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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才: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源(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8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周德才
    
    (原题为:玄中村问题 郭陆滩镇问题 固始县问题引起的思考)
    
    
    
    ★玄中村 郭陆滩镇 固始县只是一个缩影
    
    
    
    20 世纪末期,中国的法制十分薄弱,官僚尤其是基层政权中的乡、村干部随意违反政策,随意的歪曲政策,肆意的违反宪法,肆意的践踏法律,长期的胡作非为而没受到应有的惩处,使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普遍养成了无视法律,为所欲为的恶习,21世纪的今天,恶习难改!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人治,没有法制,权高于法,法律已经成了权力的仆人,在全世界已经形成的以文明、民主、法制为主导潮流和发展趋势的21世纪,带有中国特色的专权、专制已经与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不相适应、不融洽、相抵触,专权、专制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却在中国依然产生着作用和影响。严重的阻挠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末期,中国人民没有知情权、没有表达权、没有搞议权,自然就没有司法透明和司法公正!大大小小的官僚腐败、贪污、胡作非为是必然的事情。
    
    20世纪末期,中国有法难依、有法不以、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更多的则是执法者犯法,法律对于政府,尤其是对县、乡、村的基层官僚们来说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和规范。有些地方,法律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20世纪末期,乡、村干部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中国农村的农民负担普遍沉重,据陈桂隶、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周原的《农村农民》、上官云开的《让弱者哭出声》等有关书籍不完全统计,从89—2002年这十几年间,因沉重负担逼死的中国农民不下万人次(有很多是殴打致死的),是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死伤的人数的好几倍。这十几年来,中国工人、农民的生存权遭到了严重的剥夺,中国人民的生存底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极差。20世纪末期的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问题,不是贫穷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以21世纪的固始县为例来说明(虽然事情发生在21世纪,但问题是20世纪形成的),2006年以前各乡镇、村滥征土地、乱占土地,乡、村干部私卖土地的事情暂且不提;2006年下半年以来,固始县县委、县政府,郭陆滩镇镇政府未经东街居民、玄中村村民的同意,(玄中村很多村民甚至不知道)把东街居民的住地、玄中村的马堰、赵圩、郭圩、罗营四个村民组的近千亩的土地计划征过来,一部分搞“兴隆花园”的开发工程(“兴隆花园” 部分已着手实施),另一部分卖给台商建工厂(还在计划中,尚未实施);并对东街的居民强行的野蛮折迁。贫困居民许光第家,老太太任德珍被逼上吊至死,很多受侵害的居民多次上访到国家信访局,但没用;县、镇一伙依然我行我素,照干不误;镇干部、镇土管所、司法所、派出所等一群人,不和群众打一声招呼,到现场丈量土地;与商人签下协议并收取一笔钱。公然违法,在群众联合的抗争下,07年2月下旬虽然暂时的停下来了,但从他们的嚣张的气势看,根本不打算放弃,肯定会作困兽之斗的;县、镇一伙狡辩说:固始的经济发展了,城市扩大了,道路修宽了……我们有功劳,似乎是经济发展了,城市扩大了,道路修宽了。这些官僚们就有资格无视法律,蛮干胡干。殊不知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发生着多次血与泪的控诉——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去工厂和职业……
    
    中国的“某些人” 常以中国的建设成就辉煌、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社会进步显著来炫耀政绩。并以此作为资本强迫人民服从他们的“独裁与专横” 。
    
    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进步归功于中国人民,能是“某些人”的功劳吗?
    
