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谢选骏:比于丹好三倍的《论语讲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谢选骏:比于丹好三倍的《论语讲义》 (博讯 boxun.com)

    
    [这部书写得确实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理想国,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学者说,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还有最为精彩的是那些挖苦毛泽东的地方,读者读了自会莞尔一笑。而且这本讲义对于《论语》的解说确能深入浅出,还有独特的见地,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在此向各位推荐这本读物。]
    
    
    北大教授李零读《论语》:丧家狗
    
    
    作者简介:李零,1948年6月12日,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孔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等。
    
    
    
      自序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1912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都没有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19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1974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1969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1971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1976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1917年11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8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作《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1945年),说孔子是革命党(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革命,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两个方面,自相矛盾。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历史剧,到处充满暗示。
    
      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他本来很喜欢,但他们都是尊孔派,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杨荣国,文字清通,简洁明白;赵纪彬,对《论语》下过几十年工夫,考证细密,观点犀利,更对他的胃口。新民学会,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比。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连教书育人做学问,他都批;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架,挨毛泽东骂,挨周恩来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七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19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比如宋儒讲道统,有人说,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个道统,这不是瞎说吗?孔孟之间,明明有很多人,不只子思和曾子,怎么证明的就是宋明道统?我们只要认真读古书,就会发现,古书和这些发现并无矛盾,真正有矛盾,反而是"圣化"的曲解。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1980年代不同。什么叫80年代?我还记得很清楚,想不到,如今已成老宫娥坐谈开元天宝年间事。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连监狱都在读《论语》)。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译本,文章的题目是《沽之哉,沽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全都向右看齐,保守主义浪潮和复古风席卷全球。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要想弄清,孔子热的含义是什么,也要重读《论语》(它本身就是复古经典)。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
    
      马克思说,青年黑格尔派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语》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细读《论语》。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
    
      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世界。
    
      2006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总结三
    
      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两千多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一、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
    
      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有人说(当然是知识分子),他最想生活在宋代。
    
      我想,他说的宋代,肯定是东挑一块儿,西挑一块儿;上挑一段儿,下挑一段儿---没有宋江、方腊,没有辽、金、西夏。
    
      苏东坡,只看他游山玩水,做诗文。
    
      宋徽宗,只看他写字画画,玩古董。
    
      当时的天下怎么样?一部宋史有分教,不用我来多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用《论语》代替《语录》,有意义吗?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二、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做"敲门砖"。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缥缈。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三、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鹜。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被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检举有功、侥幸漏网、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鲋(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四、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时代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它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人文学术和家庭伦理---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学术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的哲学王。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十多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待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
    
      六、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的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新儒家宣言》,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阳货》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
    
      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
    
      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七、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传统不皆精粹,很多应叫"国渣")。
    
      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
    
      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扎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断魂枪》)。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卧虎藏龙》)。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功夫》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龙年》给你看。
    
      八、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理想国》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学者说,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
    
      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
    
      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
    
    第一部分
    
    "子曰",是孔子说。《论语》全书的"子曰"都是孔子说。古代子书,是以"子"称老师。如《孙子》十三篇,每篇开头多作"孙子曰";《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也作"子墨子曰"。这样的"子"是对老师的尊称。研究《论语》,我们要知道,中国最早的老师怎么叫,学生称孔子为"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
    
    
    
    第二部分
    
    孔子谈到四种好人。"圣人"最高,是有德有能,也有权有位,可以兼济天下的人。孔子承认的圣人很少,主要是尧、舜一类圣王。这种人都是死人,只生活于上古盛世,根本见不着。"君子"不一样,少是少,还是有活着的。比如卫国的蘧伯玉,鲁国的宓不齐,都是孔子当世的人(后者还是他的学生),按孔子的说法,他们都是君子。"善人",《论语》出现过5次,除这条,还见于《先进》、《子路》、《子路》、《尧曰》。善人是好人。
    
    
    第三部分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孔子的名言,现在受批判。"女子",是泛称广大妇女同胞。"小人",朱注以为"仆隶下人也",并把"女子与小人"解释为"臣妾"。有人说,男人只是部分和曾经当奴隶,妇女却是全部和永远当奴隶。妇女才是原始意义上的奴隶。现在,世界上还有两千万奴隶,主要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和童工。据说,妓女是最早的职业工作者。
    
    
    第1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是孔子说。《论语》全书的"子曰"都是孔子说。古代子书,是以"子"称老师。如《孙子》十三篇,每篇开头多作"孙子曰";《墨子》的《尚贤》等十篇,每篇开头也作"子墨子曰"。这样的"子"是对老师的尊称。研究《论语》,我们要知道,中国最早的老师怎么叫,学生称孔子为"子",这个"子"是什么意思。
    
      "子"本来是贵族子弟的称呼。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多被称为"小子",就连王,在神祖面前也自称"小子"。春秋时期,人们以"夫子"或"子"称呼卿大夫,即当时的贵族官僚。"夫子"是第三人称,相当他老人家。"子"是第二人称,相当您老人家。"夫子"也可简称为"子"。"夫子"和"子"都是尊称。孔子当过鲁大夫,很短,只有三年,但他的学生是用这个头衔称他们的老师。这里的"子"是"夫子"的省略。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即做官的学问,长官就是老师,这叫官师之学。孔子强调,读书要做官,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官师之学的传统。"诸子"的"子"是来源于官师,称呼老师和称呼首长是一样的。
    
      "时习",一说是"学者以时诵习之"(《集解》引王肃),即按时复习;一说是"既学而又时时习之"(《集注》),即时时复习。杨伯峻说,前说才是周秦古书的用法,后说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不可取。《国语·鲁语下》:"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复习是在晚上。
    
      "朋",古人把同学、同事、同僚等同辈人叫"朋"、"友"或"朋友",这里指同学。东周的编钟铭文,常以"父兄"(或"兄弟")、"婚媾"、"朋友"并说,父兄(或兄弟)是血缘关系,婚媾是婚姻关系,朋友是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
    
      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导师给他们训话,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
    
      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你们来到我的门下,听我传道,按时复习,乐在其中。
    
      第二乐是和同学在一起,你们不光自己学,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成为你们的同学,弦歌一堂,岂不快哉?
    
      第三乐是师门以外,别人不了解,千万别生气,因为你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君子,学习是为自己学,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也很好吗?
    
      孔子好学,把学习当快乐,认为求知的快乐比求知本身还重要(《雍也》6.20)。这几句话,共同点是快乐。"说"即悦,是愉悦,"乐"是快乐,"不愠"也还是愉悦或快乐。
    
      《论语》以此为第一章,很好。
    
      这一章提到"君子","君子"是孔子的重要概念。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后面会反复提到。孔子说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身份,贵族和有地位的人是君子,奴隶和没有地位的人是小人;一种是道德,道德高尚的人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是小人。
    
      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
    
      "文革"初期,辩论对联,我参加过,有刻骨铭心的体会。所谓对联,是干部子弟的发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就是血统论。中学生起哄,上面没人管,谭立夫是大学生,也跟着瞎讲,居然为对联辩护,说"混蛋"怎么了?不过是"糊涂小子"之谓也。我写过一个传单,反对血统论,但不彻底,还是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怜的遇罗克就死在了他的《出身论》之下。阶级仇,可遗传,作用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今天也没稀释完。"文革"后,干部的孩子还是当干部,演员的孩子还是当演员,知识分子的孩子,领导出国新潮流。最近,时光倒转,还有"贵族热",互相比阔。我是谁?少爷。有形资产没了,比无形资产,看谁能吃会喝,精通美食。什么都拉扯上贵族,哪怕是有钱人家的厨子。"地富反坏右",除了"坏",什么都往自己脸上贴,官越大越好,北洋的,国民党的,伪满的,都行,最好是皇亲国戚。
    
    
    第2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
      孔子,祖上也光荣,但本人早已平民化,吃过民间疾苦,遭过贵族白眼,这是很好的教育。他对贵族的骄奢淫逸,非常看不惯。
    
      孔子反对血统论,不够彻底,当时不容易彻底。他的态度,也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老贵族,他欣赏,奉为榜样,但他更重的还是当时怎么样,看谁更有道德,更有学问。这特别反映在他用的"君子"一词上。
    
      孔子说的"君子",是用旧名词装新概念。在他看来,过去的贵族,不但血统高贵,有身份地位,也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但当时的贵族不一样,往往只有身份地位,没有道德学问和君子风度。因此,他为"君子"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有道德学问,却不一定有身份地位。这种人,有点像日本的浪人,是游离分子。一部分像他,出身高贵,但家道中衰,在家当老二老三,属于庶子或余子,没有继承资格;一部分是经过学习而知书达礼的乡巴佬,如子路、颜回。这种游离分子,就是孔门施教的对象,后来"士文化"的主体。
    
      中国的贵族制度,崩溃特别早,除皇亲国戚,早就没什么像样的贵族,欧洲那样的贵族。科举制下的大富大贵之人,很多都来自穷乡僻壤。但每一时代,都有一批有身份地位没道德学问或有道德学问没身份地位的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还是问题。
    
      读书做官是孔夫子的理想和遗产,我不喜欢。我更喜欢没官做的孔夫子。
    
      吴敬梓讽刺读书人,讽刺为做官读书的人。写完这类人,作为理想,小说结尾,他特意写了四个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没有一个是大富大贵之人,全是隐于市井的平民。他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最后一位,叫荆元,奏一曲高山流水,令于老者凄然泪下,语极伤心。
    
      这是吴敬梓笔下的"君子"。(学习的快乐、孔子的"血统论")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孔子认为,这种人最缺乏"仁"。"巧言",言是言语。巧舌如簧、能说会道、善于用言辞讨别人喜欢,孔子叫"佞"。孔子对"佞"是骂不绝口(后面多次提到)。"令色",色是脸色(古人叫颜色)、外表的样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女人才会以色相动人,男人也有深通此道者。他们挤眉弄眼,打躬作揖,很会调动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巧言令色的人是擅长拍马逢迎的人。
    
      巧言令色是假,孔子深恶痛绝,但真也不一定讨他喜欢。嘴上没把门的人,情绪激动的人,如仲由,心直口快,和巧言令色有区别,孔子也不喜欢。他更喜欢的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闷葫芦式的人。"巧言"的反面是"讷","讷"是言语迟钝,话都说不利索;"令色"的反面是"木","木"是面无表情,好像木头疙瘩。他喜欢的是木讷之人,认为木讷之人才近于仁。(巧言令色,孔子最讨厌)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门的再传弟子尊称曾参。曾参,字子舆,是有名的道德先生。孔子死后,卜商等人推有若代孔子,受弟子拜,他不服气。孔门十哲无曾子,但宋儒立道统,把他捧得极高,明代封曾子为"复圣",曾子的名气,反而比有若大,甚至超过颜回。这是宋儒的创造。
    
      "身",不是身体,而是自己。
    
      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属于自律,不是太高的要求。道德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无可指责。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人为拔高,适得其反,北京话叫矫情。比如见义勇为,谈何容易。一帮歹徒,有枪有刀,手无寸铁,干黄枯瘦,无拳无勇,怎么挺身而出?警察的责任,交普通人去担,就过了。我看,一般道德、起码的道德,比这更重要。
    
    
    第3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
      "忠",和"中"、"衷"等字有关。什么叫"忠"?古人拆字为解,有"中心为忠"之训。简单说,就是替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绝不糊弄人。现在,我们的很多同胞,满嘴抹蜜,甭说尽心尽力,钱花光,事没干,人都跑了,这就是"为人谋而不忠"。
    
      "信",从言,和说话有关,古人拆字为解,有"人言不欺"之训。简单说,就是说话算话,恪守诺言,讲信用。现在的中国人,说话不算话,爽约迟到,和玩儿似的,事前乱许愿,事后乱道歉(甚至不道歉),一点不脸红,这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
    
      还有一条,"传不习",这条更简单,就是老师讲了,回去不复习,当学生的,糊弄老师。
    
      三大毛病,领导、同事、朋友、老师,谁都敢糊弄,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事。
    
      我们中国人,特爱糊弄,连鬼神都敢糊弄,何况人乎?
    
      在守信守时这一点上,中国不如西方。西方也不都是好人,但耍心眼儿,抖机灵,逮空子就钻,偷奸耍滑,平均水平,绝对赶不上中国。
    
      道德的供求规律是,生活中越缺什么,它才越吆喝什么。春秋战国,大讲忠信,正是因为没有忠信(战国"忠信"印最多)。故《老子》第三十八章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本书引用《老子》都是根据马王堆帛书本,下不再说明)。宋以来,大讲关(关公)、岳(岳飞),也是因为汉奸太多。
    
      这里的"三省"很有名,比如陈省身、于省吾,就是据此取名。
    
      我们要注意,学《论语》从哪儿学起,"三省吾身",省是反省,身是自己。我们与其指东道西,给人家当老师,还不如先反省一下自己。(与其指东道西,不如反省自己)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指乡里的子弟或学生,古代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学生把老师当爸爸,老师把学生当儿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有"师父"一类叫法。师父的师父,是"祖师爷"。后世,师道尊严,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当老师的要给学生找工作,得意门生,连媳妇都包办,当学生的也要尽弟子之劳,弘扬师教,捍卫师说,光大师门,义不容辞,就像我生活过的农村,当爹的要给儿子盖房娶妻,当儿的要给老人担水拾柴、准备棺材。现如今的学校,有培养子弟兵说,术语叫"组建学术梯队",里面就有这种父慈子孝。北大门户深,老师是大树。我从社科院到北大,对此深有体会。师道尊严要讲,但这种关系不好。老师不是爸爸,学生不是儿子。
    
      "谨",是寡言。
    
      "泛爱众而亲仁","众"指民,"仁"读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动词,这里指行事为人,它是践行道德,而不是道德本身。"行"是相对于"学"。道德好了,还有余力,干什么?孔子说,"学文"。"文"是什么?是文化,特别是与礼乐有关的人文学术,古人也叫"文学"。道德是质,礼乐是文。文、质是相辅而行。孔门读书,是学礼乐。礼乐是文化,不是公文档案,不是程文墨卷,更不是风花雪月、娱情写物的诗文。古人不像后人,靠文章名世,靠文章传世,看重写下来的东西。孔子强调,提高道德修养之后,还要提高文化修养。第一,别当坏蛋。第二,别当笨蛋。即先当好人,再当知书达理的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卜商的字。他是孔门三期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长于文学。
    
    
    第4节:丧家狗:我读论语(4)
      "贤贤易色",前一个"贤"字是动词,即以贤为贤,尊重贤人,推崇贤人。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子罕》9.18、《卫灵公》15.13)。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可见色是可以好的。
    
      色是性感的外貌,主要指女人在男人眼中的性感外貌,即女色。男色不太有人提。喜欢漂亮女人,没什么不对。不对的是心里好之,嘴上又贱之,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不拿妻子当衣裳,就是重色轻友。
    
      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以德代色)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是老成持重的重,北京话说,端着点。人不端着点,就"不威",看上去,没有威风凛凛的那么股劲儿。
    
      这和学习有啥关系?我想,孔子说的"学",不光是读书,更重要的,还是修行习礼学道德。修行习礼学道德,目标之一,就是有君子风度,如果没有君子风度,庄重不足,轻浮有余,当然说明,他没学到家,"学"自然"不固"。
    
      这一章的后三句,也见于《子罕》9.25,"无"作"毋","过则"作"过者"。
    
      "主忠信",就是谋事必忠,说话算话,上面已经谈到。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
    
      "无友不如己者",是此篇的大问题。因为从字面理解,原文是说,你千万别跟不如你的人交朋友。鲁迅说,这是势利眼。孔子怎么这么牛?不可能吧?很多人都认为,这有损孔子的形象,所以曲说很多。他们说,这话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完全相反,"无友不如己者",其实是说,没有哪个朋友不如你,个个都有长处,全值得你学习,不但没有一点骄傲,还透着满肚子的谦虚。比如南怀瑾、李泽厚,他们就这样解释。
    
      后面这种解释,对保护孔子的形象很有利,可惜并不对。刘宝楠、程树德从古书中找到几段话,完全可以证明,孔子的说法,其实很有根据,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怕跟不如己者交朋友:
    
      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吕氏春秋·观世》)
    
      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须己而植也。然则扶人不暇,将谁相我哉?吾之偾也,亦无日矣。(《中论·贵验》。《群书治要》卷五六引,"须己而植也"作"须己慎者也")
    
      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且《诗》不云乎?"(《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有类似的话,"假子"作"南瑕子")
    
      交朋友,怎么才划算?汉代有一种传说,"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悦)不如己者"(《说苑·杂言》)。子夏爱跟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每天都长进;子贡爱跟不如己者相处,每天都退步。看来子夏才深得老师的真传,最划算;子贡是偏离了老师的教导,最吃亏。
    
