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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合并起来/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9日 来稿)
    
    应该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合并起来
     (博讯 boxun.com)

    何必
    
    昨天上午9点,北京市限价房首次公开摇号在通州举行。同时,首个非试点区的经适房摇号也在通州进行。当天摇出的首批71户家庭将按顺序选房,其中限价房45户、经适房26户。此前,市住保办承诺,全市第一批限价房将在8月开始摇号配售,通州区限价房的摇号比计划整整提前了一个多月。据通州区住房保障办刘伟介绍,通州区这次摇号有其特殊性。参加摇号的71户家庭都是通州区新城南街旧城改造项目的拆迁户,他们在拆迁期间正好赶上限价房申请,通州区住保办及街道直接在拆迁现场办公,居民只要材料齐全,住保办按照“三审两公示”的原则,安排公示和审查,大大缩短了时间。最终,这71户家庭通过居委会、街道、区住保办、市住保办的审查,得以备案通过。据了解,通州从去年起已开始进行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建设,经过协调后,决定开始公开摇号。据介绍,此次摇号的经适房由玉桥东小区经适房项目提供,用于此次摇号的房源为8号楼、11号楼;限价房由半壁店两限房项目提供,用于此次摇号的房源为3号楼、5号楼,这些项目均已于去年年底开工。通州区住保办还透露,去年试点的陶然亭街道摇号配售实行“中签率”,而此次通州限价房的摇号中签率则是100%,原因是通州的房源充足。记者了解到,预计在7月上旬左右,通州区将举行第二次摇号,届时将有40多个家庭参与摇号,他们也都享受同样100%的中签率。(2008年6月29日《京华时报》)
    
    嘻嘻。
    
    100%的中签率,那还摇他娘的哪门子号啊。
    
    廉租房摇号,经济适用房摇号,限价房也得摇号。
    
    去年,在广州的网友给我发来了有关买房的相关内容。
    
    cjj_gz
    
    2007年11月22日 19:38
    
    故技重施,可怜了贵州人民
    
    不拷贝链接了,直接看附件存下来的文件吧,更方便。:)
    
    省长邀广州人入黔买房咋不问百姓意见? - 赵育兵 - 价值中国网.htm
    
    贵州省长林树森称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买房,房价-浙江在线-国内新闻.htm
    
    省长邀广州人入黔买房咋不问百姓意见?
    
    作者: 赵育兵 原创 2007-11-21 13:20 阅读:41 【投票】
    
    关键字: 但倘若如果因为引资而导致最后连不发达城市的房价被推高的话 那么这显然对于不发达城市的居民来说不是福气。
    
    省长邀广州人入黔买房咋不问百姓意见?
    
    文/昆明张三
    
    如果单单是吸引招商引资,也许我们根本用不着去质疑一个省长邀请发达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不发达地区去投资的热情。
    
    但倘若如果因为引资而导致最后连不发达城市的房价被推高的话,那么这显然对于不发达城市的居民来说不是福气。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就贵州省省长邀请广州人入黔买房一事争辩一下。
    
    11月21日,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带队来广州在黔穗经贸合作交流会上招商,双方共签署了24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达42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等于资金短缺的贵州省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但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林省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发出的邀请。林省长说:“贵州的天气是夏天好,广州是冬天好。将来快速通道修好了,广州人可以夏天到贵州去避暑,冬天回广州住。非常欢迎大家到贵州来投资房地产。在广州,虽然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但我在广州工作期间,并没有更多地号召大家投资房地产,我今天在贵州,希望你们来贵阳投资。广州当时发展房地产主要是搞圈地,我们现在在贵阳、贵州严格制止圈地,你只能按国家现有房地产法律法规、市场规律来进行开发”。(资料来源:南海网)
    
    根据这个回答来看,省长是在邀请广州人到贵州买房子避暑。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看作是省长的客套话,因为毕竟林省长之前曾经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盛情邀请广州人入黔买房当是感情联络。
    
    但值得引起思考的是:倘若省长的这个邀请最后被广州人接纳而导致大量广州人入黔买房的话,那么贵州的房价会不会上演深圳模式?
    
    从前车之鉴来看,深圳房价成为全国最高的背后是因为大量香港人的进入买房和离谱的炒房所致,而假设广州人大量西移入黔买房,最后贵州会不会成为新一轮的炒房基地?
    
    而从目前贵阳大多商品房已涨到4000以上来看,贵阳目前的房价也不算低,尽管相对于广州平均8000左右来说很低,不过广州和贵阳的人均收入同样悬殊甚大啊。笔者不知道目前贵阳市民对当前贵阳的房价是否满意。不过从全国趋势来看,贵阳房价好象也不是让普通百姓都买得起的价。
    
    我们再看看西部省会城市的人均收入。 2006年成都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12789元;贵阳人均年收入11222元;昆明市人均年收入10766元;西安市城人均年收入10905元 ;兰州人均年收入9418元;西宁人均年收入9334.63元;拉萨人均年收入达到8764.68元;南宁人均年收入10193元元;呼和浩特人均年收入14070元;银川人均年收入10068元;乌鲁木齐人均年收入为10432元。
    
    从这个数据来看,贵阳列西部省会城市第三,但各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依据贵阳人均年收入11222元对比每平米4000元来看,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买三平米商品房!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估计贵阳市民对目前贵阳的房子价格估计不会认为是过低。
    
    那么显然,倘若省长邀请的广州人中最后有一批人来贵阳买房子,最后贵阳的房子会不会继续被推升值得关注。而按照温总理所说:房价过高目前大多老百姓很有意见,那么显然将贵阳房价推得更高只会让贵阳老百姓更有意见!
    
