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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民党非彼国民党/潘佳瑭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25日 转载)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最早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95年8月孙中山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人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蒋经国、李登辉,以及政党轮替以来连战、马英九、吴伯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其政党理念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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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追求民主屡遭挫折和失败的革命型政党。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革命力量和希望。孙中山避居上海时,中国共产党曾派代表去见他,刚到中国的苏联代表越飞也与他见了面,李大钊、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还多次与孙中山进行恳谈,就民主革命问题交换意见。1921年底,经李大钊介绍,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约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进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二是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孙中山过去一直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借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要办军官学校。对此,孙中山十分赞成,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要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然后“用改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心重组革命力量,联合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过去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推翻北洋政府,夺取政权。1922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一个多月后,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再到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任大元帅。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把国民党改组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10个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组织部和农民部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中共党员领导。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浦创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亲自任校总理,委派蒋介石任校长,同时借鉴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熊雄、聂荣臻、肖楚女等中共党员先后在军校任教,并聘请苏联顾问加伦等人,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训练军事人才。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事,1925年1月到达北京后,因患肝癌,积劳病发,不幸于3月12日逝世。孙中山在遗嘱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共同奋斗,完成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不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迅速走向独裁专制。蒋介石是孙中山培养的接班人,他既想掌控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又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影响其权力基础,本身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但是,在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期,蒋介石根基不稳,不敢公然反对三大政策,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占多数,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蒋介石为了换取西方列强和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支持,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领袖后,不惜放弃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垮总兵力约40万人的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攻克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全部或一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并主张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使之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国民党中央则决定迁都武汉。
    
      与此同时,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在华特权,对蒋介石软硬兼施。当北伐军逼近上海、南京之时,美国从马尼拉调来4000军人增兵上海,英、日、法、意等国也加派军舰和军队,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超过2.3万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各国军舰达90多艘,积极部署兵力,准备进行军事干涉。在蒋介石派戴季陶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以后,美国派出代表与蒋介石进行会谈,英、美的大买办虞洽卿也新自到南昌说项,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帝国主义就同意关税二五附加税,并从财政上支持他。3月下旬,帝国主义者承诺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群众,同时会同上海大资本家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经费,承诺政变后再给 3000万元,作为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的资本。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2日,他指使上海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自租界分散四出,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所布置的军队则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双方”的枪械,大肆抓捕工人领袖、中共党员和革命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南市召开了 50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并整队往龙华北伐军的总指挥部请愿。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在闸北青去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给10万工人群众(包括许多女工和童工)整队向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提出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进攻纠察队的祸首,肃清流氓分子等要求。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的屠杀密令,正严阵以待。当请愿队伍到了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二师司令部即命令用机关枪向徒手的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仅3天内,上海工人被屠杀者就达300余人,被捕者 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0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4月18日,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事力量,在南京另行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并立。随后,蒋介石继续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大批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蒋介石发动政籴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开始进行反共活动。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乘武汉大部分军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想乘虚袭取武汉,后被叶挺率卫戍部队击退。21日,驻扎在胡南长沙的三十五师由许克祥率领一个团发动政变,袭击并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坚持“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政策,一再让步,反而助长了汪精卫集团打击工农、煽动“分共”的嚣张气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出国。宋庆龄发表了严正的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举行“分共”会议,进而封闭工会、农会,打压工农运动,甚至喊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量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
    
      1927年9月,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蒋介石全面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开始了长达22年的国民党统治。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全国统一,结束了军阀混战,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蒋介石利用外交手段处理了割让租界的问题,收回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国民政府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并且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中国的海关权和汉口租界、威海市。
    