    更何况,如果没有“某些人” 在中国的“独裁与专横” ,中国各方面提高的程度将会更加可观;“某些人” 应该明白,他们给中国带来的负作用远远超过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正作用” 。
    
    自然界、人类社会不断地提高,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繁荣,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并不是“某些人” 的恩赐。
    
    县、镇、村征地的第二个理由是:地卖给台商建工厂,外资进入我们县,不仅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闲置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到工厂打工,地方农民的家庭收入也可增长。
    
    不错!是好事,但在县、镇、村大小官僚们手中一操作,就变成了坏事,他们以19.81元/平方米征地,然后以200元/平方米、400元/平方米、600元/平方米的不等的高价拍卖(活跃地段高价,非活跃地段低价);差价部分被县、镇、村赚取或侵吞了,可以清楚的看出县、镇、村从中牟取了暴利。利益分配非常悬殊,农民们、市民们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2006年12月份,信阳市市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凡是信阳市内的出租车,户口和牌照只允许使用8年,期满后政府强行收回,再由政府以每辆20万元的价格公开拍卖。引起了全市出租车司机的强烈反对,12月24日,信阳市的出租车举行了统一罢工,25日,出租车司机们组织起来闯进市党代会会场,要求市委、市政府给个说法,市委、市政府调来了大批警察镇压,双方发生了争斗,部分警察被打,一些警车被砸,很多出租车司机被抓,到现在大部分被释放,少数带头的几个人仍在羁押中。
    
    一个与民争利的政府,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这事没完……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贪污、腐败严重。使社会财富集中到了大大小小的官僚们的手中,造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广大的工人、农民的生存道德,社会公正普遍的遭到了严重的践踏,用詹姆斯斯克特的话说:贫困不是农民(在中国还有大批的下岗工人)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工人)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抵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工人)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的具体生活待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的考察各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意,人们对于农民(工人)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工人)隐蔽的抵抗与积极配合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1989----2002年,全国各地都曾暴发过不同规模的抗争活动。“6。4风暴”举世闻名,人人皆知,96、97、98、99湖南、江西相继都暴发过农民运动。2002春季东北的辽阳、大庆暴发了工人运动,这些工人、农民运动虽然因为封锁消息而鲜为人知, 但对21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抗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是21世纪的精英,是工人利益、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才真正的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98年秋征。固始县胡族乡叶台村的农民孙元海因交不起乡、村提留,惨遭毒打,服毒自尽。据当时有关目击的知情人说,孙的头部被严重的击坏,不服毒也很难活,孙死后不久的几天,周边群众要求开棺验尸。被固始县政法委书记梁万祥带来的公、检、法一群人围困,梁一伙公开塞钱给有关知情人。并对其他群众进行了威胁:不许胡说。在孙元海之前,往流镇某村(村名我已忘记)有一位叫张开英的寡妇。膝下两个末成年的女儿。因交不起乡、村提留,被乡、村执法队一伙流氓关押。据说在关押间遭到了流氓的奸污,张开英回家后,含恨上吊自尽(当时走访的材料及其有关证人的证明放在丰港乡中学校长张金刚的家里,邹文珠、高昌峰下达政法警报之后,张金刚的老婆害怕受到牵连,把这些东西全部销掉了),这两起事件究竟怎样。不敢妄下定论,但从事后,固始县政法机关的处理手段上来看, 一定隐瞒了重大恶劣的情节,从《中国农民调查》上看,结合我走访接触到的事实,可以肯定,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而作为当时的地方政府处理手段和固始县都是同出一辙。不许老百姓说,不许老百姓问,埋没事实,封锁消息,黑恶势力一手遮天之下。掩盖了多少罪行!20世纪末期,中国老百姓没有知情权,中国没有司法透明,怎么能够有司法公正呢?21世纪的今天,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有知情权,中国能不能有司法透明是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能不能建成法制政府的关键。
    