    基于这个观点,笔者以为,省长邀请别人来干什么都可千万别邀请人家来买房子,毕竟房价已是百姓不能承受之重,即便要邀请别人来买房子,也先应该问问百姓同意不。
    
    ……………………
    
    贵州省长林树森称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
    
    【专题】2007全国两会
    
    www.zjol.com.cn  2007年03月12日 07:48:49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房价那么高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昨日上午,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广州媒体的集体采访时,讲了一堆心里话。
    
    广州百姓真的买不起房
    
    在北京西直门宾馆,林树森接受了广州各家媒体的集体采访。
    
    对于当前热论的广州房价问题,林树森反问:“为什么你们总说广州的房价高?广州的房价比深圳、上海都低。”林树森说:“以前广州的房价不到6000元,这两年炒、炒、炒,炒到这么高,这是什么原因我也讲不清。但就是现在这个房价,我认为它还是低的。”
    
    同时,林树森也再三强调了“相对”二字,并不是说6000元/平米的房价低了,而是说广州房价相对别的城市是“低的”。
    
    林树森也提到:“现在的房价天天涨,老百姓根本就摸不清房价的底儿,就觉得这个房价他买不起,他们是真的是买不起。”
    
    房价高媒体“功劳”很大
    
    由于广州的媒体日前报道了“天河区副区长买不起房”,“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也说,凭我的工资也买不起房”,对此,林树森也有回应。
    
    林树森认为,中国的房价这么高,大家每天在讨论,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他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表示:“我可以很不客气地说,现在房价那么高,媒体有很大的‘功劳’,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广州的报纸天天在炒言论,还被全国引用,当‘经典’一样。”
    
    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
    
    林树森还说:“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导买不起房吗?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吗还要去买房?”
    
    他表示,在国家房改之后,广州的公务员是有分房的,之后的公务员也有住房补贴。他说,“现在一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说我也买不起房了。包括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你已经住了200平米的房子了,再买房当然应该要多交点钱。”
    
    政府管不了商品房价格
    
    林树森再三强调,要分清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市场该做的。政府要考虑的是,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其他的有钱人该怎么买怎么买。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日前曾说,广州的小户型房价一定会跌。
    
    林树森则认为,目前,政府是管不了商品房价格的,现在的商品房是“随行就市”,能卖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依靠人就让它便宜下来,所以要“赶快买”。
    
    他表示,媒体在报道时,不能把政府盖的房子的价格等同于商品房价格,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应该是政府行为。
    
    穗九成户籍人口有房?
    
    林树森还表示,广州国土房管局的一个人曾告诉他,广州市户籍人口现在有9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他说:“这个数字的真假我不知道,但政府应该把这个数字公布一下。”
    
    由于政府只管“低收入家庭”,但广大市民还是买不起房。不少人提出,政府应该扩大廉租房的适用对象,让70%的人都住上政府建的房子。
    
    林树森则十分现实地指出,这需要政府有这个能力,“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政府最好是把所有的房子都盖好之后,按照共产主义每人分一套,但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来源: 新快报 作者: 余亚莲 陈琦钿 曹晶晶 陈志龙 编辑: 施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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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年老周发来的内容,则直接可以对上面的内容进行耐人寻味的诠释。
    
    zhoujd
    
    2008年3月28日 10:55
    
    供参考
    
    柳州为市领导专建别墅区 特供4大班子成员.doc
    
    柳州为市领导专建别墅区 特供4大班子成员(图)
    
    2008年03月28日05:44 [我来说两句(1700)]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提要] 人民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柳州市以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为出发点,为四大班子成员建造高档小区。其购房领导户均占地一亩,而房价比周边低一半。群众对此议论纷纷:为何只许四大班子领导买,不许别人买?难道任职一方,就要在一方占有一套住房?[详细]
    
    广西柳州市领导集体购买高档住宅
    
    广西柳州市领导集体购买高档住宅引争议
    
    近日,本报收到读者来信,反映广西柳州市专为市领导建了别墅小区。为此,记者赴柳州市进行调查。
    
    幽雅豪华的住宅小区
    
    在广西柳州市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以下简称四大班子)领导建的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这里既临江又靠近新建的行政办公大楼,不远处是建设中的河东公园,地价居全市最高之列。
    
    小区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共57亩,全部被铁栅栏围住,外面与宽阔的东堤路绿化带相连,移植有多种名贵树木。
    
    小楼的屋顶均为朱红色,外墙为粉红色间白色。透过高低错落的绿树丛看去,小楼显得清新雅致(见图)。
    
    小区环境幽雅,共有26幢楼房,每幢住两户,每户车库和花园俱全。其中正厅级6套,每套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售价74万元;副厅级46套,每套建筑面积320平方米,售价71万元。平均每平方米售价2100多元,相当于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记者看了副厅级的户型:一层为两厅一室、厨房、一个卫生间;二层是四室三个卫生间;另有半层是阁楼和一个露天的阳台、一个凉亭。
    
    为何要建高档住宅
    
    据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2004年4月28日下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运作方式建设住房暂行办法》(桂政发[2004]24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A、单位可在原有划拨或出让方式取得的住宅用地上建房,卖给职工。B、房价要素构成与商品房基本相同,全部由购房者负担。C、以解决单位职工住房困难为前提,无房户和未达标户优先购买。D、购买者不需退出原已购买的房改房。正好当时四大班子有几位领导或因刚从外地调来没有住房,或因新提拔住房未达标准,市主要领导研究后决定根据《办法》的规定,为全体在职的四大班子领导及市检察院检察长、中级法院院长建房。为安抚离退休的四大班子老领导,将市委大院内两栋上世纪80年代建的办公楼和一个球场拆掉,以同样方式为他们建房(简称市委院)。
    
    河东苑所在地原为菜地,市规划局叶耀梅局长说已规划为住宅用地,土地出让价格为1251万元,平均每亩22万元。
    
    所有手续齐备并经批准后,2005年3月,河东苑动工,同年底竣工。截至目前,当时四大班子成员39人及后调来的9人共48人已交了房款并办好房产证,有20多户入住。市委院共11幢44套,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每套建筑面积300平方米,预算价格48万元。
    
    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邓保华副局长认为,河东苑的房子应定位为高档住宅楼,不能称为别墅。建房的所有成本,包括土地、建材、小区内的配电、给排水、物业、停车、绿化、道路等一切配套项目都计入房价,公家不出一分钱。
    
    当地群众意见纷纷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控制职工住宅标准的通知》(桂政发1995第39号)规定,厅局级领导干部的住房建筑面积为90至120平方米。
    
    群众反映,广西壮族自治区《办法》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可柳州市至今只上报立项了这一个项目,为四大班子成员量身定做。这里有四个问题:1.四大班子成员不是住房困难户,没购房资格。2.既然《办法》规定未达标准是购房前提之一,就应按标准建,为何超标一倍多?3.优越的区位、幽雅的环境是商品房价格要素,在这里却不计入成本。4.只许四大班子领导买,不许别人买。这样做明显违反《办法》中的规定,更违反党和政府的有关规定。
    
