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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就别提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了吧/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02日 来稿)
    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有序进行。司法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2008年6月2日《人民法院报》)
    
     这是该报的评论员文章之中的一部分。 (博讯 boxun.com)

    
    对于这种文字,我通常都是避尤不及。其中假大空的话充盈。
    
    不过,其中涉及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却的的确确是现如今中国社会里的一个热词。
    
    洋鬼子也对此津津乐道。
    
    中共与时俱进确保执政地位
    
    2007年10月17日16:34
    
    中国是世界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未建立多党制民主政体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本周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中共领导层将对执政方针作出适应性调整,以确保国家政体继续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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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共产党的世纪豪赌──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可确保其一党统治得到民众的接受──大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今天的中国,其社会结构已经变得复杂了许多,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比从前更加紧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支离破碎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开始激起公众、尤其是占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不满情绪。
    
    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作为中国权力中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以使其统治做到更加对公众负责。它同时也采取了一个更加民众至上的政策取向,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大教育和医疗福利的覆盖面。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了对公然反对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
    
    这种政策微调策略将在本周的十七大上得到展示。会议将通过以更加均衡的经济增长和谨慎的体制改革为重点的中国未来五年大政方针。
    
    此次党代会还将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更加权高位重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前有八位成员)。到2012年下一次党代会时,本次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位新成员可能将接替胡锦涛成为下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调整其执政方式并不意味着它要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创造条件。相反,此举意在确保胡锦涛及其继任者继续成为中国毋庸置疑的领导人。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所有这些努力将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共官员们表示,如果共产党不能足够快地调整执政方式,则其对政权的掌握就有可能受到削弱。那可能意味着要么13亿中国人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要么是即将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会出现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黄靖说,中共正试图加强中国当前的政治架构,提高各级政府机构的执政效率,但也担心改革会导致局面失控,所以渐进式改革是其最锺情的方式。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维持自己的一党执政地位,那么所谓只有民主决策的灵活性方能确保现代经济体的长期成功发展这一被冷战后的西方世界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将会遭到颠覆。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已经在对这一观念发起挑战,正在这个前苏联国家重建集权统治。
    
    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的变革之一是立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一直是采取关门立法的方式,法律批准通过后才会向社会公布。直到几年前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现在政府会将许多制定中的法律以草案形式向社会公布,一些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根据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今年,新的劳动法就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了修改,其中加入了严禁用工歧视的条款。
    
    曾任职于中国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的袁岳(Victor Yuan)见证了中国政府执政方式转变的又一体现。他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Horizon Group)。该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为企业从事市场研究工作。而最近几年,不断有地方政府聘请该公司来调查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度。
    
    袁岳说,他发现中国政府正努力形成一些机制以加大政务公开。他认为这是政府对社会压力作出的现实回应。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已难以为继,但它已经找到了使自己在新形势下继续生存、发展的途径,比如说发展民营企业家入党等。中共目前有大约7,300万党员,差不多每18个中国人中就有一名中共党员。
    
    自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只有13个人参加的中共一大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毛泽东执政时代特色的绝对公有制和经济上的与世隔绝已随着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被废弃。但中共集权式的执政方式这些年来却并无显着变化。
    
    虽然地方官员们获得了一些自主权,但从任命省级官员到制定汇率政策,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仍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多数重大决策都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中南海幕后制定的,这里紧邻着紫禁城,外人很难进入。
    
    不过政治局委员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取决于能否得到公众的支持。中共高级官员们在2004年一份旨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中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如何最大程度地获得公众支持是一个引发了热烈争论的话题。中国自由派学者敦促政府进行实质性改革,比如扩大地方政府官员的直选范围等,但中共领导层对这些想法却反响消极,这反映出他们十分担心这会引发社会不稳。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却最终引发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与此同时,胡锦涛政府也避免走回毛泽东时代实行高压手段的老路。左倾学者和退休政府官员批评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政府对此做出回应,为经济改革进行辩护。胡锦涛还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讨论政治改革。他在6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
    
    不过,很多事情仍然是不允许做的。民意测验不能调查公众对胡锦涛的支持情况。但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关注公众对其他领导人的看法。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说,2003年,政府发布规定,要求在政府官员晋升考评中加入民意调查。
    
    这类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都是保密的。但袁岳说,2005年,河南省郑州市市长让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民意测验结果,以便促进市政府官员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普遍对市政府官员受贿问题感到不满。
    
    袁岳说,他们进行的民意调查通常显示,公众相信政府的经济工作做得很好,但不擅长社会服务。
    
    政府还开始要求公众对政策提出建议和有限的批评,比如,为3月份举行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建立了网站。温家宝总理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再看看中国立法程序方面的变化。自1998年中国首次发布法律草案让公众参与讨论,越来越多的新法在公众的参与之下制订出来。虽然政府控制最后结果,并设定辩论限度,但公众的参与确实会带来不同效果。争议较大的法律常常会作修改或暂缓通过。
    
    例如,政府3月份发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当时中国媒体正广泛关注乙肝病毒携带者因求职被拒而上诉的事件。大约1.2亿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10%)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乙型肝炎会损害肝脏、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虽然乙肝病毒不会通过一般的接触传染,但人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多中国人称,他们与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起工作会感觉不舒服。
    
    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游说的非营利组织开始采取行动,发布调查结果和报告,显示歧视现象普遍存在。7月份,政府就该问题召开了一次网上讨论会,大量的不满意见涌进网站。一位劳动部官员说,她对歧视原因感到不安,政府将努力确保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
    
    最后,《就业促进法》中增加了一个防止各类就业歧视的章节。它指出,雇主不应因某人是病毒携带者而拒绝雇佣。这部法律已于8月份获得通过,但尚未生效。
    
    根据2000年通过的法律,如果公民认为某项法律法规违反了中国宪法,他有权提出质疑。虽然质疑常常被忽视,但是,在问题足以引起媒体关注后,政府偶尔也会改变立场。例如,最近就修改了对事故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标准。
    
    现驻北京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法律学者基斯•汉德(Keith Hand)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说,这是个严格控制的过程,但可以释放一些压力,同时也能帮助政府官员收集信息,及时注意可能发生的冲突。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委员们的任期期限和退休年龄有非正式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对人事任命及限制高层权力斗争有一定作用。它也使胡锦涛面临着任期届满后正常交接的问题。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将下一任最高领导的人选集中到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身上,很多人认为后者是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
    
    习近平和李克强均比胡锦涛年轻十多岁,也比很多现任政治局常委更具国际视野。但他们很可能会遵循既定的政治改革路线。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可能要到下周才会公布。
    
    政府对公众反映的腐败问题很少作出回应。政府采用传统的“信访”方法,每年处理来自民众的1,200万件请愿和质询。学者们估计每1,000件中只有2件能得到解决。
    
    一些党内人士希望加大开放力度。上个月,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北京一家杂志上发表了给胡锦涛及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希望加大改革力度。他在信中写到,必须转向宪政民主。
    
    高层领导们曾反复强调他们不会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现在他们却更多地谈论全面政治改革的话题,这或许会提升公众对改革的期望。胡锦涛本周在十七大报告中一共60多次提及民主一词,虽然大部分是在谈到党内程序时提到的。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公开讲话中表示,民主政治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补充。温总理8月份在对国内外企业家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不会成功。
    
    Andrew Batson and Jason Dean
    
    ……………………
    
    而胡星斗则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描摹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
    
     胡星斗
    
    据2007年4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及《法制晚报》转载:山西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委退休干部南回荣、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三人因匿名向运城市委书记、市长举报该县县委书记李润山而先后被捕,杨秦玉、南回荣以“诽谤罪”被判刑,薛志敬目前也已被公诉。
    
    举报信《众口责问李润山》:“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哪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惹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落入被举报人李润山手中,于是公安、检察、法院如临大敌,倾巢而动,全县所有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的手写资料被送到公安局,重案大队从上千份资料中最终找出了举报人,先是杨秦玉、南回荣被捕,被开除党籍,两人在全县五百多人的干部会上作检查,后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薛志敬外逃被通缉,后在山西太原被警方抓获。
    
    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中央政府如不认真对待,后果将十分严重。
    
    1、某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已经把公检法变成了私人警察、私人武装、私人法院了。权力的私有化、法律的个人意志、私人的裙带统治已经使得中国出现了“苏丹化”(大量的土皇帝)的政治失控的苗头。
    
    2、举报材料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运城市、稷山县的一些官员沆瀣一气,县委、纪委、人大、政府的某些人串通作恶,谁来监督他们?
    
    3、前有彭水诗案,现有稷山举报案,为什么没人去查查举报的内容是否属实?失职的官员该当何罪?
    