    孙元海事件后,迎河村的邬文新、张入喜等接连不断的上访,99年被拘留关押。邬文新是在河南省日报社门口被抓的,当时,胡族乡派出所所长曹传林带着乡、村干部和两个警察六七个人,先把邬文新按倒在地,毒打了一顿,并扬言:如果再不老实,就给你搞掉!几个记者朋友拍下了照片,并在一些媒体上进行了报导,不久曹传林受到了撤职处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一伙怀恨在心,三番五次的想劳教邬文新等。但因不符合条件。更怕周边老百姓起来闹事。便策划暗杀邬文新,然后以非法越狱的罪名堂而皇之的找到借口,2005年中秋节的那一天,我在邬文新家里和邬文新的父亲、邬文新的大哥详细了解这个事情时。邬说:我们村里有一位农民子第叫邹勇,99年以前从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在固始公安局刑警队,现在是陈淋子镇派出所所长,在我关押期间,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他曾多次让朋友捎话给我,夜里不管什么人让你出来,你都不要听他们的,关你时间长了,找不到理由,不能不放你。我问邬文新:现在能不能让这位朋友公开作证。邬说:暂时还不行。等他调走。老婆孩子都安置好了之后,他会出来帮助我作证的。希望这一天尽快的到来。
    
    邬文新释放之后,身份证一直被固始公安局扣押着,几年的上访,早就花完了自家的积蓄,还欠了外债。一家人要生活,孩子要上学。到外面去打工,没有身份证,工厂里不要,干其他的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暂住证, 外地不让呆,只能回来。在家里又想不出别的办法,至今邬文新一贫如洗,生活艰难,国家出台有关赔偿的政策后,邬文新、张入喜、李护安等找到固始县公安局要求兑现政策,公安局一直不作处理,邬文新等上访至信阳市公安局局长陈志中,陈志中批示固始公安局按照有关政策,妥善处理,但固始一伙以新官不理旧帐,你们的事情是县委、县政府让公安局这样做的,你们去找县委、县政府,拒绝赔偿。
    
    96年,中央颁布了13号文件,商城县白塔集乡旭光村有一位叫柏泽峰的退伍军人(志愿军、共产党员、转业后安置在乡士管所)向群众宣读13号文件(13号文件本身就要求,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哓,其实,很多地方的农民到了2000年以后,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文件,可见当时的乡、村两级基层政权是如何棚架政策的。中国就算有好的政策,好的法律也实行不了。人民是得不到实惠的。)惹恼了乡、村干部们,他们硬说柏泽峰有神经病,强行押送柏去精神病医院。医院检查没病,不收。商城县公安局才不得又以扰乱社会治安拘留关押柏泽峰,柏出来之后仍然向周边的农民宣传有关政策法律,动员群众依法拒交、抗争。乡、村两级怀恨在心!到处散播柏是神经病,取消了柏的志愿军资格,不让柏在士管所上班了,别人给柏介绍对象,乡、村派人捣鬼,柏到外面打工,乡、村了解清楚后,找到地方政府,给那个工厂施加压力;这个人与党和政府作对,如果你们敢收留他,你们工厂就办不下去。至今(2007年),柏已经45岁了,不仅没娶上老婆,还搞得一贫如洗。
    
    20世纪的末期,中国农村中有文化素质,有法律知识,有民主意识的人,如果敢于出来主持公道、 维护和伸张正义,都会遭到种种非难,不好活,甚至不能活。
    
    1999年山西省岚县青年李绿松为改建村小学多次上访无果,贴反腐败标语,被抓进看守所,遭严刑逼供,并割去了一截舌头。黑龙江省绥棱县普通农民王椒荣向当地信访部门反映村里的土地承包问题和干部腐败问题,5次被当地干部强制关进精神病医院,共210天。武汉市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职工段昌海1999年以来,先后多次举报本单位存在的违纪问题。2001年8月2日,他在湖北省审计厅继续举报时,意外的发现武汉市精神病医院3名医生给自己做的“精神医学签定书”,称他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2002年湖北省房县小学教师谭荣杰反腐上访被活活打死……
    
    中国人民不是不想聪明,而是不敢聪明。很多人就是因为聪明了,素质提高了,有了民主、法制意识,站出来与黑恶势力对簿公堂,招致而来的飞祸横灾,不好活,不能活,难怪中国有“难得糊涂”之说。
    
    96年,中央颁布13号文件后,中国人民的负担仍然一年重逾一年,成直线上升,征收的手段日益恶劣,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公、检、法公然违反宪法、践踏法律的站出来,大张旗鼓的帮助地方政府搜刮、勒索人民,大有跨入21世纪,全面推向21世纪的势头,必须斩断!不能再容妖魔横行!
    