    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退休干部余毅琦指出,除个别新提拔的外,四大班子成员中绝大部分都有已达标的房改房,能买房的唯一条件就是身为四大班子成员。连没进四大班子但享受副厅级待遇的现任和离退休干部,不管住房达标与否都买不到,更别说全市的无房户、住房困难户了。这算不算以权谋房?余毅琦认为,新提拔的干部住房不达标也不是盖高档住宅的理由。干部提拔是持续性的,是否要一直超标准盖下去?盖多少够?新提拔的科处级干部怎么办?普通干部职工怎么办?现在河东苑剩下的4套房子已不够新进入四大班子的领导分了。
    
    记者了解到,一些外地交流到柳州的干部也买了河东苑住房。群众对此议论纷纷:交流干部在原地都有达标的房改房,有些人在柳州工作两三年又被提拔或交流到异地(这套房子不退),在新单位又成了无房户,而新单位必然又要为这些领导解决住房。他们到底有多少套房子才算是有房户?难道任职一方,就要在一方占有一套住房?
    
    今年1月中旬,中纪委召开第十七届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公报指出:“针对当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突出问题,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严禁领导干部超标准建房、多占住房、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清理纠正领导干部在住房上以权谋私的问题。”
    
    群众希望,柳州市领导干部购买高档住宅的问题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本报记者 李晓清 刘建华文并摄影
    
    (责任编辑:张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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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1月17日 9:58
    
    送上联合早报三篇供参考
    
    中共将通过反腐打击地方势力等三篇.doc
    
    中共将通过反腐打击地方势力
    
    (2008-01-17)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共将通过严查官商勾结、权色交易等官员腐败行为,打击地方势力,强化中央政府权威。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发布公报,要求通过“严明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保持全党在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原则问题上高度一致”。
    
    公报指出,“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主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尤其贯彻中央在市场价格调控、节能减排、固定资产投资、土地管理、房地产调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日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员列席,显示当局对腐败日趋严重的关注。
    
    中纪委去年10月向中共十七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指出,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万7924件,结案67万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万8484人。
    
    昨天的公报列举了官员腐败的诸多面向,在“损害群众利益”方面就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征地拆迁等民众强烈不满的问题;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扶贫救灾专项资金被滥用的问题;教育乱收费、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问题;侵害农民利益问题。
    
    在领导干部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方面则涉及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企业、金融、组织人事、司法等领域,以及商业贿赂问题。
    
    最严重的是在“当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包括他们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以及以赌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财物、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股票内线交易;超标准建房、多占住房、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插手招标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
    
    公报也要求端正官场风气,“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和突击提拔干部等行为,坚决反对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由于舆论近来关切国有资产被贱卖或流失问题,公报也强调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和监督,严禁他们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擅自抵押、担保、委托理财;利用企业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
    
    今年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特定利益集团在重要经济领域把持垄断所造成的市场扭曲一直被反思检讨,要求政治改革来配合经济开放的呼声不断。官方加强反腐的做法,相信并不能完全满足民间的政改要求。
    
    ……………………
    
    呵呵。
    
    这才让人知道,什么叫做口惠而实不至了吧。
    
    说一套做一套,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实际效果却完全两码事,这应该是越来越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吧。
    
    友人发来的内容。
    
    2008年1月9日 19:02
    
    Fw: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WSG office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Sent: Wednesday, January 09, 2008 11:31 AM
    
    Subject: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左大培
    
    乌有之乡:2008-1-7
    
    乌有之乡周日讲座
    
    200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完了三十年。为了正确总结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将举办系列讲座,将这三十年来人民创造历史的成就充分展现出来,将这三十年来人民经历的曲折深刻揭示出来。我们本着为国为民负责的态度努力以“反思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题举办系列讲座,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绩讲够,问题讲透”。
    
    主题:构建和谐社会须力量平衡
    
    主讲人:左大培(经济学家,著有《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和《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等)
    
    时间:2008年1月6日星期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电话:010-62760856)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下面是左老师的演讲提纲,发表时以结论语代替了原标题。
    
     维护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左大培(2008年1月4日)
    
    “改革”以来的30年中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有“企业家导向”,现在已经出现了要造成“企业家统治”的舆论,而且已经在大面积地发生“企业家”对人民和社会的掠夺。这样的“企业家导向”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规定,有时它还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严重倾向,危害极大。现在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这种“企业家导向”,维护制约“企业家”们的社会力量,以保持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形式化的要求传导渠道(“征求意见”、“听取意见”的途径)中,没有达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这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应当有正式的渠道来“征求”和“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在“征求”和“听取”意见时应有工会代表和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参加。
    
    一、目前的问题:中共17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或之后的“征求”意见都只是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只听取了劳资双方中一方的意见。
    
    据传,前些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时,往往会请“企业家”们出席,但是从未听说请工人农民的代表出席。
    
    现在的工商联阶级色彩十分明确,不仅代表“企业家”,而且代表的是掠夺别人资本的企业家。证据:郎顾之争时他们“群情激愤”地要反击郎咸平,与人民大众的情绪正好对立,工商联的主席胡德平竟然说“追究‘原罪’就是反改革”。
    
    而目前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十分清楚:实施劳动合同法后的争议表明,企业家们与劳动者的主张是对立的,他们指责劳动合同法是偏向劳动者的。
    
    只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是偏听偏信,必然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有媒体透露企业家们向朱熔基进言要放款对住宅的信贷来“使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2002年之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并且放宽住宅按揭贷款造成房价暴涨损害人民利益。房地产商的发言权在这方面起过极坏作用:2003年人民银行下发文件控制房地产贷款,触犯了房地产商销售住宅赚钱的利益;不到100天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这次对房地产业过热和涨价的控制扼杀在初始阶段。
    
    这个通知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的名义作指示,表面上说要增加低价房和廉租房供应(提出进一步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还有一些似乎照顾城市贫困居民的措施,但都没有硬性的落实要求,因而最终都成为空话。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却都迎合了房地产商要求:
    
