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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网络“民主墙”时代的到来——信息革命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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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南海内外已经被网络全球化时代演义的面目全非了。随着信息革命在全世界的推进,国际联网络已经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全球化既是信息革命的原因,也是信息革命的结果。如今通讯技术的全球共享,正在推翻一切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乃至自然距离的障碍,影响所有类型的国家、团体、国际利益集团乃至每个公民。这种信息技术革命,也使中国少数人专权的黑箱政治,再也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目光。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局部政治封锁、信息垄断都将成为不可能的。最近,西藏爆发了继“六四”之后,又一次在国际上迅速曝光的政治事件,再次充分印证了小数人控制信息发布已无法实现的事实。如今信息分享和自由表达,已经日益变得国际化了,这便决定了信息革命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影响。 (博讯 boxun.com)

    
    一、“网络民主墙”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信息革命发展的30年来,导致了“网络民主墙”时代的到来,这毋庸置疑地称得上是后文革时代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普及与壮大。回首这30年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历程,是从1976年“四五运动”起始的。当时,中国民众就已经表达了对红色政权的政治压制和经济管制生存状态的反抗。到了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以按手印方式签“生死状”自主分地壮举,打响了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战役,被称之为文革后农民冒险进行的“第一次自发土地革命”。这是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的民主化运动。恰在这时,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墙与民间办刊,又进一步展现了政治领域内的民主化运动。可以说,从经济“大包干”运动到政治“民主墙”运动,都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民主化运动。这两场运动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民众争取财产权利与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它为迎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整合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中国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变革奠定下坚实的民意和道义基础。
    
    30年后,正是在这种全球化信息革命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姗姗而来,有效地承接了“78年民主墙”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解构。而无独有偶的是, 2007年12月8日,在中国辽阔的东北大地上,竟又在网络上发出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农民宣言,他们同样承接了29年前“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接力棒——中国黑龙江富锦东南岗村等72个村4万多农民,面对半个多世纪的土地权被惨烈剥夺的现实,终于庄严宣誓了中国农民对土地拥有的天赋权利,并借助于互联网络迅速在全世界得以传播,由此带动了包括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等多个地区的农民,借助于互联网络发出收回土地宣言。于是,一场 “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后“第二次农民自发土地革命”运动,已是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了。而今网络民主墙运动的兴起,又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无限广阔的作用平台。
    
    此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6月30日,中国内地网民总人数已达到1.62亿。一种以网络为媒介和载体的新政治生活方式,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间,使得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面临着普世价值观传播的挑战。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中国五个城市的互联网用户仔细研究分析发现,百分之六十七的成人用户都承认互联网使人们机会评论政府政策。此外,百分之七十多的用户认为,互联网使得人们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了解政治成为可能。
    
    在中国传统统治环境下,政府为了限制对影响政治稳定的信息或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在社会上传播,一贯采用查、封、堵、惩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信息的流通。而在网络环境中,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成为信息获得与发布的中心,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的民主墙上张贴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大纸报”。他们通过网络上下载信息,从登陆到发布都是由服务器自动完成,而再也无需传统媒体那样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核、筛选。
    
    二、网络技术正在打开权力黑箱密码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已为人们再造民主开拓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基于互联网的信息通讯技术,人们有能力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在此基础上,人们的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倾向于全民公决的直接民主。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所描述的:“由于新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和时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愈来愈缺乏效率,谁是总统再也无关紧要,因为实际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处理好的能力,已从国会和总统的手中转移到州、市、镇和邻里手里。”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成和传播信息的媒介,而且深入到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包括平民在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平台。互联网以其独有的优势,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冲击着统治者的传统社会管制意识。
    
    网络是一种新兴传媒,而历史上每一种传媒形式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存在形式。今天全球网络的普及,已经使网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方式,即一种不得不开放、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网络时代,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权力的分散和直接民主。一度被誉为网络时代思想家的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把权力的分散视为数字化生存四大特质之首。他认为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将随着信息的发展成为夕日黄花。互联网尽管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有它自己的语话方式与行为模式。网络时代所代表的是突破旧文明对抗时代的“拆除围墙多架桥”的新文明社会形态。今天全球可以按同一点击方法接受公平服务的观念中,已完成了以下两大技术转折:一是电脑从权利垄断控制式主机,转变为可以享有同样条件服务的个体电脑;一是网络由贵族化使用,向平民化使用转变。这在价值观上就是分权与平等的意义。当今世界上的所有电脑只需自愿与低廉的付费,都可以借助电缆和卫星技术,来冲击信息垄断,破解政治密码,表达个人权利与意愿,本能地生成民主精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前民主社会由专政向宪政的转型过程中,民主已经在网络世界里开始了,它正在从虚拟的空间逐步向现实靠拢。
    
