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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任期制是避重就轻的花拳绣腿/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7日 转载)
     “党代表任期制解读:为重大决策票决制打下基础”。对于党代表任期制的实施,相关专家向本报表示,该制度能解决“两代一委”职能失衡的老问题。要真正让该制度发挥作用,还要推行党代会常任制。(2008年7月17日《新京报》)
    
     这是对于党建工作制度创新的一个歌功颂德的报道。 (博讯 boxun.com)

    
    有关党的建设,各式各样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党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等等,悉数被推导了聚光灯前,接受全社会的顶礼膜拜,而且一矣如此货色出台,是绝对不允许周边有半个非议之声。媒体对于党建一边倒的赞颂,也凸显出当今意识形态专制的特点及其后果。
    
    其实,各地出台党建的新举措从来都是似乎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内容。
    
    崔之元发来郑永年在十七大之前的期许。
    
    Cui Zhiyuan
    
    2007年10月8日 5:47
    
    十七大与中共的发展方向
    
    郑永年:十七大与中共的发展方向
    
    DWNEWS.COM-- 2007年10月7日3:58:5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热切关注着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
    
    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并且当时即使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也大多由江泽民而非胡锦涛本人来主导。
    
    只有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才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
    
    人们在胡锦涛今年6月份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相当大成就,但同时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
    
    其实,这也吻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到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对“事”显示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期间,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社会正义。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有的阶层利益反而受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
    
    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上,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
    
    前些时间围绕着有关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关切,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已经发展了1200万新党员。到2006年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
    
    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
    
    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总党员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
    
    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益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与资本家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
    
    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第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党的开放性,表明中国政治的开放性。较之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性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性。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
    
    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
    
    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也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嘻嘻。
    
    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似乎都不用这么发问吧。执政党是个什么东西?无法的专制的一个工具,一个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的家当。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咱们只要看看改革开放这30年执政党的变化,就知道,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
    
    郑永年说,一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党是不可能持续的。言下之意,仨代表的提出与与倡行,也符合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的。原本,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则变成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组织,最广大是什么人?无所不包,换言之,就是个全民党。这被当作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可在我看来,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什么理论突破,无非就是偷梁换柱暗度陈仓嘛。这仨代表,说到底就是为了资本家进入执政党扫清门户障碍,让共产党一夜之间的资本主义化了,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代言人;至于工人阶级嘛,死不死啊你。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2日 22:37
    
    雅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积极探索小心求证中闪光
    
    雅安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积极探索小心求证中闪光
    
    2007-09-12 09:44:20
    
    编者按:
    
    党的十七大定于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本报从即日起特别推出《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七大》栏目,以“科学发展、奋进跨越”为主题,总结回顾我市近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成就和新亮点,鼓舞和激励干部群众满怀激情地推进雅安又好又快发展,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
    
    雅安市开展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以下简称常任制试点),已进入第5个年头。试点之初的2002年,雨城区、荥经县就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的县级党代表直选。
    
    5年来,雅安试点,备受关注。20多个省市前来学习考察;知名党建专家多次调研;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肯定雅安“探索精神可贵,指导思想明确,探索效果明显”。
    
    记者走近部分操作者、参与者、党代表,为你讲述常任制试点中的点滴。
    
    操作者
    
    曾犹豫彷徨仍满怀激情
    
    雨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杨仕全,是全市唯一一个全程参与了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每一步操作的组织部长。
    
    “革命,首先是要革自己的命。”在是否实行常任制试点上,杨仕全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2002年,他刚从汉源县调任雨城区委常委。若试点常任制,区委委员必须由各选区党员投票选举。当选不了委员,自然没资格成为常委。
    
    “人生地不熟,落选怎么办?刚上任的常委当不成不说,岂不让常任制试点一起步就遭遇难题?!”是否试点常任制,在试点县区定点之初,不只在县级党委层面,甚至到个人,都成了政治生活中不得不认真掂量的重大问题。
    
    2002年11月,试点1个月后,拿到《十六大报告》,“探索者”们欣喜、振奋:(我们正在做的)与十六大要求完全吻合!
    
    如今,试点5年,虽然一些探索存在争议,但更多做法不仅获得了专家学者肯定,也得到基层党员积极拥护。雅安市委组织部在试点县区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党员总体认为常任制“较好”、“很好”的比例占到了88%,“不行”和“失败”的为零。
    
    在试点路上,朝着党内民主的方向,杨仕全和同行们仍满怀激情。
    
    参与者
    
    政协委员渐入角色
    
    荥经县试点,在党代会与政协会关系上迈出了大胆探索的一步——政协委员不再列席同级人代会,转而列席每年召开的同级党代会。
    
    时任县政协主席的兰树秋给记者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情节:2003年,时任荥经县委书记的胡昌升找到他,抬头就问,“你觉得政协委员列席党代会如何?”兰树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仔细想想,理论上这样比列席同级人代会更为合适——符合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要义,顺应“三在前”(政治协商要在党委决策之前、政府决定之前、人大通过之前)的要求。胡昌升当场甩出一句话:那就干嘛。
    
    2004年1月,中共荥经县委第十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130名县政协委员的身影。
    
    兰树秋坦言,刚开始,委员们不太适应,提的意见、建议多为“争取早日实施新农合”等经济、社会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渐入角色,意见、建议也转入“党外干部培养、任用偏少”等党建内容。
    
    党代表
    
    这样履职更有意思
    
    区党代表贾蒲欣,当选后给自己建了履职(撰写提案、征求党员意见、参与调研、列席区委会议、参与换届民主测评、年终述职等)档案。如今单是流水账似的履职记录,就装满了厚厚一大文件夹。
    
    这不是贾蒲欣第一次当选党代表。10多年前还在芦山县工作时,她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党代表。如今,不仅身为区党代表,她还同时是市党代表、省党代表。
    
    当了10多年党代表,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当选区党代表:整个教育选区的400多名党员分坐在雨城区七中的教室内,她和其他参选人先到各个教室走一圈,受到热烈欢迎,然后进行竞争演讲。“单是当选过程,就会让你感到无比荣耀,又倍感责任重大。”
    
    贾蒲欣笑称自己现在不再是“报到时握握手、开会时举举手、离别时挥挥手”,在年会期间参加分团讨论,闭会后撰写提案,找到了履职行权的实质性平台。“这样履职,才更有意思。这个党代表,当来才更有滋味。”
    
    据不完全统计,两试点县区共有2972人(次)的党代表参加了代表活动,700余人次的党代表列席了县区委全委会、常委会;党代表提出187件(条)意见和建议,并全部办结,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100%;党代表提案,从雷同于人大代表提案,到现在每年有50%以上的提案直指党建内容。记者周锦香/文 雨组/图
    
    来源: 雅安日报
    
    ……………………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2日 22:55
    
    拓宽基层党内民主新视野 符合条件均可竞选
    
    四川雅安改革:拓宽基层党内民主新视野
    
    2007年09月13日16:54 来源:中国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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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雅安市着眼于扩大基层党内民主,致力于完善县级党代会制度,从2002年开始,在雨城、荥经两区稳步推进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努力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由于党代会每年都召开大会,自2002年以来,四川雅安雨城、荥经两区的区委委员、区纪检委员们就一直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于向代表述职,接受党代表的民主测评,如果不满意票数达到规定标准,就要“下课”。
    
    在连续出台了《县(区)委及基层党组织班子及其成员以及县(区)委重大交办工作事项实施社会评价测评办法》、《党代表述职考核制度》、《“两委”委员述职考核制度》的基础上,目前,雅安市正在不断完善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党代表获得权力之后,能够正确、充足地使用权力。
    
    符合条件均可竞选
    
    雅安改革有两个特点,其一就是所有党代表都是通过选举产生。按区域确定党代表席位,代表席位由选举委员会根据选区划分和党员数量确定,每个选区的代表名额不低于1名。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凡符合条件的中共正式党员均可通过自愿报名和竞争演讲竞选党代表。
    
    据2006年统计,雨城、荥经两区共有5200余名党员报名参选党代表,占党员总数的25.2%,通过公开发表竞职演讲,经过党员大会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正式代表325名。党代表身份不随人走,代表由于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离开原选区,导致代表资格终止的,其代表身份自动终止,由该选区在本选区现有党员中重新补选代表。近5年来,试点县区按结构制要求共调整补选代表150余名,保证了每个区域都有一定数量的党代表。
    
