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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悲剧与邓小平的遗憾/孙寿慧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31日 来稿)
    
     毛泽东的悲剧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前者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困惑,而后者则给许多人带来难解的困惑: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绞尽脑汁探究的人可谓络绎不绝。纵观这些“研究成果”,或者是将毛泽东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来研究,得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登位而必须杀将的封建帝王的思路使然;或者是将毛泽东作为神来研究,得出关于毛泽东发动“ 文革”的一些“石破天惊”的结论,(如一本《从战争角度看文革》的书稿认为:“毛泽东是通过文革这种独特的方式,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有三大目的:一是以中国国家整体性战略大撤退的方式,防止和挫败中国被苏联吞并或被苏美瓜分的危险,以及先美后苏两次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灾难;二是断然同苏共决裂,坚决清除党内要投靠苏联的亲苏派势力和其“联苏战美”路线,使中国和中共脱离苏联阵营,从苏共体系中独立出来;三是走“联美抗苏”的亲美亲西方路线,向美国和西方接近、靠拢和改善关系,使中国走出封闭,并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冷战格局中自成一极。”)然而也往往出奇得无边无际。这些“研究成果”列举不尽。这些结论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偏离了毛泽东之为毛泽东的本质,偏离了共产党在夺取了政权后面临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实践课题这个问题。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自少时即志于改变中国的命运,投身革命后,将自己乃至整个大家庭的亲人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生艰苦朴素,即便解放后也是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的苦难而难过流泪;对荣华富贵毫不追求,建国后成为“皇帝”了也绝不为家庭和家族谋求权和利,这样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什么呢?封建帝王杀将固权是为了自己皇位的牢固和自己下代的继承不易,说毛泽东也是为了这个绝对自私的目的,与毛泽东一生的事实表现不符,永远也讲不通,这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世界性大战略的特殊战争,更是出于预设毛泽东为伟大无错的神而挖空心思的论证,无视了文化大革命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本身的内容。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深知创业容易守业难,特别关注当政后永保政权的问题。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即告诫全党,进城“赶考”要过关,要防止蜕化变质。建国后,张青山、刘子善的腐败,资本家对干部的腐蚀,右派对党的攻击,等等,无不应验了他之前的预言,无疑强化了毛泽东巩固政权的警惕之心。  
     在坐上江山后,党内有个别官员开始谋权牟利。比如高岗饶漱石的不轨。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高层官员产生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中,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在一些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比如说,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看法,刘少奇等认为这是一个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看法,而毛泽东却改变以前形成的共识,认为应该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实现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关于农业生产经营,毛泽东搞的是集体制,而刘少奇等鲜明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主张,包括解散公社食堂,扩大自留地,恢复集贸市场,实行保产到户等。这些为大家熟知,不在此赘述。这些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使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它们产生于党内,这就需要纯洁党内,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本质。  
     面对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的忘我之心不死,面对一些干部的腐化变质,面对几个高级干部的阴谋,面对党内政见上众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异己”,怎么办?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他选择了发动群众,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 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向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会见外国首脑时就说,自己死后国家怎么样是管不了了,自己只能管自己在世时的。  
     这些及文革中实际事实都表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铲除党内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以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共产党的政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面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在涉及重大根本问题上的“可能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做法,毛泽东不是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的认识问题,而是看作了“他们要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性质的问题,因而必然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场为巩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动了这场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政治运动,但是它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却是十年内乱,给我们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巨大而深重的灾难、牺牲、创伤,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这个悲剧,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那个时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著作还不可能大量的接触和深入研读,所接触到的,也是以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批判资本主义等政治内容为主的著作,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只能是有个宏观的粗线条的认识,到具体的实践的时候,必然缺乏建设所需要的具体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结束后的产物。