    “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市场就是放任房地产商掠夺人民;“增加商品住房供应,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还说各单位“不得对以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设置限制条件”,其目的是鼓励倒卖住宅的投机,它最终只是有利于房地产商;要求“鼓励继续规范发展住房信贷”,“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发放力度”,(这满足了房地产商的最主要要求:不要限制房地产贷款的发放,否定了人民银行控制房贷的主张,以致新闻媒体说房地产大亨们对这个通知“弹冠相庆”);“发挥企业在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把房地产大亨们尊为“主体”;
    
    二、征求工商联的意见可能是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必须改为平等地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政治环境已经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前只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征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意见是无产阶级对盟友阶级的“团结”和“统战”行动;
    
    现在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上已经自命为“代表全民”,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要听取意见就应当平等听取各阶层意见;在实践上,资本家大量入党,“党员变成资本家”,共产党也不可能再单纯代表工人利益,甚至很有可能变成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更必须听取别的阶层的意见以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恰恰是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和执政党都应当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来决策,法国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下制定经济计划时就如此。
    
    公众一方面通过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委员会,参与法国国家经济的计划活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召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代表。委员会的成员有政府各部、主要工业部门、工会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农业合作组织、国有化工业、各行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前计划委员会主任皮埃尔•马赛曾在1961年对编制第四个计划(1962-1965年)所做的说明中说:“然而,在决定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前,政府须同……由国家所有主要的各界代表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这种作法是经济民主的新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给那些被人们不公正地称为专家官员的人(参与经济计划的政府官员)提供更为广泛联系的机会。计划不仅在通过时,而且在最初的形成阶段也非常需要国家通过它的各种政治机构进行协商”[1]。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政府听取私人经济集团和社会对政府的计划提案的反应;同时,也在制订国家计划时给这些集团提供影响政府的手段。
    
    由一些纵向委员会和横向委员会组成的现代化委员会,为几个主要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了更重要的、影响法国国家经济计划制定的途径。这些与前计划总局同时(1946年)成立的现代化委员会,是由企业、工人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目的是为了使私人经济集团参与各项计划的制订。
    
    三、目前的倾向、也是最大的危险,是把所谓的“企业家”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企业家”先以某种手段变为“大企业”的“大企业家”,然后就以不法手段榨取和盗窃钱财,并设法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然后就变为凌驾法律之上掠夺人民财产。
    
    “蚁力神”的例子
    
    “上海百事”的陈秋芳
    
    大连“万宝绿”的潘新利
    
    结论: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企业家”的“才能”和“功绩”都不是特权的理由,正如老干部的“功绩”不是其特权的理由一样。
    
    这次的紧缩如果碰上了经济困难,政策导向应当是要“企业家”们承担损失,至少不能让他们向人民大众转嫁损失。这样才能制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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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ierre Masse, “French Methods of Planning”,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XI, Nov.,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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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要限制党政干部的特权,还要结束企业家的特权。这个特权那个特权,唯独谁没有特权呢?就是中国宪法上面规定的,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成员们。
    
    中国的右派(自由派)里的代表人物还是揪住农村土地私有化死死不放。
    
    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秦晖
    
    土地问题本来应该从农民的角度切入,但是大家知道农民比较弱势,最近土地成为关注焦点,主要是从房地产、小产权房的角度介入的。
    
    土地宽与紧:圈地太易下的悖论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土地可能是世界最宽松的。例如,在美国只有拉斯维加斯可以看到一个前庭占地几十亩的宾馆,那种宾馆只在沙漠圈地。可是在我们的广州,占地几平方公里的大宾馆、大社区比比皆是,*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的圈地之容易,常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土地最宽裕的国家。目前一个新的语境就是城市化,我们一说加速城市化,就要从扩大圈地来理解,就要剥夺农民的地权;我们一说城市化引起了一些不能解决问题,就要对农民进城进行更多的限制。
    
    到底农村的未来是乡村的复兴还是加速城市化,这个问题本来是无可无不可,一些该城市化的地区就城市化,不应该城市化的地区就不复兴乡村。所以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讲,提倡城市化,就应该维护农民的迁徙权;鼓吹乡村复兴,就应该维持农民的地权。
    
    农民土地权问题上,宅基地最为典型。
    
    关于宅基地的历史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当初搞集体化的时候,原则上农民的财产是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型,这是公有的,包括大牲畜、耕地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比如住房等。农村的集体化承担了原始积累的功能,不是福利功能。所以当初高级社的标准章程规定,集体不管住房的问题。少数像大寨这样的人民公社为社员盖了房子,但绝大部分公社住房是社员自己解决的。1956年高级社章程就规定,宅基地不入社,耕地入社,住房自己解决,国家不负责。
    
    但到了1962年,在人民公社60条里面,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是公有的,老百姓没有处置权了,但是人民公社60条同时又不承担给老百姓提供住房的责任。我觉得造成现在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农民是没有权力的,但责任是他们承担的。
    
    小产权房:没有落实农民地权的村官卖地问题更多
    
    我不认为小产权房应该放开。我们现在讲的小产权房,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与乡村尤其是村一级组织之间的交易。现在没有谁提出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搞小产权房,都是所谓的集体土地能否进入市场。广州等一些地方搞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从打破国家垄断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我们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以如果放开小产权房的话,会有很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土地市场发展的过程。1980年代初,地方政府就可以随便转让土地,造成了一些恶性事件,加上一些地方有村官倒卖土地,地权开始逐渐上收,到现在是越来越高,地政垂直化,基层政府都不能批地。不过地权垂直化管理事实上也不能解决土地的问题,关于这点我已经写文章论证过了。
    
    但不能因为地权垂直化不能解决问题,就恢复到1980年代村官可以随意折腾土地的时代。在目前没有落实农民权力的前提下,让村官可以任意的卖地,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廉租房:2亿城漂族的海市蜃楼
    
    就住房问题而言,我们以前有许多的观念是完全颠倒的。比如我们经常说房改以前实行福利房制度,现在引起争论,有人说市场化搞的过分了,我们应该恢复过去一些做法,由政府部门盖一些房,比如廉租房等等;又有些人说福利房是过去不好的东西,我们已经摆脱,就坚决不应该再回去了。
    
    关于中国能不能盖廉租房,这是一个需要计量分析的问题,但首先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福利房。什么是福利房?是国家掏钱、专门为穷人盖的房子,分配这些房子的唯一条件是贫穷,是收入低。
    
