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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核实论”看盐碱地上的秦始皇和毛泽东/taodax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泽东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专制的信息金字塔 (博讯 boxun.com)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国。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国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国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国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产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专政模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国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国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泽东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合适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国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泽东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泽东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中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国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泽东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党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泽东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国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泽东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泽东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泽东。(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国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泽东的短处吗?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泽东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泽东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国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
    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党,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党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独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党、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国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党,被毛泽东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泽东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泽东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党会就此对毛泽东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泽东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党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泽东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谐。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实际上陷入了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泽东的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是那么回事。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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