    4、李润山说,他向法院打了招呼要轻判,以体现他的“宽宏大量”,如此公开干预司法,如果是老百姓与特权人士打官司,怎么可能赢?
    
    5、匿名信如涉嫌诽谤,书记可到法院民事起诉,双方平等辩控,可是李润山动用公安局重案大队,采用打击敌人的办法对待举报,未来中国的反腐败堪忧!
    
    6、李润山让全县500多干部聆听杨秦玉、南回荣的“检查”、忏悔,是在向全体干部、人民、以及中央政府、共和国法律示威:谁敢举报我,谁就如同杨秦玉、南回荣的下场,甚至更惨!我就是土皇帝!
    
    7、诽谤罪原本适用于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造成恶劣影响的。李润山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8、以举报信的内容引起了“23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干部和企业老板”的“愤怒”为由,认定举报信“引起了公愤”,于是把本应自诉的案件提起公诉,如此公权力的滥用谁来制止?
    
    9、就算可以提起公诉,也应异地审理,因为被举报人是当地的一把手,又可以干预司法。否则,怎么会有司法公正?
    
    10、制造文字狱在封建时代也只是皇帝的特权,如今一些地方诸侯、甚至小小的县委书记也能制造文字狱,今天倘若没有互联网,恶行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要化解地方治理的如此深刻的危机,中国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也就是,中国应当取消“土皇帝”对干部任免、财政等的特权,切实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督,防止政府内出现人身依附和效忠私门的状况;目前,应当实行纪委、监察、审计、检察、反贪、法院的完全垂直化管理;应当鼓励媒体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中国应当立即着手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严惩打击报复的行为;应当强化吏治,严格官员的责任追究,改变对官员过于宽容、处分不痛不痒、渎职罪不追究、贪官多缓刑、越被举报越晋升等怪现状;应当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强化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关键作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惟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缓解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让稷山举报案不再重演。
    
    2007-4-10
    
    ……………………
    
    现在的右派里的老炮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自己的界定。
    
    吴稼祥:狭义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民主化改革,或者说是立宪改革。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是选举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是分权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是政党政治。尽管世界各国宪政形式千差万别,但所有真正的民主宪政都包括上述三项内容。有这三项内容者为真民主宪政,没有这三项内容者是伪民主宪政。
    
    ……………………
    
    詹奕嘉则发来右派领军人物之一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分裂的判断。
    
    詹奕嘉
    
    2007年9月30日 0:18
    
    徐友渔: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与凸显。面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袖手旁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辩论,他们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
    
    -1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分化现状
    
    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广州,和大家一道交流。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界产生分化,同时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作为参与思潮争论的活跃分子,我把有关情况和我的观点向大家作一些介绍。
    
    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大致轮廓是这样的。(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争论的人大多数在80年代立场是一致的,都支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批判和清算以前的左倾路线,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自认为继承了五四传统,在做启蒙工作。90年代之后的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这样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总之,一派认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另一派认为以前的主张只不过是西方的话语霸权,要对第一次思想解放来一个拨乱反正,搞第二次思想解放。
    
    从90年代后期起,问题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派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另一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遗产”。
    
    到了新世纪,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足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自由主义派中有偏爱保守主义的,而保守主义阵营中也有自称自由主义的,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
    
    当然,这种说明,不论是二元对立还是三足鼎立,都是非常概括和简单化的,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思想分化和对立的丰富和复杂性。比如,原来的左倾思潮从来没有消失,而且近来非常活跃;又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等,算得上是社会思潮的后起之秀。
    
    现在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首先要说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称呼来源于西方,它们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欧美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样。欧洲的自由派相当于美国的保守派,美国的自由派则相当于欧洲的左派,其中有许多错位的地方。
    
    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它的基本主张简单说来就是: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
    
    2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七个问题上的对立与争论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对立的看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立和争论更加明显。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不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反对还是辩护。在承认事实方面,在道义上反对方面,大家是一致的,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等有了一种新的、公平的经济体系之后再参与全球化。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我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他说,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鼓吹“大寨经验”,说“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歌颂“‘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人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是“在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有人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问题六:关于现代化本身。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不存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
    
    问题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立。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合,他们用“美国搞霸权主义”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在中东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3 自由主义思潮为何会在90年代出现?
    
    现在来谈谈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90年代正式出现。
    
    首先,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注意,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的书说,胡适”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第三,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反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爱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伯林、罗尔斯、诺齐克等等。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的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中期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旧的弊病和压制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来就存在的现实,已经熟视无睹。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同样地享受有限的自由,忍受着多数情况下的不自由。而金钱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只要有人买小车、迁新居,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不平衡。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圣贤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剧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就要求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到某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症候,但不能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有趣而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把中国说成是适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4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新论战
    
    现在,我再谈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情况,也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有人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时兴了一阵子之后,早已经不时兴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但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不能把事情简单地说成是支持还是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说成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作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一、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包括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二、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三、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这两部分人有共同点,即是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
    
    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下面这样的批评:“有人(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我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5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背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及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民族主义。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争论激烈,讨论和研究倒未见得深入。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得很虚伪和粗鄙,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大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她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不是十分关注,但我们应该注意,民族主义虽然在理论层次上不行,却是强烈和持久的,而且往往是感情冲动的。
    
    民族主义话语在90年代初回复,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投合需要,以取得话语权。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当代,儒学已不再与现代化相对抗,能够在多元时代为权利和义务主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托。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中国各阶层的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虽然本书前言欲盖弥彰地说,“这不是一份民族主义宣言”。这本书的标题,以及书中某些章节的标题(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这本内容肤浅、混乱,带有明显商业炒作意图的书红火一时,喝彩声远远大于批评的声音。
    
    也有理智和清醒的声音,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新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出现了,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认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则有较多思考,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都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都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
    
    有位学者还在《“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是一概反对学习和复兴传统文化,只是反对用传统方式指导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比如我在争论中说,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政治儒学”。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结语:
    
    最后,展望一下这两派争论的未来前景。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出现戏剧性事件或重大变化之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甚至在这之后,都有可能存在。
    
    我们知道,从现代到当代,远远不止一个世纪,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对于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确实存在两种主要的不同观察和评判的角度。从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起,两种立场、两种思潮的对立、斗争就反映到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成为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无法断言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会结束,那么我们就不可以预言这样的争论会在中国结束。
    
    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国际上的思想立场对立一定要反映到国内,关键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易于使人们从两种主要的不同立场和视角进行观察与评判。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中国接受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提示的共同的文明准则,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实现宪政民主,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认准了这一点,除了义无返顾地争取实现一个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体制,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新左派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西方左派、新左派对这个过程的一切批判,都可以搬用到中国。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发展,他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理由把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越发有理由搬用西方新左派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于中国。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看来市场经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前途并不在于一定要坚持新左派立场或自由主义立场,就像我表明的一样,什么是真理就坚持什么。以后,也许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队伍会分化,也许两者之间界线将不再那么清楚,也许两支队伍中间最有良知的那些人会站在一起,也许其中一些沽名钓誉的人会站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是什么派别并不重要,是新左派取得胜利还是自由主义取得胜利也并不重要,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才是唯一重要的。
    
    来源: 岭南大讲坛 来源日期:200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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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如此提纲挈领并旗帜鲜明地党同伐异,标榜左派与右派的区隔,也是难能可贵啦。
    
    胡耀邦的秘书在十七大之前也有所动作。
    
    李锐致函17大: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
    
    锦涛同志并常委诸同志: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 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 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 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 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 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 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 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 死人数几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沦丧, 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 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 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 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 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 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 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
    
    譬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右前夕“鸣放” 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 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确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 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是产生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 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 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 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 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 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 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 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 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订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听到一些西方学者称我们这个国家为“党国”(Party state)。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 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 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举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事实证明,十三大实行差额选举产生了良好效果。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 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 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
    
    (三)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个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识,以行使公民权利、履践公民责任为 荣;大中小学都应开设公民课程,以培养公民素质;从而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 往往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民主。国家政权和执政党都应该奉公守法,官员不能越轨 行事。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 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 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有勇气在这方面认识并改正过去所有的失误。 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和尊重人权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国际交往中我国政府倡导协商与合 作,在国内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与新闻出版的自由, 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国内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 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 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解决了千百年来渴望 解决尚未解决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 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了,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 题。实行宪政并不是削弱共产党,而是要促进共产党的现代化,取得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更衷心的拥护;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两岸的统 一。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 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 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我已吃九十一岁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并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关怀莫过朝中事, 袖手难为壁上观。”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 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又写了上面这些意见,不当之处,还望见谅。
    
