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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访谈:妓女杨桂香的故事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1日 来稿)
    
    请进,快请进来,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你就是那位袁记者吧?深圳大学搞社会学的那个蓝老师推荐来的,他说你是好人,让我大胆信任你。嗨,如今的这个年头,自称是好人的人太多了,让人相信不得,得了,就算是我先相信了你吧,你是不是好人,值不值得信任,说实话,跟我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你还是想办法让你的上司和你们报社的人事部门相信你是好人吧,比让我相信你是好人要有用些。
     (博讯 boxun.com)

    我们那些小姐都去吃年夜饭了,吃完了去深圳总工会的文化宫去OK,那里还有免费的电影招待,只有我和搞卫生的刘嫂回来了,为的是接待你这个记者贵客。
    
    这位给你倒茶的是刘嫂,我们美发店的卫生总管、伙食总管和安全总管,别看刘嫂她是个女的,她可是个武林高手。刘嫂是重庆人,前些年重庆和四川还没有分家时,刘嫂那时还年轻,是我们四川全省闻名的散打和柔道高手,进过省里的前三名的。那一年重庆钢铁厂掀起工潮,全厂职工反对任意解雇工人,工人们都起来闹大罢工,走上街头,双方在重庆钢铁厂的大门口僵持上了,和谁?当然是重庆钢厂的管理层搬来的救兵,那次报纸上讲的,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刘嫂同对方的公安、城管动了手,撂倒了几个,伤得不轻,刘嫂被判了几年,断送了她的体育前程。出狱后刘嫂生活无着,经人介绍,她才到我这里来落脚的。袁记者,一提罢工你就紧张,罢工有什么,我也是参加过蛇口工人大罢工的,回头我会给你讲我的故事。
    
    你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年三十的这个晚上聚在一起观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袁记者,你在拿我们的智商开玩笑吧?我们虽然地位低贱,但并不傻,这个中央电视台花了大价钱精心炮制的一台节目,每到年三十就忽悠一大帮中国人,我们不想被忽悠,不看这台晚会,已经有两年了,袁记者觉得奇怪吗?
    
    袁记者问我们这个春节为什么没有回家去?当然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给害的。我们那个偏僻的鬼地方在山里,大晴天坐汽车走山路,还要提着十八颗心,更不用说这样的大风雪了,公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壳,那些开公车的司机不怕死,我们这些坐车的人还怕死呢。
    
    啊,这是你给留下的三百元钱,袁记者,请问这是什么钱呢?如果是包夜钱,你给错了,我现在不卖了,我已经有了产业,当了老板,就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个美发店。你要是找我店里的小姐,我这里的小姐还没有这么高的身价,包夜两百元就能搞定。你认为服务的满意,想给小费,可以在事后给,直接给为你服务的那个小姐,不必通过我。如果你给的是采访费,你又给少了,上一次你们报社采访我的姐姐杨秋香,采访费可是两千元呀。当然她长得比我漂亮些,又是那个知名台商包下的二奶,身价自然也比我高,可这姐妹俩人的采访费,也不能相差这么多呀。你说是不是。现在都讲究个平等对待,我姐姐杨秋香不过是只卖一次,卖给台商,卖对了人,卖了个高价;我呢,是不断的零卖,虽然辛苦点,可收入比她要高,因为我是按钟点挣钱的。用我们姐妹的话说,是小时工,当然收入要高一些。现在我不卖了,自己也当了老板,我姐姐可解放不了,还在一直卖着,卖到那个台商的大老婆死了为止。
    
    欧,袁记者,你又给增加了两百元,谢谢了,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我可不能给你开发票呀,这个年头,嫖妓也有人厚着脸皮跟我们要发票,说是能报销。这是什么世道,连嫖妓也用公款,我可是没有发票的个体户。你采访完了回去之后,还可以用我的故事去卖钱,你也不亏呀。对不对?那次关于深圳包二奶真实故事的连载,又是报纸,又是各种杂志,都转载了,到最后还出了书,作者还上了电视大出风头,光是谈收入,十万八万可打不住吧?听说那个记者还得了什么大奖,被报社聘为主任记者,一本万利。虽说报道了这个故事,这主要是你们记者的劳动,可没有我们那些曲折动人的事实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吗?这就是说,军功章里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们的一半,想到这里,这五百元钱我就心安理得的收下了。但还是要向你说一声谢谢。你是花了钱的客人嘛,理应将你伺候得好。
    
    请喝水吧,这是菊花茶,茶叶和菊花都是我们从四川家乡带过来的,比不上深圳的高级茶叶;茶杯是刚清洗过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患性病,更没有一个人有艾滋病,袁记者尽可以放心。你现在可以随意问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回不回答的权利在我,只要是我能够回答,我就一定不加隐瞒的如实回答,不会造假。因为造假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造假无法帮助我升官、提级加薪,造假是上面官场的习惯,也许还包括你们这些记者,对我们妓女来说,毫无疑问也会有人造假,说个假年龄、假名字、假的家庭住址什么的,这是我们妓女的自我保护措施,和官场官员们为了升官发财、蒙骗上级有意有目的的撒谎造假是不能相比的。
    
    对了,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叫你“袁记”?还是老袁?哦,你是从业十年的老记者了,失敬失敬。巧了,从上个月算起,我也是从业十年的老妓女了。你是老记,我也是老妓,不过一字之差,天上地下相去甚远。可以问袁记者多大年龄了吗?喔,三十三岁,1996年那一年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来到深圳,奋斗了一年,二十三岁时来到了这家报社,一干就是十年。真是不容易呀,你的“记龄”同我的“妓龄”时间都是一样,这也是缘份呀。不过你是卖的文字,当然还有你的灵魂,我卖的是我的身子,绝对不包括我的灵魂,我们两人还是有区别的。
    
    啊,你问我今年多少岁了?这个不保密,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是十足的周岁,虚岁二十七。我打算这一二年就彻底的收手了,武林行话叫“金盆洗手”,找个地方将来踏实的过日子去。我们这个行当不养老呀,现在趁着年轻多辛苦一下,把这辈子养老养家的钱都挣出来。回去能干什么?袁记者,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也看好地方了,在成都武侯祠的旁边,我打算租下一个单间的二层铺面,楼下开一家茶馆或是小食杂店什么的,楼上住人,我要让我的孩子将来成为城里人,在城里收教育,考大学,子孙后代从此再不受乡下的那个苦了。
    
    我的命没有袁记者好,十年前的1997年,对,正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为什么不继续升学念书?哈,袁记者,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可也得上的起学?我是四川乡下人,是你们说的川妹子,我们的家乡在四川宣汉,大山里面,那里曾经是让我们光荣了几十年的红军老根据地,我们不少爷爷辈的亲戚邻居参加了红军,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但我们那里,实在是穷啊,山里能耕种的土地很少,我们是靠吃番薯、南瓜、玉米这些杂粮长大的,当年能吃上几餐白米饭,已经很知足了。现在你看那些平川地区,即使土地都能耕种,即使永远是风调雨顺,又能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照样受穷吗?粮食是不值钱的,供不起我们上学,更不用说是像我这样将来嫁人的农村女娃了。
    
    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的十一过后,我来到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找我的姐姐杨秋香,路费还是她寄给我的。啊,你说我的桂香这个名字不如姐姐秋香起得好,我倒不觉得,我们姐妹二人都是在秋天出生的,前后相差不到半个月。八月桂花遍地香嘛,农村人起的名字,有什么讲究。姐姐杨秋香大我两岁,她也是初中毕业,一年前来到这里打工,在一家台湾人开的电子厂里干活。这是一家小电子厂,只有七八十个工人,连同保安、厨师、维修保全工,不足百人,围绕着两条流水线装配电子线路板。这家工厂的老板是个女的,姓李,四十来岁,身材好,细细高高,面容也长得好,袁记者不要笑话,我们当小姐的出身,习惯了凭女人的身材相貌给她估价,看她能值多少钱。
    
