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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才: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周德才 [字体:大 中 小]
    
    近年来,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敲榨农民,勒索农民,加重农民负担的事实和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上访、信访不计其数,哪一级政府都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可就是不解决实际的具体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农民负担一年重过一年的势头绝对不能容忍继续发展下去了,全社会应该一齐起来探讨一下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怎样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一、农民负担过重是因为大人、老爷们太多,贪污腐败所致,绝不是办公共事业造成的。县、乡两级各种机构繁多复杂,重迭雍肿,人多员冗,人浮于事,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考核、选拔制度,更是因为没有科学的民主、监督机制,在专制集权的体制豢养之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逐步的堕落,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假公济私,卑鄙无耻。卖官鬻爵,平步青云,贫污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自己贫污腐败不说,还一门心思的把自己的亲属子女安排进政府的体制里。这些人一旦上了岗就巧立名目,搞奖金福利,伸手向农民掏钱,或伸手向工、商、企业、个体户掏钱,致使工商税务管理混乱,农民负担过重。
    
    大大小小的官员为了向上爬,竞相追逐,行贿送礼,贿赂成风,各拉各的关系,各投各的门子,一些投机钻营者无需取信于民,而靠行贿取宠于某些人,你好我也好,都要提一提,官衔不够,就多设多立,旧官尤在,新官又来,县、乡、村三级党政官员及其各种机构的工作人员每下一年和每上一年相比,都有所“增产”,还有离退休人员,工资一年一年也相应的增长。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等各级别也不断地增多。
    
    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有两个一把手,党委书记管党,县长、局长、乡长等管政。
    
    一把手双背双挎,二把手,三把手……多背多挎,大人、老爷们多了不算,工资不断上涨不算,享受高的可叫人受不了。副科级以上的干部手持大哥大,坐高级豪华轿车。一般的乡干部及其村干部都配有程控电话加ΒΡ机、对讲机、车来车去。大会小会搞会餐,今天一个检查,明天一个检查,好烟好酒乌龟王八,个个肥头胖脑,堂而皇之。
    
    这几年兴开发,搞扩建,大小官员们在开发区内兴建私宅,小官小吏是在乡、镇开发区内兴建一般性的住房,大官大吏在县城开发区内兴建豪华型住宅,有不少官员建有多处豪宅。很多科级以上的干部,以他人之名,兴建豪华型别墅和卡拉 --> ΟΚ歌舞厅。更有甚者是那些腰揣着几十万乃至百万的大富官,他们或明目张胆,或鲜为人知。
    
    人们有目共睹,绝大多数官员的家里,使用着高档家俱,吃的是鱼鳖虾蟹,喝的是高档饮料,抽的是高档香烟,按他们的工资核算,他们连吃这一项也不够,可他们不仅吃饱喝足了,而且还满足了更高层次的享受,这些钱来自何处?
    
    为了转移视线,欺骗人民,他们把农民负担过重说成是办公共事业造成的,以此掩盖事实,自欺欺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县、乡大人、老爷们的奢侈豪华,岂能让村干部们坐守清苦?他们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他们没有大权,没人给他们送大礼,行大贿,他们不能巧妙地把人民巨资无形之中化为己有,便以上项目、办企业、搞计划生育等为名,采取盘剥收刮,敲诈勒索的“硬办法”直接向农民伸手要钱,县、乡两级的花销都要靠村一级干部的真刀真枪的筹集和搜刮,便大张旗鼓地支持村干部多行不义。老百姓都说县乡村三级一条串,抱得紧,砸不烂,在县乡两级的大人、老爷们的支持下,村干部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他们对地区、省、中央等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精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粮油征购和提留单上巧立名目,接着利用有线广播威胁威逼农民,如果不奏效,便采取压制的手段强行征收。本来属于一个项目的,他们换几个不同的名称反复进行征收。“老农贷”“老旧欠”是年年欠年年还,还是年年欠,欠谁的,谁欠的,欠多少 --> ,什么时候欠的,不但农民说不清、明不白,乡、村干部也说不清、明不白。平时,还经常向农民征收款子,这些款子多半是不计入帐内,不列入提留表,有时连个收据也不给,农民都叫他“吃黑款”,五花八门地征收。明粮暗钱,人均每年都得三百多元往外掏。就拿我们固始县这个地方来说,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每年的农业纯收入、特产收入总计不超过700元,而乡村不知根据什么核算却说农民纯收入是1400元左右。由于他们滥加、乱收,致使一些农民给不起,拖欠,乡村干部就纠集一些地痞、流氓、恶棍到下面来乱抢一通。
    