    李锐谈“焦国标讨伐”:痛感始皇难绝缘
    
    十七大进入倒计时之际,关于中宣部的争议又“风起青萍之末”:一方面,网上有传言,十七大可能会给中宣部改名换姓,委婉接受“焦国标讨伐”;一方面,有知名自由思想者公开为中宣部涂脂抹粉。数年来一直只有“新左派”称赞中宣部的“理论热点”,此次“自由新锐”笑蜀竟然跃马相助中宣部,让人们疑惑“中宣部又降服一自由派”?!十七大对知识分子的围剿招安又升级了!如此“高天滚滚寒流急”。
    
    李锐没有直奔主题,而是从中共的体制、传统、历史和领袖人物的思想资源分析研究,先回顾自己参加中共六十年屡遭左祸,连跟随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父亲也惨遭红军杀害,连自己的妻子也因“抢救运动”被审查官抢走,继而回忆自己所亲知的毛泽东、林彪、田家英、郭沫若、陆定一和江泽民等,曲径通幽地说明了中宣部的本质就是搞“一个声音”的“舆论一律”专制。最后结论:“中共没有人权思想”,“‘讨伐中宣部’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是对的”,“根本不应该有中宣部”。当然,李锐老也同时劝告焦国标:要全面观察美国。
    
    ……………………
    
    而左派也不会善罢甘休。自己封为新毛派的在加拿大的李宪源振振有词。友人发来其言论。
    
    2007年8月16日 9:16
    
    Fw: (瑞星提示-此邮件可能是垃圾邮件)战斗正未有穷期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李宪源
    
    Sent: Wednesday, August 15, 2007 12:36 AM
    
    Subject: (瑞星提示-此邮件可能是垃圾邮件)战斗正未有穷期
    
    汪晖,纪苏,老袁:
    
    封杀《旗帜网》和逼迫《读书》主编"革职下岗"等,不过是有人伸出螳臂而已,其实啥都挡不住,不过是前奏,"十七大"才是历史交汇撞击点。
    
    "资改"路线必然导致和不断加深的深刻社会矛盾依然故我,尖锐利益冲突和思想对立于今为烈,全国上下清算扭转"资改路线"强大党心民意俱在!
    
    前两天我在本人新浪博客上说过:中国会有一个新开端。至于这个新开端将以左翼思想界普遍渴望的从高层开始、还是必须从底层民间隆隆启动,端视这次"十七大"的结果。
    
    李宪源
    
    十七大前夕党内人士掀起言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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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穆木英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点击数:244 更新时间:2007-8-13
    
    十七大前夕,党内各种倾向的人士纷纷着文、上书言事,中共中央也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炎黄春秋》发表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主要显示了党内民主派要求启动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吁。而党内顽固派也在集结力量迫使胡锦涛"拨乱反正",回到"社会主义"。随着十七大的临近,和人事斗争的战场一样,这场政治斗争也将十分激烈。
    
    征求对十七大的意见
    
    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就十七大将讨论的议题,当前党的工作,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批召集已退休党政军高干、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中央,征求意见。时值盛夏酷暑,还把座谈会延伸到青岛崂山、北戴河避暑胜地。至七月中旬,已召开了十二次座谈会。胡锦涛、吴邦国、曾庆红等分别参加了座谈会。
    
    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的情况
    
    会上,基本上是二种意见:一种是颂扬胡、温十六届领导班子比十五届出色;另一种是强烈呼吁:党和国家已经变质,照此下去,政局必然会大乱,出现亡党亡国的局面;还有一种声音是微弱的,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发出这种呼吁的,主要是胡启立、王光英、陈锦华等人。
    
    十五名老革命后代联署致信胡锦涛
    
    在"七一"前夕,由老革命先辈后代李铁映(李维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李铁林(李维汉之子)、陈元(陈云之子)、聂力(聂荣臻之女)、贺捷生(贺龙之女)、任远志(任弼时之女)、叶正大(叶挺之子)、王鲁光(王树声大将之子子)等十五人,联署致信胡锦涛总书记暨全体中央委员。
    
    该信强烈要求:把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法制建设,列为党的头等大事抓好。
    
    该信中指:立党为公、以民为本,必须真正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要改革一系列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规章。干部后代,没有任何特权,应当带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十七名原部长及高级将领联署致函胡锦涛
    
    七月中旬,四十五名党政军原高级干部、将领分两批联署致函胡锦涛及政治局委员,呼吁正视目前政局危机,要求拨乱反正,回到原来的社会主义轨道,防止叶利钦式人物出现。
    
    七月十二日,十七名原部长及高级将领联署致函胡锦涛及政治局各委员,并于七月十四日,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题为《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此信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牵头,联署者有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原中央军委办主任李际泰等。
    
    该信长达七千多字,痛陈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详述当前各种黑暗现象及党内外的怨愤,并警告:如果不果断拨乱反正,这样局面持续下去,党内就会有"叶利钦式的人物"出现,"亡党亡国的悲刻"就会发生。
    
    二十八名离退休高干联署致函胡锦涛
    
    七月十五日,二十八名已离退休党政军高干联署致函胡锦涛及中央政治局,题为《我们的责任和忧患》,由杨白冰、迟浩田、张震三名上将发起,参加联署的有:王汉斌、任建新、李锡铭、王丙干、宋健、赵南起、傅全有、于永波、王克、布赫、彭佩云、张廷发、王瑞林、刘复之等。
    
    该信全文五千多字,从现行路线上、方针政策上、列出了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社会上、对外路线上、对台湾方针上,六个方面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
    
    信中还列出了十五个方面的危机、忧患,如:已形成了官僚有产特权阶层,导致整个社会制度变质;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基本瓦解,导致政治危机随时会发生爆炸;政治上的权力、经济上的剥削和压榨,造成了矛盾激化,导致党和群众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上贫富悬殊造成两极化,导致社会上各种形式各种诉求的抗争活动,正向政治层面转化;国有资产被官僚侵吞,数以千万亿计的资金外流;社会道德、文化日益没落,危害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子孙下一代影响将积重难返;党组织堕落变色、领导干部严重腐败变质,丧失了领导权和凝聚力;帮派和各种山头主义活动,以各种藉口向中央要权、要钱、要闹分治。。。。。。。
    
    该信最后呼吁:十七大上要拨乱反正,否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动荡随时会发生。信中还告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人物在党内正等候时机篡夺领导权,或发动政变。
    
    ——来源: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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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事者把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与前苏联进行了对照。其中认为,苏联和印尼的教训对于维权主义政治体制提出了深刻的警示:基于对强制性体制的过分依赖,领导人轻信能够克复政治体制改革所孕育的社会挑战,从而拒绝或延误对自身的制度调整与组织适应最终难逃政治厄运。(杨光斌 郭敏《转型社会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挑战》)
    
    新加坡媒体则把中国的政治方向做了如此的解读。
    
    联合早报:中国政治向“精密化”转型
    
    Jul 21 10:35:59 2006
    
    中国政治向“精密化”转型
    
    ● 陈冰(伦敦)
    
    在中国共产党“保先”活动“圆满结束”、一批贪官污吏包括解放军中将被清算后,胡锦涛“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被全球华人媒体频繁提及,蕴含着人们对中国“政治上崛起”的期许。与此同时,十七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在加快调整,而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改革也树立了新的借鉴之镜,中国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议论开始升温。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一直在循序渐进,只不过没有像经济改革一样取得令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要看谁来评价了。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没有多少进展,因为他们是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的。但在拉美人、俄罗斯人和东南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又是富有成效的,既没有出现拉美式的“政经突然倒塌”现象,也没有出现俄国式的“国家分崩离析”灾难,更没有出现东南亚式的“恐怖循环爆炸”惨景。虽然存在官员腐败、贫富分化、法律失灵等现象,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发展着。
    
    严峻现实推促政治“精密化”
    
    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改动态,从“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转型也许是较显著的特征。无论从制定政策的程序上看,还是处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整治国内形式多样的腐败和渎职现象,中国在政治运作上都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周密谨慎,注重细节,以更踏实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现实问题,粗放独断的“拍脑袋”现象明显减少。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尚处在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但毕竟上路了。
    
    中国政治从“粗放式”转向“精密化”,是国内外形势所推促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处境,国内官方和学术界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要增加“黄金”减少“矛盾”,首先要对“矛盾凸现期”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的经济冲击波已达到欧美普通人的家门口。那些曾经敦促中国开放国门的发达国家和曾经强势的邻国,现在反过来开始给中国“上锁”,通过关税调节(欧盟)、货币增值施压(美国)、能源限制(俄罗斯)、军事威胁(日本)等种种手段来制约中国。
    