    发达国家中,有所谓的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区别,如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所谓自由放任,无非在获得福利的条件上比瑞典要紧得多,必须很穷才能享受福利;而瑞典几乎是人人都有高福利。但无论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还是高福利国家,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个福利绝对不对高收入人群提供,不对有权有势的人群提供。
    
    我们以前的福利房是富人的福利房,这与福利制度的背离程度比自由放任还厉害。自由放任是低福利或者零福利,但我们以前的制度是负福利——高收入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享受高福利;低收入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低福利甚至没有福利。
    
    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都市新移民进来。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穷人,西方国家和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点上是没有异同的。他们进来以后怎么办呢?从逻辑上说很简单,要么给自由,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盖一些看起来很不雅观的,我们称之为贫民窟的房子,要么给福利。
    
    西方的左派对贫民窟的谴责很厉害,就一直鼓动政府给他们盖廉租房。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力量比较小,不能给新移民提供福利,就只能让他们自己盖房子,于是贫民窟还是出现了。而西方的左派是讨好贫民窟,靠贫民窟的选票,不会大批清理贫民窟,于是新移民就拉家带口纷纷到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是左派执政的西方国家,穷人到城市的速度会加快,贫民窟会扩大。
    
    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方面有2亿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问题是,这2亿人进城去了哪儿呢?你说不在贫民窟,政府给他们盖了廉租房吗?没有,目前的廉租房一是规模小,二是仅对城市居民开放;他们买商品房吗?好像也不多。他们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动力的方式进入城市,安置在集体住房里面。我们广州的两个学者创造一个新名词,宿舍劳动体制,进城的农民工集中居住,严格管理。这造成了一个奇迹,中国一方面有2亿城漂族,有1.8亿的留守族,这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大的隐患。也许第一代没有体现出来,但到了第二代,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
    
    土地保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
    
    这2亿城漂族,他们50岁以前没有家庭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为什么不给他们保障,据说是他们可以自己保障自己;他们为什么可以自己保障自己,据说是我们不准土地买卖,所以他们可以自己种田养活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荒唐的。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是社会保障吗?讲简单点,所谓社会保障就是我看病,公家买单,这是社会保障;如果是公家看病,我买单,这不是社会保障,是负保障,是我保障当官的。实际上,如果真的讲土地保障的话,无非是这样,农民一旦碰到问题,他用正常收入不能解决问题,有土地的农民就可以变现土地解决问题,没有地权的农民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要说土地代替保障这个话有一丁点的道理的话,那就是土地所有权能够代替保障。
    
    就目前来说,农民有30年的土地使用权,应该明确一个原则:这30年使用权是不能剥夺的,在30年之内签约对双方是有约束的,集体不能在签约期内撤出。按照这个原则,农民有30年佃期,在30年不能撤佃,在30年内如果要使用农民的土地,就要购买土地的使用权。
    
    应该说中国的农民有佃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土地私有权唯一的问题是过分绝对化土地私有权会妨碍公益目的的国土整治,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重大项目的国家最终定价权的原因,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完全是让买主漫天要价。
    
    但是公益征地需要有非常完善的民主和法制保障,讲的简单点,公益性征地至少应该有几个程序:第一,公益性质认证需要讨论,是不是有公益性质,需要有民主程序认证,不能当官的说是公益就是公益,如果是老百姓都认为是,哪怕我们理解为商业的,也可以理解为公益。
    
    如果你证明他是公益,第二个程序要进行自由交易的试探,既使是公益如果可以自由交易,还是自由交易,如果不强制还是不强制。如果自由交易达不成协议,那个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么第三个程序,就需要一个中立方进行中立产权认定,值多少钱按照这个价格去提。如果达不成,还需要一个替代的方案,如果备用方案社会代价太大,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才可以使用最终定价权。
    
    (本文原系作者于2007年12月16日腾讯网举办的第二期腾讯思想沙龙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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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土地是不是应该私有化上,中国左派与右派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双方各执一词面红耳赤。左派指出,如果将土地私有化,那么社会主义政体就彻头彻尾名存实亡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货真价实的公有制了,在把国有企业、矿产资源、公共事业等等悉数私有化之后,农村土地是公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社会主义赖以被中国标榜的最后残存的实体与标志。而右派则秉承邓小平不争论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端看是不是满足仨代表的遗风,以有恒产者有恒心和个人自由的绝对主张,来面对如此问题。
    
    宪法学者也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却国富民穷愈演愈烈的原因。詹奕嘉发来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8年1月15日 15:15
    
    近期网文共享
    
    中国为什么没有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蔡定剑
    
    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
    
    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之前
    
    事实上,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结果是,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步输出,表面上看换来了大把美元纸钞,却是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流动性过剩”。
    
    其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如此一来,形成了你看到的当今发达国家这个群体的模样。
    
    如此观之,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资本主义国家为蛹。目前来看,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中国化蛹为蝶的时间表。
    
    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而诸如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
    
    很显然,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为什么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却仍然没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下面的现象作出解释: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原因很简单,世界经验证明,没有比建立一个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更好的手段了。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也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该温习一下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成本上升之后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但目前的诸多问题也藏在深处,而有些问题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比如,当下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原因很简单,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部分产品价值当然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如此一来,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于是有了经济高速发展。
    
    相反,如果没有同步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叫“流动性过剩”。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步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步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危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表现的新形式。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10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100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地增长。
    
    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何为有效的回应?
    
    现在可以这样说,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并不能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作出完全有效的回应。
    
    也许,至少以下四个药方具有对症之效。其一,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其二,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其三,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更为果断地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事实上,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初步表现出决心。
    
    其四,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事实上,这个过程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
    
    ……………………
    
    这应该是对中国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一个很好的解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是历经30年,国人的生活水平却发生着实质性的下降。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只有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咱们,才能看到全人类空前绝后的荒诞不经。越来越多的群体被摒弃到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行列之外。改革开放开启了劫贫济富的过程。中国的二元结构社会当中,对农民的盘剥是持之以恒无尽无休的,当全世界都在向农业提供越来越巨大的政府补贴和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时,中国却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向农业征税的国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以把赤手空拳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放在国际资本大鳄的船坚炮利面前任人宰割为亮点的,现如今的粮食危机以及通货膨胀,也算是家徒四壁的农民实在无法再消化方方面面的压力而向全社会的转移而已。
    