    当然这位李老板现在很有钱,不用像我们一样卖身,但难保她当初不像我们一个样,身无分文,不是靠卖身挣出来的。这位李老板很能说会道,经常是一口革命大道理,比我们乡党委书记都红得厉害,大陆政府好象很看重她,还给了她个蛇口区政协委员的什么头衔。其实李老板是铁杆的国民党军后代,在台湾上的大学,丈夫在美国的大公司任职,李老板从美国接订单,在蛇口办厂加工,再运回到美国,据说都是游戏机上使用的线路板。这家小电子厂原本是不接纳新工人的,因为我的运气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姐姐运气好,因为半年前这位老板娘的丈夫为了扩大生产,从美国、台湾、香港找了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无一例外都是华人,来到蛇口就地考察。
    
    李老板也很有主意,有远见,她从这个工厂的七八十名女员工当中,挑选了五六名身材和面容都较好的女孩子出来,充作她工厂的公关小姐,陪伴接待这几个有钱的华人老板。这可是现成的、不花钱的三陪小姐啊。要说起我的姐姐,那可是我们宣汉那边万里挑一的美人啊,当然同那个李老板不属于一个性质的美人,李老板是洋美人,洋玫瑰,我姐姐杨秋香是山里的野花,是川味十足的娇小美人,满身的乡土气,对她李老板构不成威胁。那一次,我这个秋香姐姐真的被一个四五十岁的台湾老板给看上了,于是,台湾老板加盟投资,帮助这家企业扩建厂房和增加生产流水线,扩大生产规模,企业的工人增加到了二百多人,条件是我姐姐去当他的二奶,被他包养起来。这些旧事,在你们报社、杂志社的故事里都写下了。就是那一次,我被招进了这家电子厂,培训了三天就上了生产流水线。
    
    你知道,我们穷人家的女孩子,最初都会有一个灰姑娘的梦想,幻想遇见一位白马王子,帮助她和她的全家人脱贫致富,从此建立富裕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的面容不如我姐姐俏丽,身材也不及她苗条娇小,但我比她高、比她壮,应该是个打工的好材料。你知道1997年一个电子厂装配工的月薪有多少,只有六百多元,刨去省得不能再省的吃喝用,每个月只能剩下四百元钱。这可是我们一天十二小时工作量的辛苦钱呀。赶上从美国接到了大订单,我们还要加班加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么拼命,每个月只给我们增加一百多元的工薪,你说,这不是残酷的剥削压榨,又是什么?那一次,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解雇了。为什么,工人们起来闹罢工呗。
    
    1997年底那一次的蛇口罢工工潮,尽管消息被严密封锁住了,你仍然可以听说过。那年的十一月底,受到香港回归的影响,几个拖欠、克扣工人工资、残酷压榨工人血汗的工厂首先发生了骚乱,他们同设在香港的几家工厂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知道香港那边的几家工厂同他们做的是同一种工,但工人们的工资待遇要优厚得多。于是,愤而不平的大批工人起来罢工,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同香港工人的待遇一样,缩短工作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合理按件计酬,增加工资收入,提高生活待遇。我们厂是后来才被卷进那些工厂掀起的工潮中去的,我那时年轻,有点文化,不懂事,胆子大,是许多女工的主心骨,于是被工人们推举为工人代表。你问我当时都作了哪些事情?这话,后来警方也询问过我了。还能有什么呢,三件事:带头呼喊要求平等对待的口号;在罢工抗议的现场给大家伙教唱《国际歌》;同资方和站在他们一边的政府方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呵,你看,如果是在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真正的而不是挂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这个十六岁的工人代表会被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工会干部,走上革命的道路,还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阶级呢。可现在,在这个鬼才知道实行的是什么主义的鬼地方里,我们工人被踩在脚下,没有了任何做人的尊严,变得一文不值,只能任人宰割,连自发组织起来的权利都没有了。
    
    你想,他们是香港人、台湾人和美籍华人,我们是大陆人,他们可以随意进大陆来,开工厂、雇工人、包二奶,我们却不能随意出大陆去打工,这原本就清楚说明港台人和大陆人这双方是不平等的,也无法平等,更何况许多起来闹工潮的工人没有多少文化,他们昏了头,忘记了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农民工,也就是农民的一个临时的变种,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上都无法同真正意义的工人相比,国家不会承认我们是工人的。即使退一步讲,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工人们又怎么样了呢?比我们农民工能强多少?还不是被大批的下岗了。他们正式的工人都连自身也难自保,更何况我们这些进城的农民。果然,深圳地区的工会组织就不承认我们是工人,他们闭口不言,就好像从没有工会这个工人的组织一样,也不给我们提供任何道义上的支持,更不用说是经济上的支援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我们的抗议活动叫无理取闹,我们自发成立的工会组织是非法的,我们要吃没吃,要钱没钱,政府、工会、公安都明确站在厂方、也就是资本家的那一边,我们的工潮当然只有失败这一条路。
    
    那一次,工潮失败,大批的农民工被警方讯问调查之后,他们宁折不弯,大批的兄弟姐妹们炒了老板,撇下蛇口的工厂来到深圳,重新寻找谋生的途径。
    
    袁记者,我注意到你在进报社工作之前,有一年的时间在社会上四处彷徨,那你一定也尝过挨饿的滋味。那年的年底我也是这样,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深圳举目无亲,手里只有两百元钱,辛苦了一个月的那个月的工资都被扣掉了,说是要赔偿工厂的经济损失,袁记者,被扣掉辛苦钱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那些辞工的数千工人们。最能看清资本家残酷剥削面目的,不是那些口里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干部,而是我们这些亲身饱尝了剥削压榨的工民工们。
    
    在深圳,两百元钱能够干什么,街头上一个最便宜的盒饭也要十元钱呢,接纳四川男女农民工的大通铺,一个夜晚十二元钱,如果按月付钱是八元钱。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一说,我找不到我姐姐杨秋香的下落,她当时刚被包养,还没有固定的住处,我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能同几个四川家乡的小姐妹聚在一起,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日子,四处找活干。正在走投无路的这个时候,徐姐出现了。
    
    徐姐是我们卖身这一行里的大姐大,她是东北人,浓眉大眼,身材高挑,多年以后,我在深圳、珠海见到过无数的东北妹,我们的同行,一个个都是身材高挑,容貌艳丽,就好像一流的东北姑娘都跑到深圳、珠海来了。回过头再说徐姐。徐姐是共产党员,或者应该说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十六岁进工厂的团总支书记,她自从下岗后就不再是了,这背后有什么名堂故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徐姐正直,一个正直的人在腐败的环境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徐姐自下岗后,她效力过许多年的那个党组织不再要她了,直白的说,她失去了她的作用和存在价值,没有用了。徐姐为人豪爽仗义,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她们一些东北妹在东北下岗后,搭伴到深圳来谋生,闯天下,因为饥寒交迫,徐姐是第一批下水干卖身这一行的人,是我们的前辈。当我们遇见她的时候,徐姐已经快四十岁了,再不能做小姐了。她是二十七八岁才下的水,只干了七八年,在三十五六岁时收的手,成为小姐这一行的引路人和管理人,用旧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老鸨。哎,这个年头,还谈什么旧社会,对我们这些没有人管、只有人来收钱收税的农民来说,新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呀。还不都是一个样子。
    
    那一次,我们被逼得决定下水干这一行的小姐妹共有四个人,当然当时报名跟徐姐走的人不少,但徐姐挑选了一下,面容要合适,身体条件也要好,结果徐姐只挑中了我们四个人。你看,我们都是从电子厂出来的工人,徐姐的挑选当小姐比电子厂的招工还要严格,在深圳,当个“鸡”也是不容易的,竞争有多么激烈。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几个小姐是按照中等“鸡”的要求挑选的,那些专门为深圳外来务工人员甚至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下等“鸡”就没有这么严格了,她们自己租间房子就能接客,在布吉镇、南头、大小梅沙,这种自我管理的下等“鸡”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有至少数万人之多,这些卖身的女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大的已经有五十多岁了,每次接客要靠鱼肝油来润滑才行。你不要以为下等“鸡”之下的老“鸡”就没有人理睬了,这些中老年的农村妇女因为收费低廉,服务周到,还是有不少性饥渴的农民工愿意上门光顾的。一般说,下等“鸡”做一次要二十元;二十岁以下的,要三十元;老“鸡”们只要十元。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包夜,包夜的费用,最低的老“鸡”只收五十,最高的小“鸡”收一百五。这一切,是许多年后我们在这一行里做上好久才知道的。当年,我们幸好有了徐姐当引路人,可以少走了不少的弯路,成为中等“鸡”,这样可以多卖一些钱,为自己的将来多存下一些钱,少受些深圳当地黑社会、甚至街头流氓的盘剥和欺负。
    
