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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让人疑窦丛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6日 转载)
    热议中的广东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已从实地调研进入政策酝酿阶段,而破解发展难题、探求科学发展模式也有望在广东率先破茧。本月4~5日,广东解放思想成果研讨会低调进行。《第一财经日报》从该会议上获悉,由广东省委常委牵头的12大项专题调研如期推进,目前所有课题报告初稿均已完成。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该12项专题调研内容涵盖了广东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被当地媒体称为广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推演。其中,主要调研课题包括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牵头的“深化粤港澳合作专题”、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牵头的“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调研专题,以及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自主创新、社会保障、节能降耗和资源环境保护等。在成果形式上,除总报告以外,各调研课题均有若干子报告。有的专题还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实施意见。参与此次研讨会的有关人士向本报表示,12大项专题调研报告初稿的完成,是汪洋主政广东掀起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以来收获的切实成果,也有望为广东破解发展难题、探求科学发展模式提供蓝本。“不过,一切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上述人士透露,最终的措施、政策和制度有望在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后出台。其间,调研报告仍需反复修改、论证。2007年12月下旬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刚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月的汪洋作了一系列的讲话,其中仅有关主题报告中,多达22次提及“解放思想”。会上,汪洋提出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当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随后,广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从2008年1月开始到5月底,分学习宣传、讨论调研和决策部署三个阶段进行。随之展开的12大项专题调研,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反响之热烈,均为广东近年来所未有。据介绍,12大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总范围涵盖广东省21个地级市,各类座谈会、讨论会频繁召开,其中仅省领导主持召开的调研座谈会就达到60多场。各专题均成立了牵头省领导任组长、参与省领导任副组长、参与课题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课题组,确定牵头单位,部分课题的参与单位达20多个。与此同时,除广东省委、省政府列出的12项重大调研课题,部分地级市在配合统一调研的基础上,还开展了独立调研活动。其中,深圳推出24项重大调研课题,广州推出18项,东莞列出19项,佛山和揭阳分别确立7项和14项。按照计划,目前这些地市的重大调研课题报告的部分初稿业已出笼。根据广东省委既定部署,在第二阶段推出质量高、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之后,广东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将5月份之后,进入形成指导科学发展的办法、措施、政策和制度的第三阶段。(2008年5月6日《第一财经日报》)
    
     解放思想,又成了流年不利的现如今中国的乱象当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景象。 (博讯 boxun.com)

    
    乱,的确是乱。
    
    如果把相关的内容异彩纷呈于此,恐怕人们就会相信啦。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把给林彪平反也看做是解放思想的组成部分。
    
    为林彪平反
    
     胡星斗
    
    林彪沉冤三四十年,现在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为林彪平反昭雪的时候了。
    
    一、林彪最早反思毛泽东的独裁: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林彪整人,只是整毛泽东想整的人,如罗瑞卿。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子虚乌有: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考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实施“新政”。
    
    三、林彪最早主张“终止文革”,“发展生产”:林彪等人提出的“新政第一条就是:终止文革,搞民富国强。”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四、林彪最早反省“文革”: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对过去B-52(毛泽东的代号)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政治上的解放”。
    
    可见,林彪代表着对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五、林彪被毛泽东逼死:因为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毛泽东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兵权;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因为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惟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周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从上可见,林彪因为反省毛泽东的独裁、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发展经济、从内心赞同刘少奇而得罪了毛,以至于被毛逼死!死后则被泼脏水——什么谋害毛泽东、“文革”作乱,其实都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为林彪平反,还中华民族以正义、真相的时候到了!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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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胡星斗这哥们儿真是个建议书专业户。用新闻界的话说,少点子批评,多些个建设性。
    
    王未名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内容,也涉及了解放思想。
    
    投石问路?南方都市报 推崇梁湘、袁庚
    
    【本报广州十二日电】较敢言的中国南方都市报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机会,著文高调赞扬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前总书记赵紫阳而受到牵连的深圳首任市
    
     委书记梁湘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袁庚。作者并表示,媒体趁官方号召「重新解放思想」之机投石问路,看北京如何反应。据「美国之音」报导,向来以言论开放著称的南方都市报,近日接连以四个整版的篇幅推出「想起袁庚与梁湘」专题报导,图文并茂歌颂深圳改革开放的两位先驱人物:前蛇口招商局创办人袁庚和深圳首任市委书记梁湘。
    
    有关梁湘的部分尤其引人注目,文章虽然没有为他后来的遭遇鸣冤叫屈,但是对梁湘在深圳「用智能、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藩篱,杀出改革开放血路」的描写,令人深刻印象。
    
    梁湘1981年出任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曾和袁庚一起被誉为中国改革先锋,后来在北京保守力量的压力下被免职。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欣赏梁湘的胆识,1987年委任他筹建海南特区。「六四」事件后,他受赵紫阳牵连被再度罢官,并一度被羁押。
    
    南方都市报在纪念文章中说,纪念袁庚和梁湘不要忘记当年改革前辈是「用晚年政治生命」为代价,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气势,才顶住「变天论」的压力,杀出改革开放的一条血路。
    
    20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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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现如今把中国搅得昏天黑地的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原本就是袁庚的司机。耐人寻味吧。
    
    黨報發皇甫平文章 惹關注
    
    【中新社北京十九日電】剛剛出版的南方周末著文指,1月5日的解放日報第七版新論版上刊發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題為「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思想 解放———論十七大報告從哪些方面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的署名文章。這篇1萬2000字的長文似乎沒引起媒體太多注意,但實際上,「該文頗有深意」。
    
    消息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向來被認為是執政黨的智囊機構,文章作者施芝鴻在公開報導中,也已被指明是中共十七大報告起草小組成員。
    
    消息稱,施芝鴻曾是在中國改革史上頗有影響的「皇甫平」三人組成員之一。1991年初,身為上海市委政研室處長的施芝鴻與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等人用「皇甫平」的筆名在解放日報發表系列評論,為改革開放吶喊,引發一場大爭論。
    
    相關公開信息顯示,施芝鴻後任中辦調研室副主任,如今升任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
    
    該文從六個方面指出十七大報告體現繼續解放思想的精神,「很明顯,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要求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乃是貫通整個十七大報告的主旋律」。
    
    施芝鴻的文章一開頭便說,中共十七大「處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以來前兩個15年同第三個15年的連接點上」。分析人士聲稱,綜觀改革開放歷程,前兩個「十五年」都是自思想解放始。
    
    200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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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书中央 大学生促换中南海标语
    
    【中央社香港七日电】香港媒体今天报导,一名女大学生向中国高层上书,要求更换中南海的标语,使标语更符合时代的精神。据称,中共政治局曾开会讨论此事。
    
    报导表示,这名女大学生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人上书,要求将中南海新华门两侧标语改换成具时代精神的内容。
    
    她还建议,「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希望把孙中山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报导,这名向中央大胆提议的女大学生叫赵婧天,是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去年她也曾提出过类似建议,中共政治局曾经开会讨论过此事。
    
    报导引述赵婧天说,她每次路过新华门,视线总被写在墙上几十年的红色标语强烈冲击,这两幅标语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她认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式语言,既不合科学也不合时宜。
    
    赵婧天指出,「万岁」一词多是封建社会臣子、臣民为讨好皇帝而惯用的一种拍马屁用语。而且,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并非「战无不胜」,毛泽东很多言论如「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公社万岁」? ⅰ盖虿灰墙准抖氛沟榷急焕分っ魇谴砦蟮摹?/div>
    
    她说,在21世纪的今天,新华门的标语也该与时俱进,所以建议新华门两侧标语改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和「必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中国的和谐社会!」
    
    2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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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联合早报更对中国内地解放思想甚嚣尘上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跟踪。
    
    中国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2008-01-17)
    
    ● 张翔(广州)
    
    去年6月25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强调解放思想对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作用。
    
    去年底,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即呼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和理论创新热土的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杀开一条血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2007年伊始,广东各级机关和媒体便展开思想解放大讨论,引起了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执政党再次倡导“思想解放”,并非无的放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正经历一波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核心是确立新的发展模式,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社会发展。这一波转型并非易事。尽管建设和谐社会的路线很得民心,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很难全面扭转一心只往“钱眼”钻的风气。
    
    着眼于“科学发展”
    
    这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需要更多的自由思考和讨论,但最富实质意义的内涵是着眼于“科学发展”,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思想禁锢,而是思想局限。汪洋在倡导思想解放大讨论时明确指出,要改变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误区,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甚至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发展模式。
    
    恐怕很少有人会否认,有局限的思想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自然生出的,并不是思想禁锢的结果。思想之所以有局限,根本原因在于利益视野被局限。比如,一些企业只顾效益增长,肆意破坏环境;一些地产商依仗地方权势,强买强占农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狭隘的利益诉求。
    
    因此,相对于三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今天的思想解放有一个全新的特点,即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进行正常的代际更新。这意味着,目前比较自由自在的思想领域需要进行自我调整。汪洋倡导思想解放大讨论时,要求干部和群众反求诸己,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广东能不能“特”,关键看自己;如果不能,那是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
    
    他批评有些官员在谈论解放思想时存在着认识障碍,并指出,人人都认为要解放思想,但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没有把自己摆进去,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不愿意揭工作中的短处,意识不到思想保守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解放思想就很容易走过场。
    
    由此看出,思想解放的内涵会顾及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但执政者不可能让无边无际的思想“突破”,来模糊“科学发展”这个焦点问题。
    
    汪洋去年底发表的施政讲话,最受关注的是忧患意识以及为全省确立的全新目标。他重温了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对广东给予的期望。邓公当时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它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提高工农地位
    
    这一期望可以看作“科学发展观”的先声,而广东在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方面的成绩低于经济成绩,这是汪洋推进思想解放的基本着眼点。
    
    在广东突出社会秩序和风气的重要性,意味着施政思维的重大调整,从老百姓腰包有多鼓,转移到老百姓的幸福感有多少,这就是安居乐业,社会秩序要好,有基本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看,广东未来可能会在两方面采取措施。
    
    其一,将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的权利诉求提升到与企业主平等的位置。偏重经济发展,自然会重视企业主的权利诉求,广东这三十年一直就走在前列。要强调共同富裕,让大多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意味着拉升工农的地位。对企业主来说,这意味着成本的攀升和转型的压力。
    
    其二,法律与秩序的诉求有望与权利诉求同等重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各种权利诉求兴起的三十年,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快速分化,各种权利诉求之间自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另一方面,所有权利诉求都有突破一切规约的倾向,如果社会只讲权利意识,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纷纷要挑战成规,社会必然会面临没有规矩的困境。
    
    汪洋从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的角度重温邓小平的讲话,呼应了广东民众对整肃社会秩序的要求,突出了“法律与秩序”的价值。这也显示,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已经超越了解放权利的阶段,而进入到重新建立秩序的阶段。思想解放的内容,不只包含简单的自由诉求,更包含了重新建立社会规约的诉求和努力。
    
    这种有责任感和自省精神的思想解放,无疑值得期待,它将决定能否出现一个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秩序同样良好的新广东。而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将决定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
    
    曾经给我提供参考材料者发来了诸多内容。
    
    zhoujd
    
    2008年1月26日 15:19
    
    抄送联合早报文章供参考
    
    广东省委书记 汪洋号召“解放思想” 引起境内外舆论关注
    
    (2008-01-26)
    
    ● 于泽远(北京)
    
    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月底连用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引起中国境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些文章认为,民主政治、开放言论、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应该成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主题。
    
    近一个月来,隶属广东官方的南方报业发表系列文章力挺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运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笔名“皇甫平”成员之一的施芝鸿等知名改革派人士撰写文章,支持广东“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回忆当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总理温家宝也强调改革开放一刻也不能停止;一时间,解放思想似乎又成为新时期的政治流行语。
    
    中央级媒体反应颇冷淡
    
    但和3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等轰轰烈烈的全民思想大解放的浪潮相比,汪洋号召的新一轮解放思想目前只得到部分改革派人士和媒体的响应和声援,似乎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特别是全国性的官方主流媒体对“解放思想”的讨论并不热烈。
    
    华闻在线互联网舆情监测发布的报告说,中央级媒体对“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反应颇为冷淡。1月1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刘玉浦: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是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近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些意外的是,其他几篇文章,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文章《解放思想就要想事做事》、《人民日报》的文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中国干部论坛》的文章《高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都没提及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报告说,广东的《南方日报》无疑是宣扬“解放思想”最强烈的媒体,其次是《河北日报》。上海的“声音”也不小,《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加起来有八篇文章。
    
    1月17日,高尚全发表在《南方日报》的文章《坚持解放思想 推动体制创新》被认为是此次“解放思想”的重磅文章。文章高度赞扬了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认为广东30年前就是依靠“解放思想”的法宝,为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再次掀起解放思想的高潮,反映广东对新时期历史脉搏的准确把握。
    
    文章认为,政府转型是当前改革的重要方向,“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政府直接干预微观领域过多、行政性垄断等”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运行。文章还指出,“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是解决妨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关键。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称赞广东“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改革,促进大的发展”的做法,他认为中国需要以继续解放思想来克服“过去的一些思想,过了一些年又回来了”的“返祖现象”。
    
    华闻在线互联网舆情监测的报告说,相对于略显张扬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官方主流媒体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超过“解放思想”。
    
    例如,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发表题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文章,文章强调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性,要求“严格划分不同权力的使用边界,加强对权力使用的规范和限制,形成部门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今年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发表文章《试行党代会常任制 “赋权”激发新活力》,赞赏贵州铜仁地区县乡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该地区开展党代会常任制工作,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大胆“赋权”,充分发挥党代表的积极作用。”
    
    有媒体分析认为,汪洋掀起的“解放思想”当下具有目标不明确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造成了媒体的观望等待。而“民主政治”话题的指向非常清晰,如果广东的“解放思想”不把这个指向清晰的主题纳入其中,其受冷落是理所当然的。
    
    ……………………
    
    zhoujd
    
    2008年1月24日 17:29
    
    附件来自联合早报
    
    中国民主的多米诺骨牌.doc
    
    [中国早点-南言之瘾]中国民主的多米诺骨牌
    
    (2008-01-24)
    
    ● 李气虹
    
    上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制发展草案,让香港人最快在2017年直接投票选举特区行政长官、2020年全面普选立法会。本月12日,台湾立法院选举结果,在野的国民党获得三分之二的议席,执政的民进党创下建党以来最惨痛的选战败绩。
    
    同一时候的广东,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抛出了“继续解放思想”的“政治震撼弹”。尽管炫光夺目,烟雾消散之前,“解放思想”的实质内容,一时仍未见全貌。
    
    有人认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就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其实是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应景”之说;汪洋的讲话,不过是一方大员号召下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或“更加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有党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解放思想从来都是“艰难的事业”。之所以艰难,难在可能触及既得利益的政治风险。110年前,两名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提倡新政,结果遭到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的封杀。政治强人如邓小平,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也得“摸着石头过河”。
    
    有广东网民问得好:第一次解放思想,是抛开计划经济体制转去搞市经济;那第二次解放思想要解放什么呢?
    