      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仍然是西方列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国民政府抛弃了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长期实行血腥的专制独裁统治,实行的是“联帝、剿共、压制农工”的政策。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社会财富继续向特权阶层聚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工人依然困苦不堪。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继续实行白色恐怖,大批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1927年政变到1929年,约有 45万人被国民政府杀害。到1932年,被屠杀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历史功绩的。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事变后,蒋介石宣示求战必应战的原则,全面发动抗日战争,先后投入大量兵力与日军展开重大战役。据国民党的军事报告,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与日军大的会战有22次,包括三次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豫中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主要战斗有907次,毙伤敌伪军228万人,击毙日军陆军大将诼田攻、中将中村正雄、木谷资俊、酒井直次、木村千代太、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大角芩生和陆航中将小笠原数夫等少将以上军官40人,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涌现出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等一批著名抗日将领。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陆军累计阵亡、负伤、失踪321万多人,空军阵亡4300多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为国捐躯的师级以上军官有我们熟知的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张自忠等73人。1929-1933年,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大约2.5万名,约1万名在1937年7-11月的对日作战中牺牲。在大型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伤亡巨大,整连、整营、整团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有无数可歌可泣、壮阔宏大的英勇壮举。在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4、5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达半数以上,其牺牲之壮烈,在世界各民族反侵略历史上鲜有其例。英国驻中国司令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民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承担着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主力的艰巨任务。1941年日本投入战斗的陆军部队共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作战的有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8.7%。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英等国很快对日宣战。9日,国民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日军随即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攻势,不到一个月就先后入侵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10日,中国政府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紧急形势,建议中英美苏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击日军。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会见,采纳了中国的建议,组成反轴心同盟。25日,拟就联合宣言草案,规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元旦,宣言发表,入盟国有26个。接着,罗斯福提议组设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设立联合参谋部,辖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地区,全面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力量。当时中国已有200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国民政府仍然派出24万军队与驻缅甸、印度的盟军并肩作战,有效牵制了太平洋地区的日军,为盟军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 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中国作为联合国缔约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其中,政治问题主要是于23日晚和25日下午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次长谈中讨论,双方就八个方面的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包括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之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华盛顿共同拟定了联合国宪章草案,该宪章成为次年成立联合国大会的依据。客观地说,中华民国代表了中国近代的一段历史,中国之所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无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八年打下来的。
    
      可悲的是,抗战硝烟还未散尽,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就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苏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不顾民众要求民主与和平的诉求,拒绝组建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继续实行剿共政策,重新挑起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仅对苏区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屠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而且对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施以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甚至暗杀,如杨杏佛、史量才、方振武、杜斌丞、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均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的政治黑暗以及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在国共军事较量中,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残余力量则败退台湾。
    
      在台湾,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罔顾民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先后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措施,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分到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自耕农数目大大增加,同时推行币制、税制改革,实施外汇管制,大大促进了工农业发展,使台湾经济于1952年就大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物价涨幅渐趋缓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发展经济上具有诸多优势:一是人才优势,有国民党当局从大陆带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行政人才、财经人才、学者和企业家,包括尹仲容、李国鼎、俞鸿钧、严家淦、俞国华等财经专家和技术官僚,填补了台湾光复初期的人才空白;二是资本优势,国民党先后分三批从大陆运走全中国国库的277.5万市两黄金和1520万元银元,国民党当局以这些黄金作为保证金发行新台币,维系了台湾经济的稳定;三是美援优势,有美国提供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仅 1951-1968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援助总额就达14.8亿美元之多;四是政策优势,1953年国民党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确定了工业发展的两大原则:其一,凡可以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对国际收支有贡献的工业优先发展,其二,凡属可以民营的事业,尽量鼓励民间投资兴办,并采取了关税保护、进口管制、复式汇率与外汇管制、设厂限制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台湾工业的发展水平。1960-1972年,台湾进出口贸易额从1.64亿美元增加到 29.88亿美元,增长18.2倍,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达到24%,GDP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GDP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生活迅速改善,但国民党当局依然延续了在大陆时期的专制独裁统治。
    
      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向社会党性质转变,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蒋经国首开台湾民主之先河,在适当开放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本土化”和年轻化政策,尤其是在出任“行政院长”以后,更是将“全面革新”的重点放在扩大台籍人士的政治参与上,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废除了“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去世时,国民党的240万名党员中,台籍达80%;“行政院”所属各机关49万名公教人员中,台籍占74%;国民党42万军队士兵中,台籍占 79%。
    
      在经建上,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从1974年推出兴建高速铁路、台中国际港、苏澳港、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核电厂、发展钢铁、造船、石化等“十大建设”,总投资额为2000余亿新台币,到1979年全部完成;1978年又推动预计总投资额为4000亿元新台币的“十二项建设”,除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1979年国民党当局还在新竹创建了科学工业园区,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进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台湾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转变。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实现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 1972-1980年,台湾尽管遭遇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GDP实质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8.9%,工业生产和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分别高达11.4%和12.8%;1980-1987年,GDP年均增长7.9%,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
    
