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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时代尚未到来(评“冲突与和解座谈会纪要”)/张三一言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3日 转载)
    张三一言
    
     (博讯 boxun.com)

    《中国和解智库》召开了《冲突与和解 主题座谈会》并发布了谈会纪要。
    
    本文是对会上部分发言的评论。我特别欣赏丘岳首如下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在所有发言中,在所有发言中,和我观点最吻合的是王德邦和程海。
    
    以下是按发言顺序以点评方式进行评论。
    
    丘岳首说:“把“和解”这个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点。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我多次重申全力支持中国和解智库;因为这个智库是体制外独立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与和他们观点不同或相反者为敌(请注意,丘岳首说:“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这才是和解的精要所在)。但同时也声明我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其中,丘岳首“晚了”说,我也不完全同意。若说是“和解操作”晚了,就不现实了;因为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和任何异已力量和解的意愿,所以,我认为“和解”现在完全没有实践或操作方面的条件和可能。但是,若是指宣传推广和解观念则早比晚好;若用和解来作为一种政治压力,与所有要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力量组合为共同推动共产党作放权的民主改革,则是适时的,说是晚了也不为过。
    
    黎鸣说:“如果我不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我就不叫黎鸣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和解就必须讲理,不讲理就不可能和解”;恰好,“最不讲理的就是儒家”。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最不能和解的是儒家。可见,认同和解并参与和解座谈会的成员也并不能完全实践和解理想。和解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要研判研判。
    
    丘岳首说,中国失去了三次大和解机会。请问,对令到和解失去了机会的袁世凯、毛泽东、“马背上打天下的暴力迷信者”(邓小平李鹏等共产党头子)和部分壮志冲霄汉的学生领袖的扼杀和解者们,要不要和解,能不能和解?可见,和解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有没有一个范围?界线划在哪里?是一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周舵的和解三种模式似乎并不很贴切。首先,卡洛斯王子在“和解”时并不处于佛朗哥实质相同地位,他只接受佛朗哥的权力摊子,但没有承继佛朗哥的与民为敌的冲突政治理念,也没有作出与民为敌的施政,其地位并不与民敌对;所以他所作的并不是和解而是以“卡氏民主”排除“佛郎哥专制”而已;当然在排除运作中用了和解方式──但主调并非和解,只是用和解手段。第二种东欧模式更不是和解,而是不和解的样版。东欧的事实是后掌权者完全没有把原掌权者当作和解的对象(原掌权者亦然),民众既没有与原统治者对话妥协,也没有任何方式征求得到统治者同意情况下结束独裁专制,而是单方面行动完全把它排除掉,这那里有一点和解的内容?后掌对前掌权者清算更不是和解。不过其中在原掌权者被排除前的捷克朝野倒是可作为和解的典范。第三种南非的和解模式才是最典型最宝贵的和解,也是比较可行的和解──但是,在中国是否可行?这是值得和解智库同仁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崔卫平提到:“一切矛盾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际上就是民主诞生了。”我极之赞同这一表述。为此,我想提醒志愿“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以合作达至民主的朋友注意,现今中国华人社会中,流行着一小股“极端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大力鼓吹“分裂”是真理,合作是例外的理论。主张民运和异议群体最合理是分裂到原子状态。他们以分裂、排拒、打击手段抗衡“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思想。
    
    崔卫平提出了一个新而突出的观点:“和解是在当权者与民意人心之间进行,而不是两股政治力量之间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我觉得,如下问题值得深思求证:
    
    民意是什么?如何界定?比如说今天“民意”的主体是自由民主?是民族主义(例如统独?)
    由谁体现(或代表)民意?(不能体现和没有代表的民意是虚无缥缈的)
    共产党对现今分散不成形,也没有即时威胁力的民意会在意吗?会与之和解吗?
    
