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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才:农民维权 举步维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4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周德才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为什么-直徘徊在民主、法制的边缘?如何改变现状?首先,全民族的认识上必须深刻地解读中国历史。 (博讯 boxun.com)

    
    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农业国,又是一个农民大国(绝非农业大国)。所以,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直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直接体现了全民族的精神风貌。中国农业的经济水平大体上显示了中国的经济总体水平,中国农业的内在动力、增长趋势基本上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上个世纪的末期,中国农民的负担沉重,使中国人权问题倍受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国际舆论围绕中国人权问题争论不休。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中国的人权状况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严重的危机状态,这是事实,不容争辩。
    
    进入本世纪,中国的“三农”问题虽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要解决根本问题,仅靠调整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1、转变全民族的观念,消除历史、传统、文化、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农民都要开阔视野, 创新发展。2、锐意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要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彻底改变目前的农村现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砸碎附加在中国农民身上的制度枷锁, 废除制度上对农民的限制和束缚,并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农民的权益。
    
    农民的权益:即农民的权力和利益。
    
    农民应该有哪些权力?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利益?
    
    农民的权力概括的讲有两种:农民的生存权力,农民的发展权力。
    
    农民的生存权力——农民的生活、存在的权力,也是农民的经济权力。是农民对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所拥有的使用权力、承包权力、分配权力、转让权力(有偿转让和无偿转让),对自然资源、环境拥有保护权力,改善权力。农民的生存权力还包括有劳动就业权力,以及为了维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物质文明所进行所有活动的权力。
    
     “生存权力” 是天赋之“人权” ,不容侵夺。
    
    农民的发展权力——农民在生存的基础之上,为了谋求提高、进步、发展的权力。农民的发展权力包括:农民的民主权力和农民的受教育权力。
    
    农民的民主权力又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管理权、抗议权、游行示威权、结社权(合作组织、农会等)、自由言论权……。
    
    农民的受教育权力,是农民为了提高能力素质、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所享有的国家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权力。农民通过受教育,不仅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还可以树立农民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大公无私的精神,增强农民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公民意识,履行社会义务,承担历史责任。
    
    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的权力密不可分,只有在“农民的权力” 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农民的利益” 才能得到保障。事实上,现在的农村,本来很多属于“农民的权力” 往往被剥夺了。“农民的利益” 也经常的被侵占。
    
    农民最起码的“经济利益” 实际上就是“生存权力” 。
    
    农民的“生存权” 就是对土地等资源所拥有的“使用权” 和“分配权” ,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才能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实现“经济利益” 。
    
    农民的“政治利益”“ 社会地位” 取决于农民的“民主权力” ,农民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力” ,才能表达利益和诉求,才能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竞争和搏奕,才能得到劳动保障、社会福利、未来发展等各方面的利益。
    
    很多人认为,农民的观念陈旧,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科学技术是农民落后、贫穷的主要原因,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农民的观念正在逐步地转变。中国农民的数量正在逐步减少,(相当一部分农民已进入经济特区、文化城市,转入其它发展行业)中国农民的素质正在逐步提高,很多农民在经济繁荣的特区、文化先进的大城市创业有成。留在家园一直务农的农民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农业上,很多人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向规模化,产业化,经济化的新型农业迈进。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某些地方“公司加农户” 的合作势头已经开始显现。
    
    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商城县的农民王宗仁、金荣山等,通过多种关系为家乡的乡亲们从海外引进了一个手工艺的项目,由海外客户提供原料(抽纱线),让在家闲着的农村家庭妇女按照相关的品质要求,利用闲暇时间勾织手工艺品,再把织成品集中起来,由王宗仁、金荣山等统一交给海外客户。客户按照成品数量统一付给劳动报酬,再由王宗仁、金荣山等农民代表按各农户的成品数量分发下去。项目引进之后,立即得到周边几个乡镇农民的响应,纷纷参与项目,加入 “农户联合组织” 。大家不仅赚到了钱,增加了家庭收入,同时又通过“勾织手工艺品” 这个纽带联合到一块,交流技术,探讨品质,共同筹划如何以“公司加农户” 的形式结成“联合体” ,与海外商人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平台,引进更多的项目,开创“农民合作组织” 。
    
    88年,项目已经有了很大起色,农户收入随时递增,加入的农户越来越多,已经遍及了商城县的十几个乡镇。王宗仁、金荣山等农民代表多次申请注册均未成功。县政府的有关单位、部门却借着“管理” 为由,硬要插手进来。县政府从农行里贷了一笔款,建立了一个“商城县手工艺品抽纱厂” ,任命了某单位干部吕爱军为厂长。颁布了一些无理的政令,强迫那些勾织手艺精的农村妇女进入该厂务工,不许她们单干。并勒令没有进入工厂的所有从事勾织业务的农户把织成品交到抽纱厂来,全部以“抽纱厂” 的工艺品名义由吕爱军交给海外客商。因为县政府的捣蛋、刁难,海外客户只得让吕爱军取代了王宗仁、金荣山等“农民代表”,本来与注册未成功“农民联合体” 所建立的关系只得换成了与“商城县抽纱厂” 厂长 吕爱军洽接。抽纱厂从海外客户领来各农户的劳动报酬之后,以“管理费” 的名义提取相当一部分钱,还无故的扣押、拖欠余下的“工钱” 上交县财政。农民们非常气愤,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地挫伤,产品的数量、质量均大幅度地下降。
    
     89年,德国慈善机构EZE组织来中国内地农村考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认为这个项目由民间组织来统筹管理更好,既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随即向有关政府部门表示,如果官方能够让“农民联合体” 注册,德国慈善机构愿意捐助30万美金(相当200万人民币)和两辆高级轿车给“农民联合体”,帮助中国农民致富。商城县县政府对德国慈善机构说:“农民联合体” 未注册,先由政府接受捐助,再尽快地办理“农民联合体” 的注册,待“农民联合体” 的有关负责人稳定后,政府再将捐助移交给“农民联合体” ,并保证将捐助完全用在农民项目的发展上。就这样,商城县县政府操纵“抽纱厂” 以“农民联合体” 未注册、暂时不能作为民间组织接受捐助为由,截取了德国慈善机构捐赠给中国农民的发展基金。
    
    由于县政府一帮人乱搞一气,农户们纷纷停止了“勾织业务” 。“商城县抽纱厂” 一家根本无法按时交货,而且成品质量下降,80%不合格。90年年底,海外客户中止了项目。德国慈善机构得知情况后,觉得当初不该把捐助中国农民的钱交给“官方” 。EZE项目负责人指着“抽纱厂” 厂长吕爱军的鼻子大骂:中国的官方真不是玩艺,骗了我们的钱,坑害了中国的老百姓。
    
    官方未插手前,农户不仅利润好,收入高,大家都干得很开心,海外客户相当满意。王宗仁、金荣山等农民代表作为未注册成功的“联合体” 负责人与海外客户相处的关系融洽和谐,项目呈良好的发展势头,很有发展前景。
    
    官方插手后,县政府操纵的“商城县抽纱厂” 取代了“农民联合体” ,“抽纱厂” 厂长吕爱军取代了金荣山等“农民代表” 。农民的劳动报酬不仅被盘剥,所有的工钱还被扣押、拖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下降,最后逼着海外客商中止了项目。
    
