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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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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国君讲得有点过誉,我讲过,我主张的不是什么第三条道路,我也不太同意超越左与右的说法,因为超越左与右往往意味着比现有的左派或者右派都要更高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不是要比他们都高明的问题,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管左派和右派都能做到,我觉得这恐怕是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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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区别所谓超越左与右和我的主张的区别,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的朋友出了一趟国,去了美国转了转,后来又去瑞典转了转,回来就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美国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国自由竞争太过分,一点都不保护穷人,很不人道,两极分化很厉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国家搞得太过分了,养懒汉,使大家都不求上进。所以我们都不能学美国和瑞典,我们要搞一个比美国和瑞典更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所谓超越左与右,也可能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大家知道,这话不是一点道路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中,不管是实行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像美国还是实行福利制度的国家,像瑞典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一直有一种呼声要超越左与右,要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福利国家,也不是自由放任等。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要讲这个话题恐怕是没有资格的,为什么?我和那位朋友说,你前面讲的那番话我都同意,美国的自由可能是太多了,我们可能弄不成,我们也不应该弄,瑞典的福利可能也是太过分了,从摇篮到坟墓都朝国家要,我们的确也做不到。可是我从中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和你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既不学美国也不学瑞典,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既学美国也学瑞典,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学不了,也许这是真的,可是美国的福利总不多吧,美国的福利瑞典认为低得不得了,可是在我们看来还是很高的,中国人的福利保障不是连美国都达不到吗?如果美国的自由学不了,我们学学美国的福利如何呢?反过来瑞典也是一样的,瑞典社会福利可能我们学不了,可是瑞典的自由如何呢?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的自由,美国人认为瑞典人的自由太少,可是中国人的自由能有瑞典人那么多吗?如果我们的自由能够达到瑞典的水平不就不错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恐怕是既要学习自由,如果美国的自由我们学不到,至少我们应该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们达不到,至少我们应该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美国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许在人家看来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国人的福利。可是这种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们不是也差得很远,中国如果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先别说美国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从不多的东西学起,自由和福利达到最低的档次,比如我们的自由达到瑞典式的档次,福利达到了美国式的档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我们进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还是自由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这个时候就有所为第三条道路,我们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水平或者说美国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这可能就叫做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但是不管是中间道路还是第三条道路,至少都是在底线之上的。如果我们现在连最低的自由,最低的福利都没有,我们谈什么最高的福利,最高的自由,乃至中不溜的福利与自由呢?
    
    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第三条道路对中国人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讲得道路,其实既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也不是第三条,就是人家条条道路都需要有的那么一个基础,或者说不管是什么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条、第二条乃至第三条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们恐怕缺乏的就是这个大地,说得更简单一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瑞典人,都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可能和国内的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有比较多的交往,但是也对他们有过批评,而且都很早,早在1994年,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那场矛盾,所谓浮出水面之前好几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海外的媒体上曾经批评过像崔之元、王韶光现在被认为是左派的朋友,包括国企改革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批评过现在被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当然话可以反过来,有时候并不是我批评他们,而是他们批评我,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对我有批评。
    
    实际上现在中国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正如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左派为中国人争取福利,同时需要右派为我们中国人争取自由,中国现在的左派朋友和右派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左派朋友争取福利不太成功,但是反对自由却非常成功,同样我们的一些右派朋友争取自由不是很成功,但是反对福利却很成功,有两个话题我是很不“感冒”的,一是我们的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我是赞同他们争取福利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如果你说在欧洲,也许福利国家碰到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但是在中国绝不是这么回事。反过来讲,我对右派朋友要求增加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等,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一些右派朋友特别喜欢骂福利国家,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左派争取福利,右派争取自由,我们国家就有希望。如果我们国家只是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我们恐怕会陷入永远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状态,那就很糟糕了。
    
    我觉得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对福利国家怎么回事,我觉得都有必要真正弄清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很多朋友实际上是弄不清楚的。他们只知道西方的右派是反对福利国家的,西方的左派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反问题真正的背景在哪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分析。
    