    雅安市还以制度形式明确了党代表大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即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全委会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党代会委托,行使领导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受全委会委托,行使委员会职权,主持日常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全委会每年向党代会报告一次工作,接受党代会监督;常委会定期向全委会专题汇报工作,接受全委会监督。同时,把下一级党政正职和县级部门领导干部任免交给全委会表决,常委会向全委会行使提名权和推荐权;把辖区内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交给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增加代表审议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工作报告和增补、选举罢免“两委”委员的职能。
    
    确立党代表的党内主体地位
    
    建立制度,保障党代表有效履行职责,是雅安改革的第二个特点。该市为确立党代表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明确提出每名党代表在年内要“提一条合理化建议、反映一个重要问题、联系一个党支部、联系一名困难党员、为群众办一件实事”。对县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党代表可以在年会上提出议案,在闭会期间可以提出质询,并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处理,限期书面向代表作出回复。党代表必须履行向选区党员传达党代会精神和通过的决议、决定;定期联系党员,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县区委反馈党员和群众意见;每年向选区党员述职并接受党员监督;严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原则,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得参与和支持非法组织活动等四项义务。同时深入开展县区委委员联系县区党代表,县区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的“三联”活动,畅通上情下达渠道。
    
    为确保党代表日常行权,雨城、荥经两区还设立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要负责处理代表提案和日常意见、组织代表活动、指导代表增补、对监督委员会委员测评等工作。建立代表视察、代表提案(质询)、重大决策征询代表意见、代表联系群众、代表学习培训等制度,从组织和制度上保障代表日常行权,确保常任制试点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闭会期间,代表以代表团或代表小组为单位定期调研、视察、列席党的有关专题工作会议,走访或接待党员,监督各项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反映社情民意等等。5年来,两个试点区共1000余人次党代表列席了常委会、全委会和政府常务会,开展了“农业科技园区和工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基层组织建设”、“社区党建形势”等40次专题调研活动。
    
    评议通过率不过半取消代表资格
    
    按照“党代表是由党员直选产生,应接受党员监督;全委会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应接受党代会监督;常委会是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应接受全委会监督”的原则。雅安在试点县区出台并建立了《党代表视察调研制度》和《党代表监督制度》等规定,以保证党代表作用发挥的成效。每年年会前开展代表述职活动,所有党代表向选区党员进行述职,接受党员测评;县区委常委在党代会召开前向全委会进行述职测评;县区委委员、纪委委员在党代会上向党代表述职。对在评议中不称职票超过 50%者将按程序取消或罢免代表资格;未经批准连续两次不出席代表大会或连续两年不履行职责者将被终止代表资格。对不能正常履职、受到撤消党内职务、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滥用职权、选举单位五分之二以上党员要求罢免等情况将被终止或罢免代表资格。(本报通讯员 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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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i Zhiyuan
    
    2008年6月10日 4:38
    
    深圳差额票选局级干部 将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选
    
    深圳差额票选局级干部 将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选
    
    2008年06月08日 07:21:27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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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级干部深圳差额票选
    
    当地通过相关意见,将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
    
    总体目标:深圳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作为总体目标。
    
    民主法治建设:要探索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制度,增强人大代表的民意基础;全面试行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探索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途径;探索实施行政处罚调查权和决定权适当分离。
    
    干部提名选拔方式:把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的初始提名权交给市委全体扩大会议,先由市委全委会投票,差额确定正式考察对象;然后市委常委会对考察对象进行票决,差额选出局级干部。
    
    ———摘自《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
    
    深圳推动区级人大代表实行竞选。
    
    《南方日报》昨日(7日)消息称,前日,深圳召开市委四届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提出,深圳将启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全面试行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局级正职领导干部选任办法等等。
    
    《意见》保留"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
    
    此次通过的《意见》和此前深圳市委常委会原则通过、并公开征求民意的版本相比,涉及到人大制度体制、机制完善的内容并不相同,但被当地观察人士认为关键之处的"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被保留。
    
    为确保落实深圳今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深圳市委提出了该文件涉及到的九大方面、33项具体责任分工方案。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负责其中3项,第一项即"充分发挥人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该项工作负责人还有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戴北方,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庄礼祥。
    
    深圳书记:"要勇于承担改革风险"
    
    刘玉浦在此次会议上讲话时推行改革的态度坚决:"我们一定要以老一辈特区拓荒牛为榜样,瞄准目标勇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决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推进新一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就要敢于触动一些不合时宜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要勇于承担改革风险。"
    
    据《南方日报》报道,2003年春夏之交,在深圳市罗湖区人大代表选举中,高级会计师肖幼美女士贴出了深圳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史上第一张竞选海报,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竞选个案一度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而《意见》以市委市政府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制"正式确认下来,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称其"对于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之于深圳的,更是之于整个中国的"。
    
    黄卫平表示,我国现行的选举法中没有"竞选"这个概念,从这一点上来说,深圳此举是对现行制度的一个创新,在提升深圳的民主化程度方面具有很大价值。而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修改的《选举法》已经为人大代表直接竞选提供了制度空间,"深圳实行直接竞选是对选举法的具体落实,是对立法原意的还原。"
    
    上月差额票选4名局级正职干部
    
    和此前的公开征求意见稿相比,"设立预算委员会,将政府投资审计专业局并入人大预算委员会,统一审查和监督政府预算、决算和重大投资项目"的规定未出现在通过的《意见》中。
    
    深圳市人大代表预算审查专业小组副组长肖幼美称,即便是她,对政府预算报告也不是很懂,因为和企业预算差别很大,"大多数的代表都看不懂,所以应增加懂财经代表的比例。"
    
    事实上,深圳人大在过去几年已改进了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每年选定两三个政府部门的预算拿到人代会上让代表监督。
    
    肖幼美称,选定的多数都是预算做得比较好的单位,代表们发现的问题并不多,而面对60多个市级预算单位,肖幼美表示,有人大代表认为这种预算监督方式应改革,代表们应随机抽取预算单位,而不是目前的指定预算单位。
    
    此次通过的《意见》,将原来明确具体的举措修改为,"发挥计划预算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加强对政府预算、决算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查监督"。
    
    此外,《意见》提出对干部提名、选拔方式进行改革:把局级正职领导干部的初始提名权交给市委全体扩大会议,先由市委全委会投票,差额确定正式考察对象;然后市委常委会对考察对象进行票决,差额选出局级干部。
    
    据了解,今年5月,深圳市已用该新办法选出4名局级正职干部。(综合本报记者、《南方日报》报道)
    
    ……………………
    
    崔之元对中国内地任何具有政治民主性质的进步都非常关注,哪怕这种进步实在就是个作秀。
    
    而在网路上,人们却对执政党组织建设的变革说三道四。
    
    发件人:"Grace Zheng"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6 12:23: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与“再来一次‘文革’的意义”一文的争论
    
    大军先生:在贵网上看到两篇有关‘文革’的文章,按语非常称赞,我感到与贵网的一贯观点相左,故希望您能看看那两篇文章和按语;我写了与那些文章观点不同的文章,请您指导,也供读者比较。敬礼! 郑海泉 07.12.26.
    
    文革是基层群众的革命吗?
    
    郑海泉
    
    2007.12.26
    
    北京的‘大军网’是一个观点、态度比较正确的民办网,虽然重点是经济,不可避免亦涉及文化和政治,我对它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也愿意给它力所能及的实际帮助。今天看到它选用了卫子游等人主要以肯定态度评论‘文革’的文章,题目一篇是,再来一次‘文革’的意义,另外一篇是,为何‘人民文革’情未了,加了一段比较长的按语,称赞作者之程度可以说是我看到那么多按语之最,‘跳出传统观念的桎梏,目光深邃,前瞻,极具政治学价值’,引用作者批评对方(胡平)看不到‘文革’底层革命的真实意义,是‘立场、感情’问题,毛病‘在于屁股坐在哪里’。还说这些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60年代后的人,比头脑如何如何的老年人看问题正确。认真看过这两篇短而精的文章后,我感觉和写按语的人的观点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被他们批评人文章的‘肤浅’,因为‘肤浅’总还有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作者们的观点连‘肤浅’那点东西都没有,我甚至认为,如果底层群众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对全体中国人都是灾难!希望大军先生亲自看看按语和文章,看看立论和论述方法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愿这是一个意外;也希望写这个按语的先生至少要做到‘说话要有证据’,而且还要多一点辩证法。我不愿意在这里与写按语的先生就他的观点讨论。
    
    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而且与建国后16年的变化不可分割,如果不建立一个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和一个科学合理的讨论‘环境’,是不可能达到任何结果的。这里我只挑几个作者的论点说说我的不同观点,我不抱取得一致的希望;但我深信,真有‘人民文革情未了’的人不会有多少,再造‘文革’也根本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再出现像毛泽东那样可以只凭自己的意愿就‘发动群众’打倒一切,指挥一切,…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何况他设想半年结束‘文革’,不行延长一年,再延长到两年,一直到他去世已经十年,要打倒的人早打倒完了,要树的人都树起来了,他许诺的东西有影子吗?新搞起来的东西真比过去的好吗?能结束了吗?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有信任或信仰吗?还有什么‘革命热情’吗?不都成为‘逍遥派’了吗?
    