    这教官员如何回答?即使是党内开明派、改革派(如果有的话),直截了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万一政局不稳,被敌对派系一口咬死的政治风险,就高达百分之百;如果答案有两个,政治风险就降到一半。
    
    任何一种改革思想被提出,最初必定是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基本原则,虽模糊却安全。最好能以此中心思想设定几个目标,即使在个别实践上不成功,功过相抵,也增加己方人马在党内斗争的“存活率”。
    
    所以,汪洋一开始便告诉广东官员必须克服多年作为“第一经济大省”的自满情绪,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因为广东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甚至大于国内因素。这是最稳妥的第一步,各级下属纷纷鹦鹉学舌,一时各地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最近,他又说:如果希望官员讲真话、实话,不讲空话、套话,就必须允许官员讲错话!有舆论认为,要让官员讲真话,必须先让民众讲真话,这样才能营造出“讲真话”的社会氛围。这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是不是指向“言论自由”呢?汪洋没有明说,还得继续观察。
    
    民间学者说话,没有官员那样瞻前顾后。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在深圳、广州表示,新一轮改革关键,在于取消特权,在各领域深入推进自由平等,建设法治民主的制度。
    
    香港科技大学的大陆学者丁学良也提出,即使不能马上进行政治改革,不妨先深化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及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政府和民众关系。香港政治改革先走一步,可为内地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提供参照。大陆的政治改革,不妨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进行试点。
    
    如今的两岸三地是前所未有的密切,民众家里冰箱储藏的食物种类大同小异,但电视机里的内容还有不小的差异。不过,广东居民已能看得到香港电视新闻,大陆媒体也密切报道台湾政情发展。一幅中国民主的多米诺骨牌已然形成,尽管三地的民主路线图不同,启动时机也有先后之别,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
    
    香港先直选特首再普选立法会议员,对北京而言是较保险的政制安排。选择2020年让香港全面普选,因为那是大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志年,而比邻香江的珠三角地区更要“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年,会不会也是北京启动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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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2月18日 17:18
    
    附件供参考
    
    潘先生:
    
    四个附件送上供参考。
    
    2008年主旋律——解放思想.doc
    
    2008年主旋律——解放思想
    
    (2008-02-18)
    
    ● 伟达
    
    随着2008年逐步展开,有一个趋势正变得愈发明朗:这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本年度都面临着解放思想,追求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呼声从年初就不断响起,甚至有号召要再“杀出一条血路”。今年又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已经从过去30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历程里尝到不小甜头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必定有决心和信心把崛起复兴的大业更努力推向前进。
    
    在美国这边,解放思想的同义词就是“变革”,目前看来美国社会的“变革”要求已经有些势不可挡。这从现在正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08大选政党候选人提名竞争中,就已不难看出。
    
    美国新时代提前到来
    
    本来,就美国社会目前的综合觉悟和历史沿革,及人文,种族,和经济差异等状态,还很难说这个国家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来接受一个少数族裔出身的总统、或者女性总统当家主政的“新时代”。
    
    然而现在看来,这个“新时代”正不可逆转地提前到来了。
    
    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作“物极必反”。美国新保守主义当政的过去八年,诸多极端政策和表现已使得不少选民忍无可忍,坚信美国正行驶在一条错误轨道上,现在必须矫枉过正,这就加速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形势确实是比人强。
    
    更有意思的是,不少支持民主党的美国选民本来认可原第一夫人希拉里更加稳重和富有政治经验,而年轻的参议员奥巴马则相对“嫩”了点。哪知后者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朝气蓬勃,敢打敢拼,并准确地把握住美国社会目前追新求变的整体脉搏,旗帜鲜明地把推动变革放在首位。几轮初选下来,目前已开始领先,风头正旺,使得希拉里的所谓“稳重”和“经验”优势都黯然失色,并逐步演变成包袱和劣势。
    
    中美各自的战略目标
    
    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甚为关键:中国新一轮解放思想,美国又一番追求变革,各自所准备达到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客观形势和潮流为中美两国的新一轮改革突破规定了这样的各自目标:中国是要向上走一步,从大国走向强国;而美国则应该向下走一步,从超级强国回归常规强国。
    
    这样的目标,更多是时代要求与未来召唤,而不会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能及时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然遭受客观规律的嘲弄和惩罚。
    
    中国如果不能努力再上一个综合发展台阶,就会一再坐失良机,不进则退;而美国如果不适时调整下一个台阶,就会继续虚火亢奋,自乱阵脚。
    
    中国目前作为一个大国,可以介于弱国与强国之间。目前强国的主要标志和特征,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看如何解放思想去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挑战和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而美国这边,应该尽快学会顺应时代潮流,把原来总端着的“世界老大”的架子放一放,回归“平常心”。这样会对美国产生很多益处,全球也不会因此群龙无首。当代世界,集体领导,轮流作庄,有什么事情大家协商协调解决,世界因此会更好。
    
    美国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也是习惯了“领导”,“改变”,和“搭救”别人,但那是老皇历了。现在别人也发展了,大步赶上来了,自主精神和实力都出来了,不用谁再高高在上指手划脚,有事大家平等协商解决。
    
    可能有些迂腐自大的美国人心里会说,那不行,我还非继续“领导”你不可。但事实和客观世界自然会对之施以惩罚。美国到现在还摆不平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在2008年,希望中美两国都不要辜负时代,世界,及自己人民的深切期望。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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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2月24日 10:04
    
    Fw: 附件供参考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doc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关键是能否解放思想
    
    (2008-02-11)
    
    (北京讯)今年中共将扩大纪念推动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纪念活动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解放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央电视台报道,李君如今年较早时在一项会议中透露,最近这几年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当前遇到的一些新问题,中国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发生了一些争论,因此如何纪念改革开放就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他认为,纪念改革开放可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基础,阐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其次,从实际出发,联系世情、国情、党情,阐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方向道路的正确性。
    
    再次,要解放思想,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致力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李君如指出,中共中央决定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也不是为改革开放进行辩护,而是要透过纪念活动,总结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
    
    李君如认为,只有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取得突破性新进展,才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不过,李君如并没有具体列举哪些问题需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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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3月2日 12:25
    
    胡星斗 ; 大侠
    
    供参考
    
    捎话汪洋.doc
    
    捎话汪洋:把改革成果更公平分配到弱势阶层手中
    
    2008年03月01日15:41 [我来说两句(19)]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奥一网
    
    □ 黄岩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
    
    [编者按]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广东主要新闻网站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引起了广泛关注。
    
    汪洋、黄华华在信中赞扬网民对广东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愿向网民“求计问策”、接受网民监督。此举得到了民间热情赞扬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介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网上征文活动,得到奥一网网民的积极回应,目前已收到一万多条“捎给汪洋书记的话”。“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成为3344万广东网民的基本共识,网上也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为践行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灌水”、“拍砖”之热邀,同时顺应广大民众争当“网络公民”之热望,即日起,奥一网联合搜狐等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社区论坛,推出“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之10学者捎话汪书记”大型主题活动。今日刊发第十篇,原标题为《解放思想的三个观察向度》,现全文刊载如下:
    
    把广东省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放在建国以来的政治运作逻辑下来看,它的意义是弥足珍贵的。1978年的那场思想领域的争论和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在中央政府的高度掌控下开展的,它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广东正是在中央“杀出一条血路”的重压下为中国闯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经验之路。而这一次,由中国的一个地方层级政府在“太平盛世”下主动地发起思想解放讨论的重大意义更值得肯定,因为它既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地方发展的政策反思和地方间竞争焦虑的反映,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增加和地方政府自主性发挥的体现,广东的这一创新举措符合政治正确的逻辑,它也充分展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决策观和决策能力。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连续两位数字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换取了高度的合法性,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净增长”时亦强化了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当然,这种高度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许多新风险,如城乡差异和贫富分化的扩大等问题,鉴于此,执政党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口号,广东的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是服从于中央的和谐社会这一宏大目标之下的。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东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中央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因此思考这场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意义应该从三个向度来观察。
    
    广深要敢叫板新加坡
    
    从全球看,广东还应该知耻后勇。
    
    首先是全球性的向度,汪洋书记刚到广东时就提出了广东要有叫板新加坡、韩国的信心和决心,1990年代中央提出广东要率先在全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基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更多地把现代化目标定位在经济发展上,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提出了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义。这里提出的全球化向度既是对过往的经济增长或GDP等数据崇拜的一个否定,也是对当下我们进行社会深度改造的一个理性反思,即是说,在广东经济总量已经在全国占绝对领先地位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思考未来的新一轮竞争的定义问题,如何把人均GDP转化为人的幸福指数和自由度指数。全球化的另一个向度是,广东经济已经与国际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外向度与中国制造、广东制造令世界瞩目,广东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全民素养又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的是什么样的轨,因此如何把广东的发展放在一个全球性的背景下去思想,如何把广东的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地区进行对比是我们这场思想讨论的重点,从这个层面上看,广东各界还应该知耻后勇。
    
    阿里巴巴总部汪洋寻道
    
    从全国看,广东应对自己的弱点有充分的认识。
    
    解放思想的第二个向度是全国性的,放眼整个中国,广东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从广东制造到特区经验,从粤语北伐到孔雀南飞,广东的经验正在全国各地被复制和引进。但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向纵深挺进,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武汉长沙以及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等等都在压缩广东的发展空间,广东发展的锐气已经在失去,就增长速度和可持续性能力来说,广东已经有了十分严重的焦虑感。解放思想要求能够对自己的弱点有充分的认识,前些时日,广东党政代表团考察沪苏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广东不能自满于输出经验,事实上兄弟省市经过多年的超越,已经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如江苏的区域平衡发展、苏州的工业园 建设、浙江的小城镇建设等。
    
    从自身看,广东应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第三个向度是对广东本身发展模式的反思,必须承认的是,今天广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珠三角地区的成功或者城市发展的成功,正如汪洋书记在粤苏社会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的,当前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实现区域发展成为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2006年广东区域差异系数已经达到0.77,远远高于全国0.67的平均水平,而在环境保护、外来工权益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广东也一直受到诟病。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关于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对比调查显示,在包括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外部环境、政府政策等一百多个调查指标中,珠三角已经全面落后于长三角地区,而导致这种落后现状的最关键性因素又是制度性因素,已经蔓延数年的广东民工荒即是证明。过度的开发已经没有了土地储备来提供社会发展项目,干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也已经很难在珠三角地区找到了,社会治安和外来工权益保护更是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因此,解放思想必须回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上来: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或者说进一步思考这场改革让谁得到了和得到了多少利益的问题。
    
    1970年代,伟大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正义的基本原则,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观体现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都要平均地分配。而实现这些正义价值的两个正义原则分别是平等自由优先原则和差别原则,所谓差别原则即是说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分配,正义应该优先满足社会的弱势阶层。罗尔斯的正义指标与我们正在落实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有共同之处,对弱势阶层的保护不仅是一个现代政府的责任,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正义标准。因此,我们今天对解放思想的讨论应该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价值观的转变,那就是如何来保护更多的民众拥有更多的权利,如何来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公平地分配到弱势阶层手中。过去三十年我们的效率挂帅和经济发展已经为这种思想领域的范式转变打下了基础,诚此,我们才有信心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
    
    黄岩,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在奥一网发表的帖子——《汪洋黄华华网络拜年信透露强烈信号》引起广泛关注。
    
    (责任编辑:车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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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3月6日 16:47
    
    Fw: 供参考
    
    中国的新加坡梦呼唤思想大解放
    
    (2008-03-03)
    
    中国的新加坡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变得越来越炽热。近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呼吁解放思想,提出“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去年深圳两次由市长率团赴新“取经”。中国几代领袖都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社会体制充满热忱,希望借监新加坡的管理、法治、廉洁、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甚至政治制度。
    
    新加坡模式,这个令几代中国领袖都充满热忱的社会体制和发展模式,在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号召中,再次成为热点。自七八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后,中国历代领导人杨尚昆、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均出访考察新加坡。从新加坡社会的高效管理、严格的法治到廉洁的政府,都为中国学者和舆论所关心;在经济建设领域,新加坡在江苏按照新加坡的管理办了苏州工业园,去年中国又参照淡马锡模式开设国际投资公司,温家宝出访新加坡时特别考察其组屋,来完善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层面,中国方面也展现浓厚的兴趣,如何在一党独大下实现党派制衡、舆论监督以及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都是近年中国考察的重点。中国的新加坡梦,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演变得越来越炽热。
    
