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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刘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04日 来稿)
    刘放
    
     一 (博讯 boxun.com)

    
    “文革”已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不少文革当事人都已逝去。且别说巴金这些老人,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也多已两鬓染霜,开始步入老年了。时下的中国,人们对此似乎都已淡忘。那些血雨腥风,那些惨绝人寰的杀戮,都隋历史而去,都隋风而逝。
    历史是什么?严格的意义讲,过去了的就是历史,昨天也就成为历史。而历史就有可能被遗忘,被歪曲,被误读。
    不久前与友人聚会,谈话中有人偶尔提到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席间有一国内出来的年轻硕士研究生,很诧异地问:“什么叫地富反坏右?”
    我们更感诧异,简直就是震惊了。只得详细向他解释了一番。
    可以想象的是,以后中国的年轻人,将完完全全忘却这些历史。一个硕士研究生不知道地富反坏右为何物,那么其他层次,其他群体的年轻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是说全部,而是说相当多的年轻人,将不知文革为何物,将不再知道这些真实历史。
    从这样看来,文革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遥远得象是一万年前发生过的事。对于那些被彻底忘记、一无所知的事来说,一年或是一万年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与忘却伴随的是对文革的曲解、误读。这种曲解误读比忘却更荒唐更可怕。
    前一阵子,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民主过了头,所以产生悲剧。曾特首算来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对中国的文革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文革是民主吗?当年的香江时时漂来偷渡者的死尸,香港报纸也大量报道文革打人杀人的新闻。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等就是假道香港出逃的。特首的无知固然可笑。但以此来抵制香港的民主进程,就不能不令人警醒。忘却并非只是忘却那么简单。
    对文革的遗忘,已不是个别人的遗忘,差不多已是整个民族的集体遗忘。也不是个别人糊涂,而是整体的糊涂。
    甚至有些维权人士,追求民主的作家、知识分子也把文革当作人权、民主的象征。如中国作家田忠国在声援郭泉先生的公开信中写道:
    
    回顾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自毛泽东始,方才开创了无产阶级人权,从那时起,结束了大多数人没有人权的历史。但建国后的事实证明,旧的政权虽然消失,但新的政权结构却不断催生官僚体系,加之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权概念还深深的存在人们思想与行为之中。
     正是基于"周期律"的考虑,毛泽东为防止中国再次出现庞大的官僚帝国,他以深隧的历史目光,以穿越古今未来的历史目光,亲手打碎了他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再一次向官僚体制宣战。
     “造反有理”四个字的核心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人权以政治文本的方式确立下来,虽然今天看那种方式确实有缺失之处,比如说社会引发的动荡,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具有法律的长效机制等等,但他却为确保人民的人权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真让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那些受过残害的幸存者们欲哭无泪。
    事实恰恰相反,文革是人类史上对人权、人性最残酷的践踏和破坏,是最惨无人道的一段历史。资料显示,文革中被打死杀死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就有数百万人,直接受到人身迫害和心灵创伤的则超过一亿人。而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只要翻翻粉碎“四人帮”后那几年的官方报纸,就能看到大量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个词语是当时报刊上使用频率很高的,那就是将十年文革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文革的苦难不堪回首,那是人间地狱,是黑暗的悲惨世界。
    田忠国先生是个年轻作家,或许他真的是不知道事实真相。而另一个文化名人、中年(老年?)作家周国平先生的文章,则是对文革的另一种忘却和曲解。周先生痛心疾首地列举了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现实,然后分析产生这些恶果的根源,矛头直指中国的儒家文化。
    周先生完全忘记了中国经历过文革这回事,直接将现在的社会现实连接到过去的历史中,把罪恶栽赃到儒家文化身上。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本是善良、温顺乃至有点懦弱的民族。儒家文化确是弊端多多。但儒家文化纵有千般不是,却绝不是狼的文化,很不具攻击性。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有时的确很残酷,而这恰恰是他们违背了儒家仁义道德所至。
    正是文革(以及之前十数年的各种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断了中华精神的脊梁骨,扭曲了民族之魂。文革中那种学生杀老师、儿子斗父亲、妻子揭丈夫的行为绝对与儒家思想沾不上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彻底摧毁,其后果将难于估计。如今许多人都在担忧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担忧民族的未来。
    在这种环境土壤中,再难产生灿烂的思想,辉煌的艺术,难于出现思想文化艺术大家。
    文革将遗害千秋万代。
    现在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其根源盖出于此。
    当然也有许多的人将现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改革开放,认为是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经济造成。这是另一种误解。道理很简单,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腾飞、社会转型,但都没有出现中国社会那样的道德沦丧。
    没有找出道德沦丧的真正罪魁,也就是开脱了文革的罪责。
    
