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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折射出来的琳琅满目/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6日 来稿)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报》指出,我国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年报》,2007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首破8%。但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却在增加,尤其是中小银行更是如此。截至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69.3%,低于75%的监管要求5.7个百分点;主要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年末为36.3%,比年初下降2.16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率为3.0%,比年初下降1.39个百分点。东方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顾军蕾表示,在流动性收紧的宏观环境下,中小银行面临流动性压力是非常正常的政策效应。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表示,虽然部分中小银行面临流动性不足风险在增大,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资金面依旧宽松,银行体系流动性仍然过剩。银监会新闻发言人廖岷表示,虽然受紧缩货币政策调整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水平有所收紧并呈现一些结构性差别,但整理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体经营无明显影响。截至200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差12.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36万亿元;总资产中贷款占53%,投资占23%,其中债券投资占97%。在债券投资中,记账式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合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的90%以上。他指出,银监会已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抓紧建立管理流动性风险的有效机制,做好科学的流动性风险的压力测试,合理配置信贷资产与非信贷资产的比重,增强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2008年5月5日《中国证券报》)
     (博讯 boxun.com)

    哈哈。
    
    奶奶的,在俺这失败主义悲观主义乌鸦嘴的立场上,果然不出所料吧,再一次被俺这乌鸦嘴“不幸言中”了哈。
    
    俺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如今所有的政策变化,人模狗样的所有所谓改革,都是劫贫济富的勾当。
    
    怎么样?怎么样!
    
    中小银行遭殃,连带着的是谁?中小企业呗;中小企业里又是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呀。
    
    想当初(2002年),俺在央视经济频道(与王未名等人)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当中,樊纲就对此有过说辞。不妨拿出来看看,也是对现如今狗娘养的政策的对照。
    
    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调整企业外部环境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民营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是正常不可揠苗助长
    
    说到我国民营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这个话题,我想得分成两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可能指的民营企业本身还有哪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可能现在更多地需要关注的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外部环境,它的体制条件的问题。
    
    就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来讲,我倒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特别严重。有人说民营企业很小、太小、技术落后什么的,其实这都不是问题,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需面对的现实。民营企业它刚刚形成几年,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是大企业?现在要是揠苗助长反倒错了。
    
    有时候民营企业技术水平太低就要鼓励它们起来搞高科技也是有问题的。现在有些地区政府在这方面的号召或者动作甚至是带点强迫性,你要是老是去号召、老是去动员的话,民营企业也得看你政府的面子想法做点事情,等于你再做过去给国有企业做揠苗助长的事情。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也要去干预,也要去揠苗助长,让它们搞高科技,但事实上民营企业可能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它搞高科技不能赚钱还搞什么高科技?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跳跃那个阶段。
    
    所以现在有些人批判或批评民营企业太小、科技水平体低,实际上那是它刚刚发展时的状态,而且你过去还不让它发展,它现在刚刚发展起来进入各个领域,它自然有一个过程,这不是问题;你现在让它跳跃这个过程反倒是问题。
    
    不能一味否定民营企业搞家族制
    
    还有的人说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够现代,希望民营企业要搞现代企业制度,认为家族制不好,家族制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许有些企业做大以后确实需要进一步改革它内部的管理体制,包括产业结构、怎么能够上市、或者怎么能够去搞更现代一点的这种管理制度以适应大企业的要求。当然现在对于多数民营企业来讲,还都是处于一种相对中小形态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产值刚过了1000万、2000万的这些企业,也许在这个阶段上家族制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体制。
    
    而且,即使有了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简单否认家族制的作用。即使在美国的华尔街股市上,也有38%的企业仍然是家族控股企业;美国所有的企业当中大概有60%仍然是家族企业,它做得那么大了仍然可以是家族企业;我们这么小一个企业,现在要搞什么现代企业制度,搞很复杂的上层建筑,什么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加大它的企业运行成本,反倒使它不能利用一些先天的有利的条件——血缘关系、家族关系(这可能是建立信任最经济的关系,因为小企业从头开始没有这个信任而需要一种信任,那么就需要这种企业关系之外的其它一些关系来作为纽带),也许在这个阶段上,可能那是最适合它现代发展阶段的那种管理体制。
    
    不可盲目贪大求洋囫囵吞枣
    
    我们有些包括学者(包括政府官员)总觉得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够现代,而要帮助它现代去。你帮助它现代去,反倒使它不能够按照它正常的规律、按照正常它的需求去发展,反倒可能破坏它的发展进程。
    
    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要认真思考,不能用现在中国刚刚发展几年、产值才有那么1000万、2000万、一亿、甚至两亿(与国际比较这都都不算大数)的民营企业,去和国际上那些几千亿美元销售产值的大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去类比,然后做结论说我国民营企业太落后,说它不够现代,我说那叫揠苗助长,那叫食洋不化。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有些看似问题的其实不是问题,尤其说民营企业内部的问题我说不是问题。
    
    我国企业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与别人合作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同样也针对民营企业)来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比较难与外人合作。我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现在可能面确实临逐步做大以后怎么和外人合作、怎么更好地有外人能够参与到你这个企业里面来共同发展(不仅是技术人员,而且包括比如经理人员)的问题。
    
    这些确实是逐步逐步需要有更多的、有更广的、有更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克服自己过去从小的时候养成那些习惯、一些观念、一些做法,并由此解决怎么能够做大的问题。
    
    其中比如现在和外人合作方面,首先一个是老板雇经理——企业所有者雇一个经理,现在很多故事都是讲怎么做不好以致炒鱿鱼或者成天在那儿闹矛盾,这里面有传统文化的问题,有过去因为我们的企业小眼界比较狭窄这个问题,也有我们第一代企业家尽管雇了经理他也放心不下,企业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事无巨细,所有事他还要去管,只是因为以前管惯了现在还要管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各种矛盾。
    