    近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在不同场合多番讲述“解放思想”、“共同富裕”;爱将汪洋调入广东任书记后,数十次强调“解放思想”,在广东掀起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解放思想”,都透露了中共社会发展的新政策和未来改革开放的新路向。汪洋不仅在他的讲话中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而且寄语“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又成为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深圳在新春前就连续召开了多场学习新加坡的研讨会,从学术界到政界,开始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旋风。
    
    去年八月,深圳派出由一百二十九人组成的“跨海取经团”,远赴新加坡取经,先学艺后谋求超越,这是市长许宗衡七月带队赴新加坡学习考察不久的又一次出访,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赴新加坡“取经”活动。许宗衡在访问的五天中,马不停蹄地拜会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市区重建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国家环境署、公共事业局、建屋发展局等数个部门。许宗衡等人深有感触,因此安排更多政府官员前往新加坡进行一场“脑力激荡”。深圳大学的新加坡专家吕元礼教授指出,就中国国情而言,新加坡可学之处较多,各方面也切合中国的背景。吕元礼认为,新加坡的国情、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相近,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社会和谐,保持活力与廉洁,政党对社会干预相对较多。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既学香港,也一直在向新加坡取经。早在深圳特区初创时,时任市长的梁湘就率领一众市领导,在一九八三年时访问过新加坡,研究如何办特区。回到深圳后,梁湘开始进行特区城市规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深南大道的雏形,就是那次考察后逐步成型的。可以看到,深圳现在的城市规划和园林风格,更像新加坡而非香港。当时,梁湘提出,将城市大道两旁的建筑物统统后退三十米,建造绿化带,目前深圳市区大片的绿化带,更有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痕迹。此后深圳领导人郑良玉、张高丽都先后率团或派团去新加坡考察。
    
    在极左时期,新加坡被中国批评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示,来自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访新加坡以后,也就在邓小平访新后的第二个月,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新加坡也被中国报纸赞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
    
    邓小平期望比狮城更好
    
    “叫板新加坡”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最新说法,吕元礼对亚洲周刊表示,“比新加坡更好”才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原有精神,两者之间有一种相承关系,只不过提法不一样。吕元礼说,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很高兴,就拿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讲了一句话:“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去欧洲经过新加坡,当时是很落后的地方,现在是个美丽的城市。”他讲完之后,李光耀很谦虚地回答:“哪里,这是个小地方,容易管。”讲完后邓小平好像若有所思,自言自语说:“是啊,如果我管理的是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就好了。”
    
    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李光耀就不服气了。他接着说:不对,来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家无寸土、目不识丁苦力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没有什么是新加坡做到,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的更好的。邓小平沉默了,话题也就轻轻带过去了。后来李光耀回忆这件事说,邓小平没有忘记挑战,他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时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监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吕元礼表示,李光耀讲那番话不是即兴的,经过了深思熟虑。李光耀是一个基因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的能力和智商八成是天赋的,他认为中国人比较聪明,中国人的基因比较好,看《红楼梦》、《金瓶梅》,当时最优秀的人都是三妻六妾,所以优秀的基因被扩大了。他经过调查,选苏州做工业园区,是发现江浙一带人古代状元出的最多,近代院士出的最多,而且希望新加坡人和苏州人联谊。还有文化决定论,他认为中国是比较勤劳务实的文化,没有宗教束缚,他说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华人的国家价值观,新加坡不可能腾飞。
    
    从那以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新加坡。中新两国于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中国领导人杨尚昆、江泽民、李瑞环、李鹏、朱熔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先后访问新加坡。去年十一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就再次专门考察新加坡组屋,大有借监新加坡住房保障政策之意。
    
    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共就派出干部到世界着名的哈佛大学甘乃迪(肯尼迪)学院进修。不过,现在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成了培训中国官员的摇篮。早在一九九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为中国培训过官员。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合作,组织中共市长赴新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一九九八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
    
    二零零一年,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共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根据协议,从二零零一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二零零五年初,南大又推出了面向中共官员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曾表示,自一九九八年该校开办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至二零零五年以来,共有三百多位学员已经顺利地完成课程,被授予南洋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另据中共驻新加坡大使馆教育处统计,零五年的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三人,其中公共管理硕士班人数五十五人,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四十八人。学员来自河北、吉林、四川、重庆、辽宁、山东、江苏等省市。近年来,一些中西部省份增派学员的趋势日益明显。
    
    二零零五年,“首期中国高官班”正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他们之中有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地方要员,该班五十五个学员中,有八人由中组部派遣,其他由地方组织部选派。“高官班”的教师不乏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财政部副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国会议员等新加坡政界要员。新加坡培训的兴起表明,官员培训从单纯的学习欧美转向多元化模式,有利于开阔行政管理思路。
    
    新加坡对中国最具借监意义的现实例子就是苏州的发展。一九九四年苏州引入新加坡经济的典范模型:工业园区模式,开建苏州工业园区,而同期先后将一千余名处级以上干部送到新加坡接受市区规划、发展与管理、外国投资、工作技能训练、社会保障以及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培训。苏州的三大法宝是亲商理念、崑山之路、张家港精神,而所谓‘一站式服务’等亲商理念就是从新加坡学来的,后来通过园区扩散到全国。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借监。在园区的《劳动管理暂行规定》中公积金制度、集体合同制以及工会制度都是借监新加坡经验制定的,而当时的国内都没有先例。
    
    苏州的成功让人们看到新加坡经验“中国化”的可行。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影响也不再仅仅限于苏州。有超过二十五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到苏州工业园区汲取经验。
    
    新加坡开始影响中国,中国开始学习并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国策略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决策者。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是第一优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讲的另外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
    
    中国也突显发展是硬道理,但经济发展了,却出现了社会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医疗、住房、就业、就学等一大堆问题。吕元礼表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绐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即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为“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吕元礼认为:“人民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象徵纯洁,强调廉洁,红色闪电象徵活力,蓝圆象徵团结,强调和谐。新加坡在廉洁、活力、和谐三部分是公认做得比较好的,廉洁排名前十名,活力方面政府效率也很高,竞争力也很强,和谐来说也是公认的。也许自由、人权方面有人责备它,但大体社会安康比较好,同时又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我想中国学它的话比较方便,而且也特别值得。新加坡与中国一党长期执政的相似性,其成功性比较便于和值得学习。”
    
    中国推崇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推崇服从权威统治。更多的人对新加坡威权的认识为“重威”,没有看到新加坡社会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统治的威,并不完全是强人和个人的“威”。香港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也是普选出来的,“有新闻自由,英式普选制度,是经过民主政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刘梦熊认为,新加坡值得中国学,但要学其精华,更应该看到新加坡的“软件”,而不是刚硬,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李路曲教授一九九零年开始研究新加坡,一九九六年撰写出版《新加坡现代化之路》。他对亚洲周刊表示,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是发展体制内民主,与西方社会相比是威权,但与威权国家相比属民主国家。“新加坡建立了核心选举机制,制度化水准高;选举制虽欠公平,但是合法的;在人均收入三万美金时,新加坡的威权体制经受了考验;干部在选举中得到了考验,这些足以让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借监。”
    
    正在筹组“新加坡研究中心”的李路曲认为,新加坡也在发生变化,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徵,即人民行动党主动自觉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时,李路曲发现,新加坡比想像中要自由和民主,“对反对党的迫害收歛了,出租车司机也敢讲话了”。
    
    新加坡鼓励创业
    
    成为亚洲“四小龙”排名之首的新加坡,有很多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来自新加坡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曾渊沧表示,新加坡政府有很多创意和特色。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动到外面去招商,招引外来投资,招人才,曾渊沧一个朋友是香港人,他本来是做打金的一流师傅,二十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到香港来找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创业,他说我没有钱,新加坡政府说,你到新加坡来,政府借钱给你创业,我不懂得经营,不懂得去买卖,他说,新加坡政府会帮你找市场,结果他在新加坡发达了。他有一种技术,政府认为这个技术是我们要的,把他的人和手下都带过去,借钱给他帮他创业,是非常主动的。
    
    以国家的资金买股票投资新加坡是第一个,曾渊沧说,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三个国家在做国家投资,现在的中国政府的国际投资也是最新学新加坡的,是模仿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有两个投资局,一个是淡马锡,一个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局,投资局用的是新加坡政府外汇储备,淡马锡是新加坡政府财政部,淡马锡类似中国国资委,新加坡政府投资局类似中投。现在中国国资委比较被动,只是做一个保管股票的保管人,企业人事没有插手,而且国资委不会主动找投资对象,但是淡马锡是主动出击,以后国资委有足够人才也应学习。淡马锡与投资局两家竞争,投资也需要竞争,中国应该学习。曾渊沧特别强调:“新加坡的法治是国际最强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机构认为新加坡自由经济排在世界第二,因为法治很强。”
    
    新加坡不允许有《花花公子》这类杂志卖;全世界第一个实行定额罚款的是新加坡,而且罚款是世界最严的;新加坡依然保留笞刑;新加坡终审法庭在英国,这种设置的好处在于使海外投资者放心,有什么官司可以告新加坡政府,可以到英国去打官司。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但却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其优势绝对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形成很多创新概念,有其独特的文化精髓而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梦。
    
    来源:纪硕鸣 亚洲周刊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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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ujd
    
    2008年3月18日 15:57
    
    供参考
    
    [中国早点-蓟燕春秋]思想解放的禁区.doc
    
    [中国早点-蓟燕春秋]思想解放的禁区
    
    (2008-03-17)
    
    ● 叶鹏飞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当年开启改革动力的关键口号再度被当局提起。中共十七大报告两者并举,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显然别有深意。
    
    压迫、限制、禁锢思想自由翱翔的因素随着时空的变异而有所不同。在3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在政治挂帅等老教条早就失去左右人心力量的今天,“解放”的普遍性意义或许更值得让人思索。
    
    思想解放的普遍性原则可以是“思人所不敢思”的无限想象力;可以是试错式的反复前进;也可以是摒弃“定于一尊”等惯性思维的百花齐放。
    
    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重要大国丰富多样的双边关系,几乎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垄断,最后甚至窄化为日本政要去靖国神社参拜一件事,好像中日的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军事多方位的交流都不如祭拜战犯一事重要。
    
    一直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2006年,一项在中国的民调还发现有八成的民众认为“日本否认或美化对华侵略历史的问题”和“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最大障碍。
    
    强大的民意压力并不妨碍中日关系悄然破冰融冰,不但温家宝和福田康夫相继互访,胡锦涛也将在春天出访日本,成为10年来访问日本的首位中国国家主席。
    
    同样的,一直被大陆视为洪水猛兽的台独势力,在胡锦涛3月4日的两岸政策谈话中,变成了需要团结的对象。
    
    向来为中共所忌讳的“三权分立”说,在今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公开被当作支撑改革的重要观点,试图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归不同政府部门负责的体制,通过权力的互相制衡达到防止滥权腐败的效果。
    
    这些突破性的成功举措无一不包含“思想解放”的特质——善于运用想象力,勇于尝试全新的突破,不怕犯错的冒险精神。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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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够热闹吧。
    
    还不止如此。
    
    官方媒体对于解放思想也说三道四。东方早报:在“保护表达”上也要解放思想。在保护和解放公民表达权的问题上,在“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基础上,我们迫切需要深化认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不但要从实体和程序上加大对公民表达权的保护力度,更要加大对侵犯公民表达权的违法乱纪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
    
    詹奕嘉则发来了个人对解放思想的理解。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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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理:一个共产党员对解放思想的几点迫切希望.doc
    
    林明理:一个中共党员对“解放思想”的几点迫切期望
    
    新春伊始,神州大地再次涌动“解放思想”的春潮。继胡总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之际又提出要在“解放思想”方面“杀出一条血路”。上述这些讲话又一次赢得海内外的热评和美好期盼。
    
    我,一个中共党员,受胡总和汪委员“解放思想”讲话所鼓舞,思想得到了“解放”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不过,笔者同时也以为,本文要谈的几点期望,也是继续真正解放思想、解放更多人思想的必要条件之一。
    
    说实话,本文原来想拟题为《怎么只咱中国那么需“思想解放”?》。后来想想,虽然我的思想受胡总和汪委员的鼓舞“解放”了,但肯定还有很多人,特别是那无处不在、目光锐利、嗅觉灵敏的人们的思想可能还没有及时得以解放,或者解放得没有我这么快,所以经慎重考虑,又改成了这么个题目。而且,我想这么一改,也更符合我的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同时也更显坦坦荡荡,没什么“不可告人之目的”。
    
    怎么只有我们中国人那么需要“思想解放”?我们知道,如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要提“思想解放”,大概是他们没事找事要“找抽”了。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一提出却赢得如此好评与热盼呢?
    
    我想,这不是中国人太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头上的思想“紧箍咒”太多太紧所致。
    
    所以,要真正解放思想,就请首先撤除国人同胞头上的思想“紧箍咒”,真正落实宪法早已确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一种思想是否正确、是否先进,只有把它放在不同思想中给予碰撞,交锋才能分辨。有比较才会有分别。没有必要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怎么碰撞怎么交锋?我们还怎么分辨哪是正确哪是错误,哪是先进哪是落后?是真金不怕火炼,是真理越辩越明。如果我们奉为圭臬的是真正正确真正先进的思想理论,那又何惧与人比较,与人辩论?如果我们所秉持的思想理论需要靠隔离保护才能确保其权威,那还能是“真理”吗?那还能叫人相信它是“真理”吗?如果万一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却原来错误百出并且由于隔离封闭而不能及时发现,那岂不是再一次误国误民?或许有人说,是否正确、是否先进已经有人在为我们把关了,你就放心接受吧。那么,我要质问的是,时至今日,人民是否仍需要思想“保姆”? 我们是否就应该对“思想把关者”放一百个心?历史上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还不够惨重?
    