    商城县县政府对内盘剥地方农民,肆意侵占地方农民利益,丢掉项目,断送了地方农民的一个发展机会;对外骗取外商德国慈善机构一笔钱,同时,丧失了中国人的人格,损害了中国政府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政府,能够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
    
    上个世纪9 0年代,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对信阳市农村投入了4355项目,每年为项目拨款数十万元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可相当一部分资金被挪用,或不知去向
    
    商城县的很多农民。至今被抽纱厂扣押了很多工钱(这些钱海外客商已付清),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中止项目,使商城县的农民又失去了一个发展致富的机遇。
    
    2003年,项目联系人王宗仁、金荣山等“农民代表” 把“商城县抽纱厂” 告上法庭。在公理面前,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形成的压力,商城县法院不得不作出裁决:一定要兑现农民工工资。(见商城县法院《关于农民工工资裁定书2003<1-9>号》)。
    
    很清楚,商城县县政府指使“抽纱厂” 无理的从各农户的每件织成品的劳动报酬中提取所谓的管理费,是“克扣农民工工资” 。商城县县政府指使“抽纱厂” 无故扣押、拖欠海外客商已经兑现了的农民工工资,属于“非法侵占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非法侵占农民工的经济利益” 。“抽纱厂”扣押、拖欠的农民工工资,骗取德国慈善机构的钱和车,早已交给县政府的一帮人,“抽纱厂” 只剩下几间破厂房,怎么兑付农民工工资?去年9月23日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 的研讨会上,我发誓要依法收拾这些败类,并不是一句空话。有强大的农民力量作为基础,再争取广大的专家、学者、记者参与、支持、帮助和合作,集中全社会的目光,跟踪、关注、锁定河南省商城县、固始县,使之成为一个焦点,这里的胡作非为的乡村干部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达到这个效果之后,我们再动员地方上的广大农民联合起诉到信阳市中级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兑现农民工工资,有理有据。(商城县法院一审判决清楚明确)
    
    当初,商城县县政府之所以操纵一个“抽纱厂” 插进来,原因有二:
    
    一、当时随着农民负担的加重,商城县的农民抗争意识越来越强,呈现出鼎立的势头。王宗仁、金荣山从海外引进手工艺品项目,为了做好项目组织农民搞联合,这些都是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商业性行为,就这也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农民经济联合体” 注册。只要农民搞联合,他们就一定破坏,让农民搞不成。后来便使出了一招——搞出来-个抽纱厂插进来。地方农民、海外商人本来都不想和官方打交道。但不让官方插进来,大家谁都搞不成。委曲求全,不得已才让官方插进来的,真是“引狼入室” 。
    
    二、农民们赚到了钱,得到了利益,县乡村的老爷们看得眼红。再加上德国慈善机构捐赠给农民联合体的巨资,插进来不仅可以控制农民,限制其发展,还可以得到巨款,盘剥农民,侵吞农民利益。所以官方插进来以后,德国慈善机构受骗,商城县的农民工工钱被扣压,得利的只是地方政府。
    
    今年4月份我在湖南彭荣俊、刘坤山那里了解到,2003年他们打算注册农会,刚到民政局说了一下,衡阳县公安局就要抓他们。彭荣俊、刘坤山躲到外乡亲戚家“政治避难” 数日。
    
    现实的中国,农民前进的道路坎坷曲折,布满荆棘,重重机关,农民的发展谈何容易!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是个弱势群体。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又是多次暴发能量的群体。
    
    旧时代的中国农民被中国的专制历史边缘化,一直沦为最底层被剥削压榨的群体,任人宰割,专制制度,等级森严,专制文化又-味地愚化中国农民,使中国农民没有自我存在意识,完全依赖统治阶级。自卑、任人摆布,苟且偷生。
    
    正是由于专制历史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使现在很多的中国农民缺乏“民主意识” ,或者“民主意识” 不强,甘愿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 ,没有勇气去争取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农民虽然任人宰割、欺凌,一旦到了“等死亦死,举大计死亦死” 的时候,他们便会在“圣人” 带领之下,形成势不可挡、摧毁一切的巨大能量消灭他们所痛恨的统治者,这便是破坏力极强的暴力革命。
    
    暴力只能产生专制,专制又导致暴力,循环往复,周期性的呈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也随着周期性流血历史惨遭破坏或毁灭。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症状——黄宗羲定律。
    
    暴力革命不可取。不能让黄宗羲定律在今后的历史中重现。
    
    历史上的中国专制分为两个时代:家族专制时代(帝制)和党派专制时代。
    
    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是家族专制时代,也就是帝制,这个时代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时代的全部过程实际上就是皇室更迭替换的过程,而在所有的替换过程中,“中国农民” 这个巨大的群体自始至终充当着“巨大能源” 的工具角色。爆发能量,促成替换,每个农民就是能源的一个原子,就象U238原子一样。
    
    这个时代的“中国农民” 的权力、利益如何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 。这个时代的“中国农民” 只能算是皇室家族的“私有财产” 。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农民” 没有什么权力、利益可言。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废除“帝制” 之后,中国进入一党专制的时代。中国由“一家一户的中国” 变成了“一党一派的中国”。 中国农民由“一家一户”的附庸,变成了“一党一派”的附庸。
    
    一党专制的时代又分为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时代和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集体至今的共产党时代。
    
    党派专制时代的中国农民,地位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权力、利益虽然有了很大的保障,但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农民仍然还处于附庸、从属的地位,其权力、利益、发展仍然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农民一时间成了“国家的主人” ,集体化道路使中国农民陷入到极度饥饿、贫穷的境地,无计其数的农民因此失去了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建了中国的工业基础。
    
    土地承包到户,只能让中国农民吃饱肚子。
    
    “改革开放” 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农民也有所转机,但中国的改革自始至终未能深入到制度的弊端,民主进程太慢。不仅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政府的体制极度膨胀,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贪污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旧时代的中国历史一样,中国的农民很快地陷入到负担沉重、任其宰割的境地。
    
    十六大之后,党和政府多次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制政府,并加大力度,着手实施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只到现在,农村的现状仍然难以改观,农民的权益仍然难以保障。
    
     农业税未免之前,各个地方势力不择手段,加重农民负担,盘剥勒索,很多地方的公、检、法执法部门公然参与到乡村干部中抢劫农民,执法犯法。2002年元月份,商城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的农民们同仇敌忾砸掉9辆警车,被商城县公安局定为“1·01农民抗税案” 。农民是抗税吗?不,他们是自卫!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 !
    
    免去农业税之后,不许向农民伸手要了,不许向农民下手抢了,怎么办?各个地方势力不约而同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和资源。2005年固始县县政府动用大批警察,强行霸占南大桥乡陈营村的一千多亩史河沙滩,卖给福建人开采铁砂,执法犯法。12月中旬矛盾激发,愤怒的农民们砸掉了11辆警车。事隔数日,2006年3月26日,参与砸车的王长军、王长华两兄弟进城办事,被警察抓起来,以破坏公共财物罪分别判了两年徒刑。县政府及警察强行霸占产权属于地方农民的一千亩河沙滩,公然的抢劫,公然的非法侵占,未定其罪,自卫的农民却被判刑。还有公理吗?中国还有法律吗?
    