    实质上,市场经济是不断扩展着的合作经济,用各种交易的方式来合作,并不是像过去那种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合作。那么我想,现在怎么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更多和别人合作是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小企业未必需要职业经理人
    
    在与别人合作上出现问题不一定是源于管理体制是家族制。发达国家很多家族制的企业可以很好地和外人合作,在企业发展到某个阶段时他们可能就做东家、做老板了,他的经理、他的会计师、他的那些层层管理人员都是外人,都是请的人,这最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他管不好,他没有那个专业知识,他得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管。
    
    其实这个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过去就是所谓大东家、二东家、大东家和掌柜的,中国历史不就都是这种关系,也能够处好。
    
    今后我国企业怎么处好这种关系、大家怎么更好地发展起这种信用、信誉关系?那么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做大、随着它的需要的形成逐步逐步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依靠揠苗助长——非得让那个民营企业家还管得好好的时候就非要赶时髦、或者别人告诉你最好得请个职业经理人,但你可能这时候你还不需要他,你还管得过来,可以事无巨细,那可能就是你管。
    
    当然你要是真正做大了、管不过来了,你自然需要职业经理人,你自然就把很多东西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了,你管不过来这个时候就别人管,也更符合经济的原则。
    
    民营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关系顺畅是其发展较好原因
    
    民营企业是一个特殊群体,它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跟国有企业里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当然是有所区别的了,但是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所有者和经理人的关系。只不过民营企业这个关系很直接,直接得一个自然人的所有者也就是老板,然后雇请一个代理人、一个经理人来直接做。
    
    相形之下,国有企业这边复杂一点,国有企业背后这个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是政府所有,是全民的财产,一层一层委托给政府,委托到总理,总理一层一层再委托到下面的经理,然后这种国家委托的这个关系太抽象了,往往那个国家的那个资本的那个利益就没有能够被充分代表。所以,国有企业经常发生的问题就是所有代理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他是变成了真正的老板了。国有企业这些基本关系基本上不太顺,往往老板是缺位的——就是所有权是缺位的,经理人是实际上掌握控制权的。
    
    而应该说民营企业这个关系还是比较正常,老板就是老板,经理就是经理。现在的问题是老板和经理怎么样更好地相互信任,怎么更好地相互制约,怎么更好地相互合作。合作的含义其实是相互制约与相互信任。脱离了制约就没有合作,脱离信任也没有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需要做文章,但是民营企业它的基本关系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这些年我国民营企业得以更快发展也是得益于它的内部关系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
    
    民营企业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值得关注
    
    作为搞宏观经济研究的人,我们关注企业内部管理,但也不是说专门去研究企业内部管理。以上我说的是基本原则,而不是真正研究它怎么去管理。我们之所以真正关注它是因为企业是我们经济的基础,企业好不好是经济好不好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我们看到,正是这些年民营企业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经济增长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增长是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动力,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很大部分的增长就靠着民营企业的增长,就业更是靠民营企业的增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对民营企业格外地关注。
    
    当然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关注更多的不是关注它内部的这些经营活动和管理体制,而更多关注的是它怎么能够成长起来;而如果要关注它怎么成长起来,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它的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的体制政策、我们的各种机制是不是有利于它的发展,还是阻碍它的发展,是否能够使它们在市场经济当中能够更快地成长起来,这是我们更关注的问题。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依然相当困难
    
    这也是这些年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迄今为止好像大家还在不断地谈论这个问题,政府这些年也在号召或者在鼓励我国的金融机构、或者国有银行增大对民营经济企业的贷款,应该总的来讲,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数额还是在增长。
    
    但是,这里特别大的问题在哪儿?大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小民营企业怎么获得贷款?(要注意,中小民营企业这个定义不能弄得太大,比方5000万都算是中型企业、小型企业,那中国没有多少是大型企业、也没有什么是中小企业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中小企业还是主要一部分,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现在仍然面临这个融资困难的问题。
    
    这个困难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融资很困难,另一方面间接融资(就是银行贷款)这个渠道也不是很通畅。那么这说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整个金融体系缺少为地方的中小的民营企业服务的中小的民营的地方的金融机构、和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地方性的这种金融市场。
    
    大银行做中小企业贷款不合算
    
    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这种金融机构是指比如地方性的中小的民营银行。
    
    这些年这种地方性的中小的民营银行基本没有获得很大的发展,过去有些发展,但是一方面是政府控制,一方面缺乏监控,因此它就出了很多问题;出了很多问题以后又清理、又关掉。
    
    而国有大银行在体制上来讲、从它运营的方式来讲,很难为这些真正的中小企业服务。大银行运行成本很高,现在大银行为了防患风险,为了控制坏账,它的决策程序很复杂,决策成本又很高。如果做大生意它可以去调研,然后做个几亿的贷款,这类的项目它可以做;但是要做一笔小生意,如果调研成本一下子花了几万块钱,而整笔贷款也就是几万块钱,它就没法做这种生意——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成本就太高了。
    
    中小企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中小地方金融机构服务
    
    同时,目前我国银行通行的这种信用评估体系并不适合中小企业。从运行的机制的角度来讲,大银行运作比较规范,发放贷款要考证受贷对象,要运行贷款程序该对象你得有信用基础,你过去得有信用历史,大银行好来考核你、好来分析你;而中小企业就恰恰是没有信用历史。现在我们很多银行说,中小企业、私营企业我没法贷款,因为它没有信用史,它刚刚开始发展不久,甚至过去没借过钱,过去也没有银行给它贷款,它也没法借钱。
    