    1990年代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为开端,开启了在盘剥中国农民之后对中国城市人口的盘剥,下岗工人成为被中国右派们称作改革开放代价的第一波一夜之间权利被褫夺的庞大群体,
    
    此后,这种劫贫济富的风潮日益为甚。新三座大山,把城市当中下岗工人之外的其他群体,也一个一个都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所谓中产阶级、或者官方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群体,也在委府揽权卸责的大趋势当中,不得不承受原本应该由当局承担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责任,沦为自身存在的财政奴隶。
    
    在把中国的农民、工人这些宪法规定为专政基础人群都彻底贬斥为贫困群体,并且将号称是橄榄型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剥夺得几乎一文不名之后,对曾经是委府的同盟军的富人集团,也开始了毫不留情的剥夺。不管是孙大午,还是穆军,近来愈演愈烈的把富人当中鱼肉对象的事例,揭示出公权力的真实面目,以及公权力当中公共性的切实嘴脸。在中国富人构成当中,党政干部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其中又尤以太子党为甚。而那些没有权力背景或者不愿意勾兑于权力的富人们,一个个都前赴后继遭遇灭顶之灾,呈现出权利的贫困化。
    
    其中,房地产领域里的剥夺,是最为惊心动魄的。
    
    李季平:我国房改政策面临第二次扭曲
    
    近来,一些城市为了解决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推出了一种价格低于商品房的限价房;建设部官员不久前也表示,对中等收入群体要调研另一种住房方式---经济租用房;还有,过去一直被作为保障类住房范围的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由过去的“中低收入群体”改变为“低收入群体,与廉租房相衔接”,把中等收入群体赶出了经济适用房以外。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与当初国家制定的住房改革政策比较,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在发展中正面临着第二次制度上的扭曲。这种扭曲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中低收入住房更加困难。
    
    实际上,自从1994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开始到现在,其难点与焦点都始终围绕着如何解决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群体的方式来展开,尤其是对经济适用房这种制度摇摆不定,决策部门错误的把执行中的问题归结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使这一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制度无法正常执行。
    
    本来,在房改初期,我们对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和采取的政策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如我国在1994年7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对房改确定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到1998年7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中也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并具体明确: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或由政府提供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实行经济适用房;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房。
    
    这些房改思路和具体制度,现在看来仍然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因为是把中低收入为供应对象的“经济适用房”作为房改“体系”来实行的,并没有把商品化作为房改的重点。据《中国改革》月刊2007年第8期披露的数据:全国自1998---2003年,共完成房屋面积33,4亿平米,其中经济适用房(安居房)就达16,6亿平米,几乎占到一半。所以那时的房屋价格基本能够被公众接受。如果沿着这个房改目标一直走到现在,我国的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状况就不是目前的尴尬情形,广大老百姓对房地产的意见也不会这么强烈。现在看来,当初的房改目标和政策,只有廉租房基本落实了,而商品房扩大了范围,经济适用房面临濒危,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愈发突出。
    
    后来,在把房地产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影响下,行业快速扩张,政府以地生财,经济适用房制度在执行中被异化,商品房成为主流,房价也开始快速上涨,这是房改政策第一次遭遇扭曲。到2005年更加突出。为了稳定快速上涨的房价,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但收效甚微,房价涨势依旧,2006年又发布《稳定住房价格 调整住房结构》提出90平米以下套型面积占到开发总量70%的刚性要求,调控效果仍然难以显现,到2007年上半年,不少城市房价几乎到了疯长的程度,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更加突出。面对这样的现状,本应对遭到扭曲的房改政策进行思考或改进,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让更多中低收入者看到希望。可出人预料的是,在2007年国家出台的政策中,把中等收入群体从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中删掉了,经济适用房被定义为只供应“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本来被国家房改目标确定为“主要体系”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什么会从一开始被决策部门寄予厚望到现在罪恶斑斑或要废除?一些专家为这一制度列出的罪状是:供应对象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界定,如果执行行政成本高;一些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买走,容易产生腐败;就是把房价定的再低,有的中低收入者也买不起;这个阶层数量庞大,让这些人购买经济适用房,不利于房改商品化等等。
    
    一些人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了有利于开发商继续暴利盘剥的最后一条以外,其它并非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执行不利的原因。比如,这一本来让中低收入群体受益的政策,可以看看,有多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名义,建房分房?这能说是制度的因素吗?我认为,其唱衰或废除经济适用房的真正原因还是利益流向在起作用,经济适用房如真正落实到中等收入阶层,肯定对商品房价格构成影响,所以开发商反对是很自然的,可决策部门不能仅代表开发商利益,不能被开发商所左右。
    
    对房改政策的第一次扭曲,教训非常深刻,目前我们又面临着又一次扭曲。我感到,对经济适用房制度应当继续完善和执行,仍然把中低收入阶层作为供应对象,不过既然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年收入水平悬殊比较大,经济适用房也应当分开档次,有高有低,便于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选择。
    
    比较客观的讲,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既不是对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也不是从政策导向上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和精英富豪从地产行业赚取更多利润,而是占社会成员80%以上的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买得起房。政府决策部门对此应有清醒的定位,应当采取措施使我国房改政策理性回归,而不是一次次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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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海:房地产调控的历史覆辙
    
    2003年,在 “非典”后促进经济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宗旨以及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反对宏观调控的共同作用下,由建设部起草的国务院18号文件逆转了旨在调控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央行121号文件,2004年,中国悄悄揭幕了后来震撼全球的房价连年大幅上涨的火爆局面。
    
    直到 2007年末、2008年初,在以信贷紧缩、打击囤地为核心的调控政策下,全国城市房价的疯狂上涨终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一些城市房价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调。然而,最近一种要求放松调控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这种以南方雪灾、出口减少等可能影响 经济发展的呼声,几乎复制了2003年各方面的大争论,房地产调控再次面临流产的危险。
    
    初显成效的调控面临挑战
    
    2008年1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3号文),提出对 闲置土地征缴增值地价甚至无偿收回等措施,以打击房地产开发商长期以来靠囤地牟利的模式。这个政策连同年前央行与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 359号文),以及后来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452号文),共同构成了有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
    
    在深圳、广州等大城市,2007年底房价开始明显回调。作为房地产炒作的重要推手,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中介行业,由于缺乏成交量的支持,频现破产倒闭的消息。联系中国大中城市房价相对居民家庭收入普遍高估3-5倍的事实,房价回落、成交量锐减、中介倒闭等事件的集中爆发,开始支持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反转”或“拐点”的判断。
    
