,以悲哀立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而我们今天的革命传统教育,不自觉地教给我们孩子们的依然是暴力革命的轮回性――“你死我活”,在人类今天应达到的文明程度看,这简直就是对兽性做可耻的大肆渲染。实际上与我们歌曲中唱的“让世界充满爱”、我们的奥运口号中喊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都已经正相反对。
    
    当我们能自觉地站在“和谐哲学铁三角”高度去筛选、过滤人类文化遗产时,我们就能理解文化遗产中哪些属于虽曾辉煌,但终归要为历史超越的历史性内容,哪些属润物无声,深水潜流,却一直滋养着我们伟大民族不朽人性的持久、甚至永恒的营养;就能鉴别各种文化内容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方法论上属什么性质,从而对它们有一种自觉的范畴归类与性质判断;就能区分什么文化内容是健康有益于人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什么文化内容是污染和毒化人类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进而实现对古今中外有益于人类健康地存在与发展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自觉保留和发扬。与此同时,我们在文化建构上也就获得了一种时代性主动。当前许多有担当有创见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创新与探索,也可以获得系统的哲学理论支持。
    
    三是提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宏观构架。
    
    当前我们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危机。我们整个民族文化自20世纪开始就在经历它的严重萎缩,经历了一个近60年的周期,更是萎缩到了快要断子绝孙的程度。中华民族当前被权力肯定的最权威的文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落后文化;其影响最广大的流行文化是混杂了中西文化中的缺点因而十分片面、偏激、混乱、低俗、丑陋的文化;其奄奄一息的本民族文化,依然携带着导致中国在19世纪衰败的那些病毒、病灶、病根而从没有得到认真治疗。我们的民族文化危机,实质上是我们将失去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危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长的样子仍旧是黑头发黄皮肤,讲的语言仍是汉语,使用的文字仍是汉字,可是我们的语言文字所承载和表达的内容,却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了。这种深刻的危机是近60年来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之源被截断,文化成长之外来活水又长期被阻挡导致的。其危机具体表现为,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博大深刻的优秀内容不能发扬,我们文化中由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兽性文化、太监文化、痞子文化、奴才文化内容得不到清理,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承载普世价值的东西我们接受起来障碍重重,国家主导的文化对来自西方的一种反普世价值文化却死抓住不放。流行文化或俗文化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中的糟粕如饥似渴。而我们文化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是我们几乎对自己本民族的“天道”信仰完全遗忘。
    
    中国人对于“天道”的信仰与基督教对于上帝的信仰一样,维系的是一种人类普遍价值,提供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不断提升,不断超越的垂直坐标。这个垂直维度的超凡入圣撑起人文水平维度的丰富多彩,使各种文化形式都成为载道弘道的载体与环节,这一垂直的价值维度与中华民族辩证认识智慧相结合,提供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时固执不放的真善美圣方向的精神支点,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不竭的创造力源泉。中华民族对天道的信仰是哲学地建立起来的。走向信仰可有哲学与宗教两种途径。宗教接受信仰的路径是从上往下,首先要求对被信仰对象具有信赖、敬畏、服从与亲近的虔诚,笼统地说是“由诚而明”;哲学走向信仰的路径是从下往上,要求有刨根究底追求至善的理性态度,是“由明而诚”。可以满足人在精神上超越自我终极有限性之精神需要的信仰对象,有两个规定性。其一是必须代表着无限的终极实在,因而具有帮助信仰者实现在精神上突破其有限性的要求。其二是必须具有指向至善的人文意义或价值维度,这种价值维度与人类历史地形成并被人类经验地证明了的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有积极的成全意义的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因此可提供人生最高或最重要的价值,统合所有更具体的价值,使信仰者能不断地提升精神境界。中华民族,特别是其雅文化层的信仰对象的“天道”,也正是中国哲学认定的终极本体,其展示的终极价值是“利而不害”、“生生成全”,完全能满足这样两个规定性。中国文化历代传人两千多年执著地以身载之、以行贯之、以文弘之、以业彰之、不离不弃的道统,所自觉维护和坚守着的都是中华民族这一哲学地建立起来的信仰对象。
    
    然而近60年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终极价值支撑的对天道的信仰却被遗忘、抛弃了。从20世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确立起的共产主义信仰开始,中国人依次渐渐陷入三种人文缺失:意识形态迷狂、工具理性崇拜和消费主义欲望膨胀。在毛泽东时代的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迷狂。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渐渐被实际地边缘化,工具理性的崇拜占据了上峰,现在它仍然在科学主义的流行话语中保持着强盛的生命活力。失去信仰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欲望膨胀,导致了普遍的人心惶惶和道德下滑。人们变成挣钱、吃饭、消费、娱乐、恋爱、同居的机器或声色犬马的动物,民族文化不再是陶冶精神的存在方式而变成了商业卖点……全部生活内容都被平面化,中国人普遍地丧失了向上提升自己心灵境界的垂直维度。
    
