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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和日本,地震时学校是最坚固/李志宁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24日 转载)
    
    
     李志宁 (博讯 boxun.com)

    
    【网友发来邮件 2008.5.5.】先生,您还好吗?
    
    尊敬的李先生:
    
    您身体还好吗?好久看不到您,非常想念。我想看看你最近的文章,请发一些给我好吗?
    
    如今的时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奥运会,没完没了的宣传,鸡皮疙瘩老高。说奥运不能政治化,其实自己首先政治化,而且政治化得厉害!我从来不喜欢凑热闹。什么抵制家乐福啊,写奥运诗词啊。我根本提不起兴趣。
    
    前几日看了火车相撞的新闻,很痛心,更恼火。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上海的一档新闻节目,临了主播说:“……受伤的法国人已经转到协和医院救治”。娘希匹!为啥总是外国人享受特殊的医疗待遇!在中国,这样不惜一切代价救助外国人的事例很多,百度一下,很多。而且中国的灾难新闻,都是领导指挥救灾的,而不是分析事故原因。……某某领导在灾难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云云。
    
    在中国,不管遇到啥灾难,荧屏上总是歌舞升平的。这次,山东火车相撞夺走了71条无辜的生命,为啥得不到举国哀悼?是不是应该下半旗致哀一次?别说这71条人命了,前几年潜艇事故、矿难事故死了那么多人,也没见什么哀悼的大动作。可怜的人们,我想起何祚庥的那句名言了。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一点不假!
    
    敬礼!
    
    ××2008.5.6
    
    【李志宁回复 2008.5.23.】
    
    ××先生,您好!
    
    我上个月末到美国来探亲,我已有3年没有见到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他也是我的独生子女。到美国后,发现没有自己的电脑,很是不方便。于是花了几百美元买了一个电脑,这两天,终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通讯系统。
    
    我的网页被关闭后,没有了说话的地方,也感到很是别扭。其实,对于时事,还是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我觉得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真是做了一件傻事。其实,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矛盾是自身固有的,外力若用得不好,常常会起反作用。本来,在中国,“人民大众”中很多人,对国家现状是很不满的。这是必然的。因为“贪官污吏阶层”既已形成,国家政权既已“阶级化”,那么人民大众的不满就很难调和,应当说不可能从根本上调和,再怎么鼓吹“和谐”也没有用。这终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没有别的出路。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尽管已经十分腐朽落后,但是比起西藏1959年前的活剥人皮、活挖人眼、用人脑盖骨当饭碗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总还是更文明些的吧。但是,那些西方政治家们,大概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像支持蒋介石、李承晚、苏哈托、皮诺切特、萨达姆、拉登等人那样,竟然用大力支持起达赖喇嘛来。而达赖居然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真是贻天下笑。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若真是一个人民政府,就应当明确宣布,“政教合一”是违反中国宪法的,“宗教活动”到了干涉国家政治的状态,那是不允许的。但中国政府从来不从这方面讲,他们总是在讲什么“西藏独立”问题,总是要与达赖“谈判”。1989年的时候,他们坚决拒绝与北京人民“对话”,现在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却要去对话了。到底要谈什么?西藏目前是根本不可能独立的,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高度自治”,就是说不能允许恢复农奴制。那么谈什么呢?就这么一个骨头实际上很软弱的政府!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正由于不是一个民主政府,才会这样吧。我曾经听到一个在西藏待了20年的老记者(他是同情达赖的)说,过去西藏农奴制度下那些残酷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不过是农奴们自愿的,农奴们认为,虽然自己受了苦,但是,将来可以因此升到天堂,所以他们愿意。他本人就认识一个由于给解放军带了一次路、而在50年代前期被农奴主挖去了双眼的人,那个人并不抱怨农奴主,而是希望由于这种惩罚,将来自己可以升入天堂。这位老记者还说,残酷并不说明问题,以前中国妇女裹小脚也是很残酷的,但是人民愿意。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没有道理。若是一个当代法制国家,绝对不能因农奴“自愿”就可以允许活剥人皮;而且也不能允许“由喇嘛活佛领导政府”这样的体制(佛,怎么会有活的呢?我很奇怪。我认为,任何活人,都不可能成为宗教世界里的“佛”;所以,凡有“活佛”的宗教,便不可能是个真正的佛教)。而这一次,正是由于西方政治家的愚蠢,支持藏独分子闹了一场,反而使得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大大得以缓和,而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也骤然减轻。同时,西方的自由民主形象,在不少中国的老百姓心中大大受损。而且,许多中国人觉得,这一次藏独分子闹事,显然,是中国受了外国的欺负,由于“哀兵可胜”,因此,竟在全世界出现了不少华人的大幅度反弹,而且在不少地方还是首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华人或华裔由“支持奥运”转变为“支持中国”的游行活动,而后又转变为似乎是发出“支持中国政府”的味道了。这一下子,我想,那些中国的“高级贪官污吏”们的心中,怕是乐开了花。而那些对中国的专制政治进行批判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支持奥运”的巨大声浪之中。这真是令人遗憾的。当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曾经对于韩国的民主化有意义,但显然,此次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意义不大。西藏流亡分子的胡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完全起了反作用。实际上,海外的法+功之流,还有那些所谓“流亡的民运人士”,基本上,起的都是反作用,他们也不可能有正面作用。西方政治家们为什么要支持他们?我总感到,并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而似乎只是为了使西方民众痛恨中国而已,我想,也就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
    