    徐姐最初带我们去的那个窝点或落脚点在文锦花园,她租下了那里的两大套房子,我们房子的外面就是深圳河的支流,站在高高的楼窗前,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那条用高墙铁丝网隔绝的深圳河,在深圳河的那一边就是香港的地界,那些可以自由出入国门的高等华人们居住的地方。袁记者,你猜对了,当年,我们就是专门做从文锦渡海关入境的那些香港人的生意的。那些从文锦渡海关和罗湖桥深圳火车站一入境过来,就色迷迷的到处找小姐,要发泄一通的香港人,大都被出租汽车司机拉到了我们这里。徐姐手下的小姐在鼎盛时期有五六十人,刨去身体不适、被长期包养、为固定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的和有事要应酬的酒局、饭局的那些小姐,我们经常在上岗状态下的小姐有二三十人,徐姐为她们定下价格,提供住处,定期体检,提供居住在深圳的各项保护,包括为每年要回家探亲的小姐订购飞机票或火车票,照顾已婚小姐来深圳的亲友子女,包括找幼儿园、小学校这些琐碎的事情,反过来,徐姐也从中收取不菲的费用。直到前些年,深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扫黄时,徐姐被对立面——另一个打着夜总会旗号的集团举报,徐姐背后的保护伞也不顶事了,这个由一些东北人操纵控制的性服务体系才算被迫解体,成员四分五裂,各自奔走东西。
    
    那次深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扫黄之后,抓了五千多小姐,实际情况又怎样了呢?实际上卖淫的人数反而更多了,也更难管了,为什么呢?有组织的卖淫少了,都是背靠某个夜总会、大厦物业管理部门、旅行社、餐饮集团、以及各服务行业,有了一层外衣作掩护,而零散的专业卖淫户在深圳各处广泛发展,一直到深圳周围的农村乡镇,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尤其在深圳那几个旅游度假村,银湖旅游中心、西丽湖度假村、香蜜湖度假村、石岩湖温泉度假村,都有数量不小、而且档次不低的小姐团伙,就是在深圳大学、海上世界附近,也被形形色色的小姐大军给包围着。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农民的孩子,男的当民工,女的去卖淫,对许多人来说好像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
    
    至于为什么深圳的卖淫现象屡禁不止,无法根除,任何人都知道,把卖淫现象归罪到妓女头上,是一桩天大的笑话。妓女是适应市场的客观需求才产生的,有需求,才会有买有卖,作为妓女的小姐不过是卖方,她出卖的是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深圳是个新兴的开放城市,每天都有大批的港台客人涌入进来,深圳又几乎每年都在大张旗鼓的扫黄,结果却依然照旧,你问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深圳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吗?我不知道,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姐,在深圳这个市场里,有人买,我就卖,就是这样简单。徐姐在一次扫黄之后,曾经用十分粗俗的话解释了这一切的推动原因。徐姐说,每个男人的裤裆之间都有自己的一只鸡,出于生理上的本能,每只鸡都想拥有自己一个温暖的鸡窝,在社会上无法为每个男人的那只鸡都提供一个温暖鸡窝的情况下,你们这些小姐的阴道,就是那只鸡的临时的温暖鸡窝。徐姐还说,就像按钟点收费的停车场一样,我们所提供的这个临时温暖的鸡窝也是按钟点收费的。
    
    你也许好奇,我的第一次是怎么样卖的,或者说,我成为鸡窝的这第一步是怎样迈出去的。跟你说,袁记者,尽管我不是个封建脑袋,最初是为了谋生,以后是为了打下点为将来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我也是经过不少的思想斗争的。对我们来说,一个农家女子,没有工作,没有土地,没有学历,没有谋生的技能和手段,只能出卖自己的身子,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干这一行,是没有铁饭碗的,也是没有一切社会保险的,无论是养老保险,大病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一切都没有我们的份,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在眼前这个时机积攒起来,这都是徐姐教给我们的。许多年前在东北国营企业的下岗,给她们、还有她们的全家人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从此后,她们不再相信这个动不动就把她们抛出去的党和政府,她教育我们,还是《国际歌》里面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徐姐说,因为贫困出卖自己的皮肉并不可耻,只要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不出卖他人的利益就行,这才是大原则,违反了这个大原则,那才是最可耻的。徐姐说,那些贪官污吏打着改革的招牌卖工厂、卖土地给私人,他们出卖的是无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无耻到了极点;还有那些昧着自己良心为官方说话的学者,一个什么人民大学的混账眼镜教授,在电视里公开说,下岗工人其实并不贫困,因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灰色收入。天底下哪里有这样无耻到家的人,他还是他妈人养的吗?有这样的人当教授,能培养出什么人哟。
    
    我第一次的“开苞”收入是六千元,在1997年的12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文数字,我想象不到我竟然能值这么多钱,我简直都要傻了。这一切都是徐姐为我安排的,徐姐直截了当告诉我,我因为年少,才十六岁,卖出一个合适的高价钱是应当的,只要找对了人。徐姐还说,对方付出的总费用是一万两千元,徐姐收费三千元,为我置办衣物被褥,安排长远的食宿开销,又用去三千元。徐姐告诉我,在那些其它地方的窑店,一个十六岁处女的开苞费顶多只有两三千元,许多单干的年轻小姐攀不上有钱人,常常几百元就把自己的处子给卖了。徐姐为我联系的主顾是香港人,一个腻腻歪歪的老家伙,看样子足有七十多了,徐姐说还是这样的老年人放心,动作比较温柔,不会让我受伤。这个老家伙真的是很温柔,简直温柔得过度了,趴上来半个多钟头都硬不起来,急得他也是嗷嗷直叫,听说他还是提前吃了“伟哥”才进来的,没想到还是不中用。最后,还是有劳徐姐进来,亲自动手,又拍又打又捏又揉,好不容易老先生的那个玩意才硬了起来,杵进去没有几下就软了。他看到我下面流出了鲜血,竟然高兴得凑过脑袋,用他那几乎没有牙的嘴舔个没完。
    
    事后,徐姐告诉我,这个老家伙是她们的常客,专吃处子这碗饭的,说是要学古代的皇帝,采阴补阳,求得长寿,所以肯花得大价钱。徐姐还说,我们的职业秘密,就是要守口如瓶,这个老家伙别看他有这个怪癖,却是报纸上的头面人物,记者们追踪的对象。以后,到我们这里来消费的,会有不少这样的新闻人物,我们不仅要使他们舒心,还要使他们放心,他们才会经常来,来了也舍得花钱。
    
    袁记者,这可是最初,我刚刚走上这一行时的情形,那时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这些港台客人,那时艾滋病的威胁还不像几年后这样猖獗,徐姐制定的规则是原则上客人必须用套,对特别熟识、知根底的常客,知道对方没有病,也不会坑害我们,如果接客的小姐愿意,也可以不用套,这是给对方的特殊待遇,对方如果领情,会常常来光顾我的,私下里还会给我可观的小费。除此以外,川妹子嘛,吃辣椒长大的,作风泼辣,都有点小脾气,所以,每个姐妹也会有自己小小的规则或是原则,提醒客人不得违反。我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从不用嘴接客,我卖的是下面,没有卖上面,所以,我在性交时从不接吻,也从不口交,有了性交还不够吗?在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时,医生告诉我,口腔和阴道都是相同的组织结构——属于粘膜组织,所以它们带给男性生殖器龟头的刺激也是相同的。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农民都是保守的,所以我虽然当了鸡,靠卖淫挣钱,但我不会再出卖嘴去舔男人的那个脏东西了。
    