    因此,请撤除所有的思想“紧箍咒”,抛弃所有的思想“咒语”。让人时时戴着“紧箍咒”,而且又有人不时地念着咒语,叫人怎么解放思想?
    
    也因此,请解去蒙住民众双眼的黑布,摘掉强加给他们的有色眼镜,拔去塞住民众耳朵的棉花塞。具体地说,就是撤除网络封锁,不设“敏感词语”,废除卫星与广播的禁收令,加快开放境内外报刊杂志交流。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只要中学毕业就都知道,早有哲人说过,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且只能从实践中来。并且,实践的范围越广阔,眼光越长远,最好眼能观六路,耳能听八方,那得出的思想理论就越正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被长期地蒙住双眼,塞住耳朵,长期地被隔离、被封闭,还怎么解放思想?
    
    也因此,请继续开放言论空间,不以言治罪。张心阳先生在《杂文报》2008年1月29日发表有铿锵之作《解放思想得先让人说话》。是啊,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一个执政党,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不让人讲话,或者虽让人讲但却一不合意即掌嘴封口,还怎么解放思想?
    
    也因此,请还给民众以批评和怀疑的权力。没有哪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执政者会因为民众的批评而下台,没有哪个光明磊落的执政者会经不起民众的怀疑和责问。并且,正如著名的科学方法论学者卡尔•波普尔所说:“正是怀疑和问题鼓励我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民众连怀疑和批评的权力都没有,还怎么解放思想?还何谈创新?
    
    或许有人会说,你所说的也没有错,只是现在各种信息特别是网络舆论鱼龙混杂,如果不加管制,老百姓没有辨别能力受了误导怎么办?说这种话的人首先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再说严重点,这更是对民众智慧和人格的侮辱。不过,我仍愿意退一步说话。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同时也作为一个家长,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面临着很多诱惑和误导,毒品、色情、网络、暴力、烟酒、早恋等等。对此,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做教师的,正确的做法不是将他们隔离封闭在家里教室里,将“毒品”、“色情”、“网络”、“暴力”、“烟酒”、“早恋”等作为“敏感词语”向孩子们加以屏蔽,而是教育孩子勇于面对现实,通过分析、分辨、比较乃至必要的体验,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于未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人民大众?
    
    严酷的现实还昭示人们,在公共权力严重缺乏监督制约的体制下,现有的思想言论管制方式往往并没有达到我们原有的美好初衷,更多时候成了各级官吏压制民意、对抗监督、便于暗箱操作、维护一己私利的卑鄙手段,完完全全走向了某些天真的人们良好愿望的反面。“稷山文案”、“彭水诗案”、陕西志丹短信事件、辽宁西丰事件等等往事还历历在目。
    
    中国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中国其实并不缺思想先锋。远的不说,就说近几十年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有“章罗”、马寅初,六七十年代有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进入信息时代后,民众思想的活跃和交流更是亘古未有。只是由于人为的“紧箍咒”太多太紧,只是由于对思想先锋的残酷摧残,才使得我们的“思想解放”至今仍需要领导人的一再呼吁。
    
    最后,让我们把“有关部门”能否将上述建议付诸行动,作为检验他们是否真正贯彻胡总、汪委员有关“解放思想”讲话精神的一个测试方式。如果行动了,那就是真正领会了精神;如果仍抱残守缺一切照旧,那就是对胡总汪委员的有关讲话阳奉阴违暗中使绊子,或者根本就是心里有鬼!诸君以为如何?
    
    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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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崔之元提供的材料当中,履新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则从其自身的角度看待解放思想。
    
    Cui Zhiyuan
    
    2008年3月7日 3:51
    
    林毅夫: 反新教条主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的最好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没能理直气壮地提倡市场经济的建设。今天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思想解放的硕果。然而,放弃了推动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市场机制建设中应有职能的发挥和不断完善,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今年我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英文《中国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对我国三十年来的创造性实践进行了点评,指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以解放思想的态度来重新审视政府、市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全文如下:
    
    现代化的里程碑,新的历史起跑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教授
    
    2007年是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一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对外贸易一如既往地大幅度跃升,使得最近五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平稳的一段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更加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17大胜利召开,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将长久而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化。
    
    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是我国政府、学界的责任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第29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北京拉开帷幕。2008年的中国注定将成为全球瞩目的明星。我们欣然看到中华民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
    
    30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是多么的艰辛和富有挑战,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
    
    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我深深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报告的开篇就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中国靠解放思想赢得今天,也只能靠解放思想赢得明天。
    
    这30年来中国发展的奇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增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制度变化最快、约束条件最复杂的经济现象之一。快速变动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的基本目的是解释现象产生的原因、预测现象未来的走向和指明改变现象的有效切入点,因为时代在变,所以我们解释时代、解释现象的理论必须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创新,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最大的阻力是教条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在不断地突破旧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前进的。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以远见卓识带领国家突破了"左"的教条主义,使改革开放破浪前进。
    
    在突破"左"的教条主义、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破除新的经验和理论教条的约束。"二战"以后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根据当时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结果并不理想,甚至走向停滞和危机不断的境况。而中国的渐进双轨的改革和发展路径虽然有异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所提出的道路,但实践的结果却使得国际经济学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
    
    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条件下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科学家所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条件研究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约束条件是现有理论没有考虑到的。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只能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推动研究问题和理论的本土化,这样取得的成果既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添砖加瓦,也会成为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前进的国际化成果。
    
    我国30年解放思想的历程,更是不断超越自我的历程。突破别人的教条主义已经不易,突破自己的教条主义更难。解放了的思想往往又反过来束缚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任何具体的理论都不是绝对真理,都有其成立的特定条件。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结论,随着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很可能不再成立;任何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都依赖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约束条件;任何成功的经验,在时移势易时如果不进行调整,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的最好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没能理直气壮地提倡市场经济的建设。今天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思想解放的硕果。然而,放弃了推动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市场机制建设中应有职能的发挥和不断完善,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以解放思想的态度来重新审视政府、市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程,是对我们精神的洗礼、理念的升华。站在历史新起点上,面对"解放思想"的要求,抚今追昔,我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肩头的重量。(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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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人想起林毅夫与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还是劣势的争论。林毅夫如此说法,倒是与他的基本立场一脉相承。
    
    中国的左派们则对解放思想乱象当中的情形做出了图解。
    
    卫 旗:是“解放思想”还是“图穷匕现”?——对某些人鼓吹“解放思想”要提高警惕
    
    (2008.1.19)
    
    一、 本源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多处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我通过学习,体会新一届党中央的意图是要努力把党和人民的思想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使国家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上来。
    
    十七大后,率先在地方上要求解放思想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在2008年1月7日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要求“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要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显然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基本落脚点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汪洋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的依据是什么呢?从网上看到的材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广东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见物不见人”,忽视“以人为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不足的问题;2. 广东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大量消耗资源、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排放污染”的粗放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3. 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正在失去传统的外源型经济发展优势;4. 广东的干部、群众中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忧患意识不强,视野比较狭隘。产生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为了避免“很可能又走入新的教条主义”,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说,广东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继续解放思想,也不会有科学发展。”总之,广东发起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对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意味。
    
    广东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很快波及到其它地方。《长城在线》1月11日援引《沧州日报》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就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我们要紧紧把握这一指导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个‘人’,就是人民群众;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摒弃头脑中单纯为GDP而发展”,“必须在发展中坚持统筹兼顾”。
    
    二、异动
    
    但是,有人一听到“解放思想”,立刻就本能地兴奋起来,很快抢过这面“旗帜”抓在手里,做起了自己的文章。且看他们:
    
    1.做讲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2006年北京“西山会议”的召集人高尚全,1月14日应邀在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的第四十八期“广东学习论坛”报告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专题报告。高尚全在报告中除了盛赞广东的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吹响了新一轮广东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为广东省的体制创新出谋划策外,还特别强调“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贯穿着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而每次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重复主流经济学家们“突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屏障的一贯决心。他在会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为广东下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具体建议,其中有:鼓励全民创业 - 以期解决100万失业人员,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发展金融创新 – 使农民的房子、土地使用权、宅基地这些资产流通起来,以图增值;转变政府职能 – 像“世界各国”那样,政府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和控制市场运行的权力。总之,好像是主张老百姓的死活问题只能靠自己到市场中去解决,政府管的事是越少越好。
    
    2.写文章
    
    1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沈宝祥的文章“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 ― 回顾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三十年”。文章中写到:“‘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卫旗注:不知道‘四人帮’的哪个成员说过这样的蠢话)。邓小平对这种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痛加批驳。”作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抛弃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搞的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在这种公有制下,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农民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其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文章还列举了“解放思想”的成果:到2006年底,我国已有个体工商户2576万户,从业人员7500万人;私营企业497.4万户,从业人员6395.5万人。
    
    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长江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的“高高举起解放思想的旗帜”一文,文章称:“我们今天仍然强调解放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事业要进一步推进,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这是当前思想领域最为紧迫、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党内长期形成的、带有浓厚教条主义特点的对社会主义的解说及相应的思维模式,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尽管这套理论用于分析今天的实际显然已经过时,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的内在逻辑、思维框架、理论阐述,与仍在探索中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解说相比,要严密得多。”指责“每当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理论作为工具,来批判我们的现实。”“动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动辄要问一个‘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便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
    
    3.办论坛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高调举办“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的主办者张维迎“用了很多的心思”,邀请了“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家”出席并作讲演,其中有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周其仁、林毅夫、陈志武、钱颖一,当然还有张维迎本人。在论坛期间,CCTV2《经济半小时》的主持人赵赫还特别邀请厉以宁(厉股份)、吴敬琏(吴市场)和茅于轼(茅维权)三位大师专门做了一个对话节目。1月14日,《中国青年报》对论坛盛事做了报道,《文摘报》第2530期详细摘登,并配以“经济学界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通栏大号红字标题。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演讲内容包罗甚广,现摘其要者如下:
    
    (1) 以“解放思想”为旗帜
    
    吴敬琏在很短的一段发言中,一连9次提到“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他说:“我看到最近广东省委提的一个口号,要开展继续进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大的发展,我想思想解放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说这一次广东省委为什么提出要“解放思想”,目标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大谈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忧心忡忡地抱怨“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间被批评被清理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出现了“返祖现象”,而出现“返祖现象”的一个原因,据说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在原来的一些思想的禁锢之下来思考问题”,以致造成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大的改革”,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求这些经济学家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宝库”,“进行理论的思考”和“认真切实的探讨,自由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说的那样一些需要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2) 以“捍卫改革开放成果”为使命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的话语优势就是他们自命为改革开放的功臣,因此“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他们自领的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张维迎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就说:“我想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我们的力量”,“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确实非常不容易”,“经历了几代人,可以说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的对实际的质疑和不理解,……在这个时刻我想经济学家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智慧。”
    
    (3) 以改革“深化和攻坚”为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软科学专家和化工专家成思危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后,指出“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向哪里“深入”,“攻”什么“坚”,他没有细说,而是留给“吴敬琏先生、厉以宁先生、茅于轼先生”发表“高见”,只是阐述了四个需要处理的矛盾: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他把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概括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茅于轼肯定成思危“讲得非常对,点到了要害,不过由于他的身份,他是点到为止。”
    
    茅于轼进一步发挥:“我们现在要政治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改革的阻力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改革还有戏没戏?那就看我们改革的动力和这些人能不能形成一个推动力量,看我们改革的阻力,用什么办法来分化他们,减少对改革的妨碍”,“(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希望要实现,要把改革的力量组合起来,削弱分化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政府中间有一部分改革的积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所以今后我们应该更大的发挥民间的组织,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管它是传媒的、做慈善的、还是做科研的、商会的、行业协会的等等,这些力量要普遍的发展,他们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就可以分化了。还有要依靠国际,全世界的发展这个势力非常大,中国不可能置身之外。只要我们保持对外开放,国际上的大潮流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所以今后我们很多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起改革的动力,有力地推进改革,有利地分化改革。”茅于轼还抱怨:“第二个问题他(卫旗注:指成思危)提到了舆论监督,他也是点到为止,……我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障碍,不能够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
    
    茅于轼还表达了和张维迎、吴敬琏同样的忧虑:“刚才吴老师讲的过去一些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有一点卷土重来,这个东西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革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清理过,整个理论体系是比较混乱的,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那就是要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过去的争论不谈了,我们往前看,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不谈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清理,解放思想以什么为基础?是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础,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要有一个彻底的批判,这才能够看准我们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这是比较重要的事。”
    
    (4) 以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手段
    
    陈志武在发言中说:“在我看来公有制和政府管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这两块不消除的话,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收入不平等也好,还有就是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等等都很难解决,关于公有制和政府管制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贡献或者基础这一方面,实际上刚才张维迎教授讲到很多的内容,基本上已经回答了。”“国有企业份量最重的社会,……长期以往它的法治水平必然会往下退缩。”
    
    周其仁说“因权而贵在中国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现象不仅是改革以后有的,改革以前也有。所以我看到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历史传统,我们是皇权的社会,从来没有公民这个概念,……所以纳税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我们历史上就不清楚。……怎么解决?大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就提出,辛亥革命也提出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计划体制是一个因权而贵的体制,因为消灭了私产制以后,还有一个划界的问题,否则早就抢光了。计划体制用什么替代了私人产权呢?我们用了等级制,按权利来分配资源,它有一个来源,实际上它的体制就是这么一个体制,你不要看他说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认为改革前就是一个很公平的社会。”“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东西,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任何体制不管逻辑讲得多么的透彻,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调整,这个思想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
    
    茅于轼说:“中国(革命)是彻底消灭了富人,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富农,在城市里边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文革的时候,全国性的大抄家,把稍微有一点钱的人,手里面的金银财宝古董通通都没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没有私人小车子,……”,“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没有交换,所以计划经济创造不出财富来。”
    
    (5) 以完全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
    
    吴敬琏说:“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刚才讲到农地的产权问题,……(要)把永久的使用权还给农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所以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我们只要去具体的分析一下,你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呢还是改革没有到位?”
    
