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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全球政府论第一章历史的鸟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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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全球政府论第一章历史的鸟瞰 (博讯 boxun.com)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1975年起草
    1988年初稿
    2004年初版
    2006年修订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干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一,“走出非洲”和“r─K理论”
    1. “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基因研究、化石记载与考古学的证据,都追溯人源于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虽然南方古猿早已绝灭,但却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与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祖先。
    
    现代人〔Homo sapiens〕被叫做“完全的人”〔fully human〕,大约十六万年前,他们在非洲留下了痕迹,约十万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到中东,然后散布亚洲、欧洲和美洲。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部分混种并最终灭绝了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排挤了并最终灭绝了当时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有时甚至把对方当作食物对待。
    
    在现代人〔Homo sapiens〕内部,分化也没有停止过。除了十万年前留在非洲而成为现代黑人〔Blacks〕祖先的那群人,离开非洲的人类经过六万年左右的演化,约在四万年前再次分裂,形成今天的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hemite]、含米特人[hamite]族等“挪亚的后裔”[the Descendant of Noah]〕,东方人〔Orientals,以中国人、印第安人等黄种人为主流〕等两大分支。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阿比教授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他指出,“原始高加索人种”在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印度人、锡兰人和吠陀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阿伊努人〔又译为“虾夷人”〕。而日本学者梅原猛在《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论日本古事记》〔神々の流竄,集英社,1981年〕一书里则指出:他把《古事记》译成现代日语时,首次利用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的语言来尝试翻译,对比一些意义不明的地方,结果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阿伊努语与日本古代语言有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日本历史,必须先对阿伊努语进行彻底研究,要重新编写阿伊努语辞典。
    
    尼安德特人是这样发现的:1856年几个矿工在德国的尼安德山洞〔Neander Valley cave〕里面发现了一个头骨和其它骨头。这些骸骨被描述为一个残忍的部落或一个因疾病而变得丑陋的人。三年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逐渐被人们认为人类进化的一环。尼安德特人是否与早期欧洲人的祖先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杂交过,这是耐人寻味的。由于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在欧洲共存了一万几千年,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混血交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与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历史上既然共存过,就不能毫无影响:尼安德特人距今十五万年到约三万年之前,生活在欧洲和中东。
    
    较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人的历史先是从非洲与中东,到了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到了东亚,所以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和闪族、含族等“挪亚的后裔”〕在生命历史变动过程中,总是介在东方人与黑人之间。如上所述,现代三大人种的形成,得力于两次分裂:第一次经历了“非洲人与异非洲人之间”〔between Africans and non─Africans〕的分裂,第二次经历了“东方人与高加索人之间”〔between Orientals and Caucasians〕分裂。
    
    上述“走出非洲”的理论,是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1922-〕及其同事曼诺尼〔Paolo Menozzi〕、皮亚兹〔Alberto Piazza〕在1994年出版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里,研究了各种族的基因〔Genes〕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比较结果之后,提出来的。为测量哪些族群最相近、哪些族群在何时分离,基因学家们计算每个族群的基因突变量,这种方法支持了“远离非洲”的理论。
    
    考古学也支持这一理论。直立人〔Homo erectus〕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创造的“早期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低旧石器时代”[Lower Paleolithic]〕文化,比现代人〔Homo sapiens〕早一百万年。直立人的早期石器时代的器具,有斧头、刀、大砍刀,和一些形状类似的东西,但大多缺乏设计构想和批量生产能力,是随机的作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直立人的头部化石推测,这可能是缺乏语言协调能力所致。然后,在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中旧石器时代”[Middle Paleolithic],尼安德特人开始制作先进的石器与骨器。直到现代人在十万年前进入亚欧之后,局面开始巨大变化。
    
    四万年前的东北亚需要暖和的衣物,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针、画在洞穴里的有头罩的皮外衣与坟墓装饰物上刻画的衬衫与裤子。那时中国北方的人取下狐狸和狼的骨骼与爪子,用来剥开这些动物的皮,制成毛衣。为与他人隔离,房子挖在地底,用柱子稳固大的住宅,巨大骨头用来做墙壁,火炉与石灯用来点亮漫长严寒的冬夜。
    
    三万多年前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狩猎者和采集者们开始懂得修剪野生植物,助其生长。人们发现粮食可以种植,于是开始经营菜园,定居的渴望鼓励了更多的种植,人们不再依赖移居的生活方式,于是建造更多的住所,开始蓄养动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不断追逐猎物。
    
    到公元前一万年前后,人类已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十六世纪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没有发现任何一块无人居住或无人到达过的土地,只有一些极小的岛屿例外。而远古的、前欧洲的、有色人种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何等原始的技术条件下〔例如利用独木舟穿越大海〕实现的!
    