    袁记者,我们这些当小姐的,虽然地位低贱,但人本身并不卑贱。我们从收自香港台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日本的女孩子争相吃浇上男人精液的寿司,比赛谁吃得最多。这么恶心的东西,她们怎么就吃得下去,换了我们,一口都不会吃。人体的上下器官,是有不同的功能的,颠倒了这些功能,就是错位,用下边去代替上边,用上边来替换下边,不,这样错位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接受的,我就绝不会去做。给多少钱都不做。
    
    我们接待每个客人的流程,不能同于下等的那些“鸡”,进屋来了脱裤子就干,干完就走人,洗洗又接待下一个,那不行的。在最初的那三四年,徐姐规定,接待每位客人的时间是大约两个小时,柜台上收费六百元,我留下四百元,两百元交给徐姐,客人多给的费用算作我个人的小费,归我所有。在最寻常的情况下,对方一般是港台的普通人,小商人、小职员、出租车司机、船员、还有数量不少的普通工人,甚至还有始终单身的台湾老兵;偶尔,也会有港台的大学生(也许是中学生假冒的大学生)、公务员、警察、知识分子的出现,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嫖妓,也许是对名声在外的大陆妹感到好奇吧?同他们交往的最大收获是我学会了广东话,三四年以后,我的广东话远远超过了徐姐,要不是我的肤色白皙,我真的能冒充身材黑黑的广东妹子。
    
    最初的两三年,每逢遇上有重大的公司庆典,私人的宴会舞会,我们还要挑出一些上得台面的佼佼者,打扮得淑女一样,在这些庆典上去应酬八方来宾。在宴会上,被某个有身份的客人看上了,悄悄地拉你到楼上的房间,你不得拒绝,也不得收费,人家邀请者——宴会的主办方早已经将费用总付过了,你不过是像宴会上的甜点一样,是招待客人的一味甜品,任那些有身份、又有性趣的客人随意享用,所以不能再收费;但客人私下给你的小费、小珠宝之类的纪念品不在其内,这就要看你个人的手段和魅力了。假如有某位客人想将你留下来过夜,一定要经过徐姐的同意,她怕对方有特殊的性嗜好,比如虐待狂什么的,你做了对方的试验品;她更怕某个姐妹一去不回,就此失踪,她向姐妹的父母亲不好交待。
    
    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徐姐会为每个出席这样聚会的姐妹,分发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不等的钱,这种出台费由付费对方的钱数而定。你知道,我们只是一个收费不高的中档的小姐团体,那些高档的小姐团体,收费高昂,每个人一次聚会的收入在五千到一万之间,有些甚至更高。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同她们那些人相比,她们大都有大学文凭,许多人还是从国外回来的,见过大世面,洋味十足,再加上一流的身材面容,她们收费高昂是在必然。我们只是初中文化的农村女娃呀。我们知足了。在那些下层妓女的眼里,我们这些人是令她们羡慕的“高妓”,而在那些真正“高妓”的眼里,我们又是鱼目混珠的假货,没有学历、不懂外文、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上层社会的礼节,只是仗着年轻、漂亮、身材姣好,才在这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但这种上层社会的场合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头脑空空的花瓶,摆设用的,不能开口说话,只要一张口,一阵粗俗的四川口音、东北口音、河南口音会让我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所以,我们只是匆匆过客,暂时来客串而已。所以徐姐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只是为中等阶层服务的,我们是中等“鸡”,话糙理不糙,就是如此。
    
    这都是最初我刚入道时的情形,1997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左右,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革,我们在深圳也开始以接待国内的客人为主了。那几年有个顺口溜,袁记者可能也听说了:“男人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女人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大趋势,大写照呀。
    
    你要问我们接待的都是些什么人?告诉你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们都接待过,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党政干部和商人们,啊,还有不少的军人,手中掌握有采购权的那些装备部、后勤部的中上层军人们,尽管他们穿的是便衣,但他们中校、上校、大校的身份还是能一目了然,能为解放军的各级干部们服好务,这是我们以前所想象不到的。在罗湖区的岭南饭店,有一次我们七八个小姐出台,为三个军人和两个美籍华人陪酒,不用问,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通过那两个华裔商人从美国采购装备圆满结束,之后特地在此地庆祝一下。酒会半酣之时,又开始卡拉OK了,唱的大都是我们农村妹子熟悉的革命歌曲,包厢里灯光昏暗,头又都喝得晕晕乎乎,酒多乱性,难免要动手动脚,行为不轨的局面也发生了,我们都不是淑女,客人们又是习惯直来直去的兵大爷,更何况人家还花了大价钱,顺水推舟是很自然的。正在性趣盎然之时,冲进来一群深圳罗湖区的公安、治安员开始抓嫖客,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三位客人是军人,而且军衔不低,那两个华裔商人也同我们国家的军事情报部门和国安部门的关系非浅,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说实话,深圳的各公安分局抓赌抓娼,不过是为自己弄几个闲钱花花,抓到的每个嫖客,普通人每人罚款五千,交款走人,十分快捷,那些稍有身份又怕暴露的嫖客,罚款从一万到五万不等。这个晚上,罗湖分局的治安大队接到线报,几个外地客人叫了小姐,在此OK,在阴暗的包厢里,从前面、后面,坐着、趴着,“打炮”是免不了的,也是常事,不想,这次抓到的都是“自己人”。最后,听说通过深圳市局里的领导,将此事摆平了,罗湖分局主持此次抓嫖的当事人被调到了深圳郊区,在那里的一个派出所度过余生,那些经手此事的治安员一个不剩的都被解雇,那晚上登记的嫖妓案底也被彻底销毁,此事就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事后,那几个军官感到那晚上没有尽兴,还几次来到我们这里特地纵情享乐,他们出手大方(由那两个华裔商人买单),我们也不含糊,格外热情黏糊,让他们这几个人民子弟兵的领导尝尝人民的“小姐”温柔起来是什么滋味,管教他们终生难忘。
    
    你知道,你无论进哪一行,都要有个师傅,有个引路人,这可以使你少走不少的弯路,少犯不少的错误。徐姐就是我们进这一行的师傅,我们的引路人。徐姐当年卖身的时候,敬业精神可是第一流的,是东北人的天生热情,还是她共产党员的本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能把十几年前的嫖客变成十几年后的靠山、合作伙伴,恐怕只有徐姐才做得到呀。闲暇时,徐姐也给我们上课,用她的东北话说,叫“唠嗑”,在同我们之间一来一往的闲谈中,徐姐会教给你不少人生的道理。
    
    就像你们当记者的要讲职业道德一样,做小姐的也要讲一点职业道德,或者说是敬业精神。例如,徐姐要求我们每个小姐尽可能为上门的客人们着想,为每一位客人的真实身份保守秘密,不去打听每位客人的具体身份、工作内容、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包括每位客人的性嗜好,这些都属于客人的个人隐私,要尊重他们,同时,为每位客人分忧解难,这是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告诉你,袁记者,我曾经在半天时间里,接待过熟悉的父子二人,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那一霎间,我好像感到自己在乱伦,刚刚私通完了父亲又在勾引他的儿子。虽说是他们自己花钱来的。
    
