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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党爱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4日 转载)
    
    [内容摘要] 目前,各国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但其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本文认为,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通过货币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充分拓展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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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 distribute money to the citizens worldwide, but the sources of fund are still limited. This paper thinks, the social dividend with overproduction as the material basis can not only fully expand the fund source for social dividend, but thoroughly re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over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through monetary system reforms, to gradually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关键词] 社会分红,生产过剩,货币制度改革,社会主义
    
     [Keyword] Social dividend, overproduction, monetary system reform, socialism [JEL code] P11,P21,E58
    
    1.前言
    
     2008年1月,中国上海市的一名政协委员邢普先生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研究向全国每人发1000元以抵御物价上涨。这份提案被媒体报道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几乎全国各大报纸及网站都报道了此事,同时也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成了2008年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点。
    
     早在2004年,中国就有学者(党爱民等,2004)提出了“按人发钱”的改革建议,这也就是本文第三节要进一步论述的内容。中国学者崔之元(2006)依照Meade(1938a,1938b,1993)的理论提出了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构想。还有学者(蔡恒进,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这几位学者是中国最早提出这类改革建议的人,因此,一些媒体专门采访了他们。
    
     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GDP为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3万亿,比上年增长30%,占GDP的比例为20.8%。有学者指出,如果加上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财政收入会达到9万亿,约占全部国民产出的36%(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本文引述他在一次媒体访谈中的发言。。2008年一月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CPI是7.1%,其中有5.9%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有0.9%由住房价格上涨引起,只有0.3%是由其他商品引起的。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2005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0.8%。因此,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入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内容,并提出要致力于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针对邢普的提案,一部分评论指出,按人发钱的建议初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细想一下还是好的,是让民众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最直接办法。支持者还援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等地的事例为证。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表示,这个建议根本不可行,他们认为采取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或减税的办法更好。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发钱。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发钱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支持发钱的人还认为,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他们还认为,公共产品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
    
    2.发钱的理论基础及具体事例
    
     目前政府给国民发钱的事例很多,究其理论基础,不外乎以下两种。第一个理论是基于财政收入或财政盈余,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西方发达国家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可以看成是发钱的一种。另外,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还可以通过减税或直接发钱,让社会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新加坡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的做法大概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2007年新加坡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将分两次在2008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本国居民,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香港政府于2008年2月27日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封面特地选了温暖的橙色。在财政盈余取得超预期的1156亿港元时,香港政府向全体市民发钱合计超过1500亿港元,其宗旨是“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具体用于减税、补贴、基建、医疗等。 3月1日,香港财政官员在解释其思路时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认为公共财政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分配与社会目标,以人为本,“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于2001年对1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地域振兴券”。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Meade(1938a,1938b,1993) 提出的“社会分红”,它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税收,还包括公有企业的利润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在Meade看来,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分红是全体公民都有,且一样多,与失业无关。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78年起已经实现了社会分红制度,所有的阿拉斯加公民每个月都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张支票,它就是几百美元的社会分红,分享阿拉斯加公共油田贮备的收入。
    
      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这些都和失业不失业没有关系。
    
     据崔之元(2006)介绍,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做“基本收入”。
    
     中国仍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然而,这些资产的收益权一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国民(中国的国有企业从2007年起,根据行业的不同,上缴5-10%的利润给中央财政)。 我们知道,一项产权的价值,是和它的收益密切相关的。没有收益权的产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假的。
    
    3. 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
    
    3.1 以生产过剩作为社会分红的来源
    
     本文要论述的社会分红,其资金来源与本文第二节提到的两项有很大的区别,它的资金来源不仅包括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这项社会分红的设想着眼于生产过剩的现实,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众所周知,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生产过剩。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生产过剩的情形可以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可以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等生产要素的过剩。目前三种过剩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过剩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因此,本文仍然将他们泛称为生产过剩(虽然中国目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导致CPI偏高,但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绝大多数工业制造品仍然面临需求不足)。
    