    公元前一万年到八千年间,北半球最后一个大陆冰川期消退,农业开始逐步取代狩猎,最先在美索布达米亚肥沃的新月地带,狩猎者和采集者在野生的大麦、小麦和谷类田地旁边,以种地作为狩猎的补充,到公元前七千年,粮食种植已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扩展到世界各地,希腊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北部中国是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左右,到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Nigeria〕盆地,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当时的撒哈拉草地森林丰富,河流湖泊密布,鱼类和其它水中生命活跃,那里的人们种植农作物,放牧牛羊。而在墨西哥南部,狩猎者和采集者独立发展了农业。
    
    世界各地培植不同的品种,在北非的尼罗河沿岸,人们种植高粱、小麦和小米。亚洲人培植大米,美洲人则培植玉米。农业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制造了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却使得农业社会处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因为农民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依赖自然,狩猎者和采集者可以从贫瘠地方自由迁徙到猎物和野生植物更丰富的地方,而且驯化的植物比野生植物更容易遭受虫灾侵袭。
    
    考古学家们在早期农业社会的儿童骨骼化石上,发现了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多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例如早期农业民族的平均身高,低于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还生活在一种严重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垃圾、下水道和供水毫不在意。他们对细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们遭受了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罕见的传染病:农业社会的儿童大概不到半数能够活过十岁。
    
    相比之下,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乾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rate〕。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Keep〕。
    
    具体说,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徵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欧亚大陆的多样化环境还使得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在北欧,阳光少,维他命D减少,皮肤与头发的颜色变得较淡以便吸收更多阳光,于是北部欧洲人的皮肤和头发的色素较少,这里的小孩生存与生殖的机会比较大。东亚甚至比北欧更冷,但有较少的云与较多的阳光,人体产生了对抗寒冷天气所需要的厚脂肪,这把靠近皮肤的红血管隐藏起来,因此东方人的皮肤多是“黄色”的。在非洲内陆,黑色素使皮肤变成黑色,这是为保护肌体免遭阳光暴晒所致。所以,色素减少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日晒减少的结果,智商才是进化的结果。
    
    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857-1911年)是智力测验的发明者。1905年与西蒙(Theodore Simon)合作制定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这些测验每个共三十题,由浅入深,测试人的判断理解及逻辑等能力。这套测验,被当时的法国政府采用,用来测试学童的智力,以找出那些智力较低者,为其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比奈于1908年到1911年修订他的智力量表,在他意外死亡之前得到最后结果。1916年 史丹福大学的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年)修订了这个量表,采纳了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Louis William Stern,1871—1938年)的建议,将测量出的个人智力水准称为智力商数,简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缩写为I.Q.)。推孟的测验命名为“史丹福—比奈智力量表”,是今天智力测验的基础。IQ是用智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所得的商,乘以100,即比率智商。其计算公式为:
    
    计算方法:IQ=MA(智力年龄)/CA(实际年龄)×100
    
    它建立的前提是假定智龄随实际年龄而增长,实际上,智力并非随年龄增长而呈直线上升,十六岁后,智力就基本停止发展了。比率智商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美国医学心理学家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1896—1981年)在编制儿童智力量表时,测验结果采用了离差智商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既克服了心理年龄只能进行同年龄组间的横向比较,又克服了比率智商只能进行不同年龄组间的比较。现在多采用离差智商这种智商计算方法。
    
    有人曾做过人群中各个IQ分数段所占的比例的统计:人群中只有1%的人智商在140分以上;有11%的智商属于120分~139分;18%属于110分~119分;46%属于90分~109分;15%属于80分~89分;6%属于70分~79分;另外,有3%的人智商低于70分,属于智能不足者。
    