    不从体制入手,深化改革,单凭调整政策,高声呐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来改善“民生” 状况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来的台湾,一直在闹“台独” 突出政治,民生问题抛到九霄云外,但台湾的民生状况良好,无论哪一级政府还是大小官员不能随便的、也不敢随便的侵害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民生” 有制度保障,不需要每天高喊“关注民生” 。大陆这边一直在高喊“关注民生”, 但“民生” 状况却相对很差。野蛮拆迁、圈地占地、非法侵占、坑农、害农,比比皆是。
    
    不仅如此,台湾的大小官员,包括他们的亲属,经济上如果稍有不清白立即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大陆何如?
    
    制度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注重根本,不能本末倒置。
    
    近年来,政府虽然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是农民负担沉重时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最突出的两点:
    
    一、各个乡、镇村都欠下大笔外债。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农行、农村信用社搞到的不良贷款。这些钱谁来还,已经成为流失,既亏空了农村的金融基金,也扰乱了农村的金融秩序。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应有的资金扶持,自然损失了不少利益。
    
     二、乡村干部普遍养成了无视法律,胡作非为的恶习,恶习难改。正是因为制度问题,中国的农村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来有效地清除这些“满身恶习” 的“垃圾” ,让有能力,真心为民办事的人上台,带领农民致富和发展。正是因为这些“满身恶习” 的乡、村干部长期占据了农村的权力资源,他们有机会、有条件的侵占农民利益,导致了全国各地的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广西的暴动事件大家清楚吗?
    
    中国的一些人胡作非为已经积压了很大的民愤,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惠民政策,矛盾有所减缓,但积压下来的民愤始终是-种没有渲泄和释放的能量。中国不及时地进行乡、村体制改革,分流那些作恶多端的乡、村干部,还让他们继续作恶的话,肯定会激起新的民愤,加上积压很久的民愤,如果达到临介体积,一旦引发“中子” 轰击( 突发事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发生爆炸。中国的状况真的不容乐观。
    
    如何把中国农民从弱势群体转变为强势群体?还给农民的权力,保障农民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相对的来讲,中国农民只有从弱势群体转变为强势群体,中国才能真正的“民主” 。换句话说,检验中国民主与否的标准就是中国农民是否成为强势群体。中国要发展,必须要稳定,只有提高农民的地位,还给他们应有的权力,保障他们的利益,中国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因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主流,所以应该是中国的主流。也必须是中国的主流。中国主流强大了,中国才能算强大;中国主流进步了,中国才能算进步;中国主流发展了,中国才能算发展。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之所以长期的沦为弱势群体,并不是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真的缺乏实力,缺乏能量,而是因为专制的制度,封建文化把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整体精神俘虏了。在俘虏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的同时,事实上是把数量巨大的中国农民的能量挤压到了一块,相当于把U238集中到了一块达到临介体积,诱发连锁反应,形成巨大的爆炸,给中国历史的积累、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中国有专制历史,中国才有黄宗羲定律,才有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美国没有专制的历史,美国就没有黄宗羲定律。美国虽然起步晚,但却比中国先进,比中国繁荣。中国的历史悠久是众所周知的。
    
    21世纪的中国农村建设,应该是还给农民的权力,保障农民的利益,把这个“历史上的弱势群体” 转变为“新时代的强势群体” 。事实上就是把历史上集聚爆发的 “农民能量”转换为让农民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地展现的能量,有效的、充分的、逐步的发挥作用,持久地创造物质财富,推动民主进步,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历史进步。
    
     U238挤压到-块,超过临介体积,必然产生连锁反应,无法控制,发生爆炸,造成灾难。
    
    U238分散利用,用于核发电,逐步释放能量,创造物质财富,造福于人类。
    
    如何释放“中国农民” 的能量,作祸还是造福,取决于中国的制度。
    
    
    
    ★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和选举程序,权力结构和选举程序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 只能是“强奸民意的假选举”; “强奸民意的假选举” 决定了中国农村的 “村委会” 只能是“专制性的政权组织”; 而不可能是民主的“村民自治组织”; 农民如何表达诉求呢?
    
    
    
    众所周知,“村民自治”之前 ,中国农村任何一个行政村(自然村)都是“村支部” 管辖“全村” ,村支书是全村老大,掌握全村的大权,处理村里的一切事务,村支书由乡(镇)里任命的。村支书有“组班权” 和“人事权” 。
    
    “村民自治” 以后,每个村都有两套班子,“村支部” 和 “村委会” ,村支书仍然是全村的老大,村支书仍然是乡(镇)里任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大会” 通过“民主选举” 产生。事实上,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只是一个形式。现在又实行了“村支书”“ 村主任” 一肩挑。“村级民主”、“ 村民自治” 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很多人都经常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谈及农民合作组织时,责怪农民自私自利,没有公民意识。其实也难怪,没有公民社会,那有公民意识呢?
    
    如果寨子村没有农会的话,寨子村的村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互相帮助,构建和谐,推动民主,共同发展的局面。
    
    如果不在体制外建立农民组织的话,农村民主因为没有载体就找不到生长点,强化农民的民主意识、推动农村的民主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主和发展是成正比的。
    
    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民主制度” 。
    
     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因为民主程度不同,所以才有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进步水平不同。实行真正“民主选举” 的地区,因为有了“民主意识” 才有了“竞争意识” 和开阔的视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观念更新,文化进步相对而快,反之亦然。
    
    和大陆相比,台湾的农业之所以较为发达,正是因为台湾的农村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选举” 。台湾的农村有很多健全的“农会” ,而大陆的农村“农会” 几乎空白。据我所知,至今能够注册的“农会” 只有山西省永济市浦州镇的寨子村的农会。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农村,“公民社会” 才是“民主基础” 。
    
    有了“公民社会” ,才可能有表达“民意” 的“民主之声” 。
    
    有了“公民社会” ,才可能有科学的、民主的“选举程序” 。
    
    有了“公民社会” ,才可能有均衡的“利益结构” 。
    
    有了“公民社会” ,才可能有均衡的“权力结构” 。
    
    一般的而言,中国的内地,许多地方的农村,大多数农民对“民主选举” 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选举” 是假的,选不选都是一个样,根本不值得信,没有参加的必要,久而久之,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 因此也就没有真实的内涵和实在的意义了。那么,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自然也就淡薄了。在偏远、闭塞、落后的农村,那里有很多农民的“民主意识” 尚处在启蒙状态,实在是可怜哪!
    