    从国内现实看,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腐败久治无效,教育医疗等公有品的私有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达到历史巅峰的就业压力挤兑出反社会倾向……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因为基层官员的不慎言行和政策的不够周密,而演化成群体性的突发事件。
    
    圆润地化解国内外矛盾,不仅需要精密的应对策略,还要表现出符合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政治革新姿态。在国际问题上,中国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式解决合作与冲突问题,赢得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信赖;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各级政府正抛弃“关卡压”的粗放式手段,转而以疏导、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待台湾、香港问题,大陆政府基本上采取顺其自然、适时导引的策略,通过施加影响力而非直接干预来实现政治目标。
    
    “精密化”政治带有民主色彩
    
    这些新的执政表现,带着较明显的民主色彩。“精密化”政治注重的是政策能够反映现实民意,强调可操作性和实施细节,尽可能集众人智慧、纳百家心愿。中国去年出台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采纳了412万人的建言,包含着许多数字化的政治目标。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罗列的是实实在在的项目。
    
    笔者曾采访过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问及英国井然有序的治理“秘诀”,他说了四个字:“目标管理”。中国和英国在政治目标制定上可谓“殊途同归”,中国依“协商”,英国靠“辩论”,都是民主方式。
    
    政治改革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通过立法对政治人的行为作硬性规范,立即执行;另一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形成“官场惯例”,对政治人行为加以软性约束。在民主制度“自然形成”的英国,惯例(也就是不成文法)在政治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惯例”的形成比法律更有效,因为其覆盖面要大得多。
    
    从中国近几年的政治发展看,一些“惯例”似乎正在形成。比如,部门首长在所管辖领域出现大问题时,要主动请辞或被免职;省市级官员上任时发表就职承诺,公开执政思路;遇到突发事件,相关官员必须到现场与老百姓协商解决问题等等。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地方领导人换届过程中将贯彻“三个扩大”,即扩大提名环节、扩大考察环节、扩大选举环节,意味着在官员任命上比以前的“干部任命公示制”又迈进一步。
    
    但应当看到,中国潜移默化的政治改革虽有“从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众知情和舆论监督上又有点乏力,没有多少“治恶”的机制。“精密化”政治可以说仍是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
    
    稳健地向民主制度过渡
    
    对于政治体制的远景,中国领导人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胡锦涛说中国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温家宝说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将来能够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都表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
    
    积极地为民主建设“增量”,应当是当前中国政改的“作为之处”。党内民主的扩大,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民主协商,都有助于增加决策精确度,消除官本位。但这还不够,官员的民主意识不是语言教育出来的,而要经过辩论、监督、问责、选举等具体的民主实践来冶炼才能深入官心。
    
    各级政府出台新政策,是否预先公布草案,让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公开进行辩论、补充和修正,并且形成日常惯例而不是一年一度?党报党台在用老百姓能够听懂的“人话”传播和解释大政基础上,能否更多地担当纪检责任,督促官员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对于渎职或失职的官员,能否采取更严厉手段追究责任?能否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实行差额选举,来减少腐败、刺激官员有为?
    
    培养大众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平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重要项目。民族主义的宣传、狭隘爱国意念的灌输,消费主义的流行,都或多或少地鼓励着偏激而不是中庸。没有心平气和的国民心态,就没有实行民主的基础。拥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党报党刊党台,是否借鉴《联合早报》式的时评版和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式的时事节目,以更自如、更灵活、更敏锐的方式回应舆论热点,拓宽大众视野,纠正小报野刊释放出的貌似新颖实则偏狭的观点。只有让大众对国内外行情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才不会盲目媚外,不会想当然地贬低本国制度。
    
    中国步入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还有很痛苦的路要走,最主要的是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实践的稳健。我们相信,台湾“街道民主”的混乱、伊拉克“战争民主”的残酷、美国“橘色民主”的狡诈、印度“族群民主”的有限,都不过是中国政改的教训“看板”,而不会成为中国创新民主体制的“羁绊”。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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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中国左派看来,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友人发来香港王绍光转发的为集权抵制歌功颂德的内容。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WSG"
    
    Date: 2007-12-12 11:13:00
    
    Subject: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To: <"Undisclosed-Recipient:;"@ruc.edu.cn>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陈申申 2007年10月19日
    
    目录
    
    一, 为中央集权制度正名
    
    1.1 社会稳定需要新理论
    
    1.2 全世界都在走向中央集权
    
    1.3 中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只可能在中央集权下实现
    
    1.4 对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种种误解必须纠正
    
    二, 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相应的中国政治形态
    
    2.1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2.2 古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2.3 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三, 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中的基本的法制结构
    
    3.1 中国的法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3.2 党的领导地位
    
    3.3 政府的权威
    
    3.4 选拔政府官员要唯才是举
    
    3.5 政府建制要缩小
    
    3.6 民间组织合法化
    
    3.7 党纪部门要进入国家法制体系
    
    3.8 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结束语
    
    一, 为中央集权制度正名
    
    1.1 社会稳定需要新理论
    
    我们今天的革命理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为此,革命者从西方引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整套理论,然后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造反有理的说法。衡量理论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革命的目标服务。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几乎被全盘否定了。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理论就不容置疑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之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气势仍然一天比一天高涨。革命的理论因此而得到发展。以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以战争动员的方式发动政治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成了常规的做法。甚至,扫除文盲,除害灭病,看样板戏,都以这种大量耗费社会资源的方式来进行。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了,革命理论依然占着主导地位。可是,革命不能永远干下去。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对当权者造反有理的理论,就只能造自己的反了。
    
    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大仗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和开放取代革命和战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再来一场革命,而是要让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让社会进入正常状态。
    
    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了解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为了革命,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中国任何统治者都必然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可是,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为社会的稳定,为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化,为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路线,政策,办法,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
    
    1.2 全世界都在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全世界的选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欧盟的建立更体现了欧洲为了应付对外竞争和内部协调在政治制度上正在进行的重大调整。可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实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就会大不相同。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将会比较出什么样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更有竞争力。
    
    1.3 中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只可能在中央集权下实现
    
    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和协调内部利益,中国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通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就是中央集权稳固,人民生活安定的时候,分就是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的时候。总的来说,合与分的因素始终都存在着。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自秦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合是常态,分是常态的偏离。分是合的解体,是合与合之间的过渡。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占着统治地位。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官民之争,变法与保守之争,进入现代以来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各种主义,道路之争,以及长期存在的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之争,实际上都在作用于当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或是维护,或是动摇,或是以新换旧,实现旧的中央集权向新的中央集权的过度。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央集权的制度本身在中国没有改变。
    
    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执政者。这不是理论,也不是政治主张,而是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必需承认的现实。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就不可能依靠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成,而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制下,通过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来完成。我们只能从这里出发来探索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可能的选择。
    
    在这样的探索中,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经验就会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真知。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所有的成就几乎都是暗合了历史的成功经验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些失败也都早就有了历史的教训。
    
    1.4 对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种种误解必须纠正
    
    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被描述得一无是处。这些描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文字狱都被描写成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共同特性。这就不是事实。这些事件之所以载入史册,就是因为它们都偏离了正常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比这些事件残忍得多的事情都长期存在过。可是因为是当时的正常状态,所以就不能构成一次次的历史事件。比如说,直到明朝,中国还有殉葬制度。让大批的活人为死人殉葬,不能说不残忍。但是,因为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正常的,就不会作为历史事件载入史册。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社会舆论认可的,所以,才会载入史册,成为千古奇冤。
    
    活跃的社会思想,从来都是支持中央集权统治的精神支柱。政府保护了老百姓思想的自由,所以才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王道与霸道之说。实行王道,就是统治者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的政策。霸道就是统治者借助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老百姓。实行王道的条件就是要倾听社会的呼声,就需要有活跃的社会思想。历朝历代,中国的思想界都是非常活跃的。统治者不论信仰如何,对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宽容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一直是长期共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执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断时续,执行过程既艰难又痛苦。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就不是一朝一代的政策了,而是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年的历史学家不仅在研究历史,还要记录当朝皇帝的所作所为。他们秉笔直书,批评朝政,才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做不到,当年却做到了。近代中国,霸道时常占着上风。蒋介石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林彪主张“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统治者如此霸道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言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一个县只有三个县级和副县级的官员吃皇粮。那就是县长,即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管钱粮的,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长,以及县卫,管刑名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县以下完全依靠民间组织自治管理。这些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树立道德风范,都要依靠他们才能完成的。翻开中国历史,民间的教育,民间的医生,民间的艺术家,等等民间事业比比皆是。小到家族的祠堂,大到文人的学社,商人的商会,等等民间组织无所不在。甚至,民间还可以组织军队。今天仍然广为人知的杨家将,岳家军,在抗击外族入侵时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都来自民间。直到晚清,还出现过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等,都曾经为稳定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都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
    
    再比如说,官营工商业都被看成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经济特征,也不是事实。东汉时期盐铁论的讨论就说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民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激烈的讨论制盐和造铁是不是要由政府来经营。如果本来就是官营的,这种讨论就不会出现了。还有人把自给自足看成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这也是不对的。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农民并非都完全自给自足。市场交换,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是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象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都是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天然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和底层社会的自由思想的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他们一起既支持,又限制政府的权力,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广泛的自由,民间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都曾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人们不会去苦苦的追求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这恐怕就是中国人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却不知道何为民主自由,甚至连“民主”,“自由”这些词汇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原因吧!
    