    今天时间比较短,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我现在只讲一讲福利国家。为什么要讲福利国家呢?过去一年中国围绕这个问题有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2007年5月法国大选,搞了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在法国产生很严重的弊端,以至于老百姓有了很强大要求变革的呼声,于是就把强烈反对福利国家萨克奇给选上了台,他是一个右翼候选人,但是我讲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右翼候选人。但是萨克奇的上台,就使得六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到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讲得人越来越多,尤其到了WTO时代就突出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话题,就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且在我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人家都在告别福利国家,我们还要搞什么福利吗,就变成这样一个话题。
    
    但是同时大家知道,我们党内民主派的老同志,大致就在萨克奇当选以后不久,大家可能都知道,谢涛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以福利国家为榜样,在那里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谢涛老一辈希望中国变革老同志在那里长套民主主义社会的同时,通往希望改革另外一些日,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从欧美社会中那些反对福利国家的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他们那些问题背景出发,把福利国家几乎看成是万恶之源,把福利国家视为与集权国家一样的给予激烈的抨击,这不是去年才有的现象。
    
    这二十年来,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历来一直是低福利,乃至是负福利的国度,却把改革几乎看成是纯粹的所谓去福利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引起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对中国不满的,希望中国变革,而且也希望中国走民主化道路的这些人,新左派、老左派我就不说了,我只是说像谢涛他们哪些人和我们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人,这些人他们都希望中国继续改革,而且他们认为改革也是像西方学习的改革,但是他们要求学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简直就认为福利国家是万恶之源,与以上两种声音截然不同当然还有一种传统的声音。谢涛那篇文章出来之后,骂谢涛哪些人,有些人以斯大林主义的正统之局谴责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或者有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福利国家那套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受到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挑战的情况下,从苏联那里学去的。一般的老百姓这样说说不足为奇,《大国崛起》电视剧里头,在罗斯福新政一章也有这样的说法,罗斯福新政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反映了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人,不管是赞扬的还是骂的,福利国家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到底什么是福利国家,人们也不太懂,一般只是说福利国家就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但是我觉得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有几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谈,第一,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第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第四,福利国家的成就危机和现在的应对。第五,福利国家会消失吗?我们知道福利国家有严重的危机,第六,福利国家的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今天的演讲只讲前面两个,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福利国家呢?很多人一讲就是说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通常人们讲的福利国家的典型,像瑞典,的确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但是我觉得,高税收高福利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机制,用我的话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式调整群己权界,在经济领域内适当扩大公共领域,适当限制个人领域,以便调整赢家通吃的弊端,实现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平衡,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平等主要是指结果的平等,至于程序的平等,在他们那里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解决了以后,才谈得结果平等的问题。
    
    高税收高福利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也是几十年来证明比较普世性可行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一般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法调解群己权界有种的办法,第一种办法用间接干预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凯恩斯模式或者叫新政模式,主要不是直接进行再分配,而是用赤字财政,扩大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制造景气,促进充分就业,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方式称为新政凯恩斯方式。瑞典的一些学者像谬尔.达尔,所谓瑞典学派也有这样的主张,这种主张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既主张二次分配,也主张刺激景气,像凯恩斯就是反对二次分配,因此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也是比较偏左的,但是他并不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并不主张用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谬尔.达尔两个方法都主张。凯恩斯虽然不主张二次分配,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主张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他主张虽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但是实际上也是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罗斯福新政主要是采取这种手段。
    
    第二种就是直接的二次分配,就是用累进税的方式,从富人那里筹集一些钱,用来照顾穷人,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做法。
    