    中小民营企业没有信用史,而如果它在此时想得到贷款的靠什么呢?靠的不是你企业跟国家的关系,只能靠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最初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信任,靠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原始的那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只能在地方上、只能在中小机构中间发生,这时候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在一个村里面长大,可能我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好、守不守信用,然后你要考虑你借的是我的钱而不是借国家的钱,这是我私人的财产,你跟我借钱了你不还也有一个私人面子过得去过不去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天下的银行都是从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信用关系之间发展起来的?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是把眼光都集中在最现代的最大的企业上面。但我们缺了一块东西,缺了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金融机构来为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企业服务,它们是相互匹配、相互兼容的。过去没有积极地发展这一块就导致现在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企业得不到这种金融的服务。
    
    现在南方有些地区有例子,那些地方的中小的民营金融机构为地方中小民营企业服务得很好,坏账率非常低,0.1%以下的坏账率,它靠的是当地信息比较充分,能做到当天贷款——你别骗我,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它就利用这个当地的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信用成本、降低信息成本(这个信用不就是信息方面,就是我了解不了解你,我知道你不知道;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你骗人不骗人、只有你知道及我不知道)。现在根据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你这个人会不会骗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相对小一点。
    
    目前缺乏中小企业资本、产权等市场
    
    再一方面就是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方面的问题。我国现在只有一些大的股市,而大的股市上只有好企业、大企业能够上去,民营企业要做得很大才能上去。说句实在话,这时候这些大型民营企业也需要资金,但是此时资金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它的大企业做好了,现在银行后面追着贷款可能还不要呢——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
    
    而对于那些中小企业现在缺乏一个直接融资的渠道,当他们发生资金短缺状况时只能向亲戚朋友借款融资,反正亲戚朋友之间有的投资集点什么来做点事业,但是从总体上说缺乏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资本市场,缺乏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机制,这包括产权交易中心、包括一些直接的面向当地的一些人发放的一些有价证券、也包括股票、包括证券等等这样一种机制,以募集社会资本。中国就是这么大一个经济、这么多的地区、这么分散的这种经济运行体制,要是靠一、两个大市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
    
    仅依靠几个大市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等问题
    
    在这个方面,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地方企业这么多、中小企业这么多,所需要的资本市场也是需要分层次的。对于交易来说,只要大家愿意交易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市场机制。
    
    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能够上那几个大市(什么华尔街、纳斯达克之类的)当然都是很少一部分的企业,也就是占总数不到10%的这些企业,更多的企业都是在一些这种大市交易场所的场外采用很多形式的这种交易(是柜台交易也好,还是一些地方性的这种交易所的交易也好,还是其它交易系统也好,还有很多直接的一些交易等等),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是一种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市场,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么一、两个或几个大市。
    
    当然这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过去我国各地方也有过一些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探索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并加以监管,是能够为地方的一些企业开辟新的一些融资渠道。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比如这两年通货紧缩、什么增长率下降等)就是,我国老百姓有很大规模的储蓄——现在我国仍然是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但是那个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这个渠道受到了梗阻、受到了各种阻碍,其中就包括间接融资渠道不畅、以及直接融资渠道没有市场机制来加以疏通等问题。所以这就导致老百姓有钱还只能往银行存,存了钱在银行又贷不出去,国有企业现在坏账成堆,银行对国有企业不愿贷款,银行里面又不能贷给民营企业,大的国有银行款又贷不出去,没法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又没有资本市场,钱都存在这儿怎么办呢?只能政府发债券,等于把这个钱借给政府用,靠政府来投资;那么政府要都投资了等于又是政府来管一切事情了。
    
    因此要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不仅仅是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是使中国储蓄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能够更好地转化为投资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连带在一起的,不仅仅发展民营经济,而且是发展整个中国经济都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对民营企业采取歧视性准入政策应该取缔
    
    我想,在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除了融资环境问题之外,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还是所谓歧视性的政策问题。
    
    比如关于有些产业能不能够进入的问题,包括刚才说的金融问题。金融这个领域,现在人民银行也开始有新的政策,欢迎民营资本参与银行体制的改革,欢迎一些民营资本来参与商业银行的建设。但是还是有很多领域里民营企业进入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或者国有企业还有或多或少的垄断。
    
    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暴露得更清楚一点。有一个地区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如果以国有企业能够进入的领域为100%,就是它所有的领域都能进入则指数100%,外资企业现在大概能够进入的比重是60%左右——就是60%左右的行业外资都能进入了,而民营企业能进入的现在只有约40%——这就是说,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受歧视的问题上比外资企业还要严重。所以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要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而更重要的是给我国民营企业国民待遇,使他们能够平等地竞争、平等地进入。
    
    当然,现在很多领域即使你让民营企业进入它也进入不了,因为它还比较小;但是如果你不让它进入它就更永远做不大。有人说:“啊,民营企业那么小它怎么能够进入?”你不让它发展它就不可能做大,有些领域里面它可能永远进不去。所以需要让民营企业发展,然后在市场上平等地竞争,看谁能够做得更好谁就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问题仍然是现在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话,如果有了一个更平等的竞争环境,民营企业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应该加强民营企业财产权益保护以使它们留在国内
    
    再一方面,就是像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民营企业做大以后是不是能够稳定地、有保障地来利用自己的资产?同时,能不能在各种投资领域里面得到一定的保障,在纠纷(比如与政府发生的纠纷、与国营企业发生的纠纷)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法制体系来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还是只能受到欺负?这是产权保护的问题。
    