    “和谐哲学铁三角”给予中华民族重建“天道”信仰以系统的哲学支持。“天道”信仰本身就具有极其伟大的包容性,不仅可以提供给通过哲学思考自觉确立起“天道”信仰的信仰者以不断在精神境界上实现自我超越的支持,而且可以支持其他各种维系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仰选择。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所有具有维系人类普遍价值的宗教信仰,中华民族都因具有“天道”这一博大而包容的信仰而能予以尊重和学习,都能在自己的国度内给其以生存发展的合法地位。我们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意识形态迷狂”的台湾,一直是各种宗教融洽相处的“宗教联合国”。在人类各民族文化相遇,相溶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所具有的世界观和信仰上的包容性,是引进各种宗教,扶植和培育人类普遍价值的难得的有利条件。中国大陆人口众多,我们完全可以鼓励各种维护人类普遍价值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大陆合法发展。国家用以规范这些宗教团体的唯一原则,就是要求其一定要体现,遵守、维护、滋养人类普遍价值,而不能反对、瓦解、破坏之。我们只要能在雅文化层面给予中华民族天信仰一种默许和提倡,随着时间的进展,它所蕴藏的内在精神力量就必能吸引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只要有一批真正的民族精英在精神上归皈了天道信仰,我们就有足够博大的胸怀包容和鼓励各种维系人类普遍价值的宗教信仰,就能满足中国大众在精神上实现自我超越的需要。
    
    四是提供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向民主宪政制度和平渐进转型和进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是我们这个民族确定整体的长远发展的战略方向时,不知道以什么理论为基础。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只是迟早的问题、方式的问题,这已经毫无疑问。中国不可能再退回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定要在完善市场经济这条路上走下去,这也已经成了共识。中国经过和平渐进的条件积累,在实现制度转型,或最终走出“历史三峡”时,超越暴力轮回,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要从各方面推动执政党,认识到历史的大势所趋,使其能主动提出向宪政目标有序进步的时间表,这是大家对一种代价最小,收益最好的中国社会摆脱制度落后的途径的越来越达成共识的美好梦想。但是,以什么哲学为其合理性支撑呢?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能用,因为它在它产生的时代,以其独具特色的哲学铁三角――本体论上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带有偏激性和简单化的不彻底的辩证认识方法论、及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论,针对西方文明发育过程中那个特殊阶段,或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阶级压迫极其深重的现实,重点论证的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合法性,它提出的理想是完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或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归根结底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其终极价值支撑,对有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完全适用。谢韬等学者明确提出的只有“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救中国”,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上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赢得一片喝采,却没有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任何一位理论家,从伯恩施坦到吉登斯,虽然全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正面建构起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所需要的哲学基础。而“和谐哲学铁三角”恰恰填补了这个理论空白。它在论证了世界观或本体论上要承认多元合法性的同时,为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权底线普遍价值和博爱、尊重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诚实,男女之间应互助互爱互相尊重等普遍伦理价值,作了将终极本体承载的终极价值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有机统一的哲学论证,认为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完全可以提供给中国人走宪政民主道路以终极价值支撑。在认识方法论上,它揭示出,还原论的方法与辩证法的方法各有其适用范围和价值,应将它们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从而在中国走向宪政的认识方法论上提供了可避免偏激片面的思想工具。
    
    “和谐哲学铁三角”不仅在中国实行宪政制度的理论合法性上,给予了哲学理论的支持,而且对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60年来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普遍的思想方法的偏激、价值观上的混乱、信仰上的迷茫有针对性。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对待复杂的问题;以你死我活的零和视角去处理问题;在价值观上以他人为敌,为利用的手段,完全不顾及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底线;不意识信仰是人精神生命的垂直维度,今朝有酒今朝醉,满足于欲望驱动的动物性存在状态。……这些现象在我们社会中已经是司空见惯,而它们原本是不正常的。人的社会行为都受思想的支配。这些思想层面的问题,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构成一种思想源头,如果不能在思想层面纠正,它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地复制为、对象化为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和谐哲学铁三角”在本体论上主张多元合法性,肯定各种维系支持人类普世价值的宗教信仰为正当,特别倡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自觉重建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在认识方法论上提倡中国人务实圆融的视角,和谐相处,以双赢视角取代零和视角,以和谐为上替代斗争、对抗为上;在价值观上明确倡导普世价值,特别是底线普世价值的至关重要性。这些哲学观点针对着我们实现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推广开来,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民俗等各个领域都将带来积极的改变。
    