    正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农民“民主意识” 淡薄,不想参与“民主选举” ,正好中了乡、村干部的下怀,他们便有机可乘,长期霸占乡、村的权力资源,反过来用种种手段,变着法似的操纵“民主选举” ,限制农民的发展,摧残农民的“民主精神” 和“民主意识”, 阻止乡、村的民主进步,用非法手段敲榨、盘剥、勒索、坑害农民,侵占农民的利益。自然的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农民越来越失去对“民主选举” 的信任,农民越来越失去“民主自治” 的信心。乡、村干部则越来越恶劣,变本加厉……
    
    20年前的玄中村村干部是:姜国保(村支书)、熊大友(村主任)、张本祥(村文书)、赵国林(副村长)、吴顺延(治安主任)、庄承志(出纳会计)、汪志荣(妇女主任)。20年后的(也就是2007年的今天)玄中村村干部是:张本祥(村支书)、熊大友(村主任)、姜国保(村文书)、因为姜国保不够狠,乡里下达的粮款有时征不上来,所以村支书换成了手段恶劣、道德败坏的“狠人”张本祥。赵国林(副村长)、吴顺延(治安主任)、庄承志(出纳会计)、王芹(妇女主任,张本祥的老婆),汪志荣因为反对村干部利用“计划生育”坑害村民,被他们踢了出来,村妇女主任换成了张本祥的老婆王芹。
    
    20年前这些村干部在郭陆滩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采取压榨、盘剥、搜刮、抢劫等手段加重农民负担。
    
    20年后的今天,这些乡、村干部勾结地方恶棍霸占土地、荒山、水库等资源,直接侵占农民利益。
    
    在经济发达特区的农村,(如广东的深圳、东莞)文化先进城市的郊区农村,因为直接感受新观念、新思想的熏陶,加上经济利益较为突出,这些地方的农民有较强的“民主意识” ,虽然能够积极参与推动“民主选举” ,但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固有的框架,加上各个地方的顽固势力长期的作用,普遍地形成了中国乡村特有的“权力结构和选举程序”, 极大地限制了“民主选举” ,构成了难以冲破的“瓶颈”, 无论农民们怎样团结的去争,无论农民们怎么努力的去做,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受限制” 的制度安排,能够取得的“选举成果” 终究有限。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的党家镇党西村。
    
     上个世纪以来,以党支部书记金延喜、村主任李连增等一伙人组成的村支部、村委会长期统治着这个村。
    
     这个村原有5000多亩土地,企业3家。截止到2002年,企业被卖,土地被卖了3000多亩,还欠下1500多万元的巨债,136户人家完全失去了土地,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 的“三无” 游民,卷缩在破坯烂墙的贫民窟里。
    
     而金延喜、李连增一伙家有高档轿车。走进党西村,映入眼帘的第一印象,就是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村支书金延喜一家在村里一共有6处房产,最大的一处1.2亩的宫殿建筑,宫殿之上设有俯瞰全村的凉亭,宫殿之中豢养着高大名贵的藏獒。被称为“支书的手下” 的几户人家,也都是城堡式的高墙深院,庭院里豢养着凶猛的狼狗。在这些乡村豪宅的周边,分布着一个个破败的宅院。
    
    从1992年开始,以张廷夫为首的农民维权代表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以法抗争” 。他们先后到区、市、省、中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上访达500余次,行程两万多公里,终于换来了第一颗果实: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下达的《济国土资罚决字(2001)第004号决定书》,其中就济南市华峰高级中学擅自占用党西村113亩集体土地一事,给予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以恢复土地原状的处罚。
    
    以此为东风,张廷夫等人积极参加2002年的村委会选举。2002年4月14日,原村委会成员公然违背相关法律,抱着投票箱到各个村民家中要求投票甚而至于代民投票,遭到张廷夫等人的坚决抵制,他们经过与镇政府主要官员及市中区相关部门的多次交涉,致使这一非法选举被认定为无效。2003年3月30日,张廷夫在由1600多名村民到场参加的新一轮选举中以1514票当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
    
    为了钳制张廷夫这一届真正民选的村委会班子,党家镇镇党委特地任命原村委会主任李连增任新新一届的村党支部书记,并由他又组成一个村党支部班子,处处与张廷夫等人为难,让他们难以开展工作。
    
    在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前,张廷夫还参与组织过另一场“以法抗争” 的维权活动,直接触犯了当地党政官员的既得利益:原村支书金延喜的儿子金彪、亲戚法忠磊等人,在原镇长、现镇党委书记付光鲁的授意和支持下,以民营大丘山集团的名义圈占了党西村的公共墓地100多亩。村民代表为此多次上访告状都无处受理。2002年8月30日上午,村民代表在村委会门前召集2000多人的村民大会,高呼“把反腐败进行到底” 的口号,到镇政府门前集体上访,镇政府没有一个人出面接访。在此情况下,村民们到公共墓地前,用双手推倒了非法圈占的围墙。
    
    当天傍晚,金延喜的大徒弟何林斌喝醉酒后闯入张廷夫家中行凶报复,幸亏张廷夫早有防范,他手疾眼快地关上大门,把跟随何林斌的其他几名凶手阻在门外。在扭打过程中,何林斌拿出匕首把张廷夫剌倒在地,张廷夫80高龄的父亲赶来救助儿子时也被剌伤。张廷夫15岁的儿子情急之下拿出菜刀向何林斌砍去,当菜刀砍向何林斌的脑袋时,张廷夫为了保护凶手的生命,用肚子迎向儿子的刀口,致使张廷夫和凶手何林斌一同倒在血泊之中。随后上千名村民闻讯赶到,张廷夫大义凛然地告诉村民:“我张廷夫为村民维权,死而后已。”凶手何林斌的母亲,也当着110警察责问儿子说:“你替金延喜卖命,金延喜给你多少钱?”
    
    由于双方互有伤害,-件刑事案件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张廷夫家中总是藏着钢钎铁棍以防不测。他用自己的话说:“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个人不去,当上村主任之后,我把烟酒也给戒掉了。”
    
    新一届村委会上任之后,围绕着清理村级财务和村集体发包土地,继续展开有理有节的维权行动,只是得不到区镇两级政府的配合支持而收效甚微。(摘自高战、星岩的报道)
    
    2005年5月份,张廷夫这一届真正由村民拥戴选举出来的村委会班子,任期未满(张廷夫等人当选村委会班子是2003年3月30日,三年任期满应该是2006年3月30日),因为查出了原支部书记金延喜、原村委会主任李连增等很多财务问题,并发现党家庄镇镇党委、镇政府的-些干部涉嫌受贿等问题,这些人怀恨在心,2004年10月就开始着手实施威胁村民不许拥护张廷夫等人,贿赂村民在下届换届选举中投法忠磊、李建等人(这些人都是金延喜和镇干部的人)的票。
    
    2005年5月20日,党西村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选举结束,法忠磊、李建等人当选。而村民们真正拥戴的张廷夫等人落选。张廷夫等人上访国家民政部,把威胁村民,贿选村民的大量证据交到国家民政部有关领导人的手里。《 公益时报》、《竞报》、《中国改革报》的很多记者,还有中国与世界研究所所长李凡等人。在选举过程中,深入选举现场观摩,也发现了大量威胁村民、贿选村民的证据。在张廷夫等村民代表上访国家民政部的同时,李凡和有关记者们也找到了有关部门反映,就这样,这起“非法选举” 却仍然有效,为什么?
    
