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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放:第三只眼睛看西藏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今年三月以来偶发的西藏危机,引起一场世界性的争论与对抗。中国政府最近已同意与达赖喇嘛对话。不管对话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也是中国政府在世界舆论压力下思维方式的良性转变。
     民族问题相当复杂,受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诸因素影响。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矛盾的爆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 (博讯 boxun.com)


    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苏共公开信指责中国说:中国的领土其实只在长城之内,长城之外的土地都不是中国的。中共的公开信则回击苏联:俄国的领土只在莫斯科红墙为界,红墙以东都不是俄国的土地。
    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而在历史上都是事实。当年秦始皇筑长城,即是为了保护长城之内的领土。长城就是中国(大秦)的北疆边界。但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疆土越来越扩大。如果不算成吉思汗的元帝国,满清时的中国领土是历史上最广阔的,比现在还多出几百万平方公里。西藏、蒙古、新疆都隶属大清,行政管理则较为松散,有点象今日的联邦或自治。
    如果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管理方式来衡量,则越南、朝鲜两个蕃属国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他们使用汉字,汉历,承继了许多中华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包括儒学、宗教。在管理上也更加直接,当地最高长官一般都由中央委任。例如唐代名篇《腾王阁序》作者王勃的父亲即是当时派驻越南的官员。又如袁世凯即是清廷派驻朝鲜的最末一个长官。朝鲜、越南留在中国大家庭中的历史相当悠久。
    然而近代史上的几场战争,却阴差阳错地把朝鲜、越南分离了出去,而把文化差异较大的新疆和西藏、蒙古留在了中国版图。对领土和民族问题,历史可以作为依据,但不能作为唯一的凭证。如果追溯历史,事情就会没完没了,永远也扯不清。
    唯一的根据只能是注重现实。西藏至今留在中国版图上,这就是现实。在今天,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疑义。就是一些对西藏问题有不同看法的西方国家,也不否定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对此没有异议,他强调的是争取西藏真正自治而非独立。
    进入现代社会,许多事情的处理方式都已经改变,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矛盾都通过对话,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化解。人权、人道和民主自由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渐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然而,解决领土争端,解决民族矛盾仍为相当棘手的问题,令当今政治家们伤透脑筋。显然,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如果每个民族都渴望分离出去,确有实际的不可操作性。
    古往今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关键是实力。无论和平或是非和平手段解决,背后还是实力。同是民族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同,解决起来也就完全不同。在民族问题上,任何普世价值好象都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是人类的智慧还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悖论。
    例如,俄国的车臣,她再怎么奋斗,再怎么争取,不管她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恐怕也难于独立出去。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她说一声独立就独立了。这里虽然也有别的一些因素,如美国、北约的支持等,但关键的关键在于塞尔维亚没有强大的实力。而俄国则有足够的实力。
    回到西藏问题。抛开历史不说,抛开那些恩恩怨怨不说,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是一种事实。西藏身处一个经济、军事实力相当强大的专制国家,西藏的人口数量在其中更是微不足道。而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汉民族的大一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是一种文化,基本上没有商讨的余地。
    这就决定了西藏的命运。如果说1959年的西藏“平暴”中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那么面对今日更加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军力,西藏独立就更没有可能了。而青藏铁路的修通,则在战略上根本消除了西藏独立的隐患。当然除非中国出现政局严重不稳等意外。
    这就是现实。这种现实对弱小民族来说,是很无奈的。
    不过,在现代文明社会,对话仍是可能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当今世界的进步人类普遍认可和平对话,并极力促成矛盾双方对话,以化解危机。地球村时代的国际社会也为对话提供了基础和平台。对话是一条通向民族和解的最佳道路。