    这样的目的,可能对他们自己有用,但对中国的民主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您来信后,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就是汶川的大地震。
    
    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痛苦,但似乎也再一次掩盖了什么。政府把自己的失误变成了表现自己“政绩”的机会。甚至很多紧急的、救人如救火的救援行动,也令人感到其中某种“表演”的成分,而一些政府官员都成了高档演员。其实,任何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灾难承受者的同情是天然的,并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更不是由于有了中共政府才能将它发动起来的。因此,在须臾生死之间、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中,人们忽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所谓“地震预报”还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与“气象预报”不同,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甚至“板块理论”本身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问题是,在中国,大地震中暴露出来的社会制度上的若干问题,似乎又被官员们的表演所掩盖。
    
    表演,还会掩盖真正的“经验总结”,这才是最令人头痛的。
    
    在我这个非专业人员看来,此次大地震,起码暴露出若干较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第一:不少房屋、特别是大量中小学校房屋质量极差、粗制滥造问题。显然,这是由于中国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和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小学校的建设,大概“油水”少,有关官员们和建筑商得不到多少“实惠”,因此,中小学校便首当其害,那么多稚嫩的生命,可以说,是被国家的腐败所断送。孩子们稚嫩而宝贵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令人感到痛苦不堪。第二,中国的经济“崛起”似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显然,国内的直升飞机数量相当缺少。直升机,在中国大概军事上意义不大,可能因此国家便不重视。但是民用和震慑、追捕刑事犯罪分子,直升飞机却是很好的工具。我想,对于救灾,也很有意义。特别是像此次大地震,由于道路的破坏,如果有大量速度快、不怕地面交通破损的直升飞机参加救援,情况就会有大不同。当然,若是直升机数量极少,对于如此大的灾害,那就没有根本的意义了。为什么国内没有大量发展和制造直升飞机呢?我怀疑,就是因为这种玩意儿,对于官员们和极少数先富起来的“新阶层”之获利,似乎用处不大。但在美国,直升机却是很多的。第三,我很怀疑国内新闻每天报道的死亡数字。地震以来,国内伤亡人数的连续报道,全都精确到个位,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会有这么精确的统计和报告系统吗?有这么认真工作的官员和统计机构吗?从来没有。而且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弄清具体伤亡人数到个位,因为有的地方道路还不通呢。因此,这显然也是一种官员的表演。难道灾区的各基层统计部门的官员们,不去抢救老百姓,而是整天在弄统计吗?为什么要搞这一套玄虚?好像中国已经像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政府那样认真了。或者,要表明中国政府是多么卓有成效地工作着!是个多么棒的政府啊!中国历来就缺少真实的政绩。所以,做这种手脚就是为美化官员层、欺骗世人而已。
    
    现在,我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还不是太会用,先试着给您回一封信。回信晚了,抱歉。
    
    祝好!
    