    那对父子二人在深圳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商贸公司,标准的家庭企业,父亲大约五十出头,妻子贤惠,家庭生活美满;儿子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好像刚刚大学毕业,也许是花钱买来的大学文凭,此时还尚未结婚。不知道他们父子二人为什么双双都看上我了,也许是符合他们理想的择偶标准或是接近他们心中的梦中情人,总之,只要他们在深圳,没有在全国各地跑动的时候,时不时会到这里来光顾我。如果他们把时间岔开也就罢了,在他们碰巧都是长时间出门在外,好不容易回到深圳的时候,到我这里的时间就赶在一起了。每一次,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做父亲的先来,脾气急躁的儿子反倒是在晚上来,也许是怕遇见什么熟人,那个父亲则要在天黑了之后扮演一个不离家的好丈夫。父亲一来,要全套的温存服务,要我在他的上面,但每次他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常常几分钟、十来分钟后就疲软了;儿子则粗鲁的多,也要我们这样激烈的对待他,他从来是在我的上面,式样单调,没有他父亲的花样多,常常一干就是二三十分钟,只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拼命努力,一直干到满身大汗还意犹未尽,每一回都是干完了两次才告辞回去。
    
    对这样父子之间的客人,不保密怎么能行呢。而接待上司下属之间,敌对的商业竞争对头之间,不同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客人就更多了。我们不是陪客人说话,聊天解闷的“高妓”,我们的文化都不高,同那些客人谈不到一起去,我们清楚,客人们找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性交。我们的长处是在下面,这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武器。
    
    袁记者,为客人提供性服务,是我们唯一的用处。我们干这一行的人,干的专业了,都会有自己的几个性技巧方面的小绝招,比如怎么样运用自己发达的阴道括约肌尽可能延长性交的时间,推迟嫖客的射精时间,减少对嫖客龟头的刺激,让对方在“鸡窝”里面多呆一会儿,延长对方性的享受。对方知道你为他着想,知道你是有心的人,他就会成为你的固定常客,你有困难时求到他的头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对于那些从境外过来服药、用药的港客,他无非想多延长性交的时间,又不肯多花钱,让小姐多受罪,我们可以阴道括约肌加强他龟头的性刺激点,加速他的射精。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最大区别,我们掌握了技术技巧,她们则没有,我们挣的,就是这个技术技巧钱。
    
    我们发现,那些来寻求性刺激的港客、台商、外国人的需求各不相同,有的专门找年轻漂亮的大陆妹子,有的愿意找有着丰富性经验和性技巧的老小姐,有的专门要体态丰腴的肉感小姐,有许多矮个子的港台客人专门找身材高挑的东北妹子,各不相同,还有些怪异的客人,是按照小姐下面的阴毛形状来找感受的,有的喜欢浓密的倒三角形的,有的喜欢细长的东亚形,我们之中有个小姐是海南人,下面光秃秃的没有阴毛,在她那里预约挂号的男人排成了长队,特别是喜欢猎奇的日本人、韩国人和台湾人,其实进去之后,还不都是同一个感受,同一个下场吗?这些客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也像他们下面的龟头一样,龟头膨胀的时候他们人也精神,得意洋洋,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当一射精之后,龟头疲软,他们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人也跟着灰溜溜的疲软了起来。
    
    袁记者,你用不着脸红,也不用假装喝水,我讲我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超脱一点,听着就是了。徐姐说,妓女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在中国也至少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妓女的历史都源远流长,她们很早就讲究性技巧了,最初是口传身教的,即使在妓女历史不很长远的阿拉伯国家和日本,尽可能的掌握多一些的性技巧,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让客人满意,这也是妓女必须普遍遵守的职业道德。
    
    2001年以后,我接客的费用上涨到800元,一般的港客也消费不起了;这个价格仅维持了半年,又上涨到1000元,以后随行就市,有升有降,大体上维持在800到1000这个价位,直到2005年我退出了这个行当。说实在话,我在徐姐这里最当红的时候,就是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的这段时间,也就是说,是从1998年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这七年里我接待过不下上千名男人,经常有几个月的时间被某个特别有钱的男人给包养着,但我按照徐姐的叮嘱,吸取我姐姐杨秋香的经验,不让他一个人长期包养,只让他包养两三个月,这样每个月的收入既高出许多,又不会影响我一生的自由。
    
    徐姐说,她最初下水的八十年代中期,国内的干部很穷,新兴的深圳也是如此,那时官商还没有分家,在深圳的各大公司领导人只能称作是经商的干部,而且大都很抠门,拿不出钱来,当时下水开始接客的姐妹们大都看不起国内的人,只接待台商港客,还有来深圳的外国人,对那些单身来深圳开办公司的国内干部很是怠慢。徐姐说,如果那时没有远见,没有点献身精神,就没有对那些革命经商干部的主动精神,也不会有以后的长远靠山及合作伙伴。也许是徐姐听说了我曾经当过罢工工人代表的英雄壮举,这使她联想到了她自己那个辉煌的青年时代,徐姐对我格外的关照。
    
    当然,我最感激徐姐的,不是她对我这些年来的格外关照,指点我打下了能够无忧的生活一生的经济基础,还在于她把妓女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吃饭的行当,抬高到了一个崇高的职业角度让我们认识。有了徐姐的这些教育,我并不认为我从事过的这个小姐行业有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有关方面将大批的小姐和嫖客抓起来,押在闹市区的街头游街示众,我感到无比的愤怒。这不用我去说了,在全国、也是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深圳市的有关方面为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做了检讨,这你都知道了。
    
    在我以前曾经同事过的那五六十个姐妹中,当然基本上都是被迫进入到这个卖身的行业的,卖身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生存。尽管她们那些小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难道这是因为无聊,去寻求刺激吗?还不是为了谋生,用自己的身子赚一碗饭吃。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靠卖地、卖国有企业、残酷剥削工人农民而使自己分一杯羹、迅速暴富,把大批的良家妇女驱赶到卖淫境地的共产党官僚,他们就不该反省一下吗?
    
    我说到“基本上”,是因为我们之中确实有主动来干这一行的,而且她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困难。徐姐悄悄地对我说过,过去她们东北有句老话: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就图个快活。以前,在来到深圳干上这行之前,她不相信,在干了这行许多年之后,她成为管理者之后,她才信了,因为我们之中就有这样的几个人。
    
    如果按照相貌、身材和年龄,她们几个都不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因为她们几个人的基本素质都远远不符合徐姐挑选我们时的那些标准,但徐姐居然破格接纳她们了,因为她们是徐姐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又都是实打实的富婆,她们干这一行是匿名的、悄悄的,真的是不图钱,就图个快活。
    
    徐姐有一个揽客的绝招,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至几个最优惠的价位,从一百元一位倒三百元一位不等,就像是大街上的那些餐厅,每一天都会有一味时尚特价菜品,作为揽客的亮点。每当徐姐挂牌出来,我们就会清楚,那几位大姐中的一两位大姐又来上岗无私奉献了。
    
    其中一位富婆有点小名气,因为她在深圳开着几家连锁店,是经销……你还是不知道得好。富婆是靠个人奋斗爬上来的,因为相貌、身材都长得太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并不是没有男人想娶富婆,是这个富婆天生不蠢,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长得难看,男人娶她,不过是图个家产,还不定结婚后会怎么样算计着谋财害命呢。所以她从不找男朋友,更不会结婚,她同徐姐相熟之后,多次诉苦,诉说自己性的寂寞,连个男人都没有尝过。徐姐听出她话里有话,于是在我们那里为富婆行了个方便,每当富婆感到性饥渴,需要男人的时候,就会开着她的宝马车悄悄来到我们楼下,专门的房间,无人打搅,行事保密,一切应有尽有,凡有优惠的牌子挂出,总会有为图便宜的男人前来上门,如果富婆悄悄将来客看过,尚不挑剔,就会开门迎客。富婆化名小川良子,迎合了一些喜欢嫖日本女人的心理,否则我们猜测很难会拉得来客人。灯光昏暗之下,只要躺在床上的是个女人,那里又够紧、够劲、够孟浪,客人是一般不再会挑剔的。富婆接客,有自己的方式,她常常戴着一副贵妇的面具,从不说话,在接连接了两三个客人之后,富婆感到够了,性事上满足了,就会洗洗涮涮后扬长而去,客人支付的那点嫖资充作房费。富婆经常还会在生意场上关照着徐姐和我们,深圳这个地方不大,偶尔在某个场合遇见了,彼此心照不宣,都装作不认识,昂首挺胸大步而去,世上的事,你说得清吗?
    