    现在以郭陆滩镇玄中村为例,对基层行政村做一个普通的概括。远的不用说了,从93年冬开始说起。
    
    93年冬,玄中村村干部们在三番五次威逼粮款之后,对提留拖欠的农户采取了抄家手段。不知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一群豪强大盗,拉着架子车到下面牵猪、赶羊,抱电视机,推自行车。回到村部把猪、鸡杀掉大吃大喝,黑树棵村民组村民董庆海愤慨难忍,跑到村部掀了他们的肉盆,砸了他们的大锅,村干部怀恨在心。94年秋,他们搞所谓综合治理,把一些曾经不满他们行为的村民押在一块办所谓“法制学习班”。
    
    95年,第一次乡里用20多万元征了玄中村下湾村民组二十多亩土地开发小商品市场。这20多万存在银行里,村支部书记张本祥、熊大友等几个村干部办地膜厂从银行贷款,把这20多万元的集体存款做抵押。一年之后地膜厂亏损倒闭,设备转卖的钱被村干部私分掉,抵押的村集体的20多万元存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又被他们吃掉了。
    
    96年,乡里又用40万元征了下湾和赵圩两个村民组40多亩土地搞开发,村集体不得一分钱,村干部借此良机占公地建私房。他们把很多位于公路两旁的活跃地段据为私有,他们是怎么得到手的,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借口工作需要,让集体出钱,为他们安装程控电话,在社会上广为人用,私下收取费用。电话费则有村集体支付。(97年一个大哥大就是1万多,一部程控电话就是几千元钱)
    
    乡村干部经常在村部、宾馆、饭店花天酒地,大吃大喝。省、地、县计生检查活动期间尤其严重。日积月累,肯定花掉不少钱 --> ,而提留表上对此却一字不提。
    
    平时多半是村干部纠集流氓、无赖大显身手,必要时,政法干警也赤膊上阵搜粮要钱。这些恶劣行为早就反映到中央,而中央则是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对于最严重的也只不过就是责令地方妥善处理,从不督查和处理,姑息养奸,养奸为患,致使基层干部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教育附加费、教学集资、建教学楼集资、校舍维修费,民师工资,这些项目往往同时在一张提留单上并列并存,每人每年的教育征费大都在一百多元以上。可教育部门总是钱紧张。责怪各级政府卡款不给钱,学校实行高收费,甚至连一、二年级学前班的学费也高的惊人,农民望而生畏,闻之胆寒。有的干脆就不让孩子上学。致使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现象普遍严重。造成这个事实的直接责任者是基层政府。前不久,固始县委、县政府在全县掀起捐资助学、救读女童失学的热风。在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邹文珠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动人演说催人泪下,仔细想想,实在是滑稽。
    
    二、基层政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破坏计划生育工作,打着计划生育幌子乱收费、乱罚款,加重农民负担。
    
    计划生育是一项对全人类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从国际社会到各国家及地区都享有高度的重视和法律保护,可是在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手中公然被扭曲和变形——成了某些罪恶势力残害、勒索农民的活条和把戏。计划生育的主要目的,是杜绝超生、禁止抢生,而农村往往是抢生、超生一片明。我们固始这个地方,一年四个季度有四次计划生育集中活动,活动期间,乡、村基层干部纠集流氓、无赖,白天、夜晚到处抓人质,牵牲口,扛粮食。看起来有声有色,事实上只要送过礼、提前交罚款(未怀孕就开始交罚款)的抢生户、超生户,一不躲藏,二不逃避,高枕无忧地怀孕,腆着大肚子也能顺利通过孕检关,抢生、超生、甚至是多胎超生。三胎是女孩,交罚款送礼,超生四胎;四胎是女孩,再交罚款送大礼;超生五胎,……直至生男孩为止。中国人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比较严重,加之基层政府倒卖计划生育政策,钱能巧妙地使他们开放生育之门。纯女户们摸清了用钱买通基层政府达到生男孩的目的,所以宁可倾家荡产也要生男孩。在农村象这样生孩子生穷的农民,数不胜数,致使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前些年上面强调,要在200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前不久变成了在2000年争取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短短几年便超出计划1个亿。
    
    放纵抢生、超生用来换钱,表面计划生育搞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今天省里来个检查,明天地区来个检查,后天县里来个检查,检查期间,好烟好酒,鸡鱼肉蛋,大吃大喝,乡村干部们利用有线广播大肆教唆、恫吓、威胁村民,只准按他们教的说,谁不听话,检查组走后就按破坏计划生育罪收拾谁。同时假证明、假手续满天飞。需要县里办的县里给办,需要乡里办的乡里给办,办一个假手续、假证明都要交一定的钱,不办则罚,做过结扎手术的49周岁以上的妇女及未结婚育龄少女,每年都要办几次证明与手续。每办一次都要花几十元钱 --> 。办了证明和手续,交给计生部门,无需孕检,下次如法炮制。这究竟是乱收费,还是搞计划生育?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基层干部们,打着执行计划生育的幌子,吹毛求疵,以对计划生育未尽到义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把那些不满他们行为的无辜村民抓起来办所谓的“计生学习班”,实际上连坐牢也不如,几十人有时上百人关在一间房内,拥挤嘈杂,空气污浊不流通,阴暗潮湿,使人沉闷头晕,每天两顿稀饭,每人每天要交纳几十元的生活费,还要交几十元的所谓“培训费”,还得交一定的“罚款”,最后才放人,固始县各乡、镇、村皆是如此。
    