    不难看出,原因有二:
    
    一、张廷夫作为维权代表,维护了广大村民的利益,得到了党西村的村民的一致拥护,他把农民带动起来了,形成了地方上的“民主力量” 发展蓬勃的势头。张廷夫不仅能够带动地方上一大帮农民,还能招来一大帮记者、学者的共同参与、支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可能是什么的后果。在政府的体制里,有一些害怕“民主” 的人,他们不会允许村民拥护的农民代表在选举中当选,一旦发现,他们就会操纵地方上严重腐败的既得利益势力一齐封杀刚刚兴起的“民主” 力量,他们宁可让既得利益的地方势力继续腐败,祸国殃民,也不让农民形成整体的“民主” 力量。
    
     二、张廷夫在任期未满就查出了原支部书记金延喜、原村委会主任李连增很多财务问题, 并发现有不少镇干部都涉嫌受贿和贪污,已经危及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的群体。这些地方势力在害怕“中国民主” 的某些人的授意下,便肆无忌惮的采取威胁村民、贿赂村民的双重手段,不遗余力地把张廷夫民选村委会成员撵下台。
    
    显然,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的党西村的“非法选举” 在威胁村民、贿选村民大量证据充分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有效,不是地方势力能够做得到的。
    
    害怕“中国民主” 的人们大错特错了,为了你们至高无上的独裁与专制,不惜让腐败透顶的地方恶势力用非法手段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力;并扶持地方黑恶势力的当选,让他们继续的祸国殃民。这样以来,只能加速你们的共同灭亡。
    
    中国农民要讨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夺取政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要“民主”、 要“ 发展”、 要“ 提高”、 要“ 进步”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其则存,逆之则亡。顺其则存指的是党和政府放开对农民的限制,还给农民权力,农民就会很快的发展,中国就可以实现强国富民,林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逆之则亡指的是在当今全球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追求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下,党和政府如果不能适时地放开对中国农民的限制,就会被国际大气候、大环境淘汰,无法立足。
    
    张廷夫等人作为村民拥戴的“农民代表” 既然不能通过“民主选举” 当选“村委会” 主任,何不效仿郑冰女士,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创立“农会” 。那些人再来捣蛋,就剁他们的手!
    
     ★ 农村的民主法制环境如此恶劣,农民怎么保护自己的权力,农民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何时才能实行真正的依法治国。
    
     先看图片和资料(在“农民维权举步维艰图片”文件夹内)
    
     郭书记你好!
    
    玄中村问题从04年12月份开始,我个人、玄中村其他村民、还有很多村民联名多次向县委、县政府反映了。历经了几年时间,为什么就解决不了。玄中村几个村干部勾结地方恶棍为害地方多时,为什么能够一直地消遥法外?
    
    今年(2007年)5月10日之后,农村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插秧了,在郭陆滩镇玄中村尚营和罗营两个村民组,属于大洼水库灌溉的两百多亩已经耕翻的农田干旱在那里,两个村民组的村民因为害怕村干部与地方恶棍相互勾结形成的黑恶势力,不敢开挖盛满水量的大洼水库,放水灌田;眼睁睁的看着农田干晒在那里,不能插秧。人为的贻误农时。
    
    “土地归集托管” 失败后,镇、村干部操纵几个地方恶棍,把本村好几个村民组的部分土地推成鱼塘。村干部暗中分好处,05年县农监办去玄中村调查前,村干部、地方恶棍们威胁村民:不许乱说;只允许说土地没人种,我们才挖成鱼塘的。
    
    火桥村民组的100多亩坡地,上个世纪8 0年代就已经承包到户了,并且已经栽上了树苗,2002年划为退耕还林面积,按退耕还林政策规定,财政每年以220元每亩给予补偿。为了侵吞这笔近3万元补偿款,2002年秋,副镇长孙乃家与村支书张本祥带领几个恶棍以承包为名霸占这片坡地。所谓承包大洼水库,没有经过村民会议的讨论,甚至未向大多数村民打一声招呼,硬是威逼上营、罗营两个村民组长庄承中和周德科及个别村民和他们签定所谓30年的承包合同,合同上没提对水库拥有产权的广大村民给予任何的补偿;反过来却让村民们每人向他们交纳40多元线,帮他们打埂养鱼,不交钱不允许用水。在他们的勒索下,05年以来大部分的农户已经交钱了,但仍然是用不到水,04、05、06三年来凡是大洼水库灌溉的农田都因为未能及时地插种、未能及时的灌溉、缺水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减产。07年又是如此。
    
     村干部、恶棍们曾威胁村民们:上面如果有人来调查,就说你们自已不愿意放水;不允许说我们不允许你们放水。无法无天!
    
    就我个人来说,多次的向郭书记你、方波县长进行了反映;你们俩的手机都不止一次的被我打烦了,你、我、方县长心里都清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先放一边,我们作为一个人要有起码的正义感、良心。政府官员也好,地方政府也好,整个执政党也好,对国家、人民总该负一点责任吧!
    
    前不久,我在和郭陆滩镇的几个干部们交涉时,明确的要求他们按照有关政策、法律对玄中村的村干部进行必要的处理和追究,以戒今后,他们拒绝;他们意思很明显:村干部再坏还要让他们干,更不能追究他们,因为郭陆滩镇的拆迁和玄中村的征地需要这样的村干部打冲锋,需要他们去威胁、威逼、欺骗、坑害老百姓,真是岂有此理!
    
    玄中村的村干部勾结恶霸,伤天害理,已属犯罪。
    
    郭陆滩镇的镇干部参与支持玄中村村干部,已属渎职。
    
    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从重从严、依法公正、公开的查处,是行政不为的失职行为。
    
    玄中村的土地问题,水库、坡地承包问题,粮食直补款问题,退耕还林款问题应该由县委、县政府、公安及司法部门共同主持,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讨论;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开、公正的处理和解决。村干部及地方恶棍应该依法的进行处理。
    
     07年5月16日上午,我将照片和信件递交给县委、县政府的门卫,要求他们将照片和信件转交给县委书记郭永昌,17日那天,两个村民组的村民,才能放水灌田。今年的秧总算插上了,明年、后年怎么办?还要我请人拍照、写信给县委书记吗?
    
    上个世纪90年代……
    
    93年冬,玄中村村干部们在三番五次威逼粮款之后,对提留拖欠的农户采取了抄家手段。不知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一群豪强大盗,拉着架子车到下面牵猪、赶羊,抱电视机,推自行车。回到村部把猪、鸡杀掉大吃大喝,黑树棵村民组村民董庆海愤慨难忍,跑到村部掀了他们的肉盆,砸了他们的大锅,村干部怀恨在心。94年秋,他们搞所谓综合治理,把一些曾经不满他们行为的村民押在一块办所谓“法制学习班”。
    