    民营企业所受到的待遇不平等,民营企业的权益受不到保护,这类事情比较普遍。如果一旦发生纠纷别的企业用各种其它的手段来获取利益、而民营企业是处于一个没有平等法律保障的环境的话,那么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影响,很多事情就不做了。有些人干脆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了,有些人做的大一点就停下来了,就那样吃利息了,就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我们现在外流的资金里很多都是民营企业的资金外流。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当然这些外流资金里面有非法的钱,那是要打击的问题。而如果它是合法的收入,那就应该考虑怎么样保障它的产权、保障它的利益,使它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创造就业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目前民营企业经济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份额应该说越来越大了,在工业增加值里面已经占到了74—75%这个样子。这两年我们曾经计算过民营企业经济在GDP当中的比重(由于GDP没有一个具体的比重,需要自己找各种办法估算),民营企业经济大概已经占到了64%左右——就是各种民营企业(不算国有控股的企业,凡是股份制的,加上外资,加上乡镇企业,加上个体户等等都加在一起)在GDP的比重里面都超过60%几,所以已经是非常大的一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使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
    
    结束语
    
    我认为,民营企业得以进一步健康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善它的外部发展环境,我不觉得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等等是我们要过多操心的问题,它们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自己也会去不断地学习改进,因为它们体制相对比较顺,而且钱是它们自己的,它们失败了它们自己承担责任。真正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它外部环境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融资渠道的问题、政府的政策问题、还有就是法律产权保障的问题。解决好这些外部环境我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会有更大的发展。
    
    ……………………
    
    呵呵。
    
    当时,做这个节目,是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推动、基金会负责任杨大侃具体操作嘉宾,而节目组实际上是我在带头,不算主持人和演播室摄像(因为他们还要参与日常节目),总共才有3个半人,那半个就是王未名,因为栏目正在改版,有时会把他抽调到作他用。而到了后期,这个节目组支撑了整个日播时段,每周7天全部都是这种演播室访谈节目。
    
    谁听说过,3个半人能够做日播电视节目的?咱就干过,而且还干得不慌不忙绰绰有余。
    
    只不过,在急赤白脸埋葬《商务电视》的罗振宇那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报酬却遭到大幅度降低,而且节目组白拿钱不干活的也大有人在。
    
    罗振宇说,中央电视台就是全国最大的非法用工单位,此话不假,而且他本人就身体力行。
    
    其实,北京电视台又何尝不是如此,至今我在那里的劳动报酬被不止一个节目组克扣着,又能够奈他们丫何?
    
    那时,樊纲曾经有过一下午录制3期的光辉纪录。蔡昉对我说,樊纲体力好,经常是长途飞行顾不得时差就忙活上了。不过,那天录制三期,到最后一期连主持人都顶不住了。樊纲的状态也大不如前面两期。
    
    樊纲要求节目组承诺,他出镜的节目最少要间隔半个月,他不想给外界一个他总是在媒体上出现的印象。我当然知道节目组气数已尽,不敢做这个承诺,而是让罗振宇直接对樊纲约定。结果呢?罗振宇答应啦。
    
    可是,节目快马加鞭地播出,樊纲的节目播出间隔只有两天。
    
    樊纲非常恼火,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内容是“你们太不讲信义了”!我答复说,这事我无法做主,并致歉意。没两天,商务电视被罗振宇送上黄泉路,我给参与该节目的经济学家发送电子邮件,全面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好歹得到了樊纲的谅解。
    
    这些情况,在“我给中央电视台打工”里面都有详细记述。只不过,出版社对如此书稿唧唧歪歪。
    
    当然,我写的“挪威观感”也如是。
    
    樊纲等参与过节目者也能够收到我如此文字。在此致意。
    
    还是要老生常谈的是,由于我发送如此内容的通讯录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原来使用的搜狐邮箱禁止大规模发送如此邮件,我不得不改用新注册的邮箱,按照其规定,每24小时只能发送不超过500封电子邮件,所以我只能用不同的邮箱发送,因此如果拒绝接收也比较麻烦,如果不愿意继续接收,告诉我,我将不再发送。
    
    民营企业待遇问题,老生常谈了吧。
    
    王未名给我发来BBC的相关内容。
    
    2007年07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59北京时间 11:59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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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营企业中共党员近300万”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7月推出了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鼓励“资本家”入党的风气推动下,“非公有制”企业的中共党员人数据报增至近300万人,是历来新高。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底,在全国7240万党员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中共党员达286万人,还有81万名中共党员属个体工商户。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7月推出了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他曾表示,如果中共要生存,就必须要反映社会的变化。
    
    中共也委任约33万党工作人员到私营企业组织党机关以及吸纳新会员。
    
    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共发展党员1185.9万名,平均每年发展党员237.2万名。
    
    在同时期,全国私营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近80%。全国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例达94.2%。
    
    中国学者表示,在私营企业招纳以及设立党委员会将能扩大以及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基础,有助于党的长期发展。
    
    让未来领袖更能应付媒体
    
    另一方面,中共推出培训课程,让学员能够更好地应对媒体,并且对国际时事课题有深入了解以及成为更好的管理人员。
    
    该项为期三年的课程将训练学员如何面对压力以及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包括如何更好地应付媒体。
    
    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局长李培元表示,让未来领导人学习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里成为好的领袖是重要的。
    
    ……………………
    
    深圳的徐景安也经常给我发送些个材料,多是他主持或者参与的活动的会议纪要。我曾经与这位据说是参与了改革开放最初政策制定者一起晚餐。他现在忙活的事,比如新文化建设,以及深圳如何确保在新一轮变迁当中的领头羊地位。对后者,我很是怀疑,除非深圳能够与香港完全结合,改变政治制度,或许还有希望。但是,在目前打左灯向右转(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的民族人格分裂进程中,在阳儒阴法的怪胎当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徐景安发来他对相关问题的表述。
    