    气候不同还影响智力。在非洲,暖和的气候与自然的食物全年不缺。然而越是往北移居的人,为了在寒冬生存下来,就越是需要独创性,以便发掘新的食物来源与发展储存食物的方法,也需要织衣与造屋保护自己。同时双亲需要对孩童提供更多的照顾,帮助后代在寒冷的环境与气候下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黄种人需要应付的挑战比白种人更为尖锐,尽管白种人起源于更为阴郁的环境,但气候却比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北极圈〔包括北欧北部〕较为温暖一些。
    
    上述“r─K理论”可以部分说明不同种族在身体、脑部及行为方面差异的形成原因。“走出非洲”的种族演化过程表明,离开非洲越远,人类就越是远离r型,越是偏向K型:其脑部大小与智商程度越是增加,其生殖力、攻击性及性活动也就相对降低。〔参见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与麦克凯[Robin McKie]合写的《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伦敦开普出版社[Cape]出版。〕
    
    人类学家们承认,“r─K理论”解释了生命特徵与种族命运的关系。“r策略”代表在自然状态下多子多孙,缺乏双亲照料,也意味父母亲很少将文化传递给小孩,这降低了文化功能和智力需求。但移民欧亚的人,面对新问题的挑战,发展更完善的双亲照顾与社会组织,这需要较大的脑与较高的智商,艰钜工作需要更多的智力、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性荷尔蒙以及性能力与攻击性有所降低,善于制定长远计划和自我控制,比较遵守规律,家庭比较稳定,寿命也比较长。离开热带地区,前往北方大陆,就是这样日益偏离“r策略”,日益偏向“K策略”。
    
    在生物世界的其它领域,“r─K理论”也是如此适用的,例如,植物比昆虫更接近r策略,昆虫比鱼类更接近r策略,鱼类比两栖类更接近r策略,两栖类比爬行类更接近 r策略;如果反过来就可以这样说:哺乳类比爬行类更接近K策略,哺乳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灵长类,灵长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人类,人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黄种人。所以黄种人集团意识更强,更有耐力,可以为了一个长期目标而努力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以上参见腓力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相对于上述的“r─K策略”的区别,人类的肤色区别其实就是相当次要的了。2007年6月11日新华社专稿: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希瑟·诺顿牵头的一个课题组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六千到一万两千年前,欧洲人的肤色并非像现在这样白皙,即使是北欧人也不那么白。德国《星期日世界报》6月3日以《不久前我们还是黑人》为题,报道了诺顿课题组不久前在费城举行的一次人类学年会上公布的这一研究成果。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欧洲人的肤色肯定很早就完成了由黑变白的过程,时间大约在四万年前。而诺顿的课题组从决定肤色是黑是白的唯一基因入手,他们发现,这一基因变异过程的完成比人们以前所认识的要晚很多。经过巴尔干以及此前从比较遥远的东方抵达北欧的人肤色都是黑的。欧洲人肤色发生变化的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极有可能直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欧洲人的肤色才变浅”,诺顿在费城人类学年会上强调。诺顿的课题组对人类肤色基因的演变进行了追溯,并且重新确定了这一演变进程的年代。诺顿课题组此前还对一种肤色比同类浅的斑马鱼进行了研究。在这种斑马鱼体内,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仅在欧洲人身上能够找到的SLC24基因序列。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在这里所有欧洲人的遗传基因“字母”都相同,就好像双胞胎似的。因此可以断定,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突变。这也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随着SLC24基因序列的发现,科学家们掌握了一个纯正的、相对年轻的基因。诺顿解释说,“白色皮肤是在人们迁移到欧洲很久之后才形成的。”在欧洲所处的纬度地区,浅肤色的人比深肤色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昏暗的照明条件,因为他们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和产生生命所需的维生素D。
    
    尽管人类的种族有上述区别,但是从“起源非洲”的共同命运看,确实,“全球一体”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而是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人类命运所预先规定的。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K策略”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的出现,因为农业需要集体合作,可以保障食物来源。所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澳洲,近代之前还是以游猎而不是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占有主流地位。而这一现象又是带有全球性质的,即互相传播的,决非局促封闭的:
    
    公元前约9000年黄种人的猎人群体经过北美洲散布到南美洲。
    
    自从公元前约9000──8000年以来,动物驯养和谷类种植〔小麦、大麦〕,在近东地区首开“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促成人类永久性定居的开始,已经一万一千年左右了。在这一万一千年左右的时光中,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人数最多的居民从他们祖祖辈辈定居的家园中逃亡,不是奔向既定的应许之乡,而是毫无目的地流散。
    