      孔子的意思,其实很清楚,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老人家说,要向道德高、本事大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4.17),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友"是一种对等概念,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至少有胜己、如己、不如己三大类,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顺推行,反推不行。
    
    
    第5节:丧家狗:我读论语(5)
      孔子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古代的聪明人早就想到的,现在的聪明人也一样想得到。咱们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一下,他的想法倒也简单,主要是怕吃亏受累。现在的星呀腕呀,都特需要崇拜者,粉丝越多越好,港台说法,是人气旺。但每手必握,嘘寒问暖,每信必回,耐心解答,累不累?名人也有名人的苦恼。孔子的时代,倒没这么累,但吃亏是肯定的。和不如己者交朋友,光让人家跟你学,自己什么也学不到,时间长了,肯定退步。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下着下着,自己都业余了。我的经验之谈是,千万别把自己当名人,群众来信,一律不回(回是例外)。
    
      可是这话,我讲可以,孔子讲不行。孔子的错误,是他把这种话都讲出来了。因为你要这么讲,人家就要问了,如果大学校长只跟教育部长交朋友,教育部长也这么想,你不是也交不成朋友吗?比如南怀瑾就是这么打比方。当然,他是绝不相信孔子有这种坏思想,他认为,这是理解歪了。
    
      其实,对孔子的说法,苏东坡正是这样提问题。他说,"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这种问题,挺刁,但有合理性。我在一篇杂文中说,"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交'。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及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做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我的玩笑就是来源于苏东坡的疑问。
    
      这里,我提到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他的翻译,见于他的《论语译注》旧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6月第一版)。在这个版本中,他有意调停旧说。他说,"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因而有一些解释。译文加'主动地'三字来说明它"。我猜,杨先生的意思是说,古人特自尊,好面子,不如己者如果找上门,还可以交朋友,但决不能主动去交(6页)。可是,后来的本子(1980年12月第二版)改了,译文是"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6页)。杨先生说,"译文只就字面译出","主动地"三字没有了。看来,杨先生也觉得加字不妥。
    
      元陈天祥有一种解释,说"如"乃"似"义,而不是"胜","不如己"是说对方和我不对等,人分不如己、如己、胜己三等,胜己者当师之,如己者当友之,不如己者既不是师也不是友,所以无法交朋友(《四书辨疑》)。这也是保护孔老夫子。他说孔子分不清师、友和不可交者,他替孔子分。
    
      这句话很简单,但解释起来,却一套一套,真让我们其乐无穷。(交友也讲经济学)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有点绕,如何标点是问题。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是一层。有子的意思是说,礼的功用主要是调和,先王之道是以和谐为美,即俗话说的"和为贵"。
    
      "小大由之",是总结上文。这里的"由之"是顺道而行的意思。《泰伯》8.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之"也是这个意思。上文说,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所以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
    
      "有所不行",是另一层意思,和前面相反。前面说,小事大事都要依和而行,这是基本原则,通常要这么办。这里是说,情况也有例外。什么是例外?我在这句话的下面点了冒号,冒号的下面是说明。它的意思是说,和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太过分,为和而和;即使是和,不以礼节之,也不可行。
    
    
    第6节:丧家狗:我读论语(6)
      礼是处理差别的,通过差别,建立秩序,秩序就是和。和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或曰以不平等求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是理想,古人叫"大同"(《礼记·礼运》)。孔子也梦想大同,但他知道,礼是大同讲不成了才讲。所以他讲"君子和而不同"(《子路》13.23)。和谐社会是小康,不是大同。
    
      商周社会,好比一个大村子,里面有宗族祠堂,王就是族长,定下家规家法,管这个村子,协调村里的各种关系,长幼尊卑,井然有序,这就是和。人是生下来就不自由,也不平等,和卢梭的说法相反。礼,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和稀泥,想方设法,把不平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闹出乱子。礼和德不同,不是个人修养,而是习惯和传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礼之用,和为贵)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欤)?"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诸",犹之。
    
      钱对人是个大考验。守道过日子,难免饿肚子。当君子,就要准备挨饿---不当官,吃什么?总不能种地。孔子可不主张自食其力。他论贫富,着眼点是贫。孔子说,枕着胳膊喝凉水,乐在其中;富,往往是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述而》7.16)。
    
      子贡是买卖人,孔门最阔的学生。司马迁讲古代大商人,子贡是其中之一,"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史记·货殖列传》)。现在时兴讲儒商。企业家,不仅会做买卖,还有文化、道德,多好。难怪有学生说,要做学术界里最有钱的人和有钱人里最有学问的人。如果说,真有儒商,子贡就是祖师爷。但可惜的是,全国老百姓,只知关老爷,不知子贡为何许人也。
    
      孔子跟子贡论贫富,是找对了人,因为子贡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他们多是寒门,不足论贫富。子贡有钱,孔子周游列国,有人猜测,就是由他赞助。有钱,才能看透钱。但有多少才看得透,不知道,恐怕因人而异。反正没钱,往往看不透,见钱眼红,穷凶极恶,一点办法都没有。历史上,农民造反,到头来总是失败,多半都栽在这上头。
    
      对钱,子贡的态度是:穷,不低声下气,巴结阔人;阔,不趾高气扬,欺负穷人。孔子赞同他的态度,但补充说,更好的态度是,穷要开心,阔要好礼(怎么叫好礼?不知道,没准是当慈善家吧),即在贫富问题上,该怎么样比不怎么样更重要,自己该怎么样比对别人怎么样更重要。子贡引《诗》为喻,问孔子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个意思吗?他想说,砥砺德行,就像工匠加工骨、牙(象牙)、玉、石,也是精益求精呀。孔子认为,他的理解很对,我跟他讲穷开心,阔好礼,就是这个意思。"往"是第一步,"来"是第二步。孔子教学,最重启发,他喜欢的是举一反三的学生,所以跟子贡说,从此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你有这个资格了。
    
      子贡引用的《诗》,出自《卫风·淇奥》。"如切如磋",是加工骨、牙(象牙)类的制品,"如琢如磨"是加工玉、石类的制品。(穷开心,富好礼)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政治家,德重要还是能重要,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最好是德才兼备,不行,宁肯舍才弃能。没人说,缺德有本事,也可以为政。千百年来,大家一直相信,当政者必为有德之人。
    
      "为政以德",是靠道德施政。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论语》经常提到"从政"和"为政"。从政是当官,为政是施政。这里,我们要注意,从政、为政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也可以是官员,比如下文2.21的"子奚不为政",《颜渊》12.19的"子为政",《子路》13.3的"卫君待子而为政",都是讲孔子为政。
    
    
    第7节:丧家狗:我读论语(7)
      "北辰",《尔雅·释天》把北辰列入星名,说"北极谓之北辰"。《春秋繁露·奉本》也说,"星莫大于北辰"。或说北辰只是北极,有位无星,不对。下文"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居其所"的"所"才是北极,"居"的主语是北辰,肯定是北极附近的星。如果说北辰不是星,而是北极,那等于说,北极位于北极,完全是废话。
    
      "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是说北辰位于宇宙的中心,天上的星星都环绕着它。北斗,斗勺前端有两颗星,是大熊座的α、β二星,这两颗星的连线,向上延伸五倍,是现在的北极星,即小熊座的α星,但古代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β星,极星可变,位置不变,古人是以北极星代表北极。"共",同拱,象两手合围,这里指拱卫,环绕北极星而朝向北极星。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当时行不通,后来也没多大用。
    
      好人政治还是能人政治,曹操的看法和孔子相反,他也生逢乱世,但看重的却是能。他才不管出身高贵不高贵,品德高尚不高尚,只要有本事就行。他说,哪怕"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是举荐的对象(《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当代政治家,西方政治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多都是学政治、经济、法律什么的,不是人文,不是理工。1980年代末,知识分子翻身,我国流行知识分子治国论,特别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至今有人迷信。其实,政治家就是政治家,不是道德楷模,不是智慧化身,再好的愿望也是愿望,大家要想明白了。
    
      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是孔子的道德王。它们都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2.3 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
    
      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一样,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比如摩西十诫的十诫、猪八戒的八戒、孔子的"非礼勿"(《颜渊》12.1)就是这种约束。这种考虑,古人很普遍,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心目中的头等国家,也是以德治国,政刑无所用之。但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有耻且格","有耻"是有羞耻感,有内心约束,和"无耻"相反;"格"是严格遵守规定,外面有规矩管着,和"免"相反。
    
      孔子是道德中心主义。他认为,社会应以亲情作核心,没有小,焉有大,似乎有理。但德礼是小道理,政刑是大道理,小道理管大道理,这是说反了。政刑有政刑之弊,孔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德礼也非万能,以德治国真管用,就不会有礼坏乐崩。
    
      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礼坏乐崩,结果是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结果是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秦政之失,是只讲硬道理,不讲软道理,硬梆梆、赤裸裸。汉代尊孔,不是放弃硬道理,而是除了硬道理,也讲软道理,懂得如何用软道理包装硬道理,改变形象。阳儒阴法,软硬兼施,是硬在前,软在后;硬在里,软在外,不能反过来讲。硬道理还是政刑,法若凝脂。软道理分四种,一是礼乐,二是道德,三是学问,四是宗教。皇家有礼仪,文武百官靠道德学问选,老百姓,烧香磕头,也有地方拜。汉以来的儒术,还有后来的释、道,都是用来弥补政刑之不足。
    
    
    第8节:丧家狗:我读论语(8)
      光有政刑,不能消灭无耻,没有政刑,更不能。
    
      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
    
      "民免而无耻",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早就如此,并非现在才开始。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发达,社会腐化,那时最爱讲道德,道德如何?小说、笔记讲得很清楚,坏透了。
    
      我的看法是,以德治德,可以。以国治国,也可以。以国治德,六亲不认,一个朋友都没有,太没人情味,这是误用,但误德未必误国。最糟糕的,就是光讲以德治国。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
    
      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怎么消灭无耻)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15岁讲到70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73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482-前479年之间。比前482年早,不可能;比前479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70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 有道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古人叫"成童",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我国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孔子少年老成,在这个年龄上,立志要做学问。现在的孩子不一样,15岁,正值青春期躁动,最闹,俗话说,"十五六,狗都嫌"。但毛泽东,他不嫌。"文革"的火,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红卫兵的诞生地是圆明园,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破四旧、打流氓、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打架斗殴、拍婆子、上山下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西方叫teenager(一般指13-19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他们打架、泡妞、吸毒、听摇滚,邻居怕,家里操心。美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上可以开车、喝酒,脱离父母,搬出去住,这是他们的"成童"。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15岁是一大坎。比它晚,20岁也是一个坎。20岁,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戴帽子礼),即成丁礼,表示他已长大成人,但孔子没讲。他看重的是30岁。30岁,为什么说"而立",清宋翔凤说,是"壮而有室"(《论语发微》),即我们常说,有了老婆孩子,才有社会责任感的年龄。但孔子早婚(以现在的标准讲,有点早),19岁娶媳妇,20岁有孩子,照此说,该是"二十而立",可见不对。另一种解释,是孔子自己的说法,即"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0.3),明顾宪成说,立不立,关键是知礼,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才叫成人(《四书讲义》)。这种说法更合理。孔子出名早,27岁跟郯子学礼,30岁以知礼名。齐景公和晏婴向他问礼,就在这一年。可见"三十而立"是这个意思。
    
      "四十而不惑",孔子在鲁国出名后,开始出国游学找工作。34岁,他到周都洛阳,向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老子问礼。35岁,他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说,不好安排。前一事,有人怀疑,但后一事,毫无问题。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35岁以后,50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40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
    
    
    第9节:丧家狗:我读论语(9)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20.3)。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没商量,但什么时候出山,在谁手下干事,全看天命如何。鲁昭公时,机会未到,孔子只能埋头读书,自娱自乐。鲁定公即位四年后,孔子47岁,阳货请他出山,他没答应,一直等阳货出亡,才肯出山。他出来做官是51岁,正好在他"知天命"后。孔子"知天命",据说和学《易》有关。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晚"是多少岁?司马迁没直接说,但他引用的孔子语,是出于《论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7.17)。皇疏说,这是从45或46岁,加上几年,到50岁。邢疏说,这是从47岁,加上几岁,到50岁。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易》,知道自己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所以第二年,他才出来做官。这是汉代的说法。
    
      "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比较费解。我把我的猜测说一下。第一,我们要注意,古人所谓聪明,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尽管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耳朵比眼睛受时空限制小,古人认为,耳朵比眼睛更重要。比如圣人,圣人都是绝顶聪明、天生聪明。圣,古文字,与听字和声字同源,主要就是指耳朵好,善于倾听民间疾苦,善于接受贤达劝谏。第二,我们看孔子年表,60岁前后,他在干什么?原来,55岁到68岁,他正在周游列国,到外国找工作。孔子一路颠簸,很不顺心,但他很虚心,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什么挖苦话,他都听得进去,就连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点头称是(《史记·孔子世家》)。我想,60来岁的人,阅世既久,毁誉置之度外,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可能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分寸最难拿。小孩倒是从心所欲,但大了,就不许撒泼打滚。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从心所欲,但大闹,还有什么规矩?受戒出家后,规矩倒是有了,不听话,还有紧箍咒,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从心所欲?两全其美,太难。人活着,就有规矩管着;死了,才彻底自由。孔子活了73岁,和今天中国的平均寿命比,好像算不了什么(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2岁),但按过去的标准,已经活过梭儿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抽象标准,人之将死,离自由最近,或许近之。豁达的人,活明白的人,不只耳顺,心也顺了,物我两忘,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这叫"从心所欲"。"从"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如本字,指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是读为纵,什么都放得开,放胆放言,想干啥干啥,意思差不多。"不逾矩",是无法中有法,怎么干怎么对头,处处合乎规矩,虽有规矩,不碍自由。人,只有活到头,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孔子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他这一辈子,从"志于学"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学习;从"知天命"到"耳顺",主要是求仕。然而结果怎么样?晚境孤独而凄凉。孔子以68岁高龄回到鲁国,几乎每年都有伤心事:69岁,儿子死了;71岁,绝笔《春秋》,颜回病逝;72岁,仲由死于卫。然而,最奇怪的是,过了70岁,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却说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10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0)
      死亡是最大的解放。
    
      大家读这一段,不妨对比一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讲"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寻找目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穷追不舍;"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如愿以偿。
    
      孔子是赍志而殁,并非如愿以偿。王国维更惨,跳了湖。
    
      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人生借鉴译丛》,就是按孔子的话编译,外国的名人在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上有什么感受,大家可以看一下。 (孔子的一生)
    
      2.17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也是"因材施教"。
    
      "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子路是孔门一期的学生,大师兄。他的优点是直率,缺点是莽撞。孔子呵斥他,意思是说,什么叫"知之",我不是讲过了吗?你难道忘了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叫知道。话有点像绕口令。我估计,子路肯定是说了什么冒失话,所以孔子才这么讲。
    
      治学之难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特别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有一段问答,啮缺问王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万物是不是有一样的标准?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问题,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三问三不知。他说,我也想试着讲一讲,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知道的呢?孔子也喜欢说"不知",但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借以表示不满(参看《八佾》3.11)。
    
      老师是干什么的?他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知"与"不知",界限在哪里。他常常不能告诉你最终答案是什么,却往往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什么,有经验和没经验,就是不一样。美藏在石头里,砍去多余,就是美丽,这是雕刻家的话。但我们常常无法知道什么是多余。(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两句指什么?前人有不少猜测,他们认为,这是孔子在骂当时的事。
    
      古代祭祀,本来都是祭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祖先,不是,绝对不能祭。他们相信,鬼神对献祭的食物,不是用嘴吃,而是用鼻子闻。如果不是自己的祖先,祖先不接受,连闻都不会闻,这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但《左传》之所以强调这类原则,正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例外的事越来越多。前人举过很多例子,如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左传》隐公八年),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同化趋势的禘祫之礼,也是把不同族姓的祖先搁在一块儿祭。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非鬼而祭",后来是拍马屁的代名词。
    
      "见义不为","义"是宜的意思,即该做的事。该做的做是勇,不该做的做,胆再大,连命都不要,也算不上勇。比如古人说,如果胆大妄为,危害君主,这种人的灵位,不准摆到明堂里。相反,该挺身而出,不挺身而出,也不对。孔子认为,这是缺乏勇气。他老人家认为,当时的世界太不像话,怎么就没人出来,都死绝了吗?
    