    丘岳首说:“台湾人较幸运,他们在尝试政党竞争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而我们不幸,我们遇到了邓大人,仅此而已”。我觉得,这不是“仅此而已”,更有它者。这是执着于和解而作出对事实的判定,有一些偏差。台湾之所以能和平(和解式的)演变为民主,除了蒋经国外,更重要的是民进党为代表的抗争式的民主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民进党和台湾民众的民主压力,蒋经国永远是“原蒋经国”,只有民主压力下,才会产生一个副产品──“后蒋经国”。可见,和解的必要条件是你有与别人和解的实力。我不认同的是自己没有独立力量,更坏的是不准备建立自实力,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善良和恩赐的思想和行为(不久前民运圈中有部分人流行的“寄希望于胡锦涛新政”就是典型)──这不是和解而是乞求。我认为要记住的是:和解是靠实力的,乞求是永远得不到和解的。
    
    很赞成张博树的这句话:““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从这句话理解丘岳首“晚了”说,和我上面的分析一样,很有道理也道理不足。建立一种政治文化,不是即食面,是要长期才能见效的,当然越早越好。着眼“为条件创造条件”,则是不嫌早而嫌晚了。另一方面,既然和解是一种“平等”的操作行为,请想想,今天的共产党愿意平等对待希望和解的民众吗?沟通、交流、妥善是双向的,而且主导者是统治者,要他们愿做才能成事;共产党愿意和中国解解智库的同仁平等地坐下来沟通、交流、妥协吗?答案是明确的:现实中没有可能。也就是说在今天提出与共产党作实行实和解际操,太早了,不可能。
    
    我说的现在提倡和解不合时宜,指的是政治操作方面;梁晓燕提出从“可控可为”的“非政治领域开始”,“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则是另辟新途。这一途径当然现在即可行。可惜,我们说的是政治和解,而不是“非政治领和解”。“非政治领域开始”,“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已经不是我们说的“和解”的本意。只能视作为政治和解作热身运动,是为和解创造文化习惯,即为和解创造环境和条件而已。
    
    我认为在所有发言中,王德邦的三个故事最能说明和解观念的实质与和解的现实问题。王德邦指出:从现实看,目前的中国民众和统治者根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无从沟通;从思想和本质看,今天的和解不是民众亏欠了统治者而要求和解,是统治者亏欠了人民,应该是统治者要求人民和解才对;但是现实则相反,是民众要求统治者和解。王德邦从操作角度看,得出结论,和解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实力!没有实力就没有和解──同时也看到“民间的广泛力量”。这些见解都是很中肯的;和我一贯观点吻合。
    
    杨光说:“实际上执政集团自己也在裂变”。我说,裂变倒是事实。问题是裂变中共产党的主体(当权者)不但没变得更愿意和民间和解,而是变得更敌视民间。这和今天中共对异见人士加紧镇压的政治作为可以得到见证。
    
    杨光又说:“难道他们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吗?难道他们还能用他以往的方法能维系很多年吗?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因此只要有这么一个迹象,我相信在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那么他们看我们的态度,看我们这些批评者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要埋葬它,是要把它消灭掉,还是准备和他一起达成某种让步和妥协。”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愿望和逻辑去看问题,当然有道理;但是套用到共产党身上这段话大有问题。问题正好就在,不管中共的掌权主体是真的相信还是不信也强迫自己相信,他们就是信!他们就是“认为他们这种统治方式是可以持久的”!这同样可以用今天中共对异见人士加紧镇压的政治作为可以得到见证。
    
    杨光又说“他们那边也做好了某种思想准备就是迎接一种变化”。我想,这倒可能真有其事,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作好与民间和解的“思想准备”,而是与民间民主诉求决一死战的“思想准备”。根本就无法证明他们有和解的准备这一事实,提出我们要“埋葬它”、“消灭掉”,只能视作放空炮打空的。
    
    张耀杰提到:“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做到唤醒民意,如果我们把民意喊醒了,我们也有资源,除了公共权力之外还有别的资源,民意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应该去开发、去争取。”张耀杰的这段话引申出一个实际问题。若按张耀杰提出的“喊醒”、“开发”、“争取”民意(资源)的观点,是知识精英+民众对权力精英的路线。据我观察,智库以往的言论、作为和举办的这次会议看,智库走的好像是勿略民众的知识精英对权力精英的道路。这是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
    