    鉴于市场规律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驱动房市反转的态势越来越明晰,2008年以来,一些声称担忧房价回落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主张国家放松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的声音,越来越大。
    
    今年以来,建设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姜伟新,就在多个场合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部署,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调控总原则是“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引起了业内关于房地产调控可能松动的猜测。
    
    “两防”的说法看似平衡,但在当前房价高企、严重脱离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强调“两防”特别是防止房价过快过猛下降,实际上是在人为压缩人们对未来房价下跌空间的预期,它的结果是将导致房价逆调控持续暴涨趋势,颠覆刚有起色的宏观调控作用,让房地产和其它和房地产有关的产业,互相捆绑,越陷越深。
    
    最新的情况是,今年新春的 中国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了1111亿元直接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美国次债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一些人士迅速将这些现象与与中国房价相联系,要求放松调控,力促房价的“稳定”,也就是说,要求中国房价持续在目前的畸高高位上。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痛下决心、严厉调控,政策到底落在哪里,将不失去民心基础,是对中央决策层智慧的重大考验。而这也不是中国的宏观智慧第一次面临挑战。几届政府的政策和执政历史已经能够清晰的解答,现在应该怎样取舍。
    
    轮回中的地产政策
    
    温故而知新。中国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出现在海口、北海、惠州等地的房地产过热。鉴于当时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和问题,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6月果断出台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6号文),从紧缩银根、收回炒作土地等方面严格整顿国内房地产秩序,迅速摧毁了这些地区的房地产泡沫。如今,北海、海口等广袤土地上的烂尾楼,仍在见证着十几年前的那场房地产和摧毁土地的灾难。
    
    时光飞快地掠过整个20世纪到了2003年,也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至为关键的一年。房改释放了大量的市场需求,拉动房地产投资迅猛发展。但是,不少地区出现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住房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部分地区商业银行放松信贷条件,导致房地产投资的过热倾向。基于这一严肃判断,央行2003年6月13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对商业银行的开发商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7个方面作了规范。
    
    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当时的国务院没有能够总揽全局,全面把握房地产问题。在遭到来自房地产开发商的激烈抗议之后,国务院于2003年8月12日颁发了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称之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基于一个全新的判断,18号文将房地产业定性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在房地产开发商当中,引起了一片欢呼,称“中国房地产将迎来新的春天”。
    
    更让房地产开发商们振奋的,是18号文把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修改成了“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由此,经济适用房在各大中城市趋于消失,开发商基本上掌握了城镇房地产的全部供给,几乎全部的城镇居民被迫直接面对由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代表经典资本嗜血理论的房地产行业。由此不久,房地产暴利与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就开始成为频频困扰中国最广大公众人群甚至中央领导的大事。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点意见》(简称“国六条”),再次强调“房地产业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面对汹涌骇人的房价势头,直到2007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才开始淡化房地产“支柱产业”的提法,在房地产开发商构成房地产业主体的情况下,国务院强调“必须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但在 平衡市场供求的思路上, 之后具体的 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基本思路,还是单方面依靠强化住房供给管理:一方面要求开发商调整住宅户型结构,增加小户型住房供给;另一方面,提出增加以廉租房为主体的,包括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小户型普通商品房等在内的住房供给。
    
    虽然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是满足住房需求、平抑房价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受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抵制,该住房建设投资所占比例一直微不足道。相对而言,坚持调整住房户型结构增加供给以控制房价,一直是建设部的核心政策,但这个政策缺乏经济理论基础的支持。它忽略了土地价格变动对房价变动的决定作用。仅靠扩大不同户型住房供给,甚至是靠扩大高地价基础的住房供给,根本不能平抑房价,更不能限制已经失控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直到2007年9月29日,央行与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359号文),12月11日又下发了《补充通知》(452号文),高烧不退的全国房地产市场从开发到消费过程中的投机热,才开始出现了逆转的迹象。根据央行和银监会的精神,各商业银行应以家庭为单位执行第二套房贷政策,严格个人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和规范土地储备贷款管理。这个文件的执行,立刻引发了许多城市大面积的“退房潮”,导致包括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房地产中介大量关闭门店,成为全国楼市投机大降温的重要信号。
    
    回顾起来,359号文和452号文的文件内容和精神,并没有超出121号文,新的文件甚至可以说是2007版的121号文。只不过,时间被拖后了将近4年半!其间,中国土地资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等已经遭受到的重大损害,已没有机会回到从前一一消除。
    
    而与1993年6号文件中的“紧缩银根、收回炒作土地”等方面的手段相比,2008年的3号文件提出的“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连同上面的359号文和452号文,不过是一个“温和版”的6号文件而已。
    
    历史经过一个轮回,又接近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现在看来,中央对畸形房地产业带来危害的认识,还没有达不到1993年的深度,还在对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寄予“厚望”。国家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虽然由《国六条》后的“越调越涨”的错乱,开始趋向正常和有理性,但仍难免给人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队员”的感觉,缺乏把握全局的战略思考。
    
    就是在这个时候,仍然在建设主管部门高层出现了要求松动调控的声音,是要在几年内,把历史推向海口、北海的旧日车辙?
    
    对土地公有制的否定
    
    总结过去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教训,有诸多关系国运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第一个教训就是忽略了中国推进房地产市场化所面临的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土地所有制条件。当前我们推进的房地产市场化,实际上是以否定城乡居民在公有制土地中的基本财产权利为前提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借助经济强权进行财富掠夺、牟取暴利一个过程。
    
    二是在经济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政策是否仍然适用?不同于过去的城市用地单位的国家所有制单位性质,现在住房用地的主体是由私人占 90%比例的房地产开发商构成的,如果仍然照搬适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土地征用”制度,就有可能造成以开发商为主体的私人经济对农民集体经济的财产侵害。在经济主体所有制多元化的土地制度下,一些地方政府为获得土地收益,不惜沦为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土地的“帮凶”,成为土地交易的“掮客”。
    