    张维迎说:“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减少政府,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与这个相关,我想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 “我的建议是大的国有企业上市不要通过增加资本金的办法,而是通过转让股权的办法。”
    
    陈志武说:“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有政府要大大削弱政府管制。”
    
    茅于轼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全世界的穷国,全世界的富国,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富国都是一个讲人权的,平等自由的,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穷国从基本上讲在这方面有问题,平等不够,自由不够,人权不够”。
    
    周其仁说:“在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循规蹈矩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
    
    厉以宁说:“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当中大力要做的是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土地要抵押,可以抵押,……我是研究经济史,从经济史来看,19世纪后期跟20世纪前半期,在西欧不同的国家是大量农民进城的,在西欧你去看很多国家农民进城数量很多,可是没有产生城市的贫民窟,为什么没有产生呢?……但是这种抵押在现在中国是不行,农民有什么东西好抵押?猪你要吗?不要。唯一抵押的就是地,所以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包括宅基地的房子应该容许抵押,这样的话农民也好了,进城的农民也好了,整个的经济可以讲城市化也就加快了,农民素质也就提高了。”
    
    钱颖一说:“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制度安排)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经济的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衡量自由贸易的程度,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中国是与最快速的像美国或者其他的最开放的国家最接近的。”
    
    (6) 或明或暗抵制科学发展观
    
    参加论坛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继续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的担忧,其中周其仁的表述最简洁:“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钱颖一也说:“经济学家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
    
    其实,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继续改革的动力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但是,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提出了质疑,其代表者是张维迎。他说:
    
    -“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管理世界1986年第一期,题目是《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当时有这几段话有必要谈一下,新世纪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
    
    -“贫富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的。”
    
    -“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无论从政府还是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确实有时候过于沾沾自喜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钱多得流油、花不掉的时候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的做法,我觉得应该本着像穷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去做。”。
    
    -“现在这个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快,我觉得很可怕的。”
    
    -“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度稍微有一个警戒线,超过了警戒线以后,应该有税收减免。”
    
    -“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好比说大学可以自主的去确定它的学费,这时候它可以把从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收来的钱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的人。”
    
    三、辨析
    
    现在上述主流经济学家们如此抢扯“继续解放思想”的大旗,不免让人想起30年来改革开放的复杂历程。
    
    回顾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绩和经验,也有令人痛心的失误和教训。3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了克服由于文革中的错误而产生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思想解放的闸门。邓小平当时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2页)
    
    正如毛泽东同志总结的那样,“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1969.6.9《人民日报》)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潮流中,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争取自己阶级、阶层的利益,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兴奋不已的事情是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私有制经济击溃了公有制经济,他们这批“资改派”似乎占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资改派”的战法之一,就是借解放思想的名义,兜售他们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推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就是他们的成功还没有“彻底”。他们的“底”在哪里呢?看看上述主流经济学家的演讲,查查谢韬在香港对中国未来十几年的预测,再翻翻高尚全主持的“新西山会议”的密室中的“图穷匕现”,就一清二楚了。所以,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出发点上,他们又开始打着“思想解放”的招牌故伎重演了。
    
    如果说在前30年中,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警惕性不高,经验不足等各种复杂的原因而吃了大亏,那么经过“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他们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再也不会轻易受“资改派”招摇撞骗的当了。
    
    鲁迅先生曾经揭露上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队伍里的所谓“革命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537页)。时至今日,“资改派”们还能用什么大旗作“虎皮”,遮住他们的狐狸尾巴吗?不可能了!因为他们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然而,正如毛主席说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页)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力量、道义力量和实践感召力已经风光不再,呈溃决之势,但是决不可低估他们的社会能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主流”,就是因为他们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基础,能强有力地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他们能频频在大部分舆论阵地上亮相,如讲堂、会议,报纸、杂志、电视,从而发挥“明星”效应;他们在宣讲主张的时候,往往十句话中有九句话是冠冕堂皇的“正话”,但是有一句很厉害的是他们的私货,这样就能迷惑听众,或者使听众麻痹,误认为他们的全部主张都是正确的。所以,一切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而奋斗的人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针锋相对地、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企图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歪理谬说和倒行逆施。
    
    ……………………
    
    而在解放思想领域,中国在海内外的左派与右派进行了势不两立的口水战。
    
    “我是谁”与“需要把我咬成谁”
    
    黎阳
    
    2008.3.31.
    
    真是越忙越来事:本想缓口气,忙过眼前这一阵子再说。不想吴大人雄纠纠打上门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命:“吴彦再赏黎阳12奖章”,霸王硬上弓逼我接招。
    
    其实如果只涉及我一个人,我倒宁愿“退避三舍”、“抱头鼠窜”——墨菲定律有一条:“别跟傻瓜吵架——别人分不清谁是傻瓜”。与其拳来脚往唇枪舌剑地纠缠不清,倒不如把这件功劳拱手相送:他可以“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高高兴兴功劳簿上大书特书再领赏银,我则至少能落个安闲自在,忙我要忙的事。但再一想不对,因为此事表面上牵涉的是我,其实不然。我不需要自辩,也不需要跟某个人耗费口舌之功,却需要向许许多多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提个醒:这场风波表面上争的是“我是谁”,其实哪有那么简单。这里边的厉害关系不说清楚不行。小是小非不值得纠缠,大是大非却含糊不得。所以还是“提枪上阵”。不过索性把话挑明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老夫之意不在吴彦,在乎借题发挥也——借你递的梯子上房,借你搬的椅子坐堂,借你出的题目做文章,然后再多谢你的帮忙。
    
    吴彦的“十二道金牌”其实就一个意思:“黎阳是CIA”、“黎阳是CIA”、“黎阳是CIA”——“黎阳几千字的自辩文章,通篇没一句能说明自己不是CIA”,所以黎阳就是CIA。
    
    在互联网上争辩“谁是谁”本来是件没意思的荒唐事:网络论坛是较劲文章的地方,不是较劲身份头衔的地方。说我写了“几千字的自辩文章”显然有点“眼大漏神,刷锅漏盆”,“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忙活半天没记住我说的是什么——那是在“自辩”吗?非也非也。首先,我不需要靠在网上被认为“我是谁”来混日子。其次,靠上网自我表白“我是谁”纯属徒劳——不管我说自己是与不是都不能真正证明什么。第三,我不打算被牵着鼻子走,陷入这种“辩诬圈套”:用逐条证实或驳斥对我的指责,或列举若干证据来证明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那等于在替对方报靶:命中还是没命中,帮助对方“校正目标”。第四,有些东西并不需要多费唇舌或绞尽脑汁:荒唐不荒唐一目了然的事。比如,不妨问问历史老师,“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的文章是应该发表在2000年呢,还是2003年,然后再看看这句话:“当心,别被‘墨菲定律’绕昏了头!──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黎阳.2000.5(2003.12更改).——这恰证明了你当时发帖的时间”有没有常识问题。又比如,不妨问问语文老师,黎阳自己写的文章会不会使用“黎阳是在警告‘抗固力’的邓小平,有一天中国被李登辉的民主统一去了,就来不及了。黎阳希望中共的领导不要‘再欺骗老百姓’‘原地踏步走’,赶快‘实行民主,赶上台湾!’”这种表达方式:自己称自己“黎阳是在……”符合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既然满脑子高IQ值,弄懂这些该没什么困难吧?
    
    其实我根本没必要如此不厌其烦,只需说两条就够:第一,吴彦劈头就承认他非常恨我。第二,吴彦说我“IQ值不够”。“恨”意味着有情绪,属于感情用事。说别人“IQ值不够”意味着从生理上瞧不起对方,属于歧视偏见。感情用事再加上歧视偏见,能保证公平公正客观如实吗?这样的人的证词能允许被法庭接受作为司法证据吗?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一开始,都以为吴彦的文章是冲我来的。结果注意力全集中到“黎阳是不是CIA”这个方向去了。我写“天上掉下个大奖章”,思路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但这回这“十二道金牌”却令我突然开窍了:不对,为什么对方明明没什么真凭实据,却如此不分青红皂白非一口咬定我是CIA不可呢?网上争论“我是谁”没意思,但何以见得对方的“意思”就只限于网上?如果不是在网上,而是从虚拟世界来到现实世界,那“CIA代理”这种罪名将意味着什么?
    
    重新回顾吴彦给我定的罪名,最主要有三大条:第一,拥护毛泽东。第二,CIA成员。第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
    
    很多人认为这种指责荒谬,其前提根据是:“拥护毛泽东”与“CIA成员”、“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是完全矛盾、不可调和的东西。我既然拥护毛泽东,那就不可能是“CIA成员”、“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
    
    但是如果新一论的“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要消灭掉这种前提根据、消灭这种“想当然”的“不可能”呢?如果“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证明”“拥护毛泽东”就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就是“CIA成员”呢?换句话说,如果“解放思想”要“解放”到可以用“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CIA成员”等罪名来处置一切“拥护毛泽东”的人呢?
    
    吴彦拿我开了个判例,第一次公开把“拥护毛泽东”与“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CIA成员”等罪名联系到了一起。所以真正的要害不是争论“我是谁”,而是“需要把我咬成谁”——需要以我为例“大开杀戒”,“株连九族”:今后谁再拥护毛泽东,谁就可能被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CIA成员”的“同谋犯”判罪。——真正目标未必是为了抓我,而是要开创“拥护毛泽东有罪”的“思想解放新纪元”。——君不见必要的舆论准备已经开始了吗?诸如“美国人越来越喜爱中国‘左派’人士了”这类文章不是已经冒头了吗?这就是个信号:要朝这个方向下手了,要为将来某一天把“里通外国”、“CIA代理”、“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之类“罪名”强加给一切拥护毛泽东的人做铺垫了。
    
    这个逻辑荒唐吗?放在平时,放在网上,也许很荒唐很可笑。但是别忘了,除了网上这个虚拟世界外还有现实世界。如今中国的现实世界是不问荒唐不荒唐,只问有权没有权——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话准。“指鹿为马”平时听着荒唐,但在权力杠杆的强行作用下,再正常的东西都能扭曲,再荒唐的事都能实现——明明是鹿,偏要说是马。明明是拥护毛泽东,偏要说你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CIA成员”的罪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名义上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罪”、“威胁党的生死存亡罪”,实际呢?“拥护毛泽东罪”——只是不敢公开宣布:“能做不能说”。
    
    吴彦大声疾呼“中国价值能不能与普世价值接轨”,这句话顺便暴露了另一个“能做不能说”的秘密。
    
    所谓“与普世价值接轨”说白了就是“随大流”——人家怎么着我也怎么着。而人家的“普世价值”无一例外都有一条:执政党不能是共产党。既然如此,那吴彦们的“与普世价值接轨”当然不能例外。换句话说,“能做不能说”的新一论“解放思想”根本目标原来在于“取消共产党”,或曰“共产党改名”。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但这都是共产党老祖宗的老传统。现在不同了,“祖宗不足法”了。“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了。中国老百姓不得不认清现实,向曾经习以为常的“实话实说”、“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的一切告别,从此在“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大环境下求生存。——猪肉都涨了63%了还一口一个“结构性上涨”、“在老百姓承受范围之内”,诸如此类的官话与普通人的生活现实的反差足以让老百姓明白现在当官的话有多可信。
    
    “能做不能说”是“精英”们的“学术名词”,生活中的现实可没字面上那么温文尔雅。比如“黑车”、“黑旅店”拉客,一开始都“好说好商量”:不远不远,不贵不贵,不错不错,跟我走吧您呐……绕来绕去就是不告诉你究竟到哪儿。等到了地方,对不起,宰你没商量。这还是最轻的。再厉害点的是拐卖妇女: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许一堆愿,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甘心情愿盲目跟我走。到哪去别多问,反正“小康”大大的。等到了地方顿时凶相毕露,想反抗也晚了。更狠的是纳粹集中营,只含含糊糊说要“重新安置”,真正目的地绝对保密,甚至用美女乐队吹吹打打维也那的轻音乐,请君“沐浴更衣”。等铁门一关毒气滚滚而来时才让你死到临头方明白这“能做不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上述几种花样至少还把受害者按“人”来打交道——要开口说一通话(虽然全是假话)。最厉害的还是来自“国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根本不跟你罗唆,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就干什么,连假话都省了。
    
    这其实就是把人当羊赶了,根本不告诉你到哪儿去——不过不告诉你到哪儿去决不是不管你到哪儿去。实际管得严着呢。只要稍微偏离要你去的地方,马上就是一鞭子甩过来,或者一条狗扑过来,用行动的语言告诉你:此路不通,不准越雷池一步——虽然大力“解放思想”,但绝对不得朝这个方向“解放”。比如,“反思改革”是不能“解放”的,“反对私有制”是不能“解放”的,“质疑精英治国”是不能“解放”的,“怀疑新社会阶层”是不能“解放”的,挑战“三个代表”是不能“解放”的,“追究原罪”是不能“解放”的,如此等等。
    
    如果你乖乖听话,沿着要你去的方向,认准挂了“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头羊”,“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呢?那就“和谐”美满,直到顺利抵达屠宰场。而“领路有功”、“放牧有功”的“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头羊”及“走狗”们呢?不但能得到继续豢养,而且会得到点赏赐甜头,如胡罗卜、剩骨头什么的。
    
    所以在充满“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等尔虞我诈的险恶环境下要判定实际要让自己到哪儿去,决不能靠听,而只能靠看:看往哪儿甩鞭子、放恶狗,往哪儿丢剩骨头和胡罗卜。
    
    年届七十的作家张纤夫纪念毛泽东,被判了三年刑。我宣传毛泽东,被“定罪”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和“CIA成员”。而说“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的呢?则成了“理论创新标兵”。
    
    “拥护毛泽东”的要“挨鞭子”、“遭狗咬”,“赞美蒋介石”的则“剩骨头和胡罗卜”大大的。——如此肯定蒋介石,自然就肯定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杀绝共产党”,肯定了“共产党罪”,肯定了“拥护毛泽东有罪”。——规定你“解放思想”朝哪里“放”还有疑问吗?
    