    对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对‘文革’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只能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而且要否定适度,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而且要肯定适度。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出发一直到结束,社会问题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的好恶来定,也不是多数可以对少数专政,包括‘文革’时期,也包括革除当今社会的各种弊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弊端。
    
    一,卫子游先生否定胡平认为发动文革的目的是领袖人物生前防止篡权,死后防止被清算的观点,他说这样的观点是肤浅的。他认为文革是领袖保卫自己正确路线的斗争,至于残酷打击‘走资派’、‘学术权威’和其他‘牛鬼蛇神’,树立自己的绝对地位只是方法。在卫先生们看来,领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才能不顾一切‘铁面无私’(我理解是对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不管有多大的功劳,同样逆我者亡,狭义理解我就理解不了),还‘能冷酷无情地杀人’(那是下面具体干的)。至于冤枉死了多少无辜,虽然不好,恐怕人们也只能承认是必要的‘代价’或‘学费’。这样的观点,经过文革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既不深,也不前。
    
    卫先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社稷’。从共产党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神圣不可逾越的原则,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落后或无知,不遵守这一点,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背叛,不管他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胡平先生说领袖主观如何很难拿出直接的证据,只能是一种对‘方法’、‘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因为不能用方法、过程与结果去简单证明动机,动机是人头脑里的东西,除他自己外,任何人都直接看不到;但认为他说出来的就一定是真的,恐怕也没有人都信,故卫先生们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说服力。其实,动机与效果的唯物辨证关系,领袖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正确,还有医生治病的例子,卫先生可以去看看,当然,我们也要这样去看领袖。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动机不是分析事物第一要素,那只是后期怎样处理事情必须的参考根据,要在‘唯物’的基础上看‘唯心(动机)’,因为我们承认,从另外的角度看,‘动机’也是客观存在的,哪怕它存在于头脑之中,只是我们只能从客观的结果出发。至于动机、目的、手段同样是辨证关系,人们很难理解,一个善良的动机、一个高尚的目的,却不尊重事实,甚至采取卑鄙残忍的手段,只有军事斗争才可以不择手段;何况就是军事斗争,也不虐待俘虏,要给出路,也要在相当范围讲究诚信,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我们就按领袖说的来看,第一,领袖说当时的中央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据在哪里?就凭他那几百字的‘一张大字报’?按一般原则这可不是任何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对如此巨大的政府来说必须如此,因为还有宪法存在;对于有严格理论和组织原则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党内思想斗争是有党的规矩的,那可不是以人划线,欲加之罪,逆我者亡。至于‘一条路线’的认定同样非常不简单,特别是一条‘你死我活’的路线。如果胡先生是60 年代后的人,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拿出哪怕一条根据了吗?就算能把当年起劲造反的‘红卫兵’或‘梁效’之流今天请来,剥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力,让他们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说清楚,证明当时的中央执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我敢狂妄地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马克思没有,列宁没有,毛泽东没有,邓小平也没有,…。而在‘毛泽东时代’,那时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科学,有的还是错误的,带着相当程度的极端主义色彩。比如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挂‘共产党旗帜’执政的是社会主义,甚至共产党员当头才能是社会主义,非共产党员做一把手就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社会主义,而且无产阶级要由共产党代表,而共产党要绝对听领袖一个人的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农民种田是社会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甚至养两只鸡算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资本主义尾巴,…。卫先生说,按当时的‘语境’,‘发家致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就要算成资本主义路线内容,要打倒,这能成为发动底层群众起来进行‘路线斗争’的‘革命’的根据吗?不是太可笑了吗?所以,我真希望能听到卫先生对路线斗争既‘深邃’又‘前瞻’的定义,解决全世界共产党人一两百年来争论不休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以取得科学、准确而具体的结论,其功劳可‘名垂青史’。如果卫先生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或者毛泽东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那还有真理与科学吗?还有人类文明进步吗?这种连立论的前提都没有的观点毫无意义,连‘肤浅’都不如,我甚至说是文明的大倒退。
    
    毛泽东在建国后想搞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可以说,正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导致今天严重问题的重演和出现。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要丰富的知识和高度民主与法制环境外,还一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二要有高水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绝对不搞‘本本主义’。对‘人民’的理解绝对不仅是‘无产阶级’,更不能由‘无产阶级’代替,也不完全是‘底层群众’。如果卫先生们对 ‘正确路线’和我等没有共识,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二,卫先生说中共的革命理想是‘平等主义’,一般还是‘平民大众主义’,我感到真是‘奇闻’。
    
    不知道卫先生看没看过有关共产党的书,你是从哪里找出来的?也不知道卫先生论述‘平等主义’的书或文章怎么去找。平等的含义大家的理解可能差别不大,加上‘主义’就不知道卫先生要赋予什么新内容。我的理解,名词加上‘主义’后,有的就要把它原来的意义绝对化,无限化,比如‘自由’与‘自由主义’,‘个人’与‘个人主义’,‘理想’与‘理想主义’等就是,这样做往往会因为过头而‘变质’,使合理的东西变成荒谬的东西;有的是把它原来的含义借来另外赋予价值,成为新东西,比如‘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如果卫先生是把自己的‘平等主义’硬加在中共身上,就太不自量力了!太庸俗低级了!
    
    平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之一,马克思主义当然吸收了它,成为理想社会的特性之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包含这种平等观念,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就是其基本要求,但绝对不是消灭人,也不能把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像‘阶级斗争’响彻云霄时候那样;对平等的理解也要承认差别的客观性与合理程度,不是绝对平等,那样做,恰恰都是在反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把甲级战犯‘改造’成人民,而且还给以比较优裕的生活待遇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观念正确而生动的体现;就是对他们的思想也是说服,不是压服,因为中国领袖说,压而不服,外国导师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此,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样还把人类文明里科学、民主、自由与博爱都吸收了进来,但不是简单地搬,也不互相孤立,故并没有用‘平等主义’这样的概念。可是过去在阶级斗争喊得直冲云霄的时候,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甚至全方位上违背了这些重要原则,有的阶级斗争能力特别强的人都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达到‘冷酷、残忍’的地步,那真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不是一个真正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办得出来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也不需要这些;而在‘市场万能’与‘私有万能’的今天,在‘一把手’仍然可以‘一手遮天’的今天,在话语权等民主权利上,在经济地位上又产生了新的极大的不平等,出现新的灾难,同样背离了这些根本性的原则。看来,真正理解并自觉严格执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根本原则真不容易!不进行深入、严格、科学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不行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革情未了’的先生们,如果让他们再搞文革,对他们的‘革命对象’就不是斗倒、斗臭,而要到‘整死’为止。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只斗倒、斗臭的走资派、权威、教授、老师、医生,不如当时就把他们整死,因为原来他们今天就是这样。是多么可怕的一群!他们真敢大言不惭地表示,可以烂杀无辜,而且把文革时被斗的和今天部分不耻的,多不是同一个人,也不是同样表现的人,硬混为一谈,真是思想进水!
    
    三,文革真是底层群众的革命吗?真是他们的节日吗?
    
    卫先生们要我们正确认识‘文革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十分关键的内容就是那时底层群众有任意‘造反权利’和‘革命权利’,所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在我看来,那实质是一个没有什么正确理论,也没有什么科学目标的无政府主义大发泄。没有经过文革的卫先生们,那样的‘革命权利’能给我们,包括造反者在内,除了破坏性而外,还能拿到什么物质的或是精神的有价值的东西,能为时间和全世界人民认可的东西?你知道十年文革,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损失,有很多几乎不可能挽救了,同时也浪费了中华民族多么宝贵的时间,你不也说是‘民族的灾难’吗?
    
