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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在拿起武器与放下武器之间—追忆父亲往事之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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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8-04-04] 来源:参与 作者:秦耕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我父亲名字中有一个善字,乡邻的长辈从小称他乳名善娃,同辈人叫他善娃哥,下辈人叫他善娃叔,他也以善为最高道德原则,一生行事,善字当先,贯彻始终,与武器和暴力无缘。但在文革的疯狂年代,因为他心地善良,秉性单纯,易于欺哄,曾短暂迷失,陷入极左癫狂,曾拿起过武器。
    
     在“文革”的癫狂年代,我还是一个未到学龄的顽童,只知道上树摘果子,下河抓鱼虾,但童年记忆中的“文革”烙印仍不可磨灭。我记得自己坐在门墩上,一边端着饭碗吃饭,一边眺望鸡冠山上的军用帐篷,据大人讲,那是“联总”战斗人员的军营,他们占领鸡冠山,就居高临下控制了整个县城。在雨夜里,我听着远处传来爆炒豆子一样的哒哒声,大人说这是“临委”在用机枪攻打“联总”据点,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爆炸声。在这期间,不时就有某某家的亲戚或某某家的儿子去参加“武斗”了,或张三在“武斗”中打死人了或李四在“武斗”中被打死了等等消息,在大人们口耳间相传。我家屋后山脊有一条通往北部山区刘家山、麻山、庵底、蔡川等的地山路,在一个雨后的下午,我忽然看见黑压压的民兵队伍在那条路上行进,群峰之间,队伍时隐时现,不见首尾,十分壮观。大人出门眺望,议论纷纷,说这就是“在过队伍呢”,并猜测这支神秘部队的来龙去脉。也许是县城失守,他们在向北部山区撤退。几个月后听说开始“军管”了,各派停止战斗,向人民解放军缴枪,据亲眼看见缴枪仪式的邻居大叔回来说,他看见丹凤中学操场上,各种枪械堆得像山一样高……“武斗”结束不久,我被大人带着上街时,亲眼看见丹凤中学的围墙全部被摧毁,残垣断壁,弹洞班驳,青砖修筑的学校大门和支撑围墙的砖拄,也被用土炸药包炸得倒在地上,我童年的大脑里,曾想象过战斗人员举着炸药包,冒着密集的炮火,一次次冲上去爆破的情景。因为丹凤中学的围墙被摧毁,文革后期县商业局趁机在那里强占学校操场临街的一部分,修建了一个工农兵商店,在此后的20多年间,工农兵商店就是本县的商业中心。当时的我,无法想象多年后,将有一个姑娘在这里和我相遇,并终生相爱。此是后话。
    
     在“武斗”激烈的岁月,我的妹妹出生了,母亲在家坐月子,但一直牵挂着在单位里的父亲。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妹妹喂奶,一边坐在屋檐下和父亲说着闲话。我则像猴子一样,爬到场边的桃树上,在树枝间不停的翻上爬下,或者晃动树枝,看月亮在不同的树叉之间闪来闪去。在我玩得正投入时,屋檐下传来一声响亮的耳光!一切突然寂静下来,树枝的摆动也慢慢停住,圆圆的月亮终于停在一个树叉间不再晃动了,虫子在夏夜里的鸣叫,这时突然变得十分刺耳。
    
     我听见父亲说话了,他语气急促,声震云霄。我听见父亲说的是:“一颗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头可断,血可流,保卫毛主席的决心不动摇!人可亡,家可破,与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立场不动摇!”在父亲声音的间歇,我听见了母亲压抑着的哭泣声。
    
     原来父亲打了母亲!
    
     我躲在树枝上一动不动,但身子瑟瑟发抖,一种无形、但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着我。文革“武斗”的枪炮声和各种打死人的传说,似乎离我都十分遥远。“武斗”结束后,本县在船帮会馆背后的丹江河滩,一次枪毙23名“武斗”分子,看杀人时,万人空巷,刚挤掉的各种鞋子,就拣了一卡车,在城乡间转了两天才被人认领完,这些似乎也是童年故事。但月夜里响起的这一声耳光,打在我的心上,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它把文革的全部恐怖,变得具体可感;它把一个抽象的疯狂岁月,变得让一个几岁的孩童也能理解;它把遥远的事物,一下字拉到我身边,近在耳畔,清晰可闻。
    
     当天晚上,在母亲的哭泣声中,父亲离家而去。
    
     原来父亲是参加文革的“武斗”去了。这是我的父母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争吵。后来,当我成年后向母亲询问这件事时,母亲告诉我,父亲回家来和她商量,说他准备去参加“武斗”,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不能只做嘴巴革命派。母亲坚决反对,并告诉父亲,自己病退回家,仍然是家乡所在公社的党委委员,各派都反复邀请她加入战斗组织,她坚决不参加任何一派,宁愿被说成是骑墙派、逍遥派。父亲说她革命意志已经消退,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更不配做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母亲奉劝父亲头脑不要发热,保持冷静,不要去干傻事。父亲这时就指责母亲自己不革命,还反对他革命,是拉他的后腿。就在革命与不革命的争吵中,父亲失手打了她。
    