    第三种做法是过时,就是国家直接办国有企业,用国有企业取得的利润提供公益服务。像这样的事情,现在做得比较少,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大家知道,社会党执政的国家,除了搞高福利,还搞过很长时间的国有化,而且不同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像英国工党,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工党比一般的欧陆社会党更保守一些,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但是,英国工党所谓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主要是指在高税收、高福利方面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极端,但是英国工党热心于国有化这一点而言远远超过瑞典社会的,所以英国工党在麦克唐纳时期,在工党第一次第二次执政时期,在国有化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虽然我刚才讲得几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以一种为主,比如美国以凯恩斯模式为主,通常我认为美国福利二次分配的力度不高,美国的国有企业就更少了,连军火就业美国国家都是不搞的,都是私营企业。但是这个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美国再分配机制比较弱,不如瑞典强,那是和瑞典相比,如果和我们这个国家相比,还是很强的。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低福利,在医疗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的福利性医疗保险覆盖率是很低的,只覆盖老人和穷人,一般的人都让你买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国家是不管的,至少对于老人和穷人福利性医疗保险还是有相当强的再分配功能。美国国营企业很少,基本深没有什么国营企业,但是美国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还是有国营企业,美国最大的水电站还是国营的,大古力电站,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水电站绝大部分属于联邦水务局所有的,通常我们讲的福利国家远远不止是高税收、高福利。
    
    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假如福利国家既可以有税收福利二次分配的形式,也可以有国家干预投资,也就是凯恩斯式的模式,甚至也可以有一些国营企业,像英国工党那种所谓麦克唐纳那种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有毛病,这是另外的问题,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国有企业,毛病还是特别大,有时候比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还难经营。它都是福利国家采取的方式,这里我就要问,既然如此,什么不是福利国家呢?我刚才的讲话已经提到了一点,有人说像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只搞分配的,如果搞生产,比如说办了一些国营企业,他就是斯大林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党式的。按照我的看法,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对,但是这里并不涉及到福利国营企业到底有没有毛病,应该不应该私有化,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当然毛病是相当多的,而且这20多年来,席卷全球潮流也是有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有没有毛病的问题,有没有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不是通过国营企业进行调节进行再调节,是不是可以作为是否是福利国家的标准,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通常人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把福利国家当做所谓自由放任的对立面,什么是福利国家,很多人就说福利国家就是大政府,自由放任就是小政府。在宪政的背景下,这样说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尽管这里还有量化的判断,到底什么叫做大政府,什么叫做小政府,而且应该讲,说福利国家是大政府,自由放任是小政府,这个话其实不完全准确,确切地说,福利国家指的是大责任的政府,这个政府的责任是相当大的,一般讲得福利国家并不是讲权力无边的政府,一般讲福利国家绝不是指可以把公民抓到布拉格群岛的政府。通常人们讲的自由放任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是所谓的小政府,小政府是特指小权力政府,不是指不负责任的政府。无论这两种东西都有一种背景,都是在宪政的背景下谈这个话题。
    
    在历史上如果就发生学的机制而言,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宪政制度并不是一种普世的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候人们提到福利国家,不管赞成福利国家还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人,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系都不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国家,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已经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最早从德语中产生的,在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产生的,福利国家这个词主要是一个贬义词,是德国极右翼认识骂魏玛时期执政社会党政府的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你们这个社会民主党只会讨好老百姓,只会对老百姓小恩小惠,不强调老百姓应该为强大的德国做出奉献,应该让老百姓为德国的伟大做出贡献,这些人他们认为地方搞的是小恩小惠,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社会党政府过度关注对人民的给予,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和而强大做出奉献。在这个话语中福利国家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在德国反对福利国家的及有意人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鄙视福利国家的小恩小惠,而向往大帝国,显然他们绝不主张所谓自由放任。大家知道到了魏玛以后,形成德国纳粹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这些反对福利国家的人他们并不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喜欢福利国家的人,在英语中福利国家一词据说最早是1930年由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奇摩恩第一次使用,和德语不同,在英语中这个词一开始就是一个褒义词,赞成福利国家的人使用的,奇摩恩用福利国家指出这是哪一类国家,不是用这个词和自由放任国家做对比,一开始指当时墨索里尼控制的法西斯意大利,后来来自纳粹德国,他讲的福利国家对应物也就是他的反义词福利国家与权力国家也就是强权国家相对应的。福利国家就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国家,而强权国家是指把国家或者政府当成目标,而人民大众成了从属的工具那样性质的国家。在奇摩恩不久,英国经济学家舒斯特在1937年也开始用这个词,因为当时纳粹已经在德国掌权了,而且纳粹和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糟糕,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削弱独裁者在权力国家中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的福利国家能够表现出更能够为人民提供幸福,但是无论是奇摩恩也好,还是舒斯特也好,他们用福利国家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在学术著作中谈,这个词后来怎么在西方变成家喻户晓,这个词在二战的时候变得家喻户晓,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当时一个英国宗教大主教威廉.坦波尔1941年写的一本书叫《公民与教徒》。
    