    今天的社会实践正在证明, 用网络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就是最好的和最节约的新方式。它不仅是有效的,更是不可阻挡的。这种信息技术所导致的网络软力量的崛起,正在支撑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脊梁,而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网络自由与民主价值观,已经把中国传统、封闭、守旧的统治方式逼向了死角。世界传播学界天才马歇尔•麦克卢汉,曾面对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而网络作为新的民主参与手段无疑具有更巨大的潜力、威力和诱惑力,进而演化成全新的民众参与的结构与模式。由此可见,信息革命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
    
    今天网络技术正在打开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权利的黑箱密码。在中国,网络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政治观念已经成为了削弱政府权力垄断的天然杀手;而被称为网络异见人士们也正在“网络民主墙”上发挥着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主力军作用。以至于“党八股”们惊呼:网络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政治观念是削弱政府职能,使社会文化“分裂化”;而敌对势力则将网络为作为攻击党和政府,抗衡以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子大字报”。这些都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三、中共网络封锁精疲力竭
    
    中共政权面对支撑其政治合法性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到网络时代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已经开始了不惜代价地大肆围堵。此据《福布斯》杂志报导,中共政权持续严格执行网路审查,以过滤颠覆性的内容、文字、讨论和事件。中共网路审查政策可追溯至“计算机信息网与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规定”。该规定禁止出版、复制与撷取被视为批评或威胁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任何讯息。
    
    近些年来,中共当局不惜纳税人的血汗钱,架设起一套精心设计的网络监督系统,用以封锁特定的文字和网址,过滤与民运或法轮功等相关的网站和档案 ,这套系统依赖大约一万名散布在政府各部门的网路警察,他们受命以检查网站、讨论版和电子邮件。这种网路审查系统的建立,使中共政权得以及时、准确地辨识在网上制造或传播所谓“颠覆性”的信息与个人。据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在过去两年中,北京当局已经展开对网路博客、编辑、记者、网站管理员和作家的大规模整肃行动。
    
    此据作者陶西喆撰写的《揭开中共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文章称:中共政府为了维护其集权统治,牢牢地控制着传统三大媒体(报刊、电视、广播),导致普通民众没有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不仅如此,中国的网络监控制度目前更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但是网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宪法和法律中关于保障人权与公民基本自由的条款为武器,奋起维权,一点一点地扩展网民的言论表达和信息自由空间。比如像贺卫方、浦志强、萧翰、许志永致书新浪博客,要求新浪博客公开解释删贴的理由。也有网民尝试通过法律手段突破禁制。中共政府为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先后出台了行政法规,对网络媒体尤其是民办网络媒体严加限制,动辄给予处罚、查禁甚至取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数万“网络检察员”与“网络警察”的国家。几年前,中国各地省、市公安系统都建立了网络监控特殊部队。但是,由于这个系统的工作仍然被视为国家机密,外人无法知道系统内部的具体操作方式。
    
    然而,尽管中共网路审查如此严密,打压手段无所不及,但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中共封杀民主墙30年来的实践证明,民主墙已经从地上转入空中;从平面单向媒体转变为立体互动传播;从仅仅为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转变为网民共同参与。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中共的网络封锁不仅显得精疲力竭,而且滑稽可笑。仅从去年以来,大陆的右派群体们便突破了畏惧心理,纷纷网上上书要求平反与赔偿;中国知识界不少人都站出来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人权承诺提出抗议;汪兆钧、郑存柱、郭泉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多次发出政治变革网络公开信;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2008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两会期间更有知识分子参与的14070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合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当下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发出对西藏问题的真实看法等等,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络民主墙上刷新性成长的生动印证。
    在这个时代,所有网民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使传统统治的强权控制,黑箱作业难能维系,靠抓捕几个网络异见人士或设几道网络防堵围墙,不可能阻挡住中国民主化进程到来的脚步。
    
    然而,中共不遗余力地封堵网络自由的事实,也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在存在着官民利益冲突的社会现实面前,统治集团口唱的“民主”不可能是普世的,只要政治统治的实质没有改变,仅凭信息技术革命,民主实现还是会有很大阻力的。一旦该技术的发展危及到执政者的统治,触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扼杀。 网络技术是中性的,一项技术能否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如何使用这项技术。民众可以使用这一技术推动民主,统治者更可以利用其对公共资源全面垄断的优势反制民众,从而加大社会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成本。当下,中国只要现实政治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解决,民主也不能仅仅靠网络表达实现。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网络民主墙”时代到来所导致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效率,都是传统政治参与不可比拟的。信息革命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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