    94年他们以上项目、办企业为名,加大粮油征购,强行群众集资,先办了一个油毡厂,在设备基本上齐全,产量也较可观,产品十分畅销,工人多半是本村村民,工资抵兑提留,原材料价格较低。如此投资少、效益高的条件下,几个月的时间居然报帐亏损十几万,确实令人费解。不到一年时间,一个油毡厂欠外债几十万,最后卖给私人,债务由全村村民负担。接着村干部们又合伙办了一个砖厂,用本村马堰村民组的地,征地是全村集体平摊,由于他们管理不善,谁得便宜谁装钱,致使砖厂不到一年时间,债台高筑。事实上,钱已流进了他们的腰包,厂子被吃空。他们便利用职权,把烂摊子转嫁给村集体,让全村村民给他们负债填坑,村集体落得破家当,背上了个大外债,得不偿失。而他们却因为村办企业多,个个活灵活现上电视,真是岂有此理!象这样以办企业为名,村干部合伙贪污,致使集体企业亏本欠债,农民的集资钱如石沉大海的投向基层干部腰包,这种现象在基层政府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十个村有九个都是如此,这是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注:95、96年几个村干部用种种非法手段,以集资办企业为名义,强行全村村民集资,用全村村民集资的钱还清了他们私人建砖厂的所有欠款。97年又以当初砖厂是他们私人建的为由,把砖厂又划到了他们的私人名下,再转包给了别人,租金全部私吞。97年张本祥当支书,几个村干部打着建村小学教学楼的幌子,号召全村村民用3年时间集资50万元,并承诺,98年完成50万集资之后,99年教学楼就动工。为了下一代,97、98、99三年中,征收教学楼集资款没有人抗交。村民在集资时对村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教学楼集资款专款专用。99年50万元集资款完成后,到了2000年底还不见教学楼动工,很多人追问村干部为什么教学楼还不动工,张本祥、熊大友几个村干部诡辩说,教学楼集资款是交清了,但很多人的提留没交清,我们只得用教学楼集资款填村提留。教学楼建不起来是欠提留的农民户造成的,谁不愿意谁去找那些欠村提留的。就这样,全村村民用血汗集资的50万造福下一代的教学楼建筑款被几个贪得无厌的村干部窃取了。直到现在他们也说不清50万元的教学楼集资款的去向)。
    
    95年,第一次乡里用20多万元征了玄中村下湾村民组二十多亩土地开发小商品市场。这20多万存在银行里,村支部书记张本祥、熊大友等几个村干部办地膜厂从银行贷款,把这20多万元的集体存款做抵押。一年之后地膜厂亏损倒闭,设备转卖的钱被村干部私分掉,抵押的村集体的20多万元存款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又被他们吃掉了。
    
    96年,乡里又用40万元征了下湾和赵圩两个村民组40多亩土地搞开发,村集体不得一分钱,村干部借此良机占公地建私房。他们把很多位于公路两旁的活跃地段据为私有,他们是怎么得到手的,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借口工作需要,让集体出钱,为他们安装程控电话,在社会上广为人用,私下收取费用。电话费则有村集体支付。(97年一个大哥大就是1万多,一部程控电话就是几千元钱)
    
    乡村干部经常在村部、宾馆、饭店花天酒地,大吃大喝。省、地、县计生检查活动期间尤其严重。日积月累,肯定花掉不少钱,而提留表上对此却一字不提……
    
    进入本世纪,刚刚免去农业税,郭陆滩镇镇党委、镇政府的干部们以“土地归集托管” 为名,收回全镇的30%的土地面积,由镇、村干部掌管。玄中村村干部打头阵,玄中村搞掂之后,全镇推广收回土地30%,公然违反“多予、少取” 的惠民政策。刚开始,镇党委副书记戴俊民、副镇长孙乃家带领镇派出所、镇司法所、镇土管所、镇财政所一干人开进玄中村,与玄中村村干部一道召集玄中村村民到玄中村村部召开村民大会。没有人参加,他们便分头到每个村民小组强行威逼躲避不及的有关村民到村部,威胁他们,要互相转告,收土地收到那个村民组,有胆违抗不交出土地者,派出所立马抓人。他们先后抓了枣林村民组的彭加付,小圩村民组的张金生,罗营村民组的周义成。两个月的时间,全部收去了玄中村十二个村民组的30%土地面积600多亩。
    
    2005年2月至6月期间,玄中村部分村民进行了联名,分别上访县农监办、市计委、市信访办。同时发动群众一齐起来重新均分了被收去的土地。镇、村干部闻讯赶至现场,被群众围攻痛打,逃至夭夭。镇、村干部便利用玄中村的几个恶霸,将群众还未分光的土地迅速地推挖成了鱼塘。推挖成鱼塘的土地面积分别是上营村民组的30多亩,黑树棵村民组的30多亩,塘拐村民组的20多亩。并由恶霸直接出面以承包为名,强行霸占上营、罗营两个村民组80多亩的大洼水库,强行霸占郭圩村民组旱地20多亩及近百棵白杨树。加上2002年孙乃家、张本祥等人霸占火桥村民组100多亩退耕还林的坡地,近300亩面积的土地、水库等资源还是被官匪勾结非法占有了。
    
    2006年12月份以来,郭陆滩镇镇干部、玄中村村干部又开始强行征地,野蛮拆迁。村民徐光弟家,80多岁的老太太任德珍被逼上吊致死。镇干部勒令徐家不许上访。并声称告到哪里也没用。
    
    2007年6月份,玄中村村干部没有和玄中村任何一个村民打招呼,就把玄中村村部的十几间的旧房产、4亩多土地面积及环绕村部四周的近8亩的水塘以8万元的低价卖掉。玄中村村部紧挨公路,交通便利,据有关评估,至少值20万。那么十几万元的差价被几个村干部以受贿的形式平均贪污是不言而喻的。
    
    05、06年镇财政所与村干部相勾结,克扣村民粮补款(粮补款是从05年开始有的),侵吞全部退耕还林直补款。(退耕还林直补款是从02年开始的)07年又是如此。
    
    前不久,我将有关资料、照片以电子邮件发给国家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办公室、国家财政部粮食直补办公室,希望国家信访部门解决问题,能否有效,效力多大,不妨借助“研讨会” 的平台,让专家、学者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共同跟踪,拭目以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郭陆滩镇、玄中村这样的地方“恶性肿瘤” ,什么时候能“依法切除” ?“癌细胞”还在继续扩散……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更多的是执法犯法。乡村干部无视法律,胡作非为是必然的事情。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封锁消息,埋没事实,一手遮天,掩盖罪行,令人发指之事大有人在,比比皆是。党家庄镇西村张廷夫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党家庄镇魏家庄村村民支化成因清村里经济帐并要求本村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就此一家四口丧命。
    
    2003年2月25日,古历正月十五日夜,支化成的儿子、儿媳、孙女被杀。当时儿媳身怀有孕,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不了了之。
    
     06、07年我到过许多地方,发现不同地方的乡村干部都与开发商勾结,强行征地,每个开发商都豢养了一些作恶多端、野蛮凶残的打手,形成了官商勾结的黑恶势力。
    
    中国的法制环境丧失了应有的监督与透明,司法公正何以而来?如何建设“法制政府” ?何时能够实行“依法治国” ?
    
    因为玄中村的问题,我们曾多次与县、乡干部交涉,他们竟恬不知耻地说:乡、村干部是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坏事,共产党的天下,他们都是党的基础,谁敢把他们怎么样?谁能把他们怎么样?法律不会制裁他们,政府不会撤职他们,体制改革虽然天天高喊,但不能分流他们,甚至还要扩充他们,增强他们的实力,也就是“党建”。
    
    商城县的县、乡、村干部在搞垮“农民手工艺联合体” 的项目 之后也恬不知耻地说:搞垮了好!你们农民想联合到一块,置党和政府于何地?我们的“党建” 要求,就是不让“党”外任何人搞联合。言下之意,限制农民的发展也是出于“党的建设” 。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述党建时说得很清楚:党建就是为了提高全党的素质,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而在实践中,像郭陆滩镇和商城县的这些县、乡干部们的如此言论,“党建”是不是完全变味了?
    