    认为文革里底层群众有‘造反权利’,我看才非常‘肤浅’,那完全是假象,是一种为别人当枪使,为别人火中取栗,被人煽动利用,损失了自己的重大利益却反而感到自己多么潇洒的人的观点,实在有点可悲。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能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反吗?就是最底层的都不行,因为领袖十年前‘反右’就有言在先,‘反小和尚,就是反我老和尚’;不说反,你敢说不同意吗?我在私底下说江青主张把临时工立刻转正是不负责任,被‘揭发’,就成为‘现行反革命罪行’。卫先生们,造反派们都反了些什么,你能给我们说清楚吗?总不能说把党委一概打倒,让政府一律瘫痪,把带‘长’字的都带上‘走资派’帽子关进‘牛棚’,让规章制度统统作废,把历史留下来的统统砸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做像样的理论说明和相应的讨论,也不经过必要的程序,这就是‘革命’吧。要是那样,要法制社会干什么?还不得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那只能是对社会、对人民极不负责任。
    
    再或者‘红司令’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考生就可以互相交流,…。真那样,干脆回到封建社会算了!一切‘奉旨行事’,由‘父母官’做主。我们不去说今天是副统帅,明天就是大坏蛋,大家理解起来很难,因为人离我们太远,只能听人摆布;就说你单位的‘走资派’有几个最后不仍然是‘红色政权’的‘革命干部’,他在原地或换个地方,你仍然要在他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吗?这种‘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今天你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至于‘反动权威’后来不是你‘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时仍然要向他们学习知识和技术吗?那些知识和技术真的因为经过‘革命’就变成另外的内容了?我可以武断地说,中国没有那一个地方,在进行‘革命’时是把过去的事情真正搞清楚了的,甚至包括今天进行的‘改革’,错误在那里,表现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责任谁承担,改正的办法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怎么继续发扬,…?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既统统是一笔糊涂帐,又全是一阵风。
    
    可以说,过去‘革命’时完全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搞清楚,实际也不用搞清楚,‘指向哪里就打向那里’。可以说是主观主义猖狂,行而上学横行,盲目服从为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真理与共识,这能有好结果?就是损失了不能赖帐了,就说是必要的代价或学费,甚至还不算经济帐,没有任何责任追就,今后有可能改正提高吗?几十年的历史,难道基本上不是这样吗?花样、内容有所不同,实质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民还愿意这样下去吗?在沉痛的现实和有觉悟人们的努力下,我们才刚刚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道路上走了几步,政治文明建设才开始提到日程上来,卫先生就主张重走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结合的文革式道路,真不知道他要想干什么?!
    
    我要善意提醒‘文革情未了’的先生们,文革那时你若对‘上面’的意图体会错了,弄不好,还真不好‘交代’。比如北京的几大‘司令’,他们是领袖的大‘功臣’,即使得到最高领导者的关怀,68年后好像结果都不很美妙,可能他们不明白,需要打倒的人倒了以后,就‘轮到小将犯错误’了。至于广大基层群众,搞了十来年,到底损失了多少,真正得到什么,卫先生们没有亲身体会,应该去调查,用事实说话,以体现你屁股坐得端,立场站得正,对他们真有感情,同时还有点科学精神,不是‘坐而论道’。
    
    …。人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正当权利受到损害,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正是我们当前铲除专制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建立民主法制社会的任务。但没有真正高度民主法制观念的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无论是‘革命’领导,还是基层群众,历史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回答黄炎培担心专制主义轮回不断时说,我们找到的法宝就是‘民主与法制’。可惜的是,对此他也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并没有开创新的历史。但愿今后中国没有这样的领导人,国家体制,党的组织建设不再存在它的‘土壤’,也希望基层群众提高觉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用正确的方法,不为别人火中取栗,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救世主’,也肯定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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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争论到现在愈演愈烈。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1949到1976年的中国?这是个日趋白热化的领域。 
    
    经过中国自由派多年的苦心经营,毛泽东被边缘化、丑化,文化大革命被总体上否定,似乎是天经地义不需要再有吹灰之力就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让自由派们大跌眼镜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大大小小的麻烦接连不断。在奥运圣火国外传递过程中遭遇到的经历看,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国内的爱国主义(当然,也可以被称之为“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风起云涌,民间立场旗帜鲜明,而海外华人则在圣火所到的几乎全部国家自发组织起了高举五星红旗的活动,让这个世界刹那间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和中国国旗在地球各个角落飘扬的令人心潮澎湃又(由于黄祸以及中国威胁论)担惊受怕的景象。接下来的四川地震,当局在天灾之前暂时性放下了部分管制,让人们看到了灾区的真实景象,更是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利他主义狂潮。在灾难面前,专制下的强制性所附带的有效性,使得自由派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当中“自由”得到了无情的贬斥,而类似范跑跑的极端个人主义举措更是引起了声势浩大的道德危机指责,让主张个人自由的自由派们疲于应付。
    
    自由派占据主流话语权位置诸多年份,而官方别有用心地按照自由派的政策主张与建议实施的治理路线,导致了严重的世风日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等等。这让自由派作为主导中国舆论的角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挑战,以至于到现在,自由派们只要一发声,民间的先入为主地会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反咬一口。
    
    自由派风光不再了。但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却根本没有任何新的理论产生,出现着改革理论上的青黄不接。也正是这如此情况下,人们对自由派的说辞不厌其烦,并对崇洋媚外的自由派理论实施效果嗤之以鼻,但在无法推陈出新的情况下,不得不“返璞归真”,反过头来向历史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依据。官方如此(比如高度祭孔和宣扬传统文化),民间也是如此(表现在对毛泽东的怀念)。换言之,真是因为理论的真空,才使得过往的很中国化的内容能够改头换面重新登堂入室。
    
    这个现象,从对毛泽东及其包括理论与生平等的全面研究上也还是鲜有创见而系统的成果上,就可以看出本质所在。到现在,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治理方式的怀念,更多的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且带有非常浓重的感性成分,真正具有创造性系统性的建树几乎没有出现。虽然,新左派对毛泽东的分析也有过些许,但很是支离破碎,有些甚至自相矛盾。(这也难怪,新左派本身都不承认作为一个派别的存在。)
    
    这样,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成为人们对当下现实的态度的心理认知和归属的分界线,每个人都面临在毛泽东评价的你死我活的喧嚣上找到自己立场的焦虑与尴尬。
    
    我看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多现在有关毛泽东的评论文字,感觉很是匪夷所思。与其说那是心悦诚服地对毛泽东的赞赏,毋宁说是在失去了对现政权的信任以及自己精神没有依托的惶恐之际的聊胜于无般的感觉抓住任何一个可以看上去像个救命稻草权作苟且偷生的支撑。
    
    而自由派们对于党建当中出现的千奇百怪也是不得其解。詹奕嘉发来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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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这样对待改革者.doc
    
    不该这样对待改革者
    
    党国英
    
    新一期《南风窗》杂志讲了一个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动的故事。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但改革很快夭折了,改革的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
    
    魏胜多的改革其实是中国基层民主改革迟早要迈出的一步。他的改革思路很清楚,也很普通:镇党委书记的产生实行三票制,先由党代表预选,再由全民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之后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党委书记;镇长由全民投票选出;副镇长及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建立党代表常任制,由党员从现任党代表中每一个支部选一人担任;组成镇党内讨论重大事项的议事机构;组成人大常任代表会议,成员由村民直接从现任人大代表中每一个选区选一名组成。该会议有权监督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过程,还可以对镇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等。这个改革方案尽管在当时当地的上级领导看来是有点冒失,实则算不上别出心裁。特别是这个改革并没有危及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底线,相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改革只能更好地维护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有利于党的领导。
    
    尽管魏胜多的改革与现行制度安排有冲突,但从中国改革的大背景看,他的改革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民主的重要特点是政治家的职业化以及政治家的公开竞争,而维系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选举。这样一个道理,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否定。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有许多是怀抱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投身革命的。邓小平晚年也曾对中国建立普选制度做过某种预测。在我们走向这个制度的过渡期内,很多改革都不免触犯现有的条条框框。对一些领导,你可以说魏胜多的改革走得快了一些,但不能说他完全错了。
    
    魏胜多的改革现在看来也算不上冒进。2004年后,其他一些省份在更大的范围里展开了类似的改革,而改革者的命运要好得多。按我的判断,我国基层民主改革推到乡镇一级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可以说这种改革已经显得相当急迫。我国村级民主政治改革已经走过了差不多20个年头,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村级社区随着其人口大量离去正在明显走向衰落,越来越多的村级公共事务要到乡镇一级才能统筹办理。在乡镇范围里已经没有了“熟人社会”的印记,因此对民主政治有了更强烈的需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魏胜多的改革是领风气之先,顺潮流而动。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应该给魏胜多记上一笔。
    