    拨开社会主义争论的迷雾
    
    文/徐景安
    
    拨开生产资料所有迷雾,看剩余价值分配
    
    以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确定所有制的性质,是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发生分歧、产生混乱的理论根源。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
    
    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的见解。他认为,从微观层面看,现在无论是外资企业、私人企业、股份企业,剩余价值都被投资的股东拿走了,这统统是资本主义企业,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实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范畴,不是企业和市场范畴,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社会主义是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收归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我国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没有社会保障就不是社会主义。从福利保障等层面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纯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全国统一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即解决医疗、教育、住宅的制度性短缺。
    
    刘福垣说,判断政府是不是全民的政府,关键要看政府是不是将剩余价值为人民服务了。现在政府都将剩余价值用哪了?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9000亿。余下的钱,大部分投向经济建设,2003年经济建设投资7410亿,社会文教投了6469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0年至2003年维持在24%~26%之间,最高达到28%,2003年又回落到26%。从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在10%~27%,而我国仅为7%。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公共卫生社会公平排名,我国在191个国家中为倒数第4位。公共卫生投入,政府投入所占比重,发达国家为70%,发展中国家为55%,我国2000年为39%,2003年下降到17%。显然,实现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改革政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核心已经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公共财政。真正的公共财政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财政。财政部门已经成为了实施社会主义的核心部门。财政工作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能作为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历史上德国曾经实行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拉萨尔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鼓吹过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宣布把铁路、烟草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归国有,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曾对此作过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恩格斯并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德国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把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把国家社会主义作为执政纲领,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纳粹党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年以后的经济大恐慌,一些困难群体对现状不满,于是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争取这些群体的支持。以上案例表明,我们必须弄清国有化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是搞社会主义的,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作为区分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不科学的。
    
    拨开生产资料占有迷雾,区分直接公有制与间接公有制
    
    华侨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刘新宜认为,理论混乱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四项权利中,重占有权,而轻收益权。
    
    以农村家庭承包制为例,除了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外,其他权益主要由农户支配和享用。集体与国家拥有100%的土地占有权和30年一遇的土地处置权,而农户享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30年之内的土地处置权。因此,家庭承包制属于很高程度的私有属性。相反,瑞典私人企业占90%,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公共部门支出占GDP的70%以上。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看,瑞典主要是直接私有制,而从收益分配看,大部分为公众所有,瑞典实行的是一种间接公有制。融资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民主有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公有制也可以有直接公有制和间接公有制。
    
    私有制的长处是权利明、利益清、效率高、活力强,弊病是两极分化、贫富扩大。传统社会主义办法就是以直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虽然克服了私有制的弊端,但也使私有制的长处荡然无存。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办法是形式上保持私有制的主体地位,避免触动其占有权,但运用多种举措对其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尤其是收益分配进行干预。这样既保存了私有制的活力,又克服了私有制的弊端。
    
    从我国改革来说,直接私有制必然取代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国家可采取调节措施,利用收益分配,使直接私有制成为间接公有制。这样就不必担心直接公有制的多少、不必刻意保持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直接公有制的减少意味着间接公有制的增多。直接公有制与间接公有制的比例,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完全根据生产力的需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来确定。
    
    资本主义国家的总趋势,是间接公有制的增多与强化,这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美国正在“溜向社会主义”。我们放手发展直接私有制,同时通过调节转为间接公有制,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
    
    拨开社会主义结构迷雾,重现社会主义功能
    
    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是社会主义结构论。1936年苏联生产资料实现单一公有制后,斯大林即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不顾生产力水平,不顾人民生活需要,盲目追求公有化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普遍贫穷。
    
    邓小平开启了功能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
    
    王占阳教授概括认为,结构社会主义与功能社会主义的分歧,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那么,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传统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在理论上也与马克思的原意大相径庭:一是马克思主张“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传统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无份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没有制”;二是马克思“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作为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传统公有制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
    
    按功能论来看,非公经济不用国家投入,却向国家交税,这就为国家增加了财力,为人民增加了福利,有利于民众的幸福。这样的企业多多益善,浙江就是如此,非公经济已超过90%以上。而按结构论来看,非公经济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己,超过50%就要改变中国颜色。
    
    按功能论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国家承担风险、国家特许垄断,而国有企业赢利不用上交,好处由经营者和员工分享,纳税人和国家都不得利,亏损却由国家买单,最终仍是纳税人掏钱。
    
    办企业不是国家的事,应让私人、外资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来办,国家就收税。人家投资,国家收税,人家做蛋糕,国家分蛋糕。什么企业都由国家办,办了又要国家管,亏了还要国家补,盈了就让少数人花。结果,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福利,国家却拿不出钱。成绩就是办了许多国有企业,公有制控制了一切。于是宣布建成了谁也不喜欢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2003年国资委所管理的193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经济增加值为正数的只有49家,不到30%;增加值为负数的达134家,超过70%。这就是说重点国有企业的多数,不仅不为社会增加社会财富,还在消耗社会财富。盈利的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税似乎不算少,但要还国家投的本、扣除国资管理的费用、还要弥补亏损的国有企业,这就所剩不多。而非公经济所交的税,这是国家的纯收入。结构论者反倒要加以限制,说是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结构论就是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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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结构论与功能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姓社姓资的老调重弹。本质层面,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已经被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潜移默化为邓小平式的猫论摸论以及非常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那个三个有利于给釜底抽薪啦。这也才导致了后来仨代表以及什么喝血社会的粉墨登场。
    
    徐景安的观点,完全占到了邓小平的层面上。别忘了,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连他妈的改革开放到底应该何去何从都不知道,靠猫靠摸得过且过。俺还琢磨着十八摸呢。
    