    2002年元月1日,商城县的公、检、法“执法大队”一群人,驾驶着数拾辆警车(其中还有从社会上租赁的)开进了伏山乡枫树村和徐堰村,商城县公、检、法明目张胆的集体违法,去为地方势力抢粮、要钱、带抓人,执法机关公然犯法,老百姓怎么办呢?
    
    警车开进了山沟子里,正是2日两点,农民领袖洪茂轩(共产党员,自卫还击战二级战斗英雄)一声呐喊,埋伏等候在那里的农民们手持棍棒一冲而下,石块、棍子一齐打向这群执法犯法的“法盲”。这群做贼心虚的“法盲”自知理亏,没有做任何的抵抗,丢下警车,四处逃窜,洪茂轩大显身手,一气毁掉了五辆带头的警车,天刚拂晓,周边的农民也赶过来帮助收拾残局,除了放走30多辆社会上租来的车子外,有标志的九辆公、检、法车子全部砸掉。象这样由公、检、法执法机关公然亵渎法律,公然践踏法律的事例,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可以说数不胜数了。
    
    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制政府。但2005年12月份,固始县公、检、法执法机关,又重演了2002年元月份商城公、检、法,执法机关践踏法律的“闹剧”,又招来了十一辆警车被砸的结果。
    
    行政许可法早已颁布,而固始县县委、县政府,南大桥乡党委、乡政府违法的将南大桥乡境内的郑堂、陈营、八一三村的史河地段,卖给了福建一家开采商开采铁沙。这段史河长期以来不仅是这三个村农民的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存资源。前些年,地方政府勾结开采商对史河的铁沙进行盲目的开采,曾导致史河河道改道弯曲,河内坑凹不平,失去了平坦、顺畅的规则,两岸大堤多外滩塌,失去了排洪的安全保障。91、98两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大堤崩溃,史河两边一片汪洋,千家万户的农民身处洪水数日,苦不堪言,这次县、乡两级不顾两岸农民的生存安危,为了钱,把史河卖给福建人开采铁砂,更没有和对史河拥有所有权、使用权的地方农民打一声招呼。地方农民理所当然的进行自卫和保护,不许开采商开采,县、乡两级派来了大批的警察、警车、信阳市也以维护稳定为名,调遣了大批手拿盾牌的防暴警察,压制群众。人民怒不可遏,群策群力,对敢于公然违法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执法犯法的警察发起进攻,人民的力量战无不胜,十一辆警车被砸,其他的跑的快,躲过了厄运,陈营村的村民王长军、王长华两兄弟因为是秃头,分外耀眼,在砸车的过程中又大显身手,当时慑于众威,警察们不敢造次,2006年3月26日两兄弟进城办事,碰上警察,被认出并逮捕羁押。要建设法制政府,政府必须首先要用法律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却倒好,很多地方政府却频频无视法律,公然的、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律,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制政府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地方政府所养成的无视法律、胡作非为的恶习总是改不了,会不会象狗难改吃屎一样改不掉。可见20世纪末期的地方政府,及大大小小的官僚违法行为之多、渎法程度之深。
    
    2006年2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强调,加强行政许可的监督力度,重点查处非法征地,野蛮拆迁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而固始县县、乡、村一伙对政策、法律视而不见,充耳无闻,应该予以从严、从重之查处!2006年11月份,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公开查处了郑州市副市长李新民一伙,非法滥征土地一案。应该给各地方无视法律的官僚们敲了一次警钟。07年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一定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十六大之后,中国虽然步入了良政,但是20世纪末期“暴政”造成的繁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的沉淀,给21世纪的建设形成了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消化掉,肯定是隐患。乡、村干部奢侈挥霍,贪污腐败,使每个乡、村都欠了大批外债,不让他们乱收了;他们便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的占地、征地、卖地、霸占资源。。。。。。
    