    二, 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相应的中国政治形态
    
    2.1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在中国历史上,与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起同时稳定存在的就是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文官集团组成的政府,再加上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才是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最起码的正常状态。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治,以今天和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较,我们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当人们在总结美国为什么能够超过欧洲,后来居上获得成功的时候,常常会说到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法律很简单。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人们都可以去做,不象欧洲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只用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的税收就为美国人民提供了能够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可是,现在美国政府的开支已经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看一看古代中国,在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都能做到这些。中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国家,自由的市场,人们享受着极大的自由。历史学家们对于明王朝的研究发现,这个农业大国的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大概还不到今天税率最低的香港的18%的三分之一。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可是,近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恢复到历史的一般水平。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党政军合一的战时状态中摆脱出来。改革开放虽然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有目共睹。但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的状态到今天还没有解除。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还十分罕见。在完善法制的口号下政府部门的权力甚至还在日趋强化。违背宪法精神,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仍然在不断地被炮制出来。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学,民间教育事业几乎被全部摧残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完全在民间完成的。现在的学校都用政府编制的同样的教材教学生,背书考试成了主要的教学方法,升学率成了对中小学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用这样的方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摧残青年?是功?还是过?甚至是罪?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把教育和科技推向了唯利是图的深渊。以名校为代表的官方知识界中出现的学术腐败的现象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医院,民间的医生几乎被全部禁止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非法行医”成了政府部门对民间行医的代名词。用药都要有政府卫生部门的批号,连吃中药都要受到“批号”的限制。政府的卫生部门已经习惯于以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取代医生的处方权。这样滥权的政府部门,这样狂妄自大的政府官员,大概只有在中国才会成批的产生出来。
    
    象今天这样,文化团体的成立都要政府的特别批准,艺人的资格都要政府来审核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据文化部的规定,今后的艺人都要经过政府规定的资格考试。难道艺术家都成了工业产品,是可以通过设定技术标准来评价的?政府的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合法”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搜查取缔“非法”贩卖图书为由闯入民宅抓人。这种藐视法制,执法犯法的行为还在中央电视台作出了正面报道。政府的文化部门是什么时候开始能够集公检法的全部权力于一身的?这样的政府部门还有资格在它的名称中写上“文化”二字吗?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我们还没有从战争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战争状态中政府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运用到了和平发展时期,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会被政府剥夺,就会出现普遍的政府腐败现象。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与民,让社会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2.2 古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者,或者叫最高执政者,有一个以皇帝任命的官员为主体的政府文官集团,还有多姿多彩的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对于政府,除了政府内部的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和考评之外,还有来自最高层的皇帝家族和最低层的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的各种渠道的信息了解和评价文官,通过对于官员的任免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皇帝和皇帝家族本身也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个几乎近于最大限度完美的状态。
    
    2.3 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工业化的发展已经把中国推入现代社会。皇帝的家族式的最高统治已经让位于执政党的统治。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最高统治者。由此,就形成了今天的执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这样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形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不实行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写入宪法的,不可替代的,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和象征。虽然,今天的很多事情都做得还不如古人,可是,以一个政党来取代一个家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政党中挑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比只在一个家族中挑选要好得多。选择的范围更宽了,找到合适人选的可能性更大了。显然,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更为有利了。
    
    三, 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中的基本的法制结构
    
    3.1 中国的法制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党政军一体的政治形态,发展到今天,政府的权力已经是空前的。近些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可是人心涣散。社会对政府的认同仍然处于历史的低点。走出这样的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还政与民。还政与民就是让老百姓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且给每一个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力,机会,手段,条件。政府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思想的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承认各种民间组织存在的天然的合法性,只要他们不是以分裂国家,推翻现在的政权为目的的。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所以,维护这种政治形态的法制结构也一定会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法制要能体现中国的社会特点。中国的法制建设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党政关系。这就是最高执政者和政府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这在古时候就是君相关系。
    
    第二,官民关系。这里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第三,党群关系。即执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3.2 党的领导地位
    
    在党政关系中,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地位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种权威必须表现在对于重要人事的任免权上。最高领导人要有权威去任命和解除中央和各省市县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而不需要做出任何意义上的解释。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央和各省市县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解除不一定非要等到任期届满,更不一定要有贪污腐败的刑事犯罪证据。我们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每五年一届,领导人最多只有两届的任期,十年届满就要离任。可是,却几乎要用整整一届任期的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党政高层的班子重建。所费时间太长,消耗的精力太多,对领导层和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最高政治权威的皇权的体现。皇帝有了对政府官员的任免权,才可能约束政府。在今天,这是党的领导的法律体现。其实,不论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领导班子的,否则他就很难正常的展开工作。对于最高领导人,我们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他有所作为,又不让他挑选人才,组建能够默契配合高效运行的工作班子。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为最高领导人创造这样的起码的工作条件。
    
    3.3 政府的权威
    
    在党政关系中,还要强调的是政府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权威。不仅是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必须遵守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就是古时候相权的体现,是相权对于君权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皇帝的权力始终受到政府的制约。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首先就要了解来自政府的种种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获得成功的办法。只有在文艺作品里,皇帝才会被描写得可以为所欲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是这样。
    
    3.4 选拔政府官员要唯才是举
    
    选拔政府主要官员要唯才是举。候选人不一定要是执政党的党员。
    
    政府官员要完全依法行政。这些官员可以是执政党的党员,也可以不是执政党的党员。党的纪律对政府工作没有约束力。执政党在政府主要官员的选拔方面做到了广募人才,唯才是举,才能体现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与中国古代相比,中国的皇帝在文官的选用原则上从来就是唯才是举的。候选人是不是皇亲国戚从来都不是选用人才的普遍标准。政府高官中皇亲国戚的人数极少。这样的政治传统在今天应该得到继承。
    
    3.5 政府建制要缩小
    
    在官民关系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要缩小政府的建制。要恢复到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的政治传统。县以下的社会管理要恢复到历史上主要依靠民间自治的正常状态。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用政府权力,摧毁民间组织是完全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样做不仅仅是在破坏民间组织,而且是在摧毁一个民族的最起码的尊严和自信。当今社会政府滥权和全社会的信仰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现在正处在这对孪生兄弟的双重蹂躏之下。
    
    3.6 民间组织合法化
    
    党群关系中,首先民间组织要合法化,然后,才能谈得上在民间组织的成长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
    
    一个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只是到政府里争相做官,更要能在企业和各种民间组织里勤奋工作。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党的领导的体现就是党员在各种民间组织中的积极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在民间组织中,党员应该是最积极最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者,而不是看不起老百姓的官僚。早年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同时,党员还要敢于保护民间组织,抵抗政府的滥权。有了民间组织,执政党才能得到来自基层社会的对于政府工作的真实评价,民间的要求和呼声才可能上达天听,送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那里。民间组织合法了,发展了,成熟了,社会对政府的约束才能有制度的保证。人民才会对政府产生认同感。政府才会被人民认为是自己的政府。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做得远远不如古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不仅是理论,而且是有制度保证的。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可是,我们的民族依然团结,我们的国家依然屹立,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保障了人民的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人心不愿意分裂,反映的是老百姓对现实的政治制度还存有希望。今天的社会,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政治制度和信仰的空前危机,完全是现在的政治制度中的严重弊端导致的后果。
    
    3.7 党纪部门要进入国家法制体系
    
    国家的法制体系中要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赋予应有的法律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所以,党的纪律就是国家法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员犯法,除了要受到国法处置,还要受到党纪处置。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应该具有法定的权力来合法的行使权力。这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特征在国家法制中的体现。为了制止这些年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被现行的法律制度确认,他们的行为甚至有非法的嫌疑。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十分不利的。
    
    与古代中国相比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点象清朝的宗人府,是朝廷设立专门惩治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的。它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司法机关,反映了皇帝家族的自我约束。这个机关在皇帝的领导之下,可以直接接受来自政府部门和民间的告状。
    
