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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黄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8日 转载)
    
    批判武器的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修正与修正马克思主义
     一、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博讯 boxun.com)

    
    作者:黄鐘
    
    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揭露事务本质,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批判,从而接近和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工具或武器。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和揭露的,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首先是“不崇拜”,对待任何事物或理论绝不迷信盲从,也绝不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否定,而是分析、判断、吸收、继承或扬弃。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批判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发展。批判、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把事实与观念比较对照,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同时再与观念比较对照。批判、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有科学态度,又要有民主精神,承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观念,什么主义,都只能服从事实,服从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论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从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愿望出发,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蓝图,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根据,并据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及其矛盾和弊病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学说。马克思只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是由劳动与资本在财产所有权与财富分配制度上先天的矛盾和对立所造成---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并以此进行逻辑推理,论证社会主义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母体,旨在消除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在和谐的生产关系中,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过渡(每个人的个性和潜能都获得自由和发展)。除此之外,马克思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做任何具体和现实的描绘与规定。今天,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马克思的预言那样崩溃,反而吸取了社会主义思想精华,经济上将私人资本所有制改良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制,政体上确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极大地缓解了阶级矛盾,给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呈现出两极,民主社会主义与集权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批判、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野在哪里?资本主义的嬗变为哪般?中国向何处去?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诸多问题都牵涉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幽灵)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一路高歌猛进,国际歌响彻全球,但在最后十年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马克思于19世纪中下叶,根据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根据而创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本质上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人类天性和才能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财富分配不公平,社会发展不平衡,一部分人的天性和才能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天性和才能的不发展,甚至受奴役为前提,劳动者的劳动异化,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与劳动者对立的资本,占有并统治劳动者;个别资本生产的计划性和整个社会资本生产的盲目性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和劳动者消费不足的矛盾,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出现了,经济危机将周期性爆发,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的桎梏,进入生产资料社会共有的社会主义。当然,这只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逻辑推理。如果推理没有实现,那么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种原因所导致:一是推理的前提---基础理论出了问题,二是推理的逻辑出了问题,三是推理的对象随社会发展与时俱进和改良了。因此,无理是什么理论,无论这个理论当时多么先进,都必须随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母体,将向共产主义过渡。那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其丰富、法制健全、人类尊严与个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爱全部实现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最高发展阶段之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劳动扬弃异化,本性复归,所有人的天性和才能自由与充分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的内在和先天矛盾在于:其全部立论基于这样的前提,人类的天赋和自然权利之一,私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全部罪恶的渊源。而马克思运用的所有论证工具和理论,却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之上的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规律---劳动和商品交换,劳动和资本交换。马克思所有的理论都来自这个前提,而这些理论要论证的恰恰是这个前提本身必须加以废除和推翻。这是一个逻辑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悖论。如果马克思的论证这样进行:用建立在人类自然权利(私人财产权)之上的商品等价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论证价值规律的前提(私人财产权)本身需要限制、改良和修正,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在今天就非常准确地得到了证实。否定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与限制、修正和改良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但二者的源头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预言并非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的模式,在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多个国家整体实现,而是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最虚弱的时期,在封建农奴制度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在一个国家首先实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农革命建立的政权,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剥夺并压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以跨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阶段的方式,强制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悖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这一过程是血腥和暴力的,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矛盾所决定----在资本私人占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在财富稀缺,商品匮乏,劳苦大众难以温饱,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财富分配立场上所处的对抗和双方都不妥协的立场所决定。因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具体国情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悖论的突破和发展,俗称列宁-斯大林主义。什么是马克思论证的社会主义?如果不修正马克思主义论证方法上的逻辑错误,修正马克思主义瑕疵的推理前提,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错误逻辑前提下,用铁的逻辑在瑕疵的推理基础(基础理论)上推导出的瑕疵结论。
    
    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以集体的名义和国家的名义进行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对个体自由无情否定。列宁-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超级国家主义,旨在建立有国家无社会、有单位无个人、有纪律无自由的全能主义国家或者军事化管理国家。个体自由一旦在冠冕堂皇的阶级斗争名义下被褫夺,集体自由就成为统治者意志自由,统治者意志就成为无产阶级意志和全民意志,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铸造和贯彻統治者统一意志的模具,就成为专制集权的同义词。在舆论一律,传媒受到统治者操控的情况下,任何个体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自由都是对表现为无产阶级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统治者意志的冒犯和挑战。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必须用暴力来维护!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
    