    
    西藏问题的矛盾实质是什么,焦点在哪里?汉藏民族如何才能友好相处?这是许多人所关心的。
    多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金钱,大量的人力物力。中央政府修通了青藏公路,后来又修通了青藏铁路。这些投入的资金总数应在千亿以上。西藏的城市越来越现代化。藏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教育程度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都没有能让藏民满意。许多汉人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解决民族矛盾,显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尤其对藏族这样一个宗教民族来说,他们对精神的追求远超过对经济和物质的追求。宗教信仰者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心灵领地。我们在西藏常可看到那些一步一拜、五体贴地的虔诚朝圣者,他们就这样千百里地一路跪拜而来,无惧风霜雨雪,不怕肉体磨难,心里只有神圣的信念。这种信念在本质上是淳朴善良的,与暴力不共戴天。我们对此除了尊重,除了感动,实在是难于言语。
    因此,尊重藏族人民的文化,尊重他们的宗教,是接受他们的起码条件。与他们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多半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无妨回视一下满清政府是如何治藏的。清政府虽象征性的派出驻藏大臣,但治藏基本上是无为而治。除了国防、外交归清廷,就只是在班禅、达赖活佛转世时负责认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政府不但不加干预,还鼓励他们强化宗教文化,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帮助。这样在清朝统治期间,西藏僧侣数量急剧增加。当然不排除清政府有麻醉藏民的用心。但在客观上则起到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作用。
    这种民族政策在今天仍值得借鉴。反观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就发人深思。从这次西藏的骚乱来看,至少是不成功的。
    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谈。即改革开放前为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为另一阶段。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极左路线、极权统治,对西藏的宗教、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文化大革命时西藏的寺庙大量被毁,僧侣、尼姑受到污辱迫害。连班禅也被关进监狱。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但这种迫害不仅仅是对藏人的,汉民族遭到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很难说是民族压迫或种族歧视。这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灾难。
    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政治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经济腾飞,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极大变化。隋之产生的是新的社会矛盾。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些年来,中共虽然在西藏的经济和基本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就,但对一个追求精神心灵自由的宗教民族来说,这些物质上的变化对他们并不重要。相反,商业化社会打破了西藏的宁静,也带来文化上的困扰,对西藏的自然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破坏。这引起他们更大的不满。
    而在西藏政治问题上,中共仍保留过去那种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境外存在的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始终成为中国政府的心病。为了斩断藏民与达赖喇嘛的精神联系,消除达赖喇嘛对藏民的影响,西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藏民的控制。这包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禁止挂达赖喇嘛画像,在寺庙及民众中展开对达赖喇嘛大批判,并对发表支持达赖言论的藏民实行抓捕迫害。同时,西藏政府规定藏族学生、干部家属不准参与宗教活动,等等。
    这些举措对一个宗教民族来说,是难于接受的,也会是忍无可忍的。这种思想控制也有违现代社会的自由价值观。这既是民族问题,也是人权问题,是引起他们对抗的主要原因。
    而对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没有以智慧、宽容的心态和方式去应对。他们利用外交手段,对达赖喇嘛步步紧迫,限制他的活动空间,并继续将他妖魔化。所有这些都加深了藏民对政府的怨恨。这一次藏民与政府的冲突就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是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内外政策衍生的必然后果。在这里去寻究藏族暴民如何作为,或中国军警如何镇压,都并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都已经是果而不是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把这种“果”当成了“因”。
    但有一点是中国政府始终难于自圆其说的:既然是真理在握,为何拒绝联合国人权专员进藏考察,为何禁止国际媒体在西藏自由采访?
    

    
    对生活在海外的人们来说,由于有透明而充分的资讯,真正认识达赖喇嘛并不难。事实是达赖喇嘛早就放弃了藏独路线,寻求的是西藏自治。他一再表白,西藏留在中国大家庭中对藏族人民有好处。他也不断要求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
    面对中国政府的指控(即指达赖喇嘛在背后策划了这次西藏暴乱),达赖喇嘛只用一句话回应:“请拿出证据来!”
    就这么一句话,中国政府便无言以对。这样一个身无分文,手无寸铁的老僧人,他凭什么能得到世界上如此多人的支持和尊重?他靠的是真诚和坚定信念。
    达赖喇嘛自从1958年流亡海外到现在,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他已从一个青年变成中年、老年。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使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文明思想,并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思,从而审时度势,选择了西藏问题所谓的“中间路线”,即不谋求独立,而寻求高度自治。应该说,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算他是言不由衷,起码也是已经屈从于现实。或者说,他并非不想独立,而是不敢想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识时务。达赖喇嘛显然是个识时务者。
    五十年间,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已结束,苏联已解体。东西德已统一。中国的变化就更大。香港、澳门回归,台海两岸的政局都发生了剧变。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状况与五十年前更是天壤之别。具体一点说,1959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阶级斗争。现在是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一部分人暴富起来。
    许多从前的敌人如今成为朋友。共产党主席与国民党主席已坐在一起喝茅台,苏修已变为盟友,美帝已成为伙伴,地主资本家已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一句话: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科学家们考证,连天上的北斗星都在位移。
    什么都变了,只有中共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没有变。戴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一顶也没有少,口号一个字也没有改变。“分裂祖国的罪人”、“反华势力”“藏独分子”,等等。这些称呼从毛泽东时代、林彪四人帮、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一直沿用至胡锦涛时代。
    这样的发展观肯定是不科学的。也没有丝毫与时共进。
    中国政府不愿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害怕他在藏民中有太大的影响力,回来会引起西藏社会动乱。因此,希望让达赖老死他乡,这样西藏问题就将不了了之。
    这种想法完全错了。更大的可能是,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局面将更难收拾。事实是,那些年轻的流亡藏人思想更为激进,立场更加强硬。他们已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极为不满。这次的西藏骚乱,即预示着后达赖时代的提前到来。应该说,最好的对话时机已错失。
    最明智的做法仍是趁达赖喇嘛健在,与之诚恳对话,利用他在藏民中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
    当然,对话的困难仍大,障碍仍多。如,将来西藏自治的政治体制、达赖喇嘛提出的“大西藏”文化圈的范围等,双方都会有很大争议。另外,达赖喇嘛如何统合西藏流亡政府内部不同观点不同派系,包括激进藏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如何摆平西藏既得利益势力集团,等等,都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但是只要双方有诚意,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毕竟,汉藏两族已有千百年和谐共处的历史。而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僵化的思维方式,改变治藏政策,尊重藏族文化,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保证他们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当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取决于中共能否下决心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西藏问题并非是孤立的,西藏人民能得到的权利,内地民众一样应该得到。民族和谐,民主自由,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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