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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株连六万人的「现代文字狱」并未彻底翻案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4日 来稿)
—— 读《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

    
     一、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仍有余威。 (博讯 boxun.com)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念了康生写的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定为反党性质,株连六万人,上至习仲勋、贾拓夫、刘 景范等等高级干部,中至工人出版社社长、编辑杜丽生、何家楝,下至陕北老区的农民,甚至把已经牺牲的刘志丹本人也打成叛徒,打出一个「西北反党集团」。从 一九六二年九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康生把《刘志丹》钦定为「反党小说」,揪出「习贾刘反党集团」,到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发出五十三号文件,认为:《刘志 丹》不是反党小说,整整过了十七年!
    
    李建彤一九八○年重新开始写作《刘志丹》,一九八三年写完第二、第三卷,修改了第一卷。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最后一段是:「小说《刘志 丹》三卷本正式出版后,又遭到当年那些机会主义者的围攻和诬告。他们仍身居高位,结成团伙,上下串通。中央的某些领导妥协了,又把我的小说压了下来。」
    
    作者隐隐约约告诉读者们:四十五年以后的二十一世纪了,毛泽东当年的「反党」定性,并没有彻底翻案。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三卷本仍旧悄悄地被「压了下 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新华书店里并没有《刘志丹》这本书。刘志丹不是叛徒,平反了,但是小说《刘志丹》并没有彻底平反,被「压了下来」!不是文革 中的明枪,而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式暗器:「压下来」。仍然是「禁书」!毛泽东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仍在作威作福。
    
    李建彤的遗作《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未能在大陆出版,也证明《刘志丹》案并未真正平反,大冤狱的阴云未散。这是高喊「现代化」「民主」的中国的悲哀。
    
    二、惊弓之鸟的共产党员,只有恐惧的自由:「千万不要申诉」。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令中国共产党人羡慕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他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思想恐惧之中,只有恐惧的自由。即使在毛泽东死后,「四人 帮」倒台后,被打倒的邓小平上台之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仍然生活中精神上十分紧张的恐惧,恐怖之中,从李建彤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 多人的战战兢兢的灵魂和可怜的人格,折射出毛泽东时代的恐怖仍然作为遗传基因留给后毛时代的受害者,永志不忘。
    
    李建彤找中共中央党校马文瑞副校长,批《刘志丹》时也挨整的老西北干部,问能不能申诉。马文瑞的回答是:「你的问题没人敢受理,因为是中央定的。」
    
    李建彤又找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当年的鲁艺院长、李建彤的老师:「我去申诉行不行?」周扬的回答是:「中央定的案,主席说了话的。你只能藏书,不 能出书了。」过几天,周扬的夫人苏灵杨又打电话给李建彤说:「周扬同志很关心你,叫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申诉。那是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主席说了话的。」
    
    李建彤又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习仲勋身上,但是这位「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反党集团」的头子,也担心党中央,毛泽东定的案子能不能翻过来。习仲勋的意见 是;希望李建彤「你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吧。这案子是中央定的」。而习仲勋的夫人说出了同案犯的恐惧心理:「建彤,你可不要去申诉。我那老头子刚放出来,你 一申诉,他又得坐牢了。」
    
    李建彤认为:「习仲勋夫人,她真是被吓胡涂了。」实际上,她并不胡涂,她很清醒、看得透。后来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小革命中,苏绍智、刘宾雁、吴祖 光、王若水、王若望、郭罗基等人,不是被开除党藉,划入另册或流亡国外了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帽子下:胡赵两任总书记不是被迫下台了吗?「免于 恐惧的自由」,在中国大陆还是美丽的梦想。从平民到高干,都享有恐惧的自由。李建彤的书揭露了共产党控制下思想扭曲到麻木不仁的恐怖环境,以及被扭曲了的 共产党员的人格与心灵,这是极为可怕的又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真实的记录。这些被歌颂,赞美的共产党高干,经过文革折磨能反思历史、或检讨过去左的错误(如周 扬),仍然胆小如鼠不敢为真理而斗争,口里喊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不敢于实事求是,反而劝阻李建彤申诉、不支持她为六万人喊冤,主要原因就是 「中央定的」,「主席说了话。」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不民主的独裁制度,是一个人的专政,「两个凡是」的思想使共产党员成了驯服工具的螺丝钉, 奴于心的奴隶,绝不敢反抗冤狱、暴政和专制的软骨头,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可以使十亿人自己和自己斗十年的思想基础,真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秦始皇,调动着那么 多拿着现代兵器的兵马俑,去杀烧、鞭打、批斗、残害正直的人。李建彤写出了这些现代兵马俑和秦始皇的阴险、残暴与狠毒。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这种恐惧的自由仍然无形地压在正真的中国人的头上。
    