    洛阳挖了烈士坟,却成了“双拥模范城”。冯小刚拍了《集结号》,立刻荣升政协委员(据说冯小刚持的还是外国护照)。二者之间有个共同内涵:“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国共战争是“内战”,“内战无是非”,全是“狗咬狗”。结论:重复“西山会议”的主张:共产党的政权非法——结果都赏了一顿“剩骨头和胡罗卜”。
    
    回顾一下这一轮“解放思想”出笼的前前后后,问题的性质就更清楚了。
    
    ——根据《环球》杂志文章《中国式公关》,2002年12月8日至15日,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号称“中共一个重要智库”的“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前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访问美国时,特地恳求美国人“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
    
    ——根据2005年8月11日新华网,郑必坚2005年访问美国时,再一次哀求美国人“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看待中共:“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毫不客气地宣布:“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据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研究员在美国时,曾问过许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到底他们认为“中国怎么做,美国才觉得中国不是威胁了?”他得到的回答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
    
    ——2005年11月22日,郑必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版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没有批驳佐利克说的“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反而宣称“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演讲,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所作的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有分量的表达”,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2006年2月,辛子陵发表《千秋功罪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谢韬为该书写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党内三权分立”,说“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
    
    ——2006年3月4日,“西山会议”召开,提出“共产党非法”、“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多党制度”、“新闻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台湾现在的模式”、“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改革’需要重新定义”、“‘改革’已经超越经济领域,下一步的“改革”是政府职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同时,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慢慢地形成小的群体”、“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2006年4月,李锐为《千秋功罪毛泽东》写的序言声称“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200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7年5月13日,【星岛网讯】报道:“人民日报首表态:民主社会主义不正统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由党内改革派人士主持的《炎黄春秋》月刊,在2月号上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大胆倡议中国放弃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循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文一出,即刻引起北京、上海、浙江保守学者和前中共高官的强烈反弹。至今,针对谢韬文章的批评研讨会已召开过三次”。“《人民日报》理论版10日在一篇编辑部答‘时理读者’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虽然强调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和振兴中国,却并未完全将民主社会主义驳得一文不值”。
    
    ——2007年10月,主张“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了的李锐被“特邀”参加十七大。
    
    ——2007年11月5日,“党史专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公开宣布,“当代中国创新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从2007年秋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运动开始。
    
    ……
    
    把所有这一切按时间顺序一一排列,不难发现“精英”的主张和调子的转变全跟美国人有关:先苦苦哀求美国人高抬贵手,“宽容”自己这个“不共产的共产党”——“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结果热脸孔贴了个冷屁股:美国人一方面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不行!共产党非下台不可!”——“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一方面“给出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这是2005年9月21日的事。美国人一发话,中国“精英”们的一切立刻都围绕着“共产党改名”团团转开了:辛子陵、谢涛、李锐、“西山会议”等等鼓吹“共产党改名”的文章讲话主张等等全是2005年9月美国人发话之后短短几个月内纷纷出笼的,时间关系、前因后果一清二楚:——美国人一声令下,中国“精英”们倾巢而出,群策群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为“共产党改名”摇旗呐喊,赤膊上阵——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吗?
    
    知道什么叫“投石问路”吗?贼作案,不免作贼心虚,又怕被发觉又不肯罢手。怎么办呢?先扔个小石头看看:如果没人理会,那就乘机下手。如果有埋伏,那就赶紧溜,另找机会。——辛子陵、谢涛、李锐、“西山会议”等等2006年初的一番表演就是一次“投石问路”:把这些人当“小石头”扔出来,看看虚实如何。结果:警铃大作,群起而攻之——“即刻引起北京、上海、浙江保守学者和前中共高官的强烈反弹”——结论:戒备森严,急切下手不得。只好“暂时收敛”——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首表态:民主社会主义不正统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然而这仅仅是“暂时收敛”,贼心可没死,“共产党改名”的大政方针可没见有任何动摇。所以有了李锐的“特邀代表”,有了石仲泉的“当代中国创新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就是这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恶狠狠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公然昭告天下:“‘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潜规则”:谁再敢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谁的好看。所以现在拿我开刀、把“拥护毛泽东”与“危害国家安全”联到一起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上一次是偷偷摸摸作贼,现在则是疯疯狂狂为盗了。
    
    美国人打上甘岭是先拿排炮猛轰,等轰得认为对方没活人了步兵再上。如果发现阵地上还有人活着抵抗,那就赶紧撤下来,然后再来一通炮轰,如此反复。这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其实更象这个路数:先用“精英”的“软刀子”“排炮”铺天盖地猛轰——妖魔化毛泽东三十年,估计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上大概没活人了,于是“精英步兵”抖起胆子大摇大摆发起冲锋:“共产党改名”、“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想不到“妖魔化毛泽东三十年”这么强烈的“软刀子火力准备”居然仍不中用,“话语权在握”、趾高气扬的“精英步兵”被处于“火力绝对劣势”的中国老百姓和爱国学者们来了个“短兵相接”,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通臭揍,屁滚尿流滚了下来,只好一面“固守待援”,一面变本加厉“开炮轰”,实施更大更狠的“软刀子火力准备”——新一轮“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意义超越1949年建国”……同时把希望寄托在“绞杀战”上:“政治改革还需要30年才能成功”——为什么是30年?帐很好算:再过30年,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差不多该死光了,剩下的都是没有感性认识、全靠后天灌输的青年一代。既然“精英”掌握着话语权,那给下一代“洗脑”轻而易举。你上一代再厉害,奈何你的思想意识上的“后勤供应”送不到下一代脑子里,“坚持共产党”这个阵地上的“思想后勤”就被绞杀了,后继无人了,那时再闹“共产党改名”该没抵抗了吧?——难怪那么有把握:“政治改革还需要30年才能成功”。
    
    如果不是吴彦的这“十二道金牌”,我还真没联想到这么多。我本来对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只是有点摸不着头脑:“改革开放”了三十年,“思想解放”了三十年。时至今日还有什么是还没有被“解放”的?“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实践第一”?“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廉洁朴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忠心耿耿”?“勤俭节约”?……这一切早不是就被“解放”掉了吗?不是现在谁公开提倡这些谁准遭到冷嘲热讽、倍受打击吗?许多过去匪夷所思的东西,现在早就“彻底解放”得熟视无睹了。比如,“资本家入党”、“官杀官”、“包二奶”、“潜规则”、“收红包”、“公款吃喝”、“弄虚作假”、“未婚同居”、“少女怀孕”、“换妻”、“杀熟”、“卖官鬻爵”、“买卖文凭”、“慰安专业户”、“公开绑票的黑砖窑”、“草菅人命的城管”、“男男女女光屁股上大街”……如今还有什么迫不及待需要被“解放”,甚至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杀出一条血路来”——杀谁?流谁的血?现在被这“十二道金牌”一下轰开了窍:原来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一是“解放”出个“拥护毛泽东罪”,二是“共产党改名”——真是“于‘无言’处听惊雷”,大彻大悟了。
    
    有人会怀疑:一介文人有那么大能耐吗?可是别忘了,人家是“主流”——“主流”意味着背后有权有势,跟权力集团是互相配合的:“私有化”、“卖光国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股份制”、“改革代价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政令不都是先由“主流精英”以“学者见解”名义“投石问路”,然后迅速变成官方政策的吗?如今谁敢说这次把“拥护毛泽东”与“CIA代理”、“危害国家安全”等罪状联系在一起、设立变相的“拥护毛泽东罪”,以及以“与普世价值接轨”名义搞“共产党改名”等不是又一次的“投石问路”、“软刀子火力准备”呢?
    
    “西山会议”提出“图穷匕首现”时已经透出了杀气。吴彦这次又露了一下匕首的寒光——一面罗织“拥护毛泽东罪”,一面口口声声“人民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真正需要警惕的就是他这号的:一旦该罪从“理论”变成现实,不知有多少人要倒霉了,别想说话了——不折不扣“‘无言’的结局”。
    
    原载:华岳论坛http://washeng.net
    
    附文:
    
    吴彦再赏黎阳12奖章
    
    吴彦
    
    捞干的说:
    
    1.黎阳说:作者非常恨我。
    
    吴彦答:黎阳说的对。
    
    2。黎阳说:凡他认为能把人搞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凡想得出来的,没有不免费奉送的:“鼓吹呐喊”、“声嘶力竭”、“不遗余力”、“言论自相矛盾”、“爪痕和足迹”、“美国CIA的工作人员”、“类似于前南OTPOR的组织”、“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汉奸言论”、“实施了换头术”、“以极左派的面目出现”、“最具煽动性的语句”、“趁火打劫”、“公开号召‘中国人民的造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党的生死存亡”、“极具有煽动性和爆炸性”……“苦大仇深”、咬牙切齿的样子活生生跃然纸上。
    
    吴彦答: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黎阳哪一篇网文没有这种凡他认为能把人搞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凡想得出来的,没有不免费奉送的,轮到他自己,他就难受成这样了?
    
    3。黎阳说:作者承认他们一伙人曾跑到大陆境外追踪调查我,试图来个“深挖细找”、“揪出来”:
    
    吴彦答:黎阳太抬举自己。吴彦没有黎阳的气概,黎阳不是一个人,但吴彦是一个人。如果黎阳知道吴彦的真实身份以及写此文总共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的总数,黎阳如有自尊,当找块豆腐撞死。
    
    但不妨以黎阳此推论成立为好。按照黎阳的思路,那么,[ 生的伟大活的憋屈 ] 等从华岳论坛往中国搬黎阳帖子的人,必定是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且不说倒时差的辛苦非常人难以忍受,往返的机票,算一算黎阳一年发多少帖子,就是有多少往返机票,这个惊人的数字,没有某个势力强大的组织支持,工人阶级能出得起?!
    
    4。黎阳:说真有意思,作者自己就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且还是临时注册的笔名,同样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包裹的如此严实”——自己做不到的事,却非要求别人做到,凭什么这么蛮横?
    
    吴彦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此而已。我们知道鲁迅叫周树人,我们知道鲁迅的家人和职业,但我们不知道黎阳是哪只鸟。
    
    黎阳的鸟战友“我是一只小小鸟”说:“ 我认识黎阳老师五年多了,黎阳老师是个大学讲师。此人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忧国忧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我们是在猫眼认识的,我们曾互相勉励,共同战斗。把猫眼的右右们打的屁滚尿流,狼狈不堪。”但黎阳自称在美国吃大锅饭,讲师显然不是一个大锅饭的职位,那黎阳捧的美国大锅饭又是什么呢?
    
    5。黎阳说:鲁迅说:“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我可是记住了鲁迅的这些教诲,所以毫不犹豫按毛泽东的主张办:“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不管你如何叫骂,老子就是无动于衷:“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吴彦答:黎阳承认了自己在躲着杀人,且是躲在境外,杀中国大陆的人。对他身份的置疑,摆出了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架势。
    
    6。“吴彦”们给我扣帽子惟恐不大、不狠、不致命,可惜扣之前没仔细掂量掂量:这些帽子会不会互相打架。
    
    吴彦答:谢谢你对“们”的抬举,能让你判断吴彦是“们”。我也怀疑你是CIA的事实了,CIA会雇佣如黎阳般弱智的写手,可见美国的大锅饭是比中国的容易吃上。这些帽子会不会打架,我前文有过分析,你理解不了,IQ值不够。
    
    7。黎阳说:因为居然在文章里把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公开和盘托了出来——不打自招承认跑到境外试图追踪调查持不同政见者的个人资料。如果当真打算上网公平辩论,用得着这一套吗?
    
    吴彦答:黎阳这句话承认了两个事实:一,《警惕黎阳》一文中关于黎阳的信息是真实的,二,黎阳承认自己是中国大陆现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
    
    8。黎阳说:没有到大陆的网站登录发表文章,也就没有违背大陆的任何法律。在大陆境外的网站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碍着谁了?管得着吗?
    
    吴彦答:黎阳这句话承认了,如果他到大陆网站登录发表文章,就是违背了大陆的任何法律。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网站发表文章并不违法,CIA在美国发表违背大陆法律的文章同样也不违背美国法律。
    
    9。黎阳说,可恨的是把我“2000年之后三年”的心血全贪污了——我那几年可没闲着呀,谁说我“销声匿迹”了?
    
    吴彦答: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列的单子,且不说你篡改了文章发表时间,把2003提前到了2000。请问:2001年你干什么了?2002年你干什么了?
    
    当心,别被“墨菲定律”绕昏了头!──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 黎阳. 2000.5(2003.12更改). ——这恰证明了你当时发帖的时间
    
    10。黎阳说:至于“2000年前三年”以及更前,对不起,不是“销声匿迹”,而是“尚未出山”——那时我还没开始面向大陆写文章呢。
    
    吴彦答:你老人家忘记了你的自白——“我1994年开始上网写作时并不知道有个青年女作家也叫“黎阳”, 一切纯属巧合,绝无冒名顶替之意。”这些信息至少说明两个事实:一你从1994年即用中文网名黎阳,黎阳你面向美国用中文写文章?二,《警惕黎阳》一文中引用的希望中国大陆推进民主化,呼吁台海和平的的文章确系出自你手。
    
    11。关于谷歌。
    
    吴彦答:此处确系本人对互联网发展史的无知以及表述的不准确。应当是通过google的论坛搜索,我们可以看到1996,1997黎阳发表在新闻论坛chinese.text.unicode的帖子。在此特向黎阳及读者致歉!
    