     二
    
    
    当三十年前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送上历史审判台,许多人击掌欢呼的同时,都曾充满信心地预言:经历了这场炼狱的考验,中国人民再也不会重蹈文革覆辙了。
    鲁迅先生认为,我们是一个容易忘记的民族。但要真是能将旧事忘去,象喝了孟婆汤那样新生,人人单纯如处子,倒也不错。中国若是从此一帆风顺,歌舞升平,直到永远,那也谢天谢地。
    问题是人类不可能割断历史,不可能割断文化。
    就算痛苦可以忘却,而罪恶却象毒瘤,其基因会遗传下来,继续为害人类。
    很明显,人们忘记的只是文革的苦难,忘记文革对中华民族近乎覆灭的悲剧。没有人去记取惨痛教训。
    现在看来,非常不幸,文革这场历史瘟疫并未让我们民族产生免疫的抗体。
    打开网络,随意搜索一下,就不难找到一些歌颂红太阳、为文革翻案叫好的文章和网站。有些文章更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查看网民留言,文革式语言隋处可见。许多粪青们不断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知名校友”; 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而我们知道,当年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背景,正是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打人杀人成风的时候。毛接见宋彬彬的行为本身,以及宋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宋说的那句“要武嘛!”的最高指示,都对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功用,从而掀开了更血腥的一页历史。
    在中国城乡,以“毛泽东”为卖点的酒馆、饭店隋处可见。这些餐馆除推出一些据说是毛泽东喜欢吃的菜肴如红烧肉、猪肘子等,其陈设、装饰都充满文革味,墙上挂的是毛泽东画像,涂着文革标语或毛语录。连餐馆服务员也穿着红卫兵服装,臂戴红袖章。
    有些新开张的企业、商场也以类似的方式扩大宣传,招徕顾客,雇来一帮人穿着红卫兵服装大跳“忠字舞”,唱语录歌。
    据说还有一些企业,如海尔集团、南街村等,每天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念毛语录,学《老三篇》,俨然仍在文革之中。
    人们已经彻底忘记这些行为的罪恶本质,忘记了这些曾经差点摧毁了我们民族的荒诞行径。
    当然这些只是民间行为。然而官方也不甘落后。
    教育部最近已将文革期间的京剧“样板戏”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今后这些中小学生都要唱京剧样板戏了。当然这些戏剧本身并不一定有多么坏(三突出这类东西完全可以放在学术范围内去讨论),但当年江青通过样板戏对民众强行灌输某种意识形态,几乎达至疯狂的程度。无疑它作为一种强烈的政治符号,已给当年受害者带来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将样板戏编入教材,是对文革的一种变相肯定。也是对历史的绝大讽刺。
     不久前,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为首的一些老干部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批评现在的领导人“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公然为文革翻案。这些极左派们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在网上炒作,叫嚣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去年,社会上出现了《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的公开信,接着又出现《170名老革命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这些老干部联署签名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也是公然指责改革开放,否定结束文革以来的改革政策,直接点名邓小平。这些人认为现在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他们呼吁共产党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言论自由、时代民主的象征。但鼓吹歌颂邪恶,即便是再民主自由的社会也不会被容许――为道德所不容,为人性所不容。在西方社会,一旦出现歪曲历史为纳粹辩护的言论,马上会为千夫所指,人神共憎。
     而在中国这场跛足的改革中,由于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产生严重社会问题。那些利益受到伤害的社会边缘群体,对这些老干部的观点都持认同态度。这些群体对社会不满,又缺乏资讯,思想封闭,极容易被误导,将解决问题的出路寄托在回归专制时代。所以,这些老干部并非是孤立的个别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某些群体的思想和立场。这些人与政界、学术界的极左派们,及网上那些叫嚣为文革翻案的粪青遥相呼应,已经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阻力和新障碍。
     无疑,清算文革、全面评价文革已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而社会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迷误,其根源就在于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算的阙如,没有将文革的真实历史曝光,而是刻意掩盖、歪曲。
    从这样看来,文革并未离开我们,而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甚至有人断言,若再来一次文革(当然名称不一定叫文革)那样的动乱,许多人仍会疯狂投入,造成的危害将更难于想象,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万劫不复。
    因为,如今已经不存在文革前那样的道德基础。也不再有毛泽东那样的操控权威。如果说当年文革红卫兵盲目崇尚所谓的革命理想,那么新的文革将会是一场没有任何约束的破坏和劫掠。而我们的资源、环境、人口都接近极限,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文革这样一场浩劫,尚不能警醒我们的民族,也只能“哀之复哀之”了。
    