    魏胜多的改革有两个亮点。一是他把政府改革与党的领导机制的改革同时进行,具有彻底性。二是他一开始就认识到竞选的意义,并大胆地这样去做,深得民主政治的真谛。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仍然会遇到这两个难点。
    
    魏胜多的多少有点悲剧色彩的命运,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显规则”和“潜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说魏胜多触犯了现行规则,是处理他的一个借口,但处理得那么狠,则是因为魏胜多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魏胜多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说:“用他们(指当时的某些上级领导)的话说,我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两步就是先烈,前进三步、四步就没人敢说这是好的了。”在官场上,大家四平八稳,你好我好大家好,是通行规则。你魏胜多显得能耐大,不是让别人难堪么?出头的椽子先烂,总有人会伺机对魏胜多这种有抱负的人下手。在魏胜多改革被扼杀的这件事情上,令人感到难过的是,当时那里的领导因为要在“政治”上压服魏胜多,便去查他的经济问题。还好,魏胜多这个人洁身自好,甚至可以说是党的优秀干部,没有授人以柄。如果不是现在中央的政策有了改善,大的环境变得宽松了,魏胜多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厄运。
    
    换个角度看,魏胜多生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要是在几十年前,魏胜多脑袋难保。现在还好,他还有官位可坐,还可以为自己喊冤叫屈。现在提倡思想解放,重庆市又是国家确定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我看现任重庆的有关领导应该给魏胜多一个说法,并把魏胜多放到更能发挥他才干的岗位上。
    
    从另外的意义上说,魏胜多改革这件事情还让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某种希望。中国很大,在基层藏龙卧虎。因为我们的官员选拔体制存在某种逆向淘汰的倾向,可以说越是基层,就越沉淀着大批优秀的人才。像魏胜多这样对中国未来发展愿意承担责任、有才干、有抱负、有准备的人,绝不是凤毛麟角。他们的存在,是中国的希望。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0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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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奕嘉
    
    关中人:中国的党代会与美国的党代会比较
    
    中国正在开17大,举国瞩目,举世关注。
    
    一个有7336万党员、并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政治文化势力崛起最猛的国家的执政党开会,世界不可能不关注。这样的大会决定今后5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所有方面的政策,国人不可能不注意。
    
    国内17大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他的一位朋友是党代表,他看到有关报道中,他所了解的这位睿智而有个性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地在会上重复国家领导人说过的话,他问美国的政党也开这样的大会吗?我说,美国的两大党,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和其他几个小党都是开党代会的。这位朋友又问,那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还真没认真比较过。这两天我一面关注中共的 17大,一面翻阅美国党代会的资料。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
    
    先谈相同之处,相同之中也有些不同:
    
    1)这样的大会对任何一个党都是极大的财政负担。
    
    中国新华社报道,2004年美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四天花费了 6000万美元。 17大会花多少钱没有看到任何报道。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不同。美国的党代会的钱必须来自党部经费、党员捐款、支持该党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和媒体在转播大会议程时支付的广告费。中国的党代会的经费应该是来自国家预算。
    
    2)这样的大会都和人事安排有关。
    
    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大会以前和现在都是为了确定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所不同的是,在 1968年之前,不到大会的最后一天各党的党员对谁将是候选人没有多大的把握;候选人是由各州代表团的党代表投票产生的。有时候各个候选人所获支持不相上下,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半数以上的票,因此党代会就会不停投票,直到产生一名候选人。 1924年,美国的民主党一共投票103轮才有一名候选人胜出。
    
    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开会。民主党当时的副总统汉姆佛莱并没有参加任何预选但却掌握半数以上的党代表的选票,因此当选为本党候选人。但是,党内以麦戈文为首的反战派认为这种方式产生候选人极为不民主,在芝加哥聚集的民主党人和反战人士场内场外大闹党代会。会后,民主党痛定思痛,组成以麦戈文为首的预选研究委员会。自1972年党代会起(共和党也于同年采取了同样的通过预选产生候选人的方式),总统候选人不再在党代会上产生,而是由在当年年初和年中预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产生。党代会对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不过是走一个过场,一个给本党党员打气和造势的仪式。
    
    中国党代会的一个主要议程也是确定人事。美国的党代会要确定的只有两个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只要他们两个人在晚秋的大选中胜出,那该党很多成员均会“鸡犬升天”。中国要确定的人选很多,包括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的委员。基本的程序是参加这个大会的 2200多名党代表会投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的204个委员选举政治局成员和党的总书记。这里的不同是,现在美国开党代会的时候谁能胜出已经家喻户晓,中国的竞争在会前和会间进行,但是不公开,也没有报道,因此显得神秘,也给急于知道中国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国外政府和机构造成一定的困惑和不安。
    
    3)参加这样的大会的代表都是选出来的
    
    2004年美国民主党开党代会时共有正式代表4353,候补代表611;共和党参加大会的代表是2509名正式代表,2344 候补代表。中国17大的正式代表2213(平均每33149名党员就有一个代表),特邀代表57人。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党代表的选举由中组部和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省、部委和行业再搞选举。美国两党党代表的人数由两党中央根据各州的人口数、上一次选举的结果等因素确定,但是代表的产生完全由各州党部自行决定。
    
    另外,在中国,作为党代表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在美国作为党代表似乎只表示你是该党的一个积极分子。笔者问过几个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有没有碰到过党代表。都说没有碰到过任何党代表。或是碰到了他们也不知道。
    
    4)这样的大会都和今后几年的政策有关
    
    美国的党代会除了确定候选人外就是确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其实,大会的很多时间都是花在化解党内各派对“执政”纲领的文字和精神的表述的争执上。比如,在1996年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党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对执政纲领中关于堕胎的论述意见相左,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的党代会对中国未来政策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不同的是,美国各党在党代会上确定的纲领是否能够成为执政纲领并没有把握。两个党你上我下,谁的纲领可以左右行政机关无法预测。其次,如果该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在党代会上确定的纲领并没有约束性。换句话说,这些纲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倾向,而非公共政策的具体建议。
    
    再谈不同之处:
    
    首先,美国各党的党代会均是在不同的城市召开。 2004年,美国民主党的大会在波士顿举行,共和党的大会在纽约。2006年,东部的纽约和西部的丹佛都积极争取主办民主党2008年的党代会,最后丹佛胜出。美国民主党的主席迪安在丹佛被选定之后发表声明,说选择丹佛作为主办大会的城市主要是为了民主党在西部更加壮大地发展。美国共和党2008年的党代会将于 9月1日到4日在明尼苏大的圣保罗市举行。中国的党代会自从1949 年之后次次在北京召开。
    
    其次,时间上有所不同。美国的党代会每四年一次。中国的当代会在规范之后是五年一次。另外,美国党代会的时间要比较短,一般在四天左右。中国的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长短不一(近年有在一周之内结束“战斗”趋势),其中最长的是1945年的7大,从4月23 日一直开到6月11日。
    
    第三,美国的党代会的内容相对简单,除了象征性地确定总统候选人、敲定执政纲领外,基本上就是由党内的知名人士和积极分子发言,党代会的高潮是候选人接受大会提名参加11月的大选。 1976年卡特接受民主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发表演说,他说,
    
    “我叫吉米•卡特。我要竞选总统。
    
    “从我第一次说出以上的话到今天,已经过了很久时间。在走遍我们伟大的国家之后,我来到这里接受你们的提名。
    
    “我用肯尼迪讲过的话接受你们的提名,‘我激动,我感激,我只有一个念头:用我的身体、大脑和精神的每一份力量领导我们党走向胜利,领导我们国家走向伟大。’”
    
    除了接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讲,其他知名和不知名的普通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工作人员也都有机会发言。偶尔,在党代会上的一个发言可以使发言人一跃成为该党的领袖之一。比如,1896年,一个刚刚36岁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在发表反对金本位的演讲之后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他那次演讲最著名并且成为不朽的一段话如下:
    
    有本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在我们身后,有商业利益、劳工利益和产业工人的支持,我们对那些要推行金本位的人回答是:你们不能把荆棘编成的皇冠戴给劳工,你们不能把人类在金制的绞架上处死。(Having behind us the producing masses of this nation and the world, supported by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 laboring interests and the toilers everywhere, we will answer their demand for a gold standard by saying to them: You shall not press down upon the brow of labor this crown of thorns, you shall not crucify mankind upon a cross of gold.)
    