    今年4月份,我去湖南衡阳考察时了解到,在上届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湖南省衡阳县台源镇扒供村的村支部书记刘克福竞选村主任(支书主任一肩挑)得票不足20%,而村民拥戴的一位姓蒋的农民代表得票超过80%,结果姓蒋的农民代表未当上村主任,刘克福当上了村主任。事后农民领袖彭荣俊(文德村人)鼓动扒供村的农民召开村民大会,罢免刘克福,让村民拥戴的农民代表走上村主任的位置,刘克福怀恨在心。2007年元月14日上午,刘克福的儿子廖志刚(随母姓)在盐田桥街上趁彭荣俊不备,从后面抽刀砍向彭荣俊,彭当场倒地。在场的群众看见后,纷纷围过来,有人把彭送进医院,有人将廖志刚扭送到派出所,可当天廖志刚就被释放出来。
    
    廖志刚逍遥法外多时,执法机关对此事竟然置启罔闻,麻木不仁,真可谓人性何在?公理何在?良心何在?
    
     在多方的支持下,彭以自诉形式起诉到法院。前不久,法院才不得已判处廖志刚一年半缓刑,赔款16000元。但一向作恶多端的村支书兼村主任刘克福仍然当他的村主任。
    
     长期以来,无视法律,胡作非为的乡、村干部就是不让农民搞真正的民主选举把自己选掉,就是要在基层政权中一直的寄生下去,吃香的,喝辣的。
    
     乡、村干部不让农民搞真正的民主选举,是剥夺农民的权力。
    
     乡、村干部寄生在基层政权中吃香的,喝辣的,是侵犯农民的利益。
    
    中国的法制环境,民主环境如此恶劣,亟待改善和治理!
    
    
    
    ★ 政府应该“法外开恩”( 其实并非“法外开恩” , 只是把“属于农民的权力” 还给农民而已),让农民自由结社,搞合作组织,创立农会。以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诱导和开发农民的潜能,来调整农村的权力、利益结构,“化疗” 农村长期存在的“痼疾” 和“肿瘤” ,还有继续扩散癌细胞。知识分子、学术界发扬奉献精神,首先垂范,以学术研讨作为平台,号召全社会支持、帮助农民,倡导NGO、NPO等公益组织,广泛建立、强力推动中国乡村的公民社会。
    
    
    
    农民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农民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农民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农民的发展得不到有效的开拓,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中国的制度问题。还是那句话,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
    
     邓小平曾经就中国的改革作出这样的论述,我们不仅要搞好经济体制改革,更要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所有的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的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成果将会丧失殆尽。切实的、卓有成效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行为体现。
    
    2006年3月6日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事业的社会氛围。
    
    去年2月份,我在山西省永济市浦州镇考察寨子村的“农会” 时了解到,郑冰会长的丈夫一直担任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自从有了“农会” 之后,郑冰在当地倍受尊重,而郑冰的丈夫因为是村党支部书记,遭到很多人的反感。村民们有什么事找农会,不找村支部、村委会。
    
    村委会曾经强行村民集资,说是建学校、修路。村民们交了钱后,学校未建,道路未修。“农会” 成立不久,郑冰号召大家集资修路,村民们自觉响应,不多久,村里条条柏油路。
    
    村支部、村委会搞计划生育是乱抓人,乱罚款,坑害了不少农民。既未能有效的制止抢生、超生,又激化了当地农村的社会矛盾。
    
    “农会” 建立之后,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倡导农民少生孩子多致富。很多村民自觉的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不愿再生二胎。
    
    “农会” 倡导村民互相帮助,发扬奉献精神,很多村民经常地帮助困难户,为大伙做义工等。这些都是村委会没干过、也是村委会干不了的事情。
    
    “农会” 与“村支部、村委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未来的中国农村,体制外自发的“农会” 必将取代带有“专制” 性质的“村委会” 。
    
    长期以来,村级选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村委会” 不可能是“村民自治组织” ,要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建立农会。
    
    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左派、右派可以竞选执政权,但选上来的只能有一个。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既有-个左派政府,又有-个右派政府。那么例如在右派政府执政时左派如何表达其集体诉求?第二,民主政权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所以民主政府和公民组织两者不但不是-回事,实际上公民社会是民主政府的基础。如果取消了公民社会,即取消了公民的结社权,民主政府就会蜕变为民粹政府。例如历史上阿根廷的庇隆政府,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它们都是选举产生,并声称代表人民。但却不许人民自由结社。“人民组织” 必须一元化,工会、农会和商会都是官办,而且只准有一个,这就否定了老百姓的自主组织权利。而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这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无自由的伪民主” ,以所谓多数决定的方式否定己域的公民自由,这就成了“多数暴政” 了。
    
    近年来不少人讲“多数暴政” ,但他们往往把所谓多数暴政与“直接民主” 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的确,直接民主通常是不可行的,但它与“暴政” 并无必然联系。“多数暴政” 与民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关。瑞士各小邦都是直接民主,但那里没有“多数暴政” 。纳粹时期德国人虐犹是通常所说“多数暴政” 的典型,但首届纳粹政府也是代议制下产生的,不是“直接民主” 政府。所谓多数暴政,就是由“多数决定” 产生(无论直接间接)的公权力越界(侵犯“群己权界”) 剥夺公民自由。政府是“民主” 产生的就可以取消公民的结社权,这不就成了这种暴政了吗?
    
     因此,农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结社自由问题。因为农会不是政权组织。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你也不能以他们是“少数” 为由来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农会也不可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去对少数行使权力。那种“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革命农会”、“ 夺权农会” 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有些人担心建立农会会出现与政府对抗,这是历史上“ 夺权农会” 留下的印象。其实放眼各国,纵观今昔,通常意义上的农会都并非“ 夺权农会” ,他们也并不追求发展成“民主政权” 。有了农会,也不会使农民能为所欲为,但它会使别人不能对农民所欲为。
    
     农会不是“民主政权” ,这当然不是说乡村不存在民主问题,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农会是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组织,政府是对别人行使权力的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主产生,其权力也会有制约,不能随意侵犯农民的权益。相反,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以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
    
    农会不是“民主政权” ,只是自由结社,只是成员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而这种共同利益虽然未必就是经济利益。市场经济要求政企分开,民间自治要求政社分开,但社企要不要分开呢?在陌生人的大社会例如城市里,一般来说是有这个规律。“企业办社会”、“ 社会办企业” 都很难适应市场经济。
    