    
    
    
     三
    
     人类可以将有些动物如狗、马甚至猛兽成功训化。但可悲的是人类本身也极容易被驯化。只是时间要稍长些罢了。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认知,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在特定环境下,连是非、美丑都可以扭曲或颠倒过来。而某种观念一旦形成,成为一种文化,成为理所当然,成为政治正确,白也就变成黑,鹿也就变成马,很难再纠正过来。如此几十年下来,一代人长大了,两代人长大了,他们根本就无从知道事实真相。
     “汉人学得鲜卑语,高踞城头骂汉人。”在历史上,这样可怜又可悲的事例是很多的。以清代为例,清兵入主中原时,强迫汉人削前发,留辫子。汉民们哭天抹地,许多强悍者情愿留发不留头,慷慨就义。两百多年后辛亥革命,同是汉人,也有许多人哭天抹地――事情刚好相反,这回却是死活不肯剪辫子。他们已把正、反及是非黑白颠倒了。而对“扬州十日”、“嘉庆三日”这样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再没有人去记起、清算。
    历史可以很轻易地将血迹抹去,是非也可以完全颠倒过来。
    去年,一些在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发现梅西大学校刊封面出现毛泽东身着女装画像,认为是“污辱我们的伟大领袖”,提出抗议,游行示威,差点酿成外交风波。
    而在韩国就读的中国小留学生,看见韩国龙仁市一宠物店装饰的天安门图片中间挂着小狗照片,引起他们的愤怒,告到中国驻韩国使领馆。最终,由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这个宠物店的老板不得不将“狗头像”撤下来。
    最近,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在西班牙《国家报》刊出的广告中,也有一个表情不佳的毛泽东像,同样有人认为是污辱了中国人的形象,引起轩然大波。
    这里抛开这种畸形的民族主义不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青少年们对毛泽东、对文革完全不了解。经过几十年的“培养教育”,毛泽东在这些新新人类中重新成为英雄偶像,重新成为神。
    不久前有朋友举家出国旅游。他们十六、七岁的孩子跟我大谈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是淡淡地告诉他,如果毛泽东健在,象他们家那样“先富起来”的人,首先就会被列为专政对象。我并没有更多的告诉孩子,毛泽东杀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受到精神或肉体折磨。
    孩子惊愕地看看他的父母,父母默默地点了点头。孩子迷惑了。
    这能怪孩子吗?在中国官方宣传中,早已隐去文革、反右、土改、镇反这些血腥残暴,非人性的真实历史。当局并将文革、反右等设为禁区,严禁人们研究讨论。对青少年思想成长有直接影响的教科书更是要么提都不提,要么完全篡改。而另一方面,则对迫害者继续歌功颂德,把狼指作羊,将恶魔当菩萨来拜。倘若我们是孩子,我们也一样会上当。
    而据说,春节期间,每天都有上万人冒着风雪到韶山毛故居进香朝拜,其中许多人是驾着私家车前去的。想想是很幽默的。如果毛泽东仍在,这些有车族首先就是他的革命对象,这些人受到残酷斗争、没收财产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看看当年的地主、资本家,有几个能拥有汽车的?这样简单的道理,竟然无人醒悟。
    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民,忘记了毛时代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剧,改革开放后吃饱了肚子,就建起毛泽东庙,烧香膜拜,说是感谢毛主席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真教人哭笑不得。
    更有甚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竟写文章、上电视为毛的杀人历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什么理论,给毛的杀人作心理分析。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 的《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将毛的杀人行为说成是“深沉的动力,崇高的道德了”。胡说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征”。
    这种公开颂扬杀戮,为杀人者唱赞歌的知识分子,让人毛骨悚然。新的张春桥、姚文元们已呼之欲出。
     文革与毛泽东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毛本人也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虽不能将文革看成纯粹是毛的个人行为,但文革在事实上是毛泽东个人意志个人行为的体现,是他一手策划、领导、发动和实施的。这是独裁专制体制所决定的。文革自始至终贯串着毛的思想,毛的路线,乃至毛的个人性格、品德特征。
    因此,要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毛。任何对毛肯定而对文革的否定,都是自相矛盾的,荒诞的,是一种悖论。真正想全面评价文革就必须全面评价毛,要全面清算文革罪恶就无法回避毛。
    同时,所谓的“文革十年”,也并非是孤立的,文革与此前十七年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离的。反右、大跃进、土改,都是一根藤上的一串瓜,因此只清算文革不清算前十七年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不能成立的。
    而全面评价毛,全面评价文革及前十七年,就无法回避体制,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牵一发动全身,打墙也是动土,挖薯藤就会连带挖出最大的薯块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当局、几任核心不敢清算文革的原因。
    所以,除非全面启动政治改革,走向宪政民主,否则全面评价文革,清算文革就无异缘木求鱼。
    也只有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遏制产生文革那样的动乱。
    