    这不,洋鬼子媒体上也有着咱市场化人士的说三道四。
    
    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
    
    大 | 中 | 小2008年02月19日11:24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张巍柏
    
    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回顾30年前的改革开放,当时我们有着强烈改变闭关锁国状况的冲动;2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有的是强烈改变工农剪刀差的冲动;从90年代初开始的价格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我们有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下畸形配置生产要素的冲动;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国有银行改革,是为了使非市场的国有企业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2005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则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日益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让世界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而亿万普通中国人也开始真的有钱了。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比过去更高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面向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动力却显得弱了,从近一两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有关政策以及政府部门执行政策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内生动力已日益显得不足。
    
    这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在历经了30年的改革之后,国民虽然普遍生活更好了,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利润最高的是国有企业,到国外频频进行并购的大多是国有企业,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
    
    至少从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现象看,改革的动力正在流逝。增值税转型已经说了很多年,试点也已经有了两三年,2008年估计仍旧难以指望。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说了十几年,融资体制到目前基本还是一块铁板,而投资体制也还是铁板一块,否则,国务院“非公三十六条”怎么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儿戏?而最可靠的证据是,在2007年全年,我们看到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维护稳定的口号下,不断推迟各种改革的时间表,未来如果不是不断推迟,那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看,中国本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但在调控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当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变得复杂、激化时,政府采用最多的手段,还是行政式的调控。最典型的是,进入2008年初,面对通胀压力的全面上升,政府又重新拿出了十几年不用的临时价格管制措施。
    
    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构成和影响力的变迁,也足以令人对国内今后的市场化改革感到担忧。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之后,现在也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它们现在处于“双重竞争优势”之中──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集团利益,却以非市场的方式享有各种廉价资源(包括垄断、准入与许可、融资等)。民营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已占大多数,但面临的市场化环境却并不比过去宽松多少。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把持着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要想让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大的国有经济体来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这将损及它们的特殊利益,这怎么可能呢?
    
    十七大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讨论公共财政转型问题,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也开始讨论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并锐意推动体制改革。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注重真正的市场化制度的建设,结果恐怕并不乐观。
    
    (本文作者张巍柏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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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们就是中国自由派的典型啦。据说,全世界各国的右派都是以保守和民族主义著称,唯有中国的右派,靠卖国求荣为荣。
    
    媒体问啦:民营经济的成绩单为何如此寒碜?“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何如此迟缓?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展的机会不平等。这首先表现在政府的垄断上。”“依托超强经济实力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这些利益集团不仅不断扩大对决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动用行政权力。”“民营经济不仅低国有经济一等,而且也低外资企业一等。虽然‘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但金融服务等行业在对外资开放之后却仍然对国内民间资本大门紧闭,颇有点‘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味道。”
    
    嘻嘻。
    
    樊纲不是说了嘛,中国的民营企业比外资在中国的待遇可是差远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企业竟然能够如此,旷世奇闻吧。
    
    具体在民营企业融资领域,近来也不消停啊。到了耄耋之年还不闲着,到处为打破一党制奔走呼号的中央党校老先生也喋喋不休着。
    
    杜光:在"集资诈骗案"的背后
    
    今天我们这个会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觉得同时也是支持民营企业维权的会议。从发来的材料看起来,它与其他被控"集资诈骗案"有些不同,整个事件走了一个马鞍形:2003年,事件主角海天公司董事长王希田被公司所在地的吉林市龙潭区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折腾了一年后,2004年11月,检察院又以"本案事实、证据有变化,决定撤回起诉"。此后四年,龙潭公司继续在民间融资,未受干扰,而且受到省市领导人的视察鼓励,企业和王希田还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2006年公司还在美国OTCBB板成功上市。正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2006年11月21日,公司突遭查封,所属工厂被迫停产,接着王希田等又以"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拘留逮捕。一年多了,到现在还处在审查起诉阶段。一个生气勃勃、很有发展前途的民营企业,眼看就这样被葬送,实在可惜。
    
    对这个案件的法理分析,我没有发言权。但海天公司集资用来发展生产,投资者也乐于参与,整个过程看不到有什么"诈骗"的迹象,为什么会被加上"集资诈骗"的罪名呢?这里是不是有些法律以外的因素,很值得深思。在这里,我只想对它的宏观背景作些探讨。
    
    就经济背景来说,融资困难一直是民营企业的"瓶颈"。银行是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申请贷款非常困难。据全国工商联2005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称,我国民营企业自我融资比例达到90.5%,银行贷款仅占4%。民营企业要寻找资金,只能从民间想办法。浙江等地的民营经济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融资比较顺畅。誉满全国的温州的民营企业,起初主要是靠向亲戚朋友集资办起来的。如果要像吉林市龙潭区那样查"集资诈骗",恐怕大部分民营企业都要垮台。中国银行在2005年5月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到,据抽样调查,浙江、福建两省2004年的民间融资规模分别达到550亿元、450亿元。他们是怎么融资的?不就是向民间集资吗?又据中央财经大学2005年的专项调查,全国民间的闲置资金,约有8000亿元。一方面是民间存在着庞大的闲散资金,一方面是民营企业无处融资,嗷嗷待哺。为什么不能让它们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呢?为什么一结合起来就成了"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有关的企业家甚至锒铛入狱?为什么不把"非法集资"变为合法集资,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呢?
    