      李登辉上台12年,有功也有过,总体上是过错明显大于功劳。在功劳方面,他对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过错方面,他不断玩弄权术,官商勾结,把黑道势力引入政界,鼓吹“两国论”,把国民党引向沉沦,致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国民党两次分裂,黑金政治愈来愈烈,台海出现新的危机。1993年8月 10日,国民党“新国民党连线”成员赵少康、王建煊等人,因不满李登辉玩弄权术、黑金政治和台独倾向,宣布脱离国民党,另行成立新党,发布了“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反金权、反台独”等宣言和主张,造成国民党迁台以后的首次分裂。因不满李登辉的压制,原国民党少壮派领军人物宋楚瑜在200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失败后,宣布成立亲民党,强调要让陈水扁了解,如果要搞“台独”,亲民党会第一个不同意,其中许多党员也是来自国民党,实际上造成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当然,台联党也吸引了少数国民党人士,如李登辉在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后,加入了台联,成为台联的精神领袖,现任党主席黄昆辉也是来自国民党。
    
      政党轮替以后,国民党开始了卧薪尝胆的日子。李登辉下台后,连战继任国民党主席,并在国民党“十五全”临时会上正式当选党主席。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失败,国民党继续卑躬自省。2005年7月,马英九与王金平角逐新一任国民党主席,经过104.5万名国民党党员投票(占党员总数的50.2%),马英九最终以72.4%的得票率当选,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了国民党新一轮的改革和转型,增强了党的活力,赢得了民众支持。2007年2月13日,台湾“高检署”公布起诉书,以贪污罪起诉马英九,马英九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4月24日,代理主席吴伯雄在补选中以87%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进一步展现国民党反省、改革、团结、致力于推动台湾发展的决心,并在第七届台湾立委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
    
      对国民党来说,在2000年和2004年的“大选”中均告失败,是两次沉重的打击,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数十年,不断纠正自身过去的错误,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国民党曾经在台湾连续执政50多年,在野的最初4年,固然有很多的反省,但4年的时间或许还不够长,反省可能还不够深刻。对国民党来说,在野8年有助于国民党痛定思痛,是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从而真正成为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中间路线党。
    
      与政党轮替之前的国民党相比,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明显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富有变革意识和活力。国民党由大陆迁往台湾的政治人物,已经完全退出台湾的政治舞台,其中大多数甚至离开了人世,而国民党的中生代、新生代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层次较高,思维活跃,具有开放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观,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政党理念趋于理性中道。尤其是李登辉辞去党主席后,从连战到马英九,再到吴伯雄,国民党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主席,不再象过去蒋介石任总裁、蒋经国或李登辉任主席,少则十多年,多则数十年。当然,并非政党领袖变动越频繁越好,而是体现了政党领袖的新面孔,体现了国民党的开放性和改革精神。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过去党内精英分子往往靠论资排辈,很难出头,如今的国民党,通过赛马场上选良驹,形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良性机制。2005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两年后获得2008年 “总统”参选人提名,较民进党参选人谢长廷年轻4岁;在2005年国民党党员代表直选产生的中常委中,出现了林益世、周守训、林奕华等一批40岁以下的新面孔,其中,林益世年仅29岁时就成为台湾最年轻的“立委”,并当选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出任国民党副主席,2008年接任政策会执行长,重现了国民党的活力。
    
      二是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国际上享有“现代管理之父”、“大师中的大师”的美誉,他认为决策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在没有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决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任何一个政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必然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只有具备强烈的反省意识、超越自身利益的政党,不断否定自我,不断提升自我,才是不断进步的政党。国民党有长期的执政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沦为在野党近8年来,不仅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且鼓励不同的声音,通过认真检讨,深刻反省,其政党理念更加成熟。马英九卸任台北市长后专任国民党主席,不到两周,即提名吴敦义、杨渡分别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和文传会主委。由于这两人都曾严词批评过国民党,国民党中常会在讨论此人事案时,争议声不断,但人事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体现了新一代国民党人开放的胸襟。
    