    
    第11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1)
      溥仪当伪满皇帝时,曾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祭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官兵,就是属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很愤怒,但日本有日本的解释,军人的天职就是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都是勇士、烈士,你们的冤魂孽鬼,算账算不到军人头上;算到天皇头上吗,美国又不让算。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韩战、越战,死了的都是勇士、烈士,他们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响应国家号召,为保卫自己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为从不认识的人民打仗,是死得其所,和日本人的烈士观大同小异。我们的观念是,不义而死,就是再勇敢(日本的士兵很勇敢),也不配叫"勇"。
    
      现在,治安太坏,警力不足,怎么办?有人说,还等什么?见义勇为呀,赶紧。这就像假货太多,没人管,也管不过来,就劝大家多学点商品知识、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是一个道理。可是执法人员靠群众,群众靠自己,行吗?(见义勇为)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解释对文本有再创造,这一章是很好的例子。
    
      历史上,讲华夷之辨,大家经常引这段话,使它大出其名。但这段话该怎么讲,历来有争论。
    
      前人的解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一)诸夏不如夷狄。
    
      它是说,你看,就连人家夷狄都有君,不像咱们诸夏反而无君(目无君长),这也太不像话了吧。推其意,主要是嫌诸夏不争气。
    
      (二)夷狄不如诸夏。
    
      它又分两种:
    
      (1)就算夷狄有君,也比不上诸夏无君,因为他们太野蛮,不懂什么叫礼仪,有君无礼,还不如有礼无君。这是看不起。
    
      (2)如果夷狄有君,竟敢对诸夏发号施令,那还不如咱们无君。这是赌气。
    
      这三种解释,我看,第二类的第一种可能最符合原文。但历史上,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需要,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解释。
    
      钱穆说,晋室南渡,北方五胡乱华,汉族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多主前说;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乱局,非倡尊王不能自保,而夷患亦可虞,多主后说。
    
      我们看史书,古人对这句话,经常是各取所需,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比如《魏书·司马叡传》引之,就是拿它批评中国的君弱臣强,但它的《宕昌羌传》引之,又骂"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这些解释,不管说谁不如谁,都是诸夏本位,对外国或外族看不起,即使大骂中国,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相反的立场有没有?也有。这就是非汉族的读者。
    
      如宋人笔记里说,金人南下,打到曲阜,他们在孔庙里,指着孔子像骂,原来你就是那个骂我们是"夷狄之有君"的家伙呀。还有满族人,他们的立场和汉族也不一样。比如雍正皇帝说,明之天下是亡于流寇之手,乃中国人自取灭亡,怪不得谁。满人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中国人何必还讲华夷之分。春秋时虽百里之国,当大夫的都不能随便辱骂国君,更何况我朝奉天承运,造此大一统太平盛世。他说,"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之有君",你们怎么可以有这种无父无君之论呢。人家韩愈都说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因为身份相似,他们特别认同于元,说"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但中国人却很不公平,后世称述者寥寥(《大义觉迷录》)。
    
      宋元明清,中国挨打,教训很深刻,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华夏优越论持批判态度。如明谢肇淛就说,"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形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宁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五杂俎》卷四)。
    
    
    第12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2)
      华夷之辨,太敏感,连古书版本都受影响。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段话下,皇疏原文本来是:"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四库全书》本把这段话改成另一个样子:"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四库》本为什么要把皇疏改成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原本有"重中国,贱夷狄"、"理同禽兽"等语,都是触犯当时忌讳,清初禁书之令甚严,不能不加改窜。程树德没有看到原本,不知道里面还有这等怪事。
    
      这一章的"夷狄之有君"指谁,学者也有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楚庄王或吴王夫差。比如杨树达就有此说。他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杨氏是据《公羊传》,上引《大义觉迷录》也提到,谓出韩愈),"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其生在二千数百年以前,恍若豫知数千年后有希特勒、东条英机等败类将持其民族优越论以祸天下而豫为之防者,此等见解何等卓越!此等智慧何等深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反对大民族主义'之语,乃真能体现孔子此种伟大之精神者也。而释《论语》者,乃或谓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君,以褊狭之见,读孔子之书,谬矣"。杨氏爱孔子而美化之,以至于此,又是一种标本。
    
      孔子有华夏优越感,何足怪哉!(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
    
      "里仁",就是"处仁"。里,本来是古代的面积单位,即长宽各300步。古代计里画方,安置居民,很有传统,里是居民组织的基本单位。里的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没有一定,但一般比较小。现在有些小地名,仍以里为名。"择",古书引用或作"宅",作"宅"更好。
    
      前人注释此章,一般都是照字面理解,认为孔子强调的是,跟什么人做邻居,一定要慎重,不选仁人,不行。
    
      我们现在买房子,要看地点、交通、景色,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学校、商店、饭馆、医院怎么分布。如果在美国,还有一条最重要,就是邻居,富人和穷人,什么人和什么人住一块儿,绝对不能忽略。
    
      孔子卜宅,也很看重邻居。如果旧注不误,他是想跟仁人住一块儿。这种想法很有意思。我也想过,如果能跟自己要好的朋友住一块儿,多好。孔子的理想社区,全是仁人,还是有一两个就够了,不知道,反正为富不仁的人,绝对不接纳。有钱可以,必须捐出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他当校长兼教授,周围是莘莘学子,慕名者自远方来,他们买房赁屋,越聚越多,好像大学城,把曲阜阙里搞得和个君子国似的,多好。孔子说,不跟仁人住一块儿,太傻。(与仁为邻)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
    
      此章也是讲处仁,但不是择邻,而是自处。
    
      前两句,是讲不仁者。"约",孔注训"困"。孔子认为,仁者都很安分,穷也好,富也好,都安之若素。不仁者是穷了不行,富了也不行。
    
      后两句,是讲仁者和智者。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仁者,特点在一个"安"字。安仁是安于仁,强调其静。孔子常以仁、智并举,两者有什么不同?仁是体,智是用;仁主静,智主动。前者像山,后者像水。这是两者的不同。参看《雍也》6.23的"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第13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3)
      "仁者安仁",对比上文可知,其实就是安贫,不但要做好精神准备,长期饿肚子,还要快快乐乐饿肚子。
    
      "智者利仁",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大概是越来越聪明,把仁的伟大意义都发挥出来了。
    
      总之,仁者不动如山,安于仁;智者长流似水,利于仁。孔子说的境界,没准是饿着肚子而文思泉涌吧。(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富人常以他们的富裕、文明和秩序给穷人做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他们却一直不明白,穷人爱钱,爱他们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却不爱有钱人。因为除了榜样,他们什么也不给,就连"以其道得之"的"道",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孔子说的君子,和小人不一样,小人恨贫贱,不安于贫贱,除了"彼可取而代之",不知还有什么"道"。孔子说,道就是仁。君子所安,只是仁,要安仁守素。不合于仁,虽富贵不处;合于仁,虽贫贱不去。这个立场叫仁。没有仁,君子就无法成名;有了仁,才有名。
    
      孙钦善认为,第二次出现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字是衍文。
    
      "终食",是一顿饭的工夫,形容时间很短。"造次",是急急忙忙。"颠沛",是困顿挫折。
    
      孔子的意思是,不管怎么忙忙叨叨,怎么焦头烂额,都不可离开仁,哪怕一时一刻。离开仁,君子就没法出名了。(君子弃仁,不能成名)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几",包咸训微,是委婉之义。简本作"儆",乃形近而误。
    
      "不违",是绝对服从。现代社会,只有军队,对首长的命令,才绝对服从,但孔子不一样,他讲"不违",一是对父母,二是对老师,国君都未必有这种资格。郭店楚简《语丛三》告诉我们,人对父母和君主都要服从,就像军人要服从三军之旗和三军之帅,但君不如亲,君可去,亲不可去,君臣关系不好,可以不以君臣相待;臣不悦君,可离而去之;君以不义加诸臣,臣可拒而不受。当时是孝大于忠,不像宋以来,可以舍孝取忠。
    
      "劳"是操心。
    
      古人说,"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礼记·檀弓》)。国君,可以毫无保留,犯颜直谏;三谏不从,就哭;哭也不行,就溜。父母,不一样,只能曲里拐弯,委婉劝说。
    
      这里讲孝子劝父母,真是难拿。不但言辞要恳切而委婉,绝对不能直戳戳,不留情面,说父母哪儿对哪儿错,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只要父母不接受,就要恭敬如初,绝对服从,事事为父母操心,丝毫没有怨言。(如何劝父母)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君和友,是社会关系,社会就是社会,不能当自己家。如果用对家里人的态度处理,非把这些关系搞坏。现代社会,尤其不能如此。
    
      子游讲的道理很对,跟领导套近乎,走动太多,领导烦,自讨没趣;就是朋友,天天往一块儿凑,也招人讨厌,日久天长,反而疏远。我们中国,人口密度大,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少,小人堆,是非窝,凑一块儿就掐,何苦!大家还是保持距离,少接触好。
    
      人和人的关系不能太密切,来往不能太频繁。这条我喜欢。
    
      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特点是不管别人的存在,别人的感受怎么样。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人一个笼子",自由就是给人和人的关系划定界限,划定范围,彼此要有距离感。他们的道德,未必都好,但对我们,正好是解毒剂。
    
    
    第14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4)
      人是最凶猛的动物。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我的看法是,可来往来往,不可来往就躲着点,抬头不见,低头也不见,世界就安生了。(别有事没事往一块儿凑)
    
      5.1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女儿是最高奖赏。谁肯把亲生闺女嫁给劳改犯?孔子。
    
      "公冶长",孔门弟子,生卒不详。"公冶"是复姓,即两个字的家族名,严格讲,其实是氏,而不是姓。他可能是以官为氏。战国工官,常以"公"字表示官营,并称负责铸造铜器或铁器的官员为"冶师"或"冶"。司马迁说他名长,字子长,名、字相同,有点怪。《孔子家语》略有不同,是名苌,字子长。其名,范宁引《家语》讹为芝,《释文》则字子张。他的名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不同记载,但对比下面几章,这里的"公冶长"是以字称,没问题。他的字应该是子长,这里省掉子。
    
      "妻"音qì,是动词,指孔子嫁女于公冶长。公冶长蹲大狱,他怎么结婚?古代士婚礼,有所谓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聘是下聘礼,只到第四步,就可以叫妻。我估计,他只是订婚,还没完婚。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了不起。当然,公冶长是他的学生,孔子知道他没罪。
    
      孔门弟子,有很多是复姓,如《论语》提到的漆雕启(字子开)、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施(字子期)、端沐赐(字子贡)、澹台灭明(字子羽)、司马耕(字子牛)、南宫适(字子容),都是复姓。《论语》中的对话,弟子称师长,多称字,或尊称某子,孔子称弟子,则直呼其名。这里的"子谓公冶长"和下文的"子谓南容"(下5.2)、"子谓子贱"(下5.3)、"子谓子贡"(下5.9)、"子谓子产"(下5.16)一样,都是称字,但不同点是,他的字前不带"子",加了复姓。下文和后面的"漆雕开"(5.6)、"巫马期"(《述而》7.31)、"公西华"(《先进》7.34和11.22、11.26、11.34)、"司马牛"(《颜渊》12.3-5)都这么叫。
    
      "缧绁",音léi xiè,捆犯人的绳子。"绁",今本作絏,古本作绁,絏是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讳造的新字。"缧绁之中",指关在牢狱之中。
    
      "子",古代的子有所谓女子子,女子子是女儿。孔子的女儿叫什么,不知道。
    
      公冶长为什么被抓?孔子为什么说他无辜?不知道。反正孔子喜欢他,不然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仿父子关系,老师欣赏学生,会把女儿嫁给他,这是咱们的老传统。
    
      老师选优秀学生当乘龙快婿,或许是好事。但如果不问学生愿意不愿意,女儿愿意不愿意,就成了包办婚姻。"五四"以来,新女性逃婚,往哪儿逃?只有两个去处,一是窑子,二是学校。窑子不能去,只能上学校。过去,才子配佳人,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幻想(与科学幻想区别,我叫人文幻想),只有妓院,可以圆他们的梦。难怪守旧的老先生要痛骂学校是妓院。新学堂,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乃天作之配,故师生恋和同学恋蔚然成风,很多大文豪和大艺术家(如鲁迅、徐悲鸿)由此结为百年之好,可惜孔子不及见。他老人家不收女学生,一个女儿,一个侄女,嫁完就完了,一点富余都没有。(公冶长)
    
      5.2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另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和上一个学生正好相反。他不是一个无辜坐牢的人,而是一个明哲保身、善于躲避牢狱之灾的人。公冶长蹲监狱,无罪,不妨碍他仍然是孔子的好学生;南容不蹲监狱,就更是好学生。
    
    
    第15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5)
      "南容",南宫适(亦作南宫括),字子容,也是孔门弟子。南宫是复姓,本来是以所居宫室而名,西周就有这类氏名。古代除南宫氏,还有东宫氏、西宫氏和北宫氏。这里,南容是以字称,他的生卒也不详。周武王有"乱臣十人"(《泰伯》8.20),其中就有南宫适,同名同氏。
    
      南容这个人,好像比较滑。国家有道,他保官;国家无道,他保命。但孔子喜欢,不然不会把侄女嫁给他。孔子的这个侄女,是他哥哥孟皮的女儿。
    
      孔子为什么喜欢南容,这跟他的生活哲学有关,他是不主张玩命的。孔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儿女的有义务保管好这批礼物,自己死了、残废了,不要紧,让父母难过伤心,不得了,那是有悖于孝道的。(南容)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这段话很有名,孔子对宰予破口大骂。
    
      "宰予昼寝",予是名。他是在陈述句中称名不称字,异于常例。孔子骂宰予,后人讲他,干脆连字也不称,有意思。"昼寝",是大白天睡觉。古人把一日分为朝、昼、昏、夕四段,昼,大约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西周金文和《诗经》等古书喜欢讲"夙夜不懈",意思是白天黑夜都不休息。这样拼命,当然不可取。人再用功,也要睡觉。短期不睡可以,长期不行。古代没夜生活,天黑,除了睡觉,造小人,没事可干。晚上睡过,白天还睡,和"夙夜不懈"相反,孔子认为不像话。
    
      "朽木不可雕也",腐朽的木头没法雕刻。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用垃圾垒的墙没法涂墙皮。"粪"是一切秽物(脏东西)的统称,包括灰土、粪便和各种废弃物。作为动词,"粪除"是除秽,"粪田"是施肥。"杇"音wū,动词,指用杇涂抹墙皮。杇也叫泥镘,即今抹子。
    
      "于予与何诛",意思是,宰予你这小子,我该骂你什么好。"予"指宰予,"诛"是责备。
    
      "于予与改是",意思是,我对宰予的看法要彻底改变。
    
      宰予是孔门十哲之一,擅长言语,和子贡并列。他这么优秀,孔子还骂他,为什么?释慧琳说,这是宰予"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美圣之言,近于肉麻,弯绕得太大。
    
      首先,有个误解要排除。大家读这段话,千万别以为,他老人家发这么大火,是因为宰予在课堂上打盹,不听讲,就像现在的某些老师,看见学生在课堂上打盹,就勃然大怒,觉得特伤自尊,脸上下不来。这是误会。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课堂教学,学生跟他学,主要靠聊天,有时在老师屋里坐着聊,有时在户外散步走着聊。孔子教学,很随便,学生可以在旁边弹琴(《先进》11.24),好像崔永元的《实话实说》。他不是因为宰予不听讲。
    
      其次,我们也不要以为,"宰予昼寝"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梁武帝、侯白、韩愈等人说,"昼寝"是"画寝"之误,宰予搞豪华装修,把寝室搞成雕梁画栋,太奢侈。还有人妄事推测,说"昼寝"就是大白天和老婆行房。这都是求之过深。其实,"昼寝"是古书固有的词。如上博楚简《曹沫之陈》,鲁庄公铸大钟,听曹沫之谏,毁钟型而听邦政,"不昼寝,不饮酒,不听乐,居不设席,食不二味","不昼寝",是说鲁庄公不再白天睡觉,变勤奋了。
    
      孔子骂宰予,主要原因,还不是他白天睡觉,而是他言行不一,说话不算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他是从宰予昼寝这件事才改变看法,不看他说什么,只看他干什么。宰予能说会道,我猜,他在孔子面前发过誓,一定夙夜不懈,勤勉于事,孔子高兴,信以为真,没想到,让他逮个正着,大白天睡觉,所以气不打一处来。战国秦汉,有段话很流行,据说出自孔子,"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很多古书都提到。孔子的意思是,子羽虽然长得丑,但人很规矩,以貌取人,是错误;宰予会说话,但并不守信,以言取人,也是错误。后面两句,估计就是指这件事。
    