    这些问题在高层并不是没有意识到。200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进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5年2月,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为"36条")里,又提出:"在加强立法、规范准入、严格监督、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同年4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兴办"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但是这些红头文件,都没有打开金融垄断的大门。有关部门虽然出台了落实这些文件的规定,却又对民间的金融组织作出种种限制,如:注册资本须在1500万以上,只贷不存,自有资金入股者不得超过5人,贷款利率不能超过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等等,特别是"只贷不存"一条,等于是砍断民间金融组织的一条大腿。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就指出,"这不是真正的金融,是一种限制和管制。"更为荒唐的是,2005年银监会颁布《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凡是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投资者"。重庆力帆等16家企业在2002年底就开始筹建"重庆就业银行",集资10亿元,筹划一年多后,于2004年7月上报计划,经过10 个月的审查,中国银监会在2005年5月底正式下达通知,不同意建立重庆城市银行。根据重庆市银监会的人士透露,原因就在于发起人股东中没有合格的境外投资者!
    
    垄断利益和对社会的控制,这是国有垄断经济的最大特色,特别是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深相勾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国务院在2005年发布的"36条", 为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提供了政策基础,但有权有势的集团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以致有些民营企业家把这种现象称做"玻璃门现象",看得 见,进不去;要进就会撞得头破血流。有人甚至说:"即使进去了,也难免卖身投靠,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金融领域的垄断更加厉 害。周天勇不久前曾指出:"在美国,3亿人口有4万家银行,而在中国,13亿 人口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家和十几家银行。""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恨不得将全国的银行办成一个,它才安心和高兴。"这就是高度垄断。他们既不肯给民营企业贷 款,又不让民间开办银行;而当企业自己设法从民间融资时,便用"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来起诉你,把你判刑,送进监狱。高度垄断,这就是王 希田案的经济背景。不打破国家对金融的高度垄断,民营企业融资无门,就很难顺利发展。
    
    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政治体制。因为权力不受限制,所以任何部门和官吏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没有达到目的便使用专 政手段来加以迫害。孙大午的案子,主要就是因为他不肯向"八顶大盖帽"讨好进贡,加上因他向民间集资导致银行存款减少,也引起银行的不满。王希田这个案 子,我也很怀疑这里有某些权力部门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因素,这个马鞍型来得非常蹊跷,不能排除滥用权力的可能。目前在全国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根源都在 于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
    
    所以,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从法律上弄清是非,通过司法途径,为王希田等人讨回公道。同时还应该正视这个案子的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努力 改变这种局面,避免产生类似的悲剧。这就是说,在经济上,要突破垄断部门的封锁,真正实现全国经济的市场化。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虽然占有半壁江山,但市场 的自由度是十分不够的。一些超大型的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垄断市场,使新生未久的市场经济残缺不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扩大市场的自由度,一方 面破除垄断壁垒,支持民营企业向垄断领域进军;同时要把国有垄断企业推向自由市场,削弱以至铲除它的垄断性。在政治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老在政治体 制的外围做文章,而不触及政治体制的本质问题。什么是政治体制的本质问题呢?那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因为这是目前所有社会问题的总根 源,如:官吏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群发性事件与日俱增,冤假错案大量积累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同这个专制体制分不开的。只有进行彻底的 改革,变专制政体为民主政体,才能从根本上扫除这些社会垃圾。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1986年, 他又一再提出要改革政治体制,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 作了全面的规划,第一条就是"实行党政分开"。令人遗憾的是,"六四"的枪炮一响,就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轰得粉碎。直到今天,党政分开仍然是一个不 可跨越的难题。因为党政一旦分开,势必会挖掉那些权欲熏心的官僚们藉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必然要拼死反抗,困难重重。因此,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妨 从党政分开的侧翼着手,如:建立健全的多党合作制,本着自由、独立、平等、竞争四大原则,调整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加强监督机制,实现各权力部门的 相互制约;开放报禁,取消文化管制;从制度上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建设;完善法制,修改甚至取消宪法序言;等等。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党政分开也就水到渠成 了。
    
    说得远了,就此打住。总之,不在经济上突破垄断,政治上突破专制,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入罪的悲剧就会一再重演,孙大午、王希田式的 冤案就很难避免。所以,我们在研究个案的解决方式的同时,治标的同时,还应该寻求治本的途径,这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经济上以 自由竞争取代垄断政治上以民主取代专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来坑害企业家、摧残民营企业的恶劣行为。
    
    (2008年4月26日在关于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之法律界限暨吉林海天公司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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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真可谓起早贪黑孜孜不倦。要是他能够再靠谱点就好啦。
    
    而与何帆、钟伟、巴曙松一道被称之为新京城四少(过去的老京城四少是樊纲、刘伟、魏杰、钟鹏荣,后面仨已经江郎才尽啦)的赵晓对中国市场经济乱象也有着自己的解读。
    
    如何遏制权力-资本结合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luckdan 发布时间:2007-11-9 11:05:51 阅读:16次
    
    编者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生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于因要素禀赋市场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老百姓没有多大意见,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劳动者素质差距(通过教育)的缩小,这些最终会收敛。但人们难以容忍权力垄断和权力资本化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下面两篇文章对遏制权力资本化以及产权制度的缺陷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了改进意见,供各方参考。
    
    如何遏制权力-资本结合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文/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董栋
    
    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诸多原因,但最严重、社会最不能容忍、最需要治理的,是权力垄断与权力资本化。
    
    在当前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利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03年房地产集团成功地反对掉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一个利益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制造出更多地房地产大亨。再一个非常近的案例是,2005年3月的“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其背后就有外资企业频繁活动的身影。
    
    权力越位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房地产行业。随着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发展,地方政府承担了与财权不对等的事权职责,在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有着强烈的攫取动机与内驱力,土地则成为其“掠夺之手”目标所在。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标拍卖挂牌而协议出让的2254件,涉及金额42亿元。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到三成,企业占四到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所攫取。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在这些违规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得知的官员权利腐败导致的灰色收入以及房地产商的暴利。官员腐败问题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房地产的暴利导致这个行业在中国畸形发展,并连续多年成为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行业。对此,笔者早就指出,房地产界多富豪并非因为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的黄金产业,而在于房地产业是国内最大的权力寻租场所。而房地产开发中的诸多成本则让社会去掏(如农民损失土地、政府损失税收、银行增加风险、社会损失环境等),这样扭曲的制度环境既是房地产暴利的重要根源,也是一部分人收入乃至生活状况相对恶化的根源之一。
    