    现在已是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而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的乡村干部们摧残人身,草菅人命。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很多地方举办的所谓计划生育学习班、法制学习班等,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真实的再现了二战期间法西斯集中营的情景。乡村干部纠集起来的所谓治安队、执法队多半是一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地痞、流氓、恶棍等。还有少数的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刑期未满而释放的人员(因为乡、村干部需要这样的恶人打冲锋,通过公安机关调出了这些恶人)。这些残渣余孽与乡、村干部混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形成了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残害人民、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反人类的罪恶势力。
    
    有的生育户为了再生男孩,生下女孩后,便把女婴遗弃在单身汉门口,被单身汉收养。基层政府明文规定,对于收养他人子女的(大多数是女婴)单身汉实行罚款,不论单身汉有无抱养他人子女的企图与否,对于已经造成生育事实的被遗弃的女婴应该实行人道主义,不能让其冻死饿死,如果要追究责任,除了生育者外,就是基层政府,因为进入婚龄的少女和已婚的育龄妇女,每年都要孕检几次,即便是计划内怀孕的妇女,都直接在村和乡计生所掌管之内,大龄少女和已婚育龄妇女有没有怀孕,怀孕多长时间,直至婴儿生下,基层政府都有专人监管核实。对于每个新生婴儿,计生所和村干部都一清二楚。生育户为了要男孩而遗弃女婴,首先必须和基层政府串通好,才敢如此。同时,只有基层政府替其保 --> 密,生育户才能瞒过社会。而作为基层政府,官方得钱,私人受贿,反过来又对收养女婴的单身汉追加罚款,要钱逼命,岂有此理!天理难容!计划生育这些年来,基层政府先是由个别人为自己或者是亲属达到抢生、超生,包庇他人抢生、超生、瞒生,收取贿赂;发展到基层政府组成人员群体互相打掩护,放纵抢生、超生,集体收罚款,共同得好处;进而发展到现在的基层政府打着计划生育的幌子,实行乱收费,乱罚款,大吃大喝,鱼肉百姓,虚报瞒报,作假成风,渲染政绩,官吏受贿,政府创收;由偷偷摸摸地搞,到大张旗鼓地干,是基层政府腐败过程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中国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尤其是在农村,人多复杂,外出务工多,流动性很大,计划生育工作在客观上难度大,这是事实,计划生育实行这些年来,制止了过去那种盲目的多胎生育,控制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于基层政府腐败所导致的计划生育本身性质的偏轨歪道,扭曲变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负作用,形成的某些恶性循环,给民族造成的严重危害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
    