    三、在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中,左派永远是斗争的胜利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贯彻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实事求是路线和反实事求是路线——即所谓右和左的路线之争。历史上,左派、反实事求是路线的极左 派人物,如康生、陈伯达、及闫红彦等,总会受到思想更左的领袖的支持、重用、袒护、保护,他们总能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嗅出、发掘出或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 及阶级敌人,甚至发明出新的武哭打击报复历史上的正确的正直的革命者,即使造成了重大损失,被迫给予处分时,毛泽东总会保护左派,讲左是革命方法问题,而 右是立场问题,资产阶级立场的资本主义道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敌我矛盾,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毛泽东、邓小平被打成右倾时, 受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翻身上台后执行左倾路线时,他们对其他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同样地或者更厉害地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中各类左派的表演中,更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特别是左派斗右派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和卑鄙无耻的灵 魂。
    
    1、毛泽东对一本书说了一句话,六万人陷进文字狱!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念了极左派康生的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刘志丹》就定性为反党小说,作者李建彤采访过的人员,都被康生为头头的项目 委员会迫害得伤痕累累,不少西北老干部被批斗被关押被逼死,株连范围还扩大到陕北根据地的农民、红军战士,达六万多人,这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文字狱。刘志 丹的表兄也是烈士,他的儿子王悦贤被毒打致残,受了屈辱而自杀;庆阳地区受迫害的群众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黑爪牙,两千多人致死。追查李建 彤的采访,文革中的左派打手制造出陕北的白色恐怖。
    
    2、有的老革命的往事新怨与历史罪恶,成为路线斗争造反党事件的导火索
    
    文革时闫红彦是云南省委书记,接了陈伯达一个电话,就自杀了,也是文革中第一批送上祭坛的重要的牺牲品。但是,李建彤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中指 出,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中国的党是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着,陕甘地区同样也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黑手迫害。陕北的肃反扩大化,几乎杀了刘志 丹;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三甲原缴枪事件中闫红彦错杀了大队长赵连璧、缴了刘志丹部队的枪,这些路线错误,是损害了革命利益的犯罪行为,闫红彦是绝不愿意让李 建彤用小说或回忆录形式公之于众,留传后世的。因此,李建彤把小说《刘志丹》的征求意见稿,光明磊落地送给闫红彦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时,闫红彦是反对写 刘志丹,更反对出版的。而李建彤和工人出版社决定出版时,闫红彦就以《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为由,向康生告密。这样,闫红彦想翻案,依靠左派军师康生撇 开历史是非,揪住现实政治要害的小辫子不放,硬坐实李建彤为高岗翻案,先将李置于为自己辩诬的地位,没有还手之力,彻底孤立了。将历史是非问题,改变为路 线斗争,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而且切合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就必然知就庞大的现代文字狱的罗网了。三十年历史罪恶 的旧怨新仇,变成了一九六二年《刘志丹》一书冤案的导火索。
    
    李建彤反思过:「为什么写刘志丹就这样危险?」「因为全国解放后,迫害过刘志丹的人大都身居高位,手中有权,会在背后捣鬼。谁敢写刘志丹,谁就会成为他们 打击的靶子。」(《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第六十二页)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左倾路线似乎总能得势,犯左倾错误的人打而不倒,总在台上,除非像闫红 彦那样胆小自杀,还被周恩来定为「反党」,或者像江青那样当一个文革发动者,领导人的替死鬼,而自己只承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3、文革扭曲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灵魂、向左看齐。
    
    李建彤的书,不只揭露了高级干部,也暴露了基层干部甚至普通人在文革中的软弱面丑恶灵魂,也展示了从动物变成的人所具有的兽性。在「向左看齐」的由领袖、 党号召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批判、运动中,「个人恶」掩盖在「组织恶」、「集体恶」之中了,但是,李建彤把它们挑选、拣拾、分辨出来了。
    