    
    第16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6)
      宰予在孔门中,论资历,深;论本事,大。孔子死后,子贡树孔子,他也与有力焉。这么好的学生,却被老师骂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原因主要是他说话不算话,老师都敢骗。(宰予)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重恕道。他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那就是"恕"吧(《卫灵公》15.24)。"恕"是什么?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5.24、《颜渊》12.2)。这是从自己这一方面讲。我对别人讲恕,不可强加于人;别人对我也一样,同样不可强加于我。恕很重要,孔子曾跟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的学生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4.15)。
    
      这里,子贡的话也是讲恕道。它分两句:第一句,"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是刚毅;第二句,"吾亦欲无加诸人",则是恕道。这两条,都是接近于仁的高尚道德。子贡的话,我喜欢。但孔子说,子贡,这可不是你能达到的,可见很难做到。
    
      子贡反对强加于人:别人欺负我,不行;我欺负人,也不行。
    
      暴力和战争都是强加于人。强奸是大罪,恶不在奸而在强。曾子说,"犯而不校"(《泰伯》8.5),是不抵抗主义。甘地主义是这一种。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有一种,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北京话叫见招。恕道的核心是对等。不抵抗主义,是对恕道的片面理解。
    
      当今的大国都不讲恕道,以强凌弱是国际规则,和从前没什么两样。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难。崛起就是崛起,怎么还是和平的,他们听不懂。(子贡)
    
      6.4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华"是公西赤的字,公西赤的特长是搞外交;"冉子"是冉求的弟子尊称冉求。《论语》中,孔门弟子称子,只有曾参、有若和冉求。冉求的特长是理财。他是先为孔子理财,当孔子的宰,后来才为季康子理财,当季康子的宰。这里所述,是冉求为孔子理财。公西赤去齐国干什么?是替鲁君办事,还是替孔子办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出公差,该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后者,则只能找老师报销。情况如何,我们不清楚。这里讲的是,公西赤出差,冉求请老师批准,给子华的妈妈送点米,照顾一下。
    
      "粟",是谷子。未脱壳的谷子叫"粟",脱了壳叫"米",不是大米,是小米。中国古代的粮食作物,原生而独具特点,主要是谷子和糜子。
    
      "釜",六斗四升。
    
      "庾",音yǔ,二斗四升。
    
      "秉",一百六十斗。
    
      子华出差,"乘肥马,衣轻裘",很阔气,但冉求替他在家的老娘向孔子支借粮米。孔子说,给她一釜就可以了,冉求嫌不够,请多给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一庾吧。但冉求竟一下子给了她五秉,比孔子批准的数字大大超出。孔子知道,很不高兴,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周急"是救济有紧急困难的人,"继富"是帮有钱人赚钱再赚钱,阔上加阔。人类社会,劫贫济富是主流。冉求的理财观念很现代。现代银行贷款,要有信用保证,越是有钱人,才越是大笔大笔借钱,穷人,就怕借钱不还。我们要知道,冉求后来当季氏宰,还是坚持这种理念。"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大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11.17)。
    
    
    第17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7)
      这段话,前因后果不太清楚,皇疏有一段辩论。他说,我们不知道,子华的母亲是不是真缺粮,如果缺,子华这么阔气,是不孝;孔子不肯多给,是不仁。如果不缺,冉求给那么多,是不智。其实,情况可能是,子华的母亲并不缺粮,子华并非不孝;孔子不肯多给,也合情合理,并非不仁;冉求考虑到朋友出门在外,他妈就等于我妈,也没什么不对。冉求不拿自己的禄米给子华的妈,是因为自己给了,别人就会以为子华的妈缺粮,因而指责子华不孝。他向孔子请粟,虽然引起孔子不快,但大家可以明白,原来子华的妈并不缺粮。总而言之,冉求替朋友着想,很仗义。这是一种曲里拐弯的解释。
    
      孔子的意思是,与其给阔人锦上添花,不如给穷人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7.2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这是讲做学问,因为知之、好之、乐之,不知满足,不知疲倦,持之以恒。
    
      "默而识之",是默默记在心里。"识",这里读zhì,是记下来的意思。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孔子的名言,大家引用,多半都是掐头去尾,只要这两句。"不厌"、"不倦",就是"有恒"。下7.26,孔子说,"圣人"和"善人"(即仁人),他是见不着的,能够见到"君子"和"有恒者"就不错了,"难乎有恒"。《子路》13.22,他也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里,他强调的就是一个"恒"字。
    
      "何有于我哉",这对我算得了什么。这种说法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前面已经谈过。
    
      在学习的问题上,我是提倡玩,玩是强调乐。用体育打比方,我更喜欢,是个人玩的那一种,不是团体项目,更不是竞技项目。我认为,学习是自娱自乐,教书是助人为乐,即使不那么高尚,只当谋生手段,或消愁解闷、打发时光,也很好。我最讨厌的一种人,是《野叟曝言》中文素臣那样的人,他不喜欢和尚,就发誓要杀光所有的和尚,一直追到东南亚。这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如果做学问,非常可怕,他"学而不厌"是为了"毁人不倦",见人就灭,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他那点学问才叫学问,别人的学问都不是学问,不是冠军不许入场。这叫自讨没趣。自己把学问弄得没意思,让别人也觉得没意思。学问和人都毁了。
    
      (何为有恒者)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欤)?"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偏爱颜渊,子路不服,受到孔子的训斥。这里,颜渊、子路,俱以字称。
    
      "暴虎冯河",《诗·小雅·小旻》有"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暴虎"也见于《诗·郑风·大叔于田》。传统解释,都说"暴虎"是不假兵器,空手搏虎;"冯河"是不假舟楫,徒步渡河。但裘锡圭先生考证,"暴虎"的"暴",字本作"虣",本象执戈搏虎,"空手"之训可能是后起,原来指不乘田车打老虎,并不是不用兵器。
    
      这段话,又是拿颜渊和子路作对比。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即有人用我,我就干,没人用我,我就隐,谁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和你呀。他夸颜渊有两条,但用行舍藏,主要是藏。颜渊,箪食壶饮,穷街陋巷,耐寂寞,忍贫寒,这是舍藏。用行谈不上。子路听老师夸颜渊,不服。他想,颜渊谈得上什么"用之则行",所以故意说,"子行三军,则谁与",即老师如果率领三军,您又和谁在一块儿?他以为,孔子会说,那还有谁呀,肯定是子路啦,我得"与子同车",让你保护我的安全,帮我出谋划策拿主意。但孔子对他的鲁莽很不满,马上挖苦说,打虎不靠田车(此用裘说),渡河不靠舟楫,这种死了都不知后悔的冒失鬼,我才不跟他在一块儿;如果说什么样的人才合适,那一定是临战感到非常害怕,小心翼翼,唯恐有失,打起仗来又精心策划,能够真正把仗打赢的人。
    
    
    第18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8)
      看来,孔子喜欢的是"谋",而不是"勇",特别是莽张飞式的匹夫之勇。子路讨了个没趣。(子路不服气)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富而可求",《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引作"富贵而可求"。"富"是禄,现在叫"收入"和"工资"。"贵"是位,现在叫"头衔"和"地位"。商周时期,富贵是由出身决定,血统决定,生下来就定了,无法选择,只能听天由命。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12.5)。孔子的时代,血统论受到自下而上的冲击,但孔子还是认为,富贵是不可求的,叫学生不要为之动心。
    
      现在的学校,教授拿工资,是雇佣制度,贵族制度早就没有,但矛盾依然存在。西方的大学,英美不同。英国,比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香港学英国,也是如此。美国,比较市场化。但美国也有tenure(终身职),有铁饭碗。过去,我在考古所,"文革"之后第一次评职称,夏所长(夏鼐)讲,第一,你们不要争,公共汽车,这班走了,还有下一班,总能上;第二,你们别嫌位置低,我们所的副研究员等于其他所的研究员,大家不爱听。他是从英国学考古回来的。这是论资排辈时代的一个小故事。现在的学校,"论资排辈"加"破格提拔",实行的是祖孙相继的昭穆制,上有"大树",下有"子弟兵",名位都是私相授受,说是市场机制,其实是计划体制下的另一种利益瓜分,捞着的捞着了,捞不着的自认倒霉。所谓竞争,很多也是斗蛐蛐,扔几个小钱,逗大家玩,"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还是有效。
    
      这段话,用我的体会读,似乎是这样:如果富贵可求,就是地位再低,我也可以试一下;如果这是做梦,根本不可能,你还是像我一样,安贫乐道好了。"执鞭之士",是地位很低的小官。(富不可求)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学无常师,善于向各种人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简本和宋以前的其他古本多半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我"字,大概是五代才去掉的,但"有"字,早期的本子就有这种写法,比如唐写本的《论语郑氏注》就是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两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能找到值得我学习的人,找出他们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榜样;找出他们的缺点,看看自己有没有,有就改正。
    
      王朔嘲笑这话,说是废话。我觉得,这话平淡无奇,但有点意思。意思在哪里?主要是对批判知识分子有用。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工体系下的精神残废,瘸子看不起瞎子,瞎子看不起瘸子,认两狗字,就以为谁都不如他心明眼亮,手中有真理,错当杀人刀,特拿自个儿当葱,逮谁灭谁。其实,仔细想想,谁不比你强?我就佩服各种有特殊技能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外的人,工人、农民、运动员和艺术家。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最高境界是擅长琴棋书画的四个人,全是市井细民,这是看透了。我最讨厌,就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三人行,必有我师)
    
    
    第19节:丧家狗:我读论语(19)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好人是珍稀动物,凤毛麟角。
    
      孔子谈到四种好人。"圣人"最高,是有德有能,也有权有位,可以兼济天下的人。孔子承认的圣人很少,主要是尧、舜一类圣王。这种人都是死人,只生活于上古盛世,根本见不着。"君子"不一样,少是少,还是有活着的。比如卫国的蘧伯玉,鲁国的宓不齐,都是孔子当世的人(后者还是他的学生),按孔子的说法,他们都是君子。"善人",《论语》出现过5次,除这条,还见于《先进》11.20、《子路》13.20、《子路》13.29、《尧曰》20.1。善人是好人。如《墨子·尚同下》,善人的反面是暴人,暴人是坏人,善人是好人。但孔子说的善人,好,好到什么程度?却值得讨论。前人说法不一,皇疏说,善人是"贤人",近是,但比较模糊;朱注说,善人是"质美而未学者",估计太低;邢疏说,善人是"君子",也不对,上文已有"君子",这里还指君子,就重复了。更何况,君子可以是活的,不是见不着。
    
      大家常说,世上还是好人多。什么叫好人?从古至今,没标准,没尺度,谁也没做过调查,谁也没做过统计,所有人,都这么说,天经地义。只有《庄子》唱反调,说"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人,只要不落到苏三起解的地步,谁也不会说"洪洞县里无好人"。
    
      在孔子的语汇中,圣人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的人,头一等。善人比它低点,但也非常高,高到活着见不着,和它比较接近,只有仁人。仁人,不光洁身自好,还能助人为乐,比圣人低,比君子高,不死不能当,绝非今之慈善家所敢领受。下7.34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和仁人,都是很高的境界,连孔子都不敢当。有恒者,是一辈子做好事,乐此不疲的人,层次比圣人、善人低,大概和君子差不多,或者就是君子之一德,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上7.2),就是属于有恒者。
    
      孔子认为,圣人都是古人,早已死光光,根本见不着,有几个君子见见就不错了,当世的人,不是有德无位,就是有位无德,没有一个配称圣人;善人也很少,他也见不着,就像我们说的"雷锋叔叔死了",有几个坚持做好事的人就不错了。"圣人"和"善人"是理想目标,"君子"和"有恒者"是现实目标。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坚持做好事难在哪里?孔子说了,主要是三条,"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这三句话,一般解释是,人有虚荣之心,兜里明明没钱,还跟人装阔,所以挺不住。但我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认为,人不能坚持做好事,更大难题是,人没见过钱,打死了也要奔钱,从无到有,从虚到满,从紧巴巴到大手大脚,这个发自本能的冲动,挡也挡不住,绕也绕不开。从无到有,有就是一切,甭管有什么,总是聊胜于无。无的关怎么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一有就让他有个够。过去,卖点心的怕伙计偷吃,一进门,先让他只吃点心不吃饭,吃就让他吃个上吐下泻,见了点心就犯怵。西方,警察教育强奸犯,也有关起门来放毛片黄带一法,据说有效,很快就蔫儿了(起码短期有效)。《金瓶梅》也是这样,"戒色"是靠"宣淫"。人就这么点出息,只有解决了有,才能跟他讨论该有点什么,或没什么不行,比如非某不娶,非某不嫁。那时,你才懂得什么是"聊胜于有",为什么有人会堕入空门,上吊自杀。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更好,就是压根儿别让他瞧见,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老子》讲的是这一套。
    
      孔子的苦恼很深刻。(好人是珍稀动物)
    
      7.31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此章所述,是前491-前489年孔子仕陈湣公时的事。
      "陈司败",陈、楚等国把司寇叫"司败",这里不知是哪一位。
    
      "巫马期",孔门二期的学生。"巫马",是给马看病的巫医,以官为氏,变为复姓,其名为施,字子期,这里是以字称。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孔子退下,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请他进来,对他说。
    
      "君子不党","党"本指乡党,即同乡关系,引申开来,则指一切拉拉扯扯的不正当关系。陈司败批评孔子为鲁君遮羞,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党",即"党同伐异"的"党",只要是自己一伙,怎么都好。参看《卫灵公》15.22的"群而不党"。
    
    
    第20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0)
      "君取于吴",这里的"君"是鲁昭公。古代婚姻,同姓不婚,娶妻一定要问姓。鲁是周公之后,吴是泰伯之后,都是姬姓,本来不该通婚。春秋时期,这类禁忌有所松动,晋娶戎女,鲁娶吴女,都是例外。出土铜器证明,蔡也娶吴女。他们大概觉得,野蛮民族或落后民族,可以网开一面。但这种事在当时还是不大光彩,鲁昭公不愿意把自己的夫人叫做"吴姬",而叫"吴孟子"。陈司败认为,鲁娶吴姬是"不知礼",孔子为之遮掩,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们要知道,孔子认为的礼,其中有一条,就是子为父讳,臣为君讳。这里就是臣为君讳。孔子是故意如此。巫马期把陈司败的批评告诉孔子,孔子也承认,陈司败的批评是对的,自己的话有错误。但在公开场合,他必须这么讲。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鲁君讳)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圣"和"仁"这两条,我怎么敢当?我也就是比较努力,比较勤奋,尽我所能,追求这种境界,并拿这两样教诲别人,如此而已。
    
      中国的客气话,有些只是客气,不能当真,但这里的话,不能这么看。我们要知道,"圣"和"仁",都是孔子心中的最高境界,绝不轻易许人。不但他的学生,谁也不够格,就连孔子本人,他也不敢当。
    
      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讲?我要解释一下,用孔子自己的话解释一下。
    
      (一)什么叫"圣"?什么叫"仁"?简单说,"圣"是聪明人("圣"的本义,就是聪明),不是一般聪明,而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这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概念),属于"智"的概念。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6.30),不但自己修养好,还能推己及人,拿人当人,施其仁爱之心于自己身边的人,上流社会的人。
    
      (二)"圣"和"仁",区别是什么?主要是"圣"比"仁"要高一个层次。"仁"还属于道德范畴,积德行善,施惠于人,只限于上流社会的人。"圣"不一样,它是由绝顶聪明的人,听天下之政,属于政治范围。圣人推己及人,绝不是亲戚朋友,身边的人,而是普天下的百姓。孔子说,安民济众,已经超出"仁"的范围,属于"圣",这样的事,谈何容易,就连尧、舜都头疼(《雍也》6.30)、《宪问》14.42)。尧、舜是圣人,有权有位,尚且头疼,没有权位的仁人是玩不转的。
    
      (三)孔子说,君子是"修己以敬",仁人是"修己安人",圣人是"修己安民",分三个层次(《宪问》14.42):第一个层次是把自己培养成道德合格的君子;第二个层次是推其仁爱于他人,安定他人;第三个层次是推其仁爱之心于民众,安定民众。可见圣人最高,仁人其次,君子又其次。
    
      (四)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和仁人,都是见不着的人。他说,圣人,我是见不着的,我能见着点儿君子就不错了;善人(可能和仁人差不多),我也见不着,我能见着点儿有恒心的人就不错了。在他眼里,圣人比君子高,仁人比有恒心的人高(上7.26)。前者如尧、舜,后者如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全是死人。活人,他自己,他自己的学生,只能做君子和有恒心的人。比如这里的"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其实就是有恒心的人。
    
      (五)孔子拒绝承认自己是圣人,道理很简单。第一,他出身卑贱,好学深思,很多本事都是从民间学来的,完全是靠后天学习得到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聪明,更不认为自己是天生聪明,绝顶聪明。第二,他虽当过官,但时间很短,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安民济众。孔子说,"圣"、"仁"二字,他当不起,这不是故作谦虚。当时人的想法,只有尧、舜这样的明君圣主,才配叫圣人。孔子不是贵族,没有权势,根本不可能叫圣人。他不会糊涂到自比尧、舜,这么叫,等于骂他,让他丢人现眼。
    
    
    第21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1)
      (六)孔子被圣化,是学生的杰作。大树特树,子贡倡之,宰予、有若和之,孟子、荀子也推波助澜。孔子布衣,无权无势,没法当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子贡当然明白,但他不忍心,绝不忍心看着自己的老师默默无闻,比他的学生还不受重视。他心想,我老师,虽然无权无势,但学问很大,聪明总还够格吧?所以,当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他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重要的是,就连这条,也当场遭到孔子的否认(《子罕》9.6)。孔子说,人,好学不好学,分四等,"生而知之"是第一等,"学而知之"是第二等,"困而学之"是第三等,"困而不学"是第四等,他只是其中的第二等(上7.20、《季氏》16.9)。他只承认,自己比别人好学,勤奋刻苦,持之以恒。
    
      "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和上7.2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类似,也是强调孔子有恒心。这里的"为之"是指自己矢志追求"圣与仁","诲人不倦"是不知疲倦地教导别人追求"圣与仁"。《孟子·公孙丑上》提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就是讲这件事。子贡认为,我老师学而不厌,智已经够了,诲人不倦,仁也够了,完全达到圣人标准了,凭什么不是圣人?这是孟子的修正主义。
    
      "公西华",这里是以字称。他说,这正是弟子没法学的地方。
    
      子贡要把老师树为圣人,孔子不答应。当学生的都认为,这是老师谦虚。孔子死了,子贡接着树,他已无法说话,话语权在子贡手里。老师不当圣人,谁当?子贡不答应,其他学生也不答应。
    
      当公孙丑用同样的问题问孟子,您老人家是不是已经达到"圣"了呢,孟子说,嘿,你这叫什么话,"圣",就连孔子都不敢当,你这叫什么话。但孟子提到孔子,已经是"圣人圣人",不绝于口。当学生的就要想了,你既然对你的老师这样称呼,学生也该早图之。他活着,已经有人考虑树他为圣人;死后,也果然当了圣人。老师不当圣人,学生怎么当?
    