    在商品匮乏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在阶级对抗的历史条件下,采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获得成功,从历史的眼光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本身是一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悖论的发展。历史不能重来,现实必须面对,因此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本身谈不上道德和价值观上的判断。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对国民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压迫和剥夺被剥夺者,而不是和谐阶级矛盾,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则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资产阶级已经被剥夺资产,成为无产阶级一员之后,就应该停止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实行普遍的国民待遇,和谐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被剥夺,不存在了),完善法制,依法治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占主体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情况下,向民主决策制度过渡。
    
    历史从来都曲折地向前发展。我们无法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农革命确实是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重大社会实践,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空前创举。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本身不成熟、不民主、不科学,天然具有压抑人性,否定个体自由,滋长官僚主义等制度性缺陷。其实今天中国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与这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本身的天然特性有紧密联系。
    
    但是,任何事务都有两个方面,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也不是一无是处。例如它天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它可以动用国家机器集中几乎全部人力和资源加速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创造甚至长期保持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奇迹。最重要的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顽强抵抗并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野蛮入侵,成为人类和平的伟大捍卫者,成为帮助东欧、中国等国家挣脱法西斯奴役的伟大解放者。持平而论,俄国与中国如果不走列宁-斯大林主义道路,也要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泥泞中艰难跋涉,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是坦途,都要付出应有的社会代价。
    
    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另一面,在快速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方面超越资本主的某些优势,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国家加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阵营。这就是20世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红旗漫卷,国际歌响彻全球的历史背景,也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二战后展开激烈争夺,爆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军事冲突和随后东西方长期冷战的历史背景。
    
    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和完美制度。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高度集权、官僚主义、压迫人性、否定个体自由等制度性缺陷,在前苏联、中国、东欧及其它国家的实践,无不产生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本身和她统治下的人民群众都是这个制度缺陷的受害者。所有人都必须通过这架冷酷无情的专政机器的筛选和打造,要么成为其模具下的制成品,要么成为废品被淘汰。在长达数十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性的漠视和压迫下,人性追求民主自由的天性终于熊熊燃烧。率先在中国涌现的89民主运动向专制制度发起的猛烈冲击虽然遭到失败,但由此引发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却解体了前苏联,冲垮了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易帜,改换门庭,放弃列宁-斯大林主义,走上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似乎就是共产国家发生的一切罪恶和错误的渊薮,似乎只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公正就会实现,世界就会变得美好。中国向何处去?所有立志为中国独力、自由、民主、富强奋斗的人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在民主浪潮冲击下依然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触角和影响依然深远。国际方面,当今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更加关注,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等。
    跨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随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及全球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最新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对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市场全球化、政府服务私有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冲突、大气污染与全球暖化、消除贫困与经济衰退、西方传统人文精神“物质化”等全球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和分析方法继续受到西方学者的推崇。
    例如,随着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西方学者在深刻反思20世纪各种生态理论和运动之后,开始转向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以寻求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既然克思主义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的“资本主义”关系。马克思认为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归结为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这种分析具重要意义,因为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当今全球蔓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对这个制度的了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它对环境体系的干预达到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程度。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么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只能是把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到底源于资本的自我扩张与自然资源有限之间的总体矛盾。传统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因价值和剩余价值无法充分实现而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社会主义所要揭示的第二重矛盾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谓生产条件,指的是包括自然生态、天然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这些实际上不是商品但却被当作商品来对待的东西。这第二重矛盾导致了因自然生态被破坏而造成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可见西方学者并没有因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易帜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关注。
    
    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共产党易帜的同时,1992-93年,仅在法国就出版了三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
    1995年,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杂志发起召开“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吸引世界各国上千学者参加,掀起重新阅读评价马克思主义的波澜。
    1998年,世界各地近千名学者聚集巴黎举行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周年集会,再次引发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讨论。
    1999年,英国BBC在网上评选“全球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名列榜首,得票超过爱因斯坦。
    2005年,英国BBC举行全球最伟大哲学家评选,马克思再次独占鳌头。
    在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中,德里达、詹姆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葛兰西等,无不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主义前沿,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考察和批判,其批判的立足点和分析研究的工具都来自马克思主义。
    
    正是马克思开启了对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而来的“人的本性异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理性崇拜的批判。而西方主流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物化”、“物化意识”、“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启蒙理性”的批判和解构,对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前途与模式的探索,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轨迹的延伸。他们批判的理论范式、批判的话语形式、甚至批判的立论根据都借用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拉美左派的崛起也是近年出现的现象,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在智利、巴西、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大选中获胜或连任,而在墨西哥、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家,左派虽未取得执政地位,却也发挥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和财富分配上与资产阶级的天然对立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缓解,不是因为资本家良心发现而给工人更多施舍,而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揭露与分析批判,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干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政府通过对税收的调节,将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资本家手中拿过来,增加对社会公共医疗、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的投放,并通过立法来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建立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发展自由市场和政府调节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当今世界发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趋同的情况,资本主义采用社会主义手段调节市场,社会主义采取资本主义手段发展市场。这一切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并没有过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预言,今天已经在北欧和西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的进步和发展无一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与修正的结果。
    