    李志宁2008.5.23.(美西时间0点一刻)
    
    按:此次地震,巨大的地壳震动竟然延伸到数千里外,摇晃了大半个中国,真是我这一辈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灾区的人民牺牲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数百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使我想起来就感到伤心。我总想,这样可怕的事情,真不应当落到多难的中国人民头上。
    
    如此悲惨的事情,当然,主要是源于可怕的天灾。但是正如很多网友所说的,天灾要来,人们对此没办法;可是人祸,那依然是不可原谅的。天灾和人祸,这是两件事。若只说天灾,而不说人祸,那么,人祸也就会延续下去,为祸未来。这里我说的,还不是指震后的救灾,当局在救灾方面还是做了不少事情。但在当今世界文明的条件下,这也是正常的,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本份。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可能动作相对还能够比较快,不过,并不能因此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现今,显然,中国已不可能像蒋介石时期那样,天灾来了“国民政府”也不怎么管,任千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四处讨要。而且“水旱黄汤”,当年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还时而制造“人造灾荒”。所以现在,今天的政府开展了救灾工作,也是和平时期必然要做的一件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难道官儿们还能撒手不管,依然每天推杯换盏、浅斟低唱,过着腐败生活吗?所以在我看来,救灾,并不是官员们额外做了一件好事,即并不像雷锋帮助了他不认识的人那样。自然灾害当头,只有政府官员们控制着全国的人力物力,它若不做让谁做?而且,人民也在做。而真正感动天地的,正是中国的人民,是那些奋不顾身的普通士兵和志愿者们。
    
    现在,我认为,要警惕那种把地震灾害变成歌颂“政府政绩”的宣传活动。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检讨”都比“歌颂”来得重要,也来得实惠。只有在中国,事情是倒过来的。歌功颂德,歌颂党和政府,由“人民”来向“党和政府”表示感恩,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但正是这一点,正是这种“谢恩”式政治丑剧,使得当今的“中国政治”格外恶心。
    
    更何况,通过大地震,中国正有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但可惜的是,历史上,只有民主的政治,政府才会向人民作出检讨。甚至要经常地作出检讨。而在中国,几千年以来,只有人民在不断地感谢“皇恩浩荡”,但皇权政府却是从来不会在人民面前检讨自己,皇帝的所谓“罪己诏”通常是做做样子的,不讲任何实际问题。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经常自责的皇帝,是李世民,他也只表示过政府应当“为民”,达到了这样的认识高度,但是也从来没有“向人民”作出检讨,更没有什么“人民选举”和“政府下台”的问题。
    
    而我们当代中国,的确,很多事情都需要作出检讨,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什么不好好这样做呢?是因为官员们不能“丢面子”,官府不能有过错的,有过错也不能说出来!这对于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举例说,此次汶川地震,学校的倒塌,其数量和倒塌的速度都令人震惊。孩子们的伤亡,往往是最使人难受的。我来美国探亲后发现,此地对小孩子的安全保障细致到极点。这确是中国人很需要检讨的一点。在西方国家,在日本,学校常常是最坚固的。当日本发生地震时,各学校往往成了人们的安全避难所。如果学校也震倒了,那就不会再有不倒的房子了。但是,在中国,事情却正相反,抵抗力最弱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而他们的学校,在地震中许多都迅速房倒屋塌、就连几秒钟时间的逃跑都来不及!教室,竟然成了埋葬天真孩子的坟墓,这让人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忍受呢?
    