    我们不求一夜“变好”,但是我们要有变好的明确愿望,有要大家认同的变好标准和如何变好的设计。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哲学思考,那么“变好”就会一直停留为一种会引发无数争端而且永远不会有实际意义的非理性的或至多是经验性表达。
    
    ――――
    
    二稿后记:此为二稿,实际上仍是大纲式论述,许多问题的论述远不够到位,许多观点本身需要深化,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建构和做通俗化讲解。比如“普遍伦理价值”本身就应当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深入研究的价值体系,许多价值,――如幸福、和谐、平安、健康、和平、谦和、坦率、进取、美、爱情、亲子、孝敬、正直、效率、舒适、等等,都需要作条理化归类并加以系统论证。又如“辩证的认识方法论”中,西方哲学经由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提出来的许多辩证法范畴,以及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辩证法范畴,也都需要合乎逻辑的系统梳理。此稿在初稿基础上只做了个别文字的修改,期盼着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完善、深化。
    
    说“创建”新文化或“建构”新文化,在今天的文化危机和荒芜的现实面前都是十分合乎逻辑和历史需要的。即使没有这样特殊的历史需要,根据解释学,“解释”本身是一种历史行为。对于原典或文本的解读,不同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解释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创新”文本。中国新文化是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研究、综合、创新才能收获的成果。让我们为此而努力! 刘利华 初稿完成于2008年5月2日,此二稿修订于2008年5月20日
    
    ……………………
    
    呵呵。
    
    如果在这样的侧面上,再来看左派与右派之争,是不是别有风味?
    
    其实,洋鬼子对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将信将疑。国内有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
    
    哈哈。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编辑发来的内容,则更是有趣。
    
    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张维为
    
    推动“自由、民主、人权”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
    
    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有悖于历史事实。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人权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德古兹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但她却被送上断头台,她渴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不包括妇女、黑人、华工,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
    
    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迷信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做了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努力把好的那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被西方奴役的各个民族也奋起反抗,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了。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西方话语霸权面临三大困境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费的资源比发展中国家多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去掉这30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问题是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而一些国家听信西方这一套,却出现了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但是,西方谋求话语霸权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战争、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问题,西方价值观拿不出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民主输出”模式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真正害怕抵制奥运的是西方
    
    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平等互利”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的难题提供了宝贵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不久前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实力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一些西方人士扬言要抵制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如果西方领袖不来,北京奥运会成了亚、非、拉、俄罗斯和中国领袖的盛会,这才是西方更为担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将其看得一无是处,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
    
    普世价值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是不是变动不居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仅仅为洋鬼子所有?
    
    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着巨大的诘难,呈现出刘军宁所谓“折返”现象,也就是说在向着计划经济倒退。当局所谓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说辞,只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自欺欺人而已。
    
    国际上,经济全球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佬由于伊拉克战争以及压榨所有战略合作者,而失去了道德裁判员的身份,而国际间公权力的缺失,使得民族国家的国境线得以加强,国际社会上行政权力的付诸阙如让资本权力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但危险在于资本本身也由于虚拟经济与生俱来的缺陷而逐渐丧失了对人类的任何积极性质的作用。(对此,袁剑有着具体的分析。于此不赘。)全球性的贫富差距以及生态破坏,让地球人都对普世价值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大惑不解。
    
    换句话说,普世价值遭遇到了冷战结束后最为猛烈的怀疑、诘难与攻击。这一点,从西方人对美国模式日益增长的质疑乃至否定上就可以看出来。华盛顿共识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依赖全世界储蓄而饱食终日并且穷兵黩武的米国人,一个次贷危机就让衰退排山倒海滚滚而来,牵连着全人类都跟着倒霉。
    
    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被美国鬼子的粮食武器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通货膨胀闹得山穷水尽。美国佬为了自身,不惜以黑非洲贫穷国家的人们的死亡为代价,来维持轮子上国家的歌舞升平,演绎出现代版本的全世界奴隶制景象。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的话,那么米国人则表演着21时机的汽车吃人的活报剧,麻烦在于,这远远不止是个戏剧、或者仅仅存在于想象力当中的情节,而是真实地发生在黑非洲越来越多国家里的险象环生。
    
    英国人最近危言耸听说,如果人类再这么下去,地区还剩下7年时间。
    
    这时候,咱们再来看什么狗娘养的普世价值,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欢天喜地的了吧。
    
    所以嘛,在这个意义上说,奥运会只不过是人类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什么普世价值,去你妈的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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