    2004 年,一个刚刚从伊利诺斯州当选参议员两年的年轻的黑人被邀请在波士顿的民主党党代会上发表演讲。他蓬勃的激情、流利的谈吐、对国情的了如指掌和对共和党犀利的批判使他名声鹊起。2007 年,这位黑人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就是巴拉克•奥巴马。2004年在党代会上的发言给了他翅膀。
    
    在中国的党代会的全体会议上,只有两个到三个主要领导发言,一般是政治工作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对选举程序的解释的等等。中国是一个人将一个党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讲足讲透,党代表齐声附和,而美国党代表是竞相发挥,看谁讲得更好。
    
    最后,美国的党代会象是过节,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来了会演讲的,大家竖起耳朵听,来了讲不好的,代表可以不听或离开会场。没有会议简报。商业媒体也只报道主要演讲的片断。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接受提名(一般在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各大电视网络都会转播,并插播广告。候选人确定之后,成千上万气球会从会场(一般是室内体育馆)顶端飘出,与会代表群情激奋,志在必胜。
    
    中国的党代会太团结、太紧张、太严肃,少了活泼。太多的小组讨论,太多的重复,多了媒体千篇一律的报道,少了实况,少了评论,少了不同的声音。
    
    总而言之,中国的党代会和美国的党代会都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也反应了两个国家的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政治传统。一个有趣的现象的是美国的民主之路似乎越走越窄,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刚刚启动,任何一点程序的改变都会引起巨大的变化,任重而道远,但是肯定会越走越宽。
    
    ……………………
    
    这种政党政治的比较,恐怕又会让很多人义愤填膺。
    
    老周发来相关内容。
    
    zhoujd
    
    2008年6月24日 13:33
    
    供参考
    
    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生死存亡.doc
    
    “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生死存亡” 中共反腐列出五年规划
    
    (2008-06-24)
    
    早报导读
    
    ●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强调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中共今后五年将深化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促进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
    
    但工作规划没有涉及公众关切的官员财产公布问题,显示中共短期内并不打算推行官员财产公布制度。
    
    官员灰色收入远高于薪水
    
    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官员的灰色收入远远高于他们的薪水,主要是因为缺乏财产公示制度。灰色收入也是官场盛行各种潜规则的重要源头。如果中共不愿或不敢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今后几年的反腐工作能否取得明显进展令人怀疑。
    
    自1994年起,《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10多年来,尽管舆论一直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出台财产收入申报法,但至今仍没有下文。
    
    工作规划承认,中国的反腐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
    
    规划在反腐领域有新提法
    
    不过,工作规划在反腐领域也有一些新的提法。例如将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选择一些县市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推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改革等等。
    
    规划还提出要完善官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新华社引述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说,从反腐规划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官方将党内民主和监督作为反腐的龙头,因为制度和监督是刚性的保证,而且有很多实质性的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地方党委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都有实质性、制度性的进展,是反腐败制度的治本手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政府的行为不规范,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败的切入点,所以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反腐败永远都不是单独针对个人的,而是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那首先触及的就应该是人事制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约。
    
    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政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向社会公开预算内容和转移支付情况。
    
    反腐根本在解决体制层面问题
    
    汪玉凯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体制制度机制层面的问题,最大程度地遏制制度性腐败、体制性腐败。如果没有这两点,反腐败就不会有实质进展,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例如,与其宣传领导干部带头骑车上班,不如让干部去推动公车制度改革。
    
    规划也提出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但规划要求新闻媒体在监督的同时,要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
    
    规划还宣称要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推进政府上网工程,深化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
    
    反腐败规划也算是洋洋洒洒文牍意味十足,口惠而实不至,应该是对其一语中的的盖棺定论。
    
    我写了“艳照门事件演绎出来的别样风情”后,李延明给我发来了他撰写的内容。
    
    liymbj9206
    
    2008年2月28日 17:20
    
    扫黄打非的重点是"打非",即取缔出版自由.扫黄是证明自己在干得人心的事.不是整天腐败.
    
    没有民主就没社会主义.doc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苏联垮台原因再探
    
    李延明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执政长达73年的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原因呢?10年来,众说纷纭。我也写了《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 ,对苏联垮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现在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原因之外,苏共解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当时的情景也已经明白无误地把谜底展示给世人了:当苏共中央宣布苏共解散时,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苏共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自己失去了政权的感觉。既然没有失去政权,自然也不需要采取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乃至武装斗争等方式起来捍卫这个政权。
    
    这表明,在苏共垮台,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以前,不但国家政权并未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而且也未掌握在号称统治阶级成员的广大苏共党员手中。
    
    如果从宪法条文看,苏联的主权是属于全体选民的,人民本来应该是拥有国家政权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苏联建国之初,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缔造者列宁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 1923年,俄共第12次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形式,才能得到保证” 。列宁明确地宣称:“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这里且不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只能通过一党专政的形式来实现,即使按照前面由列宁所阐述的道理,那么苏联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使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以后,一党专政也应当结束。然而,苏联早在1936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早在1961年就宣布已经成为所谓“全民国家” 了,却仍然抱着一党专政不放,直到这种制度使党本身被历史抛弃为止。
    
    苏联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我在《民主集中制剖析》 一文中已经指出,在这种制度中,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纵向的集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而少数服从多数的横向的集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虽然民主集中制不同于纯粹的集中制,但是它的实质却是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创立者列宁明确地提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实际代表,即中央委员会,必须由极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党的各种组织的建立都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批准 ,必须自上而下地建党 。因此,尽管列宁在组织原则方面也有自下而上选举的思想,在党的章程中一直保留着关于选举的条文,并实际地实行一定形式的选举,但是党的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怎样举行,是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除由党代表大会批准的组织外,其它党组织的产生和存在均要由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却要由中央委员会中的政治局 推荐,这种推荐实际上是指令性的。在苏联共产党内,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会的负责人全都由中央委员会进行指令性的推荐,由当地党代表大会走过投票选举程序,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 。由于中央委员会掌握着对人选的提名和选举结果的批准 这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当地党代表大会很难在中央推荐的人选之外再提出人选,即使提出了,投票也不易集中,因而很难选上,何况选出了另外的人中央还有权不予批准。因此,这一级的党委会负责人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党的各级权力机关的产生全都逐级照此办理。党的各级委员会虽然多数是由该级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但是不经过上级委员会批准就无效,因此该委员会的权力并不是该级代表大会授予的,而是上级委员会授予的。由此可见,在苏联共产党内,虽然存在着选举,但是选举对权力的形成和转移并不起决定作用,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授予的。在选举之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的权力形成路径。党的各级组织既然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下级组织的权力既然是上级授予的,那么下级组织自然要服从上级组织。列宁说:“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所以共产党的委员会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国家的各级正式立法机关便事实上成为贯彻各级党委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机关。国家各级正式行政机关表面上对国家各级正式立法机关负责,而实际上贯彻执行的也是各级党委会的决议和指示。“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
    
    本来,由部分公民组成的各个政党在内部实行什么样的组织原则,是各个政党自己的私事,与党外公民无关,不影响国家管理形式,即政治体制。然而,如果国家实行一党专政,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原则在实际上就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并且是核心的一部分。执政党内部的集中制就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成了集中制,按照宪法规定全体选民所共同拥有的主权就在实际上被取消了。
    
    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授权制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决定国家权力机关上层人员的命运。国家上层人员的命运是自我决定的。他们作为一种统治集团实体,已经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实际上是自我产生的 ,又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延续,自我传宗接代。国家上层人员是否忠于全体公民,能否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地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觉悟、品质和能力等个别情况,而不是取决于使这些人升到国家机关上层的政治制度的选择机制。这样,就难免在实际上形成一个不受选举形式约束的、全体公民无法监督也无法影响其命运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才真正拥有主权。
    
    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极权制度。下层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下层党员在党内,均处于无权地位。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在实际上认定下层公民和下层党员没有上级的“领导”就不知道该怎么活着,一切都要由“领导者”安排,经过“领导者”批准,“听领导的”被“领导者们”培养成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不论通过什么路子,一个人只要当上了“上级领导”,这种制度就认定他比其下级党员或公民高明,有能力对下级进行“领导”。结果是,相当多的公民不把这个政权看成自己的政权,而看成当权者们的政权;相当多的党员也不把这个党看成自己的党,而看成党内当权者们的党;它稳固与否,倾覆与否,与已无关。因此,当敌对的政治势力起来推翻这个政权时,绝大多数公民都袖手旁观;当苏共解散时,绝大多数党员的反应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党被解散,而像是别人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悲剧,它充分暴露了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端。
    