      大树老师的结果,是自己也当了圣人。前后的逻辑一模一样。(孔子不是圣人)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是讲曾子大病一场,死里逃生的感觉,描写很生动。
    
      "启予足,启予手",《说文·言部》:",离别也,从言多声,读若《论语》'跢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阳台。"许慎所引,或说是《古论》的异文。过去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打开被子,露出手脚(《郑注》);一说同"",是省视之义(刘宝楠引王念孙说),恐怕都不对。原文只说抬抬我的脚,抬抬我的手(所以作"启"),其实也就是动动我的手,动动我的脚,故异文作"跢"(跢是挪步而行,像小儿学步的样子)。他这么说,是叫学生过来看,我这手,我这脚,不都好好长在身上吗?这是死里逃生的心情。比如大手术,你刚从麻醉中苏醒,周围的世界好像焕然一新,自己好像新生儿。你会觉得,我的眼睛能看,我的耳朵能听,我的手脚能动,多好呀,就连拉屎撒尿放屁,此时此刻,都充满幸福感。失而复得,方知一切可贵。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于《诗·小雅·小旻》,曾子引之,是形容生命悬于一线的感觉,他刚从死亡线上逃脱的感觉。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是说从今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捡了一条命。
    
    
    第22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2)
      这种体会,没有生过大病的人,根本不知道。
    
      生老病死,老、病在生死之间。大病,一脚在生,一脚在死,很突然,和老之将死还不太一样,没有足够的预期,因而病愈的感觉特好。
    
      古人劝人向道,主要手段就两条,算命和看病。重病是死亡的门口。人不知死,哪里懂得生。很多人都是大病一场,才算活明白,什么名呀利呀,全都扯淡。当然也有人,病的时候还明白,刚好没几天,就又糊涂了。
    
      曾子是有名的大孝子。今《大戴礼》有《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都是讲孝。乐正子春说,他的老师曾子听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曾子大孝》)。传为曾子作的《孝经》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儒家重生,认为生命是父母的礼物,只有把身体保护好,才对得起父母。现在的孩子,处于家庭、社会的交相摧残之下,难免轻生。当爹妈的要防小孩自杀,可以起名叫"免夫"。当然,女孩最好不用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就嫁不出去了。(曾子大病一场一)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背)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孟敬子即仲孙捷,孟武伯的儿子,生卒不详。曾参比孔子小46岁,此事应在前480年后。
    
      "动容貌"、"正颜色",属于仪容。古书中的"容"和"色"有关,都是肢体语言。今人所谓"体面",有体有面,但主要是面。人活脸,树活皮。面子是尊严,但不能讲得太过分。中国有面子文化,经常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过于看重面子。"颜色",今语可指图画的颜色,但古语不同,颜字从页,本指眉宇之间,加上色字,其实是指脸色。
    
      此章也是讲曾子生病,可能就是上面那场大病。当时,孟敬子去看他,他以为自己快死了,所以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很有名。人快死了,和平常就是不一样。司马迁是体会过这种临界状态的人。比如他的《报任安书》,就是苟活之人与将死之人的对话。他有这种体会,所以写"人之将死",特别精彩。比如李斯,照理说是大坏蛋,他这一生,杀人无数,但临死,也有善言。他和他的孩子说,我真想和你们,像当年那样,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到郊外打兔子,这样的事还会再有吗?然后,父子抱头痛哭(《史记·李斯列传》)。陆机临死,也说"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
    
      "笾豆","笾"音biān,是簠的别名(不是通常说的簠,那种簠是误称)。青铜簠,一般都是浅盘,短校(束腰的把),圈足镂空,仿竹器,或加盖,器形似豆,用盛稻梁;豆,与前者类似,但往往有高校,用盛羹酱。
    
      人之将死,应该说点掏心窝子的话,真心话,有意思的话。但曾子的话特没劲,全是讲君子的仪容。他留给孟敬子三句话:一是控制自己的感情流露,绝不可让人觉得粗暴和不耐烦;二是摆一脸正气,务必让人觉得十分可靠;三是说话得体,绝无粗俗和悖理之处。至于该摆点什么,怎么摆,他说,你们去问主持仪式的"有司"。怎么听上去,就和丧礼的预演差不多。
    
      儒家本来是给人办红白喜事的,我在乡下当老师,经常被请,比如写挽联,记礼账,完了有饭。曾子学这些,学了一辈子,是不是最后,要拿自己练一把?(曾子大病一场二)
    
    
    第23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3)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培养新君子,重在三教,始于诗教,立于礼教,成于乐教。"兴"是开始,"立"是中间,"成"是结束。这三条,彼此相关。当时,礼仪场合,有赋诗之风,不学诗,就没法在这种场合讲话,诗是用之于礼,和礼分不开。礼,侧重仪容和举止,一举一动,要合乎君子风度,当然很重要,但礼和乐也分不开。古代宫廷,很多仪式都有音乐伴奏,用以烘托气氛,庄严肃穆,令人改容易色,没有音乐,也宛如置身乐中,马上规矩起来,变得很有君子风度。诗有歌词,本来是用来唱的。只念不唱叫诵,配乐而唱叫歌。君子习礼,要先从背歌词开始,达到倒背如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参加各种仪式,善于借题发挥,引用这些诗。这样的诗,还不是完美的诗,完美的诗,一定要加上音乐,歌词以外,有器乐伴奏,配乐而唱,甚至手舞足蹈,唱起来,跳起来。诗歌诗歌,要落实于歌;礼乐礼乐,要落实于乐。
    
      孔子酷爱音乐,他认为,最能打动人心,最能改变人性,莫过于音乐,故以乐教为最高层次。上课,总有乐器在旁。他的教育是一种美的教育。难怪孔子身边,总是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诗教、礼教和乐教)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与此相近。
    
      "由之",一般以为是用之的意思。这个词已见于《学而》1.12。《学而》1.12的"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由之"是指顺道而行,这里则是指按统治者的意志办事,叫干什么干什么。
    
      统治者讲,不平等有合理性,主要是着眼于人类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如出身、财富、权势和道德,还有体力、智力和性别差异,特别是智力。当父母的往往认为,小孩懂屁事,用不着跟他讲大道理。当丈夫的往往认为,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也是能哄就哄,用不着跟她讲大道理。古代统治者对他的子民,也往往作如是想---谁让他们没头脑。
    
      孔子认为,老百姓是"中人以下"的糊涂蛋,只能听喝,听上等聪明蛋即贵族统治者摆布,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即"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17.4)。孟子也说"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下》)。这话很难听,但很坦白,而且在古代世界是公认的常识。大家读法家的书,也能读到类似的话。如《商君书·更法》的名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就是体现这类看法;《孙子·九地》有"愚兵投险"之术,把带领士兵到敌国作战比作赶羊,"如登高而去梯,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也是出于同样的看法。讲愚民政策,何止秦始皇,还包括很多我们称为知识分子的聪明人。
    
      "批林批孔"时期,这话是批判对象,他们批别的冤枉,批这话没错。鲁迅讨论过愚民政策,他说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希望民尽其力而没头脑,但老百姓真的把大脑去掉,也就不能尽力。你要马儿跑,马儿要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没头脑。
    
      专制好像一次性抵押的包办婚姻,"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思帝乡》);民主好像两相情愿的自由恋爱,不合适了,随时分手。但即使现代,民意也是操控于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愚民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专制是古代的愚民政策,民主的名义下也有愚民政策,受骗总是老百姓。(孔子的愚民政策)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这话说给谁听?统治者,还是他的学生?恐怕是学生。孔子有很多穷学生。
    
    
    第24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4)
      "好勇疾贫",主要是讲穷人不安其贫,积怨太深。"好勇"是暴力倾向,"疾贫"是恨自己太穷。苦大仇深,诉诸暴力,当然会出乱子。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人而不仁",主要是讲富人不仁,不拿穷人当人,为富不仁。穷人恨富人,再自然不过,但恨得太深,就会出乱子。穷人困苦无告,好勇不行,恨自己穷不行,恨富人富也不行,这些都会造成乱,那该怎么办?孔子没说。
    
      我替他说,忍着吧。(好勇疾贫是动乱的根源)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这里的"周公"是指周公旦。孔子说,纵有周公的才华,如果有骄傲和吝啬的毛病,优点再多,也不足观。周公出名,是忍辱负重。
    
      骄奢淫逸,为富不仁,是孔子所痛恨。孔子少时贫且贱,贵族的傲慢与偏见,让他刻骨铭心。在《论语》中,他总是批评这种傲慢与偏见,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他的话,有心理创伤。
    
      恨贵族,模仿贵族,报复贵族,是于连的悲剧。孔子想做真君子,有周公之才美,忍辱负重;无阳货之傲慢,仗势欺人,不容易。(戒骄戒吝)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死心塌地做学问,死心塌地追求真理。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有个朋友,以色列教授,汉学家,他写信给我,说他想移民中国,托我在中国找工作,信上就引了这两句话。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即《述而》7.11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参看《宪问》14.1。孔子认为,薪水和地位是好东西,问题是什么情况下该出来当官,什么情况下不该出来当官。他认为,邦有道,应该出来当官,拿政府的钱,不然,很可耻;邦无道,应该躲家里,保全性命,不然,很可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读书人有官瘾、政治癖,从政、干政、议政,热情特别高,一门心思全在政治,读书一定要当官,当不了官,或当官退下来,也不能忘情于政治,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意淫政治,"偷着不如偷不着"。
    
      孔子是政治迷,但他懂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名言。孔子说,"谋政"的前提是要有位子。没有位子,就不要进入操作状态,做各种可行性研究。比如我不是校长,校长的事,我管不了。我要关心,只能从普通教员的角度关心一下。没有"位",就不从"位"的角度考虑,也不受"位"的约束。
    
      说到这里,我们该明白了,为什么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道理很简单,圣人不是"素王",不是柏拉图的"哲人王",不是"唯我独尊"的佛陀,不是"万王之王"的耶稣。圣人一定要有位子,没有位子,当不了圣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9.6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贡受业,在孔子周游列国之际,这段对话,估计在孔子晚年(前484-前479年)回到鲁国后,王充猜测,是在子贡30-40岁时(《论衡·知实》)。
    
      "太宰",是哪国太宰?旧有吴、宋、鲁、陈四说,都是猜测。郑玄说,这个太宰是吴太宰嚭,主要是因为子贡使吴,见过他(见《淮南子·人间》、《说苑·善说》),但程树德认为,还是以鲁太宰更可靠。太宰问子贡,孔子是不是"圣者",如果不是,他怎么有这么多本事。子贡说,他当然是天生的聪明人,浑身都是本事。
    
    
    第25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5)
      "天纵之将圣",老天一心要造就的圣人。子贡说自己的老师很完美,不但本来就天生聪明,而且还多才多艺。这个评价不得了。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齐天",是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大圣"是大聪明人。"圣",本来是后人称美上古帝王的话,相当今语所谓"英明",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才当得起这类头衔。古人往往用"天纵聪明"吹捧时君,如唐太宗和李卫公讨论兵法,李靖说,"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圣虑天纵,闻一知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就是吹捧唐太宗。
    
      "太宰知我乎",应点问号。子贡是个能干的人,他以自己的老师多才多艺而自豪,但孔子却并不以此自豪。他听说这番话,马上对子贡说,这位太宰,他真的了解我吗?我年轻时出身卑贱,所以才有这些本事。君子有很多本事吗?没有。这等于间接否定了太宰的推测。孔子认为,"多能"与"圣者"没有直接关系,就他个人而言,不但和高贵出身无关,还正好相反,是少年卑贱所造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子贡比孟子早,已经大树孔子,幸亏被老师及时纠正。
    
      孔子从不承认自己是圣人,这不是故作谦虚。他有两个理由:第一,自己无权无势,不可能如尧、舜,当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第二,他很用功,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聪明。前一理由,见《雍也》6.30、《述而》7.34、《宪问》14.42;后一理由,见《述而》7.20。这里是谈第二个理由。
    
      人们出于对伟人的崇拜,宁可违背伟人本身的意愿,特别是伟人死后,伟人已无法讲话,谁敢出来反对,将会承受巨大压力。这是伟人的悲哀。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崇拜也是如此。他们读孔子的书,听孔子的话,做孔子的好学生,但在事关孔子名誉的问题上,他们是坚决不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多能非君子,更非圣人)
    
      9.23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畏也已。"
    
      这也是讲学生。现在的风气是,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也靠学生出名,互相提携,共创繁荣。
    
      "后生可畏",是如今老卓越恭维小新锐常说的套话,特别是吹捧自己的学生。他怕什么?就怕没人给他续香火,退休后没人照应,"了不起"变"老不起"。过去,鲁迅相信,新的总比旧的好,年轻的总比年老的强,其实不见得。后来,他也后悔此言。王羲之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诗序》)。后生可畏,只是来日方长,其他有什么可畏?老又怎么样?原来不也年轻?年轻又怎么样?早晚要老。谁都年轻过。我更相信,每个时代都有当时的好人和优秀者,也都有当时的笨蛋和坏蛋,老少何足挂齿。我认为,就基本的人性和智能而言,人和人都差不多。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这话在贵古贱今的时代,很可贵,特别是由大保守派的孔子来讲。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来者",也不能一概吹捧"来者",说将来什么都比现在强。
    
      "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畏也已",古人寿命短,四五十岁就算年纪很大。我们要知道,1949年,我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世界的人均寿命只有47岁。孔子说,如果四五十岁还没出息,一点名气没有,这样的"后生",就不用怕他了。北方常以"后生"指年轻人,如说,"这后生能受",就是指年轻人干活肯卖力气,是好小伙子。
    
      倚老卖老可恶,倚小卖小也可恶。后生可畏,后生也有可恶者。败家子,都是惯坏的小孩,北京话,胡萝卜,兔崽子。(后生可畏)
    
    
    第26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6)
      9.26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是《论语》中我最喜欢的话。
    
      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入大狱,他在监狱里过生日,用这两句话自勉。梁漱溟,"文革"挨斗,也是靠这两句话自励。
    
      《孙子·军争》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说在激烈的战争中,士兵的心理和将帅的意志,可能突然崩溃,兵败如山倒。孔子相反,他强调的是,三军虽可擒其帅,但一个普通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是不可屈服的。
    