    好人,也不敢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出史实。习仲勋劝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他怕惹事,他予料一写刘志丹必然涉及他受的迫害,而迫害他的那些左 倾路线的头头脑脑和骨干们一定会报复,这些人一定会报复,这些人解放后仍有权有势,仍然得到继续执行极左的不断革命的路线的领袖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联合报 复起来非同小可。一九五七年习仲勋说:「别人要写刘志丹,让他们去写,你不要写。」「为什么?」「你是刘景范夫人嘛!(刘志丹是刘景范的哥哥。)你写了, 别人会赖我们这些人有政治企图。」竟然被他说准了!李建彤辩解道:「毛泽东时代是最讲道理的,如果不能写出刘志丹,那就不是毛泽东时代。」残酷事实证明李 建彤错了,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宽容、民主、讲理的时代,而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时代,从高级干部到群众的灵魂、良心、人格全被扭曲变形的非人时代。 (《实录》,九十七页)
    
    历史上有过不光彩经历的人,更不愿意你讲出历史的真实。李景膺是中组部副部长,告诉李建彤:「千万不要写『肃反』。我已找过习仲勋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写 『萧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陕北肃反时把好人吊在屋架上折磨的政治混子」,他亲手杀过人!(《实录》,九十七页)文革中他造谣说,一九五五年习仲 勋指示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李景膺在文革中说:「扔到一切是我们造反派的脾气」,反对部长想取而代之,成了派性的后台。周总理表态说部长是革命干部 后,李景膺又去道歉,一转眼又反对另一个副部长。自以为最聪明,最后没人理他,一位老干部说:「我谁都可以去看望,就是不会去看李景膺。这个人坏透了。他 还是个副部长嘛,怎么能翻来复去,还造什么反呢?」(《实录》九十七至九十九页)
    
    文革中的项目组进行酷刑、逼供,共产党员实行了封建法西斯专政。刘景范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后,又换过几个地方。「中央和地 质部的项目人员常去提审,还狠狠地拳打脚踢。把他打翻在地,泼上冷水,拉着双脚在地上转圈,直到满身是泥,把衬衣和身体都磨烂了才算罢休。还有一种刑法 「坐飞机」,两个人架着膀子向上撅,有时还用两个大汉在前面踩着脊背,再用人拉起他的两条膀子用力掀,直掀得膀子几乎脱臼,疼得满身流汗,还不放手。还有 人戴上铁手镯打他。用尽刑罚的目的,就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小说《刘志丹》的真正作者,是反革命。」他说:「书不是我写的,我不是反革命。」穿军衣的项目人员 说:「康老说你是反革命,你还敢不承认?」刘景范说:「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在延安搞抢救运动,诬陷了很多好人。在晋绥土改打死了许多人,还伤害了一些 民主人士。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到处点名,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伤害的都是好人。破坏了我们党的政策。康生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第二天,刘景范以 「现行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戴上手铐,正式逮捕。最后,毛泽东批示:刘景范「此案审查已久,不宜再拖。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问题没算 完,随时可以念紧箍咒,不让翻身。上级宽大为怀,不予追究罢了。你应感恩戴德,永生不忘。坐了七年半牢,释放时也没说个明白。(《实录》二二五至二二六 页)小兵动手,因为后面有大官撑腰。刘景范在狱中幻听幻视,幻影说:「咱回老根据地吧!这里不行,人家占了咱们的家乡,还要杀咱们的人。没有好东西!自古 如此,打江山的人活不过抢江山的。」「什么也不要说,这都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刘景范住的监狱,同一九三五年肃反时在瓦窑堡住的监狱差不多,文革中许多老 干部感到同当年住国民党的监狱相同。历史在恶性循环,文革中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灵魂也扭曲了。
    
    李建彤在五七干校养猪,接受群众专政,还遭陷害。养猪班长是原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罗云英,「她很会拍马屁,对上拍,对下压,还会造谣言。小心她使坏。」有一 天,罗云英向领导告状,说她从李建彤养的猪嘴里抠出来枣核大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李建彤领着负责人查看猪槽,没有什么玻璃碴;饲料中,猪圈地面上也没有。把 玻璃放在地上,小猪也不吃。李建彤说:「瞧!猪也很聪明,这种东西是不吃的。」罗云英怎么能从猪嘴里抠出玻璃碴呢?是她塞进猪嘴里,还是别人塞的?可是个 案子,请好好调查。」李建彤在猪场,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五点吃晚饭,工作十小时,有时还加夜班,罗云英还批判李建彤:「你晚上为啥不到九点钟就上床?」又 批判李建彤,雨鞋那么烂,为什么不买一双新的?李答:「我穷,没有钱。」一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呀!罗云英说:「不能叫穷。叫穷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实 录》一八○、一九九页)
    