    3.8 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中国的法制建设,要针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不同的法律,以此来逐步形成中国式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一般的泛泛而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够的。这样做不是要给与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利,而是要为党员和政府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这就象对于军队的管理要有军法。军人违反军法要受到军法的审判。可是不是军人,就不受军法管制,也不受军法审判。对老百姓来说,只要遵守起码的行为准则,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党员和政府官员,要求就要高得多。政府官员必须是守法的模范。普通老百姓偷税漏税,罚款或坐牢后还可以继续原来的工作。可是政府官员偷税漏税就要开除公职,丢掉饭碗。党员犯了同样的错误,还要受到党纪的惩罚。
    
    与古代中国政治相比较,这些就是古人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同的法律管理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过去的宣传中把这句话解释成政府高官犯法可以逍遥法外,完全是错误的。
    
    结束语
    
    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今天的政治形态并不落后。在中国完成现代的法制建设,让中国人民享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多的政治权利,并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不中断的文明史,有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经验。这样优越的文化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的成功将造福于世界。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状态的起点。我们已经在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正在面向未来。
    
    我们首先要回到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超越历史。
    
    陈申申 200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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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左派著名人物的崔之元则给我发来了相关的信息。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2日 22:35
    
    党代会常任制:掌声且慢响起
    
    党代会常任制:掌声且慢响起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0日12:07 南风窗
    
    王勇兵(北京)
    
    民主,是无论谁执政,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中共曾经试图通过党政分开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90年代十分关注基层民主建设,希望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民主。21世纪之初,中共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
    
    党代会常任制只是推动党内民主的可能途径
    
    1982年,中共在修改党章的多次讨论过程中,曾经考虑过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的意见。1988年至1989年起,中组部先后选择了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等12个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但是,到十六大以前,除浙江的绍兴市等5个市县区还在试点外,其他7个市县已停止试点。
    
    十六大以后,在四川雅安的荥经县和雨城区、眉山市、自贡市大安区等近20个市(县、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许多人对这句话进行了不准确的理解,以为中共对党代会常任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实际上,“扩大试点”不等于全面推广,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早在8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之所以要继续试点,就是因为党代会常任制的效果究竟怎么样还没有定论。
    
    党代会常任制主要是实行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并不难以实行,但是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本身并不意味着党内民主的突破性进展。党代会人数过多,而且大多数人是兼职,难以成为日常领导机关,难以充分发挥每个参会人员的作用,最终很有可能由少数人控制会议,何况年会制每年开会的时间很短,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日常决策的事情。
    
    党代会常任制推动党内民主的关键不在于开会次数的多少,而在于会议本身是否民主。如果党代会常任制仅仅是增加开会的次数和增加参加会议的人数,而不加强会议民主的制度建设,那么,党代会常任制很可能流于形式,无益于推动党内民主。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党代会常任制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新的尝试也有待实践检验。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可能妨碍宪政进程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以后,原来每5年一次的县(市区)党代会现在每年要召开一次,而且,为了加强实行常任制以后党代表的作用,必须增加对党代表的履职培训。此外,为了加强和深化党代会常任制工作,需要设立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也将增加编制;同时,为保证工作的开展,将党代会(年会)、代表活动的经费和办公室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党政机关的运行成本。
    
    如果不切实加强会议民主的制度建设,保障会议的民主质量,而仅仅是每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那么这些成本将最终徒增公民另外一种负担而已。
    
    如何正确处理党代会与人代会的关系问题是党代会常任制面临的制度难题。许多重大事项如果已经在党代会上作出了决议,再到人代会上通过,使得人代会形式化,反而强化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促进了权力进一步由政权机关向党组织的集中。这样必然使得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人大权威受到削弱,人大的“橡皮图章”更软了。
    
    发扬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民民主,而不是用党内民主取代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最终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而不是用党组织代替政权机关,或者把党组织设置在政权机关之上。
    
    关键在于竞争性选举
    
    澄清认识误区是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推动党内民主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于改革党的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选举制度。
    
    “民主是人民控制精英的一种方式”,“人民通过选举来控制精英,就是民主的方法”,党内民主就是党员控制党内精英的方法,党员控制党内精英的方法就是党内竞争性选举。党内精英大体上包括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党委会和常委会的成员,副书记和书记。党内民主要求这些人员通过选举产生。发展党内民主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党内选举方面存在问题,实际运作的选举与党章的规定相差甚远。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上级主导的形式性选举,保障选举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四川雅安、湖北罗田的改革是目前搞得相对成功的地方,它的成功主要在于不仅搞了党代会常任制,而且实行了党代表竞争性选举,竞争性选举对于党内民主来说才是真正动真格的,党的干部包括县乡党委书记必须面对竞争的挑战,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通过竞选上来的党代表才能更主动履行代表的职责;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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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向何处去,中国民间一直是莫衷一是。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改革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luckdan 发布时间:2007-11-9 10:04:05 阅读:16次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于10月11日胜利闭幕。这次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发挥改革的动力作用。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取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能在改革中构建。只有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当今时代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在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坚持稳定是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维护稳定工作,既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产生的影响,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解决稳定问题;又要充分考虑到重大国际问题、国际事件和外交问题产生的影响,站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以宽广的眼界把握改革发展的大势,研究新形势下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增强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改革发展稳定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确定了目标,提出了任务,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使改革发展稳定沿着一条更加健康、和谐的道路向前发展。在当前,就是要在和谐中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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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因为对中国私营经济惨状分析而名噪一时的主儿也不甘人后。
    
    政治适当集中,经济向市场迈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摘编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周天勇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起步。现在事件已经到了2007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为什么要改革,改什么,怎样改,改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们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适当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壮大赶不上腐败的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壮大,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可能会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经济改革本身也将背离初衷。
    
    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期诸多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保证是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体制。
    
    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合力的制度条件。
    
    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文明之中。
    
    重点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
    
    在今后1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上,是将重点放在纯粹的政治部分改革,还是将重点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据此,改革的重点将是那部分阻碍投资、创业、经营、就业等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经济、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构建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
    
    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现代国家的权力制衡架构,使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制衡。
    
    建立由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组织、法人∕自然人构成的治理结构。在政治学上,治理不同于统治。在统治中,国家占据权威地位,它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
    
    中央党校副校长、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家”更是试图独领风骚。
    
    李君如:中国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改革
    
    日期:2006-09-24 作者: 来源:文汇报
    
    我们研究“中国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是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这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期保持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应该承担起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职责和使命。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就教于诸位:
    
    一、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立足点
    
    第一,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可以注意到从邓小平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至少有这八点是我们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二是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改善民生和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四是把基层公民自治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在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建立了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并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党内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七是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这八点,或者说至少这八点,使得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多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第二,我们要立足中国的文化特点,历史地深刻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这种文明传统中不仅有从家长制到君主专制的传统,也有“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人文精神和求实传统。这种优秀传统,决定了中国能够从几千年的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求实传统,又有中国历史铸就的文化特质。
    
    第三,我们要立足理论创新,科学地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现在,我们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改革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显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走向表面化。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要有一种创新思维,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综合地权衡各种意见的利弊得失,在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案的设计,一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要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要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各方面的改革开放。
    
    二、从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在这方面,作为学者,我们可以做两项研究工作:
    
    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的理论进行研究,从中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从文献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也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体制。
    
    二是对中国最新的政治发展动态进行研究。我们从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的论述中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将在过去改革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日报》今年4月24日刊载过胡锦涛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他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强调指出:上层建筑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想,这段话不仅权威,而且十分明确。
    
    今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这一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通过“选举+协商”的形式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如果对世界上各种民主形式加以具体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举票决民主;二是谈判民主;三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缺陷的回应,是为了弥补选举票决民主及其原则的不足。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
    
    应该看到,我们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强调的就是进行“政治协商”,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这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首先,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直接选举将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政权和部门,将扩大差额选举,并且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三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推动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委员参与有效的民主协商;其次是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再次是进一步发挥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的作用。
    
    李君如
    
    1947年5月15日出生,浙江鄞县人。研究员。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著作《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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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运人士则高屋建瓴地描绘了现如今中国大陆上社会政治力量的分野。
    
    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
    
    陈子明
    
    (载《领导者》总第18期)
    
    一、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左与右
    
    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左与右常常用来表示在某些价值问题上的不同取向和不同立场。维基百科举出了一些例子:革新为左;保守为右;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偏好“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更小的”政府为右;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世俗政府为左;宗教政府为右;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但是,当代最重要的左右之分是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左翼主张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右翼则主张保留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右翼主张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左翼则主张要对个人自由有所节制。
    