    二战期间是英国历史上很有趣的时期,面对集权势力外部的威胁,也就是纳粹德国的威胁。英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这种威胁面前团结起来,团结的背景有两个政治上左派和右派都赞成的宪政民主,这是和纳粹不能相融的东西。另外,在信仰上左派、右派都认同基督教,英国的教会在战前这段时间有一个有趣的变化,威廉.坦波尔这个人本身在加入基督教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工党成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1968年他成为教会神职人员,也退出工党。仍然撰文主张进化式的社会主义,教会的选择实际上是介于社会主义(社会工党),我们这些教会人士的主张其实介于教会人士和异教徒,英国人当时讲的异教徒英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比较左的那些异端教派,我们的选择介乎世俗社会主义与异教徒之间的一种主张,当时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坦波尔进行过批评,他主张就是我们今天,左派批评瑞典时候讲的那句话,有人道面貌的资本主义。当时坦波尔地位还不是很高,的942年在特殊的情况下当选英国基督教最高教职,由于战争的缘故,教会和政府合作比较多,世俗的宪政民主和超越性的基督教信仰,这是当时左右两派捏在一起的东西,英国教会在这段时间就发挥了自从近代政教分离以来,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公民与教徒》这本书在坦波尔就任大主教时发表的“施政纲领”,在这本数里面特别强调教俗两界都应该在当前的局势下,建立一种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也是和纳粹式的法西斯式的国家是相对立的,还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战争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国家,战争国家是对抗福利国家的安排。把德国、意大利当时和英美处于交战状态下的集权国家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敌人,也就是所谓战争国家。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这个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中还是在英语中,是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是反对福利国家极右翼人士用这个词,还是提倡福利国家的那些经济学家,像奇摩恩、政治学家舒斯、特神学家像坦波尔,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集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和自由放任国家相对立。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国家这种对立,实际上都是在排除专制集权制度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出现的。
    
    1947年,一位工党议员讲得一番话特别有意思,现在只要是民主国家都是福利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是福利国家,假如这样的话,怎么把福利国家理解为独特的政策呢?我刚才讲的哪些人,他们把福利国家和集权国家看成是一个对立的东西,而且认为似乎按照坦波尔的说法,集权国家就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坦波尔时代,民主的福利国家实际上也在全力以赴进行战争,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即使英美这些国家也是在高度动员的体制下,和一般的和平时期还是有一点不同。像他们批评的强权国家,不管是纳粹还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苏联,虽然我们都说他们是集权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也搞过社会福利,不能说这些国家就光打仗,不搞社会福利,要说这两者是相区别的,就要讲清楚区别到底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民主福利国家也要打仗,强权国家也会搞社会福利,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坦波尔在这本书里头就没有谈得很清楚,但是从我的理解来看,至少有这三点,可以把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民主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完全区别开。
    
    第一,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指的是政府责任,而不是大救星的弄权。弄权指的是,玩弄权力,但是我这个弄权并不一定是要从贬义来理解,你可以把集权领袖也理解为也许他是道德并不那么差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善良的专制者,也许他会善意地弄权,但是善意弄权也和尽责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责任呢,所谓责任就是你不能不做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得做的那种东西就叫做责任。比如说在民主国家,任何一个人需要依法纳税,依法纳税和搞慈善是不一样的,搞慈善是你的权利,但是纳税就是你的义务,不可否认历史上很多的专制国家,从斯大林式的国家到纳粹德国,他们都搞过社会福利,但是和瑞典这一类的福利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专制国家如果有福利,肯定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恩赐,皇恩浩大,如果不给福利,你也不能抱怨,不给是该的,给了是他的恩德,如果把你饿死了,你是活该的,那是困难时期,那是自然灾害,但是如果给了你一点饭,翻身不忘XX,幸福感谢XX。
    