    但乡村熟人社会则不然,带有伦理色彩的“社企相融” 乃至“社企合一” 常常能够降低内部交易成本,有助于合作应对外部市场竞争。因此在许多国家,从西欧、北欧直到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农会都有重要的经济职能。它不仅在“公司加农户”、“ 政府加农户”、“NGO加农户” 等各种机制中充当分散农户与涉农伙伴间的桥梁,代表成员农民与合作伙伴进行集体谈判,保证“××加农户” 的机制不至于因农民的分散和弱势而变成“××坑农户”, 而且它还常常直接兴办合作经济体,从事乡村金融合作、保险合作、购销合作、产前产后产中服务合作等,甚至农会与合作社互为表里。以至于像农民“协同组合” 一词在我国有时被译为农会,有时有被译为合作社。这是在城市工会、商会中少见的现象。
    
     可见对农民而言,“结社权” 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是难以分割的。农会是农民“合作化”、 包括形成合作经济的强效催化剂。甚至可以说,没有农会,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集体主义” 。我国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合作化、宣传集体、宣传“社会” 主义,岂有反不能允许农民结社,害怕农民真正表现出内在的合作意愿和集体主义精神之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建设过程中政府、民间成员组织和NGO的关系。以前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靠政府搞公益也有很多不足。根据所谓中位需求理论,即便是民主政府,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往往是“多数人” 需要的公共物品,那些不能成为多数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往往就缺位了。比如像扶贫、帮助残疾人这些事,政府可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人很少,不可能支配政府的决策。于是需要非政府组织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总而言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是有缺陷的,需要第三部门来补充。尤其是1980年代传统的“福利国家” 制度出现危机后,即便公共财政仍要提供公共物品,其提供的机制也发生变化:不再是由政府直接用公共财政兴办各种公益事业。而是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以公共财政资助公民自治的NGO、NPO组织,结合自愿资源来搞公益福利项目,这种所谓“后福利国家” 机制要求公民社会的组织有高水平的发展。
    
    当代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非成员利益的公益组织发展势头比较猛。像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妇女儿童原住民权益保护组织,他们与传统的成员组织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成员自身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是民间社会以义工、捐助等方式组织人力物力资源来自愿产生公益的团体。
    
    近年来各种NGO组织对我国乡村公益事业提供了不少支持。国际上对中国的乡村发展援助、城市和非农领域的民间志愿者、社会公益捐助资源对农民的帮助也多通过第三部门的渠道或第三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渠道进行。同时一些新思潮介绍的国外乡村发展经验,例如“新左派” 喜欢提及的印度喀拉拉邦经验也都强调NGO、NPO组织的作用。这一切使人们对乡村民间组织和公民自治的期待也似乎更多地放在这类组织上。然而遗憾的是,经过十多年发展,NGO与NPO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点。
    
    其实只要看看国外第三部门的历史就会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印度之类的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民间社会的发展都是先有了发达的成员利益组织(工会、农会等等),在这一基础上才谈得到志愿公益的发展,从来没有倒过来的。
    
     很多人对非成员公益组织寄于很高的期待,这可能过于理想化。实际上非成员志愿公益组织是一种只有在成员利益组织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高级形态。道理很简单:如果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怎么会有能力维护他人的权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非政府组织,真正应当注视的恐怕还是成员利益组织。现在要讲中国的公民社会,着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这里。那些最理想的东西当然不是不可以搞,没有农会这类基础,那些“更高”的东西恐怕难有乐观的前景。(节选秦晖《新农村建设中凸显的“农民组织” 问题》)
    
    … …
    
    中国农民要用一拉、二推、三打的手段来建设中国的新农村。
    
    当代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民自己的事情,以往的乡(镇)村干部要靠边站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要等待法律的追究。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广大的农民在农民代表带领下以法律手段惩治作恶多端的乡(镇)村干部,改善农村的法制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中国农村的民主。实行农村的社区自治。这个过程是法制带动民主、民主推动法治循环过程。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是法制而不是革命。
    
    一拉:农民需要扶持和帮助。全社会方方面面都要支持、帮助农民搞经济合作项目。广大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企业家要关心引导农民致富。有成就的农民子弟应该回乡投资,吸收农民入股。
    
    农村有市场,有潜力,亟待挖掘和开发。经济强区已经开始往内地渗透和转移,农民凭着自身努力的同时,希望得到“拉”和“扶”。
    
    二推:中国农民已经具有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这是中国农民本身具有的素性。只要打破中国制度的限制,中国农民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邓小平时代,有人问邓小平:中国什么时候可以让农民搞合作组织。邓小平回答:等等吧!一直等到现在中国还是不准农民搞农会。为什么硬要册封一批乡(镇)村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做大人老爷呢?为什么要让他们压榨农民、限制农民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早已颁布,但村民自治有其名无其实。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始终是消极被动的应付,而且还是在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有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掌舵就算是消极被动的体制改革,至少也比压制民主反对改革强得多。中国的改革主流是人民而不可能是政府;但中国政府里边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相信他们不会为一党之私而不顾国家、民主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当一党专制与国家利益相互矛盾时,是为了一党专制,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还是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适时的开放民主。中国长期的专制历史影响太深,使政府体制中存在着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较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民主将处在举步维艰的艰难历程:逆水行舟用力撑,一槁松劲退千顷。只有人民形成的改革主流才能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占上风。中国的民主进程才能加快。前不久国务院已经开始搞机构改革,这又是一个好的信息。二推就是中国农民要有形成整体力量推动政府改革的意识;而不是形成整体力量反抗政府、颠覆政府的意识。对抗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三打:就是中国农民要在形成整体力量、谋求发展的同时,以法制手段,沉重的打击、县、乡(镇)、村地方势力。长期以来,县乡(镇)村大大小小的官僚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祸国殃民危害多时。就相当于散布在不同部位的癌细胞和恶性肿瘤一样。现在已经不能做大手术了。那样,第一不现实,第二中国就会大乱。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揉碎癌细胞,化疗肿瘤。中国的免疫力就是中国农民。当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践早已表明,中国政府在查处地方严重的问题时,一贯是避重就轻,打击不力。要揉碎这些癌细胞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迫使政府认真追究,依法严办。
    
    一拉、二推、三打的主流力量是中国农民。
    
    由于制度上的限制,在现实的条件下,建立中国乡村的公民社会单靠农民是很难做到的。农民只是载体、只是主体,希望借着多种多样的"学术研讨" 作为平台,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学术界的支持、参与、帮助与配合,引导中国农民走向广泛的、深层次的合作,走向公民社会。
    
    
    
    金荣山:商城县武桥镇农民,长期以来从事农民维权活动,每年为地方农民成功解决了不少侵权个案,有当事人和案例记录为证。现在除了维权之外,还负责修补与德国慈善机构的关系,可望重新启动“手工艺品项目”。(编者注:2008年1月2日下午被商城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拘捕至今。)
    
    洪茂轩: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农民,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对越自卫还击战二级战斗英雄。2002年元月-日,商城县公、检、法大队人马与徐堰村、枫树村等多个村的几千农民发生冲突时,洪茂轩及时的制止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社会稳定。洪茂轩现在正着手花卉培植和食用菌种植等特产项目。
    
    邬文新:固始县胡族镇迎河村农民。本镇叶台村农民孙元海因抗交过重的乡村提留被打致死后,组织近千农民上访县、市,并三次带人进驻北京,却三次被关押。邬文新刚刚在温州市注册了“固始农民工法制服务站” 。专为农民工维权。 _(博讯记者:杨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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