      人是非常脆弱的,常常不能左右环境,更无法跟命运较劲,无可奈何之下,总是认败服输,屈服妥协,或承认现实,或回避现实,求神问鬼,堕入空门。如果你在现实中无奈,又不像愚夫愚妇,可以求神问鬼,怎么办?只有一条,就是这两句话。它不是阿Q精神,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精神上的抵抗,即使没有任何依赖和支援,也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深刻的批判,永远属于不可行,它有点像精卫填海,我叫"徒劳的悲壮"。(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1.26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稀),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欤)?""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欤)?""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四个人,都是孔子的弟子,除了曾皙,前面都已提到。"侍坐",是弟子陪孔子坐,所有人都坐着。曾皙,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生卒不详,但从曾参的年龄推断,应比孔子小20多岁。《论语》仅见于此。孟子说,他是"狂士",喜欢吃羊枣,即一种小柿子(《孟子·尽心下》)。我们从下文看,他是个比较潇洒的人,和他儿子好像不一样。他们四人,子路年龄最大(比孔子小9岁),曾皙可能次之(比孔子小20多岁),冉有又次之(比孔子小29岁),公西华最小(比孔子小42岁)。四子,见于叙述,皆以字称,但孔子直呼其名,曾皙提到子路、冉有、公西华,也是呼名。朱熹说,他们的坐次是"以齿为序"(《集注》),很对。
    
      "毋吾以也"是"毋以吾也"的倒装,正如下文"不吾知也"其实是"不知吾也"的倒装,承上文为读,这里是说,不要拿我比你们年长当回事。
    
      "居则曰",居是时常、动不动的意思。
    
      "率尔",皇疏本作"卒尔",刘宝楠说,《庄子·人间世》、《孟子·梁惠王》都有把"率"写成"卒"的例子。这里,还是以作"率"为是。"率尔而对"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回答。
    
      "摄乎大国之间",摄是夹处之义。
    
      "加之"、"因之"句,各家都翻成外有敌兵,内有饥馑,意思是对的,但原文"加"是指举兵加临,"因"是指继之以饥荒,本身并无内外之义。古人说"军旅之后,必有凶年"(《文子·自然》),打仗和饥荒、瘟疫确实有关。
    
    
    第27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7)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是长宽各60-70里,或50-60里。"如"是或的意思。古代大国一般都在方百里以上,这里指小国。
    
      "宗庙之事,如会同","宗庙之事"指祭祀,"会同"是和其他国家举行盟会,"如"字也是或的意思。
    
      "端章甫","端"是礼服,"章甫"是礼帽。
    
      "撰",孔注训具,郑玄读诠训善,疑读为选,指志向选择。
    
      "舞雩","雩"音yú,是祈雨的祭祀,舞雩是用跳舞的方式祈雨。鲁都曲阜有舞雩台,见《水经注·沂水》记载。今曲阜南门外,沂河北岸有一高土堆,有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刻立的"舞雩坛"碑。
    
      "为国以礼",同上"千乘之国","国"字是避汉高祖讳改字,本来作"邦",下文作"邦"才是本来面貌。
    
      我们从公西华的年龄推断,这次谈话至少应在孔子60岁后,一种可能是他仕卫出公的四年里(前488-前485年间),一种可能是他返回鲁国的四年里(前484-前481年)。因为前482年,子路就死了。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学生谈话,曾皙在旁鼓瑟。看来,孔子谈话,喜欢有人伴奏。但伴奏是伴奏,不能太吵,上11.15,子路鼓瑟,被孔子训斥,大概就是太吵。
    
      这次谈话,孔子说,我比你们虚长几岁,大家千万别当回事,在我面前不敢说话。平常你们老说,你们的才能,别人没发现。假如真的有人看中了你们,请你们做官,你们打算干点什么?
    
      子路第一个发言,他脱口就说,我志在治理大国,而且最好是夹处于大国之间,既有强敌压境,又有饥荒困扰,三年之内,教民习战,使他们勇敢,知道怎么对付敌人。孔子嘲笑他。
    
      接着问冉有。冉有说,我只配治理小国,三年之内,使百姓丰衣足食,但礼乐之事,我不行,还得另请高明。
    
      然后问公西赤。公西赤年龄最小,说话更谦虚。他说,我可不敢说自己能干什么,只敢说自己想学什么,我想把礼乐学好,将来在宗庙祭祀和诸侯会同的场合,穿戴整齐,当个"小相",即地位较低的司仪(现在叫主持人)。
    
      曾点在旁伴奏,轮到问他,铿的一声停下来,把琴一推,站起来回答说,我和前面几位的高见都不一样。我想的是,暮春时节,春暖花开,换上单衣,约上二十岁的小伙子五六个,十几岁的孩子六七个,十几人一块儿,到城西的沂水中洗澡,洗完澡,再到城里的舞雩台上吹风,在和煦的春风中唱歌,兴尽而归。
    
      孔子说,他最欣赏曾皙的想法。
    
      子路、冉有、公西华走后,曾皙留在后面。他问孔子,刚才这几位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人各有志,各讲各的道理罢了。曾皙问,那您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靠的是礼,礼讲的是让,他说话太不谦让,所以笑他。曾皙问,那冉求讲的不也是国家吗?孔子说,是呀,他说他要治小国,小国难道不是国吗?曾皙问,那公西赤讲的不也是国家吗?孔子说,宗庙会同,不是诸侯之事是什么?当然是国家。公西赤学了半天礼,只想当小相,那大相谁来当?
    
      这段话很有意思。
    
      第一,孔子问大家,照古代的礼貌规定,回答者应左右观望,看看有没有人发言。但子路是"率尔而对",旁若无人,毫不谦让,脱口即出,说话很冲。孔子一撇嘴,露出嘲笑之意,学生都看在眼里,所以一个赛一个谦虚,先从大国变小国,再从小国变小相,一直到什么官也不当。
    
      第二,子路讲的是"不挨打",属于"强兵",是最大最大的硬道理;冉有讲的是"不挨饿",属于"富国",也是硬道理。他们都没提到"礼"。公西华讲的是"礼",而且是富起来才有的"礼"。古人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解决温饱,才能讲礼貌。道德文明建设是软道理。曾皙的道理更软,干脆是享受生活:享受和平,享受富裕,享受文明。它们是建筑在前三位的理想之上:和平是靠子路之志,富裕是靠冉有之志,文明是靠公西华之志。没有和平、富裕和文明,曾皙就逍遥不起来。曾皙的回答本来只是随口一说,但孔子听了,另有想法。他把四子之志,看成互相补充。他欣赏曾皙之志,主要是因为,前面三位讲治国,最后要落实到个人幸福,这是目标性的东西,但他欣赏曾皙之志,并不是否定子路等人,因为过程也很重要。他笑子路不谦虚,但对冉有和公西华也有所保留。因为他们再怎么谦虚,也都是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大国是国,小国也是国,大官是官,小官也是官,过分谦虚和不谦虚,都无改于事实。
    
    
    第28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8)
      曾皙为什么问孔子,因为他并不明白孔子为什么夸他。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面,都对也都不对。从前,朱熹以为此章是夸曾皙,贬子路、冉有、公西华,因而把曾皙说得神乎其神。晚年他很后悔,说是"留为后学病根"(明杨慎《丹铅录》)。但清张履祥说,四子之志是讲治道先后(《备忘录》),却值得注意。李泽厚说,他的想法"非常牵强但有意思"。我觉得,张说不但有意思,也很有道理,这里作进一步发挥。(各言其志)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是孔子答仲弓问仁,形式与颜渊问相同,最后也是以"某虽不敏,请事斯语"作结束,但重点不同。前者是自律,对自己要严格;后者是待人,对别人要尊重。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范宁注已经指出,这两句话也见于《左传》。《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提到晋臼季语,作"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他既说"闻之",可见是引用,必为成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人指出,也是成语,如《礼记·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管子·小问》"语曰: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既说"语曰",当然是成语。这话也见于《卫灵公》15.24,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弓问仁,孔子答恕,好像文不对题。其实不然,仁、恕是同一概念的两个侧面。下12.22说,仁是"爱人",《宪问》14.42说的"修己以安人",从上下文看,也是讲仁。仁者爱人怎么爱,仁者安人怎么安?关键就在,它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6.30)。我在前面说过,仁的本义是拿人当人,恕的本义是将心比心,我不能把我不乐意的事强加于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是半斤换八两,人心换人心。你说它是恕,可以;你说它是仁,也可以。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包咸注说,"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意思是为诸侯做事无怨,为卿大夫做事也无怨。
    
      这些都是讲恕道。恕道的关键是尊重别人。比如有的东西你不喜欢,你怕死,不喜欢打仗,就别强迫别人或雇佣别人替你打仗,让他们替你当垫背的。但反过来,好东西,或真理什么的,是不是就可以强加于人?也不是。我比你强,有钱有权,真理在握,我有重任在身,好东西,不能光我一人享受,你们也得照我的方式生活,你们受苦受难,我岂能坐视不救,我有责任帮助你,不让我帮,我也得帮,再不听话,我就不客气了。这些都是恕道的反面。
    
      中国传统,一向讲究的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上》),我们只取经,不传教。武力传教,武力推行价值观,是西方传统中最坏的东西。(仲弓问仁)
    
      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程树德说,这话是古代成语。《谷梁传》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成人之美"是以正面表扬为主,"成人之恶"是以负面攻击为主。前者是君子,后者是小人。我觉得,现在的学术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见之正式的印刷品,多半是托关系,拉朋友,捧臭脚居多,经常和口碑拧着来。反之,网上的评论,则以批倒批臭为主,前者是伪君子,后者是真小人,都说不上厚道。(君子成人之美)
    
    
    第29节:丧家狗:我读论语(29)
      12.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孔子说,为政的关键就是为政者自己首先要正派。"政"与"正"古代往往通用,这里是用音训。季氏为鲁国权臣,孔子对季氏一直不满,他说,你带头正派,谁敢不正派?这话是话中有话。(季康子问政一)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为盗的问题大伤脑筋。什么是盗?中国古代法律,是把财产侵犯罪叫"盗",人身伤害罪叫"贼"。盗包括抢劫、盗窃、绑票。孔子说,如果您自己不那么多欲,您就是奖励他们去盗,也没人敢盗。这话也是话中有话。(季康子患盗)
    
      12.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政,说杀坏人,亲好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干吗非得靠杀人来维持统治呢?您追求善,老百姓就会跟着学好,有如风从草偃,关键还是榜样的力量。(季康子问政二)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比孔子小36岁,我们从他的年龄估计,这段话至少应在前495年之后。
    
      古代隐者有个特点,就是放弃城市生活,回家种地。比如《微子》18.6-7的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隐者是假装的,就像刘备种菜,只是韬晦之计。
    
      孔子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兴趣是做官,当然得住在城里。
    
      樊迟似乎是一位古代的重农派和民粹派。18世纪,法国有魁奈等人的重农派,反对重商派。19世纪,俄国有所谓民粹派,口号是"到民间去",提倡到农村去教育民众,发动民众。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有电影),故事中的姐姐就是民粹派,不让她妹妹和主人公好。我国古代也有重农抑商,提倡躬耕的一派。天子每年要躬耕籍田,祭祀先农,先农是神农(或后稷)。神农就是重农的象征。《汉志》九流十家有农家,经典就是《神农》。管子、李悝、商鞅,战国时期流行的法家,也是重农主义者。孔子不喜欢这一套。
    
      《孟子·滕文公上》说,滕文公即位,孟子向他推销井田制(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有个传神农之术的人,叫许行,听说此事,特意从楚国跑到滕国,请求到滕国落户,"受一廛而为氓",亲自去种试验田。其实,他是借孟子在滕国推行井田,趁机传播主张。当时,有三个姓陈的,陈良、陈相和陈辛,本来是儒者,也从宋国跑来凑热闹,一见许行,就迷上了他,彻底背叛儒家,打算用许行的思想改造滕文公。他们跟孟子讲,许行的主张如何如何好,孟子很恼火,对许行狂批。他批许行,主要讲两条:第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其他不行,衣服帽子,煮饭的锅,耕田的犁,都得仰赖工商;第二,人人种地,根本办不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天下通义,有人靠种地吃饭,也有人不靠种地吃饭,尧、舜、禹替天下的人操劳,哪有功夫种地。前者是以商批农,后者是讲不劳动者也得食。
    
      许行的主张对理解樊迟有帮助,孟子的批判对理解孔子有帮助。樊迟要跟孔子学种庄稼学种菜,是找错了人。孔子很不高兴,故意说反话,"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等他走了,马上骂他为"小人",原因是,他们政见不合。樊迟认为,只有躬耕力田,才有天下太平。孔子说,只要当领导的都喜欢"礼"、"义"、"信",就能吸引民众,哪有种庄稼什么事。
    
    
    第30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0)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从小读《论语》(他自称"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对《论语》很熟。他对《论语》有褒有贬。樊迟学稼,被孔子骂,还有荷蓧丈人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18.7),他不只一次提到,主要是贬。他不喜欢孔子,这是很重要的两条。他很强调和脚上有牛粪的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孔子看不起庄稼汉和种庄稼,令他不快。知识分子牛,他不以为然。他说,读书还不如杀猪难,猪会跑,书不会跑。(孔子为什么骂樊迟)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政治家会煽动群众,商人会诱惑群众。煽动诱惑下的群众是洪水猛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知识分子不应跟着起哄。
    
      民主的原则是从众。但群众也是人,不是神。
    
      舆论是民意,民意是大杂烩。众口铄金的谣言,千夫所指的毁谤,也一样是舆论。孔子不迷信。
    
      "乡人",指乡党邻里。古代的群众关系主要是邻里关系。乡亲们说谁好就好,乡亲们说谁坏就坏。他们的眼睛,未必雪亮。群众的评价,古代叫舆论。舆论一律,就是是非标准吗?孔子说,不一定。人以群分,群众也分好坏人。我们与其跟舆论跑,还不如看看乡里的好人怎么说,坏人怎么说。如果乡里的好人说好,坏人说坏,那倒没准是好人。
    
      民意是政治,不是真理。群众说了算,绝不能滥用。(如何对待舆论)
    
      14.43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生卒不详。鲁有原氏,此人与原宪同氏。
    
      "孙弟",亦作"逊弟"或"逊悌",是敬顺长者的意思。
    
      《礼记·檀弓下》说,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从小就熟。原壤的妈妈死了,孔子帮他料理后事,他却登上棺木,若无其事地唱歌。孔子不高兴,但从旁经过,假装没听见。同行者劝孔子取消此事,孔子说,我俩打小就熟,这点面子,不能不给。皇疏说,原壤是"方外之圣人也,不拘礼教",孔子是"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看来,原壤是个放浪形骸、不拘礼节的人。
    
      这段话很有意思,原壤在家等孔子,他不是跪坐,而是两腿平伸。我在美国的大学,经常看到学生在楼道里这么坐。他一人在家,休息时这么坐,倒也罢了,孔子到他家,他用这种姿势迎客,就不礼貌了。古人所谓坐,都是跪坐,屁股放在脚跟上,这叫正襟危坐。危坐是跪坐。他这么坐,古人叫"箕踞",也叫"夷",两条腿是平放。"俟"是等待。他心里想,来人又不是别人,不就是我打小就认识的孔小二嘛。孔子到了,一看他是这副模样,太不像话,破口大骂,说你这个家伙,小时候小时候你不乖,长大了长大了提不起来,活到这把年纪你还不死,简直就是个老混蛋。孔子一看见原壤平伸的那两条腿,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使劲拿棍子打。"胫"音jìnɡ,是小腿。
    
      "老而不死,是为贼",台湾人爱讲,他们常把最后一字隐去,只说"老而不",并呼政敌为"老贼"。我们这儿的老太太也爱骂自己的老伴儿是"老不死的东西"。但《释名·释长幼》说,"老而不死曰仙",神仙也是老而不死。
    
      孔子讨厌不讲礼貌的人。原壤是他的发小,两人太熟。他跟孔子不客气,孔子也跟他不客气,连棍子都用上了。(孔子动手打人)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第31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1)
      古代僧侣,很多都是苦行僧,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到处流浪,靠乞讨为生。圣人也是如此。他们和叫花子有不解之缘。知识分子,原来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的特点就是靠人施舍,有人养他。圣人故事,少不了蒙难,唐僧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有三次大难:一次是过匡被围(前496年),见《子罕》9.5;一次是宋司马桓魋要杀他(前492年),见《述而》7.23;一次是在陈断粮(前489年),即此所述。这是第三次大难。
    
      "在陈绝粮",即在陈断粮。"粮",《释文》引郑注本作"粻",字不同,意思一样。孟子说"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尽心下》),把断粮地点说成陈、蔡之间。《荀子·宥坐》也提到此事,说"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糂,弟子皆有饥色",即七天没起火做饭,光吃野菜,粒米未进,饿得够呛。当时,子路想不通,孔子给他讲了很多大道理,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从"桑落之下"发迹呢?杨倞注:"桑落,九月时也,孔子当时盖暴露,居此树之下。"情况更具体,他们是在一棵树叶飘零的桑树下饿肚子。
    