    12。黎阳几千字的自辩文章,通篇没一句能说明自己不是CIA。吴彦也确实可以就此无言了,吴彦面对承认自己是一个躲在美国杀中国人的前中国人,再纠缠下去,无益。
    
    ……………………
    
    乌烟瘴气吧。
    
    人们也看到,凭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本身是不是可以反思或者评价?是不是存在解放思想的盲区?
    
    水生:讳言对改革的反思将导致科学发展观成为无源之水和无的放矢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笔者聆听了由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并仔细阅读了人民网上公布的全文。十七大的主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令人鼓舞,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本人对此表示支持和拥护。
    
    但是,笔者也认为,报告中有个别地方的表述存在着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对“反思改革”的回避和对“过去五年的工作”、“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三个部分的表述上。特别是如果十七大报告讳言对改革的反思将导致科学发展观成为无源之水和无的放矢。
    
    首先,“反思改革”是十六大以来实际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历时数年的重大事件。众所周知,长期以来,随着所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劳动者的知情权被无情剥夺,一些人将原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大量廉价抛售或转移,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采取非正常的方式人为地将一批官商转成了私商,大批员工下岗,绝大部分劳动者都被迫沦为廉价的雇用劳动者,劳动时间延长,实际收入下降,再加上房改、医改和教改,原有的福利被取消,劳动者的负担大大加重,而物价却连年上涨,导致多数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频繁发生的矿山安全事故和企业欠薪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案件,彰显了劳动者成为弱势群体后劳动条件和生存条件的恶劣。与此同时,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许多非法暴富者受到权贵们的纵容和包庇,还有少数无良学者参与鼓吹和造势,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腐败“铁三角”。还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大量的重复投资、以及对资源的浪费所导致的资源短缺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让人们开始对市场化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有所怀疑,这种以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改制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已经十分明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开始对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不少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开始对正在用行政手段大力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反思。是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不讲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争论在全国范围形成,这场事关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的争论至今尚未平息。与此同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同样涉及到农村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对小岗村和南街村、华西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对比,同样让人们在进行深刻的反思。所以,对这场争论的后果及其深远影响,只要不是有意回避,任何人都无法漠视。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场争论过程中,党和政府与社会民众通过互联网的作用,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无论是国资委对大型国企推行MBO的暂停,还是卫生部、教育部、建设部对医改、教育产业化和住房制度改革进行的政策上的调整,实际上都与这场大讨论有关。而对于有些人有意混淆了“罪”与“非罪”的所谓“原罪”的讨论,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名高官曾对此发表要求加以“赦免”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报告中对“反思改革”这一发生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间的重大事件加以回避而只字不提是难以让人理解的。至于用一句“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作为中央的表态,并以此来回应上述种种对改革的“反思”,显然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其次,“反思改革”是提出科学发展观本身应有的题中之义。提出科学发展观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领导人一时兴起而凭空想出来的,它是有源之水,也是有的放矢。说它是“有源之水”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与时俱进的产物。而“反思改革”体现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都要开个总结会,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也还对建国以后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过总结。对已经进行了快三十年的改革难道就不该进行一次总结和反思?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内,中国的改革就没有过失误和过错?至于说它是“有的放矢”,也是十分明显的。笔者相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当然是针对“不科学”的发展而言的。科学发展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必须包括政治、法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也不仅仅是以人为本和追求人的发展,还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它不仅仅在追求发展目标和选择发展道路上要讲科学,而且在发展方法和手段上也要讲科学。那种不择手段地片面地单纯追求经济的GDP增长的发展观难道不就是需要纠正的吗?至于提出“以人为本”,当然是对那种“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否定。提出“更加关注公平”当然是对“兼顾公平”的一种纠偏。提出“和谐社会”当然是对那种崇尚“丛林法则”,不惜拉大贫富差距,人为扩大差别,制造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否定。而这些难道不正是“反思改革”过程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包括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一个没有对此前的理论和当时的实践进行过“反思”?说句实在话,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反思”,就不会有什么“创新”。反思原有的改革理论和现实的改革实践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源!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反思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反思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反思就不会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还有,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坚持改革开放必须继续坚持“反思”精神。中国古人云,一日三省我身。“反省”就是一种“反思”。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这种观念需要落实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各地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来提出具体意见。所以,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领域中结合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经常性地对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地“反思”,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讲究科学,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在各项具体工作中的自觉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而不是将其仅仅当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反思”并不是否定一切,对“反思”也不必动辙就将其视为“反对”。再说,即便有人“反对”也完全可以先认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看看其说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可取之处。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在大力倡导扩大党内民主的今天,动辙将不同意见视为反对意见,容不得别人有半点批评,更缺乏博采众长的勇气,这不仅违背了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更与我们现在所要大力提倡和追求的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其实,谁都知道,搞改革开放难免会出现过错或失误,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凡是做错了的,只要在实践中发现了,或者人民不满意提出来了,再改过来就是了。关键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不要坚持错误,更不能以改革为名而谋取私利。真正为了人民利益去进行改革的改革者,不会害怕别人的批评,因为批评有助于改革少走弯路,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曾记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举国上下人们都普遍支持改革开放。而如今,人们又为何如此普遍地质疑一些人搞的所谓“改革开放”,这难道不值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深思?再看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更加关注公平等一系列新思想和新措施之所以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究其原因也就在此。因此,我建议中央不仅要充分肯定党内外对过去二十多年改革所进行的反思,而且要在全党大力提倡和鼓励那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反思“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后的发展和改革道路上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说了这么多,笔者对报告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1、 将十六大以来党内外对改革所进行的反思及其党内外的互动这一重大事件写入政治报告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中去。
    
    2、 将报告第二部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一段作出如下修改,将“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在“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后面明确加上“问题和失误不能忽视”。
    
    3、在第三部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在“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一段中,加上“要注意对发展和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科学地反思”一句。
    
    以上所说,系笔者的个人意见,如有冒昧和不当之处,尚请鉴谅。
    
    2007年10月17日
    
    ……………………
    
    至于说广东省汪洋们解放思想的大张旗鼓,到底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受到了中南海的期许,人们也望闻问切。崔之元发来相关内容。开头的评论应该是崔之元本人写的。
    
    Cui Zhiyuan
    
    2008年3月31日 7:22
    
    Fw: 汪洋: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领导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
    
    看来汪洋的确是来广东树旗的。
    
    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领导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
    
    <查看评论>
    
    大洋新闻 时间: 2008-03-30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岳宗
    
    汪洋出席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水平
    
    刘玉浦朱明国胡泽君朱小丹肖志恒林雄出席
    
    ■ 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选干部用人才的重要标准
    
    ■ 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问题上,思想要解放解放再解放,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特别要注重选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形成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正确导向,使基层一线真正成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
    
    ■ 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选拔珠三角地区优秀年轻干部带着资源和思路到欠发达地区施展才华,大胆交流和使用欠发达地区确有政绩的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岳宗 记者张顺美)全省组织工作会议29日上午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创新发展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省领导刘玉浦、朱明国、朱小丹、肖志恒、林雄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主持会议。
    
    汪洋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能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政治上的稳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开展,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保障科学发展、推动科学发展。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认识、正确把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切实把思想观念从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为标准转到科学发展的标准上来。要深刻认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突出的问题:一是依然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传统的观念来做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科学发展的话语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想问题、干工作还没有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摆上位置;二是片面理解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要求割裂开来,甚至以发展是第一要务来掩盖其"见物不见人"的认识和做法,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社会发展简单归结为GDP决定一切;三是缺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保障,相关制度不健全,仍处于探索之中。 (下转A3版)
    
    (紧接A1版)要把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保证作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根本任务,做到谋划和部署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根本依据,推动和开展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根本指针,衡量和检验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为根本标准。
    
    汪洋要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破除影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障碍和制度约束,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大发展。要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围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理论武装的主要内容。通过中心组学习、教育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行家里手。
    
    二是围绕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始终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配班子、选干部、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在当今时代,"才"主要是指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选干部用人才的重要标准,让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人上,不会领导科学发展的人让,阻碍科学发展的人下。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问题上,思想要解放解放再解放,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特别要注重选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形成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正确导向,使基层一线真正成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干部交流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盘活干部资源的有效手段。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选拔珠三角地区优秀年轻干部带着资源和思路到欠发达地区施展才华,大胆交流和使用欠发达地区确有政绩的干部。要培养聚集各类优秀人才,适应我省产业转移和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要求,从全国乃至全世界大力引进亟需的人才,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勇于创业、敢于创新、善于创造的良好氛围。
    
    三是围绕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当前,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统筹兼顾,积极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要实现观念上的统筹,坚持谋划党的建设城乡"一盘棋",部署党的建设城乡"两手抓",推进党的建设城乡共发展。要实现资源上的统筹,打破城乡和区域界限,推动城乡互动、区域联动,促进城乡"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资源共享"。要实现工作上的统筹,努力构筑党委统一领导、行政组织支持、群众组织配合,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基层党建工作平台。
    
    四是围绕增强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生机活力,始终把制度创新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保证。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努力使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相适应,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相一致,激发党的生机和活力。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使那些坚持科学发展、注重民生、以人为本、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有机会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要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建立严密有效的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促进干部队伍健康成长。
    
    汪洋强调,要按照"高举旗帜、求真务实、把握主线、全面推进"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级党委要增强"主业"意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就是不称职"的观念,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抓好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重视充分发挥包括组织部在内的各职能部门的作用,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按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开拓创新、勇当一流"的要求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扎实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活动,把组织部门建设成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模范部门,把组工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过硬队伍。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市市委书记、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委组织部部长和科(处)长,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长,省直及中直驻粤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同志等,共约650多人参加了会议。
    
    ……………………
    
    广东省解放思想一马当先,全国各地的贪官污吏自然不甘人后。
    
    广东省解放思想是经济结构转型,重庆市解放思想是开放。薄熙来列举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解放思想活动:
    
    上海提出不要背过去的包袱,跳出上海看上海,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大局意识,不能小富即安;
    
    天津提出,创新才能发展,守旧没有出路,不进则退,小进则退;
    
    湖南提出,解放思想是加快富民强省的一大法宝,要以更大的“容量”、“气量”和“度量”来扩大开放;
    
    山西提出,解放思想的空间决定发展的空间;
    
    四川提出,努力建设辐射西部、面向全国、融入世界的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广东提出,不能捧着“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要向“对手学习”,向“追兵学习”,还查找了“五条差距”。
    
    重庆则喊出,加大开放力度。
    
    嘿嘿。
    
    人家能够把模特的乳头咬下来,还有什么思想不能够解放的?
    
    不就是开放嘛。
    
    李宪源发来的内容,倒是给当前中国内地此起彼伏的解放思想进行了背景阐释。
    
    李宪源
    
    2008年2月19日 2:55
    
    Re: 有关汪洋的佳文和有关本人官司的博客更新
    
    各位思想朋友:
    
    对重庆3412厂和特钢厂抵制私有化工人抗争大打出手之幕后首恶、同时为豪富设立"警察保护热线电话"和出动装甲车上街巡逻的汪洋,秉承某些人旨意去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得到了"海外民运"的叫好声。显然中国正向"物极必反"的"二次革命"道路上迅跑,汪晖等比较激进的新左派、纪苏德强代表的"和合派"、像我和老田这类"假革命、反革命"味道其实很浓的民间毛左派,想挡也挡不住……
    
    另外,为周三出席加国"庭审"作准备,本人博客内容更新了,谨请各位光临,留下宝贵意见。http://blog.sina.com.cn/LiXianYuan
    
    李宪源
    
    国内政治改革先声?— 汪洋和南方周末的新突破
    
    作者: 曾节明 曾节明:汪洋新政能走多远? 2008-02-18 00:10:19 [点击:76]
    
    曾节明:汪洋新政能走多远?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2/17/2008
    
    去年十二月一日汪洋就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广东的政治气氛和人文氛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改张德江在任时死气沉沉的局面:
    
    去年十一月八日,正值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南方周末》勇敢地在头条发表了特约撰稿人王康《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文章借用马克思的死对头巴枯宁的预言: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直指十月革命是一场大悲剧,是对人类的沉重启示,王康的文章实际上对十月革命做了否定的回答。这样一篇挖中共祖坟的文章刊登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周报的头版头条,其"错误政治影响"不言而喻。
    
    汪洋上任以后,不仅不拿《南方周末》是问,广东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又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东省科技图书馆联合主办大型公共论坛讲座,主题为"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主讲人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雁,讲座的承办单位竟然是张德江曾经痛加整肃的《南方都市报》。金雁在演讲中详细生动地还原了十月革命卑鄙、野蛮、血腥的真实历史,直斥列宁反民主的专政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金雁在演讲中,把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从神坛上拖了下来,这等于是在中共伟光正的脸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汪洋接连默许和支持挖中共祖坟的行动,已经突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文宣的底线。
    
    汪洋上任以来,广东媒体氛围重趋久违的活跃,这与大陆其他省份媒体的肃杀氛围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月下旬的南方雪灾,导致数十万民工堵滞广州站,这对新官上任的汪洋政绩和执政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现在中共官员的惯常做法都是封锁消息、滥用军警,前任张北韩(张德江在官场中的绰号)上尤其典型,汪洋却一反中共官员专政做派,在此次民工聚集危机中以人性化的疏导政策为主,为民工送面送水、遮风避雨,武警受命怀抱婴儿、救死扶伤;对前来负面报道的记者不仅不再打压驱赶,还主动提供方面…以汪洋为首的广东在此次事件中开明的、人性化的做法,改变了广州一直以来在大陆特别冷酷的法西斯黑社会的城市形象。
    