    三是只强调房地产业的企业创利功能,忽视了由此给社会民生基础带来的危害。政策通过禁止政府机构建房、企业和民众自主建房等可能成为开发商竞争对手的手段,对盈利性、暴利性的房地产开发业在土地获得、房屋拆迁、信贷、预售等方面的无条件扶持,成为共和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强有力的产业强权和特殊人口集团政策,这也决定了它走向反面后果最严重的经济政策的客观结果。
    
    四是轻视了房地产投机暴利链条上集团力量。目前,某些地方政府机构、房地产开发商、炒楼机构和个人,甚至商业银行,形成了极度强势的垄断房屋流通环节的产业链,他们相互勾结,籍此获得巨额暴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驾驭着中央的政策,变决策机构为这些少数人口的变相小共和政府。
    
    五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和与之相关联的管理失控。 房地产调控不能局限于需求或供给的单边,而应综合各种信息,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实施对房地产各个环节的调节。特别是在金融信贷管理上,目前的金融机构在自身承担的最终风险和积极助涨房地产泡沫从而个人套现的获利机会不匹配情况下,信贷风险管理失控。只有严格执行房贷审批和贷款管理制度,抑制由于银行业信贷制度失控带来的房市泡沫因素,才可能减少未来房市泡沫破裂引发的大规模不良信贷资产。
    
    六是对高房价、高地价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大危害毫无防备。房地产的过度扩张,不仅危害到耕地保护,极度拉动了粮食生产的相对成本,也挤压了其它产业以及教育、科技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高房价也打破了社会正常的价值体系,严重颠覆了人们对于投机是非的评判标准。
    
    与2003年相隔五年之后的2008年,政府机构再次换届,对国运民生,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年。 如果这一年,中央把握全局、统筹兼顾,把房地产发展引导到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的基本价值模式上来,则中国的房地产业和住房民生,就仍然都有机会。
    
    ……………………
    
    曹建海如此结尾,很是让人唏嘘不已。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姜伟新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家,继续主掌着建设部。
    
    委府连执政为民的作秀都懒得干了。
    
    具体到住房保障方面,全世界哪儿有咱们这样的名目繁多?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
    
    有关限价房,上海证券报时寒冰曾经专门撰文,认为这个门类的住房建设本身就存在诸多的硬伤,比如对高房价的认可,住房保障次序错位,对调控的削弱,强化商品房地位等等。实际上,限价房不过是委府为了平抑社会上对高房价日益增长的不满而做出的一个非常弱智的举措,可笑的是贪官污吏们还就此自以为是乐不可支。限价房的根本,就是比周围商品房价格低15%,这种规定本身就是让人笑掉大牙的。用市场(姑且如此称谓)价格来决定住房保障的价格,这叫什么玩意儿?把社会保障推给市场,这也算是咱们的父母官的一个伟大而荒唐的创举了吧。
    
    限价房也要规定购买群体,有着必须是本地户籍人口、收入、住房面积等方面的规定。这种政策性规定,毫无疑问也会被人们指责为带有明显而强烈的歧视性。
    
    而限价房销售也要依靠摇号的方式,也可以看出,限价房的尴尬地位:既不是商品房,又不是保障性住房,而是不伦不类的二椅子(阴阳人),是一个类似双轨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怪胎。
    
    比其全国其他地方来说,北京市还算是较早实行住房保障制度的地方,其廉租房也很早就为人所知。
    
    廉租房的招募使用者也采取摇号的方式。到现在,廉租房只满足了适宜人群当中的不足千分之一。这几年,廉租房摇号干脆只限定在全国和市级劳动模范当中,也就是说,住房保障也被弄成了政治待遇。这也可以看出,政治化的无处不在,以及住房保障严重供不应求的程度。
    
    至于经济适用房本贪官污吏当作自己财产保值增值的优良工具,其中五花八门的倒行逆施也让人目瞪口呆。别的不说,看看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社区里,宝马香车的豪华景象,就很能够说明,所谓经济适用房政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开篇报道里,那些急功近利的记者们对眼前摆着的活生生的事实视若无睹,居然写出什么之所以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中签率是因为房源充足。我真是为官方媒体这些编辑记者的职业能力感到愤懑。什么叫做房源充足?看看参与此次摇号的家庭数量有多少?71户!北京市具备使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家庭都多少?200多万户。如何得来百分之百的中签率?那还不是易如反掌的花拳绣腿设计,只要限制参与摇号的家庭数量,这百分之百还不是手拿把攥板上钉钉的?
    
    我知道,现如今意识形态控制空前严酷,宣传部门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愈演愈烈,新闻媒体必须为官方歌功颂德。
    
    可歌功颂德也不能如此胸无点墨,更不能这般寡廉鲜耻吧。
    
    《京华时报》好歹也是人民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也不归北京市委宣传部管,可以在报道上有更大的话语空间。
    
    不管是在做人上,还是在新闻操作上,我的原则是真话不全说,但是要说就说真话。
    
    即使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严密控制的电视媒体里,也不会说出什么百分之百中签率是因为房源充足这种弥天大谎来蛊惑人心。
    
    这也是我参与的电视节目都能够获得受众认可、表现为收视率节节攀升的原因所在。
    
    本来嘛,百分之百中签率,干吗还浪费纳税人的钱,摇你妈的什么号啊。
    
    廉租房摇号,经济适用房摇号,限价房还要摇号。
    
    那么,既然都要摇号,为什么三者不能合并呢?
    
    我两年前就专门撰文分析过,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的各式各样的限制,实际上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严重缺陷。既然政府要具有经济适用房的优先回购权,那么就意味着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具有着垄断性的优势。从琳琅满目的有关经济适用房交易的限制性措施内容看,这个品种被政府出售,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错误。既然政府规定了该房源的购买与出让的严格条件,那为什么政府还要销售经济适用房?抛开回笼资金、中饱私囊、强买强卖等因素的话,那么经济适用房原本就不应该销售,而应该是政府提供的廉价租金房源。
    
    这样一来,经济适用房就与廉租房并无二致了。
    
    而限价房在市场上和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尴尬成色,也折射出限价房的混沌定位,是个不折不扣的双轨制思路下的四不像玩意儿,是在社会保障与市场化双重作用试图左右逢源利益均沾的垃圾品种,是委府在社会高房价的指责当中别有用心试图掩人耳目继续强取豪夺的欺世盗名货色。
    
    上帝的给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就应该交给市场(还是那句话,姑且不谈中国的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社会保障的就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保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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