    但是在瑞典这一类的福利国家,比如说瑞典,他们享受了世界上很有名的高福利,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给的,但是你听说哪个瑞典人高喊帕尔梅万岁,社会党万岁,没有说幸福不忘帕尔梅,福利来自国民的税收,政府按照国民的要求,收了这笔钱就要求提供我应该要求的服务。换句话说,人民必须对福利感恩戴的的国家就不是福利国家,为什么必须对他感恩戴德呢?搞福利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是他的喜欢不喜欢都要搞的责任,如果喜欢的话就会赏赐于你,他不喜欢也可以不给你的权力,正因为是权力,他行使就得感谢,如果不行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权力就有这个特点,投了你的票,你得谢票,不投你的票,也没什么可说的。
    
    在瑞典大洋的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那是政府的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干的,那是被统治者要求的,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至于统治者是不是喜欢福利,这个并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都知道瑞典社会党曾经执政很长时间,瑞典曾经在历史上也有过右派执政的时期,而这些右派其实他们是不喜欢福利国家的,但是他们也不能不搞很多的福利,为什么?因为不搞不行的,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除非你能够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就是你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个问题在很多转型的东欧就表现得更明显。大家知道很多的东欧1990年代巨变以后,第一波上台的人大部分都是右翼人士,也就是自由派人士,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者,他们普遍都是在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背景下,供应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东西,他们都是不喜欢福利国家的,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捷克当时的总理克劳斯,克劳斯本人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学得芝加哥学派,他可以说是东欧新领导人中最直言不讳的一个人,他本人也是一个学者。他曾经多次讲过,他主张的是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这些提法都很反感,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的,他要搞的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属于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但是在民主的捷克,任何统治者,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我们知道老百姓古今中外都一样,作为统治者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他都希望权力越大越好,责任越小越好。老百姓都希望统治者的权力越小越好,这样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责任越大越小,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福利,老百姓希望政府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统治者希望我既能够吃山珍海味又可以不跑。因此东欧巨变很多东欧国家的老百姓,要求更多的自由,不愿意接受耿绍的福利,克劳斯执政八年间,捷克变成变成以全欧最高的就业保障和所谓退休金增长比工资更快而闻名,他自己被国外媒体称之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克劳斯怎么回相信社会民主主义呢?但是他一方面必须以起点平等的平均分配还之于民,用这样的方式实现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权私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到了1995年他的一位师兄也是我们在经济学界很知名的一个人,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也是东欧转轨的一个著名的建议者,杰弗里.萨克斯,1995年他到捷克访问,这两个都人芝加哥学派的同盟,当时发生很有趣的争论,他建议克劳斯你要学习亚洲国家,主要是指亚洲四小龙,其中是不是包含中国在内我就不知道了,亚洲的低福利国家主要是指四小龙,后来又几位赞扬中国的人,一位是张五常,未来学家耐斯彼特,这两位先生都认为中国比美国更自由,主要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福利比美国还要少,既然不是福利国家,肯定是很自由的国家,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
    
    萨克斯就建议克劳斯你应该学习那些亚洲虎,应该摆脱那些福利包袱,促进经济的起飞,克劳斯怎么回答他的呢?克劳斯断然拒绝了这种亚洲思想,他声称高税收、高福利体现的是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亚洲国家的水平那是不能允许的。话这么说,民主国家也不都是高福利的,民主国家也可能是低福利的,但是这也必须是选民的选择。民主国家的选民也可能选择了高自由,而不是高福利,但是同样不是统治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与此相反,苏联的福利应该说也不少,尤其是到了苏联晚期,但是那并不是因为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权来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我们认为由于信仰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喜欢搞福利,因此就给老百姓搞了,如果他不喜欢,当然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就是农民,没有什么福利的,在1921年、 31、46年前后曾经连续多次饿死几百人的大饥荒,如果在瑞典,乃至在并不是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家,统治者必然要承担责任,但是在苏联,这丝毫也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给不给福利乃至管不管死活是他的权力,所谓权力就是一件事情他想办你拦不了,他不相干你也不能埋怨。至于他有这种爱好,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可以说福利国家好,也可以说福利国家不好,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可以说,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那是因为制度安排决定了政府有这个责任,而斯大林搞只不过证明了这个统治者有这个权力,并不是只有宪政国家才搞福利,但是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专制制度下可能有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但是不可能有承担福利责任的国家。
    