    二月三日晚,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省内主要新闻网站,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向网民拜年,该信肯定了雨雪冰冻灾害天气期间网民的批评言行,认可网民的批评"成为了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汪洋、黄华华在信中还写道: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欢迎大家"拍砖"1。由汪洋授意的这封信,是中共官员第一封给网民的拜年信,汪洋也成为公开认可和欢迎网络舆论监督的第一位中共官员,这与胡锦涛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一再下令严控网络、"净化网络"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汪洋上任之初,马上烧起了"解放思想"的三把火,而且这三把火突破了了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号召"解放思想"的层面–经济层面。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汪洋就在各种会议上鼓吹"解放思想":1月16日下午,汪洋广东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说:"解放思想,要研究好制度设计,才能确保思想解放的成果落到实处",汪洋要求政协要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智库"2;二月三日,汪洋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宣传思想战线要努力成为解放思想的"先行官",改革创新的"助推器"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说:"唯经济建设"危害如同"两个凡是"4。这实际上否定了中共主流至今供奉的邓小平开创的跛脚经济改革路线,要把现今中共用以束缚思想的邓小平拖下神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汪洋在广东政坛煽风点火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的笑蜀的评论《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继而又发表关山写的评论《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由此掀起了广东省媒体和网络的解放思想新的大讨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更是指出:解放思想的命运在民间 ,"要依靠市民社会的力量和公共媒体的声音。广东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当仁不让的言论先锋阵地和改革实验前沿,其关键原因正在于,这里的人民,始终独立而自信地保持了对现实的忠诚,传承了脚踏实地的理性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就在这新的解放思想的讨论声中,2月8日,农历大年初二早上8时零5分,曾因披露"孙志刚事件",横遭张德江广东当局报复性"执法",被判刑十二年的《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提前八年获释。喻华峰的获释显然与汪洋的到来有关。
    
    经验表明:要了解一个政客的真实思想理念,首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与胡紧套完全不同的是,汪洋发起的"解放思想"有着切切实实的动作,不像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那样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口是心非,汪洋上任以来的系列开明动作表明:他的"解放思想"是动真格的,他正在广东实施真正的"新政"。
    
    有人认为《南方周末》发表《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一文是在张德江任上,因此该文章的发表是张德江的开明秀,这是不了解张德江其人和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张德江是朝鲜金日成大学培养出来的"特殊材料",其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经济上极右政治上极左,主政广东五年来劣迹斑斑、恶贯满盈,在打压媒体、镇压人民上"功勋卓著",张德江主政广东的五年,是三十年来广东最黑暗的五年,张德江还是南方都市报冤狱的制造者、是汕尾屠杀惨案的直接责任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支持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那么,张德江为什么没有惩处《南方周末》呢?这是因为他即将离任的缘故:离任前夕不作为是中共官场的潜规则。离任前的作为搞得好,成果被继任者享用;搞得不好,妨碍自己的前途。张德江已经内定官升副总理,当然省的去招惹新的是非,当然乐得将麻烦抛给接班人。
    
    有人认为《炎黄春秋》已经发表了挖中共祖坟文章,因此《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发表挖中共祖坟不算什么。这种类推是不恰当的,因为《炎黄春秋》是少数人看的月刊,读者主要是中共退休高官,而且《炎黄春秋》被禁止网络版;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其影响力远非《炎黄春秋》所能比拟,故而中共以往一再整肃《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而对《炎黄春秋》的"自由化言论"网开一面,这样做,顺便也可以做"开明秀",欺骗国际社会。《炎黄春秋》实际上是中共的花瓶媒体。
    
    综上可见,汪洋的"解放思想"是切切实实的新政,那么,这种"新政"能走多远呢?我以为不容乐观,原因如下:
    
    一,汪洋的新政不容易得到中共地方官僚集团的支持。如今的中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利益集团,中共官僚们只顾牢牢抓住专制特权,以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他们以不太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危及到统治;中共地方官僚更与地方经济实体和商贾集团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意识形态更加淡漠。当前汪洋推动的新闻自由,主要还限于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意识形态等"虚"的方面,并没有涉及到中共地方官僚的既得利益,而且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了的中共地方官僚内心恐惧革命,他们厌恶马列毛思想,害怕马列毛主义刺激中国穷人起来造反,因此汪洋支持的否定十月革命等话题能够得到广东地方官僚的支持。但是一旦汪洋推动的新闻自由上升到反腐败的层面,就触犯了中共统治集团的主体——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会遭到他们强烈地抵制。而在当今中国,没有官僚集团的支持,任何人的统治都是维持不下去的。
    
    二,汪洋的新政得不到当前中共中央的支持。汪洋支持《南方周末》等媒体挖中共的祖坟,肯定不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所喜闻乐见的,因为胡锦涛是那种心向朝鲜、古巴的人,其骨子里是斯大林的徒子徒孙,去年访俄,胡锦涛高调参拜列宁墓,前年其授意制作的愚党内部片《居安思危》,更胡说苏联的解体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汪洋如此的"背离社会主义"当然得不到紧套同志的支持。
    
    有人因为汪洋出身共青团,就断定他是胡锦涛的人马,进而臆测汪洋的"解放思想"是胡锦涛授意,甚至一厢情愿地编造汪洋赴粤上任之前,曾秘密到北京听了胡的指示。其实,出身共青团的人并一定忠于胡锦涛的路线,只有忠于胡锦涛路线的人才真正是胡锦涛的人马。五年来,胡锦涛对"不和谐"因素的铁腕镇压和对互联网、媒体的打压封锁比江泽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汪洋新政处处与胡锦涛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汪洋现行的"解放思想"怎么可能是胡锦涛授意的呢?而且,从胡锦涛掌控的中央媒体对汪洋"解放思想"的低调反应来看,汪洋的"解放思想"没有得到胡锦涛中央的支持。
    
    从汪洋十七大后的仕途来看,他也并没有得到胡锦涛的青睐。十七大后,正值中共中央第五梯队接班人黄金年龄的汪洋并没有被上调中央,而是从处于经济崛起势头的新直辖市重庆,调到经济发展斜阳冉冉的广东,接手一个法西斯黑社会的全国模范省——一个徒具"特区"之名、发展优势不再、后劲全无的烂摊子,由于江、胡指定的接班人习近平、李克强年龄和汪洋相仿,汪洋成为中共国领导人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又由于十七大卡位战落后于张德江、李源潮、俞正声等人,又无太子党的出身优势,因此汪洋在中共十八大(如果还有中共十八大的话)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列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那么,汪洋赴粤之前,是否平庸无奇呢?根本不是,汪洋为官的开明和人性化一以贯之,特别是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其表现完全突破了中共官僚僵硬的专制套路,恍若耀邦重生、紫阳再世:
    
    在重庆期间,他广开言路、强调舆论监督、优容负面报道、从来没有打压抓捕记者的恶政,他主政下的重庆,虽然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上海,但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却令上海大为相形见丑,在汪洋治下,重庆这几年直超广东,成为大陆媒体最活跃的地区。内地的重庆,新闻反而更加自由,这也让那些认定"经济越发达,自由度越高"的唯经济论者尴尬不已。汪洋对强迫拆迁、征地这样的共产残余体制性的暴政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软化处理,对"钉子户"尽量协商解决,能不用强力则不用强力。汪洋一个人自然不可能消除强迫拆迁、强迫征地这种体制弊政,但他的努力,很大程度地减轻了重庆强拆、强征的野蛮程度,这与辽宁、广东、上海等地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媒体的相对自由和汪洋的优容,去年重庆产生了全国最著名的钉子户吴萍夫妇,顺便诞生了反抗强拆的著名歌曲《新血染的风采》,一时间轰动了全世界,大大鼓舞全国老百姓反强拆的抗争勇气,而旧曲新词的《新血染的风采》那熟悉的旋律,又容易让人联想起六四大屠杀…象吴萍夫妇那样的"最牛钉子户",在辽宁、上海和当时的广东"张北韩"那样凶狠残暴的高压专制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最牛钉子户"的出现,就是汪洋开明的证明。汪洋的开明深得老百姓的欢迎,却触怒了中共地方官僚权贵,他们向中央告状,怒斥汪洋"软弱无能"、"没有魄力"、"耽误经济发展",另外,在汪洋的宽容下,吴萍夫妇的抗争事件在媒体和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当然"损害了党的形象",这,怎么不令向来高度重视舆论宣传阵地的胡紧套同志对汪洋心生厌恶呢?
    
    相比之下,张德江主政广东以来,贪腐重生、黑恶横行,广东局面之恶劣,比江系干将李长春在任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某人先是制造《南方都市报》冤案,疯狂打压报复记者和媒体管理人员;继而又赤膊上阵参与制造汕尾屠杀惨案,冒世界之大不韪开枪屠杀维权农民…张德江制造了这样轰动世界的丑闻和血案,遭受千夫所指、万众唾骂,却受到紧套同志力挺过关,十七大后上调中央,内定为副总理。认定朝鲜、古巴"政治上一贯正确的"胡锦涛总书记,打心里赏识这位毕业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的"张北韩",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
    
    以上可见,汪洋的开明无用,胡锦涛赏识的是张北韩那样的干部。
    
    为什么中共中央对对汪洋"解放思想"反应低调,这一是因为胡锦涛骨子里的共产原教旨主义特质,二是因为汪洋的"解放思想"突破了邓小平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新"凡是"紧箍咒,引起了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权贵资本家集团的戒惧,因为现今中共当权派的"法统",全靠"邓小平理论"来支撑,有专制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邓江路线是同一条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路线藤上的瓜,否定了邓小平也就否定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曾庆红会对否定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拼命维护邓小平的神坛地位。因此也不难理解汪洋在广东发起"解放思想"不久,江泽民就跑到深圳"避寒",亲自过问"解放思想"的事宜。
    
    可见,汪洋的"解放思想"是两边不讨好:突破马列斯毛得罪胡锦涛;突破了邓小平则得罪江泽民。汪洋新政的前路步履维艰。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迄今没有叫停汪洋的汪洋的"解放思想"呢?从胡锦涛一贯喜好作秀伪装开明的作风来看,这应该是他在奥运前作出的策略性姿态,是权宜之计,在抓足了人后,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姿态。汪洋出身共青团,而且在实践"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高举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切都可以让胡锦涛在国际上加分,也利于重新鼓动愚民对自己的幻想;而且,广东地处岭南一隅,远离中共统治的心脏地区,短时期放松媒体管制也没有大的威胁,汪洋的新政如今也没有超越中共的管制底线——比如,没有释放能量较大的异议维权领袖郭飞雄……这一切,使得胡锦涛乐于容忍汪洋继续新政。
    
    另一方面,由于现在仍缺乏压倒江泽民的优势,胡锦涛也在利用汪洋笼络人心,同江泽民争夺政治资源,一旦汪洋招惹了"麻烦",他会随时抛弃汪洋,以维持"和谐社会"——中共统治集团的平衡。汪洋的"解放思想"运动很可能悄然退场、偃旗息鼓,汪洋其人,也会象潘岳一样,昙花一现,很快泯然众官矣;如果汪洋本人顶硬上,要把新政推行到底,则可能被明升暗降,调任中央虚职,甚至可能中央推出做替罪羊,落得当年林则徐被道光帝查办的下场。
    
    这就是汪洋今后很可能面临的悲剧性宿命。生于1955年,青年时期历经了七十年代末反思文革民主化启蒙运动沐浴,显然是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想的另类的中共官员,只是他有些生不逢时,他没有赶上七十年代末、也没有赶上八十年代末,而赶上了一个任何人都回天乏术的时代,他所努力救治的对象——中共已经沦为一个出于既得利益与自由民主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犯罪集团,成了必须切除的毒瘤,已经不是"解放思想"这副药剂可以救治的了;如果有中央的支持,汪洋仍有希望成功,只是,他的身后没有一位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总书记,一如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当年得到的支持那样。
    
    除非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中共中央崩溃、或者胡锦涛的位置被一位象赵紫阳那样的人取代,否则汪洋新政注定半途而夭。
    
    曾节明 写于民国九十七年星期五 2008年2月15日中午
    
    注1:新华网广州2月4日电,记者田霜月 蓝云;
    
    注2:2008年01月17日《广州日报》,题《 汪洋:人民政协要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智库》;
    
    注3:2008年02月03日《广州日报》,题《汪洋要求宣传战线做解放思想"先行官"改革创新"助推器"》;
    
    注4:2008-01-21《新快报》,题《汪洋批新的"两个凡是"》
    
    (本文发表于首页时事•历史•军事, 已被阅读20次)
    
    ……………………
    
    嘎嘎。
    
    这就是当前热闹非凡的解放思想的确切图景。
    
    去年,财经胡舒立撰文,也提及解放思想,并且限定解放思想的方向与路径。冼言和我都针对胡舒立的解放思想话语霸权进行了质疑。
    
    汪洋口口声声解放思想要杀出一条血路。很黄很暴力耶。
    
    昨天的消息说,在此次藏独事件当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指责之际,为西方媒体辩解的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长平已经被撤职。
    
    南方都市报的立场还是旗帜鲜明的,据传有西方资助。
    
    该报也一向以敢言著称。
    
    最近报道的广东省使用四川凉山童工,则被认为是今年中国又一个大事件。
    
    当然,此前该报对南街村的报道,也很千奇百怪。
    
    现在,长平被撤,或许对广东省解放思想是一个巧妙的注释。
    
    此轮解放思想的开始,伴随着争权夺利的血雨腥风。
    
    更何况,在公共信息越来越多地被委府垄断的情况下,解放思想本身就很让人疑窦丛生。
    
    这告诉咱们,解放思想远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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