    正是因为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存在,事实上为欧洲的社会民主派提供了进行合法斗争的支柱。没有苏联、东欧、中国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实践,资本主义制度绝对不会轻易向民主社会主义让步。社会主义信仰的道德支柱来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和贪婪,那一副副可怕的景象(黑砖窑等)直到现在还在中国大地重演……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全球化时代最有效的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和修正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应用广泛的对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弊病和矛盾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在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试图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探讨甚至批判不设禁区,不排除在理论上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摆脱僵化和教条之困,在实践中走渐进的政治改良道路。
    在89民主大潮的冲击下,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中共先后推出了邓小平理论(引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思想(将共产党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全民党)、胡锦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思想(将政府从专政型转变为服务型),不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物权法》的通过和实施,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商品经济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是一个进步。这说明中共决心告别过去追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国民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极端高压内耗模式的错误路线,走一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疏导民怨和政治改良的道路。毋庸置疑,中共是在缓慢地进步,如何促使中共加快向民主制度转型,实现和谐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课题。
    
    中共为维持政局稳定,埋头发展经济,一再拖延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言论自由、开放党禁依然保持钳制,却也实现了维持社会安定,经济持续30年稳定增长的目标。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社会也积累了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贪腐成风、道德沦丧、官商勾结、环境污染、践踏人权、民怨沸腾等严重的社会危机。最近不断出现的全国性大规模官民对峙的激烈冲突就是写照。中共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在调整执政心态,不断加强廉政建设和努力惩治腐败,将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健全党内民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中共到了必须走出列宁-斯大林主义专制模式,从制度上解决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共智囊们也确实研究拟定了执政党分权制衡,向民主政制过渡的方案和时间表。
    
    然而客观地说,没有制度性的民主(选举民主),或者,基于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没有真正实现党内民主,无论中共怎样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如何惩治腐败和分权制衡,都无济于事。目前中国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并接连爆发就是明证。就拿刚刚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来说,它反映的是普遍的社会信任危机,这不是执政党的地方干部严于律己就能解决的。权利决定利益的分配,没有制度化的监督,在官商不分的特权商业经济利益诱惑大环境下,权利的使用意味着利益的交换,绝对的权利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执政党很容易从人民公仆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危机,必须建立制度化的党内民主机制,建立垂直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在人大行使独立的立法职能,政协行使独立的舆论监督职能之外,检察和司法机关也应独立于行政之外,向中共中央直接负责,不受各级地方政府的人事、财政、行政指令的制约。而且各级检察部门还应负有依法对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进行监察之责权。
    
    有了司法独立,直接对党的中央机构负责,依法司法,还必须落实党内民主制度,才能保障各级政府的执政者都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保证各级政府的施政最大限度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毛泽东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纵观中共党史,历来都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且往往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肉体消灭的方式进行。这段历史不堪回首,中共党史的记载虽远非客观完整,却也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之所以共产党党内民主难以落实,这与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所奉行的暴力革命和专政路线有莫大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本性,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和利益所决定,因为权利本身就是幸福和利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排斥党内民主,列宁也是党内民主的倡导者。但是,20世纪初先后在俄国、中国建立的共产党,由于没有社会民主环境,马克思主张的党内民主无法实施。列宁对此阐释道,党内民主是必要的,但实行党内民主需要完全的公开性,在完全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党的干部的民主选举。俄国和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条件,政党处于秘密状态,成为职业革命家组织,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词是“集中”,即以集权专断为主;民主只是形容词,即“民主的”集中制,把民主作为补救方法,令实施集权专断的领导者能听到不同议论,择善而行。但是“民主集中制”不能排除以集中取代民主,也不能排除不经民主选举,任人唯亲,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缺乏制度化的监管机制,党内民主形同虚设。列宁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但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让她放弃权利,或与他人分享权利,或允许他人限制这来之不易的权利,这与人的本性不符。西方民主制度之所以设计成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就是对人性追求权利的本性加以制度化的限制。
    
    世界上各种民主形式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举民主,其特点是通过民主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按照多数参选人的利益要求形成决议、法律或选出治理国家的人选及其政党;二是谈判民主,其特点是通过谈判分配利益,以使各方都能对自己的利益要求得到相对满足;三是协商民主,其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由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共识或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即共同利益,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
    