    
     四
    
    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仍认同毛和他的思想的,毕竟属少数人。更多的民众则是一种麻木。人们都在朝钱看,追求物质享受。或只是为衣食忙,为稻粮谋。生活忙忙碌碌,人生奔奔波波。没有人愿意去记住这些痛苦经历。年轻人则享乐今朝,生活有太多的选择与诱惑,他们更不愿去背这些历史包袱。
    应该说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能如此浑浑噩噩,就必须还历史以真实本来面目。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难于有科学的发展观。
    古时司马迁以一人残疾之力,用竹简记述了真实的历史。难道我们资讯时代社会,连竹简记事时代都不如吗?我们愧对祖宗也对不起后人。
    首先,忘记这些,对受难者不公。文革中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遭受迫害。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不能彻底清算文革,历史变成一笔糊涂账,何以对得起那些蒙难的冤魂?
    其次,是非不清,善恶莫辨,何以正本清源,重建民族的文化道德体系?既然文化道德体系是在文革中被摧毁、破坏,就有必要从清算文革开始,该批判的批判,该反思的反思,该忏悔的忏悔,一点一点地恢复传统,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构建和谐、宽容、仁爱的道德体系。
    最后,也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只有对文革彻底清算,深刻认识到文革的危害,才有可能使全民族大彻大悟,不再重蹈文革这样的复辙。
    在文革结束后,受害最深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曾对文革作出强烈控诉,大声疾呼过对文革的清算。例如巴金也提出过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很快被当局软硬兼施加以制止。紧接着的经济、物欲狂潮吞噬了人们的良知,再无人去记起文革。算起来,只有少数的人没有放弃,例如身在海外的一个弱女子王友琴,就象精卫填海那样仍在坚持着收集文革罪证。
    当然,文学界也仍有不少人没有放弃对文革的揭露。大量小说、纪实文学对文革,及文革之前社会真相的揭露批判还是相当深刻相当尖锐的。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出版物,当局的查禁毕竟已力不从心。就连被人喻为优秀军事小说的《亮剑》,她的真正主题其实也是对文革及产生这种悲剧的社会基础作出严肃思考和否定。
    但是时代变了。在多元媒体、视象艺术普及的资讯时代,文学本身的边缘化已难于避免。只有极少数的读者仍在关注文学,文学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初那样对社会产生强大影响和冲击效应。而希望以文学来担当这一角色本身就属不正常。
    无疑,能够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国家媒体,是报纸、电视。还有建立起文革纪念馆、博物馆,展开学术研究等。这些媒体宣传和国家主导的软、硬件结构,其权威性及对社会的影响力,远不是文学作品所能代替的。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的教科书。每一个公民从小接受教育,直接就从教科书上吸收知识。孩子差不多都是从教科书上完成思想、道德、文化的启蒙,形成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及道德观。
    很显然,如果国家媒体隐瞒历史,或歪曲历史事实;如果教科书也是如此,那么培养教育出来的人(俗称喝狼奶长大的),会明白历史事实了解历史真相吗?能分辨是非曲直吗?
    因此,如果执政当局不改变这一做法,不让人民了解真实历史,要全面评价文革、清算文革罪恶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经历过文革的见证人渐渐离世,这一页血迹斑斑罪恶历史就将被永远掩盖。而当后人的后人读到这页历史,很可能就是象我们现在读清史时看到的那样,“扬州十日”、“嘉庆三日”也只是寥寥数笔带过。
    当然更可怕的是,如果再有文革式的动乱,我们这个没有觉醒的民族将何以堪?
     文革毕竟是全民族都被卷入了。除了领导者和执政党要负主要责任,许多个人也须深切反思,也须忏悔。回过头来看,我们许多人在文革中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如果国家和执政党没有忏悔,甚至连事实都歪曲隐瞒,在真相都不公开的情况下,让人民忏悔,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只有在公开事实,真相大白,彻底清算的基础上,一般民众才可能有所认识,深切反思,然后才能忏悔。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离我们是那么远。又是那么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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