中国是一个谈不上什么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整体上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水平,在这样的社会能不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应当说,当初全党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是时间不长,毛泽东与刘少奇等就在此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应当马上进入社会主义,而刘少奇等则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这种根本路线性的分歧,后来一直伴随着他们。从理论上看,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发展水平的社会成员以及这个社会,能否直接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基础,并没有现成的论述答案,因此谁也无法从“ 理”上改变对方并从而改变党的认识。说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革命的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地结束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直接将现实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而在落后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以社会主义为理想动力的旨在推翻现实的恶的制度,求得大众解放的底层阶级革命,它的目的在于摆脱现实的苦难,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还不是大众及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水平的内在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所起的动力作用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是一样的。因此,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成功,但并不代表成功后就可以直接建立完全消除了资本主义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中所提的理想还需要一个过渡期。  
    从思维上看,毛泽东不进行基层的具体工作了,因此他思考的就是如何将书本上的马克思所言的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问题,而不能够像早期革命那样从基层的活动中思考实现目标的道路;而刘少奇他们长期在基层做具体的深入调查研究工作的人,则是看到现实的民生及生产力的历史水平,思考的是先解决现实的发展问题,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和途径。打个比方说,此时的毛泽东做的就是将施工图变为拔地而起的高楼,但是这块地适不适合直接建楼、地基如何搞,这些问题他没有考虑了;刘少奇他们则首先考虑建楼房的选址、打地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再将图纸落实为高楼。  
    他们之间的这个分歧,实质上是探索在落后的历史发展水平阶段的社会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分歧。而毛泽东错误地将其看作是阶级对立的政治路线性质,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产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根源。  
    二、如何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比其他领导人有更多更深的忧虑。防止腐化变质,保持纯洁,使党的本质的不变,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在这一点上,大家考虑的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比起其他人来说,还有“多虑的问题”,即他作为最高权力者,还要防止不轨者谋权夺位。毛泽东作为喜好中国古书、谙悉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人,焉能不深虑于此?要命的是,当他把与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认识分歧看作是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后,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了。但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考虑自己不被谋权夺位,是不能与封建帝王此为相提并论的。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保证他的执政地位是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是一致的,毛泽东要保证自己不被谋权夺位,就是要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不变。  
     如何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马克思列宁他们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办法。从毛泽东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述来看,他们都特别强调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以此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提高党在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地位,但似乎没有人专门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上去探讨如何保证执政地位。毛泽东当然深知,现实中的这种党代会和人代会是无法保证党和无产阶级的执政地位的,但是,毛泽东没有探讨如何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选择了旧政治的手段,靠执政者自己的谋术来解决,这就必然走向党纪和法制之外的人与人斗争的境地。这种做法,一是使被斗争对象失去了党纪国法的判断标准和惩治量度,被斗争对象该不该被斗及惩治该轻该重、由谁来施行惩治这些前提都不复存在了,只能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带来动乱,陷大量的人于被摧残的苦难之中;二是在党纪国法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就公然废弃、践踏了党纪国法,重新走向人治的封建政治,从而又为谋权夺位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毛泽东是要让党的政权不再步入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之路的,但是,他自身的所为恰恰是南辕北辙的,而自己始终没有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说,能不能保证执政地位,他只能把自己的这一代做好,而自己死后的就管不到了,——因为运用固权之术不是任何一位权力者都能够成功的,这正表明他除了运用权力谋术之外别无他法。  
     毛泽东缺乏现代政治理论,选择旧政治的固权手段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发生的政治理论上的根源。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现在有许多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是对毛泽东错误的性质的至切的评价,可是许多人总是对邓*小*平的这几句话不去深入理解领会。  
    毛泽东同志犯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这些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所犯的实践性错误。美化文化大革命,从而美化毛泽东,以达到美化毛泽东时代是错误的;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否定毛泽东,以达到否定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权,也是错误的!  