    对此,苏联共产党自己并不承认。多年来,它一直宣称苏联实行着社会主义民主。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民主就是全体选民掌握主权并且仅仅掌握主权的政治制度 。这里说全体选民只掌握“主权”,就是说不掌握“治权”,治权是由选民选出的代表即少数人掌握的。这里之所以使用“选民”一词而不使用“公民”一词,是因为全体公民行使主权的途径只能是选举。一旦选出代表组成国家机关,主权的行使即暂时停止,直到下一次选举重新举行。显然,没有选举权的公民是无法行使主权的。至于连公民权都没有的居民就更与主权无缘了。要想使参选的政党听命于选民,必须使它具有落选的可能性。而这只有在多党竞选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因此,在世界上还存在着政党政治的历史阶段,要想实现人民主权,必须实行多党竞选制。这一点,不依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为转移。在政党还存在的历史阶段,只要是民主,它就不可缺少,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有些主观上想维护社会主义的人把多党竞选制说成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制度,或者说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把一党专政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此反对在我国实行多党竞选制。实际上,一党专政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只要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 ,等等。这表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脑海里,他们所要建立的党只不过是众多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个党而已,无产阶级可以有多个政党,无产阶级内部可以实行多党竞争(当然也可以联合或合作)制。一党专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维埃俄国起初是多党联合执政的。后来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党闹翻,在斗争中被消灭,苏维埃俄国才剩下布尔什维克一个党。由此可见,一党制的事实只是苏维埃俄国当时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这个事实并不能作为把一党专政普遍化为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根据。由列宁推动和领导建立的共产国际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武装夺取政权是当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而在武装斗争中,自己的队伍越集中,越统一,就越有力量,越有利于取胜。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提出了“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从这时起,一党制的观点才逐渐在共产国际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蔓延开来。即便如此,共产国际的规定也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并没有禁止 各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之外建立自己的政党。在斯大林时代,伴随着一党专政的制度逐步硬化,一党专政的思想也逐渐深入人心。一党专政观念的确立,虽然有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斗争环境严酷等社会历史原因,但毕竟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民主原则,造成了苏联式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端。事实表明,苏联并没有真正实行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到它尝试落实民主制时,人民群众对它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耐性,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靠宣扬民主而逐渐赢得人心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无产阶级的影响,由于长期处在无权地位而伤了心的大多数选民已经不愿再同苏共摽在一起行进了,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没有民主,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所有制就不可能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实现。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计划经济就变成官僚经济。不但行使治权即掌握政权的官员组成了独立于人民之外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而且其对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也是集中制的,即官僚制的,离开了长官的意志,没有了 “上级”的“领导”,经济便不能运行。官僚制度的弊端势必拖累计划经济,使之运转迟缓,效率下降。
    
    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要想对别人实施专政,必须首先自己享有政治权利。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充其量只能充当某种专政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专政的主体,不能对别人进行专政。无产阶级全体享受政治权利和实施统治的方式只能是民主制。无产阶级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专政。如果连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都没有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成为被假借的名义了。在极权制度的约制下,20世纪曾经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特权阶层专政,几乎成了规律。
    
    按照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一党专政”也是不确实的,至少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
    
    与古代和中世纪人们习惯于君王主权制的历史条件不同,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人民主权制并且已经普及到大多数国家的当今历史条件下,把广大公民置于无权地位,把广大党员置于无权地位的制度,要想得到广大公民和广大党员的衷心拥护,长期稳固地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广大公民和党员即使不去主动抛弃它,至少也不会去捍卫它。苏共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时的情景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经过几年实践,毛泽东已经觉察到了这种集中制的弊端。然而,他只认识到,如果最高权力掌握在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手中,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种制度可以起好作用。如果最高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手中,这种制度就可以起坏作用,勿需改造,就可以直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不是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独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制度本身并不能阻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针对这种弊端,毛泽东的思路不是另辟蹊径,改变这种制度,而是怎样防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这种制度,怎样阻止党内敌对势力即他所说的“修正主义”上台,以及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对于“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想出的办法是造反。他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党员和广大群众应该起来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此,他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了一次试验或演习。在这场演习中,广大群众张贴了无数份大字报,建立了许许多多群众组织,出版了许多报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多党 制都基本上实现了。应该承认,这些做法确实对集中制有所限制,对其弊端有所框正,因而对集中制有所补益。但是,尽管当时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贴大字报进行大辩论的权利,这种民主却仅限于基层单位,全党全国的最高权力仍然集中在毛泽东本人手里,基层单位的民主不过是毛泽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从属于集中的民主,在全局范围内仍然是集中制。毛泽东最终没有突破集中制,也不想突破集中制,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这种制度不被党内敌对势力即他所说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而已。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他的试验没有成功。
    
    在集中制的条件下,因为最高掌权者集团实际上是自我产生,自我传宗接代的,所以下层群众要想撤换中央领导人员,把皇帝拉下马,只能采取造反的办法。一旦没有把皇帝拉下马,就要被剐,风险非常大。要想造反成功,需要建立组织,进行一系列斗争,难度也较大。因此,非不得已,人们轻易不会使用,使用了也不一定成功。经验证明,在不改变集中制的前提下,通过革命造反来推翻不好的掌权者不是个好办法。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改变思路,探索出使更换最高掌权者几乎成为例行公事,没有任何风险的制度。为此,就必须突破集中制,实行民主制,亦即人民主权制。在这种制度中,拥有主权的全体选民更换掌握治权的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包括更换最高掌权者,是主人更换仆人。主人换仆人,当然不存在风险。
    
    苏联垮台的教训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探索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建立人民主权制及保障人民实施主权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多党竞选制在内。毛泽东在世时,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实体曾经消灭,当时无产阶级占有绝对优势,那时候,如果建立多党竞选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多党制,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实行多党竞选制,错过了实现人民主权制的最有利时机。现在,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私有经济成分,剥削阶级已经重新产生,并在实际上不再被作为专政对象。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允许多党竞选,资产阶级有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快建党,势力更大,形势远不如经济体制改革前对无产阶级有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共产党员担心在多党竞选中,无产阶级政党竞争不过资产阶级政党,因而反对实行多党竞选制,要求坚持既有的一党专政制。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共产党不论怎样不如人意,毕竟拥有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个党的纯正血统,一旦在竞选中失败,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实际利害上,都是不能接受的。而维持共产党的专政地位,除了拒绝多党竞选制,不许人们建立新党外别无他法。这表明,他们对于共产党能否得到人民拥护,实际上已经没有信心,因而不敢让这个党通过竞选让人民去决定其是否执政。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使这个党的领导人员“傍大款”了,不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把私营企业主拉到党内作为同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战友了,也应该维持它的专政地位和独存状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与立党为公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即便共产党在选举中有落选的可能,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人民主权制。为了保住现在这个党的专政地位,就剥夺人民的主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既然在形势对无产阶级有利时我们没有落实人民主权制,那么我们就只好在当前条件下实行人民主权制。既然没有吃敬酒,那就只好吃罚酒。即使这条道路是痛苦的,我们也非走不可。这既是全人类的必由之路,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必由之路。
    
    写于2001年6月27日
    
    ……………………
    
    李延明的如此分析,应该也可以对什么党代表任期制、什么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创新给出了一个相对根本性的解答了。
    
    再来看党建研究者的说辞。
    
    蔡霞:整体推进党内民主制度
    
    发展党内民主,需要合理构建党内权力构架,形成健全的权力运行机制,并以制度程序保障其实现
    
    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对党自身和党的事业发展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各地党组织在探索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做出了许多有效探索,形成了党的建设中引人瞩目的新亮点。一方面,这些新亮点成为党的建设制度创新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正在推进的探索实践还需要突破某些制度缺陷的羁绊。
    
    对有关制度建设,有必要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指明的“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为基本方向,继续加以健全。
    
    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
    
    党员是党内权力的主人。发展党内民主,实质涵义是充分实现和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制约党内权力的民主权利。但是,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党内制度体系中还应当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否则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权力意志”。
    
    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了“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两票制”等做法探索基层直选,反映普遍良好。但这些尝试都与当地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大力支持、亲自督促分不开。于是有不少党员群众担心,假若领导换人了,直选还能继续吗?事实也确实出现了领导调走、直选停顿,或者上面有叫停意向、下面探索再难继续的现象。
    