    还有一位贵妇,准确地说应该是家庭主妇,某位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贤妻良母,相貌可人、举止端庄,肤色白净,只是岁数大了些,四十来岁了。根据社会学家的统计调查,好像在每一千位的人里面,会有一位性欲十分强烈的患者,难以遏止自己的性需求。如果是男人,这一定会是嫖妓的老手或是性犯罪的老手,作为女人,这可就难说了。她是怎么同徐姐认识上的,又是怎么说通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每周会有一两次露面,化名安娜,我们也都习惯的称呼她安娜,从不去追究她的真实身份。安娜也是戴面具接客,不过可以说话,一口软软的有教养的台湾味国语,安娜的收费也高一些,五百元一位,有时客人预约的多了,甚至上涨到八百元。安娜的名声很响,只要是写着她名字的牌子挂出,总会有老客人从特殊渠道闻讯蜂拥而至。不过安娜是挑选客人的,看不上眼的,她从不接待,任你再大的价钱她也不接。专门服侍我们的佣工私下里告诉我说,安娜的体液很丰富,每次接待完一个客人都要重新更换床单和褥子,因为那里水淋淋的;如果床单、褥子没有湿透,安娜就会显得烦躁不安,说明上一个客人“不行”,早泄了,安娜要再接连接待客人,直到体液排除。
    
    我们对性欲如此旺盛的安娜,记忆犹新。是她的丈夫满足不了她,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当地的广东人、香港人,管这样的女人叫“老花痴”,意思是离不开男人。但自从2005年以后徐姐走了之后,安娜也就跟着彻底消失了,不知道她现在去了哪里,现在又怎么样了。
    
    我认为,凡是不为生活所迫的女人自愿来干这个行当,那一定是有某个生理或心理的原因,是一种病症,不是人身心健康的一种表现,我既不是妇科医生,也不是心理学家,我只是对自愿来干这一行的女人感到好奇。她们究竟是冒着被抓的风险来的,深圳的抓嫖运动名声在外。
    
    说心里话,我们对那些抓嫖的公安、治安员并无很大的恶感,抓嫖的不一定都是坏事,不一定处处都与我们小姐为敌,有时也是我们的帮手。我们是靠卖嫖吃饭的,他们则是靠抓嫖吃饭的,我们本质上相依为命,都是吃的同一种饭。你没看那些深圳的公安、治安员到现场抓嫖,出大门后离开了记者们的镜头,一扭脸先把小姐们给全放了,只把嫖客带走。为什么,他们明白,有“鸡”才能有“蛋”,把“鸡”杀了,今后的“蛋”也就没有了,他们也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他们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于是对小姐从宽,对嫖客从严,成为抓嫖界的一条定律。所以,他们在利用我们生存下去,发点小财,我们也在利用他们解点小难。
    
    啊,你在问我们是怎么样在利用他们——抓嫖的人。你知道男人最怕的是什么?是被抓、被打吗?也是,也都不是,他只要有权有钱,都可以把这一切给摆平了,他最害怕的是自己阳痿,自己的那个玩意成了废物,从此直立不起来了,享受不了性福的乐趣,这对他们才是打击最大的事情。
    
    深圳这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是个什么狗屁副局级的主任,刚任命不久,上面有大领导给他罩着,在深圳这里掌管着一摊不多不少的文化事务。这小子是个色鬼,自从上任后,发现了我们这块风水宝地,就常来常往了,他喜欢嫖妓,但从来都不花钱,一直是白嫖,他身体又好,一周至少要来两次,每次来,都折腾个够。他那个玩意又粗又大,像驴一样,他每次来又用了药,精神十足,总是把接待他的那个姐妹折磨得筋疲力尽。他长得像日本人,又是一副驴的长脸型,我们都叫他驴太郎。徐姐怕得罪他,央求我们看在她的面上,让着他点,由他而去,一晃就一年多过去了,这小子贪得无厌,仍不检点、也不收敛,一副不捞白不捞、吃白食吃到底的无赖架势。在这个期间我们有的姐妹极其厌恶他,匿名给深圳共产党的纪检委写告发信,想让上面敲打敲打他,使这个小子不要来了。但几封信发出,半年多时间,竟然没有一点效果,这小子仍然摆着干部威风横行如故。我们几个姐妹私下里悄悄商量,共产党里有这样的败类,真是坏到家了,不能便宜了这个小子,共产党的纪检委不办他,我们来收拾他,非要治治他不可。
    
    当然,我们当小姐的不是党的纪检部门,无法从党纪国法上制裁他,但我们惩治他有我们小姐的方法,而且绝不会是轻的,给他留一辈子。
    
    你知道,我们是妓女,同男人性交是我们的长项,我们知道男人在性交的过程中,最怕的是受到突然的惊吓,只要一吓,而且吓得够狠,够劲,够突如其来,让他冷不防,正在性交的男人会顿时阴缩、阳痿,从此后留下终生的病根,很难治愈。那天傍晚,这小子驴太郎酒足饭饱,又来嫖妓了,照例又闯进我们这套公寓里,姐妹们商量好,找个理由,把徐姐暂时支出去,由我来接待他。这个家伙,在性交上也同样极端自私,不等我准备好,就把我按倒在床上,硬塞了进来。我掌握着火候,不能早,也不能晚,他射精之后再吓就没有用了,我等他正在抽送的得意之间,一只手悄悄按响了床边通向门房的讯响器,那是我们内部一种小小的通讯方式,以备不测的。信号发出,姐妹们闻风而动,骤然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咚咚作响,大步冲上楼来,紧接着,房门被敲得大响,夹杂着男人的大声喝斥声,姐妹们齐声惊呼:“不好了,公安抓嫖来了,还有电视台记者、城管、治安大队,一起来了。”
    
    那一瞬间,我明显感到,我身上的这个男人身子突然一僵,下面那个粗大的玩意顿时缩成一团,溜了出来,看起来就像一块丑陋的橘子皮,我注意了一下,他一滴精液也没有射出来,成功了。那次是怎么收场的记不得了,总之,他灰溜溜的走了,从此后再没有来。很长时间后,有熟悉他的人对我们说,“驴太郎”正到处投医问药,甚至寻找庸医、偏方,治疗他的阳痿症,但总不见好,医生诊断说,他受了惊吓后遗症,要有一个很长的心理治疗期才行。
    
    这只是借钟馗之名来吓鬼,并不是真正的打鬼。但我们确实打过鬼,一个对我们小姐使过很坏招数的恶鬼。
    
    前些年,深圳出过一本描写妓女纪实生活的书,书中描写了一个颇有点小名气的小姐,年轻貌美,收费不低,她要求前来嫖她的那位港客戴上套子,这个港客很有几个臭钱,在东莞当地投资办厂,好像在工商联、政协都有点地位,有点臭身份,所以他才拿架子,不愿意戴套子,嫌“不舒服”。你知道,许多嫖客在跟小姐性交的时候都不愿意戴套子,可戴套子是干这一行的小姐们起码的要求,这也是小姐们自我保护的最起码的防线,不仅防止艾滋病,也防止各种性病、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有利于小姐和嫖客双方,你不戴怎么行呢?那个坏家伙那一次被迫戴了,他磨磨唧唧的付了钱,不高兴的走了。
    
    几天后,这个港客再来的时候(这些嫖客都是常客),他先付了钱,主动戴上套子,当他进到那位小姐的身体里去的时候,小姐痛苦得大叫一声,原来他在套子外面抹上了辣椒油,这个恶棍,以虐待小姐为乐。那个在阴道内被涂抹上辣椒油的小姐,在几个月时间都痛苦不堪,在这事发生之后,这个恶棍出现在我们这些小姐私下里流传的黑名单之上。每个有性怪癖,或者有虐待狂嗜好的嫖客,都会出现在我们小姐内部的黑名单上,不为别的,就为提前做个防范,到时候可以提前拒绝这种坏家伙。但是这个做完坏事的恶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踪迹,他是回香港了?还是留在东莞当地嫖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他的工厂还在东莞,他还会再来深圳的,因为全国各地第一流的小姐都聚集在深圳,这个好色之徒如同狗改不了吃屎,他在东莞会装得人模狗样,貌似正经,他要在外面嫖妓,不可能不来深圳。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真的又露面了。
    