      三是具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国民党尊重司法,比较理性、传统,面对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常倾向于走司法程序,而不是组织发动街头运动。如黄俊英竞选高雄市长时,因陈菊阵营抛出自导自演的“走路工事件”,致使此前民调一直领先的黄俊英意外败选,对此,马英九坚持走司法程序,有人则提出批评,认为国民党当时应该象民进党那样,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对于贪腐的陈水扁,国民党依据法律程序,先后在立法院三次发动罢免案,均因民进党全力阻挠而未能通过。有人据此认为,民进党无耻,国民党无能。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民进党无耻是事实,国民党无能则不符合实情。在野党确实应该严密监督执政党,但在野党不是没有监督,而是根本无法监督,对于由一帮政治流氓组成的民进党,只要支持罢免的政党席位不足三分之二,任何政党都无能为力,难道国民党也应该加入倒扁的红衫军?对于死活赖着不下台的陈水扁,国民党发动街头运动能奏效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依法推动罢免案,还是发动街头运动,对民进党都是无效的。要让贪腐无能的陈水扁下台,关键因素不在民进党外部,而在民进党内部。国民党确实“无能”,不会撒谎,不会骂人,不会打架,不会煽动仇恨,不会撕裂族群,不会制造敌人,国民党能做的,只能是依法推动罢免案。或者说,如果国民党象民进党那样“有能”,让谎言、谩骂、斗殴充斥整个台湾社会,台湾岂不更现乱象?也许,如果让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者英国保守党、工党到台湾与民进党竞选,可能都会惨败,甚至比过去的国民党输得还要惨。
    
      四是在政党竞争中灵活务实。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个性是想着顾全大局,在危机和变革中缺乏胆识和魄力,软弱无力,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民进党造谣,国民党就出来澄清,民进党设定议题,国民党就紧追,民进党玩什么把戏,国民党就陪着玩……事实上,如今的国民党政治立场比较中道、温和,在政党竞争中展现出灵活务实的一面,无需象民进党那样去不断制造欺骗民众的议题。国民党在“中选会组织法”上选择搁置、妥协,在中正纪念堂更名议题上选择沉默,都是不得已的务实选择,因为陈水扁即将卸任,为了避免个人和家庭被清算,已经焦虑到无以复加、丧失理智的地步,国民党此时不能与之针锋相对,否则容易授之以柄,让陈水扁得到机会宣布戒严,延续贪腐政权。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的考量,以推动“入联公投”来欺骗民众,国民党为反制民进党,遂推动“返联公投”,本身体现了灵活性,虽然同样是欺骗民众,但相对民进党来说,此举确属国民党的善意谎言——在民众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党不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反而容易被民进党钻空子,以致让民进党的阴谋得逞,并继续为非作歹。
    
      五是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基本而核心的意义,一是对外民族自求解放,摆脱列强的瓜分和统治,二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则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大融合,形成 “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他对民权下的定义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创立了“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认为用“五权宪法”组织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机关,才会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人民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有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民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实际上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表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两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这些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如今的国民党有所变,有所不变,变的是灵活务实,不变的是政党理念。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政党。客观评价国民党的积极变化,并非说它已经彻底反省,或者说它已经完美无缺,更不是说它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政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党。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一定会有极少数政治人物成为贪腐者、滥权者——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政治人物在野时信誓旦旦,对当时官员的贪腐、滥权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可是一旦自己掌权,就可能迅速蜕变、堕落、腐化,成为民众唾弃的对象。
    
      前车之鉴,后师之师,国民党如果重新上台执政,唯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认真汲取民进党的教训以及过去失去政权的教训,居安思危,尽心尽力为民众做事,才能赢得台湾民众的长期信任与支持。一方面,要紧紧贴近民众的需求,努力提升民众的福祉,依法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党内作奸犯科者,要依法惩治,绝不护短,凡是损害国民党形象的,必须依据党章进行严肃训诫或果断作出处理。否则,国民党在卧薪尝胆八年之后重新上台执政,即使做得比民进党好,与民众的期待也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依然存在被民众唾弃的风险。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民进党在第七届立委选举中大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因为民进党辜负人民的期待与付托,人民才会以选票对贪腐政权表达不满,甚至舆论认为选举结果是选民教训民进党,而非国民党做好改革,“这种意见一定要听进去”。与顽固保守的民进党不同,国民党早已摒弃了冷战思维,如能重新执政,将可提供民众有别于民进党的路线选择,以社会和谐取代分裂与对立,以拚经济取代拚政治,以开放取代封闭,在确保台湾安全前提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当然,国民党自身的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今后只要继续秉持不断反省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和提升,就能带领台湾民众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原载《联合早报》,2008,2,19,)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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