    选举民主是民主的最高形态,适用于单一集体(国家)或组织(政党)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导向;而谈判民主和协商民主则适用与多元集体和组织之间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导向。三者之间不能混淆,不能互换。不能以较低级的谈判民主或协商民主来取代选举民主。当然,根据国情,选举民主需要有一个从基层开始,逐步扩大和适应的问题。不可以不顾国情,一蹴而就。
    
    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制度。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没有对中共的积极引导,没有中共内部民主派的积极响应,首先在中共党内实现民主,并自然地按照信仰和政治倾向演变成两党;或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对等开放党禁,互相在各自管辖区域发展组织,实现选举民主,竞选执政,中国能实现民主吗?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党专制的护身符,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民主制度的追求者。不能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借口,否定选举民主符合一党或一国的利益最大化。只要中共党内实现了民主,中国的民主还会远吗?中国未来向和谐社会主义发展绕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社会现实。
    
    对马克思主义不能崇拜,它虽然不是真理,但它能让我们接近和认识真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是人类自由本性最终战胜专制集权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个体自由、民主、人权蔑视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历史发展的曲折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幸好,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凭理性、直觉和经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工具,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检验和对照比较,才使人类社会更深刻地认识民主与法制的宝贵。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本,实验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人类的“崇高理想”和“美好制度”,必须符合人类本性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的基本要求,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希望。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权理念没有冲突。正是基于对人类天性、本质和潜能的尊重和看到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异化,马克思才以毕生精力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指出人类解放、人的天性复归、人的本质和潜能充分发展的道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本来就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纠结,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追溯到更深远的人文主义思想源头。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排除共产国际的干扰,依照马克思人道主义出发点,依照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议会民主道路,保障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权,实现阶级和解,社会和谐发展的结果。
    
    中共领袖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新思想当然是借鉴了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明显信号和良好开端。中国需要的不是另起炉灶,不是实行翻天覆地的革命,不是绕开马克思主义,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改行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排除和摒弃斯大林主义集权和专制模式,破除迷信和教条,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点出发,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权的和谐社会主义。历史证明,中共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绕了一圈,又回到中共建党初期的原点: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共重新出发的起点和方向。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基础理论,从奠基石开始进行。迄今为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不计其数,但大多都是修正局部,修正结论,而非对马克思主义做全面系统的梳理。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各派的生产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系统和历史的分析批判和吸收,历时四十年写成。劳动价值论基本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其核心教条有二:一是唯有生产劳动创造价值;二是唯有“物化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艺术、商业等部门的劳动和生活服务行业,如果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物化劳动”,一般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
    
    对劳动价值论的原始教条,一百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存有很大争议,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不在讨论之列,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捍卫与修正都大有人在。捍卫者深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如果基础动摇,会令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倾覆,因而坚持此教条。修正者中首推“修正主义鼻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他1899年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对当时社会的经验和现实的总结而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全面梳理和修正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应该改弦易辙,放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应该推行阶级和解,通过在议会中争取合法席位参与执政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在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伯恩斯坦坚持工人阶级不能把一切都推迟到资本主义飞跃到社会主义以后才做,不能划清“这边是资本主义,那边是社会主义”的界线, 而是可以考虑“社会地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有一个著名的声明:“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他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剥夺资本家这些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党对于这一手段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只是在于这些手段实现时的情况,这是丝毫不能预言的。” “最终目的不是科学,社会民主党的判断和行动不应当受最终目的支配,而是应当受工人阶级当前的需要以及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条件的科学研究支配,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与否的程度要看它保持不受这种目的影响的程度而定。”
    
    从严格意义上说,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只是质疑而非修正。修正不能仅仅用经验和直观的叙述加上结论来否定对象,而必须严格按照对象的原始范式和话语定义,从对象的理论体系的基础部位中找出偏缺和瑕疵,按照对象的论证模式加以演绎归纳,得出正确的修正结论。我们看到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当然不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可,因为那几乎成了“两种理论”之间的“对牛弹琴”。伯恩斯坦除了背负“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骂名,还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分裂。民主社会主义从此自立门户,与斯大林模式“集权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分庭抗礼,其肇始就在于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和操作:民主社会主义要医治和挽救资本主义这个“病人”,而列宁-斯大林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即使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资本主义将在运动中“社会地长入社会主义”,那么马克思的预言,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没有被证伪。
    
    社会在发展,扬弃了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和谐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来区别)都处在发展的运动过程中,但假如要提民主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主义是可笑的;假如要提社会主义,否定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可笑的。到底哪条道路是通向未来的彼岸? 谁也没有权力说自己手中掌握至高无上的真理。真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人类只能接近和逐步认识真理,只能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不能掌握真理。
    
    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应是两者趋同而不是分离,甚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在渐行渐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许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无论是什么主义,都必须建立在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普世价值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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