    自从公元前8350──7350年前后,目前考古发现,中东地区最早拥有城墙的是耶利哥城〔Jericho〕,建立以来已经万年上下了。该城面积约0.04平方公里,位于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境内,但其居民与现今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均无关系。耶利哥城的建立标志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但在这迄今万年的时光中,没有哪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罪恶记录:让火焰和屠杀毁灭了最多的城市,让人数最多的城市居民被埋在废墟之中。
    
    自从公元前约7000年位于现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矿砂试验以来,九千年过去了,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青铜弹头,夺取了数千万人口的生命。其方式包括战争与处决。
    
    公元前6250──5400年,当时最大的城市沙塔尔休于,在安纳托利亚达到兴盛,该城的文明,创造了最早的陶器和毛纺织品,面积0.128平方公里。
    
    公元前约5000年已经利用灌溉的部族向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殖民。
    
    公元前约4000年近东开始应用青铜铸件,最早应用犁于其他地区。
    
    公元前约6500年在希腊和爱琴海开始出现农业。
    
    公元前约6000年在泰国出现了水稻种植。公元前约6000年埃及出现农业定居,约前5500年传到多瑙河和匈牙利,约前5000年沿地中海岸传到法国,约前4500年传到荷兰与德国,约4000年农民渡海到不列颠。
    
    〔以上参见《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
    
    公元前6000至前5000之间,中国形成两大农业传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与当时的农业传统相适应,家畜饲养北方以猪、狗、鸡为主,南方以猪、狗、水牛为主。
    
    从中国前6500─前2000年这段时间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考古看,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地区,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闻名。大约前45O0─前300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黄土地带兴起一种红陶上画黑彩的彩陶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其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彩陶既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体现了当时的宗教信仰。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村落遗址以及陕西华县元君庙、山东泰安大汶口等墓地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聚落和社会形态问题的关注。前5000至前4O00年之间,中国社会由氏族集团向早期文明〔城市国家〕过渡,形成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发现得知当时已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阶层不仅掌握财富,也掌握政治、军事和宗教权力;这一时期的城堡、铜器、文字、祭坛、礼器等标志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已经闪烁出曙光。公元前3500年,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
    
    考古学家早已发现古代中东地区酿造啤酒和果酒的遗迹。而河南贾湖搜集到了九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陶器碎片,通过对其中残余物质分析发现,与现代米、米酒、葡萄酒、葡萄丹宁酸、古代和现代香草残余物相同的化学物质。他们也发现山楂迹象。研究小组认为这些数据直接的解释是,贾湖容器包含用米、蜂蜜和水果持续加工制造的饮料。考古学家以前在这个地方发现最早的乐器遗迹,包含一批精致骨笛。
    
    这些陶片已存在约九千年,科学研究小组也对河南安阳一些密封铜器里三千年前的液体分析发现,包含掺了香草和香花的米酒和小米酒。它们类似上海西南一带现在酿造的带有花香的绍兴酒。科学小组1990年在伊朗西部山区发现大约5500年前的酒的化学迹象,1994年又在伊朗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的古瓮,发现大约7400年前的酒的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最先进的英国,在古代是最落后的。可见,文明的传播自古以来虽然就是全球性的,但过程又是此起彼伏的,落后与先进常常彼此交错。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考古学表明,农业的定居是形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早期文明起源于城市,古代国家多为城邦〔城市国家〕。在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就是城市〔Civil〕。像苏美尔诸城邦后来统一于巴比伦帝国,埃及诸城邦统一于“古王国”,殷代诸城邦〔“X方”〕统一为周朝等等。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文明等等,发源地均为一个同名的城邦。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点和早期城邦的性质,有助于探索它们所哺育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史。
    
    经过对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统梳理,就会发现城市都具有两种聚合作用:一为伦理意义上〔道德〕的聚合,一为力量意义上〔技术〕的聚合,中国偏向于前者,欧洲偏向于后者。当然这两种聚合方式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明实体内部,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到某个城市上,则各有强弱的不同。
    
    用现代术语说,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对社会群体有保持连续的稳定作用,后者以“物质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积极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依据城邦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曲线变化,上述两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邦中,特点和需要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对上述两种作用的需要,有时可能恰恰相反。
    