      这次饿肚子,可把大家饿惨了,"从者病,莫能兴",大家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固",旧注都以为是固然之义,包括朱注,但朱注引程子说,却把"固穷"解释为"固守其穷",后说不可取。
    
      当时,子路气得直跳脚,说"君子亦有穷乎",即君子也该这么饿肚子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即君子当然会受穷,但不像小人耐不住穷,一穷就歇斯底里。
    
      这里,同是"君子",理解不一样。
    
      子路认为,君子是体面人,不但一定有饭吃,而且还吃得很好,就像有些怀旧者说,过去当教授的,即使乱离之世,也有四菜一汤。他说的是"身份君子"。"身份君子"是贵族。
    
      孔子说的君子不是这种君子。他说的是"道德君子"。"道德君子",有君子风度,但不一定有钱有势,弄得不好,难免饿肚子。君子穷,也要穷得有风度。他在上一篇说过,"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14.10),小人的特点就是受不了穷,穷了就会发牢骚,甚至大发脾气。孔子的意思是,像你这样,就是属于"穷斯滥矣"。(君子免不了饿肚子)
    
      15.3 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欤)?"对曰:"然,非与(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强调执简驭繁。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特别聪明,连知识多、记性好都不承认。
    
      "识",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表示记忆,读zhì;一种是表示认识,读shí。这里指前者。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死记硬背,机械记忆;一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靠联想来记忆。孔子跟子贡讲的话,意思是说,你以为我是博闻强记啥都记得住吗?不是。其实,我是靠"一以贯之"。
    
      这种"一以贯之"的"一",不是提示性的线索,如关键词或关键的例子,而是贯穿性的线索,如原理、原则。清李中孚说,"刘文靖谓丘文庄博而寡要,尝言丘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贵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四书反身录》)。散钱和钱绳,比喻很形象。"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像钱串子那样可以把零散记忆串连起来的东西。
    
      中国学术,研究自己,人很多,文章和书也很多,毛病是鸡零狗碎,缺乏理论穿透力和内容的整体把握,只有散钱,没有钱绳,让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看不起,碰到别人批评,还反唇相讥,说我有的是钱,比你阔多了。
    
    
    第32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2)
      《里仁》4.15,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孔子的"道"是"忠恕"。
    
      1950年代,中国取缔和镇压各种"反动道会门",其中一种,叫"一贯道"。"一贯道"在台湾有不少信徒。(一以贯之)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无为而治",是道家推崇的治术。道家讲无为而治,黄老之术,是以黄帝为榜样。这种说法,道家讲得最多,但别人也不是不讲。这种理想,大家都讲,儒家也讲,他们对早期传说中的无为而治,也是抱欣赏态度。只不过,孔子强调的是圣王立身端正,先从自己做起,他的榜样是尧、舜。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主要是专家治国,所谓"七辅"、"六相"、"四史",就是讲专家治国。战国秦汉流行的黄帝书就是依托这类故事。
    
      《尚书》有《尧典》、《舜典》,也讲群臣分工,各司其职,是儒家所本,司马迁讲舜臣二十二人(《史记·五帝本纪》),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道家也好,儒家也好,所谓无为,其实是无不为。当头的不是专家内行,但他会选会管会用专家内行,"一个大笨蛋管一堆聪明人",当然省心省力。(无为而治)
    
      15.7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史鱼",即史鰌,字子鱼,《论语》仅见于此。
    
      "蘧伯玉",已见《宪问》14.25。
    
      这两个人都是卫国的名臣。他们曾历事卫献公、殇公、亡而复入的献公、襄公、灵公。孔子见过卫灵公,他曾跟季康子数落"卫灵公之无道"(《宪问》14.19)。灵公无道,肯定没跑。但灵公以前呢,什么时候"邦有道"?不知道。
    
      孔子的处世哲学是,什么时候都应当以直道事人,邦有道,应该出来做官;邦无道,则应退隐。原则要坚持,命也不能丢。
    
      这段话可能是孔子仕卫期间所讲,即前495-前493年或前488-前485年。(史鱼和蘧伯玉)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慎言,对说话很讲究。他认为,该跟人交谈而不交谈,是"失人";不该跟人交谈而交谈,是"失言";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人",也不"失言"。"可与言而不与言"是属于隐瞒,"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是属于急躁。(失人和失言)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热爱生命,决不轻易玩命。但生命诚可贵,仁义价更高。他说,志士仁人,不会为了苟活而损害仁,只会为了仁而毅然献身,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成仁)
    
      15.1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为仁,即如何做符合仁的事。孔子认为,首先是和该国的精英,最优秀的大夫,最讲仁的士,和他们搞好关系。这就像工匠要把活做好,先要把工具准备好。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孔子提到"其大夫之贤者"是用"事"字,提到"其士之仁者"是用"友"字。可见,他是把子贡的身份看成"士"。"友"和"侑"有关,基本上是平行关系。西周金文,讲册命仪式,总有"右者"陪受命者出席,这种右者就是"友"。(子贡问仁)
    
      15.1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这是讲小人扎堆的情况。
    
      "小慧",是小聪明。
    
      "难矣哉",是形容自己很难这样做。类似的感叹也见于《阳货》17.22。《阳货》17.22说,"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认为下棋都比这强。这段话与之非常接近。
    
    
    第33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3)
      孔子认为,对君子来说,整天扎堆聊天,飞短流长,言不及义,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想象。现在,我们称为"单位"的地方,经常是这种气氛,唧唧喳喳,拉拉扯扯。我叫"小人国里尽朝晖"。(小人堆)
    
      15.20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我在前面说过,孔子不是不要名,不是不怕别人不知道。人有生前之名和身后之名,他对名看得很重,特别是身后之名。孔子对利也不是不要,他对禄也看得很重。
    
      我记得,杰克·伦敦说过,名和利,两样挑一样,他要利,如果有了利,他要名。现在的学术界,名,又臭又滥,所谓"名师"几乎和骂人差不多。虚名和实利,我宁肯选择利。(就怕死无闻)
    
      15.22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矜而不争",是自爱自尊,不与人争。
    
      "群而不党"是合群,拿自己当普通人,甘当群众一分子,并不拉帮结派,搞小集团。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参看《述而》7.31的"君子不党"。
    
      填表,"政治面目"栏,我填"群众"、"无党派"。我一直说,我就是"群而不党"。
    
      但有人告我说,你别臭美了,"无党派人士",就像"爱国人士"或"民主人士",只是年纪一大把,享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才可以叫,你也配?你只是群众。
    
      我有点糊涂,如果我这样的人既不属于"有党派人士",也不属于"无党派人士",我算什么东西?还有"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我也不明白,难道还有"不爱国人士"或"不民主人士"吗?
    
      群众当然是糊涂的。(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15.32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人类社会,自有贫富分化,就有劳心劳力、治人治于人的矛盾,孔子看得很清楚。
    
      人,越是土里刨食,越是饿肚子,不如读书有前途。孔子知道,即使饿着肚子读书,也没关系,只要把书读好,将来有官做,就有禄米,以前的亏空,也可以补回来。所以,他才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后世《劝学文》,"书中自有黄金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滥觞于此。孔子反对躬耕,讨厌种菜种庄稼,道理就在这里(他才不讲"耕读传家")。他老人家觉得,种菜种庄稼,一是丢份儿,二是不划算。(君子忧道不忧贫)
    
      16.1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欤)?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欤)?"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此章是记冉有、季路共仕季氏时发生的事情。文中的"季氏"和"季孙氏",是季康子。
    
      "颛臾",音zhuān yú,在今山东平邑县东,是个风姓古国。齐鲁是古国博物馆。山东古国,多出东夷系统,尤其是风、嬴二姓。风姓古国传出太昊,嬴姓古国传出少昊。《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皥与有济之司,以服事诸夏。"这四个小国都在鲁故城附近,任在西南,宿、须句在西北,颛臾在东而偏南。孟子说,方不足50里(长宽不足50里)的小国不能上达天子,只能附属于邻近的大国,叫做"附庸"(《孟子·万章下》)。这些小国都是鲁国的附庸。此时,三桓四分公室,季氏有其二,势力最大。颛臾在季氏封邑费的西北,离费(今山东费县西北)只有80里,季氏谋伐颛臾而吞并之,冉有、季路向孔子报告此事,孔子大发脾气,把他俩训了一顿。
    
    
    第34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4)
      "无乃尔是过与",意思是,你们这么干,也未免太过分了。句中的"是"字,俞樾认为,应读"寔"或"实"(《群经平议》),是实在的意思。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先王"指周天子;"东蒙",即蒙山,因在鲁东,故称东蒙。《汉书·地理志》说,泰山郡有蒙阴县(今山东蒙阴县西南),县西南有蒙山,蒙山有祠。该祠是后世祭祀此山的祠庙,早先由颛臾负责祭祀,是为"东蒙主"。
    
      "邦域之中","邦",《释文》引或本作"封"。"邦"、"封"同源。这里是说,颛臾在鲁国的国土或封土范围之中。
    
      "社稷之臣",是说颛臾以附庸的身份臣事于鲁。
    
      "周任",见《左传》隐公六年,马融注说是"古之良史",年代不可考。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原来的讲话背景已不太清楚,这里的意思,大概是指为臣者就任某种官职,先要考虑自己能不能胜任,不能胜任,趁早别干。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意思是,如果你的主子有从高处摔下去的危险,你都不拉他一把,或有跌倒的危险,你都不扶他一下,还要你们帮他干什么?
    
      "虎兕","虎"是老虎,"兕"音sì,古人说法不一,归纳诸说,特点是:似牛,色青,一角,皮革可作铠甲,显然就是今天说的犀牛。但古书另有犀字,犀、兕还有所不同。《尔雅·释兽》分兕、犀为二,兕的特点是"似牛",犀的特点是"似豕",同属今之犀牛,仍有两种。动物学家考证,甲骨文和古书中的"兕"是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体形较大,而"犀"是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体形较小。
    
      "柙",音xiá,兽笼,《释文》引旧本或作"匣"。这两个字,古书常用为通假字。柙的古文字写法是从虎从(音niè),象老虎戴着手铐,本指关押老虎或关押老虎的笼子。
    
      "龟",这里指占卜的龟壳、龟版,古代从远方贡输者,在古代是宝物。出土发现,红山玉器和商周玉器,都有玉制的仿品。
    
      "椟",参看《子罕》9.13。前面,我们说过,这类器物的铜制品,考古发现很多,多半是出土于女性墓中。过去,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过一件"铜鼎形方盒",内盛玉器,其中就有玉龟壳。这种盒,林梅村教授考为匮,其实叫匵更合适。匵就是椟。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疾",是讨厌;"舍曰欲之",是故意不说自己想干什么;"必为之辞",是非要找个说法作借口。
    
      "有国有家",本来应作"有邦有家","国"是避汉高祖讳改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上句,《春秋繁露·度制》、《魏书·张普惠传》引作"不患贫而患不均",清俞樾据《春秋繁露》,把它改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认为"寡"、"贫"二字应倒过来,下文"均无贫"是承"不患贫而患不均","和无寡"、"安无倾"是承"不患寡而患不安"(《群经平议》)。这样改动,似乎很有道理,但"贫"与"寡"同义,即使调换位置,也不影响文义。下面三句,"均"固对"贫",但"寡"却并不对"安",而是作"和无寡"、"安无倾",其实不改也读得通。
    
      这两句,很重要,今天仍有意义。"寡"、"贫"是财富少,属于经济发展问题,"均"是贫富差距小,属于社会公平问题。"和"是和谐,"安"是安定,属于国家安全问题。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容易,共同富裕难,普降甘露,成本太高。所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是难题。富人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安全感。比如作为世界第一富国的美国,穷兵黩武,成天反恐,就是缺乏安全感。穷光蛋怕什么!
    
    
    第35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5)
      "盖"字以下的三句,是插入解释的部分。"夫如是",指这三句前面的"患不均"、"患不安"。怀柔远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和安全问题,远人就会不服。不服怎么办?只能自修文德,而不是自修武德,一通乱打,不服也得服。
    
      "既来之,则安之",意思是既然把他们吸引来了,就要好好安抚他们,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的用法有点变,成了您既然来了,就好好待着吧。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特别爱用威、化、镇、抚、安、宁、怀、归一类字眼作地名,如辽宁的宁远,北京的怀柔,河北的怀来和宣化,内蒙的绥远,陕西的定边、靖边,甘肃的安化、靖远等等。所谓"来之",所谓"安之",都是软硬兼施。
    
      现代的怀柔远人,也是如此。远人来服,主要看移民局,世界各国的人都往哪儿跑。移民局也叫归化局,就是专管远人来服的。欧洲各国和日本,都害怕远人来服。美国有立国原则,表面上欢迎移民,骨子里也害怕移民。全世界的难民都投奔"自由世界","自由世界"会吓得发疯。
    
      "萧墙之内",指鲁君所在。萧墙是一种遮蔽来人视线的短墙。古代宫室,常于入口处设屏帷,如同后世的影壁和屏风。天子在门外设屏,叫外屏;诸侯于门内设屏,叫内屏。大夫有簾,士有帷,也是类似的东西。这种屏,就叫萧墙。孔子的意思是,季孙氏担心的根本不是颛臾,而是鲁君。他是怕鲁君收拾自己,颛臾为其内应。当时,孔子生气,主要是生冉有的气。因为二子俱仕季孙,冉有是季氏宰,责任比子路大。他认为,季氏伐颛臾,目的是削弱公室,冉有、子路明知不对,却不加劝阻,还要辩解说,这不是他俩的主意,是季氏要这样干,甚至说颛臾城池坚固,离费这么近,不吞并它,将来必定是季氏的后患,这是助纣为虐。
    
      此事,史书毫无记载,《论语》是唯一线索。冉有为季氏宰在前492年,即季康子执政后。他担任此职,时间很长。子路为季氏宰在仲弓和冉有之前,即前498年,旋辞职,随孔子周游列国。他随孔子返回鲁国在前484年,再事季康子当在此年之后。而子路死卫在前480年。由此,我们估计,季氏谋伐颛臾,当在前484-前480年之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
    
      16.11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这是孔子对隐者的批评。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看见好的,唯恐赶不上;看见不好的,就像害怕把手放进滚水里。这是形容隐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孔子说,这种人我见过,话也听过,没什么了不起。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才是孔子赞成的做法,即在隐居中坚持信念,尽一切可能,推行自己的主张。他说,这种话我听过,人没见过,大家说说容易做着难,没人当真要这么干。
    
      孔子的特点,是重在掺乎。他对他当代的政治,不满归不满,决不放弃从政的机会。他批评鲁侯,批评季氏,批评阳货,但还是想应他们的召,出来做官。国内不行国外,自己不行就派学生。比如仲由、冉雍、冉求到季氏那里做官,就是他派去卧底,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季氏,改变季氏。阳货和公山弗扰,按孔子的标准,是坏蛋中的坏蛋,但他们打招呼,孔子也动心。他派学生,想打入敌人心脏,给他来个黑虎掏心,但效果不理想,被改造的反而是儒门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孔子对隐者的批评)
    
    
    第36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6)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蔑)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公山弗扰",皇疏本作"公山不扰",即《左传》的公山不狃。这是鲁国的二号大坏蛋。前505年,公山弗扰已是季氏的费邑宰。他曾参与阳虎废黜三桓的政变。但阳虎奔晋后,他仍留在鲁国。此事,《史记·孔子世家》系于定公九年,当前501年,即阳虎奔晋的同一年,但《左传》不载,它只提到前498年,孔子派仲由为季氏宰,奉命堕三都,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阻止堕费。当时,鲁定公退守于季氏之宫的武子之台,孔子保护他,命申句须、乐颀下台反击,打败公山不狃、叔孙辄,二子奔齐,后奔吴。
    
      "末之也己","末"通蔑,"之"是往的意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动过心。孔子之所以动心,原因是,当时的乱局,卿大夫陵诸侯,陪臣陵卿大夫,彼此是三角关系,很微妙。孔子的时代,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诸侯、卿大夫和陪臣,都不是好东西,但三种坏蛋,一物降一物。当时,公室弱,问题不在君,而在臣。孔子的原则是维护公室。他要出来做事,只有两个选择:一种是自上而下,支持权臣,打击陪臣,维护公室;一种是自下而上,支持陪臣,打击权臣,维护公室,他曾考虑后一选择,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孔子动心,子路加以反对,说您什么地方不好去,非上公山氏那里做事?
    