    这里我还想展开来说一下。据我有限知识看到,外国也有很多勿略民众的知识精英,他们著书立说,影响极大。但是外国精英和我们中国精英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仅仅是面对权力者,而最重要的是面对人。这一点和我们中国精英中的部分人心中权力者地位极重是不同;这也许是中国儒家传统的特产(不知道黎鸣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特产也有其存在价值,也有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所以应该支援;当然我会更支持知识精英+民众对权力精英的路线的路线。
    
    张耀杰如下一段话更值得评论:“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刚才崔卫平老师说我们没有甘地,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昂山素姬,没有哈威尔,我自己以为,我们同样有自己的灵魂人物。在座的刘晓波老师、陈子明老师就是前一辈的灵魂人物。余杰、王怡假如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话,也同样有希望成长为灵魂人物的。滕彪、胡佳、陈光诚这些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灵魂人物。我们应该支援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可圈可点的是“我们应该支援和维护这些走在前面的灵魂人物,而不是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上面提到的我对待“中国特有的儒家特产”的观点的态度,和张耀杰这个观点一致的:对任何与己异议者都不应该“打压、拆台、争山头、抢地位”。反面教训是一部分精英(其中就有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为了“争山头、抢地位”而对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超越人伦底线的落井下石的行为。
    
    丘岳首提到:“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你先把今天的共产党设定成“狼”,问题就卡死了。”这要评一评。这里所谓狼,意指共产党反民主反民众本性不会改变,所以不可以和民众或民主力量和解。羊则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只有任由狼捉食的东西。这样用比喻必有歧义,所以我的评论不用比喻。把权力看作不可靠(一定会与民为敌──即上面比喻的狼),是自由民主的基本认识;对共产党这个绝对权力者更应作如是观。把共产党定性为狼,确认共产定反人民反民主本性不改(即狼吃羊本性不改)并没有错。问题是,动物中的狼吃羊、羊被狼吃的事实和本质是亘古不变的,人中的专制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是恒变的。之所以会变,其中重要原因是,人是会说话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是会讲大道理的。讲道理会令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变化,因为道理中有正义、道义等软力量。这软力量在被统治的人民一边,人民就是用这个软力量迫令统治者变。当然若碰上一个极之顽固不化统治者时,这个软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例如碰到毛泽东江青者流就是如此。但是,统治者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且统治者的主要人物是会死的。例如共产党头子毛江死了或去势了,轮到胡耀邦赵紫阳正义道义软力量就起作用了。现在共产党中有一些人接受了人民拥有的正义道义软力量了,例如炎黄春秋那一帮人、今天为你们和解智库担任顾问的朱厚泽、李普、杜光和于浩成四位就是。除了人民会讲话这一条外,另一条就是人民并不是任由狼吃的羊,而是会反抗的人。这个反抗从长远角度来看,反抗者越来越强,压迫者越来越弱。这是硬力量,软硬力量加起了,到了一定时候,压迫者就很难照旧压迫下去了,这就到了可能和解的时候了。但是,这不是绝对的,也会遇着见了棺材不流泪的──今天的共产党状况相当如此。我们今天是“讲和解”,还远没有机会和条件“做和解”。我们今天的和解是为将来和解创造条件,为将来和解作好思想、人才、社会条件,而不是今天就实行和解。
    
    陈天石说:“和解,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推广。就目前的这种制度,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义与不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道路,但是作为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他的这个观点和我在这里的评论是相通的。但是,有一些知识精英(其中有些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一惯不懈地反对民间举义旗,不断批判在民众与统治者关系上面,民间的“道义优势感”。
    
    黎鸣说:“所以我在前面说到,中国就有这种不讲理的传统,对一个不讲理的文化传统来说,上下没法沟通,永远不能沟通。”这和王德邦第一个故事是一致的。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现实的准确描述,黎鸣说得非常有理,只是把它说得太绝对了──“永远”不能沟通。我只能说,现在不能沟通,不能说永远不能沟通;否则的话,所有所谓和解,包括黎鸣要批判的“不讲理的儒家”就没有意义了,对永远不能讲理的对象有意义的只有一个,用暴力把他推翻、消灭。
    