    除房地产外,自然垄断资源内的权力资本化现象也非常普遍。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整治官煤政治的难以实施。在2005年,我国曾连续发生大规模矿难,使官煤勾结的隐性秩序得以曝光。然而,随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造成矿工死亡的“矿难逻辑”。尽管“撤资令”已经用“既往不咎”的原则做了事先的让步,然而在官煤勾结最严重的地方,主动撤资的为数寥寥,甚至有官员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显然,官员参股的受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官带来的总受益,为此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的福利水平也要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所谓宏观调控的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对于权力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人主张通过“大政府”以及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解决,这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同时,另外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以二次调节的办法来治理,这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且可能越治越乱的思路。要正本清源,必须针对权力过大及缺乏制约这一点,从体制上进行综合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换,防止政府权力越位,并对权力予以制约。本文认为,通过宪政制度的改革来限制权力越位,减少权力参与垄断竞争,乃是根本之道。在20多年的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必须循序渐进地启动以宪政改革以及加强新闻监督,真正下决心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当前,治理腐败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这首先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应当减少诸如行业准入限制、关税、限额、价格限制、价格支持、对特定产业的补贴优惠等干预措施,拆除腐败滋生的温床,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和空间。从政治制度安排上看,治理腐败的一个基点就是“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这首先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公务员通过政治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产生,优胜劣汰,废除政治职位上的终身保险制。此外,实行决策民主化,决策程序不民主,个别官员在行政事务上随意性过大,这是少数不诚实的官员腐败的前提条件。通过在各个行政管理层次上建立民主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在官员间实行相互监督,减少腐败的机会。
    
    对于权力赋予的垄断部门竞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则要努力打破垄断,进一步放开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而放开管制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让民营资本能够进入传统的权力垄断行业,所以在“非公36条”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一份对内开放或市场准入时间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改变以权代法,排除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不正当干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无法有本质改善的时候,尤其应该放开言论自由以及大众的结社自由,以社会舆论遏制权力腐败。
    
    最后,无论是对于权力垄断还是权力越位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根源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缺少监督与制衡体系的政治体制与迫切的市场化进程结合的特殊产物,而在中国当前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由于新旧利益安排格局共存的特点,会造就一批从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进程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尤其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与权力相勾结,更易于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而面对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构成,新的自发型构成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支持,往往会出现妥协或同化。因而,纯粹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自发式制度变迁,效率是有限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
    
    嘎嘎。
    
    赵晓从经济理论转向了经济伦理研究。据说是受到了吴敬琏的启发。老吴差不多黔驴技穷,只能鼓捣些个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来招摇过市。
    
    我就纳了闷啦。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一把菜刀吧。工具论嘛。抛开菜刀的质量不说,好的菜刀还是坏的菜刀,那要看什么人掌握了吧。家庭妇女拿着,柴米油盐地干活;强盗拿着,杀人越货咧。
    
    当然,手执菜刀自杀者、与那些受虐狂如“我愿你手里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的二屄们不在此列。
    
    除了与时俱进的中国人,孤陋寡闻如我者,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全世界有什么人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与其对市场经济进行价值判断,还不如先做个事实判断,那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市场经济?
    
    咱三番五次地说,狗日的中国就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不信,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对照着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去看看,中国能够符合什么?
    
    老郎(咸平)说啦,除了那些官商勾结胡作非为的国有企业之外,为什么中国其他企业投资率每况愈下?那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宏观调控啊、改革啊、八荣八耻啊、科学发展观啊,统统都是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的盘剥,严重压缩了投资空间,使得中小企业主们或者把资金抽逃出国,或者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客观上加剧了资产性泡沫的愈演愈烈。
    
    孙立平说啦,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看做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那以后的所有改革都是劫贫济富的啦。
    
    改革开放到现在,成就了什么?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国退民进向后转,出现着再国有化和媒体称之为再封建化的历史性倒退。
    
    我们在向计划经济(秦晖所谓命令经济)迅速倒退。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改革,都拿着弱势群体开刀。不管是为了安全生产而关闭无小,还是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五花八门的政策,或者李荣融对国有企业的末位淘汰,都成全了做大做强的新一轮洗牌,倒下的,首先就是弱不禁风的中小企业。
    
    这也难怪,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倚强凌弱的血腥进程嘛。社会财富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不过是个表象,其背后,是权利加快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表现为权力对权利日益扩大的不均衡,并且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李炜光通过数据分析大吃一惊地惊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又回到了原点。对此,我则嗤之以鼻,考虑到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公共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劳动者权益等等领域的状况,整个改革开放,就是狗娘养的浩劫。我肏,贫富差距到了如此地步,中国还只不过是回到了大锅饭刚刚破除的原点?这也太避重就轻了吧。改革被陈永苗称之为“世界末日”,是说改革成为了终极价值,简言之,为了改革而改革。
    
    所以嘛,流动性方面也呈现出贫富差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是不如此才叫怪了。
    
    中小银行傻屄了吧,没治了吧。
    
    呵呵。
    
    但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哪。
    
    中小企业、中小银行被祸害之后,必须有前赴后继者,才能支撑喝血社会。
    
    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举世闻名的嘉利来大坑案受害人穆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来着?“在贪腐面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孙志刚”!
    
    嘿嘿。
    
    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不过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已:少废话,趴下!
    
    结果就开始倒下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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