     后来的一天,我的邻居巧娃奶奶要带自己的外孙去医院看病,母亲立即让巧娃奶奶也带着我去看病。我说自己没病,但母亲坚持要邻居奶奶带我一起去。小脚的巧娃奶奶背驮手拉,把两个孩子领到县医院看病,再沿县汽车站围墙外一条笔直的大路走上去,路头就是县委大院,围墙外长着一列高大笔直的电杆杨,围墙正中是一个拱形大门,大门左侧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的巨大文字是“指导我们思想的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大门右侧墙上写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门口有四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巧娃奶奶说出父亲的名字,并指着我,说我要见父亲。一个卫兵扛着枪进去了。过了许久,来了两个人把我带进去,到了一个屋子,我发现屋子里并排支着两个大铺,床沿对坐着两排人,每人腰缠子弹带,手里竖执步枪,枪上刺刀,他们显然是等待战斗的样子。我看见其中一个戎装人就是父亲。
    
     父亲笑着拉过我,抚摩我的脑袋。我说母亲病了,也转述了要父亲回家的意思。父亲如何答复的,我已经忘记。记得回家后,母亲详细询问我见到父亲的每个细节,包括父亲和什么人在一起,说什么、干什么等等,我一一讲述给母亲听,甚至还讲述了我探营期间,听那些人互相间讲的故事。其中一个说“联总”的敢死队,在雨夜身披一张狗皮,学着狗叫,汪汪几声,靠近几步,汪汪几声,再靠近几步,企图摸哨,但被哨兵及时识破,一枪撂倒在地……我不知道自己在军营停留了多久,被人送出来时,巧娃奶奶和她的外孙仍在大门外等我。我和父亲会见期间还下过一场大暴雨,我记得回家路上的小河,河水爆涨,小脚奶奶无法带两个孩子涉水渡河,只好向路人求助,嘴里不停的说“积福行善,生娃长蛋”,有一个男子分别把我等三人分三次背着渡过小河。
    
     此后不久,开始“军管”,文革“武斗”宣告结束。我记得就是在邻居大叔看见“武斗”人员全部向解放军缴枪的那天,父亲终于平安回家来了。他这时已不再是戎装打扮,像平时那样穿着自己的中山装。
    
     正是父亲的这段特殊经历,当官方彻底否定文革时,我始终相信,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甚至“武斗”的参加者,并无野心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真诚的人,也是谎言的最大受害者。我自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父母对中共和毛氏怀着赤胆忠心的家庭,我在他们无条件热爱中共、热爱毛氏的教导中长大,当1976年毛氏亡故时,我还忍不住泪水涟涟。我在18岁即将高中毕业的前夕,通过大量的自学阅读,彻底认清了极权制度的本质及其罪恶,被迫和18年来父母给我的全部教育决裂时,我经历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为铭记这次精神危机,我1988年初曾独自到湖南韶山,侧身拍摄了一张转身背对毛氏雕像的照片,以纪念我青春期的那次叛逆。热爱自由的我和曾热爱中共的我,在进行最后决裂时,我哭过很多个晚上。经历过那种背叛亲人、骨肉撕裂般的心痛,最后我终于和极权社会给我的一切进行彻底决裂,以这种方式举行了自己18岁的成人礼。
    
     放下武器、离开瞬间的极左癫狂,父亲不管是在工作单位、在家乡和是在家庭中,永远与世无争,克己复礼,温良恭敛,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最随和的人。在他退休还乡、归居田园,恢复他投身共产运动前的农民身份后,他还是一个具有很好幽默感的人。我的朋友到我家做客,父亲打开地窖,准备往出拿食物时,朋友好奇,问这是什么东西,父亲用神秘的语气说:“这是我们家的‘长岭—阿里斯顿’。”朋友和我都忍不住大笑。朋友临走,父亲送他一包木耳,朋友客气,在推让间,父亲小声问:“是不是嫌少?如嫌少,等我用水泡一下你再带走?”朋友大笑,欣然收下。
    
     在父子之间,我遗憾的是,父亲用他所理解的人生常识,教育了我初期的成长,等我通过知识积累超越了他的价值体系,却不能反过来帮助他打破旧的价值桎梏,使他困守其中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因为知识上的差距,父子之间不得不回避思想的交流。这也许是所有父子之间常有的代际差异现象,但我的父亲不仅仅是我的亲人,我和父亲的关系,已超出了亲情的范围。父亲既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道德导师,他终生固守的道德操守,也是我应该终生固守的,我身体上传承着他的血液,也要传承他朴素的道德。但父亲曾迷失于专制谎言的悲剧,则使我对任何美丽的极权谎言,都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写于2008-4-4日清明节,父亲去世三周年前夕)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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