    起初,左右之分与阶级之分有着严格对应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派是指那些支持贵族和教士利益的人,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特权利益的人。在19世纪中后叶,右派通常与大资产阶级拴在一起,左派则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所关联。到了20世纪中后叶,这种严格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了。在发达国家,上层的多数固然支持右派,但也有一部分上层投左派的票;底层的蓝领工人,有时也成为美国共和党这样的右翼政党的票仓;中产阶级在橄榄型社会中成为社会的主体,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时左时右,成为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的原因。
    
    宪政与专政
    
    宪政与专政,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简而言之,宪政就是“限政”,包括对政治权力三个方面的限制:权力主体、行使范围、有效期间。在宪政制度下,不允许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手中,政治权力要分配给若干不同机构(立法、行政、司法等),让权力来制衡权力;政治权力的行使也要限制在公共事务的范围内,不能侵犯基本人权,不能随意干预私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执政者的权力要定期由选民来赋予,每次选举就是一次调整政策的机会。专政是与宪政相反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所谓“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镇压之权”。在专政制度下,实行“阶级专政”、“党专政”甚至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乃至金日成、金正日式的世袭统治;实行“全面专政”、“统一思想”,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可以横扫一切社会领域;毛泽东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长达几百年,在整个过渡时期都要实行专政,甚至说,红色政权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从贯彻价值观的有效性考虑,人们首先都会倾向于选择专政制度。马克思时代的右派政权都是实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时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当时的左派针对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斯大林主义者认为,利用专政手段剥夺农民,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有利于建立人人平等、标准划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今的威权主义者则为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和东亚国家的专制统治者叫好,认为右派专政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有利于保护私人权利。
    
    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发达国家的右派和左派最终都放弃了专政而选择了宪政。这是由于政治学的铁律在起作用。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政治腐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国家政权是一个利维坦(巨兽),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吞噬一切,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官僚阶级既不要自由也不要平等,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印尼的苏哈托给自己的家族带来了无限发财的自由,但并不给其他资本家以同样的机会。北朝鲜的金氏父子给老百姓带来了赤贫的平等,自己却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专政制度既不能带来自由,也不能带来平等;宪政民主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富裕国家,也是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这已经被统计学的数据所证实。
    
    二、政治生态:四个象限的分野
    
    如果不划分宪政左右派和专政左右派,就很难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产生共识。举例来说,在1930年代,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称为右派,但除了他们都反对共产主义之外,这两位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差异显然大于共同点。在1960年代,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和中国的红卫兵运动都是左派运动,但这两种运动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其政治追求是不一样的。红卫兵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与喜欢嬉皮士的欧美青年显然大异其趣。
    
    我们以“宪政—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右”作为横轴(为了更加简明,此处不考虑中派问题),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评论。
    
    宪政右派
    
    第一象限是宪政右派,通常称为自由民主主义或民主自由主义。18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欧洲大陆1848 革命和1860年代美国内战之后,自由主义与大众民主逐渐融合起来,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到20世纪初,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英国、法国、北欧国家等陆续建立起来。但是,随着英国工党取代自由党在政坛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崛起为国会第一大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的自由民主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被叱咤20世纪风云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遮蔽了往日的光彩。一直到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自由民主主义才重振旗鼓,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强势意识形态。在中国,自由民主主义一直是稀有品种,正宗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少之又少,1949年以后,在大陆和台湾均受到持续的打压,幸而有赖殷海光、顾准等哲人保留了一脉香火。大陆的自由民主主义从197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股“地下的潜流”,到1990年代后期则堂而皇之地“浮出了水面”。根据一部分人的看法,自由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舆论界的主导倾向。
    
    宪政左派
    
    第二象限是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从世界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先后形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和一种政治党派。在20世纪初和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达到了两个发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间尤其是在两次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面夹攻,处于非常不景气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初的场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坛的主角。社会民主主义于上个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曾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政党和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中国政坛上的命运却十分不济。在前半个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扮演非常边缘化的角色。1949年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连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都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但种种接近于、类似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仍然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写道:可以预期,它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一种强势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势力。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后,这一趋势正在日益显现出来。
    
    专政左派
    
    第三象限是专政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与之类似的格瓦拉主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左派的祖师爷是一手创建共产国际的列宁,但是要到斯大林统治时期才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同出于马克思主义的门下,前者强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者则修正和扬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专政左派在发展势头上一度压倒了宪政左派,几乎成为左派的代名词。斯大林与希特勒联手,差一点就彻底扼杀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文革中曾宣称,毛泽东发展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开创了全面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但在实际上,毛泽东是个半截子斯大林主义者和半截子毛主义者,正是他自己的这种两面性导致了文革派在他死后迅即崩溃。在“苏东波”和“颜色革命”之后,专政左派在它的故乡和中心地区大势已去,只在原来的边缘地区——朝鲜、古巴等国苟延残喘。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专政右派在中国愈来愈不得人心,毛派、文革派在被压制多年后,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专政右派
    
    第四象限是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双雄并起,一时间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民主与独裁”争论中,连英美派知识分子头面人物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也主张“试行新式独裁”。著名宪政学者钱端升说:“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东亚国家实行威权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样给予中国执政者以深刻的印象,坚定了他们在专政体制下搞市场转型的决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对于社会的控制强度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的专政体制,其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三、政治锋面:四个时期的演化
    
    锋面(或锋,front)是一个气象学用语,指分隔冷、暖两种不同性质气团之间的狭窄的过渡带。在三维空间,锋面自地面向高空冷气团一侧倾斜,垂直方向可伸展十多公里;在大尺度的二维坐标图上,锋面只表现为一条线。锋的长度一般可有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由于锋是冷暖气团交界地区,空气活动十分活跃,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云、雨、大风、降水等天气。锋的活动常经历着生成,加强,消亡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政治锋面,是指政治气团(政治派系)交锋的主要界面。20世纪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一个世纪。在沃勒斯坦所谓“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风此消彼长、盛极而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政治锋面更是发生过几次大的变迁。
    
    专政右派vs.专政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宪政民主制度一度丧失了自信,这股思潮也刮到了东方的日本和中国。最早把宪政民主介绍给国人的梁启超,在1920年访欧归来后写道:“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随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表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至1949年中共建政,专政右派和专政专派之间的斗争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锋面。国共两党都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将政敌称为“反革命”,实行最严酷的镇压手段,并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理念。虽然国民党内也有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共产党内也有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但都影响不了基本的政治格局。两党之外也曾有过弱小的“第三种势力”,但最终还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较倾向于自由民主主义的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则参加了共产党主导的“新政协”和“人民政府”。
    
    专政左派vs.宪政左派
    
    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出现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所说的世界“第二次民主化短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在欧洲复苏,随后,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早期的修正主义是列宁主义者指称社会民主主义的用语,现代修正主义则被毛主义者用来称谓疏离斯大林体制的各种思想倾向,例如铁托主义、陶里亚蒂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现代修正主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性,但没有后者走得那么远。譬如所谓“全民国家”,就是一种介于专政与宪政之间的政治构想。在中国,从1949年至1976年,不论是民间自发的政治运动(如1957年5月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兴起的“五一九运动”)和政治力量(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和“反革命集团”),还是执政党内的派系之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路线之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独裁暴政的反对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宪政和民主的倾向。即使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满极权专制的政治现状,要求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反对派,主要是左翼反对派。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典型话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林希翎语)。四五运动的著名口号是:“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1950年代被取缔之后,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胡适的传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新一代自由民主主义者又重新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足以成为运动的主流。
    
    专政右派vs.宪政右派
    
    缺乏创新能力使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苏联错过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航班,尼克松跨过太平洋与毛泽东的握手撕裂了世界枢纽地带的战略同盟,中国文革的破产和柬埔寨的惨剧彻底败坏了激进主义路线的声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活力,这一切的合力导致了全球风向的转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毛泽东死后不到十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就出现了一个大换班。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新启蒙运动,这些争取民主的运动统统被当权派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确实,这些运动的主流与“五一九运动”和文革时期“异议运动”的主流不同,是既要民主政治,又要市场经济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当权派,现在已经重新被毛派称为“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政右派与宪政右派的斗争,就取代了专政左派与宪政左派的斗争,成为中国政治风云的主要锋面。八九民主运动,是二者斗争的一个高潮。由于宪政右派在一时间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专政右派在没有了政治制衡的情况下,得以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到1990年代中后期,体制内外的宪政右派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并在新世纪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主导力量。宪政左派的高调出现和专政左派的重新活跃,使得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但还不足以动摇两种右派的主角地位。
    