    如在中国古代城邦和其他亚洲的内陆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强,而古希腊和后来西欧的航海城邦,则技术作用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古典文化”兴起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而意大利城邦及其 “文艺复兴”的运动,也与威尼斯、热内亚等商业共和国频繁的海外活动缔结了很深的缘份。至于近代欧洲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发现”之后,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是地理大发现这一经济行为的文化反响。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市民即商人的革命,是海上活动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术的聚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反封建的、反土地贵族的、反专制统治的、反内陆文明的。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海行为,不偶然也不孤立。早在九至十世纪之交,北欧海盗也就是失势贵族与武装浪人〔颇似五百年后出现在东亚的“倭寇”〕,就通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相继征服了冰岛并发现了格陵兰、北美诸地。
    
    在南欧,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传统被威尼斯人与热内亚人继承下来。后来,不论是发现东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还是发现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如哥伦布就是热内亚人。甚至在1497年为英国发现北美纽芬兰〔New Foundland,意为“新发现的土地”〕的卡波特〔John Cabot,1450─1499年〕,也是出生于热内亚而后来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的,他的原名叫“Giovanni Caboto”。
    
    航海经商─殖民,这是从公元前3000年爱琴文明创始,尔后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欧人 一直承袭的传统,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产物。它具有东方海上民族马来人的航海文明比较缺乏的“定期贸易”的特点。马来人航行的海域过于宽阔〔中国海,太平洋,后来发展到印度洋〕,而比较原始的航海技术工具如独木舟等,不足以聚合为一个交往密切的殖民主义文明的体系。
    
    
    四,两类“聚合”──三种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邦和欧洲各主要港口〔包括海港与内河港〕上兴起的著名城市,其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里面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谋求实利的人们。例如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华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险家式的海盗商人。
    
    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地获取,因此,知识就是力量。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这是中国都市与欧洲都市的基本差异。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家常认为“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 ,用看待畜力的眼光去看待“人力资源”。而农业领袖的筑长城、做宫殿、修陵墓、挖运河,皆此类也。
    
    从亚洲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仪中心”。在礼仪中心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 或与王权合一如中国。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刚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表明,“象征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构成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在这一类型内,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政治,而巴比伦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僧侣们甚至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本地王权覆灭,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文明的衰亡。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不分的。王即“天子”亦即天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亚洲,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也与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以教权控制社会不同。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驰且合并于政权,尤其在帝国时代的皇帝成为任意解释教义的元首,与欧洲中世纪由教皇来主控政局的发展,可谓两个极端。
    
    先秦中国即王国时代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这种区别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崇尚黩武的,偶而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不仅大都兴起于边疆各民族杂居地带,且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中国传统上受到了较之“征服”和“武功”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政治伦理。在古代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而不恤民情,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可能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人的信念: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的天赋,所谓“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欧洲的海上诸文明如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亚洲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中国比巴比伦、希伯莱更为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后两者则信赖神人之间的“立约”可以决定一切。《旧约·箴言》明确宣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1:7;以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9:10]〕类似的宗教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罕见,且不占主流地位,从而,在非雅利安的亚洲类型的聚合形式中,中国与中东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这“两种聚合”作用,对神话的影响深刻而微妙。中国文明注重政治伦理和希腊文明的注重科学哲理,即是这两种聚合作用分别催化的模式。
    
    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上的技术聚合,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两种基本倾向彼此依存,尽管有主次之分。
    
    科学哲理,往往产生于客观性,它不具有伦理教化那种使“人定胜天”的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古代中国社会更充分,对现代主流文化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统一秩序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下降,新的哲理之光始终不脱伦理政治的框架。“祖宗的成法”和“先王的典范”,束缚了民族的想象和创新,但对保存业已凋零的文明,却有裨益,所以中国得以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最长的连贯政治传统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其精神动向,对不同民族及其命运,对不同文明及其历史,发挥的主导作用各各不同,但是作为不可重复的文化类型,则具有类似生物物种和社会语种那样的资源价值。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启蒙”,顾名思义,是打破某种蒙昧状态。听到这个语词,人们常会首先想到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启蒙运动”。但谁想到在古代神话〔尤其是集大成的体系神话〕中,竟也会包含着丰富的启蒙意识呢。人类的历史显示出:蒙昧状态,是相对的、层进的;启蒙,则是文明发展的节奏。蒙昧和启蒙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依相关、未曾间断的不断历程。人类就是在不断克服、打破自身蒙昧状态的历程中,开发新的精神天地。
    