    3.2 货币的信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
    
     当纸币与金属脱钩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信用货币。只要市场交换关系存在一天,纸币就会流通一天,政府根本不需要赎回,也没有能力赎回。这就是说,纸币体系演化到今天,几乎可以脱离政府而独立运转。虽然政府应该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纸币体系的信用,但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无限赎回的方式来维护。有些政权垮台以后,它发行的纸币仍然在流通。新政权建立以后,一般仍要用新的纸币兑换旧的纸币,纸币体系仍然得以延续。
    
     货币名目观认为,纸币的信用基础并不在其介质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与好处。我们知道,纸币的使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这是它在社会商品化交换关系中涌现出来的初级功能,而促进分工、提高劳动效率,是它涌现出来的更高级的功能。纸币的信用,是在市场交换这个高级层次上的一种从无到有的涌现。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纸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也就是说,纸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同时,纸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因此,本文认为,真正维持纸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纸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换句话说,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信用,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庞大的货币体系。
    
    3.3 现行货币制度的两难
    
      目前的纸币,是由国家垄断发行的。纸币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增加,这一点与金属货币的发行截然不同。金属货币的增加,并不会导致任何机构或个人负债的增加。
    
     在现代企业惯用的“成本加利润”的定价原则下,如果企业要实现全部利润,必然要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这必然导致政府负债的持续增长。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描述,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与实现剩余价值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压低工资为生产剩余价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低工资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使得剩余价值无法顺利实现。
    
      以负债的形式发行纸币,这种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约束了政府可能滥发纸币、聚敛财富的行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两难命题: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府负债增加,反之,如果政府不能持续大规模负债,必然阻碍经济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批评政府垄断印钞的制度,认为它会加剧经济波动: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市场不需要货币,但政府大量供应货币,聚敛财富,造成通货膨胀;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市场需要货币,政府却要赚钱,消极供应货币。
    
     政府一方面垄断着印钞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愿使财政赤字无限膨胀,政府为了分散风险,避免信用过度集中,普遍选择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如果贷款给企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互相竞争,一部分企业赚另一部分企业的钱,部分企业的盈利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的亏损。亏损企业破产倒闭以后,就形成了银行坏账。如果贷款给家庭,这些贷款绝大多数通过消费转化成企业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家庭的债务负担,同时也形成商业银行坏账或隐性坏账。我们经常听到的“房奴”、“卡奴”这类词语,就反应了这个社会现实。家庭债务的持续增长是以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为前提的,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则债务链条断裂,就会爆发危机。Kotz (2007)较早前预言,以扩大家庭债务负担的方式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办法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似乎验证了这个预言。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追求对外贸易顺差,也就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卖到国外,换来外汇。这个办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货币的来源问题,同时也克服了给国内企业或个人贷款带来的诸多缺点,但却损失了巨额的实物财富,同时也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国外。中美贸易不平衡,使得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出美国,给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增加了债务负担(如“次贷危机”的爆发),而中国却损失了实物财富,导致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赢家。
    
     国内贷款导致银行坏账,加重家庭和企业债务负担;贸易输出导致财富流失,还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和谐。由此可见,尽管纸币本身是极其廉价的一种货币,但它背后的社会代价是极其高昂的。
    
    3.4货币制度改革的构想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创造这样一种货币,它既像纸币一样廉价,又像金属货币一样没有任何负债方,没有任何社会代价。这需要货币制度的彻底改革。
     本文设想建立一种这样的货币制度,可以称为货币配给制:每个家庭在商业银行开一个账户,由中央银行定期向每个账户按照人头数汇入一笔钱,作为社会分红。这类似于上市公司派红利,人头数就是股份数。分红数量的多少由政府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来决定。对于中国而言,具体建议中国现阶段每人每月50 元,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加。这种货币制度也可以理解为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
    
      前面已经提及,货币体系演化到今天,纸币的信用是由全体国民、以全社会的生产力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共同维护的。因此,全体国民自然而然就应当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既然政府不能、且不愿为经济发展而负债,那么,就应当把这项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我们不可能鼓励政府以其掌握的货币发行权来聚敛社会财富,从而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要解决货币来源的问题。要实现这个愿望,就迫切需要改革货币制度。
    