    但可悲的是,国家这时却使尽力气,还出动了武警,不让孩子们的“遗属”讨回公道!不得聚众,也不得上访,似乎这样就会妨碍稳定、妨碍救灾!这是混帐话!还有那个文革小丑余秋雨,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击地震中失去孩子的人们,其恶性远超过了鲁迅所批的那种“含泪的批评家”,十足可恶!我不明白,难道让幼年死者的遗属讨回公道,让孩子在九泉之下能够安魂,不是救灾的一部分吗?难道要把失去孩子的人们逼疯吗?难道救灾不是救灾民、而是救政府吗?还有可笑的是,在网上看到“经济学家”茅于轼批评政府大楼不倒、而学校倒了为“纳粹都不如”,好像他自己有多干净似的,难道他们这些人忘记了中国的“假冒伪劣”经济正是他们这些人鼓弄出来的吗?前几年,我曾经亲眼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正是这个“茅经济学家”本人,在国家为他提供的电视平台上,为“假冒伪劣”制造商叫屈,他当时甚至诬蔑中国全国人都对“假冒伪劣”负有责任!这种人,现在为了自己的表演,又把假冒伪劣的责任完全推给他的政府了。
    
    如果说世上有什么人最不可信,最无耻,我认为,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相信谁,也不要相信他们!千万!千万!
    
    对于中国领导层,我本来经常是很生气的。但是在现在,尽管我很想使劲讲出自己批评中国的意见,但还是有点难处。一是我的“李志宁网页”被关闭了,我没有说话的地方了;二是,我也不太愿意表现出:我现在人在海外、就更多地发出好像是“攻击政府”的言论。
    
    在国内,我从不回避批评国家的官层和落后的政治制度,也从来是直截了当地进行批评。我愿意“身在国内”来说这些,我认为,这才是负责任的。
    
    但是老实说,现在人到了美国后,我还真有个感觉,就是:对于国内的事情,我真的感到有点“隔膜”了。虽然天天看国内的新闻,但好像还是觉得,自己的国家很有些遥远。所以有时我想,要真正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努力,还是要身在国内,和国内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有些人觉得只有到了海外、才能够把中国政治“批深批透”,其实也不全如此。有的人一二十年都身在海外,长久没有亲身经历中国,因此有时候,他们对于国内的了解,常常是很难很真切的。他们既不真正了解国内的“对手”,又摸不到中国人民的精神脉搏,还自以为是,结果往往只是发出空泛的指责,或者竟只是一种“叫骂”而已。甚至一些国内学者,到了海外,比起在国内,似乎反而很难作出科学的、中肯的分析批判了。因此,对于国内人们的影响,也就小得多了。
    
    当然,我说的,还不是那些以“咒骂中国”来挣钱的人。
    
    不过,在国外,说话是比较自由了,这对于研究中国也是必要的,不能否认这一点。历史也证明了,如果完全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国内的沉闷“积习”也是很难改变的。目前国内,压制不同意见、封锁不同意见、甚至打击不同意见的惯常做法,仍然很在“行其道”。这的确也极度压制了那些正确的批评,也阻挡了中国的社会进步。这是由国内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似乎我人在国内,那么中国人民的酸甜苦辣,就能更切身感受。我觉得,这样,我的批评时政的言论,才可能更会切中问题吧。
    
    此次来美探亲前,曾有人打电话问我有关“李志宁网页”的事。我说,我的网页没有问题,我很和气、冷静,我的网页都是讲道理的,而不是发泄怨气的,我也从来不骂人。她说:骂人谁不会呀?有什么用呀?怎么,你还不知道吗?其实,人家最怕的,就是“讲道理”这三个字了。
    
    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被“理”管着的。
    
    我知道,揭露事实,讲出道理,才最有力量。
    
    单纯的骂人,其实并没有力量。
    
    (2008.6.15.)
    
    原载《议报》第360期 _(博讯记者:龚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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