     邓*小*平的遗憾  
    邓*小*平在文革复出后,致力于拨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路。  
    邓*小*平在早年去过欧洲,文革中去过美国,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水平有深刻的感性认识,这是毛泽东无法相比的。   
    面对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差距,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国,是中国一切的前提,否则,落后只能挨打,必然亡党亡国,一切都谈不上,都是空想。是让人民和国家在均贫富的原有体制下缓慢发展,等待挨打,还是改变原有体制,让人民和国家迅速富强,奋起直追,摆脱坐等亡国奴的命运,这是邓* 小*平所认识到的历史责任性的选择。显然,后者是真理。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看到了劳动者以及社会所处于的历史发展水平与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后者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释放,从而抑制了社会的发展,所以首先从解放劳动者这个根本问题上入手,进行改革。  
    这样的改革,必然引发贫富差距问题、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社会财富的占有问题、市场与计划的问题等等,如看待这些问题,如何把握在社会主义允许的范围内,邓*小*平也不能够一下子给出答案,所以,他说“摸着石头过河”,要在实践中进行认识和总结,寻找答案。但是,改革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是有的,那就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检验标准,反映了邓*小*平的危机意识和为民思想。三十年的改革成果表明,人民的生活水和国家的力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在世界的排位得到较大的提升,国家的安全保障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改革的整体方向是正确的。  
    邓*小*平是伟大的实践家。  
    但是,伴随这个伟大的成就而来的非议,就是以前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非议,在各个层次的人中都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没有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经济改革所涉及的重大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予以学术性阐述。邓*小*平的许多说法都是在将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及对中国的实情把握后的感受性的认识判断,如“落后就要挨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以及“三个有利于”,等等,而“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坦言则是没有首先从理论高度解决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表现。改革涉及的重大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确不会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只有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后才能解决,但是,如果理论认识一直远远滞后于改革的实践,那么,改革就等于完全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了,改革就必然会陷入迷茫的境地,轻则不敢再动手抬足,重则走上歧途。邓*小*平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但是,经济改革所涉及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问题并没有给出理论性的解答,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遗憾,也是留给党的新的领导者的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任务。  
    在政治体制上,邓*小*平更是予以深重的考虑。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后,邓*小*平都一直反对“以党治国”,要党政分开。他说,“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文革后,邓*小*平特别一贯要求搞好民主法制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强烈的民主法制意识有两个强化源。  
    一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失误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鲜血和生命的悲剧。  
    农业合作化和生产劳动集体化,就是一时的政治氛围造成的,它并不符合广大农民的真正愿望和长远利益,但是农民没有不合作化和不进入集体生产劳动的权利;因而农村的生产力遭受了长期的抑制。反右扩大化,许多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申辩权,遭受打击迫害。文革更是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几乎每一个公民都可能遭受来自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攻击迫害,毫无人身尊严和人身安全,国家主席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竟然都能被这么随意的迫害致死。从政治高层来说,毛泽东也走上了一言堂的家长制的道路,领导层也失去了民主,使得许多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产生和施行。这些,使得中国社会不断处于制造动乱的运动之中,给新中国的上层建筑建筑带来极大的破坏。邓*小*平等老一辈作为亲身经历者,感受最深痛,故而最能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意义。  
    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法制的事实。  
     邓*小*平对欧洲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具体的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除了使他看到中国必须迅速发展经济以追赶西方世界外,还有就是看到民主和法制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民主在本质上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具有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在自身的历史阶段给了社会成员最大程度的民主权利,使得社会成员在精神活动和经济活动中激发出最大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国家得到强盛。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按理说应该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民主,但是,事实上是我们的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几乎是空白。所以他说,要向美国宪政学习,学习美国的民主和法制,“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中国只有走到那一天,才能够说长治久安。”  
    但是,中国搞民主,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邓*小*平坚定不移的政治改革的前提性原则。  
    文革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党政分开,是邓*小*平从源头上改变原有体制,进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突出表现。这一点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是一直重视并有所实践的。九零年之后不再进行党政分开的宣传和实践了,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和党在民主法制建设上的停止,而是现实中还没有适合的党政分开之道,还不能使党政立即分开。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使得施行民主和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得到统一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政治建设中的最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然而,究竟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自己也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改革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民主是个渐进的建设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民主要一步步放开的,他希望到21世纪中期,中国能实现全国普选。在对胡*锦*涛等的最后交待中,仍然强调实现民主的问题,要求让人民决定中国的领导人。在这个最后交待中,他明确提到了要解决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他说要抓好有关民主的制度建设,“要在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是小圈子选***,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这个谈话,就是要求党的接班人找到解决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制度性办法。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是个难解的大结,但是,他自己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解结之法,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第二个令人遗憾的地方。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找到了发动以农民为主的最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成为有别于巴黎公社和苏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邓*小*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创立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实践论思想,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的建设之路。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解放任务,邓*小*平则完成了指明中国的发展方向的任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是为了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不变而导致的,邓*小*平生前未能看到有效地反腐败和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源于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未能找到解决之道,而我们今天的经济上的深重问题和腐败的严重问题,使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经济和政治危险时刻潜伏着,这一切显示,两代领袖未能解决的施行民主与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相统一的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改革无法再进行深入突破,必然停滞不前或向坏的方向滑去。  
    好在我们共产党人对民主的探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民主建设之路正在寻求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村委会和居委会的选举改革实践一直在进行着,一些地方的乡镇长直选的改革实践在不断摸索着。这些改革实践,虽然颇有曲折反复,或进步或倒退,但民主建设的大势是向前的,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必将为时不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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