       在货币配给制下,中央银行是代替国民发行货币。因此,发行货币并不增加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制度的这种改革,使得货币的债务关系由政府对公众的负债转化为公众对公众的负债。由于全体国民的负债额都相等,且不必偿还,也没有道德上的瑕疵,于是便可以看作没有负债——如同金属货币一样。发行一种如同金属货币一样没有负债方的纸币,便可以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彻底打破政府负债的桎梏,克服现行货币制度的缺陷,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货币配给制的实施,使得宏观经济这个非平衡的系统演化成了一个“货币耗散系统”:由全体国民不断地、公平地“生产”货币,企业以利润的形式不断吸收货币,同时释放过剩产能,这些被吸收的货币进入虚拟经济。资料显示,全世界的货币中只有3-5%参与实物及劳务的交易,其余部分都滞留在虚拟经济中。
    
       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要素,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
    
    3.5货币配给制的优点 
    
     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或曰货币配给制),是一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富分配制度,它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具有很多优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既为生产过剩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社会分红找到了更加宽广的资金来源。这项制度是依据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发钱的数量,可以充分消化社会上已有的生产能力,解决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生产过剩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解决了生产过剩,就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社会分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成份也就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大家减少劳动,则生产过剩少,分红也少,于是工资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反之,如果大家都积极劳动,则生产过剩多,分红也多,于是工资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下降,大家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享受闲暇上。
      2、减少银行坏账,减轻家庭债务负担。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发行货币是每个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每个人平等享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因此,就没有负债方,如同发行金属货币一样。
      3、减少财政赤字。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政府就不必通过举债投资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因举债投资造成的财政赤字就可以避免。
      4、促进就业。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内需增加,生产扩张,势必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
      5、改善需求结构。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发给公民的钱,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估计有80%会转化为消费需求,而相同数量的一笔投资,能够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比例估计不超过11%。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
      6、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发给居民的钱,首先转化为消费需求,然后转化为企业利润。不断的社会分红,会给企业带来有源源不断的利润。
      7、为宏观调控提供有力工具。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第四杠杆”。
    
      8、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包含公有企业的剩余,还可以包含私有企业的剩余。这项措施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收益权落实到国民身上,而且还可以让私人企业的剩余温和地转化为社会财富,被全社会共享。对于私有企业而言,虽然它的所有权掌握在私人手里,但部分收益权已经转移到全体国民手中,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
    
     9、改善国际贸易秩序。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可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于是,国际贸易的目的就会转化为互惠互利,而不是输出生产过剩、转嫁危机。
    
    4.结论
    
      建立以生产过剩为基础的社会分红制度,不仅能够使得公有企业的收益权落实到每个公民的身上,而且可以弱化私有企业的私有性质,使得一切社会剩余全部转化为社会福利,从而彻底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货币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克服了现行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障碍,从而有利于尽早实现社会主义。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极其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却苦于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财富分配制度,于是,生产过剩与贫穷匮乏结伴而生。更重要的是,财富分配制度的落后,反过来限制了财富的创造。
    
     “按人发钱”观点已经被中国人熟知,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有少数人激烈反对和嘲笑,但这些反对意见仅仅是出于直觉,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不过,支持者认为,虽然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缺陷,但也不排除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对于新思想保持谨慎态度是应该的,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我们对此理论进行大胆试验的借口。中国可以用此方法扩大内需,美国可以用此方法减轻家庭债务。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货币,而且是按人头发放,则离全球社会主义就不远了。
    
     参考文献:
    
     蔡恒进, 曹晓丽,黄 政,2008,人民币升值红利的再分配, 经济与社会结构比较,No. 1
     崔之元,2006,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未出版
     党爱民,张阳武,毕亚林,2004,过剩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
     Kotz,David M., 2007,新自由主义进入危机和终结阶段,国外理论动态,No.12
     Meade ,J. E.,1938a,An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Meade ,J. E.,1938b,Consumer Credits and Unemploy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Meade ,J. E.,1993,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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