    文明史所提供的思想标本表明,各民族最初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神话,而所谓哲学〔Phylosothy〕则脱胎于宗教神话世界观。任何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创造了专门意义的哲学,即拥有或曰创造过本体论〔Ontology〕的思想。而这三个民族的哲学虽然具有不同的倾向,即希腊哲学倾向于科学哲学,印度哲学倾向于思辨哲学,中国哲学倾向于政治哲学。奇妙的是,这些不同的哲学又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即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其核心时代约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德国哲学史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根据这一现象把人类意识形态的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而在我们看来,轴心时代的哲学其实是来源于宗教神话,这一点在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所创立的拜火教〔Zoroastrianism〕对其东部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对其西部的犹太和欧洲的思想影响,可以得到印证。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欧洲人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在世的时间并不确定,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各种说法都有。相传他住在波斯东北部,其教义保存在十七首名叫《迦泰》〔Gathas〕的赞美诗中,这些诗歌收录于《耶斯那》〔Yasna〕,构成《阿维斯塔》〔Avesta〕经文的一部分。他深信至上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亲自面授这些经典给他,并命他依此开导世人。其最早版本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编成,大约与《圣经旧约》时代相近。有的学者认为,琐罗亚德斯及其教义与神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后世学者称此书的语言为“阿维斯塔语”,此书的巴列维语〔Pahlavi〕的注释称为《赞德》〔Zent〕,因此《阿维斯塔》也被称为《赞德─阿维斯塔》〔Zent─Avesta〕。但毕竟拜火教不是哲学而是宗教。
    
    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体系,则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而并不单单来源于《新旧约全书》〔the Bible〕的宗教训诲,相反是融汇了希腊、罗马古典世界诸多文明与宗教的复合结构。比如,新柏拉图主义者〔如Philon、Plotin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的体系,以及希腊化东方的诸多宗教观念如摩尼教〔Manichean〕──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希腊神话与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从忽略的。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哲学思考的系统化,对于人的文明即使物质文明的建设,无疑重要,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奉为目的本身,反倒把人的生活变成了验证这些知识系统的实验材料,则是物极必反。近代欧洲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被认为“带来某种哲学气质的变化”,这就是从希腊哲学的知识论传统,转向纯粹的印度式的思辨和内省。
    
    在公元前八至二世纪左右,各个古代文化民族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的古典启蒙运动,号称“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产生了像中国的老聃、孔丘、墨翟;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泰勒斯〔Thales〕、苏格拉底〔Socrates〕;希伯莱的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印度的悉达多〔佛教创始人,姓瞿昙[Gautama],名悉达多[Siddhartha],前565年─483年,死后被弟子尊称为“释迦牟尼”[Sakyamuni],即“释迦族[Sakya]的智者”,他的父亲是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国王[King of Suddhodhana of Kapilavastu],属于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筏驮摩那〔Vardhamana,前599─527年或540─467年,耆那教[Jainism ]始祖,死后被弟子尊称为“Mahavira”,意思是“伟大的英雄”,中文简称“大雄”〕;波斯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前522年─前486年〕等……而且这些“轴心人物”无一不在当时的“轴心地点”活动,也可以认为,正是“轴心时代”的“轴心地点”产生了“轴心人物”。例如,悉达多主要传教地点鹿野苑〔Sarmath〕所在的王舍城〔Rajagrha,音译为“罗阅揭梨”〕,就属于当时印度最强大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生活在当时的文化中心。
    