    三、乡、村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直接造成社会治安混乱,流氓猖獗,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农民要生存,人民要安定,国家要稳定,民族要安稳,但是某些基层政府中那么一些人剥夺农民的生存权,不让人民安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叫人不敢恭维,这种状况决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腐败的加速和渗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普遍的。如前些年某地方的基层政府加重农民负担,逼死人命,某地方的乡村干部打死上访民师等事件都可证明这一点。农民负担过重,农民叫苦连天,反映到县、地、省乃至中央,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只不过颁布几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对于具体的严重事件责令地方自行处理,对于群体加重农民负担的大批腐败分子们过于迁就,听之任之,姑息养奸,养奸为患,患久成恶,助长贪官污吏加重农民负担的嚣张气焰。实事求是的说,改革开放的这些年,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农村出现了农民普遍富裕的地区,贫困地区也出现了富裕农民。而那些别有用心的大人、老爷们却夸大事实,以偏概全。一方面为炫耀所谓政绩,另一方面为加重农民负担制造理由。他们推行强权政治,实行高压政策,公、检、法、司普遍渎法,冤假错案无计其数。本来是白色东西,他们说是黑的,农民不敢说是白的,对于农民上访、信访、层层压,层层扣。前几天我在石佛乡搞联名时,农民们不敢签名,不敢把粮油征收单、提留单交给我,并劝我别告状。他们告诉我:分水乡有四个农民因上访遭打击,抓起来一个,另三个跑掉。农民有冤无处伸,有冤不敢伸,有理无处讲,有理不敢讲。人民敢怒不敢言却被说成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欺欺人。县、乡、村三级政权利用所操纵的舆论工具、垄断的新闻媒介,歪曲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指鹿为马,粉饰太平。为了多收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破坏计划生育工作;横政暴敛,敲诈勒索,不择手段地收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变换手段,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以办企业、上项目为名,以工作方便为由,沽名钓誉地侵吞民 --> 财;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奢侈谣逸,挥霍无度,毫不珍惜农民血汗,大肆鱼肉百姓;一手遮天,无法无天,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收买、纠集、豢养、培植地痞、流氓、恶棍,扶植黑社会恶势力,为其所用;而又贼喊捉贼,以搞综合治理为名,把那些无辜群众污为“四霸”,以“莫须有”等罪名,办其所谓的“法制学习班”,进行人身摧残和经济勒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官官相卫,狼狈为奸,侵犯民利,剥夺人权,祸国殃民,为害一方,置农民于水火而加之于灾难;恨农民不死,唯恐天下不乱,是可忍,孰不可忍!基层政府之所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加深了腐败,更严重的是,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激起并积聚了他们的愤怒。如果党中央不予以高度重视,从严从重查处,将必然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农民有冤无处伸,有理不敢讲,负担过重等问题,实质上是人权问题,暴露了中国农民最基本的权力——生存权遭到严重剥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作为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之所以一忍再忍,保持稳定,完全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尊重,遵循四项基本原则。但作为政府决不能因人民的宽容大度而视为软弱可欺。人民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这里必须警告有些人们,在人类社会早已进入讲文明、讲民主、讲人权的时代,即将跨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个几千年文明的现在已拥有12亿人民的东方大国,英雄人才辈出,任何妄图以武力强大而搞专横、独裁、为所欲为都是行不通的,注定要失败的,并一定受到历史惩罚的。
    
    本人是普通农民,出身于农民,身为民子,理应把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作为己任,坚定不移,出于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发起了这次万人联名活动。本人及其联名群众仍然本着尊重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稳定大局为重,以事实为依据,向政府反映问题,向全社会披露摧残农民的不法行为,希望中央能给予重视,慎重对待,着力查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一定要让那些长期以来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压榨勒索的贪官污吏谢罪于人民,志在必得,并促成联名地区的广大农民争取中央政府的三条承诺。
    
    一、按中央有关农民应尽义务规定的文件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的规 --> 定,从89年起,凡是联名地区的各乡村超收农民的粮款一律必须限期退还,不退还天理难容,并希望促使全国各地方也照此执行。
    
     二、联名地区大多数靠种田的农民每家每年的农业人均纯收入实际上不上800元,所以县、乡、村三级政府征收粮款总计不能超过200元,对于外出务工、办企业、运输、经商的农民,工商税务部门可以直接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得擅自夸大农民纯收入,以滥征乱收。
    
    三、在农民完成应尽义务的前提下,对于不择手段,利用有线广播,威胁、威逼农民,纠集地痞、流氓、恶棍,集结乡村干部到处乱收、乱抢、乱打的行为,农民可以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自卫,造成严重后果,一切责任由政府承担。并对有此种行为的地方政府人员,从重从严查处。
    
    以上三条完全应该执行。
    
    
    
    附:河南固始县陈集乡河山村失地村民的紧急求助
    
    
    
    河南固始县陈集乡河山村失地村民的紧急求助
    
    
    
    我们是河南省固始县陈集乡河山村村民,我们的土地和家园已被当地政府强行霸占,我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希望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我们中间很多村民的土地被乡政府以每亩3500元的低价强行征去,被强行征占土地的村民中,包括宅基地人均不到二分土地,生活没着落,很多人甚至没有粮食吃。
    
    前些年,乡政府强行拆除学校,木场两个村民组住房近百间,没给任何赔偿,同年乡政府又强行霸占学校、木场两个村民组村民宅基地30多亩,没给任何赔偿。
    
    农民代表方具东、汤新勇、董学国、李学良等组织农民反对乡政府强行征地开发。方具东、汤新勇、董学国被逮捕判刑。李学良逃到外地。
    
    直到2008年,三个村民组农民一直在不断的抗争,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农民代表李学良的被强拆的房屋,评估为13万元。固始县法院五次开庭而不作判决,乡政府还在乱收费。
    
    我们三个村民组要求:
    
    第一、对我们三个村民组中土地被占的村民实行低保。
    
    第二、对非法强拆的三个村民组的民房进行评估并赔偿。
    
    第三、对于以3500元/亩的征地进行补偿。
    
    第四、强烈请求上级政府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给予关爱,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第五、乡政府必须立即停止乱收费的行为(请看陈集乡的现状与证据)。
    
    
    
    注:具体的维权过程见中国乡村发现网特别关注栏目《陈集乡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周德才: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周德才: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周德才: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周德才: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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