      公山弗扰之召,崔述《洙泗考信录》、赵翼《陔余丛考》皆以为断无此事,程树德以为还是存疑更好。
    
      说句题外话。孔子的犹豫,对我很有启发。坏蛋有大、中、小,策略有支、联、反,排列组合,有六种可能。大坏蛋当然可以联合或反对中坏蛋或小坏蛋,中坏蛋和小坏蛋也可以联合或反对其他两种。你不能因为反对其中的一种坏蛋,就说其他坏蛋肯定是好人。特别是政治家,他们的敌友成天变。昨天的坏蛋,没准今天就是好蛋。反过来也一样。萨达姆和拉登都曾经受美国支持,敌友变得太快。
    
      在一个没有好人的世界里,我们总想挑一个坏蛋当好人。就像一个无路可走的人,会拿任何一条路当出路。
    
      孔子的苦恼在这里。(孔子动心)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欤)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乡巴佬。鄙是都县一类次级城邑的乡下,住在那里的人当然是乡巴佬。
    
      "患得之",苏东坡认为,当作"患不得之"(宋沈作喆《寓简》),《荀子·子道》、《潜夫论·爱日》正作"患不得之",可见应于此句补"不"字。
    
      乡巴佬是苦孩子,本来的优点是淳朴可爱,埋头苦干,干劲特别大,但皦皦者易污,他们受利益驱动,见利忘命,干起坏事来,劲头也特别大。村气,不开眼,最应见世面,但钱关、权关、美人关难过,阶级仇、民族恨一时难报,憋得慌。没见过钱,当然看不开钱。没有,唯恐得不到;有了,难免舍不得;舍不得,就会不择手段,什么烂事都干。这是苦孩子的悲剧。(苦孩子的悲剧)
    
      17.20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生卒不详。集解以为鲁人。《礼记·杂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前人或以孺悲为孔门弟子。
    
      此人拜会孔子,吃了个闭门羹。孔子明明在家,却托辞有病,不见,让通报者出去告诉他。不见就不见吧,还要让孺悲知道他是故意不见,所以把瑟搬出来,故意鼓瑟高歌,让孺悲知道,我就在家,我就不见你。不见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无人介绍,或孔子对他不待见。这段话很有意思。西方人读了,会非常奇怪。比如英国新教牧师高大卫(David Collie)翻译过《四书》,他说中国人心中只有君父没有上帝,中国人是喜欢撒谎的民族,孺悲见孔子就是典型例子。
    
      我们中国人喜欢礼,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官的不打送礼人",但我们的礼,很多都是虚礼。比如,我们老家,中午,老乡都端着大碗,一蹲一大排,你从街心过,他们照例会说,"吃上俺些饭哇",这是客气。你呢,也要左右点头,一一答礼,"吃哇吃哇",绝不能说我不吃,也不能说我吃过了,更不能真的去吃。我在内蒙那阵儿,老乡常说一句话,"请客吃饭是个礼,锅中没下你的米"。(故意不见)
    
    
    第37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7)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孔子的名言,现在受批判。"女子",是泛称广大妇女同胞。"小人",朱注以为"仆隶下人也",并把"女子与小人"解释为"臣妾"。有人说,男人只是部分和曾经当奴隶,妇女却是全部和永远当奴隶。妇女才是原始意义上的奴隶。
    
      现在,世界上还有两千万奴隶,主要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和童工。据说,妓女是最早的职业工作者。
    
      钱穆沿袭朱注,说孔子讲的是"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好听一点。似乎家是社会实验室,女子、小人都是供国家栋梁(当然是男的)练本事的。苏老泉也说过,"治兵如御仆妾"(《嘉祐集》),管好小老婆和丫环、下人,没准能指挥千军万马。
    
      "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孙",在《论语》中多读为"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说:"女德无极,妇怨无终。"杜注:"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与这段话相似。我发现,孔子对女人很有体会,比如《颜渊》12.10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就是很敏锐的观察,他引用的《诗经》,"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也是形容弃妇。"妇人之仁",是拿男人当孩子疼,当然会有寻死觅活状。
    
      这段话挨批,是因为它包含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者不答应,广大妇女同志不答应。有人打圆场,说这不算性别歧视,因为他还提到小人,小人总是男的吧?但孔子说的女子是全称,小人只是男性的一部分,他对女子是全面否定,歧视是无法否认的。孔子那个时代,歧视妇女是理所当然,不歧视反而是咄咄怪事。比如孔门弟子,七十子也好,三千弟子也好,都是男的,女生一个没有,有了倒是怪事,别人会说,伤风败俗耍流氓。别说孔子的时代,就是"五四"或民元以前,都不可能。
    
      刘东说,孔子这么讲,没什么不对,因为它是"现象描述",不是"价值判断",也为孔子做辩护。他说,女子、小人是不是靠君子供养?是。女子、小人是不是没教养?是。他们是不是"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是。既然是,那不就是"难养"吗?孔子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他老人家有"泛爱大同之心"、"根深蒂固的普泛人本理想",他那么爱人,那么爱教人,"假如孔子能活到女性已经有权平等受教育的今天,他很可能第一个就要修正自己的'难养论'"。对现代读者,他有一个建议,就是男的别把"孔子当时的某种'现象描述'误解为永世不移的'价值判断'";女的也别"总是对孔子当年对妇女的鄙视态度表示恨恨不平",他们与其如此,"还不如充分利用目前业已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力,以图空前地发展女性的人格"。总之,赶紧提高自己的教养。
    
      李泽厚有类似看法,"这章最为现代妇女所诟病。好些人写文章来批评,好些人写文章来辩说,其实都不必要。相反,我以为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性格特征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并不包含褒贬含义。至于把'小人'与妇女连在一起,这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此'小人'作一般人解,或作修养较差的知识分子(见13.20)解,亦可说通。中国传统对妇女当然很不公平和很不合理,孔学尤然。但比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认妇女没灵魂,以及大烧'女巫'之严重迫害等等,仍略胜一筹"。
    
    
    第38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8)
      我同意,"难养论"是一种现象描述,但不同意它仅仅是一种现象描述。性别差异,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既云鄙视,自属褒贬。这当然是价值判断。孔子看不起妇女和小人,这事是不必为之辩解的。今人美圣,竟有把"女子"读为"汝子","小人"解为"小孩"的,实在荒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18.1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封于微,名启,是商王纣的庶兄。"箕子",商王纣的叔叔。"比干",也是商王纣的叔叔。他们都是商王纣的亲属,即所谓同姓之臣,但不赞同商王纣的暴政,采取不合作主义。其方式不一样,微子是逃而去之,箕子是佯狂避世,比干是强谏而死。孔子对他们皆表理解、尊重和赞赏。
    
      "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评价,绝不轻易许人。孔子称他们为"殷有三仁",可见评价极高。这三个人,比干最勇敢,按宋以来的道德标准,最有气节,但力不足以谏之,被纣剖心而死,下场最惨。
    
      前人曾争论,微子逃跑,箕子佯狂,算不算有气节。特别是微子,逃跑算什么英雄,争论更大。可是,这里的麻烦是,孔子他老人家说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怎么办?大家只好拐弯抹角说,微子身为大哥,有保存宗祀的大任,不能死,也不能留,逃跑是对的;比干死,微子去,箕子不去父母之邦,宁肯佯狂,忍辱负重,"仁兼先后,得圣人之中焉",更难能可贵(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清李中孚《四书反身录》)。
    
      其实,我们读这段话,完全不必拿宋人理解的道德作标准,以为只有投缳赴水、一死了之,才算完人。我们要知道,孔子的处世态度和隐逸之民有共同点,就是他并不主张做毫无意义的抵抗。微子、箕子的态度,其实就是隐逸之民的态度。孔子对他们的不合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完全赞同。
    
      无道之世怎么办?有兵法和道德的矛盾。
    
      兵法有战、和、降、走,选择要看实力对比。《孙子·谋攻》说,"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就是讲实力对比:实力相当,可以一战;实力悬殊,只能逃跑;实力不如,只能躲避。
    
      比干是战,箕子是避(佯狂避难),微子是逃,他们都不选择和或降,不和不降,是不合作主义。前人说,要论道德,比干最高,值得旌表。但箕子、微子,折衷道德和兵法,也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只要不合作,就是好样的。
    
      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半合作,半不合作。战、走、避、和、降。战是一端,降是一端,中间状态是走、避、和。孔子的态度是游移于走、避、和之间。他和隐逸之民的共同点,是不合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不同点是他还不死心,一直想用自己的理想打动人主,奔走呼号,其实是欲走不走,欲避不避,欲和不和,走来走去,走投无路,四处碰壁,好像丧家狗。
    
      隐逸,隐是躲,逸是逃,这是中左。
    
      孔子,似躲不躲,似逃不逃,似和不和,属于中右。
    
      《论语》一书,"仁"或用为"人",这里的"三仁",是读如本字。若读为"三人",等于废话。
    
      三仁之序,古书引用或不同,谁先谁后,不必争,因为孔子的叙述是并列关系。(殷有三仁)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是讲"留"。上面说过,逃跑是不合作的一种办法。如果不逃跑,就只能留下来。留下来,难免受委屈。
    
      "柳下惠",已见《卫灵公》15.14,其官职是士师。士师管贵族狱讼。
    
    
    第39节:丧家狗:我读论语(39)
      柳下惠担任士师,太讲原则,得罪过不少人,三次遭罢免。有人劝他,你难道不可以离开鲁国,到别的国家去吗?他说,如果我讲原则,坚持以直道待人,跑到哪儿不遭罢免?如果我不讲原则,左右逢源,为人圆滑,待在这儿也舒舒服服,又何必非离开自己的祖国?
    
      柳下惠反对逃跑,宁肯留在自己的祖国受委屈,道德很高尚。这也是古逸民的一种。孔子佩服他,但不肯效法。他在鲁国不得意,曾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就是"去父母之邦"。
    
      春秋战国,士,流动性很强,祖国的概念被撕得粉碎,但越是人世飘萍,举目无亲,越是容易引动乡愁。
    
      今天和古代一样。盛成先生侨居法国。他用法语写了《我的母亲》,在法国文学界影响很大,和巴金一起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一辈子待在外国,最后以垂老之年回到祖国,一进国门,热泪千行。钱钟书负笈海外,回国后,从未踏出国门一步。杨绛说,他们反对拒绝学习外国,但也"不去父母之邦"。"不去父母之邦",算不上什么丢脸的事。
    
      现在有些人,总是喜欢乱骂民族主义。西语的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和汉语的意思不完全一样。民族主义有很多种。国家至上,到处欺负人的帝国主义,当然要反对;弱小国家遭人欺凌侮辱,不得不强化其国家,自强自卫,当然要同情。我们不能把前者叫国际主义,后者叫民族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小国沙文主义。
    
      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自己的同胞,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人类共通的感情。我喜欢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和中国人待一块儿,享受中国文化,自娱自乐,谁的气也不受,也不欺负人,哪一样都无可指责。(不去父母之邦)
    
      19.13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优"是裕如之义,不是优秀之义。《宪问》14.11:"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其中的"优"字也是这个意思。集解、皇疏都说,此句是"行有余力"的意思。参看《学而》1.6"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优则仕","优"也是同样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不是说,当官当好了就去做学问---像现在的官员,官当大了,还得弄个教授当当,或学问做好了就去当官---像过去的读书人,靠科举考试当官。它是说,当官如果有余力,要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要当官。
    
      现在的高校管理层,"学问大了",则可入选其中,或相反,当大官,必为大教授---不是小的,而是大的,不是选的,而是批的。谁说中国传统中断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19.20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小孩爱听好人和坏人的故事,大人也一样。这样的故事,线条明快。如尧、舜和桀、纣,就是代表。前者成了好人的符号,后者成了坏人的符号,任何持平之论都很难立足。道德和舆论是放大器,好,越说越好,坏,越说越坏,为了把好说得更好,坏就得说得更坏。
    
      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未必像大家丑化的那样。他敢为坏人说公道话,实在了不起。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是说君子最怕处于纣那样的不利地位,什么坏事都堆到他一人的头上,就像地势低下的污水池,什么脏水都朝那儿泼。
    
      古人说,"众口铄金"(《国语·周语下》)。今语云,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这些都是讲舆论的可怕。此章和下面五章可能有关。这六章,钱穆说,19.22-25都是孔子死后的事,我看,19.20、19.21也是。孔子死后,不知怎么回事,有一股潮流,贬孔子而抬子贡。子贡是有感于此吧?(君子恶居下流)
    
    
    第40节:丧家狗:我读论语(40)
      19.21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这段话是讲谁?恐怕也是孔子。
    
      子贡说,君子有过错,如日月之食,他的过错,大家都会看到,但只要改掉,大家还会尊重他,就像光明被遮盖,只是暂时,黑暗过去,大家还是仰视其明。
    
      孔子死后,子贡有贤名,当时的流言,可能是抓住孔子的某些过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子贡挺身而出,替老师辩护。这样的话,下面还有。(君子之过,如日月食)
    
      19.25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导)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见《周髀算经》。
    
      "得邦家",孔注说,"谓为诸侯及卿大夫"。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说明孔子已不在人世。
    
      孔子死,除叔孙武叔说子贡比孔子强,还有陈国的子禽。
    
      子禽即陈亢,除本章,还见于《学而》1.10和《季氏》16.3。这里是以字称。
    
      前人怀疑,子禽是子贡的弟子,很可能。他这样拍子贡,让人想起公孙丑拍孟子(《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没死,他就想树孟子为圣人。我从我的生活经验体会,他太有可能是子贡的学生了。现在,大学讲尊师重道,尊师往往被理解为拍师。很多胡萝卜兔崽子,特能拍老师,而且一代一代往下传。他们心里和明镜似的:老师不拍拍谁?拍老师的,多半都是学生。
    
      子禽跟子贡说,您也太客气了吧,仲尼真比您强吗?子贡说,君子只凭一句话,就能看出你懂什么,不懂什么,你说话可不能不小心。他明确告诉子禽,孔子是高不可及的。他如果当诸侯之政、管大夫之事,肯定该立的立,该行的行,远人来服,一呼百应。他活得很光荣,死得很悲哀,我怎么赶得上他。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路死卫,孔子病,子贡赶回鲁国看老师,孔子说,"赐,汝来何其晚也",他知道,回死由亡后,子贡最重要。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丧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孔子死后,叔孙武叔带头,群非孔子,以为不如子贡贤,子贡捍卫了他的老师。(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
    
    网友评论
    
    =======
    
    1
    
    世人推孔子为圣人,自有其可取之处。但时代不同,人的思想、道德准则都会有所变化,孔子思想在现代也不会被全部接受,李零教授拉孔子下圣坛实为不可取,尊孔子为圣人,说明了他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在现代,不要因为孔子的一些不适时宜的思想而去否定他,此一时,彼一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理解孔子思想来充实和完善自己。
    
    
    =====
    
    2
    
    看了第一贴,来不及看完,先把我的第一看法回帖出来。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这句话已经说明孔子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决不是“丧家狗”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至少有人在称赞孔子是圣人了,孔子才能自谦的说我怎么敢。既然有人这么称赞孔子,那至少已经能说明孔子当时的地位。怎么能说是“丧家狗”呢??我看这不过是李零先生炒作的意思了。
    
    不过李零也是很有研究的人物(艺术中国有文章这么说),居然也会用“丧家狗”来扁孔炒作?想不通想不通。
    
    =====
    3
    
    太好了,读一段反思一段,一日三勉。
    
    我不知道古人如何,但是现在国人的忠、信、守时确实太缺了。唉。
    
    现在中国的物质是极大丰富,但是精神的缺失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忠信守,每年能少花多少个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这么多的钱,能建设一个多么强大的中国啊!可怜、可惜。
    
    而且精神垮了后,要重新建立起来远比物质困难的多。十年树木,百年才能树人。
    
    对汉奸的说明也让人好失望。忠信守的缺失造成了多少汉奸?我原以为古时候没什么汉奸,原来也不少。精神是多么的重要。
    
    ***************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谢选骏:全球政府论第一章历史的鸟瞰
  • 谢选骏: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 谢选骏:韩国教授为何再次诬蔑中国?
  • 谢选骏:格林斯潘应该闭嘴了(修订版)
  • 谢选骏: 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
  • 《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 /谢选骏
  • 谢选骏:布什正在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修订版)
  • 谢选骏:布什正在建设一个共产党国家?
  • 谢选骏谈奥运“圣火”与希腊的森林大火
  • 黄鹤楼主:金观涛的书不值得谢选骏先生认真对待
  • 谢选骏等人谈“奥运与孔子”
  • 谢选骏:探秘“三国”主题音乐的大流行
  • 谢选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 谢选骏:如何解读于丹热?
  • 谢选骏:如何解读于丹热?
  • 谢选骏:美国外交三巨头老矣!尚能饭否?
  • 谢选骏:贵民论与锁国论
  • 谢选骏论哲学与宗教
  • 《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谢选骏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