    几个月后,他以为风声过去了,他欺负的小姐又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权无势,不能把他怎么样,他还是开着私家宝马车的香港大老板,有两个保镖当打手,别人不敢把他怎么样。这小子再来嫖妓的时候,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好好玩了,他内附金枪不倒药,外用印度神油,一来就点名要三个小姐陪伴,那个药果然厉害,把三个小姐折腾得死去活来,临时徐姐又追加了两个小姐,让他玩了个痛快。他走的时候很高兴,说一周后再来。这一次,小姐们相互串联,说宁可同归于尽,绝不能让这个混蛋再猖獗下去了。
    
    一周后一个下午,那个恶棍果然又来了,这一次,他说为了展现他的神威,他要六个最棒的小姐。在这一边,徐姐说因为人多,热闹,特地在另一幢楼里单独为他租下了一个大房间。这个大房间是某个公司退租后的门厅,场地果然宽敞,只可惜没有床,在地上铺了一个大床垫子。那些个小姐也招呼来了,一共十来个,个个青春靓丽,一个个让港客当面检验,亲自挑选,港客也一个个摸胸捏臀,检查得分外认真,不合适的当即撤换。徐姐对挑剔不已的港客说,我们这里准备了二十多个小姐,一定会让客人满意,让客人玩得尽兴。
    
    性事前的香槟酒和一食盒小吃拼盘是港客自己带来的,他嫌我们这里准备的酒菜不高级,会坏了他的雅兴,两个保镖按惯例和汽车一起留在前面的院子内。港客由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陪着,这几个小姐是我们从外面的餐厅里特地请来的陪酒小姐,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能人,她们高超的陪酒艺术是我们这些小姐所不具备的,她们来的时候,说好是“卖笑不卖身”,只陪喝酒吃饭,不陪上床。上床是我们这边的专业技能。港客在专业陪酒小姐的恭维逢迎之下,得意忘形,他就着香槟酒和餐前小吃,服下了随身带来的金枪不倒药,然后泡在宽大的澡盆里,静静地等待性药产生兴奋作用。他感到在浴缸的热水里,他的阴茎隐隐在躁动,接着,随着血管蓬蓬的跳动,他的阴茎开始充血,涨大,龟头像一朵盛开的蘑菇。他站起身来,跨出浴缸,连浴巾都懒得拿,赤着身子走出卫生间,去招呼小姐。他要在一个又一个的小姐身上显神威了。
    
    在此之前,我们这些小姐们聚在一起,群策群力,商量着怎么样对付这个坏到极点的恶棍。小姐们发现,恶棍服药后的阴茎膨胀,同一般性交时的阴茎膨胀完全不一样,由于药物的刺激作用,这种阴茎的膨胀要持续至少一个多小时才能萎缩下来,而且在膨胀时你浇凉水也不行,这种服了药的阴茎是不会萎缩的,永远直撅撅的突挺着。有经验的姐妹们说,如果不是性交,用姐妹的性器官作持续的局部按摩,那小子怕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能软缩吧。这就是对付他的最有效办法。
    
    那天下午,当港客赤裸着身子泡在大浴缸里,静静地等待着性药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几个小姐分别用电话机通知罗湖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说是有一个陌生的港商在这里服了性药嫖妓,一次要嫖许多个小姐;接着打给几家熟悉的报刊媒体,当然没忘了还有深圳电视台的社会法制节目组,当港客赤着身子走近床垫子,招呼小姐过来的时候,警车、新闻采访车、举着闪光灯、摄像机的记者们蜂拥而至,在一路热心行人——实际上是我们小姐的指点下快速冲进了这间大厅,将赤着身子的港客和那几个陪酒的小姐当场捕获。
    
    陪酒的那几个小姐不用发愁,问清楚了,当即就放掉了,问题是那个服了春药的港客。你没有亲眼看到那个尴尬的时刻,港客的生殖器始终直撅撅地挺立着,弯不下来,他没有办法穿上裤子,就连穿上宽大的浴衣,他前面的那个地方仍然显眼地挺立着,让那些在场拍摄的男女记者们目瞪口呆。他被带走了,是去了医院还是去了看守所,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他再没有回来过。港客的这次抓嫖事件在我们国内、在深圳这里没有怎么被大肆宣扬,但在香港那边的报纸上却被大肆炒作,掀起了轩然大波。听说东莞方面鉴于他的丑闻,在国内有了不良记录的案底,撤销了他的工商联和政协委员的荣誉席位,他回到了香港,偶尔来到东莞管理工厂,也像做贼一样,偷偷的来,偷偷的走,再不敢趾高气昂的嫖妓了。你看,我们这些被人蹂躏的小姐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只要我们齐心,也能成事。
    
    这都是徐姐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徐姐来深圳的年头早,她的许多熟人在深圳、蛇口、珠海扎下了根,有的还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有了他们这些人的暗中关照,徐姐的事情才顺的多。在两年多前深圳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扫黄前夕,徐姐的后援提前通风报信,让徐姐有机会金盆洗手,带着多年的积蓄远走高飞。徐姐在走之前,将我们这些人都作了一一安排,你看,人家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干部,对我们负责到底,妥善安置,一包到底,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你出了文锦花园的前门,沿着前面那条笔直的深南东路向西走,在接近闹市区时,街角上有一座不大显眼的大楼,叫建工大厦,徐姐临走之前,安排我在那里当公关部的职员,俗称公关小姐。因为建工大厦的总经理是个女的,徐姐的铁姐妹,当年一起的党员团干部,在开拓深圳这个新兴的经济特区时,她们建筑部门可是大显身手,在深圳扎下了根。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顺势修成正果,扎下根来,混上一个好的工作,走上正道。哎,一言难尽。因为我是农村户口,不是正式的雇员,没有人事档案,只是临时聘用的人员,虽然坐办公室,搞接待,但和那些在餐厅里端盘子的农民工服务员同一个待遇。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干果我们这一行的人,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不是正经人了,也没有正经人的社会地位,只要是有权支配我的那些大小部门领导,不少人别看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后没有不想来沾我便宜的。在建工大厦,总经理是女的,对我不错,可书记、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后勤主任、人事部主任都是男的,他们不时的把我呼来喝去,寻找凑近乎的机会,就连小小的厨师长、餐厅主任也是如此。我在楼顶宿舍的门锁经常被撞开,那些大小领导们殷勤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一进屋来就屁股沉的不想走开,不久,有关我的谣言就出来了。
    
    再接着,那位女总经理找我谈话,说在我来之前,她们的这个领导班子是团结的,整个大厦是纯洁的,对外的名声也是好的,自从我来了之后,领导班子离心离德,开始闹分裂了,大厦员工中也开始闹不团结,为了我争风吃醋,对外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以前大厦住宿的上客率不过四五成,现在天天增加到七八成,许多人都是长期包房,就连各城市、各大公司驻深圳办事处在建工大厦的机构包房也增多了,客房服务员们都议论纷纷,说是你这个公关小姐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把客人招来的。总经理特别强调说,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北京建工集团的国营机构呀。
    
    得,您别说了,我明白了,不就是要我走吗?好,我走。您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罪状都归结于我,给我扣了一堆罪名再赶我走,伤了和气,我这个农村户口的乡下女娃,原本也没有想在你们这里飞黄腾达。
    
    你知道,我也知道,他们也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清白的良家妇女,我当时虽然才二十三四岁,但已经是下水七八年的老牌妓女,我捏扒过男人的那个东西,上千也打不住吧。男人一站到我的跟前,不用看他的眼神,只是透过那些微弱的性气息,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是否正派,打的是什么主意。我是卖过淫,但我并不是本性无法控制的淫贱女子,在建工大厦的这几个月,我确实冰清玉洁,守身如玉,没有勾引过一个男人。至于他们在背后算计什么,为了把我弄到手而使尽手腕,勾心斗角,那是他们人品素质不高的问题,何必要怪罪到我头上呢?
    