    同时,这些“轴心人物”又都是一些极不安分的漫游者,故能广采博纳天地英气。以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Mahavira〕为例,他于公元前599年生在印度东北地区比哈尔北部〔north Bihar〕距离吠舍离〔Vaishali〕四十五公里的一个村落“Kundagrama”,与瞿昙〔Gautama〕·释迦牟尼〔Sakyamuni〕同生在一个地区,其父母也是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是个小王国的君主。大雄婚后生有一女,父亲死后,他大约三十岁时便出家苦行〔tapas〕,裸体行乞,寻找解脱。他曾多次被当作密探、盗贼而受到诬陷,他每年除四个月的雨季外,其余时间都到各地漫游,苦行修炼长达十二年之久,当他苦修到十三年时,终于在一棵树下觉悟成道,时年四十二岁。成道后组织教团,宣传教义,三十多年后,于公元前527年死于巴瓦〔Pavapuri〕,享年七十二岁。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是行云流水的人物,是“国际浪人”。这些世界性的精神群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有关他们的历史记录产生之前,各有关民族都经历了一次迄今被人忽略的启蒙过程──其结晶就是形态各异的“体系神话”。各个古代民族的“圣典”,在古典精神大师们手中或受扬弃或被完善,它表明,各个古代文化民族的精神创造,是以神话为出发点的,然后才循着自己的道路──摆脱了精神桎梏、视野局限、习俗非议,踏上了世界性的、超越部落主义的征途。
    
    这些世界主义而非部落主义的人,带动了古老的启蒙运动即所谓轴心时代,他们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神话意识,但却如一切初生的文明那样,利用并革新了旧的观念意识,而开发出新的内涵。落实在神界故事上,是序列性、内在一致性〔The One〕的增长,表现在神话造型和神祇性格方面,则为人形、人性要素的不断增强。神话形象造型中“人的要素”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古代神祇的逐步人性化,文明的内容注入神话。其实,轴心时代的启蒙,不是抽象的精神玩物,而是为即将来到的世界国家做准备的。例如,查拉图斯特拉是为波斯帝国做准备的;释迦牟尼和佛教是为印度孔雀王朝做准备的,孔子和儒教是为中国汉朝做准备的,希伯莱先知和苏格拉底则是为罗马帝国做准备的。
    
    世界国家无一例外地打破了部落界限和民族界限,当然需要某种类似《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和《新约·路加福音》所说的“外邦人的光”,来照亮重新结成一体的人类: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加福音第二章〕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新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如此集中的群星闪烁,令人激起无限的思想,种种解释应运而生。从“外星人降临说”到“先知布道说”〔“老子西行化胡”、“耶稣学习佛教”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我看来,促成轴心时代的比较有把握有证据的因素,则是文字运用的普及化。
    
    正如加拿大人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年〕一书中所说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没有书写技术是很难维持大一统体制的。在当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技术的‘智慧’开始引领一切:人类被要求扮演配角!”而现代大众媒介的高科技性质也使媒介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国与传播》问世五十余年来,仅仅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实在小看了它,因为其主题已经切入了全球文明的核心问题。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六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那时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本行。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他在书里并没有讲解经济史,而是转向了传播史。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比《帝国与传播》晚一年,在1951年出版,可以看作后者的姊妹篇。《帝国与传播》一书以希腊文明和罗马历史为个案,提出了“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而作为《传播的偏向》一书主轴的“传播偏向论”,可以看作“空间、时间”问题的详解。伊尼斯认为,传播及其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或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媒介可以分为以上两大类──“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刻文字这种媒介耐久,能长时间保存,倚重于时间,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而莎草纸轻巧,容易运输,能远距离传播,但是保存时间短,属于倚重于空间的媒体。他在书中再次表示对于希腊文明的推崇,提出希腊基于“口头传统”的传播方式,达到了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的传播方式,也对西方文明影响至深。
    
    可惜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并无确切定义;它至少有两个互相排斥的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在《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提到的帝国共三十多个,内涵比较混乱,在分类上也不严谨。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的小国;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珊、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但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昙花一现或名存实亡的帝国。如马其顿的希腊化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如塞尔柱突厥帝国。甚至还有近代的殖民帝国如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沙俄帝国等等。
    
    此外,伊尼斯还把帝国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大类。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掠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磨和帝王更替的沧桑。当然,和前一种分类是基于地理作出的划分不同,后一种分类伊尼斯显然是出于“传播”层面〔无论是文明影响还是势力扩张〕考察的需要。“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喜欢用宏大叙事来研究历史的伊尼斯比较研究后发现,他心目中理想帝国的雏形应当是希腊那样,既是政治帝国,也是宗教帝国,既能解决空间问题,也能解决时间问题。在与《帝国与传播》同为传播学经典著作的《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写道:“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
    