    宪政右派vs.宪政左派
    
    在发达国家,宪政体制已经牢固地确立,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轮流上台执政,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像是气候上的冬夏交替、雨季与旱季更迭。虽然还有像毛派和新纳粹这样的左右翼极端组织,但是它们已经掀不起什么政治风浪。在新转型国家例如俄罗斯,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都还没有发育成熟,专政右派与专政左派仍然有相当的号召力,这是欧美国家始终对于俄罗斯有所防范的原因。在中国,虽然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有其各自的历史渊源和演化过程,但是它们正式“浮出水面”——1949年以后得以在官方媒体登台亮相,还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李慎之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通常认为,李慎之的上述言论,标志着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重新浮出水面。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的上述言论,可以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宣言书。随着宪政右派与宪政左派力量的日益强大,随着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实现,未来中国也会像今日发达国家一样,宪政左右派的对峙将成为主要的政治锋面。
    
    四、政治博弈:新形势与新组合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1976年四五运动时期,反对毛派当权者的是由三个在野派所组成的联合阵线。第一个在野派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民间政治运动中充当主角的社会民主派。第二个在野派是在一部分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露头的自由民主派。包遵信指出,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第三个在野派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初期称之为“走资派”,确实是冤枉了他们,但是在有了被“打倒”的经历,体验了民间疾苦,特别是了解到发达国家、东亚“四小龙”在近一二十年的发展实况后,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更加明确了。用邓小平的话说,“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非毛化联盟(即改革派联盟)发展的顶点。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民主墙运动内外呼应,拱倒凡是派,是这个联盟的共同胜利。当时的反改革势力,包括“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即毛派、文革派),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现在的毛派已经将其定义为投降邓小平复辟势力的毛派叛徒),以及党内为数众多的还原派(即斯大林派、计划经济派)。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他们都属于专政左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存在着进行全面改革和建立民主政体的可能性,但是,在邓小平先后对民间的自由民主派和党内的社会民主派下手,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之后,改革派联盟就破裂了。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经很清晰了。
    
    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现在是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有些宪政右派还在一个劲儿地反左,一方面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是被假象所蒙蔽。王山的新秩序主义,何新的新国家主义,鼓吹把“国有经济”变为“党有经济”的所谓“太子党纲领”,是赤裸裸地为专政右派辩护的理论。比如王山就说得很露骨:新秩序主义是“新官僚”与“新的资产者阶层”所组成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意识形态。现阶段“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问题,而是发挥精英的积极性。”“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上述的言论并不是专政右派的“正统话语”,因为它们违背了“不争论”的禁令。“不争论”的玄机就在于“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继续凭借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合法性来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如果把专政右派当作专政左派来批判,把“左”当成主要敌人,就上了人家的圈套,成了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
    
    左派联盟还是宪政联盟
    
    在写于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一文中,笔者曾把社会民主主义列为中派的左翼,而把左派划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老左、中左和新左。在本文的四象限分析框架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属于宪政左派,老左即斯大林主义者属于专政左派,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左和新左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
    
    中左即毛主义者。“中左,不是指中间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间派,而是指中等资历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毛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和变型,从资历上说自然比老左要浅,同时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走资派’不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曾经真诚信奉过毛主义,乃至迄今痴心不改者,大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的年龄约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体上还可以算是中年人。在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泽东逝世后,‘还乡团’们最担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义者利用年龄优势20年后卷土重来,于是便在政权机关和舆论阵地中开展了犁庭扫穴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在1980年代,掌权者认为文革已经寿终正寝,不可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但是,由于专政右派的一系列政策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精英联盟”垄断政经学权力,造成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怀旧情绪,昔日造反派在21世纪初得以重新崛起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网上政治力量。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
    
    新左以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模板。一般而言,新左既批判发达国家的现行体制,也批判中国的现行体制。但是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与中国的专政体制又明摆着不是一回事,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要不要对二者加以区别,在中国首先促进宪政的实现,新左对此态度各异。甘阳以“自由左派”自居,又明确主张“全民普选”,自然应当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崔之元发表《小资产阶级宣言》,这是公然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唱对台戏。他虽然反对中国的“进步”力量“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却极力推荐昂格尔的“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其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他认为,可以把昂格尔的纲领性方案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综合”,“昂格尔有时把他的计划称之为‘超自由主义’,而不是反自由主义”。崔之元的上述观点,也可以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但也有一些新左在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保持缄默。近年来,经过中国思想界左右翼的碰撞与交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左亮明了宪政左派的政治立场。
    
    新左除了面临自身定位的难题,还面临盟友选择的困惑。是与专政左派建立左派联盟呢,还是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建立宪政联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从来都是政治的首要问题。
    
    如何对待专政左派
    
    不仅宪政左派有一个如何对待专政左派的问题,宪政右派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根据一般的政治谋略,对手的对手就是朋友。宪政两派的主要对手是掌权的专政右派,在野的专政左派既然也是专政右派的反对者,自然可以有一种战略上的协同关系。但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与专政左派的政治目标截然不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中残存的专政左派可以说是一种“永远的在野派”,没有任何上台的可能性。它们作为现行体制的最激烈的抨击者、批判者,可以起到一种在宪政体制中搅动漩涡、挑起争端的作用,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颠覆破坏作用。但是,曾经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掌权的专政左派,却是“好话说尽,坏事作绝”,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对于专政左派的理论批判和历史清算至今还没有真正展开,毛主义在现行宪法中继续占据着“指导思想”的正统地位。而且,既然过去的专政左派可以在“四个坚持”的旗帜下蜕变为专政右派,现在的专政右派也完全可能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转化为专政左派。对于“党官僚集团”来说,左和右的招牌可以变换,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都可以牺牲,惟一不能改变的是“一党专政”。
    
    因此,宪政两派在揭露和批判专政右派的同时,不能放松对于专政左派的历史罪恶和理论基础的清算,并时刻警惕其卷土重来的图谋。然而,如果专政右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于专政左派进行言论压制,宪政两派应当毫不含糊地加以谴责。套用伏尔泰说过的一句话:我坚决反对专政左派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专政左派说话的权利!李大钊曾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第一步是“争得民主”
    
    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宪政旗帜下的联合阵线,是在新世纪萌生的一个新现象。它将对于未来的民主化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至于那些仍然徘徊在这一联合阵线之外的新左派,很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写道:“(共产主义者)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民主主义尚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他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指出了使普选权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两个政治条件:1,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只是绝对政治的软弱无力的辅助工具,而是要具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充分权限;2,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要得到保障。“没有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早期的列宁也曾说过:“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如果不能“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不论是左派的平等理想还是右派的自由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或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
    
    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
    
    看了这些,我反正是有群魔乱舞之感。
    
    当然啦,委府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避重就轻阳奉阴违。
    
    改革开放30年,一直是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好改的都改了,不好改的继续不还改。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奶奶的,一攻坚就是十几年。人类历史上,有这么旷日持久攻坚的么?
    
    中央党校周天勇们说啦,改革还至少需要30年。
    
    真是没完没了啊。
    
    从1978年算起,改革至少要60年,差不多是人的一辈子了。
    
    地球人谁听说过,今生今世就是要作为改革的殉葬品来着?
    
    经济体制改革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就是必须冲着政治体制改革来的了。
    
    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权威递减,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没本事改革,还能够怎么样?
    
    于是乎,回到毛泽东时代。
    
    这不,意识形态倒退如火如荼。
    
    还要祭出孔老二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铺路石。
    
    阳儒阴法嘛。
    
    这当然拦不住,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相应人数的总和的现实。而且这还仅仅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郎咸平一直嚷嚷什么严刑峻法,我对此不以为然的是,中国的法律已经很是草菅人命啦。还要怎么样?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像胡佳,像郭泉,像师涛……凭什么呀。
    
    什么公民四权,逗你玩儿而已。
    
    去年还风光无限的党内民主,现在也歇屄了吧。
    
    俞可平给人家当高参,现在也不叫唤了吧。
    
    民主是个好东西,啊呸!
    
    陈永苗主张的后改革时代,还是宪政的路数。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倒退,让人如履薄冰吧。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突飞猛进,卖国求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泥足深陷裹足不前,权力对权利的压榨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们把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收入不平等,其实这也是掩耳盗铃之术。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专制下面公平何来。
    
    放眼全世界,都在进入逆全球化的时代。
    
    政党政治、民族国家的体制无处不在。
    
    连美国鬼子都放纵美联储对类似贝儿斯登的高调出生。
    
    俄罗斯老毛子们也走上了极权主义的道路,让中国右派们大跌眼镜。
    
    在美国的方觉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多极世界,全人类只有美国一极。这种说法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在美国还如此言必称美利坚,风骨啊。
    
    这种政治体制,还要继续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
    
    没辙。忍着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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