    时候我才知道,不久前,这位女总经理的丈夫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妩媚的小情人,再不回家来了,那个小情人,说不定就是我过去的姐妹之一。为了生存做了第三者,这也是我们这种边缘人的无奈。在此之前,总经理也是初中文化,甚至还不如我,她只上了老初二,就参加了工作,在我们过去很谈得来的时候,她说过实话,说她从脑袋到肚子,都是空空的,那个总经理架子是她硬端出来的,要撑个门面;她还恭维过我,说我学到的东西比她扎实。眼下,她心情不好,将她个人的生活不幸和单位的不顺都迁罪于我,我不恨她,她那点水平我很清楚,我只为她感到难过。
    
    像我这样的人下水七八年,做一个中等的“鸡”,个人的积蓄也是很可观的。我没有在老家盖房,找婆家,除了孝敬父母的一些钱,我把用我身子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因为我想的是要跳出农村,彻底的离开农村。我心里推算,那个极不得人心的农村户口和城镇商品粮户口的差别,迟早要取消的。我通过长期包租在建工大厦的一个办事处客户,在莲花山前面的华侨新村,花十二万盘过来一间卖成衣的铺面,装修之后,改成了美发店。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间店,六台椅子,三张按摩台子,十个小姐,还有我和一个搞卫生、做饭、看店门的刘嫂,一共十二个人,清一色都是女性。这里已经是深圳福田区的地界了,离我过去熟悉的罗湖区差了很远。美发店里这几个做美发的小姐,是我过去的伙伴,又都是我的后辈,不为别的,就因为相互知根底,我们都是一路货色,不会有互相看不起的问题。
    
    你要问我挑雇员最看重的是什么?当然是人品,我永远认为,人品才是第一位的。你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许多沦为妓女的小姐,内心却是最纯洁的,是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她们不怕吃苦,朴实、诚实,任劳任怨,同这样的伙伴在一起,也是最安全的。我没有入过党,没有当过干部,徐姐梳拢党政干部的那两下子我做不来,既然做不来我就远远躲开他们,免得相互为敌,互相伤害。
    
    你问我徐姐现在的消息,说实在话,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她自从走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也再也没有回来露面。从徐姐一向谨慎的过去来看,我思量,她其实并没有走远,就在附近不远处的某个地方,观察着深圳这边的社会情势。不,她绝不会回来了,不会再干这一行了。在这以前,一次闲谈中她曾经说过,她积攒了不少的钱,还要回到东北老家去,回到她下岗的那个城市。她要在那里开一个火锅城,一个大大的火锅城,专门雇用她过去的下岗姐妹和她们的子女,帮助她们脱贫。共产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失信于工人阶级的地方,她徐姐要做到,要为失信的共产党补偿回来。
    
    徐姐是说到做到的。徐姐不是一般的人,她喜欢读书,常托往来进出境的香港人为她带书。直到去年,还有她过去熟悉的香港读书人来我这里找她,为她带来了几本新书,喏,你看,我把书都给留下了,想学一下徐姐,也认真的读读书,就是这几本,宗凤鸣写的《赵紫阳》、张戎写的《毛泽东》、丁凯文写的《林彪》,我不一定都读得懂,但读了总有好处不是?会使头脑明白一点。徐姐不仅是一只凤,她更像是一条龙,神龙是见首不见尾的,所以你抓不到她的痕迹,是不是这样?袁记者。
    
    自从那次深圳发动那次史无前例的大扫黄之后,你以为深圳的卖淫现象绝迹了吗?不,其实只是做得更分散,更隐蔽了。据我这个过来人的观察和分析,在深圳吃脱裤子这碗饭的妇女,不下十二三万人,其中十来万人都是自发的,自主经营的下等“鸡”,她们分布在深圳的周边及其乡镇,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聚集的那些地方,收费低廉,为一般的深圳务工人员和远离家乡的农民工服务,解决他们的性饥渴问题。正是这些姐妹的奉献精神,既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又为大力减少深圳地区的性犯罪、性暴力做出了贡献,难道不是这样吗?
    
    至于那些栖身在各个夜总会、俱乐部、度假村、海上乐园、旅游中心,或者某某大厦公关部的那些中等“鸡”、上等“鸡”们,那些小姐另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她们也是深圳繁荣昌盛的有功之臣,难道不是这样吗?“娼盛”与繁荣是分不开的,小姐与嫖客各有所需,在相互的交易中各取所得,从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并不是小姐和嫖客,而是深圳的地方政府和那些商家。这个道理,连我这个不懂经济的农村小女子都看明白了,深圳最近那一次又一次的扫黄行动,大张旗鼓,又是抓人、又是游街示众,何苦呢,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没有了妓女就是社会主义了?社会就干净了?鬼才相信。
    
    你问现在我这里的小姐还做不做?这你要当面去问她们了,我只是不允许她们在店里做,不允许她们公开拉客,其他的我就不去干涉她们的个人私生活了。她们租住的是附近的农民房,为了便宜,她们是合租的,在那里做什么是她们的个人自由,店外面的一切收入都归她们个人所有。你看,我们这条街的前面就是福田区公安分局,还有福田区法院和检察院,我们却从没有一个姐妹因卖淫落网,被政府处罚。在这里安全得很,起码目前是这样,个中原因,不用我来解释了吧。
    
    说到我的将来,在成都的武侯祠旁边开一家小店,将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是我最世俗、也是最实际的一个想法,说心里话,对这个将来的长远打算我不太喜欢。我二十六了,将来在成都找个城里人做对象并不难,我长得好看,又有钱,会是不少城里年轻人追逐的对象。但是从心理上讲,我好像是一个过来人了,经受过人生中所有的一切,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大悲大喜,我好像看透了人世,也看厌了人世,有一种想出家避世的感觉。钱财再多,有什么用呢?我想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顿下来,把全部钱财往寺庙里一捐,从此吃斋念佛,了此终生。如果舍不得脑瓜顶上的这头青丝,出家找一个合适的道观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跟你说,袁记者,我从十六岁开始接客,刚开始那几年对频繁的性生活还不反感,倒觉得乐趣不少,几年之后,我觉得性欲减退了,反而要强刺激才行,才会有性生活的快感。前年的一次做妇科检查时,那个熟悉多年的医生对我说,我是因为最初接客时的年龄太小,也太频繁了,阴道粘膜受到的刺激太多,产生病变,所以比一般常人的增厚了许多,感觉细胞自然也迟钝了,所以快感也减少了。这也是我这两年逐渐退出这个行当的主要原因,一个体会不到快感的性生活,我现在不想要,将来又未尝想要呢。你想组建你的家庭,将来同你丈夫的性生活怎么办?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家庭是不可想象的。难呀,我真的是进退两难。
    
    啊,袁记者,我随便扯扯,不想一扯远了就触到个人的伤心事了,跟你们记者,还是说话要小心呐,一不小心,说得太多了,把我自己的满盘私事都抖搂出来了。
    
    呦,外面是怎么回事?鞭炮一齐都响起来了,震耳欲聋呀,到十二点了?这么快?到鼠年了吧?这鞭炮声吵得,你说的话我都听不见了。袁记者,今天的采访到此为止,就这样吧,鼠年有鼠年的新气象,老鼠的特征就是偷偷摸摸,往自己的洞里捣腾,哈,这恐怕仍然是我们全社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则吧。官鼠民鼠齐上阵,我们这个国家够闹腾的。好了,不多说了,袁记者,再见吧。再来的时候,希望你做个消费的客人来,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这间小小的美发店。到那时候,我一定介绍个最漂亮的小姐给你,你愿意做什么都行。
    
    哈哈,袁记者,你又脸红了。一个老爷们,脸皮比我们娘们还薄,就好像你们写文章从不撒谎似的。
    
    刘嫂,你帮我送一下客人。
    
    就这样吧,再见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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