    周舵说:“对于员警,你要对他有一个真切的了解,员警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专制工具,你不能因为他们是专制工具就不把他当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跟你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他当人看。”这和我在评议丘岳首提到:“有人提出来,“狼跟羊怎么和解”时所说的人会讲话道理(第一个道理)是相同的。只要把周舵的“员警”扩大地理解也包括今天的统治者(更准确地说的是统治者群中的人性彰显者)和现代儒家就可以了。这就回答了黎鸣“永远不能沟通”的观点。
    
    滕彪说:“我们用和解来对抗的是宣传暴力,制造仇恨;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宣传体系或者思维方式”。这个论断指明和解对像是意识型态和思维方式,用和解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确定我们的工作模式。而不是把现实中的权力者当作和解对象。这个观点和我前面指出的不宜把重心放到权力者身上是一致的。我的理由是若以现实统治者为对象,主要是操作可行性问题,先决条件是有没有这个操作条件。现实是与统治者和解还不具备条件。
    
    我对陈子明提出“和解”与“抗争”这两个口号的顺序及其相互关系,作如下回答。
    
    和解是双向互动的事,只有双方在实力相当时和解才有必要和可能;在实力悬殊时,只有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向另一方投降;没有和解可言。民众实力何来?民众实力是从对统治者抗争中取得和累积的。没有抗争就没有实力,所以,任何没有抗争的和解都是“投降”的同义词。在目前中国,要和解(指政治和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开发争取累积民意,以民意为实力,在实力相当时才和统治者和解。一条是有人不管你和解不和解,着眼于民众实力,用实力抗争或争取;有人不在意有无实力,走精英路线,一意鼓吹和解观点。这两种人合起来实际上是走着同一条路。因为前一种人的抗争为后一种人提供了其和解作为成为有意义的客观条件。中国现在就存在这一条路,且有人在做。但是,这一条路有一条必不可少的条件:两种人互相容忍。中国智库大体上是属于后一种人,但是,他们做得极之漂亮得体,对所有不同意见者都能宽容对待。有必要重复一下,丘首岳如下的话应成为这方面的典范:“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这是我极力支持和不断赞赏和解智库的原因。不过,我也注意到,参加这次冲突与和解座谈会者有“冲突派”代表人物。这些人道理讲得一套套,打击异己时做起来也有一套套:无理排郭和落井下石打高就是其中代表作。
    
    对范亚峰提出如何处理中国历史罪债问题。我的和解纲要如下。
    
    一,对中共历史罪债不作政治或法律清算,即不对人进行处罚。
    
    二,立法合情合理地追回贪污受贿的肮脏财产
    
    三,对历史和事实必须彻底追究真相,所有共产党或政权官员必须无保留交待所有自知的罪行和所知的他人罪行,不合作者法律惩治。
    
    四,建立国家、省市、县的《共产党罪行纪录馆》;保留记忆,以戒后世把类似罪行减到最低。
    
    五,对受害者作必要而可行的政治和经济赔偿。
    
    我特别赞赏范亚峰这个判断:“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他首先是讲力,就是不讲理,其次才是讲理,什么时候讲理呢,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才突然变得讲理了,所以说合作博弈具有非常复杂的形态。”周舵回应得也很好:“亚峰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我听到不少的主要是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就是食洋不化的问题,就是把完全不同的当时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的带用到中国,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印度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英国这样的文明政府,这跟我们惯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动不动就要灭掉你的政府是不一样的。其次,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我很赞成周舵的意见:“我所推崇的南非的和解模式,它也是有条件的和解,是真相与和解,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些犯有罪行的,做了坏事的人,你要把你做的坏事你的罪行要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
    
    我想提出来谈一下,令人悲衰的是,现在有一些知识精英,在讨论政治现实和如何和解时,凡事都“持平”,民众的“错误”和统治者的罪行各打五十大板。同时不断拔高放大“共产党的进步”,也不断批判民众“道义优越感”,认为民众道义和统治者是等量的。你一讲共产党的历史罪债和现实恶行,他们就拿出“共产党的进步”来作挡战牌;你一讲历史和事实真相,他们就说你偏激、民主原教旨。这样做极不利于和解,即使和解了,也是非正义的和解,是罪恶的和解。这种和解与南非模式背道而驰。
    
    民主论坛首发 2008-04-12
    
    “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纪要位置: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list.asp?Unid=1295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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