    2003年以来,固始县三河尖乡、陈集乡、城关镇、郭陆滩镇多起非法占地,非法征地,野蛮拆迁,人民群众多次诉之于法律,而固始县法院在地方政府的操纵下,要么不受理,要么胡乱判决;既便是依法公开的判决,也执行不了,法制简直成了儿戏,法律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2007年2月15日(就是农历大年28)固始县部分乡村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多次上访无果,法律起诉又走不通的情况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前集会抗议,要求赔偿,事情还在继续的酝酿之中。
    
    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举步维艰!
    
    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以法规范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呢?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法制问题的实质!
    
    中国法制问题是上个世纪已经形成的,由来已久!
    
    89年开始,县、乡、村干部为了收钱、收粮,利用地痞、流氓、恶棍打冲锋,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农村的乡、村基层政权普遍的、逐步的扶植地方恶势力,使农村的黑恶势力迅速的蔓延,曾经是正直的乡村干部也逐渐的蜕变为黑恶势力,这便形成了20世纪末期的黑恶势力普遍占据基层政权的局面。20世纪末期,“三农”问题异常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一触即发。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看出了苗头,不再继续沿袭上一届领导人的做法,调整了政策,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而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起到了一定的关键性的作用,使朱镕基总理在艰难的处境中果敢的做出决策,实行了费改税,并做好减免农业税的安排,为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中共领导开创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六大以后,中央虽然出台了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的好政策,但难以实行和落实,如何去掉基层干部无视法律、胡作非为的恶习,如何引导农民树立、强化民主、法制意识,如何普遍提高农民素质。建立起基层民主、法制的监督机制,从而推动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才是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的执政理念,但如何落实这些新举措?
    
    首先,要用法律手段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根深蒂结的黑恶势力。
    
    强奸民意,搞假选举,使那些有文化素质的,有科学致富能力的,大公无私的,能够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能人,不能顺当的走出来为群众办事,是长期栖身于、寄生于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压抑、摧残、愚化农民的精神、思想,用威胁、恐吓的手段来束缚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使广大农民不敢参与民主监督,不能用法律的武器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长期栖身于、寄生于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使广大农民对民主选举失去了信心,对法律、法制失去了信任是长期栖身于、寄生于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有人认为,影响、左右基层民主选举的是家族观念和家族势力,其实完全错了;家族观念、家族势力并不是影响、左右基层民主选举的根本障碍。
    
    黑恶势力寄生于、栖身于乡、村基层政权,而县级以上的官僚长期以来,一直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势力,这就是黑恶势力能够在中国农村普遍的、根深缔固存在的主要原因。
    
    2005年,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在中国召开,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鞭策作用。
    
    
    
    ★十六大提出了改革要有新举措、观念要有新突破、发展要有新思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第四代领导只有彻底的打破“帝本位”“官本位”的旧观念,彻底的清除“帝本位”“官本位”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以新思路来实施新举措,建设法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历朝历代的封建专制者把中国、中国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附庸”。灌输盲目的“忠君思想”、倡导“爱国主义”。他们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就是“盲目忠君”有人提出“要民主”,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这就 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帝本位”思想,是封建专制文化的骨髓。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从形式上铲除了“帝制”,但“帝本位”思想在中国传统了几千年,在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里根深缔固了。它要不断的借尸还魂,借执政者的尸,还独裁与专制的魂。清帝退位不久,马上就又跳出来一个袁世凯,蒋介石曾经追随中山先生,倡导民主、自由,但政权到了他的手里,搞一党专制,独裁中国,容不下共产党,拼命的打内战,后来一败涂地的遁入台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在中国取得政权之后,怎么样呢?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话说中:毛泽东同志由于受长期的封建历史的影响。大搞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曾经是从呀呀学语的儿童,至八旬、九旬高龄的老人,时刻不忘“高呼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如果谁说一句毛的不是,马上镇压,“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觉得太夸张了,才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与“帝王时代”的“三拜九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权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手里。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执政帝位”。大开杀戒,“64”鲜血染红了天安门广场。爱国青年、人民的鲜血算得了什么呢?到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第三代,“帝制”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农民负担普遍沉重,借着工业体制整改的幌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大批工人下岗没饭吃,而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奢侈享受。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曾经都是民主“斗士”。一旦到了执政,马上就变得至高元上,唯我独尊了,用历代“帝制的专权”“还治于人民之身”,这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帝本位”思想的体现。
    
