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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写在“两会”前夕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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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8-02-28]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江棋生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又快开张了。在以往“两会”期间,我唯一真正关注的,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尽管当局照例事先安排国内记者当“托”,并让他们和答问者的互动占掉三分之二的时间,但由于有国际媒体记者的发问,我还是总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得到一些可加称道的收获。说实话,与台湾的马谢电视辩论会相比,这样的招待会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我来说,就算是局部食之有味,比鸡肋要强三分了。
    
     与国内记者苦于不能说真话不同,国际媒体记者虽说不能放言无忌,但大体上都能问自己心里特别想问的问题。即便按中国官方的要求须将问题事先通报,他们也还保留临场机变的权利。因此人们不难发现,当国内记者发问时,答问者通常都面露微笑,显得气定神闲。而当境外记者发问时,答问者则蹙眉敛容,不敢懈怠。这个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特别希望听到境外记者问出精彩的好问题。什么叫精彩的好问题?就是答问者不能蒙混过关、打马虎眼,而只能实话实说的问题。每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出,会场的气氛会渐趋凝重,答问者的脸会越拉越长;而他在答问时,也就不能把实话都藏着掖着,尽拿官话套话来敷衍人,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来糊弄人了——这类记者招待会全部真正的价值,不就在于此吗?
    
     每当听到这类精彩的好问题,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拍案叫好,大呼“值了,值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境外记者问的大部分问题,不属精彩的好问题。当那些问题被提出时,会场气氛依旧,答问者则逐步眉展目舒;问题提完后,答问者莞尔一乐,还会夸上一句:“你提了个好问题嘛。”这时,我对境外记者不免心生责备之意。我想,他们自然也懂得“功夫在会外”的道理,但平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见识和水准上多下点功夫,好好练一练把真话说好、把问题问好的基本功呢?
    
     十多天之后,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又将举行了。我不奢望国内记者会产生胡紫薇式的冲动,豁出去问精彩的好问题。我只期待有切实人权保障的境外记者,能够珍视自己的机会,多问几个好问题。昨天,有个外国记者对我说,他打算问温家宝“除了搞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还想不想搞民主”的事。我说,你要是这样泛泛而问,则温家宝有一大堆现成的话在等着你。这是因为,“民主”这个相对抽象的词已被中共成功脱敏多年了。别的不说,中共十七大报告就不厌其烦地将“民主”这个词提了好几十遍。你那样发问,可以说正中人家下怀。从“党内民主”到“基层民主”,温家宝可以把你给侃晕了。
    
     我建议那位外国记者问下面这个问题:现代民主有两个不可忽缺的要件,它们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尊敬的总理先生,您对邓小平“不搞三权分立”的主张还要坚持多久?您对多党竞争轮流坐庄还要反对多久?我对他说,面对这样高度敏感、不存歧义的问题,温家宝打不了马虎眼,只能将他反对现代民主的基本立场说出来。也就是说,他只能给出明确的、真实的信息。据此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确认,温家宝嘴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精彩的好问题具有判决性,它不仅可以检验温家宝,也可以检验其他人。如果你问“体制内”人士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他会笑着回答你: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你问俞先生:三权分立是不是好东西?多党制是不是好东西?这可就点了他的穴道,将了他一军。我猜他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人们对他不久前言及的改革举措上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是什么东西,也就心中有数了。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体制内”人士胡福明和周瑞金,我想他们也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30年来这二位先生所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人们也就清楚了。
    
     几天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先生发表了他关于新闻自由的学术研究报告。为此,我专门重读了他先前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在要问:同为“体制内”人士的张博树先生,会如何回答关于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问题呢?从他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得知,他的答案极为鲜明,那就是: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我认为,这才是自30年前批判“两个凡是”以来,“体制内”人士理应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
    
     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两个好东西,如何能在中国大陆变为现实呢?张博树先生的主张是:通过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来实现之。我认为,这的确应当是民间民主力量和党内宪政改革派的第一选择,是应当努力争取的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最好可能。不过,作为“体制外”人士的我,有必要在这里申明张先生没有提及的一种可能:在当权者拒绝宪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可取的选择,即通过天鹅绒革命迫使当权者下台,从而在高度整合后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创建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
    
     所谓天鹅绒革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东欧的、旨在和平地谋求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革命。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主张在中国不应搞天鹅绒革命,而应搞暴力革命,要以鲜血和生命去换来自由的新天地。我不想讳言,对这样的主张,我只能说不。理由和米奇尼克当年在波兰给出的一样,一是不现实,二是不可取。近几年来,伴随着一些断定中共在2008年或2009年前必定垮台的“预言”及相应的“倒计时”的流行,呼吁告别非暴力、号召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的主张时有耳闻。我想我应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那些“预言”,我不得不将其看作戏言;对“倒计时”和“总统令”,我不得不将其视为过家家;而那些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抨击“软体动物”、鼓吹暴力革命的“正义”之声,则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体制内”人士张博树先生已经把宪政改革应当如何搞说清楚了。我想,当下中国“体制外”人士要破解的课题是:如何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从而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或者,非暴力地迫使拒绝宪改的当权者下台,从而创建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2008年2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8日播出)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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