    当然,对他的理论稍作思考就不难发现,许多地方其实经不起推敲,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这在他晚期著作《传播的偏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伊尼斯说“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以及“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似乎还没有脱离常识。但是当他说到“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就令人相当困惑了。为什么要等到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欧洲人才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在我看来,自从希腊文字风行世界之后,不仅希腊人,而且文明的欧洲人和中东人,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是那时间却不是十五世纪而是公元前五世纪,是城邦制度及其文明开始成熟的年代。
    
    在我看来,“眼睛占支配地位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正是“轴心时代”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知和圣人,正是在先前几百年的文字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某种比较文化学的知识,结果造成良心的反省和理性的启蒙,造成部落宗教的破裂和世界宗教的孵化。
    
    在我看来,伊尼斯之所以强调口头传播比黏土、羊皮纸、纸张等媒介的书面传播,更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取得中和,是受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1894-1952年〕的影响,是受到无线电广播无远弗届致辐射覆盖的影响。因此,他产生了对于“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的偏爱和不恰当的抬高。正是为了掩盖这一偏爱及其带来的不恰当的抬高,伊尼斯极力掩盖文字的普及化已经创造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这一事实,而要硬把这一文明的诞生推算到两千年以后,从公元前五百年推迟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伊尼斯用以描述印刷术的发明所说的,“这意味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其实应该用于描述文字的发明。而在中国这种“象形文字”或“视觉文字”〔不同于拼音的“听觉文字”〕的国度,“眼睛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其实从来没有中断。
    
    十分明显,伊尼斯用传播媒介来鉴别大的历史阶段,具有突出的缺点。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把分数为不同的横向文明的历史,归结为统一的纵向行列,例如他把文明分为九个时期,就相当勉强: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
    
    正是基于这种混淆,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不言而喻,这里所谓“希腊文化被毁了”正是轴心时代的特征。如此看来,作为伊尼斯的理想帝国的“希腊”,其实并不真正是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才逐渐衰落的,而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开始解体了。只是在这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希腊文明的高峰期才来到世人面前。这个世人公认的高峰期就是伊尼斯所说的“被毁”。
    
    据说《帝国与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伊尼斯意义的媒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传播媒介,因为伊尼斯认为,帝国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媒介,帝国作为媒介,它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帝国作为媒介,亦是如此。
    
    说实话,这种半个世纪以前的论述与我们现在的认知可说相反。我们认为,与其说帝国创造了文明,还不如说文明创造了帝国;与其说帝国是一种媒介,还不如说媒介是一个帝国。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不是帝国造就了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而是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造就了帝国。
    
    伊尼斯相当夸张地提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为什么理想的帝国会衰落乃至夭折呢?也许就是因为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口头传统衰落了。
    
    而在我看来,十九世纪的电报电话和二十世纪无线电广播,对于促成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狂潮和瓜分欧洲的世界大战,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给生逢其时伊尼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无疑促成了他的上述高论──对口头传统的偏爱和并不恰当的抬高。也许,列宁〔Lenin,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精彩蛊惑尤其是希特勒的疯狂演说,通过无线电的夸大作用,直接导致现代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终局。但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事件,不是纪元前的希腊事件。
    
    在我看来:孔子、墨子之后两三百年,秦汉帝国就一统六合;查拉图斯特拉之后两三百年,波斯帝国就一统中东世界;苏格拉底之后两三百年,罗马帝国就一统地中海区;悉檀多、大雄之后两三百年,孔雀王朝就一统印度雅利安人;轴心时代的支柱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书写技术空前发达,使得各种“私学”和“异端”,以“哲学家”、“先知”、“诸子”、“宗教家”的面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应该指出,伊尼斯的种种理论尽管有相当偏差,但有些看法是相当精辟的。例如通过对帝国的分析,伊尼斯得到了结论: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脆弱的平衡〔在传播的偏向上则是空间和时间的平衡〕。这种观察用于分析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时,就可发现:尽管有严格的出版限制,马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还是在民间的“口头结构”的侵蚀下,日渐瓦解了。
    
    从石头到莎草纸是一个飞跃,它产生了文明与国家,并通过文字的孵化开辟了轴心时代的良心发现。那么,从纸张到网络的这另外一个飞跃,将综合所有的媒体于一处:文字、声音、印刷、无线电以及电视的绵延;如此这般的网络时代所开辟将是一个怎样的新轴心时代?毫无疑问,新轴心时代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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