    “帝本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随之而来的是建立起一套支撑“帝本位”的“官本位”体制,自下而上,等级、地位森严,这便有了大大小小的官僚,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喝、穿。自古以来,做官便可以荣华富贵,奢侈享受,人人向而往之,一旦做了官,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由人民来贡奉。
    
    正是由于“帝本位”、“官本位”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才使中国“专制”“暴力”“再专制”“再暴力”的演绎了几千年,形成了人民周期循环流血的历史。“帝本位”曾经使不少“王室”为了争夺“执政地位”。父子兄弟相残,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亲情”。老百姓更是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想起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不妨问一下20世纪末期的专制者,你们为什么还想把专制全面的推向21 世纪呢?你们真的完全被专制同化了吗?中国几千年流血的历史为什么唤不醒你们的良知呢?“执政地位”真的这么重要吗?你们还有人性吗?
    
    “帝本位”把中国的很多“执政者”扭曲变成了丧失人性,嗜血残杀的魔鬼。为了满足他们的权欲、私欲、占有欲、不择手段。
    
    孙中山的时代,中国多党并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力量较为强大,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孙中山能够平等的对待共产党及其它的民主党派,实行民主共和,初步地建立了多党竞争、优胜劣汰、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制度。遗憾的是,“民主制度”还未站稳脚跟,孙中山先生就过早的去世了,国民党大权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容不下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他要实行一党专制,所以拼命地打内战。战争失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占据了上风;同样,毛泽东也容不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要实行一党专制。一旦占了上风,就不遗余力的消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后来,便形成了互不相容的大陆与台湾分而治之的局面,形成两岸相互鼎立的分裂状态,给中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台独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将来台湾真的从中国分裂出去,历史责任应该由国民党、共产党来负,而不是民进党,罪魁祸首是蒋介石、毛泽东,而不是李登辉、陈水扁。
    
    蒋介石、毛泽东互不相容,不仅如此,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党内也排斥异己,高高在上。在他们的专制下,台湾的国民党内的许多人士,大陆共产党内的许多人士,惨遭陷害,两岸人民更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有很多历史的见证,不容抵赖和狡辩。
    
    蒋介石、毛泽东正是由于受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 的帝制思想的感染,所以才有了极强的私欲、极强的权欲、极强的占有欲。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一党一派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大打出手,导致大陆、台湾长期分裂的状态。
    
    正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 的专制思想、理念的引诱和驱使,后来大陆的执政者也被异化为私欲极强、权欲极强、占有欲极强的人间恶魔,为个人的私欲和一党一派的私利嗜杀成性,“6·4” 鲜血就是见证,这些人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作为代价来实现他们对中国长期的专制和独裁。
    
    所幸的是,台湾的蒋家王朝的专制政权很快覆灭,今天的台湾已是多党林立、政治多元化了。台湾的民主任何人休想主宰了!
    