    李建彤女儿索拉来看妈妈时说:「妈妈,你们这儿真有混蛋。我们从校部回来时碰上个大胖女人,用东北口音冲我叫:『喂!孩子,你爸爸判了几年刑?』我说: 『我爸没判刑。我刚看过爸爸,又来看妈妈。』她几乎跳起来说:『你还能看你爸爸呀!谁批准你去的?』我说:『周总理,我给周总理写了信,他就批准我去看爸 爸了!她把眼一瞪:『你还敢写信给周总理?』我说:『写了,他也批了。』那女人转脸笑起来:『这孩子真有本事,还敢给周总理写信呢!』变脸变得真快。真他 妈势力眼。』从索拉的眼中,李建彤的笔下,清晰而生动地描绘出记录下文革中典型的画面:变脸,像电影中的定格,把人性中的丑恶、势利、变幻无常勾划得清清 楚楚。这是黑暗社会中被黑暗制度扭曲、变形的黑暗人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兽性。
    
    四、李建彤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圣洁的灵魂和坚强而高尚的人格
    
    在政治斗争中文斗、武斗与酷刑的压力下,软弱的人投降了;在组织性纪律性的压力下,为了维护领袖、政党的权威与整体利益,不少党员放弃了真理,向威权举起 了白旗,谴责自己;还有的相当坚强的好人,忍受不了折磨和侮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自杀向迫害者作出最后的抗议。但是,李建彤这个善良的普通女人却以 超常的勇气、智慧、毅力同伟大领袖领导的强大的整个党与专制制度,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对抗、斗争,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建彤是胜利者,因为她的书《反党 小说〈刘志丹〉案实录》把她的对手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她的书展现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圣洁的灵魂,机智的斗争策略和理论修养,坚强而高尚的 人格,她为自己、文革受难者和中华民族谱写了,中国风格的《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听听她在苦难中写下的值得铭记的华彩乐段吧!
    
    ——「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实录》,一二一页)
    
    ——「我已经忍耐了十多年,还可以再忍耐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强,当然反抗力也最强。」(《实录》,二三一页)
    
    ——「刘志丹是那么坚强无私,那么有胆有识,那么光明磊落。然而,他受迫害,受屈辱,经受过难于忍受的折磨。他挺过来了,在逆境中仍坚持为真理而斗争,直到献出生命。
    
    这个革命组织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真善美和假丑恶之分。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刘志丹》写出来。现在既然写了,我就要坚持到底。无论用什么言词批判,用什么方法打击,都不能使我回头,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认罪。(《实录》六十三页)
    
    「康生说,《刘志丹》那本小说是篡党纲领。文革以来,我家门口就贴上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 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的这部小说能推翻一个偌大的政权?当时我很震惊;这是御批呀!使我 悲愤,寒心,也够我光荣一辈子了!」(《实录》二页)
    
    《刘志丹》给李建彤带来悲愤,寒心,也带来战斗与胜利的光荣;《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将李建彤的纯洁而坚强的灵魂之美,展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 前。李建彤和那个时代的女英雄林昭、张志新并排走在为自由、民主、人权、人的尊严和真理而斗争的无穷尽的中国人链的最前列,永远活在十分善良又十分勇敢、 十分坚毅又十分顽强、忍耐力极强同时战斗力也很强的中国公民的心中!
    
    二○○七年九月十六日于北京北沙滩
    
    (注:此文《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发表时因为篇幅限制删减了一半内容,《议报》这次发表的是全文)
    
    新世纪注:
    
    习仲勋 (1913—2002 )陕西富平县人。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进平之父。
    
    投身中共武装革命后与刘志丹等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习仲勋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井冈山失败后,将中共大本营通过“长征”转移到该处。
    
    习仲勋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 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1978年4月后,习仲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废黜胡耀邦的“生活会”上,习仲勋为胡仗义执言。
    
    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六四事件中反对军事镇压政策,最后被逼疯(精神分裂症),长期在广州疗养。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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