    又如,有的地方让党员参加对任用考察领导干部的一系列民意测评,但一些地方民意测评结果由“组织”掌握,党员的知情权并不完整。
    
    再如,有的领导干部把决策中听取党员意见看做是“发扬”民主的体现,而不认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是党员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一些“暗箱操作”的不当决策,党员事先因不知情而难以阻止,事后又在“服从组织决定”的籍口下被迫执行。
    
    还如,在党内监督中,尽管明确了监督的重点对象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但是在一些地方,党员能否有效监督领导干部,主要取决于领导干部本人的意愿,甚至出现党员检举揭发问题反而被“双规”、“劳教”的事情。河北一普通党员干部郭光允检举原省委书记程维高8年遭到打击报复与迫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与此相应,党内职能部门所拥有和行使的是工作职权,但如果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缺失,就可能出现某些职能部门把工作职权演变为党内的政治特权,再以党的整体名义来驱使党员、限制党员权利。
    
    由此,如何在党内选举、党内决策、党务公开、党内监督等各个方面,通过制定实行具体而明确的制度规定和程序规则,并使之具有普遍效力,来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党员民主权利与党内领导权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以达到党员民主权利对党内权力的有效控制,是今后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所要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合理构建党内权力构架
    
    要达到党员权利对党内权力的有效控制,必然要考虑党内的权力体制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积极探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成为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党建创新热点。
    
    其实早在1980年代末,就已经有十多个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如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坚持了下来并在努力发挥作用。从一些试点中也可看到还有需要破解的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党内权力构架还需进一步完善。
    
    现有的党内权力体制中,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党代表大会实质发挥什么作用?在党内制度体系中尚未具体明确。从权力运作的客观规律看,党内需要分别设立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机关。从党内民主原则说,党代表大会应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大会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应是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向党代表大会负责。但由于现行规定中以“领导机关”称谓模糊了党内权力机关和执行领导机关的实质区别,很容易使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将执行大会决议、处理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决策权与党代表大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混为一体,实际代行了党代表大会才有权行使的决策权。
    
    同时,目前的党内制度设计还没有完全解决党的纪检委受制于地方同级党委会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事实上“三权合一”于党委会。而许多地方在工作中实行所谓“一把手负责”制,党委书记权重过大,党委会权力趋向于集中到书记手里。
    
    党内权力关系如果出现倒置或权力配置的严重失衡,就会形成党内权力结构的集权特性,一方面使得主要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过大而很容易越权滥权,另一方面造成权力限制的失缺,党代表大会对党委会的监督权虚化,党委会内委员难以监督书记,同级纪检委难以监督同级党委会,党员更无能力监督制约主要领导干部。
    
    正视权力结构的集中特性问题,才能有效防范党内关系上出现权力崇拜、人身依附、家长特权等问题。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就要在党内体制层面上明确党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权力机关性质,就要考虑党的体制中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及权力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以根本改变某种程度上集权的权力结构。
    
    着力健全权力运行机制
    
    发展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显示出,这几年各地党组织在党内选举、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内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务公开等方面有了不少创新之举,但是仅仅推进“单项”制度改革,很容易受到党内其他相关制度的牵制,难以达到中央的要求。还要注意有极少数地方领导干部打着发展党内民主的旗号而玩弄民主,变相苟延一些不适应实际要求并且弊端重重的制度规定。这表明,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考虑一整套制度安排,特别是建立党内权力运行的科学机制,杜绝“权力意志”任意操控的现象。
    
    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权力在一定轨道上的封闭有限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刚性权威,使制度权威高于人的权威。
    
    为此,需要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规律来设计一整套制度链,使各项制度之间有机结合、相互补充、配套衔接,环环相扣,以机制的力量来调整党内关系、配置党内权力、规范党内生活、指导约束党员行为,管住干部手中的权,保证党员对党内权力运行的实际控制。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抓住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改革旧制革除积弊,在初步建立控制权力运作的机制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他们在干部任用方面推进基层党委书记直选;在决策方面区委全委会(常委会只议事不决事)公开举行、透明决策;在干部监督方面实行千名党员群众评议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干部,并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公布评议结果等。
    
    新都区的创新探索启示我们,健全党内权力运作机制的每一环都要紧紧扣住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始终坚持体现和保证党员作为权力主体对委托代理主体——党的工作机关、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的有效控制和监督,以防止在实际运转中出现委托代理主体取代权力主体,并反过来控制、驱使权力主体的现象出现,减少乃至避免产生由个人意志控制党内生活和党组织活动的情况。
    
    高度重视制度程序问题
    
    以党内民主控制权力活动,还需要解决制度规定的程序建设问题。程序建设非小事,有没有完善的程序最终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形成党内民主的制度秩序,使党内民主成为党内生活的基本方式。以往我们强调原则要求多,重视实际操作不够,由此出现有制度缺程序或程序不全,结果使一些很好的制度规定难以真正实行。近年来,许多地方党组织开始注意到了程序建设问题。
    
    但是,一方面制度程序的建设是一个量大、面广、琐细,反复试验不断完善的工作过程,还需要我们做长期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必须重视程序设计的出发点和目的。
    
    从工具手段角度看,各项制度程序的设计出发点是减少党内协调成本、形成和维护党内生活的民主秩序,使党的组织运转顺畅;从价值取向角度看,制度程序的制定和实行,必须保障党内一切权力归党员所有,党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控制党内权力。离开了这一价值取向,任何党内民主制度都可能空壳化,变成徒具形式而无实质意义的东西。比如,有的地方在党内选举中设置所谓的选举程序“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就动笔”,煞费苦心地限制党员自主行使选举权,以保证实现所谓的领导意图。
    
    由此,为体现党内民主原则,保障党员权利实现,制度规定、程序规则的灵魂不可缺失。必须十分明确并强调,制度程序安排的目的,必须确保党内重大决策以及党内事务的处理充分体现党员的整体意志,必须维护党内民主制度的本质内涵和不可逆的权威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还揭示了,党内民主制度应是一个制度体系,它至少包含四个层面:一是党内的权力体制;二是党内权力运作机制,三是保证党内民主制度能够实际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四是约束和指导党员干部个人行为的纪律要求。
    
    在党内制度体系的四个层面中,党内体制、机制、程序这三个层面综合构成党内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党员干部思想言行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民主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
    
    嘿嘿。
    
    按部就班引述到这里,恐怕也就真相大白了吧。
    
    党代表任期制能够解决上述什么问题?什么都解决不了。
    
    社会上权力对权利的压迫与剥夺,在党的内部更是甚嚣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党内权力对权利的压迫与剥夺照猫画虎到了社会上,还是相反。总归是在结果上,殊途同归无一幸免。
    
    人们注意到,虽然说人大政协被称之为什么橡皮图章或者花瓶,但是至少在制度设计上,要比共产党的相关制度设计先进得多,无论是在权力监督上,选举程序上,还是任免方式上,等等,尽皆如此。
    
    这就是说,执政党连如此掩人耳目的花拳绣腿都懒得去做,到现在,执政党的相关制度设计与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比毛泽东时代还有所倒退。(当然,邓小平主持修订宪法就取消了罢工权利,就可以看作是从毛泽东向后退的法律行动。)
    
    执政党内部的揽权卸责也是明火执仗。
    
    6月13日中央与地方负责人会议上传出明确信号,今年秋天(应该是奥运会完毕以后)将开始政党运动。
    
    这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运动方式。
    
    其实,人们对于什么三讲、先进的性记忆犹新。余温未退,新一轮的政党又要大张旗鼓啦,兴师动众,人人过关。说到底,无非是权力对权利的又一次行动而已。无法改变党内各式各样(物质与精神和政治)利益分配上劫贫济富的路径与结局,成为对党内弱势群体强取豪夺的再一次盛大表演。
    
    这执政党,是说整就整的?有什么正当性的整党决策程序么?几个人一捏咕,策划于密室,然后就决胜千里之外了?没那么容易吧。
    
    我现在见到周围的党员,就对他们丫开玩笑说,等着吧,死定了你,让你们丫入党!
    
    嘎嘎。
    
    玩笑归玩笑。
    
    试图通过政党来挽救执政党危机,恐怕为时已晚。无官不贪的现如今,已经病入膏肓咧,无可救药了哈。
    
    这时候,再不失时机地推出党代表任期制之类的花样翻新,其实不过是惹人耳目转移视线。对于各级党政干部不可逆转的贪污腐败的行为取向来说,没有任何措施可以力挽狂澜了。
    
    这一点,从要求党政干部从企业中退出股份政令在山西省遭遇到官员宁可退党去职也不退股的抵抗上,就可以让咱们一目了然啦。
    
    怎么着?
    
    无解,是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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