    要不了多久, 大陆的专制也一样地覆灭。未来的历史,“专制” 没有生存空间。
    
    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专制者不止一次地引用孙中山废除帝制后在中国实行多党政治,三权分立遭到失败的这段历史作为历史依据来证明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中国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的说法。他们叫嚣:多党制,三权分立不是没有在中国试行过,后来失败了。这就证明,广泛的民主在中国走不通,中国不能走多党制的道路。至于为什么走不通他们没说清。他们只说所然,而不敢说所以然。
    
    在全世界高度民主的今天,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多党制,正是因为中国的专制势力根深蒂固,加上一些私欲极强、权欲极强、占有欲极强、手握重权的“专制恶魔” 肆意横行。这些“专制恶魔” 只能横行一时,而不能横行一世。他们动辄以中国历史、文化、经济、传统等因素作为理由,把中国专制的顽固、把中国人民民主意识淡薄、没有民主能力,只能服从他们的专制,完全归结于客观。不禁使人们想起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晏子使楚时留下的“楚人善盗” 的历史典故。
    
    中国人民缺乏民主意识是中国的水土问题吗?中国的执政者有极强的私欲、极强的权欲、极强的占有欲是中国的水土问题吗?非也!
    
    长期以来,中国的执政者(孙中山除外),使用两种文化极端的手段,一方面实行文化摧残手段,愚化中国人民,使他们丧失了自我存在意识,缺乏民主信心和民主意识;另一方面,强化“至高无上、唯我独尊” 的执政理念,引诱、助长执政者的私欲膨胀。把执政者异化为专制的恶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民与专制者的两个文化极端——软弱和强权。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历史上的人为因素,而并非历史上的客观因素。不是水土问题。美国人、英国人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同样不是水土问题,主要是“人” 的问题。
    
    长期的封建专制已经造成了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严重生理缺陷。20世纪末期,手握重权的专权主义者,变本加厉的沿袭封建专制的做法,推行奴化教育,欺骗愚弄人民,用文化高压、思想高压的手段束缚着中国农民的精神、意志、思想道德。中国农民怎么能够提高素质呢?更谈不上提高民主、法制意识了!
    
    专权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希望着广大的中国人民是一群不懂民主,没有自我意识,只能按照他们设置的程序进行操作和活动的机器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凡是涉及到西方民主、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等学术课题,一律被禁为雷区,不许研究和探讨,不许中国人把中国和世界上民主先进的国家相比较,目的就是不让中国人能够全面的、深刻地了解民主、认识民主,他们一直希望着中国人民永远是一群糊涂蛋、傻瓜。他们曾经不断的叫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人民是世界上人口素质较差的国家,人民需要我们进行统一管理,不然中国就会大乱。在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文明、民主、尊重人权的呼声中,这些人一直以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借口,说什么:世界是五彩缤纷和绚丽多彩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受其历史、文化、经济的制约,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人权和不同的人权观,妄图使他们剥夺人权的行径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默许和认可,以达到封建专制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地合法下去。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朝历代的专制者,一直倡导这种文化理念。20世纪末期的专权者,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继续推行这种专制的做法,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靠精英集权,靠人治,不仅没有民主法制,没有良政,更谈不上经济腾飞,民族振兴了,专权主义者的小聪明只能误国误民。只有树立中国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使他们对民主、法制充满信心,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才能进步,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才能成功。
    
    到了20 世纪后期、末期,中国的继续专制和严重腐败,越来越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愤概,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尊重保障人权。因为中国的专制和腐败,不仅使中国缺乏文明、民主,丧失法制;更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步,从而影响了全人类的进步和繁荣。中国某些人的专制,剥夺人权的行径是向全人类的公理与正义挑战的行为。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人权解放 的主战场,中国人民则是人权解放的主导力量。
    
    作为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中共领导,应该认清前车之戒,深刻的反省,中国为什么造成分裂,台独势力什么可以有生存空间。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20世纪末期的专制者剥夺人权的行为恰恰是给“台独”势力不断的拓展生存空间制造有利条件。“台独势力”可以打着“民主”的幌子,取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两个“独”最可怕,一个是“制造台湾独立”的“台独”势力,一个就是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势力”。
    
    
周德才: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源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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