    我刚才得出的这个结论,与我们赞成不赞成福利国家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认为福利国家或者高福利不一定就是好制度,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法国就碰到一位新自由主义的法国学者,他是对他们这个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批评很厉害,大家知道,法国的农业政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对法国农民实行非常高强度的国家保护,这种政策美国人当然是很反对,在法国内部也有一些属于右翼的经济学家也是很不满的,他就说这个政策如何不好,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位中国朋友中国学者就提了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这么糟的政策,你们政府为什么要干?是不是你们这个政府喜欢搞政绩工程呢?法国学者就听不懂什么叫政绩工程,怎么解释他也不懂,为什么?政府不追求政绩那不就坏了吗,政府追求政绩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不明白的一点是,政府是要追求政绩,但是有一种政府只能追求讨好老百姓的政绩,不能追求讨好上级的政绩,有一种政府是喜欢追求讨好上级的政绩,但是并不是讨好老百姓的政绩,而这一点是没法通过翻译向他表达的。政府都是要追求政绩的,但是我们讲的政绩工程指的是地方政府为了讨好上级政绩,实行一种损害老百姓的制度,我们就把它叫做政绩工程。可是我们理解的贬义词,你是没法给他翻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国,国家对农民的保护也许确实过分,而且弊端不少,但是政府的确是在农民的要求下这样做的,你可以说农民的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一定说老百姓的要求就一定合理,老百姓也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可以说农民的要求不合理,却不能说他们的政府为了讨好上级制造政绩而坑害农民。讨好上级、制造政绩、坑害农民的做法,即便打着造福于农民的旗号与福利国家也应该是毫不相干的。我们通常讲福利国家是有弊病的,但是绝不是这种性质的弊病,所谓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承担了福利责任,而不是统治者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搞福利,你就感恩,他不搞福利,你也没办法,不是这样的状态。
    
    第二,正因为我刚才讲得这个原因,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肯定是正调节,而不可能是负调节,尽管这种正调节的力度可能有高有低,什么叫做正调节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调节,我们把他叫做正调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福利政策既然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的,而不是统治者爱好的,就必然具有正调节的特点。老百姓中,如果穷人多,富人少,当然就会使多数决定产生的福利立法有利于穷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朋友会认为,长远地看也许反而不利于穷人,我们有一些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就会认为,如果二次分配太厉害的,实际上最后反而坑了穷人,我不管这个话到底对还是不对,那个话是长远的说法,至少当下来讲肯定是有利于穷人的。
    
    有些人讲了,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穷人只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是中产社会,绝大多数国民都是中产阶级,我们制定的福利政策会不会有利于穷人呢?通常也是有利于穷人的,这个道理罗尔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使国民已经是中产社会,真正的穷人很少,我们假定人民是经济人,并没有强烈的慈善动机,但是只要罗尔斯讲得那种无知之幕的机制还起作用,我们虽然并不是穷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保证我们的一辈子都处于强者地位,我们都要假设我们也许还会老的,也就是说弱者的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处于这种地位,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判断我们不会落到那种地位,我们不明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这种背景下人民也会倾向选择于有利于最弱者的安排。对这样的逻辑,唯一的挑战就是来自近年为了论证NGO或者民间公益组织为什么需要提出来的理论,针对特殊弱势者的政策失灵理论,第三部门有提供公益和救助,有些人就说福利国家不是能干这个吗?有些人就认为福利国家在有些问题上是失灵的,所谓特殊弱势者,无知之模之外的,我确切知道我不会沦落到那种地步的弱势者,任何人都可能会生病,但是假如我不去逛妓院,我确切知道我不会得艾滋病,要实行一种特别有利于爱滋病患者的政策,也许我就不会赞成,因为我确切知道我不会得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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